摘要： 澄清认知、剖析症结和意义指引是思想咨商的主要环节，意义指引居于“顶层设计”的地位。思想咨商的意义指引有两个逻辑出发点，即个人的与社会的。马克思以社会发展为意义取向，对学院性的思想困惑和时代性的思想难题，如资本生成悖论、资本主义发展悖论和人的异化问题等，给出了精到的分析和洞彻的开解，具有丰富的群体思想咨商意蕴，对于化解思想咨商之当代中国式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中图分类号： B15; B8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2015307
On Implic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solving Doubts of Marx's Thought
WANG Xisheng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Key words： Marx's thought; group thought counseling; meaning guidance; life meaning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cognition， analyze the crux and meaning guidance is the main part of thought counseling. The “top design” status is meaning guidance in thought counseling. There are two points in meaning guidance that ar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Marx analyzes the academic or the social ideological confusion from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s meaning orientation， such as paradox of capital formation， paradox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issue of human alienation， and gives subtle analysis and thorough explanation， which contain rich implication of the group thought counseling， and have important inspir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style problem solution of thought counseling.
第2期王习胜： 马克思思想的咨商解惑意蕴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依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精神，马克思一生至少有两大发现，一是基于唯物史观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二是基于剩余价值学说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特殊规律。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解和误识，似乎马克思只关注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事实问题，缺少对“现实的人”的思想之人文关怀。本文试图以几个个案，呈现马克思思想①中的人文意蕴，彰显其所饱含的开解世人思想困惑的咨商意义。
一、思想咨商的意义路向与马克思思想解惑的意义归置
思想咨商是基于意义指引的“解惑、去苦”之思想关怀活动。这一活动过程可被分解为多个环节，笔者曾将其分解为倾听、叫停自动思维、问题化、逻辑分析、化解认知症结、意义指引和思想开解等七个环节。[1]这些环节大多是技术性的，比如“倾听”“叫停自动思维”“逻辑分析”等，也有哲学性的，比如“问题化”等。这些技术性和哲学性的环节，对澄清求助者混乱的认知，辨识和分析其思想症结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些技术性和哲学性的环节，思想咨商师就无从了解和把握求助者的思想状况及其症结之所在，也就无从为求助者给出条分缕析的思想解说。但是，思想咨商仅仅依靠这些技术性和哲学性的环节是不够的，因为思想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思想的与观念的问题。虽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涉及“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认知问题，但更多关涉的是“为了什么”的目的与意义的问题，即生存是“为了什么”、生活“有什么意义”、生命“有什么价值”等。
显然，这些都是涉及价值观念的问题，在更为准确的意义上说，是关涉人生价值观的问题。生存是艰难还是幸福，生命是有意义的还是无价值的，生活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这些感受、态度和情绪都可以找到其思想观念特别是其价值观念的根源。正是价值观念的作用，正是出于对“意义”的追求，人才异之于禽兽，才具有独特的人文情怀。相应的，人之所以会有思想的困惑、精神的痛苦，也正是因为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所具有这种特殊的非生物性的人文意蕴。所以，思想困惑只有在人生价值观层面才能找到它的最终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获得真正的解答。因此，在思想咨商中“意义指引”是居于“顶层设计”地位的。
人生价值观层面的“意义指引”有两个逻辑出发点，一是个人的需要及其价值实现，二是社会的需要及其价值实现。如果将这两个出发点截然分开，固守一端，就容易形成“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偏狭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这两种偏狭的观念都有人坚持，也各有其存在的空间。就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思想咨商而言，笔者倾向于将这两个逻辑出发点看作是两种思想解惑的维度，即“个人维度”与“社会维度”，而不是相互拒斥对方存在之合理性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其实，在个人需要及其价值实现与社会需要及其价值实现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鸿沟，二者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消解特定对象及其具体的思想困惑的问题上，针对具体的问题域，不能单独以“个人维度”或以“社会维度”进行开解，或者侧重从个人维度或社会维度进行开解。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乃至在道德生活领域，思想咨商的意义指引主要是从个人维度铺展的，因为日常生活和道德践行主要是个体性的活动，满足个体需要及其价值实现是开解“现实的人”具体而又特殊的思想困惑之基本诉求;至于在职业价值取向乃至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思想困惑的开解则应该从社会维度铺展，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是个体谋生的手段，但其工作产品的意义或价值毕竟要在社会层面才能获得真正的实现。政治生活其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人的“类”活动，非个体性的特殊活动。所以，在面对不同对象具体的思想困惑时，思想咨商应该有不同的维度选择。
从个体或社会的逻辑出发点看马克思思想“解惑”的意义维度，我们并不难对其进行类别的归置&mda
sh;—它显然是“社会维度”的，即它开解思想的意义指向是侧重于社会发展之层面的，也就是以社会需要及其价值实现为诉求的。这是因为唯物史观乃至剩余价值学说，所反映和揭示的都不是个体具体的和特殊的思想问题，而是群体性的、社会性、时代性甚至是历史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青年马克思就已发现，发展的辩证法往往是进步的经济改造与人类的痛苦同时出现的，而这对矛盾又不能通过废弃进步的经济改造获得解决，只能在解脱人类痛苦的方面寻找出路。那么，解决人类痛苦的出路在哪里呢？在科隆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时，马克思就逐渐觉悟到，面对穷人的“林木盗窃”，面对限制言论自由的新闻检查，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在痛恨那些森林占有者和新闻检查官身上，而要追问支持森林占有者和新闻检察官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林木盗窃法”和“书报检查制度”。由此，他走上了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求解决“现实的人”普遍的精神痛苦之路，才将“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
这样的批判，关注的焦点显然不是在具体个体的思想困惑之上，而是在人类群体特别是无产者的精神痛苦方面，个体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2]539。正是从社会、历史的逻辑点出发，才会出现这样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即“在恩格斯的终身伴侣逝世之际，马克思只表现了有限的同情。他那寥寥几句的慰问信甚至使极其忠诚的友人都感到——暂时地——不快”[3]120，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本人没有个体性的思想困惑和精神痛苦，马克思是伟人，也是尘世中的凡人，当他年仅8岁的孩子埃德加·穆希（Edgar Musch）夭折时，他同样为失去爱子而痛苦得难以言表。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
他之所以能够忍受丧子之痛，能够“放得下”这份私人情感的痛苦，是因为他时刻希望与恩格斯“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3]123。这个“意义”就是无产者的彻底解放和人类社会终极发展的事业。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开解世人思想困惑的意义指引，主要是从社会需要及其价值实现的维度展开的。
二、马克思思想解惑的个案举要
对“现实的人”普遍痛苦的关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社会终极发展的思考，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大多具有开解世人认知困惑、思想困扰或意义迷茫的功能与意义。本文限于篇幅，只能从中撷取思想认知、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等主题中的几例个案，呈现马克思思想所内蕴的咨商解惑意蕴。
（一）消解资本生成悖论，开解古典经济学家的认知困惑
“知、情、意、信”是广义“思想”之主要结构和要素，其中“认知”在思想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认知混乱是造成思想困惑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思想主体因其思考的问题不同，造成认知困惑的情况也会有所差异。就对社会发展而言，经济问题无疑是人们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困扰经济学家的重要难题之一就是资本生成问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死货币何以能够变成活资本，或者说，钱到底是如何能“生”钱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行现象出发，勾画出“货币-商品-货币ˊ”（G-W-Gˊ）的变化运行路线，在没有区分“资本”和“财富”之差异的前提下，给出了利润是通过货币在贱买贵卖的流通中产生的、货币只有在商品流通中才能变成资本的论断。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鼻祖的重农主义者认为，货币只是为了便利商品流转和获得资本的流通手段，其本身并不是资本，财富只有通过生产才能增加，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只有投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本才是真正能够带来利润和财富的资本。重商主义者与重农主义者各执一词，却皆有道理，这就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推入恶性循环的悖论陷阱中：
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
我们知道，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逻辑矛盾是思维混乱的表现。资本生成悖论所带来的后果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商品与资本、价值与价格、剩余价值与利润等显得极为混乱，由此导致的认知分歧很难消解。资 本生成悖论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以及研习政治经济学的人所造成的思想之困苦是可以想象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这份困苦是马克思帮助消解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的理论研究成果。他认为，重农学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是极为重要的理论见解，其所指认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虽然有失偏颇，但的确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重商学派从流通领域研究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运行路径也是极富价值的，因为，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的呢？马克思从资本的周转角度，按照资本的不同部分之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的方式，把资本划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并根据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价值增值中所具有的不同职能，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可变资本中，因为有劳动力的参与、劳动价值的产生而产生了剩余价值：
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货币所有者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劳动力被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它自身的日价值多……货币所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5]
今天我们知道，资本是以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不同形式存在的，重商主义者只是抓住货币的循环形式考察资本的运动，重农学派只是从商品资本的循环中考察资本运动，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则从生产资本循环中认识资本的运动，由于这些学派都是各执“资本”属性之一端，难以全面地把握资本生成的真正本质。马克思不仅对“资本”的性质和形式作了细致分析，而且将资本运行的三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面考察资本运动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在发现剩余价值秘密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生成的真相。这一悖论的消解，不仅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更是让困苦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获得了彻悟的思想开解。
（二）消解资本主义发展悖论，开解原始资本主义时代性社会发展道路的困境
打着自由、理性的大旗，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资产阶级，通过削弱神权和限制王权，为资本的逐利本性铺平了张扬的道路。当资本的逐利本性得到肆意张扬时，带给资本主义的不再是短期的社会生产率的高涨，也为它留下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发展悖论。
在物质生产方面，骄横的资本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失衡。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要把“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
人，丧失了超越物质利益世俗性的人文精神，放弃了对伦理精神和道德境界的追求，变成了内心充满孤独的逐利的“原子”，“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久而久之……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10]1867年前后，欧洲资本主义中心的“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根本不管别人死活”[7]134。或如有的经济学家所指认的，这种资本主义几乎走到了尽头，“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7]135。
在原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越是发展越是倒退、越是发展越是走向毁灭”的发展悖论是其自身所不能解决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在马克思去世后的130多年里还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时段还出现过辉煌呢，究其根由，恰恰是它们得益于马克思的批判，是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帮助资本主义缓解了其发展中的时代性困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对支持其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制形式的批判，即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指出：
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11]
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正是汲取了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批判、对剩余价值的批判，以及对极端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批判，通过调整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推行股份制，通过“做大蛋糕”特别是通过科技创新——增大资本利润而增加社会福利，通过法制和法治的建设而部分地实现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公平，通过限制极端个人主义——以“有道德的利己”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福利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其极端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微调，一些所谓的“有道德的利己”论调不断被提出来，并作为新的价值观被倡导，如理性个人主义、合理个人主义、新个体主义等，可以看作是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粗陋个人主义的升级版，即精致的个人主义。方式实现“ 道德资本主义——协调私利与公益”参见[美]斯蒂芬·杨《道德资本主义：协调私利与公益》，余彬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作为“考克斯商业原则指导手册”，书中明确提出了要与“割喉式生存”的野蛮资本主义分道扬镳，进而提出“道德资本主义”的口号，试图要“将私利投入公益”、要“让贫困走开”。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精致的个人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价值观中的体现。的关系等，实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精神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转变，即“一部分人财富增加，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透过严刑峻法、阻断官商勾结和内部交易，保证社会基本公平;藏富于民”[7]130-143等。通过这些调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化，才避开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布下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咒语而得以继续生存。可以推想，现代资本主义若想继续发展，自我救赎，就必须要继续进行自我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化是其必然要走的道路。显然，这也是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的。
（三）消解人的异化难题，开解世人关于人类的发展取向的困惑
“异化”原先是一个法权概念而非学术概念，早在17、18世纪，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卢梭等人将“权利”的转让视
作“异化”，后来人们将“关系的疏远”也看作异化。到了18、19世纪，德国哲学家开始用“异化”指称“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比如，黑格尔把异化看作是客观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我否定与对立的一个环节。费尔巴哈从人的本质角度看异化，他认为人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认识自己，以宗教的方式认识自己就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赫斯认为，人的异化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观念世界中创造了“上帝”，二是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了“金钱”，人创造了“上帝”和“金钱”之后，又被自己的创造物所驱使和统治，造成了人的异化。这些“异化”如何获得解决呢？黑格尔指望的是客观精神的自我运动，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克服异化，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概念思辨。费尔巴哈指望的是批判宗教以恢复人的本质，其实，仅仅批判宗教是无法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回归的。赫斯的分析虽然比费尔巴哈有所深入，但同样囿于伦理的人本主义，也找不到走出人的异化困境的现实出路。
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也看到了人的异化问题，并在标志其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发源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本义应当是人的自由、自觉的行为，是人自由、自觉地将自己的本质外化和对象化的过程，是人的生命力的一种表征，因而是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劳动者应该充分享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中的劳动者应当是喜悦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不能享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反而被自己生产的产品所制约，工人必须集中精力去制造他们的产品，否则他们将面临被解雇;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必须尽快销售出去，否则他们将拿不到报酬。[12]在生产中，“工人”被降到了机器或“物”的水平，把本来应该是“自主活动、自由活动”的劳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3]58，看不到劳动所应该具有的“自由、自觉地将自己的本质外化和对象化”的“生命力的表征”，使得劳动者无法从生产劳动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意义，这样的劳动只是对自己生存意义的否定，是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如何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呢？马克思给的出路是走向“共产主义”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理论课题。把共产主义设想为在物质财富方面“按需分配”的社会形式，是对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读，也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遭遇到的难以说清的问题之一。。由于人的异化和劳动异化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种制度“使得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3]85要改变这种愚蠢和片面，一方面要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就是要在保留私有财产之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扬弃其使人自我异化的东西，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人自身的素养，因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13]87。
只有提升了人自身的素养才能真正确证人的本质。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和实现人的本质回归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81。人的异化被解决的状态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劳动异化被克服之后应该是“由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13]129。马克思指明的共产主义道路，不仅化解了世人对人的终极发展取向的困惑，而且已经成为无数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信仰，并将其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远大目标。
三、马克思思想解惑的当代咨商意义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马克思思想解惑的个案留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是答案，而应该是化解思想困惑的方法。那么，从马克思思想解惑的个案中我们能够得到哪些思想咨商的方法论启迪呢？
（一）要以科学理论解决认知困惑
“思想”具有复杂的要素和结构，如前文所论，价值和意义在其中居于“顶层设计”的地位，而认知则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澄清认知是解决思想困惑的首要环节。马克思思想之所以能够解决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生成悖论的困惑、解决资本主义时代性的发展悖论难题，解决历史性的人类发展取向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的无可辩驳的科学性。所谓科学性，简单地说，就是科学的属性。至于何谓科学，有哪些属性，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总是离不开它的根本属性——客观性。所谓科学之客观性就是对规律的揭示和呈现。揭示或呈现了自然规律的理论是自然科学，揭示和呈现了社会规律的理论是社会科学，而揭示或呈现了人类思想规律的理论便是人文科学。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特殊规律，正是因为马克思思想揭示和呈现了这些规律，它才具有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乃至广大无产者无比信服的说服力，才具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评价的那种“豁然开朗了”的解惑效果。马克思思想的这些个案启示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开思想的“扣子”，仅有关爱的道义情怀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和创造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
（二）要以意义指引消解思想困惑
困惑、困扰、纠结、悔恨等情绪反应，在归
根结蒂的意义上，关涉思想内容中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涉及个体或群体乃至社会对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的体悟、指认和选择问题，因此，只有在思想的层面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负性情绪的症结。因此，在思想咨商中，技术性的分析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意义指引”之“顶层设计”的功用，否则，思想咨商将会陷入繁琐的语义或情绪的丛林而难以获得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解惑效果。马克思思想之所以具有良好的解惑效果，与其引领世人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知自己、认识未来之意义和价值指向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完美”[3]2作为职业选择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始终伴随着马克思的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上述几个思想解惑的个案中，马克思的这种意义情怀同样饱含其中。比如，消解资本生成悖论是出于对贫苦民众和工人阶级精神和肉体痛苦的同情;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不忍“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物化”和“孤立”[15]，而共产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所陷入的“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的困局的开解，是对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与其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怀。这里，马克思思想给我们另一启示是：思想咨商不可能“价值中立”。
（三）要以“共识”方式解决群体思想困惑
在思想的要素和结构中，“情”和“意”，即情绪、情感与情结，意识与意志等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不仅是思想的构成要素，也是外显思想的重要的表达形式，所以，在个体思想咨商中，平复情绪、了解情结、达至“共情”，形成意识、坚强意志等是十分重要的咨商路径，咨商师与求助者之间如果能够产生“共情”将更易于发现思想症结、消解思想困惑，但在群体思想咨商中，个体的具体独特的情感、情绪、情结乃至其意识、意志和态度倾向等很难得到特别关注，只能抽离其个性而在群体之“一般”的层面考量其共性的问题。此外，群体思想困惑究竟能否化解，还要经得住群体的集体理性的追问。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群体性、时代性、历史性的解惑效果启示我们：化解群体之共性问题的重心不在于“共情”而在于“共识”。只有以科学的、充分的道理说服人，才能真正开解群体思想之困惑。
马克思思想解惑的效果已为历史所证明，其中的个案有的已成历史，有的仍在发挥作用。温故马克思的解惑思想，除了对我们开展思想咨商活动具有方法论的启迪之外，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意义”：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思潮迭起、价值多元、文化多样，这在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更多色彩和滋养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时代性的思想冲突和困惑。既然群体的或时代性的思想困惑难以通过心理共情的方式获得解决，只有通过价值共识或意义认同的方式获得解决，那么，要解决思想咨商之当代中国式问题[16]，就必须要深刻挖掘马克思思想的咨商解惑资源，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科学而且丰富的思想咨商理论，同时还要树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唯有在理想信念方面获得了普遍认同，在咨商理论方面得到了普遍理解，在价值观层面获得了普遍共识，作为时代性的中国式思想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完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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