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语文学范式中的翻译研究以及后来语言学派的对等论，其核心都是翻译的忠实对等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翻译理论观进行了颠覆，让翻译走出传统的语言层面，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意识、文化等层面。
关键词：忠实对等论；赛义德；东方主义；文本研究；外部因素
引言
中外翻译理论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哲学、文学和语言观的更新总会引起翻译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初, 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科学派”的研究范式把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中解脱出来，使翻译研究走上系统化、理论化的轨道。但语言学派的理论“未免过于简单, 说到底不过是个等值理论”（转引自何绍斌 11）。语言学派的理论终究还是未逃脱传统的“忠实对等论”。1972年，荷兰学者杰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s）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宣读了《翻译研究的名于实》一文，它“通常被看作是这一学科诞生的宣言书”。（Munday 14）这一学科即指“翻译研究”。自此，“翻译研究”这一学科再一次实现范式转移，走出传统译论的忠实对等论。90年代初，Bassnett与Lefevere提出“文化转向”的口号, 认为翻译的单位不再是词语或句子, 甚至不是语篇,而是文化( 8) 。同时,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翻译家们逐渐认识到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把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文化语境，文化霸权，民族身份等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
一 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中的问题
“从传统上讲，翻译是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实在（reality）、再现(representation) 与知识（knowledge）的观念之上。实在被视为是毫无疑问 ‘存在那里’ （out there）的某种东西，知识是关于这实在的再现（a representation of this reality），而再现则可不经中介直达透明的实在（a transparent reality）。”（费小平 21）实际上，这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之主客体二分的观念密不可分。“形而上学”指人们在对世界、存在、物质和意识等哲学范畴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假定语言从属于它以外的某种不变的存在—如观念本质、生命本源、终极目的、真理、先验性、上帝和人等等，即预设了一个永恒在场的终级范畴，它被看作是支配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终级力量。因此，翻译从来都是以原文为中心的活动，译者必须无条件的尊重原文，“忠实对等论”成为了不可颠覆的翻译标准。
20世纪初以来，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蓬勃发展。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著名语言学家、译论家奈达借鉴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以其翻译《圣经》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翻译中的“最贴切的自然对等”，提出了 “翻译的科学”。其后的波波维奇、纽马克、柯勒、切斯曼特等都是对等论或等值论的忠实守护者。毋庸置疑，他们将语言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方法促进了翻译的发展。但是，他们终究没有逃脱传统的“忠实对等论”的窠臼。
这种 “忠实对等论”中其实暗藏了许多预设。
1.作者的意图或是文本的意义是确定存在的，是可以为理想的译者所完全把握的；
2.不同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特性，因而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3.语言是意义的透明载体，译者能够把作者的意图或是文本的意义从原文中剥离出来，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将其重新表达出来；
4.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地位在客观上是完全平等的；翻译用语都是两种文化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对话、交流，而客观现实也是如此；
5.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译者的文化立场也绝对是不偏不倚的；
6.只要译者力图忠实地再现原著，那么他（她）的行为就必定是一种中立地、价值无涉的行为。（孙会军 7-8）
人们从来不去置疑这些预设, 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因而导致了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盲点。人们从来都认为翻译是透明的，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表述和再现。可是, 语言之间果真平等吗?翻译又果真如此透明纯洁吗?
二 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基础
“后殖民”是相对“前殖民”而言的,“前殖民”指19世纪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军事殖民, 而“后殖民”则指20世纪以来第一世界国家对第三世界民族所进行的一场文化殖民。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朱立元 414)。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批评话语, “首次将西方对东方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将研究重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动向。它侧重于分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关于种族/文化/历史的“他者”的表述, 揭露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局限性, 试图重新界定文化象征的过程, 使民族、文化或团体成为话语的“主体”和心理认同的对象”(张京瑗 4—5)。简而言之，后殖民主义即“后”宗主国或第一世界通过语言控制和文化霸权对“后”殖民地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侵略和知识渗透。
法侬是后殖民批评的先声。但真正推进后殖民批评发展的是赛义德(Said), 以其《东方主义》在1978年的发表为标志。
《东方主义》讨论了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探讨了西方人在 “欧洲中心主义论” 的前提下构建的 “东方主义”。“东方主义”中的东方并非真正实在的东方本身，而是以欧洲为模板，构建的一种与西方相对的东方。赛义德认为，一方面,在西方人眼中,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异域文化的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欲望。另一方面,东方又以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和“他者”的形象存在,被西方人认为有着幼稚、懒惰、愚昧等习性,以显示西方文化的无上优越感。（朱立元，417）说到底,《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试图制约控制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和政治教义,它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西方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且把“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完成在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赛义德并不是很多人所谓的简单的反对西方霸权，提倡民族反抗，
而是倡导一种多元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其次，赛义德提倡文本研究与文化政治批判策略。他认为，文本的物质性和自足性十分可疑, 认为文本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和社会关系之中, 受到法律、经济和社会的制约, 同时受到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氛围的影响（朱立元 421-422）。所以，文本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三 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的影响——走出传统，走向多元
尽管赛义德提出的后殖民理论是针对文学和文学文本的, 但其理论的提出对后来翻译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殖民批评理论同样可以映射到翻译中，对传统的翻译进行致命的打击，并对翻译研究有了新的启发。
第一，“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指出了中西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的实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原作与译作二元对立，原作至高无上，译作必须依附原作，力求忠实。这种“原作—摹本”的观念已潜移默化为人们的无意识, 即殖民者及其语言文化是“原作”, 居于支配地位；而被殖民者及其语言文化是“摹本”，居于从属地位。殖民者的“原作”形象具化为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 被殖民者的“摹本”形象具化为边缘和他者。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为唤醒人们走出传统的忠实对等论，消解二元对立铺平了道路。
第二，语言文字的不纯粹性下所隐藏的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文本的不自足性指出文本外的因素对文本的巨大作用，以及文本的非本质性，这要求人们走出传统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将翻译的外部因素，如社会，经济，政治，意识等都纳入翻译研究。 “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在这里被译语言不得不与译体语言对面遭逢，为它们之间不可简约之差别决一雌雄，这里有对权威的引用和对权威的挑战，对暧昧性的消解或对暧昧的创造，直到新词或新意义在译体语言中出现。”（刘禾，36）翻译其实是两种文化互相碰撞、互相冲突、互相协商的结果，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利的不平等，主流意识与非主流意识的对抗。无疑，这又是对传统忠实理论的一个突破。
第三，赛义德重视文本阅读和文本批评，突出批评者的重要性，对翻译中彰显译者的主体性也有启示。传统的忠实对等观中，译者总是隐身的，译作成功要归功于原作作者，译作失败则又是译者的失职，因为忠实对等就是译者的天职，原作与译作的对应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好像译者根本不曾存在过。后殖民理论的提出，使译者也有了合法的地位，译者的主体性不再被遮蔽。
结语
后殖民理论颠覆了传统的翻译忠实对等论，打破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格局，要求翻译不能仅限于关注语言层面的对等，而是开始审视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在翻译中所扮演的角色，开始审视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开始关注翻译中意识形态、权力因素的交锋，从而走向多元。翻译不再透明也不再纯洁无辜，相信考虑到这一点后，翻译研究会有一个新的开阔的视野。其实，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以及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得到蓬勃发展的。
参考文献：
祝朝伟，“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2005）：89-93。
作者简介：，湖南岳阳人，2007级四川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