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作为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巨著，《围城》英译者在国外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然而，通过中英文本细读，发现英译本中存在着文化误读，英译本疏离了原文本。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野，分析和阐释译本产生误读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细读,误读,疏离,后殖民翻译理论
一前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的重点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注重语言间文字层面的语际符号转换，翻译研究转而关注译本产生的文本外因素。翻译研究的飞地得到了拓展。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无疑给翻译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助推器。
钱钟书是一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作家，其《围城》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丰富多样的语言艺术，曲折复杂的情节结构以及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而著称于世。1979年，钱钟书的《围城》由美国作家兼翻译家珍尼凯利(JeanneKelly)译出初稿，再经美籍学者范国权(NathanK.Mao)校阅、润色、作序、附注，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时反应甚为热烈，美国图书协会曾选其为1980年至1981年度的卓越著作。国内学者对于《围城》中文本的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对《围城》英译本的研究还涉足不多。对英译本的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中英文本文字间的转换，立足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还鲜有提及。
本文通过选取《围城》中英文本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翻译，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角度，解读译本对中文本的疏离和变异。
二英译本的文化误读
《围城》英译本基本立足于直译，较为忠实于原著。然而，《围城》的文化内涵丰富，没有较为深厚的中国国学底蕴，是很难准确把握《围城》的。通过文本细读，发现英译本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围城》作者钱钟书饱读群书，贯通中西。四字成语是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围城》中不时展现了中国文字四字成语这一丰富的语言艺术。
董斜川道：“好，好，虽然‘马前泼水’，居然‘破镜重圆’，慎明兄将来的婚姻一定离合悲欢，大有可观。”
“…TungHsieh-ch’uansaid,‘well,now.Though‘waterwaspouredbeforethehorse,still,thebrokenmirrorwasmaderoundagain.’Shenming’sfuturemarriagewillcertainlybefullofvicissitudes.Itshouldbeworthwatching…”
在中国语境下，“马前泼水”比喻夫妻关系破裂，无法挽回而最终离异。但是由于译者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译成了“waterwaspouredbeforethehorse”（在马前倒水），没有很好的传达出原文的意境。不谙中文的目标语读者一般只能通过译本阅读文本，读者无法了解源语文化语境，在寓意和文化内涵上相去甚远的翻译文本无法传递出原文本的文化内涵。目标语读者无法从字面意思推测出作者的寓意，成语本身的深刻文化蕴含消失殆尽。
“破镜重圆”一词出自宋代李致远《碧牡丹》：“破镜重圆，分钗合钿，重寻绣户珠箔。”比喻夫妻失散或决裂后重新团聚与和好。“马前泼水”，“破镜重圆”在特定的语境下，创造出了理想的文学效果，被赋予了实在而独特的内容，并同现实世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破镜重圆”在英译本中被翻译为“thebrokenmirrorwasmaderoundagain”（破裂的镜子可以再次弄圆）。这样的译文与原文相聚甚远，无从传递出原文的神韵。目标语读者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镜子有各种形状，除了长的、圆的、方的，还有各种形状的。镜子破碎后需要的是“复原”，而不是“复圆”。译文读者不了解成语的文化背景和语境特征；译者也没有提供必要的注释。因而译本严重的疏离了原文本，无法向目标语读者传递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为语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不同语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翻译行为，其内容并不局限于语言符号翻译本身，更多的是关注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民族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俗风情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背景又是通过该民族的语言表现的。要更加确切的传递原文内在的文化信息，译者必须深入洞察翻译内容所涉及到的源语和目标语文化特征及差异，才能将双语的文化内涵适当对接。继而避免在翻译中出现疏离原文本的翻译行为。
“汝睹色起意，见异思迁。”
“Thesightofgirlshasmadeyouthinkofchange.”
“见异思迁”，出自先秦管仲《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指看见更加新奇的事物就改变原来的主意，形容意志不坚定，喜好不专一。在汉语特定的语境中是一个贬义词。然而，译文仅用了一个"change"是无法传递出原文的意境的，译本同样没有确切的传递出原文的文化内涵。
“Yourfuturewifemustcertainlybemyadopteddaughter.”
“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
英语的"adopteddaughter"（养女）是不可能等同于汉语语境中的“干女儿”的。“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基于语言层面的考虑与某种意识形态或诗学相冲突，就放弃对前者的考虑”。
本国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确定了译者对文本的接受与理解。翻译何种文本的选择过程体现在对具体文本内容和文化的接受程度。译者为了更好的得到潜在读者的认同与接受，不得不对文本进行改写，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译者习惯于用挪用自己母语中的思维定势，用目标语读者所乐于接受的方式和目标语现存的话语去改写和替代与目标语文化相类似的原文本。
"Thecradlehadbeenverywellchosen.Itwasthegardenofalocalmillionaire,inthecountrysideoftheP'ing-ch'engdistrict;itfacedastreamwithmountainsinthebackground".
“摇篮也挑选得很好，在平成县乡下的一个本地财主的花园里，面溪背山”。
英语世界的"millionaire"（百万富翁）摇身一变，成为了中文语境下的“本地财主”。“本地财主”是封建主义社会的中国特有的一类人，而“百万富翁”是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产物。同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一类人，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历史特征。翻译者趋于沟通的心理，尽可能使译作与译入语文化语境类同，从而激发译入语读者的共鸣。本土化过程是总体化的过程，即使它从来不是总体性的、从来不是天衣无缝的或终极的过程。可以说，在读者进一步解读译本、使之承载其他本土意义并服务于其他本土旨趣之前，译本早已字斟句酌过了。这种本土化过程看似寻常，却隐含了译者无视文化差异、随意改写异域文化、是自我文化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文化殖民主义的新变体。
三结语
《围城》英译本基本立足于原文本。然而，由于相异的具体文化语境和诗学，译者忽视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倾向于挪用目标语中的话语诠释中国文化，这是一种文化相对优越性的表现，不利于不同民族间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围城[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2 Jeanne Kelly, Nathan K.Mao, Fortress Besieged (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3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5).
4 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