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理论的关注焦点始终没能跳出“怎么译”三个字，其立论也多出自论者自身的翻译实践体会。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从语言学的立场出发，揭开了一个新的层面，即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有另一批学者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这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本文中，作者把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重点进行比较，并探讨了由中国学者提出的译介学理论等问题。
关键词：传统翻译理论 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
当翻译理论的研究经过文化转向以来，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功能对等”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文化之间的对话、协商以及如何协调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冲突。例如，当把 “You are a lucky dog”翻译成“你是一条幸运的狗”时，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会心有不悦，而把“绿帽子”翻译成“green hat”时，又有多少外国读者明白其中的隐义呢？由此看来，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予以小议。
一、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重心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不过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跟文化的关系不大，主要需要掌握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巧，从而把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
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在语言文字中展开，围绕的中心就是“怎么译”的问题，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近代的“信、达、雅”、“神似”、“化境”，[1]还是西方传统译论中的“不忠的美人”，“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理论，都默认一个原则，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在传统的翻译观中，由于受到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思想的影响，翻译不能有丝毫的改动，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的观点非常深入人心，而“不可译性”的观点也往往是由主张“忠实于原文”的人提出的。
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还有“有无之争”（即翻译研究有无理论，翻译理论有无价值）和“中西之争”（即西方翻译理论是否能适合中国的实际）。有人认为翻译就是实践，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中国历史上也并没有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对于中国译论的发展历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案本”——“求信” ——“神似”——“化境”[2]，然而这算不算是翻译研究的理论呢？总的来讲，传统的翻译理论更多地是在进行“术”的探讨，而当其上升到“学”的高度时，即完成了向当代翻译理论的转变。当前，翻译理论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翻译研究的内容和学界的译学观念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给传统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翻译理论的误区
误区之一：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这个转换应当完全根据原文，怎么能容许“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发生呢？或者大家普遍认为“创造性叛逆”是由于译者不遵循原文的内容或形式，主观能动地改变译本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一是其忽略了客观实际和主观想法之间的差距，译者很可能主观上是想遵循原文的，但由于客观的操作和表达存在误差，或者是译者的理解和作者的表达有不一致的地方；二是由于文化背景，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译者不得不将原文中一些不符合译入语文化或译入语读者不能接受的部分加以修正，如晚清的《迦茵小传》翻译和文革时期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等等。[3]
误区之二：翻译理论的历史化研究，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传统的翻译训练的挑战，并使翻译人员和工作的训练无所适从。实际上这种想法混淆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的教学及基础训练之间的关系。几千年的翻译实践把“忠实”作为一种原则继承下来，是值得现在及后来的翻译人员遵守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翻译原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看，并且对于偏离这些翻译原则的现象加以解释时，我们采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因此对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误区之三：翻译理论研究似乎与翻译实践脱节了，翻译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并不一定能作翻译实践工作，因此翻译理论研究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失偏颇，因为从其他相关的学科来看，很多文艺理论家并不能创造出很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并不一定能提出高深的理论。随着学科发展的精细化，我们不仅需要能从事翻译实践的治“术”的人才，同样也需要研究翻译理论，特别是超越语言，从文化层面治“学”的学者。不管什么学科理论，我们都不能一味地将其功能简单化，克服狭隘的“唯用论”，而将其推向更高的层面。
三、当代翻译理论的讨论重点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对翻译理论的关注点从“怎么译”转为“为什么译”，研究的重点也从“以原文为中心”转为“以译本为中心”，这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跨学科的理论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在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之后，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儿（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成为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推动翻译研究完成了文化转向，并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后来的翻译理论越来越多地借用解构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功能论、跨文化研究理论等，使翻译研究呈现出更活跃更多元的新面貌。[4]
由于西学东渐，当代翻译理论已是以西方翻译理论为主导，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并未脱离对翻译技巧或文本本身的阐述。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谢天振教授归纳为“三个突破”和“两个转向”[5]。“三个突破”是从怎么译深入到翻译行为本身的讨论，从文本研究到翻译行为的发起者、操作者和接受者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大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语境中来研究；“两个转向”即翻译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
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面关注源语和本族语在转换的过程中信息和文化意象发生“失落、变形、增添、扩伸”[6]，如翻译中译者有意的误译，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已不再被视为仆从性的工作，更多的学者从翻译是主观能动的活动的角度去研究翻译活动是如何发生发展，如何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甚至给了原作第二次生命的。翻译可以对原文的风格、语言、内容等进行改写，使之符合译者自身国家的文化形式，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的同时，也在对文化进行过滤。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介入的过程。翻译就是一种创新，一种变异。这说明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化或文学的研究。
当代翻译理论的重心从语言转换向文化方面转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翻译内容的多样化。传统的翻译材料大多是宗教文本或科学典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演进，许多新的翻译材料出现，如流行小说、电影、广告、商标、新闻等，在这些译文中，对功能和文化的考虑因素是反而是第一位的，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富有张力的四字词组更能得到观众的喜爱，所以“The Matrix”译为《骇客帝国》，“Inception”译为《盗梦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观念的更新和翻译理论的与时倶进是值得倡导的。
四、译介学与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由中国学者谢天振教授发展起来的一个译学理论，它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谢天振教授在其专著《译介学》中把译介学界定为：“译介学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7]在理论探索方面，谢天振先生以比较文学理论为背景，高屋建瓴，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继承并发展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翻译中的变异，有意误译等，已成为译介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为前者既包括文学作品的中译外，也包括外译中，翻译文学史应该是包括作家（译者）、作品（译本）和事件三个要素的文学史，而后者文学翻译史是以翻译事件为主线，以译者为主体，考察译者的翻译风格、对翻译题材的选择，以及对本土文学和外来文学所作出的贡献等；第三，他还对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上作了界定，认为翻译文学既不同于源语文学，又不同于译入语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实体，并且应根据翻译者的国籍来确定翻译文学的国别划分。谢先生在这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译介学理论，使其具有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当代视野的译介学理论中，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译论而进入到“创造性叛逆”的阶段。“翻译研究不仅积极肯定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更进而提出翻译对原文的‘不忠’是绝对的、必然的，而且这种‘叛逆’与‘不忠’往往携带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因而，翻译研究......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将翻译问题语境化，探讨充满误读、误译的翻译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分析产生种种误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机制。”[8]
但是大家会问道，甚至不少的学者也疑惑，是否译介学就是当代的翻译理论呢？笔者认为，当代翻译理论范围更广，包括了译介学等翻译理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一个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就学科分类的理论框架而言，从1972年霍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标志着翻译学学科的确立以来，只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时间就更短了；且或许正由于此原因，当代的翻译理论过于庞杂，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而言，但凡涉及一点对于翻译的论述，即解释或归纳并于一种翻译理论。另一方面，从大部分翻译方向硕士生的论文来看，有很多的文章只是生搬硬套各种翻译理论来解释文本，并未吃透理论，大多理论也流于清议空谈，且以解释文本的方式来推动其理论的发展。且就译介学理论的归属而言，它仍属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媒介学下的一个分支理论。因此，对于广大的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讲，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 2001年第4期，第2-6页。
[2]万涛，徐燕珍，《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钱钟书翻译思想》，《海外英语》，2012年第3期，第40-41页。
[3]穆雷，《也论翻译研究之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12期，第35-38页。
[4]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3-5页。
[5]谢天振，宋炳辉，《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关于译介学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39页。
[6]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页。
[7]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第1页。
[8]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