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处女作《骨》讲述了华裔一家在美国唐人街生活的故事。家中二女儿安娜的自杀引发了小说的叙事者蕾拉对整个家族历史的回忆，展现了华裔移民在美国生存所面临的双重文化带来的困境与压力。经过痛苦、挣扎、迷茫之后，蕾拉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成功的通过构建文化“第三空间”来确立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本论文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来分析蕾拉通过构建文化“第三空间”来确立自身文化身份的策略。
关键词：伍慧明；《骨》；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第三空间”
一、伍慧明及《骨》简介
伍慧明是继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之后又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华裔女作家。《骨》作为伍慧明的处女作，在出版后倍受关注，被收录进“手推车奖文选”，还获得了“福克纳小说奖”的提名。同许多美国华裔作品一样，《骨》关注第一代中国移民在美国的艰难生活，以及第一代移民子女对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困惑。《骨》的故事发生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华裔移民家庭梁家。小说的叙述者蕾拉是家中的大女儿，母亲“Mah”改嫁给花五千美元买了美国公民身份的华裔里昂后又生了两个女儿“安娜”和“妮娜”。故事围绕安娜的自杀展开。中美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使小说的主人公们深陷于双重文化身份所制造的困境中。小说生动的刻画了华裔移民在美国主流社会试图寻求文化认同的艰辛与不懈努力。
国内外对伍慧明《骨》的研究集中于对骨之意象、独特叙事手法、华裔家庭悲剧、以及如何构建文化身份的分析。迄今为止，还没有评论者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来分析这一文本。因此，本文将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为基础，分析主人公蕾拉构建文化“第三空间”的策略。
二、霍米·巴巴及其后殖民理论简介
霍米·巴巴出生于印度袄教家庭。袄教在印度属于弱势少数族，袄教徒也无法被认同为“真正的”印度人。正是这样追求身份认证的痛苦经历赋予了霍米·巴巴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一些独特理解。随着霍米·巴巴的代表作——由他主编的《民族与叙事》（1990），以及个人论文集《文化的定位》（1993）的出版，他的后殖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霍米·巴巴的主要后殖民理论概念矛盾状态、模拟、混杂性、少数族化、世界主义、第三空间、文化翻译等对后殖民文化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将涉及和使用到霍米·巴巴的理论有：第三空间、文化翻译、矛盾状态。
三、蕾拉构建文化“第三空间”的策略
后殖民语境中的“第三空间”一般是指超脱于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抗拒空间。根据霍米·巴巴的说法，“‘第三空间’就是一个被书写出来的模糊、混杂的地带。‘第三空间’并非差异的或抗争性的立场位置的大结合，相反它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虽然它是无意识且不确定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经历‘协商互相矛盾的对抗性事例’来构建‘第三空间’”。［5］《骨》中的主人公蕾拉就是通过构建“第三空间”来成功确立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代表之一。蕾拉深受父母在家中身教言传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出生并成长于美国的她从小在学校接受的却是西方教育。面对两种差异巨大的文化，蕾拉深陷于双重文化身份的困境中。但她既没有像妹妹妮娜那样完全摒弃中国文化、投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怀抱中，也没有如她父母般抵触美国文化、一味的信奉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蕾拉在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影响下积极地进行“协商”、构建了一个模糊而混杂的“第三空间”、有效地解决了她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蕾拉的最终选择是带着她的“中国根”离开唐人街开始一份全新的生活。她相信过去可以赋予现在无限的力量。显然，蕾拉是成功构建美国华裔文化新身份的代表。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蕾拉是通过以下三种策略成功的建构了文化“第三空间”并确立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的——文化翻译、创造新词、转化矛盾状态。
1.文化翻译
霍米·巴巴认为，“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间隙性空间’，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分裂的主体。目的是要占据这片混杂性的、居间的空间，来言说一种‘翻译式’的世界主义”。［3］简言之，该“文化翻译”的策略就是一种文化差异的边界协商。通过这种协商开辟出一块非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而对于华裔美国人来说，在这个协商空间里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就相对容易很多。
《骨》中的主人公蕾拉是以“文化译者”的身份出现在该小说中的。首先，蕾拉在一所美国公立小学担任咨询员的工作，负责协调美国学校和中国移民家庭的各种大小事务。其次，蕾拉也是她的父母和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翻译员。里昂和妈的英语水平都很差——“听见里昂说英文简直让我痛苦不堪。”［2］68 Mah二十五年来几乎没有离开过唐人街。于是，蕾拉的工作性质和她在整个家庭中起到的作用决定了她常常要把一种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语言。这样的翻译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上，还涉及到霍米·巴巴所提出的后殖民理论概念“文化翻译”——蕾拉的翻译不是完全忠实的，相反，她是利用双重文化背景和双语的优势来过滤、筛选、解释和修正双方的意思，从而达到彼此都能接受和理解的目的。例如，得知安娜自杀后蕾拉和父母赶去警局的那一对话场景中，一方面，蕾拉只是筛选了部分警察的话翻译给父母听。“我的二妹安娜就是从南园的13层楼上跳下来的。警察说她是服用了毒品，但我没有把这个说法翻译给妈听，也没告诉她我听到的一些其他说法。用两种语言来面对死亡，这已经让我筋疲力尽。”［2］15另一方面，里昂和Mah的话也没有被蕾拉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并且蕾拉也没有向警察详细的解释一些他们家族的故事，例如她和安娜姓氏不同的原因。因为蕾拉清楚地知道以美国警察的思维方式父母的解释只会徒增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两种文化和思维巨大差异之下，蕾拉使用的“文化翻译”策略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使需要她翻译的双方达成彼此理解。通过这样一种策略，蕾拉也找到了一个既不完全属于翻译一方、也不完全属于翻译另一方的、能够通过“协商”来安放自身文化身份的“第三空间”。
2.创造新词
“I was reassured I knew what
I held in my heart would guide me. So I wasn’t worried when I turned the corner, leaving the old blue sign, Salmon Alley, Mah and Leon----everything----backdaire.”［7］
蕾拉唐人街家的旧门牌多年来一直被写成“#2-4-6 UPDAIRE”，其中“UPDAIRE”这个拼写错误多年来一直没有被更正，而且每年都还会有人为它重新刷漆。蕾拉认为这块门牌就像老人们的照片、里昂的证件、梁爷爷的骨灰一样时刻提醒着她向后看，记住这一切。在此基础上，蕾拉创造了新词“backdaire”,表明自己离开唐人街并不是在两种文化中有所取舍，而是在两种对立文化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地带，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来安放她的文化身份。“backdaire”代表蕾拉“在唐人街的过去”，虽然“蕾拉的过去”像那块旧门牌一样的留在了唐人街，但它一直在蕾拉心里并赐予她开始新生活的无限勇气与力量。
就像Diane C在他的论文中表述的那样，“蕾拉谨慎地使用“backdaire”一词表达了她对能有一种“混合的语言”来表达与二元对立的双方都不同的急切希望。” ［6］蕾拉通过“创造新词”的策略超越了二元文化对立，使自己能够在一个可协商的“第三空间”内建构自己的语言、发出自己的声音、构建自身的文化身份。
3.转化“矛盾状态”
霍米·巴巴对萨义德的某些观点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萨义德虽然批判了‘东方主义’，试图拆解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但萨义德自己的文本却衍生出许多的二元对立，例如‘要么拥有全部权力，要么手无寸权’。”［4］霍米·巴巴认为，这种二元思维模式没有给协商或者弱者对强势的抵抗留下任何空间。相反，巴巴推崇“矛盾状态”这一抵抗性策略。“矛盾状态”（ambivalence）一词被霍米巴巴借用到他的后殖民理论中，用以表达和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相互关系中那种既吸引又排拒的复杂状态。巴巴所分析和描述的“矛盾状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柔性迂回的抵制”，或一种“不自觉地协商途径”。这种“矛盾状态”的抵制性策略在蕾拉身上也有所体现，而且该“矛盾状态”经过蕾拉积极的转化，同样帮助她顺利地构建的文化“第三空间”。
小说中四次提到了蕾拉双肩“挤压”般的疼痛。这实际上是蕾拉内心矛盾的象征。一方面，蕾拉想一直在唐人街陪伴父母，特别是抚慰Mah因为失去安娜而破碎的心。另一方面，蕾拉也想和梅森搬出唐人街开始一份全新的生活。经过妹妹安娜自杀整件事情的挣扎与磨砺，蕾拉没有像安娜一样决绝的离开唐人街、切断她与中国的一切联系、在中美二元对立中鲜明的选择了美国，而是在中美文化的双重压迫下协商出一个非二元对立的选择——“向前走”、“向后看”。“向前走”是指嫁给梅森，搬出唐人街和他一起生活。“向后看”是指时刻牢记唐人街和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她的一切，并把这一切作为开始新生活的力量源泉。如果说，霍米·巴巴提出的“矛盾状态”是一种既“吸引”又“排斥”的一种相对较为消极的抵抗策略。那么经过蕾拉的转化之后，它变为了一种积极的“矛盾状态”——蕾拉的转化使原本的“吸引”又“排斥”转化为“协商”且“共存”，并且矛盾的一方还为另一方提供了无限的力量。“中国根”作为一种动力支撑了蕾拉去唐人街以外的美国世界找寻一份全新的生活。这种转化后的“矛盾状态”作为一种“柔性的迂回抵制”，将蕾拉从曾经的痛苦深渊解救出来，并且帮助她构建了一个非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摆脱了她对于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困惑。
四、总结
伍慧明《骨》中的主人公蕾拉通过文化翻译、创造新词、转化矛盾状态等积极协商的策略，在双重文化的压迫下构建了一个非二元对立的文化“第三空间”，从而走出了华裔美国移民对双重文化身份的困惑。伍慧明用她独特的叙事策略将唐人街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延伸至整个华裔在美国的历史。对于蕾拉和所有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选择当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还是当一个绝对的美国人，而是可以带着记忆和历史所赋予的力量在全新的世界快乐的生活。蕾拉的应对策略给少数族裔如何处理二元对立的文化，以及如何构建文化身份带来巨大启示，这也是伍慧明的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 . New York: Hyperion, 1993.pp.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