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现代性理论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盛行以来，批评界就常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文学的价值意义，它因而也理应成为解读中国商界小说叙事现代转型的关键词。“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关涉西方现代社会乃至世界的整体性问题，它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其确切定义并不清晰。它往往被解释为“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特色的一种‘文明的形式’，一种‘精神状态’”[1]；“它所拥有的一个基本含义，即它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综合的价值体现”[2]；它“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3]；“不管是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方案(哈贝马斯)，一种态度(福柯)，还是一种叙事(列奥塔)，都表明了现代性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思想活动”[4]。基于此，“现代性”也就被学者们视为现代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规范和理想，这种规范和理想反过来支配着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变迁。“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5]由此推论，作为一种人类走向文明的理性精神和全新的思维模式，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不言而喻；现代性既是文学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文学变革的引擎；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主要体现为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其中“断裂”是其存在表征，它既表达激进的思想，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又对激进表示怀疑和反思，常常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正是从现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力出发，陈晓明先生指出，现代性使文学的历史行程“具有方向和形状，使它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又包含着内在的分离和关联，转折和断裂”[6]。这无疑也意味着，现代性为考察中国商界小说的叙事传承及其现代转型提供了学理依据和诠释角度，而反过来，商界小说叙事变革本身也诠释了现代性的品质。
一、中国商界小说的叙事沿革
检阅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商界小说的身影几乎闪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其价值取向、思维观念和审美特性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深刻的嬗变，因而鲜明体现了它所处的时代基本特征。以邱邵雄先生对于中国商贾小说发展源流的考察为据，唐代乃中国商贾小说的萌芽期[7]，而此前，重本抑末的封建思想体系扼杀了文学表现现实的常理，商人群体在小说创作中是完全被遮蔽的对象。唐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仍在继续推行，但社会的商品经济已挣脱南北朝残破封闭的局面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其影响下，商贾小说开始萌芽，且大多篇幅短小，描写简陋，道德说教意味较浓。这些小说一方面承继了魏晋时期小说“搜奇记逸”的志怪色彩，或述神仙商人以超人的力量参与商业经营，能世间凡人所不能；或言肉眼凡胎商人得遇能量无限之神仙，大胜于商场。作品多借助于神仙超人的力量对人世间商人的善恶予以痛快淋漓的奖惩，蕴含浓烈的神仙鬼怪气。另一方面，唐代商贾小说也张扬了魏晋小说的志人之风，散发着人间烟火味，从凡夫俗商、仁商义贾到贪婪恶商无不有所描述。作品忠实记录商人的生存状态，客观表现商人经商求利的天性和求利低贱的社会意识，如实反映商人以富求贵、回归农本的价值追求，在褒扬商人重义轻利的高尚的同时，对于商人不义的诅咒式的宿命报应，成为了作者表达价值评价和情感倾向的常用模式。
宋元时期，中国人口增长，城市规模和商业资本扩大，商品经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与前景，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深层次的历史性改变，商人的政治地位与前代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道成为禁锢社会民众的思想枷锁。在这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土壤中，宋元商贾小说根植于丰富多彩的商业经济与商人生活现实，在承续前代商贾小说重义轻利核心价值导向的基础上，突破理学家陈腐的伦理思想观念，着力于“为市井细民写心”。作品一方面着重落墨于商人的家庭生活、婚恋情爱，肯定合理的人欲，塑造了一大批敢于突破封建伦理规范、大胆追求欲望满足的商人；另一方面从以理制欲视角，坚决否定过度放纵的欲望，并通过表现放纵欲望与飞来横祸的关系，强化其“罪欲”倾向。此时期的商贾小说篇幅变长，故事情节加强，人物描写也更细腻生动，特别在刻画商人的内心世界、反映商品交易的活跃对社会人伦关系变化的影响等方面较有建树，但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是作品表现的盲点，这对于揭示商人形象的特质与文化价值无疑是一种阻碍。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开发和迅速繁荣，使中国开始萌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商从贾成为一时之兴，正如张翰在《松窗梦语》里所言，商贾贩夫“趋利欲，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财利之于人，甚矣哉……虽蔽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这动摇了“本贵末贱”的传统价值观念，人们开始接受“农商为国之根本、民之命脉”的理念，并从经商致富、蓄资致仕的通途中展望美好前程。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明清商贾小说顺时趋势，在拓展观照商人群体的艺术视野的同时，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叙事观念与叙事风格：一是肯定商人重商的价值取向。明清商贾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是表现商人群体由此前对自己所从事行业的“自贱”而趋向尊重。譬如汪信之“不致千金，决不还乡”(《古今小说卷39：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文若虚不惧失败，将贸易活动做向海外(《初刻拍案惊奇卷1：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就连西门庆在演绎自己贪赃枉法、荒淫纵欲的畸形人生时也在固守从商本业(《金瓶梅》)；而《二刻拍案惊奇卷37》中有一段话最具代表性：“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管轻薄鄙笑。犹为读书求名的中与不
中归来的光景一般。”小说如此刻画商人们的价值追求与职业选择，既传递了社会价值观移位的时代信息，同时也在叙事理性层面上表现出有悖于传统的新的思维走向。二是多角度地刻画商人的经营谋略。社会与人生价值观变易带来的自尊与自信，使传统商人在经营理念上呈现出多彩的风貌，这种风貌导引出经营谋略的不拘一格。仅从冯梦龙《醒世恒言》里的描述看，卖油郎秦重讲究“诚”、“信”二字，他因而赢得的不仅是生意的兴隆，更有名满京师的花魁娘子的钟情与下嫁(《卖油郎独占花魁》)；刘德以和衷为贵，赈乏济贫无所不为，刘德的人格与他的酒店一道对顾客产生了“特殊魅力”(《刘小官雌雄兄弟》)；同样是经商之人，施复以义取利，生意越做越红火(《施润泽滩阙遇友》)；义仆阿寄则凭借勇气与勤奋终获成功(《徐老仆义愤成家》)。明清商贾小说视野中的商人们就这样运用不同的经营之道开基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三是大胆张扬商人的生活理想。多少世纪以来，封建统治积淀的抑商之风已使商人饱受压抑与痛苦，官本位的现实更使经济地位提升后自我意识觉醒的商人有参政的渴望，这一方面为获取政治权力以保护和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为满足市井小民的崇官心理，光耀门楣。于是，郭七郎有“鸦飞不过的田宅，贼扛不动的金山”，为“博得个腰金衣紫”，花五千两银子换了张“横州刺史告身”；义仆阿寄通过捐纳令寡妇之子跻身于土人行列；西门庆虽有泼天富贵，虽然嘲弄文人，内心深处依然希望儿子以科举入仕；而蒲松龄小说里的商人致富后也大都弃商业儒，或课子入仕。商人生活理想的另一层面是获得横财。上述种种足以表明，相对于此前的创作，明清商贾小说叙事既有传承更有变革，尽管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依然不是作品结构故事的基本环节，但它所表现的关乎商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审美经验却都凸显了此时期独具的时代特色；同时，作品承袭前代，多采用白话章回体形式叙事，既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也彰显了商贾小说特有的世俗性与市井化色彩。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现代性演进的历史。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外国商品与资本源源涌入并逐步控制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市场，这既直接威胁尚未完全脱离萌芽状态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催动了商业意识的举国苏醒和重商思潮的迅速蔓延。城市出现畸形的繁荣，官办和民间工商业日见兴盛，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商人开始大规模地登上企业经营的舞台，他们也成为了近现代商界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当然，社会的巨变自然会带来商界小说的新变，此时期的作品出现了许多新形象、新事物。譬如，“买办”是随外国洋行进入中国才出现的商人群体，吴研人的《发财秘诀》就记录了中国买办的发家史，茅盾的《子夜》更将买办形象的塑造置于了与主人公相提并论的位置；而近代商业经济活动中才出现的合股经营、购买彩票、商标诉讼、“倒账”骗钱等商界新事物也迅速出现在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许多作品还及时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如姬文的《市声》批判传统的商业体制与政策，反思传统商人的弊病及其不会经商的政治文化根由，认可与向往西方先进技术，肯定工商业教育在商战中的重要作用，其忧国忧民的识见非同一般。此时期，对商界小说叙事变革影响最甚的当属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现代历史舞台上激情而悲壮的演出。对此，江红焦的《交易所现形记》、老舍的《老字号》、罗洪的《春王正月》与《孤岛时代》、许地山的《商人妇》、俞天愤的《卖菜儿》等均有所展示；而茅盾，更是以大家的风范和笔力涉猎了这一领域，他创作的《子夜》、《林家铺子》、《交易所速写》等作品，在别具一格地开拓金融与工商题材、力透纸背地刻画鲜活的商人形象、全景式地展现气势恢宏的时代画卷的同时，从民族工商业生存与发展的特定视角，描述一个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历程，在中国商界小说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过，社会与文学自身重大变革的影响，虽令此时期的商界小说以异乎寻常的敏锐反映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文体与语言均有革新，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使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的社会现实、资本家与商人阶层的不发达、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对作家的影响，都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商界小说的创作，除茅盾等少数大家的作品外，故事叙述粗糙、拘泥于图解生活、商人形象塑造不鲜明的现象较为普遍。故相关作品数量虽多，但并未取得与近现代文学那些石破天惊的质变相称的叙事成就。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社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它带来的特殊社会现实是：一方面，为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城市数量不断增长，商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另一方面，为防范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法则对中国社会形态和价值观的“负面”影响，这种商业活动不具备现代商业文明的特征而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色彩。一言以蔽之，强大的政治权力坚决排斥货币的权威和商品的自由交换法则，在运用行政手段控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配的同时，也牢牢控制了社会成员的存在意识和存在方式。这期间，文学界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把城市以及对城市的想象、对城市的符号表达确认为他者，自觉地遵守党在延安时代确立的文艺政策：改造现代文学，纠正其城市化、知识分子化倾向，使文学朝乡土的、民族的、民间的基础回归。在这种文学政治化的时代进程中，商界小说虽也极力强化自身政治化书写的特点，却终因创作基因的不合时宜而建树甚微。此时期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作品的写作和出版前后延续了二十多年)。这部一百多万言的鸿篇巨制继《子夜》之后再次描写了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历史命运。作品以私营工商企业由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很快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历史事实为描述背景，按照当时文艺政策的要求，书写党领导工人阶级对建国初期的上海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讲述以主人公徐义德为代表的资本家尽管精于算计，却终究无法挽救剥夺者被剥夺的命运、无法抗拒改造的故事，在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引
导下，真诚地演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当然，在城市空间几乎都已被政治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作品并没有完全遮蔽城市生活富有诱惑力的欲望形态。“这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虽然重要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由于它已逸出纯政治意识形态的疆域，而涉及现代性方面的内容(现代都市下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因此，其改造本身及其过程充溢着某种二律背反的因素。”[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商界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中，《上海的早晨》是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的。然而，无论如何，透过阶级斗争的帷幕透视《上海的早晨》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命运的书写，人们不难预见，中国商界小说创作将面对令人遗憾的停滞，徐义德们的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也表明了政权对市场本质的漠视与遮蔽，这就基本颠覆了商界小说创作的根基。谁都无法想象，在市场精神成为禁忌之后，商界小说叙事还有多少展开的可能性。事实上，后来的文学发展历史也证实了这一判断，当商人真正以主人公身份再度出场，已经是近三十年之后、改革开放大潮开始汹涌之时了。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吹响，社会变革的能量从此开始惊人地释放，“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为“现实主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取代，商品经济意识获得空前的社会心理认同，商业文化逐渐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潮，商界小说则在这变革的过程中复苏、生长，呈现出转折期探索与追寻的蓬勃活力。这种探索先是以文学篇章里很稀疏的商人身影来透露一些不同于此前的肯定商品经济的文化气息。如陆文夫的《小贩世家》(1980)通过对一个平凡小贩的历史书写，揭露“左倾”商业经济政策的错误，为个体经营这种经济成分的重要作用作艺术辩护；韩静霆的《市场角落的皇帝》(1983)写一家小饮食铺的兴衰，探索经济大潮对人性、友谊、爱情等人情世态的影响；蒋子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1983)讲述主人公“去春城饭店当经理”的故事，揭示新憧憬与旧习俗、新观念与传统道德的冲突，等等。但囿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秩序惯性，这些作品仍然体现着浓厚的政治化语境下的写作色彩，作品也并非有意识地从商人、商业生活自身的特点出发来发掘艺术蕴涵，而是将其置于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以商业经济活动为辅助，追求时代命题。即使作家试图对政治话语制约这一具有强大驱动力的文化传统进行反叛，他们采用的也依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的挺进，国家对经济、文化控制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政治、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逐步削弱，经济活动与财富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迅速增强，“城市个体工商户”这一新生群体慢慢演变成新的“城市主体”，市民社会兴起，商人阶层开始活跃，“大众文化”更以锐不可挡的态势开始了与“精英文化”的较量。这些，都为商界小说开辟了丰富多彩的探索领域，提供了前所未遇的转折契机。把握这一契机，以金融为切入口，上海作家俞天白创作了反映大上海经济变革现实的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1988)。作品将笔触深入到普通的市民家庭，通过平面的世相扫描、历史的世情追踪和现实的文化批判，揭示城市经济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形象刻画各具时代变革特征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形象刻画“个体经营者”陆阿祥一类富有经济头脑和经营手腕、理性地追求利润、追求致富理想的“经济人”或曰“商人”形象，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效。更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意识也渗透到了社会心理的深层，正面介入商界生活、反映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作品开始问世。钱石昌、欧伟雄的《商界》(1989)是最早反映当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长篇小说。作品以开经济改革风气之先的广州为舞台，围绕穗光、银河、东喜三个规模不等、所有制性质不同的公司的兴衰，形象展示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冲击下商品竞争活动的激烈和险峻，在色彩缤纷的商业经济活动中，着力刻画了一系列颇具个性色彩的商人形象，并一反“金钱就是罪恶”的传统意识，把金钱作为时代进步的标志，将三个公司的负责人张汉池、廖祖泉、曾广荣都视作同一改革阵营的豪杰人物而予以赞颂，展示了转型期商界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90年代以后，伴随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经商大潮汹涌，商人阶层崛起，中国社会真正进入了商业时代。由此而兴的商业文化潮流凸显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理念与价值追求，同时也全面渗入文学话语的生产和运作，规约了商界小说作者的创作视野与叙事策略；倾心商业历史探秘的，多以敏锐的目光洞察这一领域文化基因的丰富和文学表现的贫乏，进而以极大的热情描绘那远去时代里商人群体的生存图景、历史命运，彰显其与现实生活脉息相连的精神特质，让人在理性的思索中感受到作品化史为诗的美学魅力，譬如成一的《白银谷》、季宇的《徽商》、郭宝昌的《大宅门》、邓久刚的《大盛魁商号》，等等；反映现代商战的，则将笔触伸入市场经济的各个层面，从商界、官场和情场等多维的角度揭示“市情商态”，围绕经济热点展开掘金画卷，在都市的大舞台演绎一幕幕荣辱兴衰、贫富起伏、命运变幻的商界悲喜剧，比如张欣的《掘金时代》、李佩甫的《等等灵魂》、王强的《圈子圈套》、骄健的《换位游戏》、乔萨的《地产鳄人》、钟道新的《公司衍生物》等等。从创作成效来看，此时期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首先，作者常借助缤纷复杂的经济活动来构筑人物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因此，商业经济活动本身成为建构作品故事框架的要素而不再仅仅作为创作背景；其次，商人形象获得前所未有的展示，且在共同的经济品格刻划中被赋予不同的音容笑貌、禀赋品行、生存方式、奋斗履历，弥补了因贬商文化传统而造成的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的重大缺失；再次，其中较好的作品注重突出文学提升人的精神的艺术功能，或在颠覆落后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过程中张扬一种进步的商业精神，或在经济利益与人性尊严、道德伦理的冲突中揭示金钱对人性本质力量的异化，呼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人文精
神，有较高的艺术品位。这些，共同彰显了真正意义上的商界小说的美学特质与文化价值。
二、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现代性品格
以上所述不难证明，中国商界小说的叙事变革是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逐步推进的，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商界小说创作完全可判定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精神呈现，一种积极的现代性的追求。它因而也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即在坚守理性启蒙、包容人性自由和平等发展的前提下，一方面坚守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知识谱系、精神原则的意义关联和有机转换，另一方面又以“断裂”的形式为存在表征，充分展示其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以及个体主义意识。这在作品中首先表现为对于传统的商业伦理及其价值取向的叛逆。中国社会有着几千年的“抑商”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一种德行文化，它以儒家的道德体系为核心，坚持用善与恶的二元评价标准评价财富积累，规范商业伦理，因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视金钱如粪土”的价值观，这与靠搏击商海而谋生的商人的“重利”行为及其价值追求形成极大的反差。因此，一提起商贸交易，人们就会启动商人谋利是“唯利是图”、“贪婪暴敛”、“为富不仁”的评价话语，“士农工商”的身份排序与“奸商”称谓也因此成为了商人形象的现实“烙印”和未来“胎记”。而当深受“商贾末业”观念影响的古代文学家在重义轻利价值观的驱动下对商人群体进行艺术观照时，善即是美的审美惯性使他们对“所游唯利并”的商人形象或漠视，或嘲讽，即使商人阶层的兴盛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们也只热衷从伦理规范的角度致力于商人形象道德价值的“诗意化”。近现代文学转向革命，转向乡村，构建被压迫的国家民族叙事，在把城市和城市想象确认为“他者”的同时，对于以城市文明为根基的商人形象、商业伦理的书写及相关价值观的评判，较之以往虽有反思却并未予以真正的革新与批判。近二十年的商界小说叙事，深刻反思传统文学中商人的道德重负和文化困境，大力弘扬崇商重商的价值取向，热情讴歌商人的从商建业理想，充分肯定商人追逐利润的行为规范，当然也深刻抨击商界的龌龊市侩、逐利鄙夫，进而以“断裂”为表征，在反叛轻商贱商的价值取向、重塑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全方位刻画了现代商人的精神面貌和个性风采。这既从特定的视角形象揭示了市场经济推动下的中国从革命理念化社会向商业社会的现代转型，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作品所蕴含的现代性品质。
近二十年商界小说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还表现在对经济理性的大力张扬上。商人以“谋利”为天职，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信奉交换逻辑、信守货币哲学、敢于冒险与竞争、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其理应坚持的经济理性。然而，在浓厚的抑商氛围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面前，中国传统商人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理论武器与发展空间，更别奢谈坚守经济理性、勃发勇于开拓的竞争精神。他们不得不以“仁义道德”掩盖其苟苟求利的本质，向世俗的社会公德折腰屈从，从而完成向依附官僚和守望土地的小农经济者的回归；他们不可能像同时代的欧洲商人那样凭借经济理性和竞争精神，形成一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进而登上政治舞台。因此，在商界小说叙事的历史传承中，传统文学中的商人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寻求商机开拓市场的“趋利”者，另一方面也是被儒家思想规范了的目的商业伦理的演绎者，他们可能凭借图利的本性在商业活动中精明理智地一显身手，但同时更会被“以义应事”的伦理准则规范成败；作家们多用单一的道德批判代替全面的历史分析，在否定商人“卑劣的贪欲“的同时，漠视其坚守经济理性的历史进步性，使得超出当时社会审美范畴的商人本质内蕴的竞争精神，在文本中天然缺失。这一状况在近二十年的商界小说叙事中才得到根本改观。那些顺市场经济大势而兴的作者们，以展示商业经济活动、刻画商人生存状态为天职，努力把握市场经济的特性，认定经济理性能够帮助人类认识到“只有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目标才对自己有利”，积极揭示经济理性规约下的商人人格结构的重组和商业伦理内涵的嬗变，形象表现商人阶层在厚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价值追求、伦理原则、文化精神以及生活方式，竭诚弘扬以契约、公平、竞争为核心的新商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为此时期激进的社会变革导致的商业规范与传统的“断裂”提供了合理化的形象依据。
近二十年商界小说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对个体主义文化的反思与重塑上。个体主义是与整体主义相对的文化类型，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的权力话语的特征上。个体主义的权力话语具有自我相关的能力，即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权力话语直接作用的对象；整体主义则相反，即有一部分人或某个人在整合社会权力话语时是不受其权力话语规范的，即非自我相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整体主义的，它按自然关系的模本作用构建文化模式，即以“父子关系”作为伦理文化的精髓，并将这种自然关系泛化至“君臣”和“师徒”，其传承关系也因而由国家的政治传承、家庭的学缘传承和社会的知识传承结构而成，也就是说，无论皇帝的政治权力话语、父亲的血缘性生物权力话语还是教师的知识性的文化权力话语都靠非自我相关性来实现，都只能是一方有绝对权力话语而另一方没有。这种整体主义的社会观和国家观形成了个体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的国家伦理，进而泛化为任何整体性的群体皆适用的集体主义伦理，即任何整体利益都绝对要求每一个个体绝对服从，除了高高在上真正把握了这一整体权力的某些个人。这样的整体主义是和人性和发展相冲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市场经济引进了古老的中国大地，它形成的神奇力量就是让人发现，正是经济的动力要素，即个体人的向上欲望和价值追求，使得社会在纯粹精神追求之外有了物质性的比较原则；只有保障了个人生存、自由与致富的权利，整个社会才能发展，每个细胞的健康构成了整个肌体的健康。于是，伴随市场化的深入，社会整体主义的文化体系
被打破，人的主体地位被确定，个体主义的信念深入人心，个体主义的创造力被充分激发，而商人则首当其冲地演绎了这一时代的重大变革，因为“在整体主义文化时期，社会是靠权力组织起来的。而在保证人类的个体有条件实现经济目标和经济权力的时代，人类的社会组织因素和结构信息就不再是权力而是财富。这种变化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转折。这个转折的载体不是别人，正是市场上我们司空见惯的商人”[9]。近二十年的中国商界小说把握这一时代变革的重要特征，反思在把市场当成罪恶的时代突然结束之后个体主义文化演进所蕴含的“解放”的意义，认准市场化是个体主义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肯定人性对欲望的追逐，并一反此前中国文学对于商业叙事的淡漠和鄙薄、对于个体主义的拒斥和否定，将在市场这一舞台上领先展示个体主义禀赋的群体——商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全方位刻画商业活动的纷繁复杂和商人生活的缤纷多姿，热情讲述商人群体在市场化背景下参与社会的整体主义变革以及重塑个体主义文化逻辑、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使用价值和实现自己的交换价值的种种故事，从而引领了商人世界从文学叙事的边缘向中心的位移。
一言以蔽之，在时代给定的商业文化语境中，近二十年来的商界小说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它呼唤新商业精神，在彰显自身与传统叙事“断裂”的特征的同时，形象诠释了作品所蕴含的现代性品质。当然，“艺术中的现代性并不等于是只追求形式的变化，只追求表现语言的新，也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抛弃艺术中那些珍贵的恒定性因素——如属于内容范畴的人性、爱、和谐等，属于形式范畴的经过历史冶炼的表现语言。新，关键在于要求作品有时代的感觉和气度，有新的意义。”[10]近二十年的商界小说创作无疑是具有“时代的感觉和气度”的，它将现代性反思这种来自外部的宏大叙事予以再度反思、融入、变异和创造，使其内化成属于自身的、新的社会境遇中的精神资源和知识谱系，藉以表达自身的现代性追求。但作为“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在与传统决裂的诉求中，它也“眷恋历史的延续性”[11]。它并未抛弃商界小说中诸如“经商求利”、“商海奔波”、“商场斗智”等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恒定性的叙事要素，它弘扬诚实守信、敢于竞争、义利并举等传统商业伦理与道德中的优秀禀赋，在表达对商业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的同时，也在不断对这一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从而形象演绎了文学现代性的双重含义。这正如罗朗·巴特所说：“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