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思想文化运动。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运动，既有复杂的客观因素，也有毛泽东个人浓烈的主观色彩。目前学界对客观原因探讨比较深入，认为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新生政权对确立自己意识形态的内在需求”[1]，“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知识分子改造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2]等等。而对毛泽东主观动因几乎没有涉及。个别论者虽然注意到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认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观点无疑会影响运动的风向”[3]，可惜只是点到为止。因此，深入研究毛泽东发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主观因素十分必要。
一、警告“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意在确立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 毛泽东在社论中批判《武训传》利用武训办义学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倾向，惊讶文化界歌颂武训及《武训传》的人 “如此之多”，“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但是，最让毛泽东愤怒的远不是《武训传》本身的错误倾向，而是与此有关的许多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使“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于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那些容忍和歌颂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高层领导干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 ，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4]317毛泽东严厉批评 “号称”“自称”的共产党员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也表达了对观看电影，肯定、歌颂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一些高层领导干部的不满，但是，毛泽东却有意把这次批判转变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他要求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歌颂过这部电影的共产党员公开严肃地做自我批评，文化、教育和宣传方面的有关干部，还要“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4]317。这里有何深层用意？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预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以后，摆在执政党人面前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而且“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传播，并迅速成为新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大力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工作。其实，这项工作早在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过程中已经着手进行了。斯大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赞不绝口：“很了不起！”“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5]193斯大林提议，为了总结中国的革命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希望斯大林派苏共中央理论上很强的人到中国，帮助他编辑《毛泽东选集》，斯大林当即派主编过《简明哲学辞典》的理论家尤金来华。尤金在阅读毛泽东著作后，连连盛赞，特别推崇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篇著作，为此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尤金还建议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给斯大林阅读，并建议把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尤金的建议。斯大林在阅读《实践论》之后，立即指示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同时，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向苏联人民推介毛泽东的这篇哲学著作。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他的著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的统一的原理”。《实践论》在苏联发表后，深得好评，反响强烈，毛泽东十分满意。[5]194-195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宣传活动显得十分突出。195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践论》，第二天，转发了《真理报》的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还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在认真做毛泽东《实践论》的解说工作。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李达称赞《实践论》解说的第一、第二两部分“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信中还告诉李达待“解说”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毛泽东认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信的最后毛泽东希望李达为此“多多写些文章”[6]。
正当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受到苏共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时，《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发表社论要求共产党员学习宣传毛泽东的唯物论、辩证法，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正在确立的时候，影片《武训传》却大行其道，放映后三个月，“好评如潮，口碑载道”。迅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文化热点。然而，毛泽东却感到这部电影歪曲中国历史，丑化民族精神，宣传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与正在构建的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新中国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尤其令毛泽东困惑不解的是一些中央高层领导和一些主管思想文化的领导先后给予了肯定和称赞，甚至还有人拒绝毛泽东要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这显然与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不会保持沉默。在毛泽东被迫发出第一声怒吼之后，周恩来首先在党内作了自
我批评，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检讨文章，周扬在文艺整风大会上批评自己：“自以为‘很革命’”，“口头上常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不批判不斗争。”[7]如果说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文化领域的理论权威开端的话，那么，此后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梁漱溟唯心主义世界观、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批判则是毛泽东围绕这一目标的进一步努力和继续。
二、电影《武训传》宣扬的“奴才主义”
与毛泽东的斗争反叛性格水火不容 毛泽东一生最厌恶和痛恨的一类人就是臣服统治者的淫威，唯唯诺诺，不敢造反的奴才，以及中途变节、摇尾乞怜的投降分子。毛泽东虽然能够欣赏鲁莽，甚至能够接受无知的粗率，但绝不能容忍卑躬屈膝，甘受命运摆布，或者主动缴械投降的奴才性格。他的生存意识就是大张旗鼓，不屈不挠向整个不公正的旧世界挑战。电影《武训传》的“奴才主义”必然引起毛泽东反感。在毛泽东看来，武训不仅不去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4]316毛泽东亲自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政治态度极其严肃，措辞用语十分尖锐，感情色彩非常强烈，批判锋芒直指电影所宣扬的奴才主义。毛泽东认为，电影《武训传》为了表现武训一心一意办学，不惜请人踢、被人骑、跪倒再跪倒， 磕头再磕头，哀求再哀求，这种骨子软、手法贱、向反动封建统治者磕头求乞的卑劣行为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歪曲。歌颂这种东西，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这显然与毛泽东生存性格格格不入，也与中国人民经过不屈不挠斗争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精神水火不容。作者把这样一个奴才当做劳动人民的典型，当做民族英雄加以歌颂，当然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为什么那么欣赏、崇拜鲁迅，主要因为鲁迅具有反对奴性的硬骨头精神契合毛泽东心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8]少年时期，毛泽东不仅公然抗议私塾教师的体罚，而且长期和父亲作对。他常常以“父慈”在先，“子孝”在后为由反击父亲对他“不孝”的指责。当他父亲当着众人的面指责骂他懒惰时，他不仅顶嘴反驳，大扫父亲的颜面，而且在他父亲盛怒惩罚他时，竟然以投塘自尽相威胁，迫使父亲作出让步。父亲给他娶了亲，他压根就不认账，父亲让他到米店当学徒，以便日后子承父业，他却要到洋学堂去念书。正是这些反抗的经历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面对专制压迫义无反顾地选择反抗的行为取向。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力，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9]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工作会议上，还是在私下场合，毛泽东经常以文学作品的人物为例来抨击“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的民族自卑感。他对京戏贾桂这类奴隶成性的人物厌恶至极，曾在大会上大声疾呼：“要割掉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之风！”在历史人物中，毛泽东最反感宋江。他非常赞同鲁迅的看法：“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0]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宾的谈话中说：“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把身高不到1米7的斯大林画得比身高1米81的毛泽东还要高，这自然是一种奴才相。” “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11]对统治者心存幻想或者乞怜卖乖，不仅没有任何出路，而且意味着丧失了任何人之为人的起码尊严，这是毛泽东所不齿的。
正当全国人民扬眉吐气，为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倍感自豪的时候，全国各地却“不合时宜”地上演了历史电影《武训传》。尽管电影的编导人员拍摄《武训传》是为了“配合文化建设的高潮”，纯属一片好意，但武训不惜以污损自己人格的方式来乞讨兴学，其所作所为必然与毛泽东的生存性格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毛泽东认为，在统治阶级的压迫奴役下，不是去造反，而是四处托钵乞讨，讨得统治阶级的一点残羹冷炙作为兴学资本，继而又造就出一批批新的主子与奴才，这在本质上无异于向统治者摇尾乞怜。这种行为不仅丝毫无损于旧的阶级统治，反而有助于这种统治的巩固。在人民刚刚翻身做了主人之际，公演这样的影片，大力颂扬武训这样的“奴才”，不仅极大侮辱了革命人民的人格，而且等于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从毛泽东激进的叛逆性格出发，他的确有理由感到愤怒。我们有理由相信，电影《武训传》对毛泽东的刺激是相当强烈的。尤其让他深感意外和忧虑的是，这样一部奴性意识十足的影片，居然赢得了那么多人的喝彩。他由此而深刻地意识到，不彻底打破旧的文化秩序，不从根本上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对于人们思想行为的钳制，就不可能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三、电影《武训传》的思想主题
与毛泽东的政治期待相去甚远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考虑文艺问题时始终将文艺置于中国革命的全局之中，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面临的任务出发，来考察文艺作品。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直接关系和影响中国革命全局的文艺问题，而不是一般的文艺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文艺自身的某些规律问题。他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党的工作服务。战争年代，毛泽东最希望看到为工农兵进行文学创作，表现工农兵生活和战斗的文艺作品，如《荷花淀》《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这些作品在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发挥了引导群众，组织群众，歌颂光明，暴露黑暗，激发斗志和勇气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由武装斗争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认为，文艺应“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13]。第一届文代会后，在中国历史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毛泽东对新中国要产生一大批符合时代精神的好作品更加期待，也更加迫切。在为新创刊的《人民文学》题词中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他当时心目中的好作品，不管艺术水平怎样，首先是要描写新社会生活内容。[14]301当他从1951 年1 月31 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北京贝满女中教师步春生的文章《我家两年来的变化》时，特别高兴，认为这篇文章真实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感情的变化，应该是故事片电影的好题材，建议电影局将其拍成电影。这年春天，毛泽东把老舍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话剧《龙须沟》请进了中南海怀仁堂。《龙须沟》以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民在旧社会和新社会的鲜明对比，歌颂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为人民谋利益，过上好日子的伟大业绩，其思想主题非常契合当时毛泽东对文艺的政治期待。
但是，当别具胸怀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整个文坛的时候，他发现真正反映现实社会的好作品并不多，而影响很大的还是那些描写旧社会，乃至带有封建思想的东西。《武训传》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文艺作品。这部电影歌颂“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的“武训精神”，影片在全国产生的巨大辐射力震惊了毛泽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不清楚“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4]317。可见， 电影《武训传》在表现什么，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谁服务等政治问题上，与高屋建瓴、充满政治期待的毛泽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难怪毛泽东后来一再感叹，一再表达对文艺现状的不满，认为多年来文艺界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个方向提倡了很多年了，大家口头上也都这么讲，可实际反对。”“电影、戏剧、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该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死也不肯让位。”[14]544毛泽东毕竟是一个特别强调文艺功利性和文艺政治化的政治家，执著于艺术规律创作的文艺家一时很难达到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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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穆厚琴（1965— ），女，江苏连云港人，文学硕士，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与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