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
论文摘要：文化批判是毛泽东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局限三方面对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进行价值解读。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参照意义。
文化批判是毛泽东考察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文化批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产生、形成于战争年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是和平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后一个时代正是前一个时代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前一个时代是后一个时代的逻辑奠基。因此，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这样两个前后具有逻辑与历史关联的时代。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孕育萌芽和形成成熟的时代已成为逝去的历史，但历史的印迹还散发着新鲜的气息。本文将从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偏差与局限三个方面解读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
一、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文化空间。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对一种理论体系进行科学的评价，必须把它放在产生它的具体历史环境去考察。对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也必须如此。而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形成和深化的最宏大的历史背景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考察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历史地位首先就应考察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众多的外来理论思潮之一，并不占据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地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三大主要思潮，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现实和理性法庭面前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大公报》等阵地发表的多篇文章，从各个侧面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思想文化空间。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集中在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伦理道德问题是高于一切的问题，封建伦理道德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封建的纲常伦理观念发挥着灌输奴隶意识、驯化群众反抗的强制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障碍。毛泽东在其早期的文化批判中，以极大的热忱首先向封建伦理道德投以猛烈的火力，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伦理革命的积极倡导和参与者。毛泽东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道德是以“道德出之神之命令”或“成全他人”为前提的，封建统治者把一整套封建的道德规范和强有力的封建政权相结合，强制人民接受和认同，久而久之便造成了钳制思想、扼杀个性、忍耐服从的民众奴隶心理。毛泽东把这种以服从为前提的伦理价值观叫做“客观之道德律”，并认为这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准则。它使个人完全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不是伦理道德规范的主人而沦为其奴隶。毛泽东强烈反对这种奴隶的道德，他认为伦理道德只是为人充分发展自己身体和精神的能力服务而已。为了彻底批判把人驯化为奴的“客观之道德律”，毛泽东提出了主观的道德律这一概念。这种主观的道德即自主的道德，它以道德主体自我为核心，认为道德是为主体服务的，以发展主体为目的，而不是以服从神或他人为目的。它主张:“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这就把道德由奴役人、限制人的工具变成了道德主体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工具，是主体的自觉要求。因此，青年毛泽东提倡以“主观道德律”反对“客观道德律”，在实质上就是提倡以自主的道德批判扼杀人的个性、独立性和自觉性的封建伦理道德，他肯定人格自由、意志自由是人的天性，是道德的真价值，人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发展自己，才是真自由、真自完。
对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批判是毛泽东早期文化批判思想中极为精彩的内容。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体育之研究》、《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等早期文化批判文献中，以大量的笔墨、浓烈的情感批判了封建教育制度。毛泽东认为封建学校推行的复古主义教育方针和繁琐的规章制度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个性，使学生不可能自由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对当时学校的课程设置深表不满，认为过重的课程负担，使得学生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思考和质疑问难，因此毛泽东主张精简课程，让学生有时间自由研究和学习。
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并不是独白式的，而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情激昂、同仇敌汽的文化批判和声中的一个乐章。这些振聋发馈、令人震慑的批判使国人深刻地意识到，数千年以来我们不知不觉、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模式已经危机重重，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论新阶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化批判的经典文献中，对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认识逐步深人。在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巫待了解并巫须解决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呼吁必须抛弃教条主义，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参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党的建设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在批判旧文化、旧势力的同时，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参照。
首先，毛泽东在批判旧中国社会状况的过程中阐明了党的建设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井冈山的斗争》,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等文化批判着作中，毛泽东多次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现代工业经济极其弱小的国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党的组织大部分处于农村，周围环境就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占了70%，其中农民所占的比重最大。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这样写道:“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柞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柞臼春米，平地方有许多石雄)。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这种状况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有极强的革命性，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也只有从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大批先进分子加人到自己的队伍中，才能保持其群众性。另一方面，在未获得彻底改造前，由于长期与落后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联系，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入党，不可避免地会把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使得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十分突出。当时湘赣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和尖锐。显然，这是“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之一。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是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最为现实的环境。
其次，通过对各个时期党内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潮的批判，毛泽东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对中共党内错误思潮的批判，是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建党初期、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等各个阶段的文化批判论着中，毛泽东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山头主义等等错误思潮。对“左”右倾的批判，集中体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学习和时局》等文章中。由于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克服，而“左”倾错误却很难克服，甚至会连续发生，愈演愈烈，以至一度成为一种“传统”，毛泽东对“左”的思想的批判非常系统，不仅指出了其表现形态，而且挖掘了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的批判则集中于《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多篇重要着作中。毛泽东对党内错误思潮的批判对于中国共产党保持其先进性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起了积极作用，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科学性决定了其当代价值。评价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时代的要求，立足中国的实际，其标准应当是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与当今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契合的程度，特别是其满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
首先，我们应受到启发的是毛泽东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批判的精神。任何科学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它又能超越时代。在当代社会，毛泽东文化批判的某些具体对象，可能已不存在或发生了较大改变，毛泽东对它们的某些具体的批判内容或许已经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对现实始终保持敏锐洞察、清醒审视和深刻批判的精神是具有当代性的。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涵盖了三个维度，即对现实事物的批判;对将来的未生成的可能性疆域的批判;对主体自身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这三个维度使得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由于不断关注和考问人的存在方式而获得其当代性。毛泽东的文化批判不仅指向旧的文化势力，而且他还对自身—新文化模式的主体进行了无情地剖析与批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自身弱点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进行着清醒地审视，这种审视最早的理论表达《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后来整顿“三风”的运动，这些无不给我们以警示，清醒地认识自身并且勇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自己，这是我们面对新的时代必须具备的品质。
其次，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具有当代意义。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中关于新文化实现的手段、道路、动力、对象等问题的论述，随着时代的变换，已成为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但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具体事实去探寻它之后的方法论基础，就会发现毛泽东所用的是从部分质变人手达到促成整体质变的方法。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审视从1927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正是中国新文化重建的基本手段和基本路径。毛泽东的具体思路是，在当时旧的文化势力强大的中国，整齐划一地使新文化在“一个清早”就完全取代旧文化的变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已被实践证明了。那么，只有首先建立起一块或几块新的文化区域即红色区域，保护它、发展它，这是未来新中国的原始细胞，经过艰苦努力，就会出现更多的小块红色区域，星星之火，最后将发展为燎原之势，使全中国都变为新文化的区域，取得中国革命的整体胜利。这种思维方法在以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被继承，成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从邓小平着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以及先在沿海城市搞改革开放试点，由这些试点一步步推进到西部开发，到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方针的制定，都是对毛泽东以点到面、由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观照。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我们需要拒斥的“被边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上。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并没有终结的迹象。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中国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现时代，中国已成功地阻断了其近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进程，由被动卷人现代化浪潮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这一进程中，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所表现出的对西方文化批判吸收的开放态度，应成为我们正确对待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价值导向。因此，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对于我们正确面对当今社会文化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对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封建文化、消费文化等，我们都应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三、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的偏差与局限
首先，对西方文化缺乏内在认同。构成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底色的，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道德、伦理哲学，缺乏西方宪政民主的文化资源。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虽然曾广泛涉猎过，但是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不甚重视的，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也就是说，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的认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固然是“大杂烩”，但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把西方文化的新观念真正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所以，西方的宪政民主文化资源自始至终都没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真正扎根。
其次，阶级分析的泛化。毛泽东在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是毛泽东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手段。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文化批判中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是成功的。但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恰恰在他最擅长的阶级分析问题上出现了失误。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批判和改造的进程中，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创造的主要力量，毛泽东的判断也是有偏差的。知识分子被不加分析地纳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1956年中央曾提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提法曾让许多知识分子感动至深。但很快，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这个论断在事实上被改变了。这种泛化阶级分析的倾向，还使得晚年毛泽东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大力提倡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把众多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一概视作“封、资、修”而加以批判。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人类文明大道而偏狭发展的东西。这样做的结果，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华夏大地，出现了精神空虚。
再次，批判方式的失当。文化批判和建设远比政治斗争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用政治运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代替。毛泽东进行文化批判的方式，大多数时候是采取政治运动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革命的主力—中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这种文化批判的方式与当时的革命环境是高度契合的，也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需要。“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受到浓厚农民文化熏陶的政治家，毛泽东又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去适应和迁就农民文化在短时期内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否则，他就根本无法想象对农民进行广泛而有成效的社会政治动员，很难为先进文化在中国农村文化土壤上的传播和运用拓展契机。”从20世纪20年代的农****动讲习所，到延安新文化的建设，基本上都是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的。从政治上大规模地发动农民，这是毛泽东在战争环境下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在和平年代，毛泽东依然借用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文化批判，这显然有失妥当。
走过历史的烟尘，梳理和分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批判思想和实践历程，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先进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并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毛泽东文化批判思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参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