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毛泽东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 继承与发展
[论文摘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毛泽东重视传承中国优秀的哲学思想，从“实事求是”观、辩证法思想、知行观、伦理思想及社会历史观上，都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但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又带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点或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硕果。
一、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继承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必要理论前提。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落后，中国的哲学思想，需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优秀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毛泽东在谈到与“实事求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的放矢”时，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叶适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其原意是强调立论要象对准靶来放箭一样，以此来论证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这一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认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把“有的放矢”提高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以此来阐发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这不仅改造了其原来的含义，深化了其内容，而且还充分体现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民族化、群众化及通俗化的重要特色。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与文化并有相当精湛的造诣。从而使他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地发展中国传统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批判地吸收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和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完善，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概括了“实事求是”思想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结果。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而是古代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史书记载，“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说的是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欢读书，广泛搜集古代文化典籍。因此，班固称他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它的原意是说，做学问要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再从中得出真实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的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它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本质区别的。毛泽东从中国历史遗产中发掘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形式，并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进一步批判和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毛泽东的新解释，使“实事求是”有了崭新的涵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赋予“实事求是”命题唯物辩证内容的同时，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根源就是不实事求是，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1941年冬，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经过毛泽东改造和解释的“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精辟概括，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硕成果。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十分熟悉，并灵活自如地对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资料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对立时，毛泽东就引用《易经》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解释事物的两方面，明确讲到，“一点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自古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叫毛泽东还对传统哲学中的“一物两体”、“有一必有二”等哲学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改造，在其重要着作《矛盾论》中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两点论”、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等重要的辩证法观点，并用民族语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将复杂的哲学矛盾观点及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重要的辩证法规律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改造并吸收《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谈到好与坏的辩证统一时说，“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着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毛泽东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已知彼此，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改造和吸收中国优秀辩证法思想，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也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第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总结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
知行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代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先行后”论，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观，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和“行先知后论”。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毛泽东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同时，他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把知行问题从抽象的纯思维活动和个人的道德践履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实践论》于1951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特意加上附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行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就。
第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学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原则，习“哲学”就是以探求“天人合一”为中心，和道德修养紧密相联。《大学》所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中，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只有道德修养好，才能完成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历史使命。这些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后，批判地吸收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他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竭力倡导在个人修养中要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完善“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人民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固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在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修养的观点与中国传统道德观结合起来，指明了道德的作用及其发展方阿。
第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
追求理想社会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社会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编撰《礼记·礼运》篇，首先描绘出了“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一理想社会的总原则是“天下为公”，即以公有为基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对于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包括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以“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这些都表明，中国的志士仁人始终为实现大同理想而奋斗。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大同”的社会理想对毛泽东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毛泽东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赋予中国特色。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实质上是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同理想的现实道路。
在社会历史观问题上，毛泽东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民贵君轻的重民、民本思想及仁者爱人的****思想，把“人定胜天”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强调人民群众自觉能动性的重要。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从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在其本来的形态上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一定的差别，这会影响它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最善于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使其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