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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囚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00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00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00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00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00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00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00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00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00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00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00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如是像呆若木鸡似的去看任何一件事，我想成果并没有想象中完美，反而，你用大脑带着双手一起上场，用大脑想想，再用双手实践，可能获得的成果会更美好些。格物致知就是从探查物体而获得知识。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却并不太重视格物和致知。像国外那些人们，他们无论是什么事，都会格物，然而致知，他们的这种方法是完美的，脑力加手的劳动，从而使思考亦将是而变得简单。国外的那些人在小时候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用双手来实践获得知识，格物致知的意义并没有被那些爱动手的实践者所淹没，而对于中国传统教育，格物致知的意义就被淹没了。明朝的理论家――王阳明，空有一幅聪明的大脑，却没有爱动手实践的爱好，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又一次，王阳明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就决定要“格”院子的竹子，他就搬了一条板凳坐在院子里面，看着竹子硬想了七天，却并没有很好的答案，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手去实践，只考自己的头脑去硬想，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因为头痛受不了，而失败。明显，他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王阳明这样的做法，显然在当时社会是很多人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想要观察竹子的结构或它的生长过程，就必须得用手去把叶子切下来，然后拿到显微镜下进一步观察，绝不是像王阳明那样坐在板凳上空想，袖手旁观是绝对得不到理想中的成果。实践不是毫不选择的测量，它需要事先的准备与计划。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以作为整个实验的明确中心，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实验者的眼力、毅力和勇气。我们不能盲目的接受权威，我们要有自己的思维和判断力。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让人能大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目的，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格物致知的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
以下题目作为参考：
1、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性形象 （或其他形象）
2、 试析《诗经》中的婚恋诗（或选“战争诗”、“农事诗”）
3、 建安文学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4、 论宫体诗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心理
5、 唐代宫廷诗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6、 浅谈唐代边塞诗的演变
7、 唐诗中的女性形象
8、 唐传奇中的侠客形象
9、 唐五代曲子词研究（需选定一个角度）
10、 宋词的跨文化传播（需选定一个角度）
汉语言文学呢，我一向建议从三个方向去写，一个是文学，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民俗学。
对于文学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明清小说居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明清小说其实研究得很多很多了，再难翻出新意了。真的。如果老师没有特别的要求，而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向呢，我建议几个题目，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比如明代宦官专权对文人文风的影响，比如正德文坛的大佬，李梦阳啊，王阳明啊。
比如你可以写才子佳人小说，将其中的媒介，媒约的叙事功能做一个演变对比。
比如你可以写诗歌，如果选唐诗我建议你写李贺和白居易，一个诗歌辞赋化，一个诗歌通俗化。
如果你写人，那么有很多比如袁枚，他的翻案诗值得研究研究。
如果你写当代文学，我建议写金庸或者网络玄幻，金庸呢其实有一个点，关于对传统侠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引申出一个点，如何处理情和义的关系。至于网络玄幻小说呢，我建议和先秦神话联系起来，比如山海经里面神话形象的重构。
至于选择语言学呢，这个一般不建议写，很麻烦的。比如你要写语言暴力现象，可以从语义—语用角度分析，可以集中在动画动漫上。还有的写网络新兴词缀，要是从模因理论还行。至于民俗学呢，写的一般偏少，但是真心好写。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可以。1、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汲取和综合了孟子的“心”思、禅宗的“心”境和陆九渊的“心”本等思想。2、孟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陆九渊的影响是直接的，禅宗的影响是启发式的。这些影响使得王阳明成为心学集大成者，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3、而儒学鼻祖，孔子的文章是我们课本中比不可缺的。所以王阳明心学可以很好的作为论文的理论依据。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依靠他自己的知行合一，而且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并且他人也非常的善良，并且也特别勇敢，所以才会走上人生的巅峰。
道德心理学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具有高度的经验性和综合性，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交叉学科。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道德心理学理论浅述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心理学理论综述》
[摘要]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三阶段理论和柯尔伯格的三阶段六水平理论为道德认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艾森伯格从亲社会的独特视角研究了道德认知的发展;道德情感理论受到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良知理论和移情理论是该领域的重要理论：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探讨道德的心理机制和道德行为的形成。
[关键词]道德心理理论;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情感;道德行为
[作者简介]刘亚娟，苏州大学教育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吴荣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江苏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
道德心理是指人类道德言行的心理状态、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凡是涉及道德问题的心理现象都属于道德心理的范畴。人类对道德心理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国外最早可追溯到休谟和达尔文，国内最早可追溯到荀子和孟子。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道德心理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从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算起，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道德心理学理论发展到今天有很多理论出现。道德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成分组成。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道德心理学理论进行论述，旨在为道德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争论的平台。
一、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道德认知的发展是道德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心理学家、道德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而且形成了很多有体系的理论，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
(一)皮亚杰的三阶段道德发展理论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认识发展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前道德阶段(0～5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行为直接受行为结果所支配;对道德的概念还很模糊。第二阶段是他律道德阶段(5—8岁)。此阶段儿童对道德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看法，但也只是认为道德即规范和规则，遵守规范和规则便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就是违反道德的，只重视行为后果，而不考虑行为动机，因此他又称此阶段是道德现实主义;此时的道德就是服从权威。第三阶段是自律道德阶段(8岁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道德规范的相对性，体验到了规范之外的东西，如责任、公正、动机等，因此皮亚杰又称之为道德相对主义，此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就是儿童逐渐形成了“良心”，对道德的认知和判断已经升华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皮亚杰是第一个提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人，也是第一个应用实证的方法对道德认知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人，这是其最大的贡献。但由于皮亚杰对儿童道德观念的研究是从属于他对一般人类认识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因而他不可能对儿童道德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
(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三水平六阶段模型理论
柯尔伯格在1980年提出了他最新的、最全面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他认为，道德发展经历三水平六阶段：水平一：前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儿童，对规则中的是非善恶观念十分敏感，依据行为的实际后果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这一水平分两个阶段。阶段一：惩罚与服从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是自我中心的，所谓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而避免惩罚的，他不考虑他人的动机和利益，把自己的观点和权威观点混淆。阶段二：相对的快乐主义道德定向阶段。所谓对就是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要、利益，他能把自己的、权威的、和别人的利益及观点区别开来。水平二：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个体认为规则是正确的，有维护秩序的内在愿望，行为价值是以遵循规则的秩序为依据的。阶段三：好孩子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采纳的是一种与他人维持良好关系的观点。阶段四：遵从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此时人把社会观点与人际关系或动机相区别，依据自身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来确定人际关系。水平三：后习俗水平。此时个体认为道德决策不仅取决于原则、利益、动机，还必须为社会所赞同，社会是按公平和仁慈来运作的。阶段五：民主地承认法律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人采纳的是一种超越的社会观点，理性的个体意识到权利和价值优于社会依附和契约的观点。阶段六：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人真正懂得了道德本质，将用于社会治理的普遍伦理内化为一种道德的崇高境界。
柯尔伯格在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道德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其理论源于皮亚杰但又发展并超越了皮亚杰，他整合了传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这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外他还进行追踪研究，不仅有对美国本土被试的追踪研究，还有对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的跨文化的追踪研究，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具普遍性。
(三)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发展理论
艾森伯格对道德心理的研究是从亲社会道德情景方面开始的，她认为“一个人必须在满足自己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与满足他人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需要帮助的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艾森伯格认为儿童亲社会道德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阶段一：自我关注的享乐主义推理;阶段二：需要取向的推理;阶段三：赞许和人际赞许的定型取向推理;阶段四：包含有两个小阶段，即自我投射的移情推理阶段和过度阶段;阶段五：深度内化推理。
艾森伯格开辟了道德研究的一个新的通道，即从亲社会道德方面做了理论研究，弥补了前人单一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弥补了柯尔伯格从道德禁令方面研究的不足。但是她的研究多是通过对儿童的口头报告分析得到的，可靠性值得置疑。另外她的研究因为是在亲社会的情景下进行的，所以难以在一般情景下推广。
二、道德情感理论
道德情感是个体对社会道德现象是否符合自身的道德知识经验而产生的情绪体验，是主体有意识的评价性的心理反应。道德情感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一般来说，可表述为：心理激动—分析评价一形成定势。
(一)孟子的道德情感理论
孟子认为，凡人皆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里的“心”首先含有情感之义。恻隐之心，一般表现为同情心，羞恶之心表现为一种羞耻感与憎恨之情，辞让之心表现为一种宽容大度之情，是非之心更多表现为对善恶的情感认同与拒斥。有鉴于此，朱熹认为，孟子“所谓四端者，皆情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在善恶分析中，不仅有
理性的分辨，而且有情感的认同：好善恶恶已不单纯是理性判断，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接受或拒斥。正是德性所蕴含的情感之维，从一个方面构成了向善的内在动因，并为知转化为行提供了一个过渡平台。
孟子对最基本的人性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对道德情感的朦胧的描述，这些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道德情感中最基本的四种。人只有形成了这些情感，才会去做道德的事情。
(二)王阳明的理论
王阳明主张“无心则无身”，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主张“心外无善”，注重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主张“致极良知”，开发道德自律的情感机制，由此形成了他系统的道德情感理论。王阳明注重内心体验，强调精神生活优越于知识性活动;强调直觉，而不是分析;强调人的情感本质。
王阳明在宋明理学繁盛时期提出的道德情感理论，是理论界的一朵奇葩，改变了中国当时理性研究独占鳌头的局面。他的“心外无善”是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即道德已经内化到人心中，做事只需随“心”。此心是道德化了的，它有自己的原则。“致极良知”是指在个体心中已形成了良知，道德情感具有“悲天悯人”的特点，具有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情怀。
(三)霍夫曼的移情理论
霍夫曼的道德情感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移情。他认为，移情在道德情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提出了移情的四种水平，即普遍移情、自我中心的移情、对另外个体的移情和超越情景的移情。霍夫曼还解释了内疚在移情性苦恼中的作用，并将它与惩罚的焦虑和弗洛伊德的内疚做了区分。另外还试图确定移情和道德原则的关系，认为移情情感的唤起可以激活道德原则。 霍夫曼的研究解释了移情的产生和发展，阐释了内疚和移情情感的关系以及移情与道德原则的关系。他第一次对道德情感理论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研究，然而，他没有解释儿童如何学会在对他人的关心和自私自利动机之间平衡。
三、道德行为理论
道德行为是在个体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觉认识基础上，自由选择后而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是面对利益时的道德冲突;二是面对冲突时的道德选择。
有道德冲突才有道德行为的选择问题，道德冲突的大小同所选择的道德行为价值是成正比的，道德冲突越大，所选择的善的行为价值就越高。
道德行为过程一般分为发动、进行和终结三个基本阶段。与此相适应，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可分为道德心理的激活、道德心理持续和道德心理平衡三个过程。在道德境遇的外在诱因和道德情感的内在驱动下，道德行为被激活，而道德行为是一个持续的活动，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行为的持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行为完成以后，道德冲突解除，道德动机得到了实现，此时道德心理重新平衡，道德行为终结。因此也可以说，道德行为是解决个体内心冲突、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强调了道德行为成分，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习得的，儿童的道德行为是观察学习和模仿的结果。社会学习理论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儿童会模仿社会榜样的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但是这种只强调模仿学习的理论，使得道德行为好似失去了主体的能动性。而道德行为是由个体内心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识发动的。不过社会学习理论对道德行为的形成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操作过程，这点是道德行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道德行为是道德心理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它不仅和道德认知有关，还和道德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的前提，道德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道德行为。另外道德行为还和环境因素、个人目标等外界因素有关。目前中外对道德行为的理论研究还仅停留在一些零散的观点水平上，很少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出现，这是道德心理理论研究的空缺。
综观中外对道德心理的研究，道德心理学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特别是对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研究。另外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研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水平上，还应该进一步对这三个维度细分，应该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对三者关系的研究仅仅是一些简单的阐述，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道德心理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与个体有关，还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道德心理的研究还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系。总之，道德心理学理论研究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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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格物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之 一。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於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词 目 格物致知 发 音 gé wù zhì zhī 释 义 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出 处 《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示 例 顾彼西洋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严复《原强》）
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致知。
——题记
格物致知是我国“情系中华”的征文特别奖荣誉奖的获得者——丁肇中，提出来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使人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
大家就经常在想，为什么我堂堂一个有5千年文化历史的大国，还不如一个美国，那我就告诉你，不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来打过中国，而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有问题！
大家可以想，美国为什么能这样的牛B呢？那是因为美国注重的是特长培养，而我们的中国呢？是想培养一个全才啊！
就拿一个小小的纺织业，除了纺织，什么材料，布料啊，这全是美国的，你敢说纺织也要大学生，博士来纺织？所以说中国的教育有问题啊！( 文章阅
格物致知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为中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命题之 一。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於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格物致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一词出自《大学》。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物致知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
词 目 格物致知 发 音 gé wù zhì zhī 释 义 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出 处 《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示 例 顾彼西洋以～为学问本始，中国非不尔云也，独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
走近王阳明——感受王阳明的传奇一生。 王阳明生于1472年10月31日事逝于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后改名为“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他的母亲怀孕十四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个孩子，从天而降，祖父就给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我又仿佛看到11岁的王阳明在祖父王伦培养下成长。18岁时在回余姚的途中拜访程朱派学者娄谅，娄谅向他介绍了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使他很受启发。20岁是随父亲王华到北京任所，一度热心骑射，继又研习兵法。21岁中乡试，遍读朱熹著作。28岁中进士，任职于工部，后又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34岁触怒太监刘瑾，被施廷杖四十，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在哪里悟出“知行合一”的道理，史称龙场悟道。最让我敬佩的是王阳明晚年时发生的那些事。那时的他已经45岁了，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阳明举兵勤王，在袁州聚兵，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朱宸濠有18万人马，而王阳明只有3万不到，兵力相差了6倍之多，可就在35天后，这场叛乱就结束了，王阳明是怎么做到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呢？原来，王阳明先是用缓兵之计迷惑朱宸濠，使朱宸濠以为朝廷早有防备，叛军在南昌不敢行动，为集结兵力争取了时间，朱宸濠发现中计后率兵攻打安庆，王阳明又用围魏救赵的办法，趁敌后空虚攻占了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就战败被俘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皇上乞求告老还乡，病逝于江西南安府港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这正体现了王阳明追求光明，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死亡的坦然啊！现在，在王阳明故居里，你还能看到王阳明画像上的“吾心光明”四个大字。这一次游历，不仅使我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见识，对王阳明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还让我有了全新的目标——努力学习，做一个像王阳明一样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
我以前高考的时候经常用的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王阳明格物致知精神，就是课本里学过的那个格竹子格出来高深的道理的，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王阳明在艰苦的环境下依旧坚持思想，最终龙场悟道（并且是在一个很破败的棺材里面哦！具体你可以百度），最终他明白了“天人合一”，也因此成为了伟大的心理学家以及思想家。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语文书里面就能够找到的，还有一个是我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记住的。写作文的时候经常用。王先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古人呢！祝你考试顺利~
阳明先生的典故的确有很多，但不知你的作文是个什么主题？我记忆力不好，能想到的不是很多。历史上最著名的阳明先生的事例是“阳明格竹”，是阳明先生年轻时候，遵照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进行个人实践的一个典型例子。当然，格的结果，是毫无收获。证明了单纯的“格物”其实是格不出“理”的。这个例子为先生后期到了贵州当驿馆小吏最终参悟出“心学”有一定的意义。可以说没有前面格竹子的失败，也就没有后面心学的诞生。阳明先生的第二个典型贡献就是平息明藩王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是他的心学在实际应用中的检验，也是先生个人理想（他崇拜的是诸葛孔明）的实现。他的“知行合一”在这次评判中得到了检验。这也是他的“心学”大获光明的例子。并让先生与其他的大儒有了一个质的区别：其他的大儒多是纸上谈兵，有理论无实践，是纯粹的儒学学术大儒；而先生已经突破了这个境界，变成了真正的“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内圣外王”的大儒。其他的事例我也知道的不多。工作太忙，一直没有系统地学习心学，甚至我还没有你了解的多呢。希望这些能帮助你。
2021年10月17日晚，我终于踏上余姚的土地，来到王阳明先生的故乡，想象着阳明先生早年在家乡的山水中润泽滋养，希冀我亦可从这里的山水沾些灵气，竟至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眠。 此次赴余姚的目的不是 旅游 ，而是与浙江上百名高中语文教师交流《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的。次日早餐后，我赶到余姚中学，在陈智峰和戴柏葱两位老师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阳明雕像前。大概校园中心位置有一个小池，半围着廊亭，通往池心的蜿蜒小径，尽头就是阳明雕像。阳明左手持一根竹杖，右手前倾提着一盏灯笼，照着前方的路，呈迈步前行之姿。我们猜测着竹杖和灯笼的寓意：竹杖是纪念阳明青年时格竹子的故事吧，那么灯笼呢？午饭后，雨已停，阳光若隐若现。我与几位老师来到阳明雕像前合影留念，再谈起阳明的灯笼，记不得谁说的，阳明生活的时代周围非常黑暗，他打着一盏灯笼为人们照明。我则推测这盏灯笼意味着阳明心学思想。 在阳明雕像一侧下方基石上刻有八个字，涂成朱红色，“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王阳明对从游的弟子们提出的四方面的要求。而这八个字，在余姚中学楼道和教室里多处都有不同方式的介绍，似乎就像一盏盏指路的灯笼，照亮了学子前进的方向。 王阳明讲“事上练”，重视参与实践，要“知行合一”。 社会 学学科的性质也要求重视实践，“从实求知”，以获得的知识来指导 社会 正确的变迁。在阳明故里余姚中学交流费孝通的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心得，感觉两个先后相距数百年的先贤相遇了。事有凑巧，我想到了我所执教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前四字取自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关于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和平相处的十六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四字“知行合一”来自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关键词。 以我这样不免些微牵强的联想，王阳明与费孝通似乎可以坐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未来。费孝通晚年提出的 社会 学要研究人的“心态”秩序，心学与 社会 学似乎也可以牵起手来，都在一个“心”字上。 回忆起我近年的学术工作，去年年初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的论文《“心”即“认知”：认知框架、 社会 事实与赋值力》，就是“心学”与 社会 学的融合，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以现代 社会 科学理论进行新解。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心外无物”思想成为阳明心学的根基。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视角看，每个观察者的认知是不同的，导致了同一事物在每个人眼里呈现不同样貌。这个不同就造成了每个人所认为的“事实”实际上的差异，都经过个人的“认知框架”的棱镜进行了框定和过滤，因而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其形象、价值和意义也就有了差别。必须通过认知水平的提高,“心外无物”的心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提高个体和 社会 认知“ 社会 事实”心智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10月19日早上，陈智峰老师与我一起赴温州第二外国语学校跟高一学生交流《乡土中国》的阅读。 与智峰老师余姚相见是第一次，但因文相知已有多年，尤其是关于苏东坡的话题，更是常有往来。他的好多文章我都读过，很有自己独特的见地。比如他在《称呼不同， 情感 各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一个独特切入口》一文中，通过作者对词中人物称呼的不同，寄托了不同的 情感 ，这一分析角度发前人所未发，却又合情合理，富有启发。 在温州讲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自然想起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并提出“温州模式”的故事。查询《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得知，1998年的10月19日，也就是23年前的同一天，费孝通正在温州做 社会 调查，上午访问了东方灯具市场、温州装饰材料市场和温州家具市场，下午接受了浙江电视台的采访。1998年的10月，我刚刚入读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 学研究生一个月时间。费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就在23年后的同一天，我这样一个 社会 学后生来到温州跟高中学生讲《经典的诞生与大师的成长：费孝通与〈乡土中国〉》。在这所学校，我了解到许多学生都是家长在海外，遍布世界各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的地方，温州人就去开辟市场。费孝通总结的温州精神是：冲破旧框框，创出新路子。 能与温州这些年轻的学子和富有朝气的老师一起研讨费孝通先生的大师成长历程和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诞生，真是一件余味绵绵的人生乐事。 忙碌中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以纪念首次浙江教育行，也为了记住这次浙江行所遇到的故交新友们，尤其是奋斗在高中教学第一线的那些令我敬佩的语文教师，愿他们心中永驻阳明的灯笼！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 学学院教授，著有《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等） 《中国教育报》2022年01月07日第4版 作者：陈心想
文/Eva77最早看到关于王阳明的事迹，是在初中看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得到的。 说杨过“坐了约莫半个更次，突然间眼前似见一片光明，四肢百骸，处处是气，口中不自禁发出一片呼声，这声音犹如龙吟大泽，虎啸深谷，远远传送出去”。然后此段文中后部分提到几句话“后来明朝之时，大儒王阳明夜半在兵营练气，突然纵声长啸，一军皆惊，这是史有明文之事”。所说“史有明文”一句，言之凿凿，但是金庸先生所提及的“文”在何处，就先不去考证了。附会之言敷衍开来，不过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读性而已，所谓：虚虚实实，亦真亦幻，方才让人着迷些。这是第一次对大儒王阳明有印象的来源与所在。 其后，人在旅途，陆续读到了有关他的故事。如看曾国藩家书中，初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句惊为天语，后来知道这是王阳明的原著成句。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参加庆功宴的过程中，面对众人的盛誉默不作声。这位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刚刚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他只是把自己随身佩戴的腰牌展示给众人，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一生俯首拜阳明”。 每一个时代，每个国家在紧要关头都一定会有可堪大任之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抛开民族的观念不说，只是就事理而言，能让杰出的人都信服的人，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而王阳明正是这样的人！ 一、王阳明其人 王阳明，真实名字是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的汉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所以又称他为王阳明。他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他不但精通儒释道三家，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世谓“心学”，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代大儒，而且还能统军征战，而且只打胜仗。关于他平定江西盗匪叛乱，35天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之乱，平定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造反的事儿别书早有细述，不赘述。平定宁王之乱后，他被将士称为“大明军神”。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本人最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后来被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二十四史的《明史》部专门有《明史.王守仁传》。嘉靖皇帝在位时能有这样的大人物辅佐，真是也算延续了明朝的脉络。 后世好多人评价他时，说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成为‘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人格理想”。王阳明57岁驾鹤西去后，后世对他的评论如江海滔滔，一直到今。《明史》曾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他的同乡、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称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清初学者魏禧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慎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近代大学者钱穆更是把王阳明的著述《传习录》称为七本“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二、冈田武彦其人 近500年来，对王阳明著述的解读、阐释和延伸在国内就没有间断过。宝山已在，用什么样的角度和观点来解读他，都不为过，也可谓百家争鸣。但是近现代中，在深刻研讨王阳明著作的人群中，冈田武彦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人。他在2004年就已经过世了。可是我曾经说过：文心永恒，只要人类依然存在，那伟大的灵魂总能穿越时空，与后来的人对话。我看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会先去试着了解他的身世。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绝对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解了身世，也就会更加明白或了解其著作的很多内涵。 冈田武彦（1908—2004）是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他1934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主要论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近代汉籍丛刊》、《王阳明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如果接触日本文史哲方面多些的话，就会知道他的授业恩师楠本正继也是近现代日本哲学界的殿堂级人物。而楠本正继的祖父楠本端山更是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新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端山与其弟楠本硕水俱称名于世，时有“西海二程”之说。兄弟两人联手创立了日本著名的楠门学派。可以说冈田武彦是楠门学派衣钵的传承者。 近现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崛起于东亚，实事求是的讲，它对中国文史哲各方面的研究力度与深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来看看冈田武彦所做的一些事情：为了研究阳明心学，冈田武彦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国内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心血。还是如前所言，抛开民族论的观点，单就从学术研究而言，一个人一生如果不是有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和痴情，又怎么会付出这么大的精力、物力和时间去坚持做一件事呢？ 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其书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是冈田武彦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按照这本书作者自序中的提及，完成时间应该是在1957年前后，是他在日本九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时的毕业论文，全文大概有45万字。主要是“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系统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细致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为读者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有很好的帮助。在这本书1987年正式发行中文版前，冈田武彦作了一篇序，详细论述了该书的诞生过程。在序言中，他提出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内在性研究。他说：“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实证中去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他把西方舶来的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相对于这种实证，他自己更倾向于“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为何提及这段？因为在《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这本书中，他将这种研究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正和王阳明本身所提出“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有很多契合之处。这是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时刻加以关注和印证的。 这本书按照他的中文翻译作者国内著名学者钱明的说法，中文翻译肇始于90年代初，反复折腾了近10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首版。钱明为何人？他现在是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他得到了日本九州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哦？有点眼熟，哈哈。对，他获得了和冈田武彦一样的学位。是的，因为他就是冈田武彦的学生之一。 为何还要提及他的翻译者？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关系的描述，才会让读者知道从对日文的理解与精准把握上，从对作者著述的研究与阐释上，钱明译本应该更加接近冈田武彦对阳明学的思考与生发。 推荐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是重庆出版集团旗下的重庆出版社近期印制的。全书16开，为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全书共432页，其中主文共9章31节（算上“附录<李氏说书>”共31节）399页，从第一章绪论之第一节“明代的文化与思想”始，至第九章“东林学和刘蕺山”之最后一节“刘蕺山”讫。其余33页均为作者中文版序、前言、译者序和目录，以及国内研究王阳明的著名学者、《明朝一哥王阳明》一书的作者吕峥所写的《当自由的大门打开时，人们朝那个方向奔跑？》的推荐序。这个推荐序个人感觉是一篇不错的文字，尤其首见“欲望枯骨”这个词，觉得有点写尽人间的感觉，是篇很有深度的白话文，哈哈。还有这本书的目录编排也是很有特点的，可以关注下。400多页的厚度，设计装帧精美，格调素雅文气，个人觉得算是12月份所看书以来性价比最好的一部了。 而且重庆出版社的前身是1950年组建的西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恢复现名，曾经出版过获得"中国图书奖"的《邹韬奋传记》，《世界工艺美术邮票鉴赏大图典》，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石窟雕塑全集》(10卷)，获第5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21卷)，获第13届香港印制大奖"书面及封套设计冠军奖"的《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等优秀图书。而且还陆续出版过涉及日系人物的作品，如《丰臣秀吉》、《织田信长》、《宫本武藏》、《武田信玄之风林火山》等。想来在日文丛书研究、翻译和发行方面应该是经验颇丰。 四、写在末尾 这本书从拿到手，陆陆续续读了快10天的时间了。说实话，进度尤其慢，每个晚上有时候连20页都读不完。因为这本书中引经据典，所用原著原典之文不胜枚举，基本上是处处皆是。每至于斯，都觉得冈田武彦实在是了不起的日本大儒，也为自己惭愧不已。我动用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从“懒人听书”上找来关于王阳明的论述和曾国藩的论述一有时间就听听；记下不懂的词汇和引文，逐一查找资料，以解其惑，以求甚解：翻出以前买的王阳明的《传习录》原著，反反复复和冈田武彦这本对照着读，相互印证，希望能明白点，长些见识，真有点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感觉。 而越往里面读，就越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越感受到读书的奇妙和乐趣。 一个500多年前的人写下了文字，构建了气势恢宏的思想建筑，一个60多年前的人初窥堂奥，写下了参观后的游记，一个现在快到40岁的人偶然看到游记后，虽然觉得自己智商呆萌，看的云山雾罩，却还想按图索骥找到一条路，爬上山看看。。。 不朽的思想，精致的文心，和伟大的灵魂会一直在，永远在！ 它们承载在文字中，穿越时空，启迪来者，获得永生。很荣幸，自己能看到这本书。当然，要是还能早点，就更好了。 写到这儿，想起吕峥先生写在护封上的那句话，引于此：“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一生俯首拜阳明，信然，戚戚焉！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