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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他自己的知行合一，而且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并且他人也非常的善良，并且也特别勇敢，所以才会走上人生的巅峰。
王阳明在母亲去世以后，更加的奋发图强，每天都在努力读书，后来明英宗被俘虏刺杀以后，他就专心研习兵法，后来在他18岁的时候，接触了朱熹的文学，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后来他在弘治五年参加了乡试，中了举人之后，他又考近士，但是却落榜，虽然两次科举没有中，但是他却得到了李东阳的赏识，参加了会试，他凭借着特别优秀的成绩，成了进士，后来刘瑾被除掉，他也因此开始走向了人生巅峰。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王阳明靠的是自己的坚持，以及自己对梦想的追求，还有就是知己的帮助，最终让他走向了人生巅峰。
王阳明在母亲去世以后，更加的奋发图强，每天都在努力读书，后来明英宗被俘虏刺杀以后，他就专心研习兵法，后来在他18岁的时候，接触了朱熹的文学，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后来他在弘治五年参加了乡试，中了举人之后，他又考近士，但是却落榜，虽然两次科举没有中，但是他却得到了李东阳的赏识，参加了会试，他凭借着特别优秀的成绩，成了进士，后来刘瑾被除掉，他也因此开始走向了人生巅峰。
王阳明靠的是自己的坚持，以及自己对梦想的追求，还有就是知己的帮助，最终让他走向了人生巅峰。
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可见加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因此廉洁修身从我做起！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也就是说法律是维护社会的根本的保障，但同时，道德规范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有些领域公民的道德规范起的作用远远大于法律规范。人们通过对道德规范的把握来感受社会的脉动，识别社会的发展方向，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自觉的扬善抑恶，明辨荣辱，选择高尚，弃绝卑下，保持社会和个人的健康发展。作为一名大学生，作为公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一个群体的一员，我们应该自觉地遵守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但目前在很多大学中也存在着权力的腐败现象，很多学生干部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可以说，大学的学生的腐败程度绝对不比社会的低。某大学在每个暑期都有组织学生去企业实习，去丰富一下阅历，让他们有锻贪污腐败炼自身的机会。而且每次去的人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但有一次校领导把筛选人这个权力下放到一个学生干部手中。这个学生干部不顾先前 “谁有能力就谁去”的选人原则，而是按照选手与自己关系的亲密程度选人。虽然表面上我们是有参与到其中，但是背后又搞暗箱操作，因为最后的人选都不是公认的可以去参加的选手，从而使得很多人都愤愤不平。这种现象我们并不少见，虽然我们在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但都会觉得社会就是很不公平的，也就不会长时间放在心上了。可见加强大学生的廉洁修身也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断地冲击大学生，给大学生造成心理矛盾；其次，由于腐败由来已久，它已经成为人们很平常的一种认识，而认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腐败的“合理性”会导致大学生对腐败现象。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道德品质，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其发扬光大。廉洁文化是廉洁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念、制度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总概括。校园廉洁文化是以廉洁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围绕廉洁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的总称。其目的在于使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正确的事业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交友观，在大学校园环境中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和文化氛围。腐败文化最核心思想是利己与享乐，宣扬金钱至上、权利至上、“关系”至上，面对社会上的个别腐败、个人收入悬殊、投机取巧、官僚主义、卖官买官等部分社会问题，大学生难免受到影响与冲击。社会腐败问题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思想上的影响与导向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疏导与合理的解释，将导致部分大学生出现放弃信仰、漠视正义、缺乏人文关怀、鄙视知识等深层次的危机。面对大学生干部评选、入党、评奖评优、免试推荐研究生等关系自己利益的事情时，部分大学生寄希望于走关系达到目的，部分学生甚至认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现象。这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现象，是导致校园腐败亚文化的一大诱因。可悲的是，一些学生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和老师对他们的信任，在推选干部、评优、奖学金等方面搞特殊。个别学生干部“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作风”严重，服务意识不够。一些学生干部自恃手中的“权力”，高居普通学生之上，而忘记了为同学服务的宗旨，榜样作用严重地受到影响和削弱。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2021年10月17日晚，我终于踏上余姚的土地，来到王阳明先生的故乡，想象着阳明先生早年在家乡的山水中润泽滋养，希冀我亦可从这里的山水沾些灵气，竟至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眠。 此次赴余姚的目的不是 旅游 ，而是与浙江上百名高中语文教师交流《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的。次日早餐后，我赶到余姚中学，在陈智峰和戴柏葱两位老师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阳明雕像前。大概校园中心位置有一个小池，半围着廊亭，通往池心的蜿蜒小径，尽头就是阳明雕像。阳明左手持一根竹杖，右手前倾提着一盏灯笼，照着前方的路，呈迈步前行之姿。我们猜测着竹杖和灯笼的寓意：竹杖是纪念阳明青年时格竹子的故事吧，那么灯笼呢？午饭后，雨已停，阳光若隐若现。我与几位老师来到阳明雕像前合影留念，再谈起阳明的灯笼，记不得谁说的，阳明生活的时代周围非常黑暗，他打着一盏灯笼为人们照明。我则推测这盏灯笼意味着阳明心学思想。 在阳明雕像一侧下方基石上刻有八个字，涂成朱红色，“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王阳明对从游的弟子们提出的四方面的要求。而这八个字，在余姚中学楼道和教室里多处都有不同方式的介绍，似乎就像一盏盏指路的灯笼，照亮了学子前进的方向。 王阳明讲“事上练”，重视参与实践，要“知行合一”。 社会 学学科的性质也要求重视实践，“从实求知”，以获得的知识来指导 社会 正确的变迁。在阳明故里余姚中学交流费孝通的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心得，感觉两个先后相距数百年的先贤相遇了。事有凑巧，我想到了我所执教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前四字取自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关于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和平相处的十六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四字“知行合一”来自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关键词。 以我这样不免些微牵强的联想，王阳明与费孝通似乎可以坐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未来。费孝通晚年提出的 社会 学要研究人的“心态”秩序，心学与 社会 学似乎也可以牵起手来，都在一个“心”字上。 回忆起我近年的学术工作，去年年初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的论文《“心”即“认知”：认知框架、 社会 事实与赋值力》，就是“心学”与 社会 学的融合，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以现代 社会 科学理论进行新解。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心外无物”思想成为阳明心学的根基。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视角看，每个观察者的认知是不同的，导致了同一事物在每个人眼里呈现不同样貌。这个不同就造成了每个人所认为的“事实”实际上的差异，都经过个人的“认知框架”的棱镜进行了框定和过滤，因而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其形象、价值和意义也就有了差别。必须通过认知水平的提高,“心外无物”的心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提高个体和 社会 认知“ 社会 事实”心智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10月19日早上，陈智峰老师与我一起赴温州第二外国语学校跟高一学生交流《乡土中国》的阅读。 与智峰老师余姚相见是第一次，但因文相知已有多年，尤其是关于苏东坡的话题，更是常有往来。他的好多文章我都读过，很有自己独特的见地。比如他在《称呼不同， 情感 各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一个独特切入口》一文中，通过作者对词中人物称呼的不同，寄托了不同的 情感 ，这一分析角度发前人所未发，却又合情合理，富有启发。 在温州讲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自然想起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并提出“温州模式”的故事。查询《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得知，1998年的10月19日，也就是23年前的同一天，费孝通正在温州做 社会 调查，上午访问了东方灯具市场、温州装饰材料市场和温州家具市场，下午接受了浙江电视台的采访。1998年的10月，我刚刚入读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 学研究生一个月时间。费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就在23年后的同一天，我这样一个 社会 学后生来到温州跟高中学生讲《经典的诞生与大师的成长：费孝通与〈乡土中国〉》。在这所学校，我了解到许多学生都是家长在海外，遍布世界各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的地方，温州人就去开辟市场。费孝通总结的温州精神是：冲破旧框框，创出新路子。 能与温州这些年轻的学子和富有朝气的老师一起研讨费孝通先生的大师成长历程和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诞生，真是一件余味绵绵的人生乐事。 忙碌中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以纪念首次浙江教育行，也为了记住这次浙江行所遇到的故交新友们，尤其是奋斗在高中教学第一线的那些令我敬佩的语文教师，愿他们心中永驻阳明的灯笼！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 学学院教授，著有《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等） 《中国教育报》2022年01月07日第4版 作者：陈心想
文/Eva77最早看到关于王阳明的事迹，是在初中看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得到的。 说杨过“坐了约莫半个更次，突然间眼前似见一片光明，四肢百骸，处处是气，口中不自禁发出一片呼声，这声音犹如龙吟大泽，虎啸深谷，远远传送出去”。然后此段文中后部分提到几句话“后来明朝之时，大儒王阳明夜半在兵营练气，突然纵声长啸，一军皆惊，这是史有明文之事”。所说“史有明文”一句，言之凿凿，但是金庸先生所提及的“文”在何处，就先不去考证了。附会之言敷衍开来，不过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读性而已，所谓：虚虚实实，亦真亦幻，方才让人着迷些。这是第一次对大儒王阳明有印象的来源与所在。 其后，人在旅途，陆续读到了有关他的故事。如看曾国藩家书中，初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句惊为天语，后来知道这是王阳明的原著成句。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参加庆功宴的过程中，面对众人的盛誉默不作声。这位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刚刚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他只是把自己随身佩戴的腰牌展示给众人，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一生俯首拜阳明”。 每一个时代，每个国家在紧要关头都一定会有可堪大任之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抛开民族的观念不说，只是就事理而言，能让杰出的人都信服的人，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而王阳明正是这样的人！ 一、王阳明其人 王阳明，真实名字是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的汉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所以又称他为王阳明。他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他不但精通儒释道三家，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世谓“心学”，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代大儒，而且还能统军征战，而且只打胜仗。关于他平定江西盗匪叛乱，35天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之乱，平定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造反的事儿别书早有细述，不赘述。平定宁王之乱后，他被将士称为“大明军神”。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本人最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后来被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二十四史的《明史》部专门有《明史.王守仁传》。嘉靖皇帝在位时能有这样的大人物辅佐，真是也算延续了明朝的脉络。 后世好多人评价他时，说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成为‘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人格理想”。王阳明57岁驾鹤西去后，后世对他的评论如江海滔滔，一直到今。《明史》曾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他的同乡、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称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清初学者魏禧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慎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近代大学者钱穆更是把王阳明的著述《传习录》称为七本“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二、冈田武彦其人 近500年来，对王阳明著述的解读、阐释和延伸在国内就没有间断过。宝山已在，用什么样的角度和观点来解读他，都不为过，也可谓百家争鸣。但是近现代中，在深刻研讨王阳明著作的人群中，冈田武彦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人。他在2004年就已经过世了。可是我曾经说过：文心永恒，只要人类依然存在，那伟大的灵魂总能穿越时空，与后来的人对话。我看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会先去试着了解他的身世。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绝对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解了身世，也就会更加明白或了解其著作的很多内涵。 冈田武彦（1908—2004）是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他1934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主要论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近代汉籍丛刊》、《王阳明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如果接触日本文史哲方面多些的话，就会知道他的授业恩师楠本正继也是近现代日本哲学界的殿堂级人物。而楠本正继的祖父楠本端山更是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新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端山与其弟楠本硕水俱称名于世，时有“西海二程”之说。兄弟两人联手创立了日本著名的楠门学派。可以说冈田武彦是楠门学派衣钵的传承者。 近现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崛起于东亚，实事求是的讲，它对中国文史哲各方面的研究力度与深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来看看冈田武彦所做的一些事情：为了研究阳明心学，冈田武彦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国内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心血。还是如前所言，抛开民族论的观点，单就从学术研究而言，一个人一生如果不是有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和痴情，又怎么会付出这么大的精力、物力和时间去坚持做一件事呢？ 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其书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是冈田武彦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按照这本书作者自序中的提及，完成时间应该是在1957年前后，是他在日本九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时的毕业论文，全文大概有45万字。主要是“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系统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细致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为读者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有很好的帮助。在这本书1987年正式发行中文版前，冈田武彦作了一篇序，详细论述了该书的诞生过程。在序言中，他提出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内在性研究。他说：“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实证中去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他把西方舶来的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相对于这种实证，他自己更倾向于“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为何提及这段？因为在《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这本书中，他将这种研究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正和王阳明本身所提出“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有很多契合之处。这是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时刻加以关注和印证的。 这本书按照他的中文翻译作者国内著名学者钱明的说法，中文翻译肇始于90年代初，反复折腾了近10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首版。钱明为何人？他现在是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他得到了日本九州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哦？有点眼熟，哈哈。对，他获得了和冈田武彦一样的学位。是的，因为他就是冈田武彦的学生之一。 为何还要提及他的翻译者？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关系的描述，才会让读者知道从对日文的理解与精准把握上，从对作者著述的研究与阐释上，钱明译本应该更加接近冈田武彦对阳明学的思考与生发。 推荐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是重庆出版集团旗下的重庆出版社近期印制的。全书16开，为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全书共432页，其中主文共9章31节（算上“附录<李氏说书>”共31节）399页，从第一章绪论之第一节“明代的文化与思想”始，至第九章“东林学和刘蕺山”之最后一节“刘蕺山”讫。其余33页均为作者中文版序、前言、译者序和目录，以及国内研究王阳明的著名学者、《明朝一哥王阳明》一书的作者吕峥所写的《当自由的大门打开时，人们朝那个方向奔跑？》的推荐序。这个推荐序个人感觉是一篇不错的文字，尤其首见“欲望枯骨”这个词，觉得有点写尽人间的感觉，是篇很有深度的白话文，哈哈。还有这本书的目录编排也是很有特点的，可以关注下。400多页的厚度，设计装帧精美，格调素雅文气，个人觉得算是12月份所看书以来性价比最好的一部了。 而且重庆出版社的前身是1950年组建的西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恢复现名，曾经出版过获得"中国图书奖"的《邹韬奋传记》，《世界工艺美术邮票鉴赏大图典》，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石窟雕塑全集》(10卷)，获第5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21卷)，获第13届香港印制大奖"书面及封套设计冠军奖"的《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等优秀图书。而且还陆续出版过涉及日系人物的作品，如《丰臣秀吉》、《织田信长》、《宫本武藏》、《武田信玄之风林火山》等。想来在日文丛书研究、翻译和发行方面应该是经验颇丰。 四、写在末尾 这本书从拿到手，陆陆续续读了快10天的时间了。说实话，进度尤其慢，每个晚上有时候连20页都读不完。因为这本书中引经据典，所用原著原典之文不胜枚举，基本上是处处皆是。每至于斯，都觉得冈田武彦实在是了不起的日本大儒，也为自己惭愧不已。我动用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从“懒人听书”上找来关于王阳明的论述和曾国藩的论述一有时间就听听；记下不懂的词汇和引文，逐一查找资料，以解其惑，以求甚解：翻出以前买的王阳明的《传习录》原著，反反复复和冈田武彦这本对照着读，相互印证，希望能明白点，长些见识，真有点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感觉。 而越往里面读，就越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越感受到读书的奇妙和乐趣。 一个500多年前的人写下了文字，构建了气势恢宏的思想建筑，一个60多年前的人初窥堂奥，写下了参观后的游记，一个现在快到40岁的人偶然看到游记后，虽然觉得自己智商呆萌，看的云山雾罩，却还想按图索骥找到一条路，爬上山看看。。。 不朽的思想，精致的文心，和伟大的灵魂会一直在，永远在！ 它们承载在文字中，穿越时空，启迪来者，获得永生。很荣幸，自己能看到这本书。当然，要是还能早点，就更好了。 写到这儿，想起吕峥先生写在护封上的那句话，引于此：“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一生俯首拜阳明，信然，戚戚焉！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可以。1、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汲取和综合了孟子的“心”思、禅宗的“心”境和陆九渊的“心”本等思想。2、孟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陆九渊的影响是直接的，禅宗的影响是启发式的。这些影响使得王阳明成为心学集大成者，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3、而儒学鼻祖，孔子的文章是我们课本中比不可缺的。所以王阳明心学可以很好的作为论文的理论依据。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依靠他自己的知行合一，而且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并且他人也非常的善良，并且也特别勇敢，所以才会走上人生的巅峰。
想要系统学习王阳明先生的心学，就必须要先把他的著作都读一遍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用四句话就可以阐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首先是起心。起心之后就有了识别的善恶之分。
王阳明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无善无恶”和“起心”来展开的。
王阳明当年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心学理论也是用儒学来表述的，当然了，也只有这样当时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更好的理解。
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展现出来的禅学。还有“致良知”其实就是佛学中讲到的菩提（菩提：智慧、境界．）。
一、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科举至上，学校重知识记诵，轻全面发展的情形下提出和实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他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内容：
（一）注重儿童全面发展
他除了重视开设传统的“读书”课程来发展儿童的智能外，还倡议开设“歌诗”、“习礼”和“考德”等内容。
（二）依据儿童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的有意注意稳定性较差，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分散、转移，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很短，对新鲜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只是一味的读书学习对幼儿来说简直是太枯燥乏味；儿童同时又是好动的这是儿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上要有张有弛、动静交替、不断变化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协调。
（三）注重儿童个体差异
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所以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给予适当的引导。“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是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在儿童教育中，王守仁非常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他认为资质不同，教学要因人而异。
扩展资料：
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三个要点：
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
第二，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
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
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心学
人民网-“知行合一”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百度百科-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