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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系统学习王阳明先生的心学，就必须要先把他的著作都读一遍
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用四句话就可以阐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我们的心本来是没有善也没有恶的，首先是起心。起心之后就有了识别的善恶之分。
王阳明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无善无恶”和“起心”来展开的。
王阳明当年所受的教育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的心学理论也是用儒学来表述的，当然了，也只有这样当时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更好的理解。
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其实就是展现出来的禅学。还有“致良知”其实就是佛学中讲到的菩提（菩提：智慧、境界．）。
一、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王守仁的教育理念在当时科举至上，学校重知识记诵，轻全面发展的情形下提出和实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他的教育理念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内容：
（一）注重儿童全面发展
他除了重视开设传统的“读书”课程来发展儿童的智能外，还倡议开设“歌诗”、“习礼”和“考德”等内容。
（二）依据儿童特点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现代心理学认为，儿童的有意注意稳定性较差，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分散、转移，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很短，对新鲜的事物非常感兴趣，只是一味的读书学习对幼儿来说简直是太枯燥乏味；儿童同时又是好动的这是儿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上要有张有弛、动静交替、不断变化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协调。
（三）注重儿童个体差异
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所以教育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给予适当的引导。“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是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在儿童教育中，王守仁非常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他认为资质不同，教学要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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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有三个要点：
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
第二，知行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
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
显然，王阳明所谓的“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集道德、伦理、政治于一体的道德人文哲学。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心学
人民网-“知行合一”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百度百科-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2021年10月17日晚，我终于踏上余姚的土地，来到王阳明先生的故乡，想象着阳明先生早年在家乡的山水中润泽滋养，希冀我亦可从这里的山水沾些灵气，竟至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眠。 此次赴余姚的目的不是 旅游 ，而是与浙江上百名高中语文教师交流《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的。次日早餐后，我赶到余姚中学，在陈智峰和戴柏葱两位老师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阳明雕像前。大概校园中心位置有一个小池，半围着廊亭，通往池心的蜿蜒小径，尽头就是阳明雕像。阳明左手持一根竹杖，右手前倾提着一盏灯笼，照着前方的路，呈迈步前行之姿。我们猜测着竹杖和灯笼的寓意：竹杖是纪念阳明青年时格竹子的故事吧，那么灯笼呢？午饭后，雨已停，阳光若隐若现。我与几位老师来到阳明雕像前合影留念，再谈起阳明的灯笼，记不得谁说的，阳明生活的时代周围非常黑暗，他打着一盏灯笼为人们照明。我则推测这盏灯笼意味着阳明心学思想。 在阳明雕像一侧下方基石上刻有八个字，涂成朱红色，“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王阳明对从游的弟子们提出的四方面的要求。而这八个字，在余姚中学楼道和教室里多处都有不同方式的介绍，似乎就像一盏盏指路的灯笼，照亮了学子前进的方向。 王阳明讲“事上练”，重视参与实践，要“知行合一”。 社会 学学科的性质也要求重视实践，“从实求知”，以获得的知识来指导 社会 正确的变迁。在阳明故里余姚中学交流费孝通的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心得，感觉两个先后相距数百年的先贤相遇了。事有凑巧，我想到了我所执教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前四字取自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关于人类在全球化时代和平相处的十六字箴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后四字“知行合一”来自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的关键词。 以我这样不免些微牵强的联想，王阳明与费孝通似乎可以坐在一起，探讨中国的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未来。费孝通晚年提出的 社会 学要研究人的“心态”秩序，心学与 社会 学似乎也可以牵起手来，都在一个“心”字上。 回忆起我近年的学术工作，去年年初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的论文《“心”即“认知”：认知框架、 社会 事实与赋值力》，就是“心学”与 社会 学的融合，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以现代 社会 科学理论进行新解。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心外无物”思想成为阳明心学的根基。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视角看，每个观察者的认知是不同的，导致了同一事物在每个人眼里呈现不同样貌。这个不同就造成了每个人所认为的“事实”实际上的差异，都经过个人的“认知框架”的棱镜进行了框定和过滤，因而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其形象、价值和意义也就有了差别。必须通过认知水平的提高,“心外无物”的心学才能够真正发挥其提高个体和 社会 认知“ 社会 事实”心智层次的价值和意义。 10月19日早上，陈智峰老师与我一起赴温州第二外国语学校跟高一学生交流《乡土中国》的阅读。 与智峰老师余姚相见是第一次，但因文相知已有多年，尤其是关于苏东坡的话题，更是常有往来。他的好多文章我都读过，很有自己独特的见地。比如他在《称呼不同， 情感 各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一个独特切入口》一文中，通过作者对词中人物称呼的不同，寄托了不同的 情感 ，这一分析角度发前人所未发，却又合情合理，富有启发。 在温州讲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自然想起费孝通先生三访温州并提出“温州模式”的故事。查询《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得知，1998年的10月19日，也就是23年前的同一天，费孝通正在温州做 社会 调查，上午访问了东方灯具市场、温州装饰材料市场和温州家具市场，下午接受了浙江电视台的采访。1998年的10月，我刚刚入读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 学研究生一个月时间。费先生和我都不曾想到，就在23年后的同一天，我这样一个 社会 学后生来到温州跟高中学生讲《经典的诞生与大师的成长：费孝通与〈乡土中国〉》。在这所学校，我了解到许多学生都是家长在海外，遍布世界各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的地方，温州人就去开辟市场。费孝通总结的温州精神是：冲破旧框框，创出新路子。 能与温州这些年轻的学子和富有朝气的老师一起研讨费孝通先生的大师成长历程和经典名著《乡土中国》的诞生，真是一件余味绵绵的人生乐事。 忙碌中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以纪念首次浙江教育行，也为了记住这次浙江行所遇到的故交新友们，尤其是奋斗在高中教学第一线的那些令我敬佩的语文教师，愿他们心中永驻阳明的灯笼！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 社会 学学院教授，著有《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等） 《中国教育报》2022年01月07日第4版 作者：陈心想
文/Eva77最早看到关于王阳明的事迹，是在初中看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得到的。 说杨过“坐了约莫半个更次，突然间眼前似见一片光明，四肢百骸，处处是气，口中不自禁发出一片呼声，这声音犹如龙吟大泽，虎啸深谷，远远传送出去”。然后此段文中后部分提到几句话“后来明朝之时，大儒王阳明夜半在兵营练气，突然纵声长啸，一军皆惊，这是史有明文之事”。所说“史有明文”一句，言之凿凿，但是金庸先生所提及的“文”在何处，就先不去考证了。附会之言敷衍开来，不过是为了增强故事的可读性而已，所谓：虚虚实实，亦真亦幻，方才让人着迷些。这是第一次对大儒王阳明有印象的来源与所在。 其后，人在旅途，陆续读到了有关他的故事。如看曾国藩家书中，初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句惊为天语，后来知道这是王阳明的原著成句。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参加庆功宴的过程中，面对众人的盛誉默不作声。这位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刚刚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他只是把自己随身佩戴的腰牌展示给众人，那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一生俯首拜阳明”。 每一个时代，每个国家在紧要关头都一定会有可堪大任之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抛开民族的观念不说，只是就事理而言，能让杰出的人都信服的人，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而王阳明正是这样的人！ 一、王阳明其人 王阳明，真实名字是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的汉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所以又称他为王阳明。他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他不但精通儒释道三家，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世谓“心学”，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是一代大儒，而且还能统军征战，而且只打胜仗。关于他平定江西盗匪叛乱，35天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之乱，平定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造反的事儿别书早有细述，不赘述。平定宁王之乱后，他被将士称为“大明军神”。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本人最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后来被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二十四史的《明史》部专门有《明史.王守仁传》。嘉靖皇帝在位时能有这样的大人物辅佐，真是也算延续了明朝的脉络。 后世好多人评价他时，说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成为‘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人格理想”。王阳明57岁驾鹤西去后，后世对他的评论如江海滔滔，一直到今。《明史》曾评：“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他的同乡、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称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清初学者魏禧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清代著名学者王士慎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近代大学者钱穆更是把王阳明的著述《传习录》称为七本“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 二、冈田武彦其人 近500年来，对王阳明著述的解读、阐释和延伸在国内就没有间断过。宝山已在，用什么样的角度和观点来解读他，都不为过，也可谓百家争鸣。但是近现代中，在深刻研讨王阳明著作的人群中，冈田武彦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人。他在2004年就已经过世了。可是我曾经说过：文心永恒，只要人类依然存在，那伟大的灵魂总能穿越时空，与后来的人对话。我看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会先去试着了解他的身世。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绝对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一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解了身世，也就会更加明白或了解其著作的很多内涵。 冈田武彦（1908—2004）是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他1934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主要论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王阳明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近代汉籍丛刊》、《王阳明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如果接触日本文史哲方面多些的话，就会知道他的授业恩师楠本正继也是近现代日本哲学界的殿堂级人物。而楠本正继的祖父楠本端山更是日本幕末维新时期新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端山与其弟楠本硕水俱称名于世，时有“西海二程”之说。兄弟两人联手创立了日本著名的楠门学派。可以说冈田武彦是楠门学派衣钵的传承者。 近现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崛起于东亚，实事求是的讲，它对中国文史哲各方面的研究力度与深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来看看冈田武彦所做的一些事情：为了研究阳明心学，冈田武彦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国内重新重视、重新认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心血。还是如前所言，抛开民族论的观点，单就从学术研究而言，一个人一生如果不是有发自内心的真正热爱和痴情，又怎么会付出这么大的精力、物力和时间去坚持做一件事呢？ 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其书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是冈田武彦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按照这本书作者自序中的提及，完成时间应该是在1957年前后，是他在日本九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时的毕业论文，全文大概有45万字。主要是“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系统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细致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为读者深入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有很好的帮助。在这本书1987年正式发行中文版前，冈田武彦作了一篇序，详细论述了该书的诞生过程。在序言中，他提出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内在性研究。他说：“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在科学的实证中去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他把西方舶来的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相对于这种实证，他自己更倾向于“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为何提及这段？因为在《王阳明与明末儒学》这本书中，他将这种研究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正和王阳明本身所提出“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观点有很多契合之处。这是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时刻加以关注和印证的。 这本书按照他的中文翻译作者国内著名学者钱明的说法，中文翻译肇始于90年代初，反复折腾了近10年，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首版。钱明为何人？他现在是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他得到了日本九州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哦？有点眼熟，哈哈。对，他获得了和冈田武彦一样的学位。是的，因为他就是冈田武彦的学生之一。 为何还要提及他的翻译者？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关系的描述，才会让读者知道从对日文的理解与精准把握上，从对作者著述的研究与阐释上，钱明译本应该更加接近冈田武彦对阳明学的思考与生发。 推荐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是重庆出版集团旗下的重庆出版社近期印制的。全书16开，为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全书共432页，其中主文共9章31节（算上“附录<李氏说书>”共31节）399页，从第一章绪论之第一节“明代的文化与思想”始，至第九章“东林学和刘蕺山”之最后一节“刘蕺山”讫。其余33页均为作者中文版序、前言、译者序和目录，以及国内研究王阳明的著名学者、《明朝一哥王阳明》一书的作者吕峥所写的《当自由的大门打开时，人们朝那个方向奔跑？》的推荐序。这个推荐序个人感觉是一篇不错的文字，尤其首见“欲望枯骨”这个词，觉得有点写尽人间的感觉，是篇很有深度的白话文，哈哈。还有这本书的目录编排也是很有特点的，可以关注下。400多页的厚度，设计装帧精美，格调素雅文气，个人觉得算是12月份所看书以来性价比最好的一部了。 而且重庆出版社的前身是1950年组建的西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恢复现名，曾经出版过获得"中国图书奖"的《邹韬奋传记》，《世界工艺美术邮票鉴赏大图典》，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石窟雕塑全集》(10卷)，获第5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的《中国历代印风系列》(21卷)，获第13届香港印制大奖"书面及封套设计冠军奖"的《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等优秀图书。而且还陆续出版过涉及日系人物的作品，如《丰臣秀吉》、《织田信长》、《宫本武藏》、《武田信玄之风林火山》等。想来在日文丛书研究、翻译和发行方面应该是经验颇丰。 四、写在末尾 这本书从拿到手，陆陆续续读了快10天的时间了。说实话，进度尤其慢，每个晚上有时候连20页都读不完。因为这本书中引经据典，所用原著原典之文不胜枚举，基本上是处处皆是。每至于斯，都觉得冈田武彦实在是了不起的日本大儒，也为自己惭愧不已。我动用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从“懒人听书”上找来关于王阳明的论述和曾国藩的论述一有时间就听听；记下不懂的词汇和引文，逐一查找资料，以解其惑，以求甚解：翻出以前买的王阳明的《传习录》原著，反反复复和冈田武彦这本对照着读，相互印证，希望能明白点，长些见识，真有点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感觉。 而越往里面读，就越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卑微。越感受到读书的奇妙和乐趣。 一个500多年前的人写下了文字，构建了气势恢宏的思想建筑，一个60多年前的人初窥堂奥，写下了参观后的游记，一个现在快到40岁的人偶然看到游记后，虽然觉得自己智商呆萌，看的云山雾罩，却还想按图索骥找到一条路，爬上山看看。。。 不朽的思想，精致的文心，和伟大的灵魂会一直在，永远在！ 它们承载在文字中，穿越时空，启迪来者，获得永生。很荣幸，自己能看到这本书。当然，要是还能早点，就更好了。 写到这儿，想起吕峥先生写在护封上的那句话，引于此：“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一生俯首拜阳明，信然，戚戚焉！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知行合一（议论文，1500字）曾经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钻研《明朝那些事儿》，最近回头翻翻，发现最感慨的还是王守仁的那句“知行合一”。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方能成才。你还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心中想的，要与手中做的相一致，方不负心中良知。像海瑞，一生抱负尽在为民谋利，同样，也将一生献给了人民。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我所赞同的理解——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做法。王守仁曾作为御史巡抚过江西。比较搞笑的是，他其实是被当时的尚书大人王琼“坑”到了这里打困扰了朝廷十几年的土匪。作为一个哲学家，王守仁的用兵却是相当的诡异阴险。挖坑打伏那是经常的事，但兵力再多却也要将敌方围得半死不活再下手擒拿；有时故意说轻敌的话，却待对方休养生息时突然出手包了饺子。甚至投降的也不放过，什么被招安过好几次却又反叛了好几次的都杀了示众了，众土匪吓得假投降也成真招安了。江西清净了。奇迹发生了。而这，仅仅是因为王守仁有平定土匪的好的出发点和理想，并辅以狠辣无情的手段。遏制暴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暴力对抗暴力，很对。另一个同样将“知行合一”发展到极致的人，叫做徐阶。当时朝政黑暗，嘉靖沉溺道术，严嵩把持朝政，妖风盛行。徐阶打败严嵩的方式，其实是很让人不齿的。提拔徐阶、相当于他老师一般的夏言被严嵩坑害致死，他不发一言；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不忘上门拜访严嵩；嘉靖昏庸，他也主动要求替对方炼丹以博好感，提高自己地位对抗严嵩；甚至最后打倒严嵩，也是通过诬陷他的儿子严世蕃谋反来达到目的。是的，几乎是当时的所有人都在骂徐阶品德败坏，但他默默忍受了下来，并在打败严嵩当上首辅之后，提拔贤才，清理朝政，一手将大明王朝送上了一段虽不是巅峰但却安详和乐的时光。我佩服他，他可以为了人民百姓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并在这昏暗的朝政之中，在一次又一次施展狠辣手段的同时，从不迷失自己，从不忘却自己的出发点。“用之善即善，用之恶即恶。”心怀一个好的出发点，最终目的是为世间争取广大公平的利益，过程也许遭人不齿，但若成功，亦值得。其实，林肯也是“知行合一”的执行者。在《解放黑奴宣言》的通过过程之中，他的幕僚手下曾询问过他是否需要行贿以保证宣言的通过，林肯含笑不语，手下心中了然，四处活动，最终宣言高票通过。美国的黑人，终于可以争取到自己的公平利益。其实这种事情很普遍。如果一个政客想要上台为广大人民谋取利益，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对手挤下这竞争台。当然可以启用，但绝对不可以让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或者升起相悖的思想。若日本打来的时候，我们不以同样的枪杆迎上，又怎可能将他们打出国门？若只是手捧经书满口宣扬仁义道德，只怕我中华大地，早已流遍鲜血了！我中国爱好和平，却为什么发展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若不是实力强大，一味的口说和平早已被人碾压了！其实，有很多高尚伟大的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强制暴力的无奈举措之上。所以，我们不止应该有一颗清明的心，还应该有可以保证理想实现的做法。“知行合一”，以脚踏实地的变通做法，来实现伟大高尚的人生理想。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善无憎恶之身，善而恶行。知善知恶是良心，善恶是一回事。-王阳明王阳明是大明帝国时期出生的著名心理学家，明代是朱子科学的主流，同时也反映了王阳明的苦难和他内心发展的障碍。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接触到了Ma Zhe的唯物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的，它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当我偶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被王阳明的心感动了，被王阳明的“良心”所说服，并被他的新知识所吸引。生活在大明帝国的王阳明也接受了学习的影响，并按照朱子的材料去了网格。当他去一堆竹子时，他什么也没有出去，所以他质疑科学的权威。他研究过道，想掉进空门，但没能成功。直到后来他才明白龙场的方式和他的思想诞生了。王阳明的弟子自龙场启蒙以来，为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其职业发展提供了条件。王阳明的精神哲学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良知和内心的平静。朱子声称要走到外面的心脏，而王阳明认为事情是在自己的心。只要良心是光明的，真正的意义是可以得到的，而现在所做的只是对内心的理解的实践。从龙场的曙光开始，王阳明的仕途变得更加光明，在江西南部利用自己的思想，禁止匪徒和安宁王起搏。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有心理学的应用，似乎他的头脑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而王阳明解释这是良心的功能。王阳明提倡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圣人，所以每个人都不应该看自己，但当他和土匪搏斗时，士兵士气不高，几名士兵当众死亡。既然他提倡众生平等，为什么要用别人的生命换取别人的进步呢？但是王阳明也说他在使用战术时违背良心，所以他从未提到过这些战术在他未来的演讲中的使用。王阳明的心理理论似乎与新儒学相违背，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理学上，都是关于“拯救自然，走向人类欲望”。人们的心可以分为性和情感，而朱子的理学则主张将“爱”与心分离，寻求外来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王阳明认为人都有七种情感和欲望，六种欲望与佛陀的坐坐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程度上控制六个欲望。根据他的理论，良知自然变成了控制的程度。天地之心是人，人心是良心，只要良知是光明的，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现在我们把我们的良心带到了一层污秽：对名利的渴望，私欲的出现，使我们不能听从良心的指挥。而我个人认为，在当今时代的生活中，除了名字和利益之外，除了自己的私欲外，还有一些东西是自己进步的动力，即使那些人会拥有世界的心，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这无疑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单一程度上控制这些追求。尽你所能，尽你所能。例如，如果你有能力成为一名官员，为什么我要执着于这个天赋，坐在这个位置，思考如何发挥这个位置上最伟大的天赋，并且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创造最大的利益。王阳明提倡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古人也提出了“知行”，但都是分别提出的。这样做的原因是对那些只知道实践的人提出建议，而不知道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只知道理论知识的知识，不去实践。但王阳明的知行理论认为，当我们有知识时，我们就会有争吵。例如，当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会去喝水。当我们饿了，我们就去吃饭。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由我们的心引导的，光明的良心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阅读之旅
王阳明核心思想之一的知行合一，提出于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也就是龙场悟道的第二年。 从知行观的发展历程来看，宋明时期众多的理学家所提倡的是知先行后，尤其在那个朱熹理学独步天下的环境中，世人所做的学问往往在于求知——见闻之知，在于格物穷理，穷万事万物之理，却忽略了践行。导致儒家正统学问支离，以科举为目的，倡导辞章、训诂，在此大环境中又有佛老盛行，以养生之学求道，以脱离轮回求佛，世人对于儒家求圣之学渐行渐远。 虽然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也是一种穷通外理已至于宇宙真理的哲学途径，暂且不论对错，但是当时的儒学子弟大多仅仅只是把朱熹学说做为考取功名的必要学问。就像我们现在学校里学习的数学物理一样，大多数人只是以答题为目的，甚至很多学校以题海战术，押题等方式去提高升学率，很少会有人深入的去探究此中缘由，虽然学到的知识很多，却越来越偏离生而为人，为何为人的真谛。 王阳明受娄亮的影响，也曾探究过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但他的探究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切实的跟伙伴去格竹子。现在我们很多人看到王阳明格竹子一个礼拜最后格的晕倒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会很不理解的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傻，就像当时很多人嘲讽王阳明的学说一样。 世人皆醉我独醒，曾几何时，深入忘我的探究一门学问成了众人的笑柄了？这是王阳明的问题，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的理念其实自古皆有，《易经》中就有“知至至之”的说法，只是后来世人慢慢的淡忘了，要么只注重求知而不去实践检验，要么只注重实践而不去思索探求。王阳明用简捷通俗的话语来重提此话题，用意在于倡导世人知行并进，教导世人注重践行，事上磨练。对于知行合一的理解，《传习录》中有四段总结。 一， 知行本体 。 王阳明用《大学》里“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形容知行本体关系。看到美色（并非指现代女色之意）是知，喜欢美色就是行，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并非在看到后美色后又起个念头去好，在闻到恶臭后又起个念头去恶。这种自然的如好好色的反应就是知行本体互相联系，并无私欲阻隔。 想更好的理解知行本体关系，得从王阳明的“心即理”来说。在王阳明之前，世儒往往把心与理分为二，就算是同样提出“心即理”的陆九渊也仅仅只是把理中的德性部分与心合一，但是完整的理还是与心为二的。王阳明从整体上把心与理合为了一，心中有求知的认知，就自然会有证知的行动。知与行都在我们的完整的心里，不必外求。 二， 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为行，真知相对于假知，例如很多人觉得自己是知道读书对自己有用的，但是这个知是真知还是假知呢？当看行为。虽说读书有用，但不去行，就是假知。如说读书有用，确实也每天用功去读，就是真知。一念真知就会行，如果不能行那就多问问自己是真的意识到了吗？ 很多人说会一句话，你说的道理我都懂啊，但是我做不到。那么这个懂是真懂吗？往往我们做不到，并不是我们真的做不到，只是考虑到外界的影响，担心、恐惧、忧虑导致我们不敢去做。这些都是良知被私欲遮蔽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懂得。 三，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 这是就知行的具体运行而言，从动态上解释了知和行的互相关联互相包容的特性。意识属于知，一个行为中包含了意识的发起，也就是行为的开始阶段。另外同理，行为是意识发起后的具体实践结果，也就是知的终点。所以互相包容，也就是知行合一。 人们往往把这句话认为是先知后行，认为是把知行分为二了，如果真的理解了知行合一的真谛，理解了王阳明为何提出知行合一，那么知和行为一或者为二又有何所谓。知作为始，行做为成，行百步半于九十，没有行的知就等于零，没有知的行也只是漫无目的的漂泊。 四， 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 打个比方，一辆电瓶车没电了，首先你得知道怎么给车充电，你才能去给车充电。但是如果你虽然知道怎么充电，你还得去具体按照步骤去实践下功夫才行，如果只是明白却不去用功也是一种假知。所以说知是主意，行是功夫。主意当与功夫结合，方是正道。知行合一的思维，用一张螺旋式上升的图来理解可能会更加直观。知和行就像是这张图上的无数个点，无论是哪一个点，都是在这根螺旋线上，也就是知行本一。在螺旋线上随意找出一段，当我们真知了，下一步自然而然就知道该往何处去走，真知即为方向。在某一段中，知做为起点，行作为终点，不断的反复践行，不断地自我成长上升。在这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中，知这个主意也在不断的成长，自然能行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充。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的人生也就像这螺旋上升的曲线，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知行过程中完善自我，以至于至善境界，以至于圣人。 【王阳明先生的小弟子，愿圣学昌明，人人都能拥有一颗幸福的心】
知行合一曾经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钻研《明朝那些事儿》，最近回头翻翻，发现最感慨的还是王守仁的那句“知行合一”。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方能成才。你还可以这么去理解这句话——心中想的，要与手中做的相一致，方不负心中良知。像海瑞，一生抱负尽在为民谋利，同样，也将一生献给了人民。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我所赞同的理解——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做法。王守仁曾作为御史巡抚过江西。比较搞笑的是，他其实是被当时的尚书大人王琼“坑”到了这里打困扰了朝廷十几年的土匪。作为一个哲学家，王守仁的用兵却是相当的诡异阴险。挖坑打伏那是经常的事，但兵力再多却也要将敌方围得半死不活再下手擒拿；有时故意说轻敌的话，却待对方休养生息时突然出手包了饺子。甚至投降的也不放过，什么被招安过好几次却又反叛了好几次的都杀了示众了，众土匪吓得假投降也成真招安了。江西清净了。奇迹发生了。而这，仅仅是因为王守仁有平定土匪的好的出发点和理想，并辅以狠辣无情的手段。遏制暴力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暴力对抗暴力，很对。另一个同样将“知行合一”发展到极致的人，叫做徐阶。当时朝政黑暗，嘉靖沉溺道术，严嵩把持朝政，妖风盛行。徐阶打败严嵩的方式，其实是很让人不齿的。提拔徐阶、相当于他老师一般的夏言被严嵩坑害致死，他不发一言；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不忘上门拜访严嵩；嘉靖昏庸，他也主动要求替对方炼丹以博好感，提高自己地位对抗严嵩；甚至最后打倒严嵩，也是通过诬陷他的儿子严世蕃谋反来达到目的。是的，几乎是当时的所有人都在骂徐阶品德败坏，但他默默忍受了下来，并在打败严嵩当上首辅之后，提拔贤才，清理朝政，一手将大明王朝送上了一段虽不是巅峰但却安详和乐的时光。我佩服他，他可以为了人民百姓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并在这昏暗的朝政之中，在一次又一次施展狠辣手段的同时，从不迷失自己，从不忘却自己的出发点。“用之善即善，用之恶即恶。”心怀一个好的出发点，最终目的是为世间争取广大公平的利益，过程也许遭人不齿，但若成功，亦值得。其实，林肯也是“知行合一”的执行者。在《解放黑奴宣言》的通过过程之中，他的幕僚手下曾询问过他是否需要行贿以保证宣言的通过，林肯含笑不语，手下心中了然，四处活动，最终宣言高票通过。美国的黑人，终于可以争取到自己的公平利益。其实这种事情很普遍。如果一个政客想要上台为广大人民谋取利益，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对手挤下这竞争台。当然可以启用，但绝对不可以让其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或者升起相悖的思想。若日本打来的时候，我们不以同样的枪杆迎上，又怎可能将他们打出国门？若只是手捧经书满口宣扬仁义道德，只怕我中华大地，早已流遍鲜血了！我中国爱好和平，却为什么发展研制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若不是实力强大，一味的口说和平早已被人碾压了！其实，有很多高尚伟大的理想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强制暴力的无奈举措之上。所以，我们不止应该有一颗清明的心，还应该有可以保证理想实现的做法。“知行合一”，以脚踏实地的变通做法，来实现伟大高尚的人生理想。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1、王阳明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提出的“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
2、根据王阳明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3、王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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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宁王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感到非常忧虑。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
酒喝到一半，王守仁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两人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了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
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你说的那个片段是先生在山中看花落，之后和他的弟子说的那些话吗？
高职大专要和实践联系起来可以增加他的动手能力
感兴趣，有谁知道的，给说说？
王阳明本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打过仗。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怕流氓有文化一个道理，就怕文化人会打仗，文化人一旦会打仗，必然做出一些惊世之功！王阳明是一个有良心和理想的人，这是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没有的，人要完善自身修养本来就很难，尤其是在当今一切都跟房地产绑架的时代，面对的困难和诱惑都很多，要保持自己的良心和理想就更难了。
初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些词，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觉得唯心主义等于错的，唯物主义才是对的。长大后才发现唯心主义的牛人多的是，而且挺实用的。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知道的王阳明，然后一直不懂知行合一是什么意思，现在总算是懂一点皮毛了，很有用。反观孔子朱熹，留给世人的束缚可不少。我读道德经时却感觉如此的浅显易懂，但是，后者我不敢说都深入的懂了，但它在我的生活中不断地给我新的惊喜，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这区区五千言，恐怕需要用余生去领悟。
扬善厌恶的那些所谓圣人，心中但凡存着对恶的标准，便永远无法摆脱恶。其实这世上本无善恶，只是人类因为利益而建立了这个标准，后来人的潜意识里认为善恶的标准是天注定，孰不知天又何时在意过人类的生或死，却总是一厢情愿的将天与自己捆绑一起。好像越说越远了，总的来说，有些人喜欢将简单的道理复杂化，为的是忽悠一些自以为是的愚人，总以为真理永远藏在最深处，孰不知大道至简，大象无形。
其实往回十年左右，你观察一下那些读过书稍有点传统的年长者的言行，再反过来看王阳明的书，就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王阳明的东西，虽无显学嫡传，但早已经刻在中国人文化的基因库里了。另外传习录和道德经背景差异太大，后者是老子没有以太多知识背景下的著书立作，前者是就不同学生的问答语录，落脚在个人修身修心上，这个时候儒家已成大厦，不了解点地基，确实很难摸不到房顶那部分。恕我才思不敏，致良知的良知，应该不单纯是道德层面的吧？良知良行，说的也是包含具体事物所做出的本能的第一反应，反应正确则是良知。反应错误或者没有相应的思维概念则不是良知。所以朱子说的知难行易也就是这么个意思，真知难，如能真知，行就是顺风顺水的事了。王阳明说的人有三种，很可惜，我们就是第三种人，所以要修身以伺。
可是并不是说，目不识字的老农就就做不到知行合一。反而越不识字的农民，越能做到行知合一，这也对应了王说的，良知大家都有，不需要去学习，只要把他发挥出来，就是合乎中道。为什么道家讲要修“赤子”，就是因为我们赤子的时候，一言一行，莫不中道，我们后来越学越多，也离道远矣。我理解的知行合一有两层意思：1、就是常说的“不要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到就要付出行动去实践。2、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做正确的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够朋友，一般表现为，朋友来了有好酒。那么知行合一的理解就是，我好酒好饭招待我的朋友，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愿意这样去付出，去表达我对好友的欢迎。而不是觉得仅仅从面子上或者口碑上去招待，其实内心深处是舍不得的或者说不在乎这顿饭，但这顿招待是出于一种社会礼节而已。其实知行合一的知是知觉的意思，如果解成良知，就知行脱离了。实际阳明先生的理论跟朱子并不违背，《朱子晚年定论》可以了解下。当然他是王阳明收集来的。朱熹晚年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可惜纠正来不及，所幸他临终前把他的理论全部传给了他的得意弟子也是他的女婿黄干。
《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可惜这书并不出名，所以只能找到古文影印版。后来黄家修祖谱的时候，王阳明还做了序，相信黄家后人至少提供了部分的朱子晚年定论。所以好好了解后更能觉得王阳明先生的伟大。并未过誉，只是我们没有好好传承。国人对儒学的理解过于死板，如中庸权衡之说都不能好好掌握，但一旦掌握错误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权衡的根本就在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按我的理论，良知既善恶观，源自原始恶和现代善。
人的本能是原始冲动的，在历史积累里，人们定义了框架，给各种行为划分善恶。简单粗暴的原始行为规定为恶，剩下的即为善。但这不是终点，高级恶诞生了，在当时框架内的法内之徒。框架升级再升级，就诞生了现代善和一堆恶。而恶的认知，源自承认原始冲动，框架对其的再创造，对框架的反叛和原始恶的痴迷。
善恶不光是行为，而且有出发、过程和结果的行为定性。现代善，一部分源自框架的现代教育，一部分是原始冲动对现代新生恶的认知接触和解决方案。知行合一似乎也是“先知后行”，不过知道后行动前只是未知，所以不能割裂知与行。
假如我知道了某个纯哲学思辨，似乎我的“行”只能是去思考理解，也就是对于我，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在思考就完成了知行；对于哲学家，思辨本身是知万物而产生的行，在思辨出生时就完成了知行。所以单纯的认知思考在某些条件下似乎也可以实现知行合一，但究其根源，似乎“知”是人感知外物所获得信息的过程，“行”则是某种手段，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总结最终成为自己的能力，整个过程称为真知真行。
那么有个疑问：如果一个人有某种可以改善肌肉和大脑的芯片，对于外物的信息可以自动传入大脑，同时在知后的一小段时间就会做得很好，那么他的知行是由芯片帮他完成的，而芯片本身是其他人的行。也就是说，对于知行合一，在获取和总结信息的过程中究竟需不需要个人主观意识？如果对象是个机器人，我们是否需要先讨论意识的概念及其本源才能继续讨论“知”和“行”的概念呢？
我认为就是:晓天理 去恶欲 。 天理就是自身结合古人教诲得到的自己的价值观 。 然后以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善恶，再留善去恶。 心学死穴在于: 每个人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人都是生存在大环境中 ，经历不同，认知自然不同，免不了有偏激之人。如果价值观树立不好，善恶区分自然不能做到，如果都按自己内心的认知行事，人与人肯定会有分歧。
良知在王阳明看来是天赋的，只要把一切不好的恶习，念头搜刮出来，把它们消灭掉，就自然知道什么是对还是错了。但是我认为良知并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是后天的东西。知道了道德标准，也就自然能够知善知恶了。而且我认为王阳明看破生命，看破功名之类的不属于儒家的东西，而是佛家的东西，并不值得去推崇。
佛家讲究的是出世，即闭世修身，只讲究一个人的修养，而阳明子的王说，继承了儒家的出世理念，除个人的道德修为之外，还讲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即把所学运用于实践，有想法就要去实现，知并行之，也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同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一派。比如佛家、道家，甚至儒家的理学，他更讲究实践，济世。和柏拉图的理论简直就是神似。柏拉图从几何公理中得出一个结论：现实世界的物都是残缺的、不完美的，而完美的物存在于高于现实的一个地方。他认为灵魂就来自那个地方，我们后天学习知识其实是一种回忆，回忆起灵魂当时在那个世界所”看到“的完美、真理。
如果说”唯心“的意思是”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那么王阳明的确可称作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不过要完全的套进去还是太勉强。要去私心得良知，放弃人后天获得的经验和外界施予的影响，完全用本心、良知、灵魂、灵明、信仰获得真理，这本身对人类来说就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哲学家提出了这种可能，但不代表这些可能是能够实现的。我能说出”一个在平面上存在的圆形的方块“并不代表真的可以画出这个图案。至于哲学家们说的这些关于信仰、良知、觉知、元神和真理的关系，同样是一种”可以描述出来“但很难证明可以实现的关系。
宇宙本体的超越性与现世生活的伦理性如何合而为一，历代儒家都有不同的论述及工夫路径。到了阳明这里，工夫变得更加易简直截，本体变得更加清楚明了，不加一毫多余的，重叠的论述。所谓即工夫即本体，本体之无声无臭、虚明澄澈、廓然大公，生生不息即是工夫之根本路径，工夫永无懈怠，永无止境又不着一丝人力，心斋先生言曰：“不费些子力气，无边轻松快活”外在的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应接往来，都是这感而遂通之本体状态自然的流行发用。
我觉得本身唯物、唯心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错误划分，王阳明更不能简单用唯心来概括。知行合一，我理解就是：只要心存善念，目标正确，做事情可以直接也可以迂回，不拘泥于旧章法。这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创新是唯心？想得到不等于做得到，知不一定要先于行，这是王提倡知行合一的原因。我个人觉得王的理论是将中国千年思想去芜存菁，拨乱反正的一次总结，而不是什么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有可能会有一些言过其实，因为有时候说出去的话，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做到。
我认为王阳明已经看破功名，踏入佛家思想，历史上的王阳明不仅是个文化人，而且还会打仗，所以他的才智能力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