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址,绝对有用!我经常 用这里的论文。下载地址:以下是简介,打开上面链接就行。年来国内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概述 [ 地理地质 ] 历史地理学是近年来渐渐兴起的一门显学,有关的研究文献已经蔚为大观,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却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 (2008/9/8 16:29:00) 2.我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 [ 理学其它相关 ]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文革”以前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①,至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对本学科的... (2008/7/20 10:12:00) 3.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 [ 历史学 ]【内容提要】干旱地区的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洪积物掩埋绿洲4种, 前两者最重要。由于绿洲水... (2006/4/28 15:59:00) 4.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 历史学 ]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 (2006/4/26 15:50:00) 5.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 历史学 ]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 (2006/4/26 15:35:00) 6.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 历史学 ]【英文标题】WU Hong-q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The history, pres... (2006/4/26 15:32:00) 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 历史学 ] 一、总体进程传统的舆地学孕育了历史地理学。舆地学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变异,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附庸,是治史的四把钥匙... (2006/4/26 14:11:00) 8.谭其骧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 历史学 ]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20世纪以来,特《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创立和完善的。20... (2006/4/25 14:29:00) 9.唐代三峡“竹枝”: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 历史学 ]唐代以后,原本为山地民歌的“竹枝词”成为多受文人重视的诗体。诗人文士记事咏物抒怀,往往采用这种文句平易朴实、风格活泼清丽的形式。 要探求这一生动清新的文化支脉... (2006/4/5 14:20:00) 10.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 [ 历史学 ]【内容提要】史念海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他在将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坚持“为世所用”的原则,努力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对中国历史... (2006/4/5 10:11:00)
我看秦始皇今天,历史课上,通过学习了“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措施”,我进一步了解了我国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 小荷作文网,你也可以投稿 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由现代人扮演的那高大威猛的秦始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冷酷、残暴。 因为我看到他为了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动用了70多万人,使大批农民脱离生产,田地荒芜。又看到他焚书坑儒,民间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所有的《诗》、《书》和百家著作,一律烧毁。而且第二年,许多书生对他进行指责,他就以诽谤罪活埋了4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由此可见,他是多么残暴啊! 小荷作文网,你也可以投稿 可是,学了这一课后,我看到了他的优点---善于治理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为了使国家富强,他采取了许多措施。 废分封,立群县,这是第一措施。他把以前周朝建立的分封制废除。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他们互不统属,都对皇帝负责。在地方,他建立了群县二级行政机构,群下设县。群的长官称群守,县的长官称县令。 车同轨,书同文,这是第二措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秦始皇在游行的时候,坐着一辆大而美观的马车,几乎把路给占满了,连别人摆的摊子都给撞倒了,那他的面子岂不是被丢光了。再说了,就算没撞到别人,要是来到以前别的国家,比如说燕国或齐国,人家路要是比较窄的话,那秦始皇岂不是要丢掉车子,而自己走路了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书同文,我们也设想一下:如果秦始皇派一个大将军(从以前别的国家招降来的)到边疆去抵御匈奴,与他们僵持了很久,最后“弹尽粮绝”。于是,大将军写了一封信(当然用的是自己的文字),叫一个部下把信交给秦始皇,希望他能运些粮食来增援。秦始皇接到信后,傻眼了,因为他看不懂大将军的信,秦始皇马上召集所有大臣进行研究。可是,等他们研究出来,仗都打完了。由此可看出:统一文字的重要性。 统一度量衡,这是第三措施。这对秦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之所以要统一度量衡,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避免缺斤少两的现象。 此外,秦始皇还修筑长城,虽然在修筑过程中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如果不修的话,匈奴来犯,还是会牺牲这么多人,甚至还不止呢! 总而言之,我觉得秦始皇功大于过。同学们,你们觉得呢?
长城分析长城的历史作用:个人认为错误的决策,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抵御游牧民族的作用并不大,就像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维护国家利益要靠强大的军队而不是防御性设施。地理作用:是中国你农耕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与民族格局。
秦始皇姓什么?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历史》第一册第70页上说:“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陆续灭掉东方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但有的老师以《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淮南子·人间训》及“高诱注”为根据,认为“后人应当称始皇为赵政,不应当称嬴政”,所以教科书是错误的。 此后不久,笔者接到一位山东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读了论秦始皇之姓的那篇文章以后,翻阅了吕振羽著的《简明中国通史》。书中第八章《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朝》(公元前221—207年),第一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第一目《开创一统之局》开头就说:“秦王嬴政继承商鞅以来的传统方针,依靠封建地主,次第灭亡六国。”山东的这位老师不死心,又翻阅了尚钺著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书中第四编《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第六章《秦奴隶帝国的形成及灭亡》,第一节《秦帝国的建立》,这节只提秦王政,没有涉及到秦王政的姓,但第二节《秦奴隶帝国的发展及其灭亡》中说:秦始皇一死,“李斯、赵高等不敢发丧,并与宠信赵高的胡亥相勾结,阴谋杀害了始皇长子扶苏及大将军蒙恬,拥胡亥夺取帝位,号称二世,继之便展开了对秦嬴族之宗室、姻亲、大臣勋旧的大屠杀,牵连而死者不可胜数”,显然,尚钺先生也认为秦王政是姓嬴。这位老师还是不死心,接连查阅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英国人崔瑞德、鲁惟一编写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通史纲要》第六章《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成长》第一节《秦,第一个封建皇朝》中说:“秦王嬴政面对这个空前的局面,要求有一个相应的尊贵称号。他决定自己的称号是始皇帝,他的子孙继承帝位的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他认为,这样传下去,可以万世无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中的“最后的征服与胜利”一节说:“根据中国传统的说法,嬴政之治在公元前246年正式开始。”看来,白寿彝先生和两位英国历史学家也认为秦始皇姓嬴。这位山东老师说:“吕振羽、尚钺、白寿彝三位先生都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英国《剑桥中国秦汉史》也是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著作。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它们跟人教版的课本一样都认为秦始皇姓嬴,可那位老师援引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呀,《史记》上说秦始皇‘姓赵氏’,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请您过几天给我个答复。”我答应了。 我答复说:上古时代,姓氏有区别。姓为族号,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是古代贵族标志宗族的符号,为姓的支系。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第一编《浑朴时代》第六节《名姓氏族之辨》上说:“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而别种族也;氏者犹家,所以表家门也。故一姓分为数十百氏。”姓始于母系制时代,形成之后比较稳定;氏始于父系时代,常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情况比较复杂。汉代应劭《风俗通义》中说:“盖姓有九,或氏于号。或氏于谥,或氏于爵,或氏于国,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职。”这段话道出了氏的主要来源。氏与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然而,“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顾炎武语)。古人很早就懂得“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通志·氏族略序》记载古代的婚俗:“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大约战国以后,姓与氏逐渐混称。至今说起姓氏,专指姓,而姓与氏已无区别。顾炎武在《日知录·氏族》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太史公”,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司马迁谈到秦始皇的姓氏,有三个: 第一个姓嬴,见于《史记·秦本纪》。司马迁引用周孝王的话,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接着,司马迁又说:“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叙述了秦的世系,包括秦始皇、二世和子婴之后,总结说:“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第二个姓赵,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第三个姓吕,亦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唐司马贞《索隐》:“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姬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 综上所述,说秦始皇姓嬴,是论其总根;说秦始皇姓赵,是指其支系;说秦始皇姓吕,是讲其实质。这三种说法都出自太史公,都有充分根据,都是对的,不能说哪个是错误的。 但是,这三个姓用在秦始皇身上,以嬴姓最普遍。前面已引过中外史学名家的著作,它们在谈到秦始皇时都用“嬴”这个姓。就是在我国古代,称秦始皇姓嬴的也是比较多。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诗》开头便是“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他在《咏荆轲》中说:“燕丹善养土,志在报强嬴。”正是因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提到秦始皇多称他为赢姓,所以《辞海》对“秦始皇”词条的解释是:“即嬴政……”,并不说秦始皇是“赵政”或“吕政”。另外,《辞海》还收有“赢秦”一词,并解释说:“即指古代秦国或秦朝,因秦乃嬴姓,故名。”诗人陈高在《感兴》诗中写道:“商君佐嬴秦,变法开田畴。”相反,“赵秦”或“吕秦”在《辞海》中并没有。采用最普遍、最流行的说法,是教科书编写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普及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样。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我在此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竺可桢历史地理学贡献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 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竺可桢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对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对地理学和自然科学史都有深刻的研究。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
主要成就
历史气候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竺可桢曾经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现代气象科学的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人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
在历史地震学上的贡献
竺可桢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和李四光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的贡献
竺可桢毕生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许多论文。
“可持续发展”思想贡献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而且知行合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竺可桢教育成就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
在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 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为纪念竺可桢校长,后人于2000年5月成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
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从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问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几乎只有信函。这是其主要文学作品。
人物荣誉
1956年,当选为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主任。
1960年,被提名为苏联地理学会外国会员。
1966年,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名誉院士。
1967年,被载入英国编印的《国际名人录》。
2008年11月16日,被评选为“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
社会任职
1949年之前,由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身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被入国民党,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9年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等19个职务。
思想精神
竺可桢求是精神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时,形成了“竺可桢精神”,以“求是”为主导。 “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是贯穿竺可桢一生的思想核心。
竺可桢精神分开来说,就是:
公忠坚毅,天下己任的爱国精神;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
自强不息、永不气馁的奋斗精神。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自己积极践行求是精神:座右铭:一丝不苟
做人原则: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处世原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竺可桢学术思想
地理学思想
1.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综合性科学。
2.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球表面,即研究地球外壳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转化与相互制约。
3.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两大分支,都很重要。
4.地理学家必须对地理学的全部内容有一定了解,对其某一部门要有深入的研究.
5.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研究地理学的宝库,要十分重视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
6.研究地理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自然辩证法。
教育思想
在竺可桢校长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在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竺可桢要求学生: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学术研究态度
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变成简单;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
竺可桢政治思想
竺可桢作为一名曾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甚赞同,如其所云:“关于政治党派,余均不感兴趣。”
竺可桢人物影响
教育影响
竺可桢晚年照竺可桢有两个非常经典的教育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
1936年以来,这两个经典问题,影响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的时候学校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学校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
竺可桢学术影响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的学术见解大多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他的学术意见,经实践证明大多是正确的。
竺可桢(),又名绍荣,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获得博士学位。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6年初,经陈布雷力荐,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与蔡元培商讨过之后,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里,竺可桢的学生陈训慈记载说,竺接到邀请后,也曾犹豫过。他在1936年2月21日与蒋介石见面后,曾有半个月的犹豫踌躇时间。主要原因是他当时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对气象领域的研究一片钟爱。如果去当校长,势必减少科研时间。另外,他对当时的高校教育不太看好。
妻子张侠魂曾对陈训慈等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竺可桢在日记里也提到因为有“振兴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的考虑,决定出任校长,并在就任后,一再为了学生为了学校延长自己的任期,最后竟在浙大工作了13年。
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一}首先我们的华夏文明属于大河文明,这种文明区别与希腊的海洋文明(以对外贸易为主讲究民主与公平).而大河文明以农耕(农耕的实用也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见长,出于防范自然灾害(我国独特季风气候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地形的复杂多样又导致地质灾害频繁)的需要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全国的物力抵抗灾害(这种明显的集体主义也区别与西方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二}农,牧文明的长期对抗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前进的重要力量,农耕文明需不断强化小农经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
{三}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大洋,背靠最大的大陆。面对着对海权和陆权的选择,在古代以陆路交通见长的时期加之长期无海患(相对2000多年封建社会来说)。
然而现今的现实是除了渤海我国所有的领海都与外国有纠纷。我国对外能源的依赖不断加深,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海军。
美国妄图以岛屿链实现对中国崛起的压制。这种种表明我国的海防严峻,传统的陆权思想亟待改变。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气候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在很大成度上决定了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有别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整体地理环境说,按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粗略区分为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狭小,利用海洋漕运之便,往往商业比较发达,人员交往和流动方便。
又因为内地活动空间有限,回旋余地不大,造成向外拓展的动机。而中国整体地理环境的格局恰与海洋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反。
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的屏障可以析划,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五千公尺。
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
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中国的气候,也影响文明拓展的方向。
古代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等文明,都发源于暖温带逐渐向寒冷地带发展,中国则相反,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至西北递减,而地势由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注入大海,这种自然条件,往往决定收获的丰欠,再加上南暖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拥有六千万人口,而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
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这样不得不使农民在所分得的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土地作最精济的利用。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的条件下,虽然忙碌辛苦,也仅能糊口,这便养成了安土重迁,乐知天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
对他们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穷与死亡。 这种经济上对土地的依赖,反映到民族心理上则表现为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厚情怀。
这种文化特色,形成中华民族最大的凝聚力。
一、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1.由于土地、气温、雨水等条件较好,所以较早形成农业社会,使文化发展较早、较快. 2.尽管也有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但由于农业人口始终占有数量上的多数和文化上的优势,所以农业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 3.由于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局部自然环境的变动,并不能影响总体的农业生产,使文化的延续有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4.由于受周围的地理障碍的保护,文化得以独立发展,长期延续. 二、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1、由于地形地貌繁复,地理特征多样,造成文化多样. 2、有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不同.农业文化中也有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别. 3、各种文化区域之间经济形态、生活方式、观念形态不同,且接受外界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三、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 1、相对封闭的环境,使中国文化独自完成文明发生期(与其他文明的比较). 2、形成中国独特的表意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社会结构,自成体系,与西方大异其趣. 3、使中华文化没有断层,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具备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 4、长期隔离和文化发展水平高,造成自我中心意识. 扩展资料 中国周边的地理环境较为封闭,海上交流有限,而且没有一种外来力量能够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
一些游牧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虽然在军事上是征服者,但是在文化上却是被征服者。 *** 文化,印度文化均因为地理屏障,未能较深地影响到中国文明。
反过来,同样由于地理原因,中国也未能将自己的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全世界。 很多人认为古代中国的文化是全世界领先的,中华文明引领世界千年,只是近代才开始落后,也有很多人喜欢拿同时期汉朝与罗马帝国进行比较。
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比较也没有任何意义,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十分有限,相互之间很少有直接的碰撞,因此很难比较罗马帝国与汉王朝。此外,一种文化必需与相应的地理环境相适应。
自古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华夏民族各方面的交流都十分频繁,游牧民族也吸收了很多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但中原对草原的影响始终不像对日本、朝鲜那么大,原因就在于中原、日本、朝鲜都是农耕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更加容易,而草原为游牧文化,因此不可能对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全盘吸收,只是部分的借鉴。明朝后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开始强大并逐渐加强最中国的文化影响和渗透,而由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底蕴,这样的影响始终非常有限,防线最终被穿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虽然如前所说,中华文明由于地理原因,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是闭塞的。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从其他文明中吸收了很多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都被汉化了。
例如现在的凳子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在南北朝时被称为“胡床”。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文化。
1、恢宏的地理环境,宽广的发展地基 中国:黄河流域,70—80万 东亚大陆: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 周口店 长江流域 辽河流域 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 (《尚书 禹贡》) 2、完备的气候类型,繁复的地形地貌和大江大河流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样发展的地理基础; 秦岭、淮河以北:小麦、粟等旱地作物区; 秦淮以南:水田作物区 东部:农耕区为主 西部:畜牧区为主 3、复杂的地理形式为中华文化的多样化提供了空间条件 (1)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三晋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
(2)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A 哲学、思想文化的多元并立到一元独尊 春秋战国时期、西汉前期----董仲舒----近代康有为 理学:濂学(周敦颐) 洛学(程颢、程颐) 关学(张载) 闽学(朱熹) B 文学: 宋代—江西诗派(黄庭坚) 永嘉诗派(徐照、赵师秀等) 明代— 茶陵派(李东阳) 公安派(袁宏道、宗道、中道等)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 清代---浙西词派(朱彝尊) 桐城派(方苞、姚鼐等) 阳湖派(恽敬等) C 学术(以清代为例): 吴派(惠栋) 皖派(戴震) 浙东学派(黄宗羲—章学诚) D 艺术(以明清绘画为例): 吴派(文徵明、沈周) 常州派(恽格) 扬州八怪(郑板桥等) E 语言: 七大方言区 北方语言区(官话区):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到镇江沿岸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 吴方言区:江苏南部、浙江大部 赣方言区:江西省 湘方言区:湖南、广西北部 粤方言区:广东部分地区、广西东南部 客家方言区: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 闽方言区(闽南、闽北):福建、台湾、海南潮汕。 3)辽阔的疆域为中华文化的中心转移提供了纵深的腹地 安阳——西安及其周边地区—— 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1
、地理环境,主要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分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三个方面。
2
、地理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严格区分越来越难。
3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
4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有四个方面:一是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决定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及其活动,决定其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三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以各种形式转化或传递。四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
5
、尽管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的条件是有限度的,但只要人类的活动没有超越这一限度,就能够拥有相对无限的活动余地。因为第一它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
6 、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7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二是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不同的地区儒化的程度是不同的;三是对中国文化开放程度的影响。
8 、黄河中下游一带是是中国历史上百姓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地区。
9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10、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
11、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12、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是相对的,首先,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的地理环境;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再次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并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
13、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地理环境最开始影响到的就是一个地方的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环境因素的不同使人环境的关系也不同。
人是环境中的动物,在依据周围的环境状况能动的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饮食习惯。
环境的不同连同人民的饮食习惯一同更改者人的思维方式和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等等的认知。
文化说白了,其实是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南北和东西差异,精彩纷呈,就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人民的饮食习惯下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从小就过得游牧的生活,时刻在感受的草原的辽阔,所以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业都打起不拘小节,好比大同石刻;青藏高原因为地处高喊地带从古至今都有着对神的崇拜,所以有着很深的信仰文化;江南地区,以为内河网密闭,多低山丘陵,一衣带水,所以碧水融情,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就如同江南水乡园林一样柔美细腻,小巧可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以满腔的情怀在执念这这片水土。
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 地理环境及其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
(P15、24页)
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为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指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从总体上来说,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们往往难以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它的变化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之类。
人文地理环境,是指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要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这两种环境各有其特定的内容,但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理环境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只有自然环境。在人类产生以后,完全单纯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因为人类的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然环境。但在人类漫长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的影响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地理环境主要的应该还是自然环境。特别是当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时,更主要讨论的是自然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文地理环境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起作用。到了近代,就更难以将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了。
二、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P25)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它对于人类文化的产生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地理环境对人类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决定或不决定,而应该作全面的认识。
从总体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人类的任何历史阶段特别是远古阶段,都离不开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
2、决定了这一自然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及其活动(包括人类及其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如许多生物物种的灭绝;关于人类消亡的话题:核武器的威胁、金字塔等早期人类文明的来源、佛教关于劫的说法。
3、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受到这一环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因素的影响,或者离开这一环境。
4、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人类才能够更好的利用、开发这一环境,使它向着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方向转化。
从具体的地理环境来说,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具体的人和物上,地理环境一般只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只要对地理环境的开发利用还远没有达到它的极限,人类的发展就拥有相对广泛的自由。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载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加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环境存在着可供利用的最后限度,而现在的发展已经接近了这个限度。人类虽然通过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改造自身,但成为环境的主人后,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制约。这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人通过改造自然获得发展文化的机会,但毕竟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教材认为,尽管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但只要人类还没有超越这一限度,就能够拥有相对无限的活动余地(第25页)。这是一种理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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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环境首先决定了人口的形成和分布,世界最早出现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是大河大江周围,世界最早的物种也是起源于水中; 2----人口的聚居也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例如我国的黄河文明,古印度的印度河文明等。世界4大文明古国都是在水源附近的;3----人类文明出现就意味着文化开始逐渐形成,并且自成系统。
此后由于文明的扩张以及技术等条件的发展,人类开始开发水源附近的地形,并依据开发出的地形特征开始形成一系列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平原地区(生活住所稳定,气候宜人,适合开展各种文农工商业活动,各行个业中又自成体系并且出现大批名人名史,很多习俗和节日就产生了,如农历、12节气等就是根据农业得来;端午节是根据历史名人屈原得来;航运陆运和钱的使用是商业的需求等等);高原地区(气候等条件比较恶劣,最显著的就是形成了衣服饰品上的民族文化特色);草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居民住房多半是流动式[如蒙古包],牧草资源丰富所以畜牧业相当发达,而当地人由于长期流动并食用牛羊肉体格较强壮,由当初争夺土地或者比试而产生的一些活动,发展到现在只是健身活动甚至是民族习俗的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项就是摔交)。此外还分有多雨地区(吊角楼的发明);干旱地区(坎儿井的发明)等等,涉及了民俗、风土人情、建筑、饮食等方面的窘异。
4----由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文明逐渐差异,南北高低地区就需要相互交流和补给,后来甚至需要与海外相互补给,这样的交流需求促成了很多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南北和海外的沟通又带来更多的文化,最突出的就是宗教。各宗教的相继传入和影响也改变和形成了一些传统文化,如高原地区信仰小乘佛教 ,出现了一系列事物,大到民族领袖班禅 *** 喇嘛,小到百姓用的转经筒;平原地区汉族大多信奉大乘佛教,而流传至今的很多传统文化都来自佛教的宣传和发明,如斋菜、茶道、人物山水画、建筑台基甚至印刷术在发明初期最大的需求就是用来印刷佛经;特例有 *** ,他们就信仰 *** 教,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饮食方面不吃猪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但多半都来自 *** 的清规戒律)5----在这样的相互交流和补充中,外来习俗和文化因为要能与本土文化相互依存,因此进行了很多本土化的改造和发展,进而形成新的一批传统文化。
6----发展到现在地理也依然在影响传统文化,有的利于传统的保留而有的就被逐渐破坏了,如 *** 布达拉宫,由于地形较为封闭现在又成为宗教旅游圣区,一方面发展了经济又与利于传统的维护,因为人们来这里就是体验当地风俗和文化的,算是一种变相性质的强迫保护;再比如沿海地区,由于航运等事业发展,和海外联系紧密,但却导致很多本土文化流失或是丧失了原本的寓意,如春节越来越没气氛,没什么人重视端午之类的传统节日甚至最后都被别国申请了世遗,可以说是非常讽刺的,但圣诞节愚人节之类的舶来品却越来越大受欢迎。(主要就这些吧~再扩展下去就该写成论文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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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片面,也比较独特
追古烁今,意义就是弄清前人的足迹,让后人寻根找源不至于迷失方向。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坊刻本:明代鼓励民间刻书。明代坊刻地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其中建阳刻书最多。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嘉靖、万历年间进入极盛时期。麻沙书坊在元末战争毁了,明只留下崇化里书坊街。杭州刻书不如南宋时期发达。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你自己整理看看有没有用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主要特点 科学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创造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理论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平易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专业性是区别不同类型论文的主要标志,也是论文分类的主要依据。实践性是论文价值的具体体现。 它还表现在内容上,旨在根据一定的岗位职责与目标要求培养能力。
“历史学研究”上有没有这样的~~
秦国经,1936年出生,河南汝阳人。24岁就到明清档案部工作了,并且一直从事明清档案T作,到他退休时,已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T作了37年,他所从事的一直是明清档案这一块工作。秦先生所积累的明清档案知识无几入能及,他本人也被称为清史专家。秦先生在T作时就有很多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如《论乾隆帝治理宫廷的功绩》、《想有作为的光绪》等。而他退休后,更是笔耕不辍,独撰、主编了《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御笔诏令说清史》、《清代文书档案图鉴》等,还有本文要介绍的《明清档案学》。《明清档案学》是秦先生在退休后,用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明清档案的积淀写就的力作。2005年于学苑出版社出版。秦国经先生将近四十年的档案1二作经验和长年累月积累的学识,都融进了这部57万字的巨著——《明清档案学》。拿到该书时,实在为该书的厚度惊叹,觉得这么厚的一本书,读完就得耗费很多精力吧,更何况是编写这部巨著!因此,不得不对秦国经先生感到钦佩。一、全书内容和结构梗概该书分七编,一共三十四章。第一编主要是历史背景,为后文的出场做引导,像论文的序言。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对各馆所藏明清档案的介绍,让我们对明清档案的现状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辽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四Jlib案馆、山东档案馆等几十个档案保管机构所保存的明清档案以及民间的契约、谱牒等档案,还对国外留存的明清档案进行了介绍,从而展现了现存于世的2000多万件明清档案的全貌。第四编是按照档案的内容,分专题对明清档案进行介绍,有政务总类、宫廷皇族、职官吏役、军务、政法、民族事务、中外关系等十八类档案。第五、六、七编则是对明清档案业务丁作上的介绍,主要包括明清档案的开发和管理工作。从管理者的角度和工作思路告诉读者这些明清档案在编排上的内部联系,这就便利了我们进行明清档案的检索和查阅。章节之间的结构安排,我们会发现每一编根据需要会有所不同。第一编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先明朝后清朝;第二、三编则按档案馆进行排序,先第一历史档案馆,然后是台湾和海外,然后是各省档案馆;第四编则更显示了其中的逻辑,作者将不同的内容进行了排序,总体来说是先政治,接着是文化,最后是经济,而政治当中又从皇族到宫廷,到官场,最后到百姓的一种自上而下的顺序。第五、六、七编里则按照档案管理和整到顺序的先后来排序了。该书的编排有很强的逻辑眭,像极了一篇行文紧凑的文章,步步相扣,紧紧相连。浑然一体。二、多功能性质品读《明清档案学》是一部拥有高尚灵魂的书。它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而是正如学界的评价:“既是研究明清档案、档案丁:作和明清档案事业的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检索利用明清档案的一部工具书。”…n,包罗了明清档案的万象。正是它的这些丰富的内容,使得该书具有多种功能,具体如下:1.史著功能:档案产生的相关历史背景介绍。在书的开始,作者安排了第一编的《明清王朝的国家机关与文书档案制度》,在该编当中,作者简要介绍了明清王朝的国家机构的设立及其改革,并重点介绍了这两个王朝的文书档案制度。例如作者在介绍明朝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时候介绍了明朝废除行中书省,设内阁,立“三司”等等措施。而介绍两朝的文书档案制度则是更加直接地为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服务了。介绍机构变更和文书档案制度将现今保存的明清档案形成、流传、归档、保管的整个过程像历史重现一样展现在我I'II艮前,对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背景。当然,作者的这些介绍也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效果,即向读者展示了明清两朝的机构和文书档案制度发展史.让本书也拥有了“史著”的一个身份。而且,作者在介绍每一个馆藏档案的时候,还会对档案形成机构进行介绍,如在介绍清朝的内阁档案的时候,就对内阁这个机构的设立、职责、发展等做了简要的论述。同时,该书还有大量的史料分析、论述等,这也是它拥有“史著”性质的原因之一。如在第四编当中,对明清档案分类研究和论述的时候,作者基本对每一个类别的档案都做了一定的背景介绍。如在介绍政务总类的档案时,将清朝每一个皇帝都进行了介绍。这无疑对我们了解清朝皇帝和历史是有很大帮助的。2.全宗指南:各馆明清档案保管情况介绍。当开始介绍各明清档案时,作者采用了分馆介绍的办法。先是保管最为丰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着是我国各地和国外所藏的明清档案的介绍。在介绍每一个馆藏的档案的时候,作者都会对形成档案的机构和背景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然后再对该类档案的收藏情况做一下介绍,最后再将该馆是如何对这一类别的档案进行分类的予以说明,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可以说这部分的内容使得该书很像各个档案馆关于明清档案的全宗介绍,因此,该书具有了一定的“全宗指南”的性质,读者可以根据这个指南在档案馆找到相应的档案。3.工具书:大量史料汇集。大量史料的汇集集中体现在第四编,《明清档案分类与历史研究》。在这一篇当中,作者将档案像图书馆图书分类般将明清档案按内容分类介绍。大类是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每个大类里再分小类。例如政治里有政务总类、军务、政法等等。而且十分值得赞扬的是在这一编的介绍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例子就是档案的原文,例如一些关于光绪帝和慈禧的治病药方等。这让无缘看到档案的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弥补。同时该书后面的很多附录也再次说明了该书工具书的性质。本书一共有五个附录,每一个附录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工具书的价值。例如第一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个全宗一览表》,这个表对我们了解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分类自然意义不小,而第三个附录,《明清档案缩微品目录》,则更是对我们利用这些档案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这些附录虽少,但却都是精华,都十分实用,也为该书增色了不少。4.丁作手册:明清档案工作方法介绍和指导。一部书能拥有上述几个功能已经十分了不起了,但是该书却超过了这个“了不起”,它还可以作为工作手册来被明清档案工作者借鉴。该书的最后i编,正是对明清档案管理、开发利用的指导。无论是其对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修复等方面都十分有借鉴意义,这些应该都是作者四十年来的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作者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利用的方法建议也是十分具有参考意义的,以及最后的关于明清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更是让我们接近了管理的新手段。所以说该书也具有工作手册的功能是一点也不假的。当然,一本书不管再怎么优秀,其中也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瑕疵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其他的还有《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档发[201217号)、《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42--2009)、《会计档案案卷格式}(DA/T39--2008)、《缩微胶片数字化技术规范》(DA,r43—2009)、《数字档案信息输出到缩微胶片上的技术规范}(DA/T44--2009)、《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DA/T46--2009)、《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DA,r47—2009)、《基于XML的电子文件封装规范》(DA/T48--2009)。但大多数编写者对此认识不够,加上没有工作经验、对实际工作缺乏了解等,所编教材脱离实际,内容过时,这些新法规、新标准、新技术等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来,不能满足一线岗位对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部分教材内容还停留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水平上。如《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已于2006年颁布多年,但有的201 1年、2012出版的教材还在沿用1987年的相关规定。另外,调查显示,高职高专文秘、行政管理、外语类等专业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各类中小型企业,主要岗位包括文员、秘书、档案员、人事薪酬专员、公关人员、行政助理、外贸经理助理、会计员、营销人员、客户经理等。其中,有不少人要兼任会计。一z-+l-lLtk资格考试中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等科目也涉及会计档案。这也要求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应当与时俱进,适当增加或充实会计档案方面内容。目前,绝大多数教材还没有涉及此类内容。2编写体例不合适。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出版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绝大多数没有突破传统的编写路子,编写体例还是传统的理论说教风格居多。即使是理实一体化、任务驱动式教材,也没有真正过渡到以培养应用能力为主的工学结合体系上来,与现今高职高专院校的教改、课改、校企结合、培养操作性人才的整体目标不相符。当前,按照“任务驱动”、“项目教学”等思路编写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不少还不是真正的项目式教材。这些教材不外乎是将原来的,而这本书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1)书名与内容有些出入。本书的书名是“明清档案学”,可是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明清档案的介绍、历史研究和管理,并没有介绍明清档案学这个学科,甚至连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等等都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而书却用了这个名字,稍有不妥。若将书名改为《明清档案研究和管理)II更贴近书的内容。(2)体例安排上也有一些瑕疵。这主要是第四编中的第五章,关于明清档案价值和作用的探讨。如果将其移到第六编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和利用的开头,似乎能更合理。当然,瑕不掩瑜,尽管这本书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和其贡献相比,这些缺陷则微不足道了。最后要感谢秦国经先生为我们带来一部如此精彩的书,它将引领我们走近明清档案,了解更多的那些被尘封的故事。望采纳
一,青蒿素的发现屠呦呦发现青蒿素(Artemisinin),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引起人们对参与青蒿素研制人员的关注,特别是周维善院士等人全合成青蒿素,得到媒体大量报道。1970年代初,屠呦呦从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1979年上海生物物理所确定了蒿素青的绝对空间构型。1977年报道了青蒿素结构。[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科学通报,1977,(3):142.] 1979年12月以英文公开报道青蒿素抗疟作用。[Qinghaosu Antimalarial Coordinatiing Research Group, Antimalarial studies on qinghaosu.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1979, 92(12):811-816.](It remained largely unknow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for about seven years, until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in report was met with skepticism at first, partly because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artemisinin, particularly the peroxide, appeared to be too unstable to be a viable drug.) 二,青蒿素的合成全合成,新发现的化合物由已知化合物一步一步的人工合成的过程。半合成,新发现的化合物由另一个未知化合物一步一步的人工合成的过程。全合成在有机合成史中非常重要,几百年来创造许多经典的合成方法及技术等。奎宁作为治疗疟疾的药物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青蒿素的前一代药物,从树皮中提取.大约在1850-2000年之间,有机化学家们不断地全合成奎宁化合物,涌现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开创一个又一个研究领域.[1],1983年1月,Schmid G, Hofheinz W.发表青蒿素全合成论文.[Schmid G, Hofheinz W. Total synthesis of Qinghaosu. J Am Chem Soc, 1983, 105(3):624~625].反应示意图见上面.以(-)-2-异薄荷醇((-)-Isopulegol)为原料,巧妙的设计,最后得到青蒿素.反应物(11)>>反应物(12)>>青蒿素是最后两步关键反应,其他研究者都参照该步骤.[2],1983年6月,许杏祥,朱杰,黄大中,周维善发表了青蒿素半合成的论文.[许杏样,朱杰,黄大中,周维善.青蒿素及其一类物构造和合成的研讨. X. 从青蒿酸立体操纵合成青蒿素和脱氧青蒿素. 化学学报,1983,41(6):574-575].系列论文研究之一,参考论文[1],大约经过5步反应,最后两步借用论文[1],没有独创性.由已知开始物一步一步合成到最后的未知物,这篇论文却把最后5步先合成了,而且关键的两步还是借用论文[1],有疑团丛丛之感!!(《化学学报》 1983年06期,中文摘要)(化学学报(Acta Chim. Sinica),英文摘要)[3],1984年5月许杏祥等报道以香草醛为原料合成双氢青蒿酸甲酯.[许杏祥,朱杰,黄大中,周维善.青蒿素及其一类物结构和合成的研究 XVII.双氢青蒿酸甲酯的立体控制性合成-青蒿素全合成,化学学报,1984,V42(9): 940-942].结合论文[2],构成青蒿素的全合成.但至今为止,没被研究者引用过,不知什么原因,无法重复?既然是全合成,为什么不直说哪?玩弄文字游戏? [4],论文[3]英文版[《Acta Chimica Sinica(English Edition)》 1984年02期,Studies on structures and syntheses of arteannuin and its related compounds——ⅩⅦ.The stereocontrolled total synthesis of methyl dihydroarteannuate—T
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当时北越军队常出没于山间丛林地区,而这一地区恶性疟疾流行猖獗,且对奎宁及奎诺酮类抗疟药物如氯喹(chloroquine)等普遍出现了耐药性,平民与军队的患病人数猛增,越南政府请求支援。中国政府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成立5·23抗疟计划办公室,统一领导《5·23 抗疟计划》的实施,其全称为中国疟疾研究协作项,代号为523。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正组长)、总后勤部(副组长)、国防科委、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直接归国家科委领导。办事机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236部队为主(推测为军事医学科学院代号),办公室设在后字236部队。不过,由于进展和当时的政治环境,523领导小组曾多次发生变动,如1971年5月22日广州召开的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领导小组改为由卫生部(正组长)、总后卫生部(副组长)、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组成。后来,一位研究人员曾调侃,正是由于这一项目,“使得在当时到处停工的医药研究单位留下了一支队伍”。 1969年,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军代表的建议下,全国“523办公室”邀请北京中药所加入“523任务”的“中医中药专业组”。北京中药所指定化学研究室的屠呦呦担任组长。当时的基本思路是采取民间验方,然后用有机溶剂分离药用部位并进行相应的药理筛选和临床验证,研究人员整理了多达808种可能的中药。据称她们开始并未考虑使用青蒿,因为它的抑制率极不稳定,12-80%,直至看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将青蒿“绞汁”用药,从而得到启发,认为有效成分可能在亲脂部分,改用乙醚提取。1971年10月,青蒿的动物效价由30%~40%提高到95%。1971年12月下旬,用乙醚提取物与中性部分分别对感染伯氏疟原虫 (Plasmodium berghei) 小鼠以及感染猴疟原虫(Plasmodium cyomolgi) 猴的疟原虫血症(parasitemia) 显示 100%的疗效。 1972年初抗疟有效单体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得到,当时的代号为“结晶Ⅱ”,后改名为“青蒿Ⅱ”,最后定名为青蒿素。1972年3月8日,《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工作》的报告在523计划内部会议上发布。效果虽好,但在批量生产时相关药厂不愿意承担提取药品任务,使得项目组只好把实验室当成了生产车间,而由于乙醚易燃,结果在屠呦呦作报告的当日,由于操作人员不慎而引发大火,这一事故差点使得计划夭折。 由于计划时间进度紧张,为了尽早应用于临床,1972年5月计划部分相关研究人员(包括屠呦呦)用自身进行人体试验并获得通过,8月在海南部分地区进行临床试验,在选试的 21 例疟疾患者中, 感染恶性疟或间日疟(subtertian or tertian malaria)者各占半数. 经治疗后, 患者的发热症状可迅速消失, 血中疟原虫的数目锐减;而接受氯喹的对照组患者则无效(个别数据存在争议,也有个别参与人员回忆年份为1973年)。 1977和1979年,青蒿素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科学通报》与《化学学报》上发表,同年青蒿素的新分子及其报被美国权威的《化学文摘》收录。 1979年9月,依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建议,523计划列入各级民用医药科研计划之中,不再另列医药军工科研项目。1981年3月3日-3月6日,523计划举行最后一次小组会议;5月该会议纪要下发,523计划结束。 1981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第四届疟疾化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上,屠呦呦就《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一题作首位发言,引起与会代表极大的兴趣,并认为“这一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药指出方向”。在这次报告中,屠呦呦提出应研发复方青蒿素以防止和延缓抗药性出现的设想,但并未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中国开始自行研发复方药物,开发出复方蒿甲醚等系列复方药。2005年,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发表文章,指出研究发现使用单方青蒿素的地区疟原虫对青蒿素敏感度下降,这意味着疟原虫有开始出现抗药性的可能,世卫组织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单方青蒿素,改用青蒿素的联合疗法(artemisinin combination therapy,ACT),并推荐多种联合治疗, 即每种方案包括青蒿素类化合物, 配以另1 种化学药物。这说明当年中国科学家的预见是对的。 1986年,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获一类新药证书,1992年获得“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1997年获得“新中国十大卫生成就”之一称号。 2011年9月,屠呦呦因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贡献,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贡献,“or her discoveries concerning a novel therapy against Malaria”,与另外两位科学家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