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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诗经学·宋代诗经学及元明两代的 《诗经》 研究
宋代《诗经》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学者不满于汉唐以来孜孜于章句饾饤之学而忽视经书大义的情况，开始要求明其本义，进而发现与质疑汉儒诗说中与经义不符及自相矛盾的情况，从而疑序、疑传以至要求删改《诗经》本身。二，思辨风气的兴起，使得学者在讨论《诗经》本义的同时，发扬独研义理、横生议论的精神，突破传统的传疏章句之学的形式约束，自出机杼，大胆议论。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为促进，构成了有宋一代《诗经》研究的独特风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宋代诗经学的代表的，北宋时有欧阳修、苏辙等人，南宋时有郑樵、程大昌、朱熹、王柏、王质、杨简等人。其中欧阳修、苏辙可以说是首开风气者，欧阳修《诗本义》，顾名思义，是要为明了诗篇大义而作。他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读诗，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诗篇，逐一指出前人已失解的“大义”，敢于议论《诗序》和毛、郑的是非，发前人所未发。苏辙撰《诗集传》，于《诗经》各篇前的序文只取首句，认为只有首句是子夏所传的毛公之学，其他皆为东汉卫宏集录，因而只取其发端一言，其余悉从删汰。他们的观点和方法给《诗经》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气，已初露宋代诗经学精研义理、横生议论的端倪。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欧阳修《诗本义》说：“新义日增，旧学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
研讨义理，不可能不注意到《诗序》与《诗经》本文的扞格凑泊之处，故宋代学者集中论辨的也是《诗序》。宋代支持《诗序》者，有北宋王安石、程颐，南宋吕祖谦等。他们遵从《毛诗》，一并遵从《传》、《序》，笃守不失。虽然他们是一代名臣、大儒，治学态度受到推重，但毕竟不能成为主流。怀疑《诗序》的则有王得臣、李樗、郑樵、程大昌、杨简、王柏等人，可谓声势浩大。其中尤以郑樵(1104—1162)最为尖锐。郑樵字渔仲，学者称夹漈先生，生平著述闳富，其中有《诗辨妄》一书，说“《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又说：“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汉儒始。”他的言论对朱熹产生极大影响，使朱熹自尊序派转为疑序派。《朱子语类》卷八○中，记载朱熹对弟子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 《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由于《诗辨妄》一书观点犀利，语言激切，问世未久，便遭到同时人周孚的攻击，周孚撰《非诗辨妄》，列举郑樵之文，逐一加以反驳，《诗辨妄》一书也很快亡佚，只有若干片断保存在《非诗辨妄》中，以及《语类》中所引“村野妄人所作”《诗序》的一条。此外题为郑樵撰的，尚有《六经奥论》一书，此书 《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郑樵罗列自己著述时并未提及，故或疑此书并非郑樵所作。其中《诗序辨》谓《诗序》“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风有正变辨》、《雅非有正变辨》谓《邶》、《鄘》、《卫》等“变风”中也有美诗，可称为“变之正”，《雅》则只有小大之分，而无正变之别等，亦颇多新解。
王柏(1197—1274)，字会之，是朱熹的三传弟子，著有《诗疑》二卷。他比其他人更为激进，不信毛、郑，不信《诗序》，不信《左传》中的记事 (如季札观乐之说)，也不全信他的太老师朱熹。他从疑《序》、疑 《传》进而疑 《经》，如说 《周南》、《召南》都应各有十一篇诗，故将《召南》 中 《何彼秾矣》和《甘棠》归入《王风》，削去《野有死麕》。他还认为全部《诗经》中，有三十二篇“淫诗”，不是孔子删定的原本，而是汉儒给窜入的，所以必须削去。虽然王柏是出于卫道的目的，要删削《诗经》中的“恶行邪说”，但这种做法，“始于疑经，渐至非圣”，动摇了经书的神圣地位，有碍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故未能实行。
至于宋人在说《诗》时喜发议论，欧阳修《诗本义》亦首开风气。其书以议论诗篇大义为主，兼评毛、郑与《诗序》得失，不拘泥字句训诂，也不采取章句注疏的旧形式。他如周尧卿《诗说》(已佚)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说诗，“不专于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宋史·儒林传》)，也是长于议论。程大昌《诗论》十七篇(《学海类编》本作十八篇)，一论古有二 《南》而无 《国风》 之名，二论 《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三论《南》、《雅》、《颂》之入乐无疑，四论 “四始” 名目，五论 《国风》之名出于《左传》、《荀子》，六论《左传》、《荀子》创立《风》名之误，七论逸诗有 “豳雅”、“豳颂”而无“豳风”，等等，更是洋洋洒洒，自出机杼，其言甚辨，宋人议论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最终奠定宋代“诗经学”，使之真正能与汉代诗经学分庭抗礼的大师，乃是朱熹(1130—1200)。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遯翁、 *** ，撰《诗集传》，在学术史上有深远的影响。《诗集传》并未抛弃传统注疏的形式，也不是长篇大套地发挥论议，但宋学的怀疑精神却深刻贯串于其中，令人耳目一新。其主要特点在于：
(1)疑古辨经，态度谨严。《诗集传》仍把《诗经》置于不可动摇的儒家经典的地位上，但对“经”以外的序、传、笺、疏均加以考察，本着“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的 “学诗之大旨” (《诗集传序》)来读《诗经》。但他并非对以往的成果一概否定，而是选择去取，态度谨严。如 《诗集传》不录 《诗序》，但并非简单地抛弃《诗序》，而是另撰《诗序辨说》，对《小序》逐条批评是正。他认为“盖所谓有序者，类多世俗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朱子语类》卷八一)，但对于一些于史有据的诗篇，《小序》不误的，朱熹也都作了肯定，如《鄘风·载驰》、《陈风·株林》等，体现了“务求真是之归”的态度。
(2)谈义理而不废考据。朱熹《诗集传》在训诂方面兼用毛郑，并采诸家之说，下以己意，准确简明，从而使其义理之学具备坚实的基础。如《卫风·考槃》，为一首隐士诗，其首句：“考槃在涧，硕人之宽。”《毛传》：“考，成;槃，乐也。”按考训老，引申为成。槃训为乐，乃是训作“喜乐貌”的“昪”字的假借。《毛传》释“考槃” 为 “成乐”，稍嫌迂曲。《诗集传》则释为：“考，成也。槃，盘桓之意。言成其隐处之室也。陈氏(按指宋人陈傅良)曰： ‘考，扣也，槃，器名。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二说未知孰是。”按三家《诗》槃作“盘”，陈氏即用“盘”字本义为训，扣盘成乐，最为通达。朱子并列其说，不加轩轾，而其义自见。故《诗集传》的训诂，既是言义理的基础，又是深味《诗》理的结果。明义理而不废考据，有批判而不轻改字，注解准确又简明扼要，集中体现了宋学的优点。
(3)能够突破经学的观点约束，初步从文学的角度解《诗》。朱熹作为理学家，曾为儒家经典中有如此之多的情诗而迷惑不解，但还是承认这些情诗是“男女戏谑之辞”，“男女相悦而想念之辞”，无疑比汉儒强解为“刺 *** ”一类的说法高明。在读《诗》的方法上，他也强调要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像读“今人做底诗”一样来读《诗经》(均见《朱子语类》卷八○)，能够窥见一些《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堂奥。
但朱熹的《诗经》研究，仍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首先，他不能完全摆脱封建卫道士的偏见。虽然承认《诗经》中爱情诗的存在，却仍指斥这些诗篇为“淫奔期会之诗”。因为朱熹的《诗经》研究，根本上仍是宣扬封建教化，为封建统治服务，故在“诗教”观点上，宋学与汉学并无实质的不同。其次，他批评《诗序》又不能脱离《诗序》。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已讥朱熹“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这虽说明《序》也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朱熹的思想仍与《序》的美刺教化之说相合，从而无法得到《诗》的本义。另外，在《诗集传》中也有牵强附会、训释失当之处，在注释字音时，则采用了当时人吴棫(字才老)的“叶音说”，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朱熹未明古今语音的变化规律，简单地为押韵顺口而临时将某字改读某音，造成字音的混乱。
《诗集传》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暴露了其无法克服的缺点。“卫道”与“疑经”，都在朱熹的后学那里发挥到极致;元明以下，学术流于空疏，耽于主观臆测，空谈义理，也实由宋学发端。
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仍承宋学遗绪，有突出成就的学者不多。朱熹学说在元兵南下时传至北方，学者翕然从之。元仁宗延祐年间定科举法，多遵程朱理学，《诗经》即以朱子《诗集传》为准。元代《诗经》的研究著作，如刘瑾《诗传通释》，以《诗集传》为本，严守宋学体系而逐篇加以训解，其议论亦尚笃实。另如梁益《诗传旁通》、朱公迁《诗经疏义》、刘玉汝《诗缵绪》、梁寅《诗演义》等，大体皆本朱子《集传》为宗。此外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中，对前人之说多所辨订，值得参考。
明初胡广奉永乐帝敕撰《五经大全》，其中《诗经大全》即本元代刘瑾《诗传通释》而略加损益。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已讥《大全》收刘瑾之说太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干脆说明广乃是“剽窃旧文以应诏”。又明代何楷撰有 《诗经世本古义》，把《诗》三百篇打乱了次序重加编次，按二十八宿次序分部。其书把 《大雅·公刘》、《豳风·七月》、《小雅》中 《甫田》和 《大田》、《周颂》 中 《丰年》和《噫嘻》等归并一处，谓为夏代之诗，置于书首;把《曹风·下泉》列为周敏王时诗，放在最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讥其为“大惑不解之书”，于此可见明代《诗经》研究状况之一斑。较为平实、兼采汉宋或以汉学为主的研究著作，则有李先芳《读诗私记》、朱谋玮《诗故》、姚舜牧《诗经疑问》等。考证名物制度的著作，则有冯应京《六家诗名物疏》。要之明代学术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弥漫，后期更以王阳明“心学”占据主导地位，至认为“六经者，吾心之纪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王文成公全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诗经》研究也不能不受影响。故清代人至为鄙薄明代学术，认为元人 “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汉唐)注疏所得甚浅”，“明人又株守元人之说，于宋儒亦少研究”(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九章)。然亦不能以一概论之，明末陈第《毛诗古音考》，能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破除宋儒“叶音”之说，排列 《诗经》韵字，研究“古本音”到今音的变化，实开清代古音学研究的先河。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分为风、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②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这显然又是「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 （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诗歌赏析文一般有两种写法： ⑴综合分析法——通过对全诗的整体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这种体式下，较完整的写法是： A.作者简介。 B.作品写作背景简介。 C. 作品意象分析（诗句的解释或翻译，诗句所表达的情感、思想，诗句表达的意境）。 D.作品艺术手法分析（通常结合在作品意象分析之中）。 E.作品艺术特点的综合评价（往往带有总结的意味）。 如果不要求很完整，则可不写作者简介、写作背景两部分。 ⑵主题分析法—就诗歌最突出的方面进行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 采用这种写法时，往往只抓住一个方面，如意境、语言表现力、某一手法的表达思想情感的妙处等等。对于其他方面，则不论及，因而它的篇幅一般较短小。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采用那一种写法，都应该有欣赏者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分析，力戒人云亦云、甚或抄袭。 解答技巧 (一),解题入格 1,诗歌形象:身份+性格 2,诗歌意象,含义:表层含义+深层含义(即解释诗句) 3,所抒感情:通过什么内容+抒发(寄寓/揭露)什么感情 4,体会意境:客观形象+主观感受+交融了什么意境 5,品味关键词句:含义+手法+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6,赏析修辞方法:揭示手法+分析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7,赏析表达方式:怎样叙(描写)+叙(描写)什么+抒什么情 8,赏析表现手法:手法+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9,体会诗歌情感:忧国忧民之感慨,国破家亡之痛楚,游子逐客之凄凉,征夫思妇之幽怨,怀才不遇之寂寞,报国无门之激愤,建功立业之豪迈,自由悠闲之恬淡,秀美山河之热爱,亲情友情之真挚,归耕隐居之乐,黑暗官场之苦,离别思念之绪,贬官谪居之恨,时光易逝韶光不再之感慨等. 10,概括诗歌内容: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诗歌各句分别写了什么+通过什么手法+抒发什么情感+评价(总分总式) "写什么"方面: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情),怀古咏史,即事感怀,边塞征战,山水田园,意象,意境,背景,主旨. 如何确定写了什么内容 (1)注意诗歌的题目 诗歌地题目往往告诉我们诗歌的内容.,确定了诗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的主题以及作者的情感. 如《题李凝幽居》思考:从这个诗题中可以看出什么内容 【提示】说明诗的内容是描写李凝的僻静居处. (2)仔细推敲关键词句. (3)注意词语的隐含信息. 诗歌表达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含蓄,往往表面是一个意思,而实际讲的是另一个意思. 如"知否 知否 就是是绿肥红瘦". (4)调动知识积累. 例:提到王维和岳飞你会想到什么 "怎样写"方面: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眼,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直抒胸臆,虚实相济,绘形绘声绘色,动静结合,化静为动,炼字,起承转合,赋比兴. "为何写"方面:抒发……的思想感情,反映……的社会现实,表现……的情趣,寄托……的情怀(爱慕,愁绪,惆怅,苦闷等),表达……的追求,流露……的倾向,发出……的感慨,袒露……的心迹,造就……的情致. 这首诗采用了(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技法,写出了(意象)的(某某)特点,表现了(突出了)(某某)思想(感情),起到了(某某)作用. 诗歌赏析的一般的步骤是叙析评.
元明之交，战火纷起，时局动荡，给人们带来了种种灾难与痛苦，大多诗人生活在兵连祸结的年代，对词有着亲身的体验。生活的动荡，对时局艰难的惶恐不安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明初诗坛不少作品表现了时代的创伤与个人遭际，以及诗人在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忧郁、彷徨、孤独的情绪，基调凝重悲怆。其中以高启、杨基、袁凯等人为代表。高启《秋日江居写怀》其一：“每看摇落即成悲，况在飘零与别离。……莫把丰姿比杨柳，愁多萧飒恐先衰。”流露出其忧郁、惶恐、孤独的情绪；而《孤鹤篇》吟咏“孤鸣迥且哀”“一飞四徘徊”的孤鹤，《孤雁》刻画“呼群云外急，掉影月中残”的孤雁，则更有自况的意味，曲折地表现出诗人在艰危处境中无从依傍的孤独。袁凯诗涉及个人身世遭遇，较有真情实感，如《江上早秋》“即丛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又如《久雨后寓所一首》“天意未教戎马息，老夫漂泊敢言归？”散文创作领域，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一些人物传记、寓言散文及记事写景之作成就突出，尤具代表性。刘基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这些寓言散文吸取了先秦历史与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的艺术传统，往往将所要论说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反映出来，夹叙夹议，既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题材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永乐以后，由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当时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局等因素，使“台阁体”在当时占文坛统治地位。其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讲究雍容典雅，实则空疏刻板，缺少生气。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作为科举应试问题，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的八股文，其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成化至弘治年间，台阁体创作逐渐趋向衰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它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悲冗委琐的风气。在此，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学古上要掌握声调节奏等法度，并主张从文学本身立场出发去探讨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李东阳的复古论点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崛起于弘治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明中叶以后，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文坛委弱悲冗的格局，李梦阳等前七子，以复古自命，重寻文学的出路。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这在李梦阳的复古主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一些作品，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的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强烈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李梦阳诗《述愤》、《离愤》等。“真诗在民间”之说，则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将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明代前七子的文学活动于嘉靖前期逐渐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瞩目。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在学古过程中后七子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显得尤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则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及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努力为文学寻找一席独立的地位；并给民间俗文学以应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质一种新的理解。但是由于他们过分注重法度等创作规则，未能摆脱拟古的窠臼，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针对“前后七子”复古倒退的主张，崛起了“唐宋派”，他们主要以学习唐宋古文为指归，但又主张要有时代性，“自为其言”，“直抒胸臆”，其中以归有光的创作最为突出，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能得其风神脉理”，又尊尚唐宋诸家，对学古对象的择取比起唐宋派其他文人更显得宽泛。他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在于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本身。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的出现，探讨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逐渐走出单一、僵化格局而谋求心路的动态。晚明诗文领域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创作倾向，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反映在创作上则注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从而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逸趣横生的创作效果，很少让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他们并力矫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所难以克服的拟古蹈袭的弊病。他们的诗文，清新俊逸，语言“宁今宁俗”，尤其是传状、书简、游记、笔记，真情畅达，对晚明及以后的小品，取得了几乎支配性的影响。但公安派特别在具体创作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弱点，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上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袒露自我的勇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这些小品文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及趣味，真实生动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与审美意趣，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求真写实的创作特征。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明代末年，时局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等为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复古学”为宗旨，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作品多表现国变时艰及兴亡之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且不泥古不化，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同时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夏完淳，夏允彝之子，师事陈子龙，深受其影响，同有声名。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为人所称道。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受其师陈子龙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注重摹古，讲究音调辞藻。明灭后，诗风有所变化，多有掉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朱明王朝顷刻崩溃。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新的生命。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论文范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1．专题型论文范文。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范文。专题应用型论文范文是一种运用所学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知识，独立地探讨或解决本学科某一问题的论文范文，其基本标准应该是：通过论文范文，可以大致反映作者能否运用所学得的基础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本学科内某一基本问题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当然，它的选题一般也不宜过大，内容不太复杂，要求有一定的创见性，能够较好地分析和解决学科领域中不太复杂的问题。2．论辩型论文范文。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范文。3．综述型论文范文。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范文。4．综合型论文范文。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范文。3写作要求编辑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
穿着柔软光泽的羔皮袄， 为人正直又美好。 就像他这样一个人， 安于君王的使命也不会变节。 穿着豹皮装饰的羔皮袄， 为人特别公正勇武。 就像他这样一个人， 是国家主持公道的人。 穿着光鲜亮丽的羊皮袄， 三英素丝装饰生光辉。 就像他这样一个人， 是国家贤能的人选。 这是一首赞美贵族官员的诗，诗人以衣喻人，从一位官员的服饰质地、装饰，联想到穿朝服的官员的品德、才能，来赞美他既忠于职守又正直不阿，品格高尚，忠君爱国的这样一位君子，是国家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之材。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从表现手法说，属赋体。 首章诗人以描写衣服来刻画官员形象，诗人写道“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羊羔皮袄是古代卿大夫上朝时穿的官服。濡：润泽，形容羔裘柔软而有光泽。诗人具体而生动地描写了羊皮袍子的皮毛质地是如何的润泽光滑，而那个穿着柔软光泽的羔皮袄，为人正直又美好。“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那个，其之子，这样的一个人。舍命：安于君王交给自己的使命。这时指就像他这样一个人，安于君王的使命也不会变节。诗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描写卿大夫上朝时穿的羊羔皮袄官服，他是想借赞美穿羊皮袍子的官员有正直美好能舍命为公的气节，有威武勇毅能支持正义的品格。 二章诗人写羊羔皮袄子上的豹皮装饰是如何的鲜艳漂亮。“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豹饰：古人的皮袄毛在外面，用豹皮装饰皮袄的袖口。孔武：特别勇武。这两句是说穿着豹皮装饰的羔皮袄，为人特别公正勇武。“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邦：指国家。司：主持。直：正道，公道。这两句是说就像他这样一个人，是国家主持公道的人。诗人用皮袍子上的豹皮装饰，让人联想到穿这件衣服的官员，是那么的威武有力公正刚直。如何来表现他的公正，刚直呢？其一面谏君上直言官员的过失或是 三章诗人最后一段发出感叹：忠于职守又正直不阿，勇于直誎，品格高尚，忠君爱国的这样一位君子，是国家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之材。“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鲜艳或鲜明的样子。三英：“英”通“缨” 。古人的皮袄是封襟，中间两边各缝上三条丝绳，穿时结上，等于现在的纽扣，有一边的三条丝绳有穗，结后垂下，即此处的三英。周振甫：三英，三次缝补。装饰袖口的三道豹皮镶边.粲：鲜艳，光耀，美丽。这两句是说穿着光鲜亮丽的羊皮袄，三英素丝装饰生光辉。“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彦：美士，俊杰。这里指贤能的人。这两句是说就像他这样一个人，才是国家贤能的人选。才可以人衣相配，美德毕现。在诗经中，礼服的高贵华丽衬托着君子的美德形象，服饰的华美同时也象征着君子高贵的人品。 当然，现代的我们只能从诗的内容来猜测诗的意思。也许诗人赞美的不止是一个官员，也许他赞美的是朝中的文武官员，希望他们能够不辱使命，忠于职守又正直不阿，品格高尚，忠君爱国。成为这样一位君子，是国家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之材。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内要有安邦定国的有智谋的文臣，外要有平定祸乱、镇守边关的猛将。只有君臣文武同心同德，国家才能强大，才可以震慑远雄。 古人如此，今人也有如此的希望，希望那些当官的人能够忠于职守，刚正不阿，不负国家人民给予的权利，能够实实在在的尽职责，为人民办好事。
《诗经》时代的服饰已具有了实用性和审美性。周人否定“天命”，提倡“德”、“礼”，对服饰文化影响巨大。The costumes in the time of "Book of Poems" was practical and aesthetic. The people in the Zhou Dynasty denied the so called "Heaven's Will" and advocated "virtue" and "ritual", which had great influnce on the costume culture.统治者通过等级制度下不同服饰款式、色泽、质地，体现等级制度和作为提醒人们礼仪的符号。The rulers set up the different kinds, colors and textures of costumes in different classes to represent class systems and remind the people of the symbols of ritual.本文从《诗经》服饰结构和构成，服饰色彩崇尚及搭配，服饰人文特性几方面总结了《诗经》时代服饰文化特征，服饰在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彰显了《诗经》时代服饰制度的完备和服饰制作的发达。This article summerised the features of the costume culture and its importance in the the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life through the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the ador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costumes and the humanistic features of costumes. It also displays the completeness of costume system and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costume making in the time of "Book of Poems".
高中文言虚词教法探究陈柬 【摘要】： 文言文教学承载着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学生打好“精神底色”的重要使命。
通向这座文化宝库，不能不越过阅读障碍——文言字词。而文言文作为古代通行的书面语体，跟现在日常交际的口语相去甚远。
因此，文言实词、虚词的意义和用法成为不容回避的文言教学重要内容。 但目前的文言教学中，要么弱化文言词语教学，甚至耻谈词语教学；要么把文言词语教学当作第二门外语进行教授，其目的在于准确理解词义，传递知识，“形成学习知识的技能、技巧，把教学过程简化为教师讲授，学生以记忆和练习为主的被动接受过程。”
“它忽视了文化知识与人类及儿童经验世界的丰富关联。”这一点，在文言虚词教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新课程改革重过程，重体验，重探究，其实质就是关注学生内在的心理需要。而文言虚词教学中，无论是品鉴作用，还是系统归纳、推断用法，学生都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力。
学生内心需要被忽视甚至被漠视，情感的缺席必然导致情感的缺失。 只有把文言虚词教学放到学生作为人的发展的前提之下，优化教学方法，才能还原文言虚词教学的本来目的。
本文试图从挖掘文言虚词情感意蕴和指导序列化整理、应用虚词用法的角度探究文言虚词的新教法。 优化文言虚词教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理解用法人性化，通过美读、比读，体味虚词所包含的情感态度；二是掌握词义宏观化，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三是整理归纳序列化，分解杂乱的词语学习任务，动态生成知识框架，便于灵活运用；四是迁移方式多样化，关注学生心理需要，使迁移适时适量。
释义 ①品级；级别：头等|同等|三六九等. ②相同；一样：相等|等价|等腰三角形. ③等候；等待：等车|等机会|我在家里等你. ④表示列举未尽：我们学习数学、语文等课程. ⑤列举后煞尾：北京、上海、广州等三大城市. 等 （会意.从竹，寺声.寺官曹之等平也，寺者，简册杂积之地，寺亦声.本义：整齐的简册） 同本义 等，齐简也.――《说文》 等级；辈分 士阶三等.――《吕氏春秋·召类》 皆陛下故等夷.――《史记·留侯世家》.索隐：“言等辈也.” 同名同食曰同等.――《大戴礼记·少间》 请自贬三等.――《三国志·诸葛亮传》 又如：优等；等例（等级差别，地位高低的差别）；等子（宋代的御林军；标本，样本）；等分（等级名分）；等外品（质量差，不列入等级的产品）；等列（等级品位）；等别（等级） “等”作虚词用： 等——《说文》：“等，齐简也，从竹寺，会意.”按：寺为简册杂积之地.《广雅·释诂》曰：“等，齐也.”原为实词中的动词.而等级则为名词.由于“等”本音，为都在反，又转音丁儿反，有何等或何物之义，唐代时的如今江浙地区人，都称“齐等”为丁儿反，应瑗诗有“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之句，意谓用何才学，而被赞誉当官.（颜师古《匡谬正俗》卷 六）《后汉书·祢衡传》：“死公！云等道？”注：“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可见等有“何”义，可作虚词.（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台阶 【等】称量轻重也.例句：1、[孟子]等百世之王.2、[史记夏本纪]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又，《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句：“便取出银子，刚刚一块，讨等来一称，叫声惭愧.”可知又为“称量轻重的工具”，即秤或天平，或笼统称谓.居牖客查不出，就教于大方之家. 等韵学研究的对象，通常二名不分.它是以音节表为主要方式对汉语字音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支.。
二）、之 1、用作代词常用于代指人或事或物，相当于“他（她、它）们”、“它”、“这” 等。
一般用在动词后面，作宾语。①问所从来，俱答之（《桃花源记》）——代人，指桃花源中的人，相当于“他们” ②操蛇之神闻之（《愚公移山》）——代事，指愚公移山，可译作“这件事” ③屠自后断其股，亦毙之（《狼》）——代物，指狼，相当于“它”。
2、用作助词① 用于定语和名词之间，相当于“的” 如：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为学》）②用于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可不译 如：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为学》）③在句中表示动词宾语提前，即宾语前置的标志，没有实在意义如：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④在句中补足音节，没有实在意义，可不译如：久之，目似瞑，意暇甚（《狼》） 3、用作动词 译作“到”、“往……去”等，后面一般跟地点名词，如：吾欲之南海，何如？（《为学》）——“去” 练习 1、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
（到，往）2、宋何罪之有？（宾语前置的标志）3、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主谓之间，无实义）4、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代词，指学过的知识） （三）而 用作连词，连结词与词，短语与短语，句子与句子，表示前后两部分的并列、承接、转折、修饰等关系。
例如：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醉翁亭记》）——又，表并列关系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扁鹊见蔡桓公》）——“就”，“然后”，表承接关系学而不思则罔。（《论语》 ）——却，但是，表转折关系面山而居（《愚公移山》—着，也可不译，表修饰 一、之 1、代词：代人，代事，代物 例：欲报之于陛下也 悉以咨之 先帝称之曰能 肉食者谋之 公与之乘 名之者谁 天下顺之 固以怪之矣 始指异之 故为之文以志 名之者谁 环而攻之而不胜 天下顺之 属予作文以记之 愿陛下亲之信之 2、助词： （1）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的”（这一类最多）：如，宫中之事 以伤先帝之明 穷山之高而止 然后知是山之特立 其高下之势 山间之四时也 山水之乐 宴酣之乐 而不知人之乐 三里之城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览物之情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人之述备矣 （2）用在主谓词组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如，镜之新开 冷光之乍出于 人之学也不知日之入 （3）补充音节（这一类很少）：如，公将鼓之 怅恨久之 3、动词（这一类初中课本中极少） 如：辍耕之垄上 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 4、语法作用（这一类涉及到文言语法，初中生不要求掌握）：如， 何陋之有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宋何罪之有 二、其 1、代词（这一类较多）：代人 代物 代事 也可表远指相当于“那” 如，以彰其咎 百姓多闻其贤 苦其心志 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其乡人曰望其旗靡 故其文疏荡 今观其文章 听其议论之宏辩 日与其徒上高山 2、表语气（这一类较少） 如，其真不知马耶 其真不知马也 三、以 1、作介词，可解释为：用、靠、凭、凭借、因为、拿、把等等 例，醒能述以文者（用） 以天下之所顺（凭、凭借） 不以物喜（因为） 悉以咨之（拿） 必以分人（把） 气可以养而致（凭、凭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凭） 咨臣以当世之事（拿） 先帝不以臣卑鄙（因为） 虽不能察，必以情（根据） 2、连词 （1）表目的：译为 来 用来 例、属予作文以记之 杀之以应陈涉 以光先帝遗德 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以彰其咎 以告先帝之灵 故为之文以志 以激怒其众 以知天地之广大 将以攻宋 （2）表结果：译为 以致 例、以伤先帝之明 以塞忠谏之路也（此类较少） 3、其它 （1）以为：译为 认为 例，或以为死 （2）所以： a、用来之意，例，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所以动心忍性 b、……的原因，例，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3）相当于“而”：如，醉则更相枕以卧 （4）通假字：如，固以怪之矣（通“已”）（初中课本中只此一个） 四、乎 1、语气词（一般用在句未）：例，死国可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是亦不可以已乎！ 2、介词（一般用在句中）： 例，在乎山水之间也 颓然乎其间者 然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 3、作词尾（一般用在形容词后）：例，悠悠乎与灏气俱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相当于“……的样子”） 五、虽 1、即使之意。
例，虽有千里之能 虽不能察 虽多何为 虽杀臣，不能绝也 2、虽然之意。例，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 风力虽尚劲 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 六、然 1、代词：这样的意思。
例，吴广以为然 然，胡不已乎 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 2、作词尾：表……的样子。 例，颓然乎其间者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满目萧然 3、连词：表转折。
例，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 然文不可以学而能 七、或 1、有的人：如，今或闻无罪 或以为死 或以为亡 2、有时候：如，一食或尽粟一石 或王命急宣 3、或许：如，或异二者之为 八、为 1、介词（相当于“被”“替”）：如，士卒多为用者 山峦为睛雪所洗 为我吊望诸君之墓 2、动词：如，为坛而盟（筑） 酿泉为酒（酿造）。
怎样学习和掌握文言虚词——教学文言虚词的几点体会古代汉语中的文言虚词数量较少，常见的约二百多个；但是，它在古代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
如《醉翁亭记》，全文仅402字，其中虚词就有113字（“而”字出现25次，“志”字出现18次，“也”字21次，“之”字16次，还有“于”、“乎”、“其”、“不”等虚词共出现33次）。这些虚词对表达语意、语气，词句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文章的情趣都有重要作用，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在学习古代诗文时，不仅要着重学习常用实词，同时要注意学习常用虚词。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
怎样学习常用虚词呢？根据本人在学习和教学中的粗浅体会，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深入了解和逐步掌握常用文言虚词的特点和用法：一、文言虚词一般都是假借字，其词形和它在句中所表示的意义没有内在联系，不能按实词那样去依形释义。文言虚词的突出特点是“虚”，没有实在意义，因此，古人难以为虚词造字。
而在记事作文需要虚词时，往往采用“依声托事”的办法，假借实词中已有的同音字来记录虚词。因此，虚词所用的字几乎全是（注）假借字。
例如：“然”字，《说文》：“然，烧也；从火，肽（rán）声。”本义是“烧”，是个实词（后来又加火旁写作“燃”）。
《孟子·公孙丑上》：“若火之始然。”用词正是本字本义。
古书中多假借“然”字记录虚词，如（本文所引例句，除个别外，均摘自中学语文课本）。1、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移其粟於河内；河东凶亦然。
《孟子·寡人之於国也》2、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3、然志犹末已，君谓计将安出？《隆中对》按：例①、②中的“然”借为指示代词，可释为“这样”、“如此”。例③中的“然”字借为连词，相当于“然而”。
又如：“其”字，全文写作 ，本义是“簸箕”，是实词。古书中假借“其”字为第三人称代词（他、他的）和指示代词（那），长借不还。
于是人们便在“其”字上加竹头写作“箕”，以表示本义。二、注意区分虚实。
由于虚词多是假借原有实词中的同音字为之，因此，在古书中，同一字形往往虚实并用。在阅读古代诗文时，要加注意，区而别之。
例如：1、陈涉辍耕之①垄上，怅恨久之②。《陈涉世家》2、曾子之③妻之④市，其子随之⑤而泣。
《韩非子·外诸说》按：“之”字，甲文写作 ，表示脚在地面上走，《尔雅·释诘》：“之，往也。”本义是“到……去”。
以上两例中，有五个“之”字，依据语境，分析比较：①④用的是本义“到……去”，是实词（动词）。其余三个“之”字是虚词：②是音节助词，无义；③是结构助词，相当于“的”；⑤是第三称代词，相当于“她”。
又如：1、莫春者，春服既成。《论语·侍坐章》2、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诗经·采薇》3、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庭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邹忌讽齐王纳练》按：“莫”字，小篆写作 ，表示日落草莽中。
《说文》：“莫，日且冥也”。即傍晚日落之时。
后来，人们又在下面再加“日”旁写作“暮”。上文例①、例②中的“莫”字用的正是本义，是实词（名词）：“莫春”即“暮春”，春季之末，农历三月。
“岁莫”即“岁暮”，一年之末。（“止”是句尾语气语，无义）例③中的三个“莫”字则假借为虚词，不定代词，可释为“没有谁”。
三、注意区分同形虚词的不同用法。有些常用虚词，虽用同一形体表示，但用法多样，词性、意思不同，必须依据它所在的不同语言环境，仔细辩析，方能求得准确的理解。
仍以“之”字为例，前面是区分虚实，这里是区分虚词“之”字的不同用法。（为便于说明，我们给各句中的“之”字分别编号。）
1、学而时习之①，不亦说乎？《论语十则》2、公与之②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3、之③二虫又何知？《庄子，逍遥游》4、以君之④力，曾不能损魁父之⑤丘……《愚公移山》5、期年之⑥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邹忌讽齐王纳谏》6、大道之⑦行也，天下为公。《礼记·大道之行也》7、孤之⑧有孔明，犹鱼之⑨有水也。
《隆中对》8、战于长勺，公将鼓之⑩。《曹刿论战》9、久之11，目似瞑，意暇甚。
《狼》10、宋何罪之12有？《公输》11、父母唯其疾之13忧。《论语·为政》文章来自：学优网怎样学习和掌握文言虚词——教学文言虚词的几点体会单 位：黔南民族师院附中 姓 名：余庆云古代汉语中的文言虚词数量较少，常见的约二百多个；但是，它在古代诗文中出现频率很高。
如《醉翁亭记》，全文仅402字，其中虚词就有113字（“而”字出现25次，“志”字出现18次，“也”字21次，“之”字16次，还有“于”、“乎”、“其”、“不”等虚词共出现33次）。这些虚词对表达语意、语气，词句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文章的情趣都有重要作用，缺一不可。
因此，我们在学习古代诗文时，不仅要着重学习常用实词，同时要注意学习常用虚词。【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怎样学习和掌握文言虚词——教学文言虚词的几点体会》（2）】初中文言文教学论文《怎样学习和掌握文言虚词——教学文言虚词的几点体会》（2）。
这样，才能不断提。
（一）第一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又叫自称代词，是指说话人称呼自己的代词。古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余、予、朕、台（yí）、卬（áng）”等七个。其中，常用的是“我、吾、余、予”四个。“朕”，秦以前本是一般的自称，秦始皇以后专门用于帝王君主的自我称谓了。“卬”，多用在《诗经》中，“台”多用在《尚书》里，后代都不使用了。例如：
①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
②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楚辞·涉江》）
③余不能治余县。（《左传·昭公三年》）
④予既烹而食之。（《孟子·万章上》）
⑤朕皇考曰伯庸。（屈原《离骚》）
⑥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
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由于出现时代、方言以及使用习惯的差别，第一人称代词在使用上有同有异。
1、从所能充当的句子成分看，“我”、“余”、“予”通常作主语、宾语、定语，“吾”通常作主语、定语和前置宾语，“卬”作主语、宾语，“朕”作主语、定语。但也有例外，如：
①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尚书·盘庚上》）
②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庄子·田子方》）
例①中的“朕”作宾语，例②中的“吾”作宾语。
2、从单复数形式看，除“我”、“吾”既可表单数又可表复数外，其余一般用于单数。
3、吾、我区别何在？
A.头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胡适的《吾我》篇。他认为这是一种格的表现。所举的例子是“今者吾丧我”。他主张“吾”字是用到主格跟领格的形式，“我”字是用到受事格的形式。
B.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他认为：西周人的铜器里，所有自称的字除了“朕”、“余”，就光有一个“我”字，连一个“吾”字也没有。《诗》、《书》两经里可以说简直没有“吾”字。“吾”跟“我”的区别纯粹是一个声音的问题。“吾”向来不用到语丛的尾巴上，“我”可以，比方“非我也”；凡是对比重念的地方，全用“我”。
谦 称：
另外，古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谦逊礼貌，在对话中往往不用自称代词，而常用谦称代替。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自称其名。例如：
①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
②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斥之，辱其群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自称低贱的身份。例如：
①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史记·孝文本纪》）
②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司马迁《报任安书》）
“妾”本是“女奴隶”，“牛马走”指“像走马一样被役使的仆人”，所以均是谦称。
3、自称不德卑贱之词。例如：
①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左传·僖公四年》）
②公子若返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寡人”、“不谷”，古人多认为是恶称。《老子四十二章》云：“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
注意：
谦称词都是名词或名词性结构，虽相当于相应的第一人称代词，但在语法功能上又有不同，譬如，它不受代词宾语前置这一规律的制约。
第一人称：又叫“自称”。
常用“吾、我、余、予”等，还有帝王的专称“朕”和“孤”字。通常都可译为“我”、“我们”、“我的”、“我们的”。
例： 1、已得履，乃曰：“吾亡持度。”《郑人买履》——已经拿到了鞋子，竟然说：“ 我忘记了拿尺码。”
“吾”用于句首，作主语，代替“我”。 2、吾知子所以距我也，吾不言。
《公输》——我知道你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但我不说。“我”用于句末，代替说话之人，作宾语。
3、余闻而愈悲。《捕蛇者说》——我越听越觉得悲伤。
“余”用于句首，代替听话之人，也就是柳宗元，作主语。 4、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岳阳楼记》——我看那巴陵的美景，全集中在洞庭湖上。“予”字用于句首，代替“我”，作主语。
5、朕乃天子，说话岂能儿戏？——我乃一国之君，说话岂能反悔？“朕”便是皇帝的自称“我”。 6、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隆中对》——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
“孤”字用于句首，代替刘备，作主语。 第二人称：又叫对称，常用“尔、汝、女、若、乃、而”等。
通常译为“你、你的、你们、你们的。” 例： 7、尔安敢轻吾射！《卖油翁》——你怎么敢轻视我射箭的本领呢！“尔”字用于句首，用来称代卖油老人，译为“你”，作主语。
8、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愚公移山》——你的思想顽固啊，顽固到了不可改变的地步。
“汝”字用于句首，用来指代“智叟”译为“你”，作主语。 9、子曰：“由，诲女知之乎？”《论语十则》——孔子说：“仲由，教导你的话都明白了吗？”“女”字用于句中，又在动词“诲”之后，作“诲”的宾语。
代替“仲由”，译为“你”。 10、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世家》——你是个被雇佣给别人耕田的的人，怎么会富贵呢？“若”用于句首，用来称代陈涉。
相当于“你”。 11、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乃翁。
陆游《示儿》——大王的军队平定了中原的日子，家中祭祀时不要忘了把这个喜讯禀告给你的父亲。句中的“乃”就是代词，“你的”。
12、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促织》——你爹爹回来时，一定会跟你算账的。“而”便是代词“你”。
第三人称：又叫他称，主要有“彼、其、之”等字，它们既可以用来指人，又可以用来代事，其用法更为灵活，通常译为“他、他的、他们、他们的”等。 例： 13、彼竭我盈，故克之。
《曹刿论战》——他们的士气衰竭了，我们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这里的“彼”和“之”都是代词，用来指代齐国的军队，相当于“他们”。
14、其妻献疑曰《愚公移山》——他的妻子提出疑问说。“其”字用来代替愚公的妻子，译为“他的”。
15、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公输》——北方有个欺侮我的人，希望能借助您的手把他杀了。句末的“之”就是代词，代替“侮臣者”，相当于“他”。
关于己称，即“自称”，常用“自、己”二字，均可译为“自己”之意。 例： 16、自云先世避秦时乱。
《桃花源记》——自己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朝时的战乱……“自”便是自称“自己”。 1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自己所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己”字也同上一样，指“自己”。
还有旁称：亦即称别人，常用一“人”字，可能译为“别人”、“人家”。 例： 18、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论语》——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有才能。这里的“人”字，即旁称。
19、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鸿门宴》——现在人家有大功却要击杀他，这是不道德的。
“人”字旁称“人家”。 至于尊称：即对人的礼貌称呼法，有“君、子、公、卿、先生、夫子、足下、陛下、阁下”等之用，一般译着“您、您老人家，他老人家”之意。
例： 20、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愚公移山》——凭您微薄的力量，还不能削平像魁父那样的小土丘，又能把太行、王屋那两座大山怎样呢，句中的“君”便是愚公之妻用来尊称愚公的，相当于“您”。 21、子何恃而往？《为学》——您凭什么去呢？“子”便是对对方的敬称，相当于“您”。
22、公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不辱使命》——您也曾听说过天子发怒的情况吗？ 23、卿言多务，孰若孤？《孙权劝学》——您说你事务多，谁像我呢？ 24、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公输》——公输盘说：“您老人家有什么见教呢？” 25、足下事皆成。《陈涉世家》——您的事业都会成功。
26、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出师表》——陛下自己也应该深谋远虑，以询问治国的好方法，体察和采纳正确的意见。
27、久闻阁下大名，不曾晤面。——您的大名早有所闻，只是不曾会面。
以上各例，都是在对话中，灵活运用敬称来称代对方。 另外一种就是个人在对话中用的贱称，也叫谦称。
一般用“臣、仆、妾、鄙人、寡人”等，均可译为“我”。 例： 28、臣不胜受恩感激。
《出师表》——我就受恩感动激励不尽了。“臣”乃臣子在帝王面前的贱称。
29、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乐羊子妻》——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
“妾”乃女子的贱称。 30、鄙人才疏学浅，难当此任。
——我才。
1、第一人称代词：“吾、我百、予、余、卬、台、朕”。
“吾、我、予、余”是常用的。“卬”在《诗经》中用的较多，“台”则在《尚书》中常见。
先秦之前普通人也可用“朕”。我可以作主语、定语、宾语；吾只作主语、定语以及前置宾语。
余和予古音相同，是一对古今字，多做主语。朕多做定度语。
2、第二人称代词：女（汝）、尔、若、而、乃等。女（汝）、尔、若可以作主语、宾语和定语；而、乃一般只作定语。
3、第三人称：上古汉语中没有第三人称代词，常用的有之、其等。其一般只作定语，之一般只作宾语。
第三人称作主语的表达：1、重复前面出现的名词。2、省版略主语4、人称复数表示法第一，用单数人称表示人称复数。
第二，在人称代词后加侪、属、曹、辈等字表示人称复数。5、谦称与尊称谦称与尊称都不是代词，都是名词，但在句中所起的作用与代词是相同的。
谦称有“寡人、臣、妾、仆、愚”等权。尊称有“子、君、先生、足下、大王”等。
另外，古人自称名是谦称，称他人的字是尊称。这样可以么？。
一，第一人称：又叫自称，常用“吾”“我”“余”“予”等，还有帝王专称“朕”、“孤”“寡人”等字。
二，第二人称，又叫对称。常用“尔”“汝”“女”“若”“乃”“而”等。“汝”、“女”本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
三，第三人称，又叫他称。常用“彼”“其”“之”等字，它们既可以用来指人，又可以用来代事，其用法更为灵活。
“他”在上古汉语中不是第三人称代词，只表“其他”、“别的”之类的意思，是指示代词。“他”用作第三人称代词，大概始于晋代。“渠”后来也可作第三人称代词。
扩展资料：
其他人称
一，谦称
古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谦逊礼貌，在对话中往往不用自称代词，而常用谦称代替。
1，自称其名；
2，自称低贱的身份，如下官，奴家，愚，小人等。
二，尊称
1、称人之字。
2、称人以美德之辞，美称词语。如君，公，先生等。
3、称人以其近侍、所在。这类尊称多用于君王、尊者。常用的词语有“陛下”、“阁下”、“殿下”、“足下”、“执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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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一）论文名称论文名称就是课题的名字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待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二）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⑴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⑵通过分析本地（校）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三）本论文国内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文献综述）规范些应该有，如果是小课题可以省略。一般包括：掌握其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取得的成果；寻找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确定本课题研究的平台(起点)、研究的特色或突破点。（四）论文研究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就是在宏观上应坚持什么方向，符合什么要求等，这个方向或要求可以是哲学、政治理论，也可以是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也可以是有关研究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等。（五）论文写作的目标论文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课题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也就是本论文研究要达到的预定目标：即本论文写作的目标定位，确定目标时要紧扣课题,用词要准确、精练、明了。常见存在问题是：不写研究目标；目标扣题不紧；目标用词不准确；目标定得过高, 对预定的目标没有进行研究或无法进行研究。（六）论文的基本内容研究内容要更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他们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家在确定研究内容的时候，往往考虑的不是很具体，写出来的研究内容特别笼统、模糊，把写作的目的、意义当作研究内容。基本内容一般包括：⑴对论文名称的界说。应尽可能明确三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⑵本论文写作有关的理论、名词、术语、概念的界说。（七）论文写作的方法具体的写作方法可从下面选定：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经验总结法、 个案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资料法等。（八）论文写作的步骤论文写作的步骤，也就是论文写作在时间和顺序上的安排。论文写作的步骤要充分考虑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和难易程度，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基础问题开始，分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都要有规定。课题研究的主要步骤和时间安排包括：整个研究拟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起止时间。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