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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
作者：郑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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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10
页数：264
内容简介：
《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以郑洁西博士文化交涉学博士学位论文《明代万历时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为篮本，屡经修改、增删而成，最终以专著形式面世。全书共三编11章，第一编“跨境人员”共两章，通过考察明军里的外国兵和当时的在日明人这两类群体的跨境活动，为读者展示了当时东亚错综复杂的跨境活动和文化交流情况；第二编“情报网络”共三章，以东亚的情报传播为对象，通过考察明朝间谍的对日谍报活动、两种丰臣秀吉情报在东亚的流播情况，以及琉球国在明朝情报网络体系中的角色扮演，进一步探讨了东亚的整体性问题；第三编“战与和：封贡危机”共六章，考察了朝鲜战争引发封贡危机背景下的明朝应对战略，前三章着重关注明朝的“战”战略，后三篇着重关注明朝的“和”战略，无论“战”还是“和”，明朝的目的都是解决日本(倭寇)问题，维护东亚封贡体系，确保自身及其藩属国的安全。明朝的这两个战略，体现了其较强的应急能力，其作为东亚封贡体系核心国的权威不容动摇。
作者简介：
郑洁西，男，1981年出生。现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史、中外关系史，侧重于近世的中日、中朝、日朝关系史。曾任韩国高丽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兼任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在《学术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被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和《历史学文摘》转载。曾主持日本学术振兴会课题一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一项。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试举二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明代版刻述略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坊刻本：明代鼓励民间刻书。明代坊刻地点：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其中建阳刻书最多。集中在崇化里书坊街，嘉靖、万历年间进入极盛时期。麻沙书坊在元末战争毁了，明只留下崇化里书坊街。杭州刻书不如南宋时期发达。明代如余象斗三台馆也称双峰堂刊小说多种，皆附插图，如《四游记》《列国志传》《英烈传》《东西晋演义传》《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等，汪氏环翠堂刻《元本出相西厢记》《坐隐先生全集四种》《彩舟记》《投桃记》等等，陈大来继志斋、唐富舂世德堂也刻了不少戏曲小说。再如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永顺堂刻《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等等。明末毛晋绿君亭，后称汲古阁刻印的书，大部头如《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津逮秘书》《六十种曲》，小部头如《宝晋斋四刻》《列仙传》《四唐人诗》《说文解字》等等。坊刻本不仅有上面列举的精本，也有许多特点是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具备的，大体有以下几点：一、坊刻本在刊印经史百家名著及诗文集时，多有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注疏，以便文化不高的人浏览；二、多刻通俗流行之书，如医书、历书、类书便览等农桑医算，对生产劳动及居家度日有利；三、刊行童蒙读物和科举考试所用的字书、词书，对普及文化、启蒙教育有功，四、刻印民间诗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作品。你自己整理看看有没有用
诗歌赏析文一般有两种写法： ⑴综合分析法——通过对全诗的整体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这种体式下，较完整的写法是： A.作者简介。 B.作品写作背景简介。 C. 作品意象分析（诗句的解释或翻译，诗句所表达的情感、思想，诗句表达的意境）。 D.作品艺术手法分析（通常结合在作品意象分析之中）。 E.作品艺术特点的综合评价（往往带有总结的意味）。 如果不要求很完整，则可不写作者简介、写作背景两部分。 ⑵主题分析法—就诗歌最突出的方面进行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 采用这种写法时，往往只抓住一个方面，如意境、语言表现力、某一手法的表达思想情感的妙处等等。对于其他方面，则不论及，因而它的篇幅一般较短小。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采用那一种写法，都应该有欣赏者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分析，力戒人云亦云、甚或抄袭。 解答技巧 (一),解题入格 1,诗歌形象:身份+性格 2,诗歌意象,含义:表层含义+深层含义(即解释诗句) 3,所抒感情:通过什么内容+抒发(寄寓/揭露)什么感情 4,体会意境:客观形象+主观感受+交融了什么意境 5,品味关键词句:含义+手法+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6,赏析修辞方法:揭示手法+分析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7,赏析表达方式:怎样叙(描写)+叙(描写)什么+抒什么情 8,赏析表现手法:手法+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9,体会诗歌情感:忧国忧民之感慨,国破家亡之痛楚,游子逐客之凄凉,征夫思妇之幽怨,怀才不遇之寂寞,报国无门之激愤,建功立业之豪迈,自由悠闲之恬淡,秀美山河之热爱,亲情友情之真挚,归耕隐居之乐,黑暗官场之苦,离别思念之绪,贬官谪居之恨,时光易逝韶光不再之感慨等. 10,概括诗歌内容: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诗歌各句分别写了什么+通过什么手法+抒发什么情感+评价(总分总式) "写什么"方面: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情),怀古咏史,即事感怀,边塞征战,山水田园,意象,意境,背景,主旨. 如何确定写了什么内容 (1)注意诗歌的题目 诗歌地题目往往告诉我们诗歌的内容.,确定了诗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的主题以及作者的情感. 如《题李凝幽居》思考:从这个诗题中可以看出什么内容 【提示】说明诗的内容是描写李凝的僻静居处. (2)仔细推敲关键词句. (3)注意词语的隐含信息. 诗歌表达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含蓄,往往表面是一个意思,而实际讲的是另一个意思. 如"知否 知否 就是是绿肥红瘦". (4)调动知识积累. 例:提到王维和岳飞你会想到什么 "怎样写"方面: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眼,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直抒胸臆,虚实相济,绘形绘声绘色,动静结合,化静为动,炼字,起承转合,赋比兴. "为何写"方面:抒发……的思想感情,反映……的社会现实,表现……的情趣,寄托……的情怀(爱慕,愁绪,惆怅,苦闷等),表达……的追求,流露……的倾向,发出……的感慨,袒露……的心迹,造就……的情致. 这首诗采用了(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技法,写出了(意象)的(某某)特点,表现了(突出了)(某某)思想(感情),起到了(某某)作用. 诗歌赏析的一般的步骤是叙析评.
元明之交，战火纷起，时局动荡，给人们带来了种种灾难与痛苦，大多诗人生活在兵连祸结的年代，对词有着亲身的体验。生活的动荡，对时局艰难的惶恐不安和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使得明初诗坛不少作品表现了时代的创伤与个人遭际，以及诗人在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忧郁、彷徨、孤独的情绪，基调凝重悲怆。其中以高启、杨基、袁凯等人为代表。高启《秋日江居写怀》其一：“每看摇落即成悲，况在飘零与别离。……莫把丰姿比杨柳，愁多萧飒恐先衰。”流露出其忧郁、惶恐、孤独的情绪；而《孤鹤篇》吟咏“孤鸣迥且哀”“一飞四徘徊”的孤鹤，《孤雁》刻画“呼群云外急，掉影月中残”的孤雁，则更有自况的意味，曲折地表现出诗人在艰危处境中无从依傍的孤独。袁凯诗涉及个人身世遭遇，较有真情实感，如《江上早秋》“即丛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又如《久雨后寓所一首》“天意未教戎马息，老夫漂泊敢言归？”散文创作领域，宋濂、刘基是两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一些人物传记、寓言散文及记事写景之作成就突出，尤具代表性。刘基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揭露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这些寓言散文吸取了先秦历史与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的艺术传统，往往将所要论说的道理通过一个个故事的形式反映出来，夹叙夹议，既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又能恰当地说明问题、深化主题，题材短小活泼，文字简洁质朴。永乐以后，由于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当时相对安定繁荣的时局等因素，使“台阁体”在当时占文坛统治地位。其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讲究雍容典雅，实则空疏刻板，缺少生气。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作为科举应试问题，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的八股文，其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成化至弘治年间，台阁体创作逐渐趋向衰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它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悲冗委琐的风气。在此，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学古上要掌握声调节奏等法度，并主张从文学本身立场出发去探讨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李东阳的复古论点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崛起于弘治年间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明中叶以后，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以李梦阳、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在这一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文坛委弱悲冗的格局，李梦阳等前七子，以复古自命，重寻文学的出路。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这在李梦阳的复古主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一些作品，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的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强烈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李梦阳诗《述愤》、《离愤》等。“真诗在民间”之说，则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将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庶民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明代前七子的文学活动于嘉靖前期逐渐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瞩目。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在学古过程中后七子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显得尤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则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及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努力为文学寻找一席独立的地位；并给民间俗文学以应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质一种新的理解。但是由于他们过分注重法度等创作规则，未能摆脱拟古的窠臼，也造成了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针对“前后七子”复古倒退的主张，崛起了“唐宋派”，他们主要以学习唐宋古文为指归，但又主张要有时代性，“自为其言”，“直抒胸臆”，其中以归有光的创作最为突出，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能得其风神脉理”，又尊尚唐宋诸家，对学古对象的择取比起唐宋派其他文人更显得宽泛。他反对后七子复古之举，主要在于对“琢句为工”的模拟风气难以容忍，而不是针对取法对象本身。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流派的出现，探讨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文学逐渐走出单一、僵化格局而谋求心路的动态。晚明诗文领域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创作倾向，都出现了新的特点。当时激进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接受了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站在王学左派的思想立场，其文学观念与创作带有抨击伪道学与重视个性精神的离经叛道的色彩，对晚明文坛具有启蒙作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提出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反映在创作上则注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从而肯定了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与欲望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赋事状物，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逸趣横生的创作效果，很少让人有雍容典雅、刻板凝重之感，他们并力矫前后七子文学复古所难以克服的拟古蹈袭的弊病。他们的诗文，清新俊逸，语言“宁今宁俗”，尤其是传状、书简、游记、笔记，真情畅达，对晚明及以后的小品，取得了几乎支配性的影响。但公安派特别在具体创作中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弱点，从“独抒性灵”走向俚俗肤浅的极端，客观上淡化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特性。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世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蕴，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袒露自我的勇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它体制短小精练，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尚的某种变化。这些小品文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及趣味，真实生动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与审美意趣，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求真写实的创作特征。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明代末年，时局动荡不安，明朝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给文坛带来新的影响。继晚明江南士大夫政治团体东林党后，明末江南地区一些文人组织相继崛起。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与此同时，松江人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等为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这是两个在当时有较大影响的文人团体，重新举起复古旗帜，以“复古学”为宗旨，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作品多表现国变时艰及兴亡之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他注重复古，且不泥古不化，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同时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夏完淳，夏允彝之子，师事陈子龙，深受其影响，同有声名。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为人所称道。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受其师陈子龙的复古思想的影响，注重摹古，讲究音调辞藻。明灭后，诗风有所变化，多有掉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的篇章。明末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朱明王朝顷刻崩溃。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汉族的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新的生命。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论文范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1．专题型论文范文。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范文。专题应用型论文范文是一种运用所学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知识，独立地探讨或解决本学科某一问题的论文范文，其基本标准应该是：通过论文范文，可以大致反映作者能否运用所学得的基础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本学科内某一基本问题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当然，它的选题一般也不宜过大，内容不太复杂，要求有一定的创见性，能够较好地分析和解决学科领域中不太复杂的问题。2．论辩型论文范文。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范文。3．综述型论文范文。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范文。4．综合型论文范文。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范文。3写作要求编辑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论文各组成的排序为：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英文题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和致谢。下面按论文的结构顺序依次叙述。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尼玛，你这问题要坑死我啊!
论文我没有，不过我可以跟你点资料，相当完整的汉服介绍汉服中最典型的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说明：中华服饰历代各不相同，使今天的人们无法了解古人真实的衣着样子，往往是凭借古代人物画和戏曲、影视的并不完全正确的展示来想象，尤其中国影视制作中的古装服饰五花八门，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病态审美。这次按《大明会典》及《明史》并参照明代写实主义的肖像画绘制一套Q版的《大明衣冠图志》，希望能够为大家了解明代服饰出一份力。并且努力证明一下原汁原味的中华服饰并非不能通过现代方式展示，期待中国的影视服装制作和古装动画漫画造型能在本国文化的表达上超越邻国。文中所引文字，基本来自《大明会典》“冠服”以及《明史》“舆服”，所参考图主要为出土、传世衣冠实物及定陵发掘报告《定陵》等。大家想找原文献查阅可以去百度搜索：《大明会典》卷之六十 冠服、 六十一 冠服二《明史》卷六十六 志第四十二 舆服二 舆服三《礼部志稿》卷十八 仪制司职掌 冠服另有专门研究明代服饰的论坛，有大量文字、实物资料可供参考。一 皇帝冠服衮冕凡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则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冕：以皂纱为之。綖版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后各有十二旒，贯五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黄黑相次。綖版下以玉珩维冠。玉簪导，贯纽，纽与冠武并系缨处皆饰以金。朱缨，青纩充耳，缀以玉珠二。衮服：用十二章。玄衣六章（嘉靖制度）--日月在肩，星、山在后。龙、华虫在两袖。长不掩裳之六章。裳黄色，绣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中单：素纱为之，青缘领，织黻文十二。蔽膝：随裳色，罗为之。上绣龙一，下绣火三。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素组。革带：前用玉，其后无玉，以佩绶系而掩之。圭：白玉为之，长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黄绮约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黄绮囊，藉以黄锦。玉佩二。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小绶三，色同。朱袜、赤舄、黄绦缘、玄缨结。皮弁服凡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服。嘉靖间令祭太岁山川等神皆服。皮弁：用黑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其中各缀五采玉十二。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玉簪，朱紘缨，玉以赤、白、青、黄、黑、相次。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文，剡其上，黄绮约其下，及有韬，金龙文。绛纱袍：本色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玉钩二玉佩。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通天冠服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皂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武弁服国初行亲征遣将礼则服武弁，乘革辂，其制未详。详定自嘉靖八年。弁：上锐，色用赤，上十二缝，中缀五采玉，落落如星状。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如常制。佩、绶、革带、如常制。佩、绶、及韎韐、俱上系於革带。舄：如其裳之色。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燕弁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乌纱冒之，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线压之，前饰五采玉云各一，后列四山。朱绦为组缨。双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蟠圆龙一，后蟠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45条）。衽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36条）。衬用深衣之制，黄色，袂圆祛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素带：朱里，青表，绿缘边，腰围饰以玉龙九片。履：玄为之，朱缘、红缨、黄结。袜用白。常服洪武三年定：常服：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玉琥珀透犀。永乐三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即翼善冠。袍：黄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后期式样：冠：仍用翼善冠。袍：用色不拘，盘领宽袖，前后及两肩各盘龙补子一。过肩通袖龙襕袍冠：乌纱翼善冠。袍：交领大袖，纹样分布同曳撒，一般为过肩柿蒂云龙纹，有膝襕和通袖襕。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冠：网巾。洪武二十四年，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曰，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髻上戴金束发冠，玉簪二。网巾及束发冠外一般再戴其他巾子或冠帽等。衣：为定陵出土之绣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肩用日月。围玉带。曳撒自元代辫线袄发展而来，明朝上下皆通用之，清朝以此制为吉服袍。冠：奓檐帽（笠帽），有金玉宝石帽顶，亦承自元代。袍：右衽交领，窄袖，腰身收敛，腰间束敛作襞积（向下打竖细裥），下身作散褶，若裙状。两肩及胸背为柿蒂或如意云形纹样区，多为行龙、云纹等，有膝襕和通袖襕。带：实束，多为金玉宝石带钩。靴：多用白色。罩甲明代皇帝狩猎骑射时所着。冠：鞑帽，应为继承元代蒙古特色，以皮缝制，帽沿缘毛皮出锋。衣：外穿方领对襟无袖罩甲，织金，龙纹，用纽子。内穿曳撒。靴：皮质，白色。十二团龙盘领衮服冠：用乌纱翼善冠，后于冠上加二龙戏珠，金质，镶宝石，折角边沿亦用金。另有金丝翼善冠，当为大礼时用，或谓乃明器，其详待考。袍：黄色，盘领宽袖。用团龙十二，前身、后身各三，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在肩，星、山在背。华虫四，在肩下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为两行，相对列于大襟。带：与常服同。此衮服于《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均失载，明清两代著述亦未言及。其实例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藏明代皇帝画像，自英宗始，诸帝均着此种衮服。一为定陵所出神宗此种衮服，共五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甲胄定陵所出土神宗皇帝甲胄与《出警入跸图》中不同，然定陵出土仅为半身，难窥全貌，今以《出警入跸图》参考绘制，其详待考。冠：铁盔，饰天鹅翎，插小旗。衣：罩甲，有鱼鳞甲片装饰，方领对襟，升龙戏珠二。内穿当为曳撒，行龙五彩云纹，两袖肩有黄金甲片，以红丝连缀。刀：定陵出土铁刀，长条形，鱼腹刃，刀柄有金十字护手，木质刀鞘，包沙鱼皮。二 皇后冠服凡祭天地、宗庙及正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燕居则常服。礼服（翟衣）凤冠：会典载以九龙四凤冠，按明皇后翟衣画像及定陵所出土实物，龙凤数量及组合各所不同，今按实物画九龙九凤冠。凤冠以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金龙、点翠凤、珠花、翠云、珍珠等。冠用三博鬓。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緅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别以黄袋韬之。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龙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有小绶五采以副之。青袜舄。常服（大衫霞帔）凤冠：双凤翊龙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蕊头、翠叶、珠翠穰花鬓、珠翠云等。三博鬓（左右共六扇）。有金龙二各衔珠结挑排。大衫霞帔：衫--黄色，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后身长于前身，行则摺起，末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霞帔--并列两条，尖端缝合，垂在身前，挂坠子，平端收纳于大衫身后三角形兜子内。深青为质，织金云霞龙文，饰以珠。用玉坠子，瑑龙文。鞠衣：红色，胸背云龙文，饰以珠。四襈袄子（即褙子）： 深青为质，金绣团龙文。大带：红线罗为之，有缘。余或青或绿。缘襈袄子：黄色。红领褾襈裾，皆织金采色云龙文。缘襈裙：红色。绿缘襈，织金采色云龙文。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玉花采结绶、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金钩一）。青袜舄，与翟衣内制同。常服襦裙为明代自宫廷至民间所通服的最具代表性的女装款式，上身为短襦（袄子、夹衣），下身以马面裙为主，饰有裙襕，初期上衣多为交领，并有白色护领，后期多用立领等，袖为弧形琵琶袖，袖口收窄，或有白袖缘。衣在裙外，短则及腰，长乃至膝，直至清代汉族妇女仍延续此穿法，并影响到朝鲜等属国，最终形成今日韩服。百子衣（夹衣）比甲定陵孝靖皇后棺内出土，形制与罩甲相近。清代以此制为皇后朝褂子。衣：外用无袖方领对襟比甲，胸、背及各边饰升龙纹，如意纹串边，祥云填空，下幅加海水江涯、子孙龙纹。内为宝相花对襟立领夹衣。俱用金纽子。裙：马面襕裙冠：棕帽。三 皇妃冠服凡皇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燕居常服。礼服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红色。紵丝纱罗随用。霞帔深青为质。织金云霞凤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紵丝纱罗随用。玉坠子瑑凤文。鞠衣：青色，胸背鸾凤云文。燕居服用素，除黄外余色及紵丝纱罗随用。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余或红或绿。各随鞠衣色。缘襈袄子：青色。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缘襈裾：红色。绿缘襈，织金花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中宫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皇妃襦裙：冠：黑纱尖棕帽，有箍子，插挑心、顶簪、簪、钗等。衣：大红织金缠枝牡丹妆花绣“洪福齐天”女夹衣，为定陵出土，方领，对衿，用金纽子，胸背用方补，胸补为行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有“洪、福”二字分列左右。背补为升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齐天”二字竖列于正中。四 皇嫔冠服礼服：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谷文。常服：襦裙，如皇妃制。冠：黑纱尖棕帽，插挑心、顶簪、“万寿”金簪、珠钗等。衣：织金四合如意窠缠枝牡丹交领夹衣，有护领，窄袖素缘。裙：大红凤襕妆花缎裙。Q版大明衣冠（二）艺术作品 2009-03-29 19:19 阅读41 评论0字号： 大 中 小五 皇太子、亲王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陪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朝会、则服衮冕。从祭社稷、及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九章）永乐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五分，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二，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亲王冠服【册宝附】亲王助祭谒庙、正旦冬至等朝贺、则服衮冕， 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东宫佩制。自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纁质。袜舄皆赤色。皇太子玄衣九章亲王青衣九章郡王冠服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七旒，每旒五采缫七就，各贯玉珠七--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朱紘缨，承以白玉瑱。玉圭：长九寸，以锦约其下，并韬。青衣纁裳：五章。青衣三章--粉米一在肩，其二并藻、宗彝各三在两袖，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二章--织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二章--织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亲王佩制，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皆织成。袜舄皆赤色。皇太子、亲王皮弁服永乐三年定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九缝，每缝中缀五采玉九。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赤色，皆如冕服内制。郡王皮弁服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七缝，每缝中缀三采玉七。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皇太子、亲王 常服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亲、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蟠龙一。带：用玉。靴：皮为之。保和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制以燕弁为准。亲王用九(衤取)。世子用八(衤取)。郡王用七(衤取)。俱去簪与五玉。后山皆一扇为之，分画为四。郡王长子冠、如忠静之制。用五(衤取)。服用青身青缘，前后方龙补各一。身用素地，边用云。其补子郡王以上采妆。郡王长子织金为之。衬用深衣，玉色。带青表，绿裏，绿缘。履用皂，绿结，白袜。六 皇太子妃冠服礼服九翬四凤冠：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翬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大珠花九树--皆牡丹花，每树花一朵，半开一朵，蕊头二个，翠叶九叶。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数--皆穰花飘枝，每枝花一朵，半开一朵，翠叶五叶。双博鬓（左右共四扇），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珠排环一对。珠皂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颗。翟衣：深青，织翟文九等（凡一百三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或用线罗。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二等，间以小轮花三。以緅为领缘，织金云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凤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皆织成，间施二玉环。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珩以下瑑饰云凤文，描金，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赤、白、缥、绿，纁质，织成。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皂线纯，每舄首加珠三颗。七 亲王妃、公主冠服王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礼服（大衫霞帔）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小珠翟九，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大红。霞帔以深青为质，金绣云霞凤文。金坠子亦鈒凤文。鞠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金绣云凤文。惟不用黄，燕居服用素。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红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或用红罗。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 【公主不用圭】。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东宫妃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公主冠服 与亲王妃同。八 文武官冠服朝服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赦、进表、传制，则文武官各服朝服。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朝服：梁冠。上衣：用赤罗青缘，其长过腰指寸七寸，毋掩下裳。中单：白纱为之，青缘。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赤罗青缘，蔽膝：赤罗，无缘。绶：各照品级花样。革带之后佩绶系而掩之，其环亦各照品级用玉犀金银铜为之，不以织於绶。大带：表裏俱素，惟两耳及下垂缘以绿色，又用青组约之。革带：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银，八品九品乌角。佩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药玉。白袜。黑履。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与佩俱用玉。绶用绿黄赤紫四色丝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玉。笏用象牙。八品九品：冠：一梁，革带用乌角，佩用药玉，绶用黄绿二色丝织成鸂鶒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铜。笏用槐木。杂职未入流品人员：若遇大朝贺、进表、随班行礼，止用公服。洪武三十年奏准亦照九品官，具朝服行礼。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前后用玉为蝉。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为蝉。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前后玳瑁为蝉。俱左插雉尾。驸马：冠与侯同，不用雉尾。祭服凡上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第并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佩绶。○又令杂职祭服与九品同。嘉靖八年定上衣用青罗皂缘。长与朝服同。下裳用赤罗皂缘。制与朝服同。蔽膝、绶环、大带、革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去方心曲领。三品祭服：五梁冠，革带用金，佩用玉，笏用象牙。驸马祭服：七梁冠，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蝉。革带、佩用玉，牙笏。公服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后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参。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衽袍，或紵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帕头：用漆纱二等，展角各长一尺二寸，其杂职官员帕头用垂带。笏：依朝服为之。腰带：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於下。靴用皂。
那天，赛场内外的中国观众无比失落，大家没能看到中国小伙刘翔风驰电掣般的身影，也没能看到男子110米跨栏的篇章重新被铸写。人们焦急的心情顿时落空，他退赛的消息宣布以后，场内外地观众叹息声一片。顿时，关于刘翔退赛的消息如潮水般充斥着整个世界。在新闻发布会上，刘翔的教练失声痛哭的样子，我们全体中国人不禁为刘翔而感到担心，为他的病情，为他的退赛而给他带来的压力。我还清楚的记得，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情景，刘翔以闪电般的速度，跨越了一个个的栏架，跨越了终点线，跨越了黄种人在田径赛场上不可夺冠的定论。那时，国人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国人的猜疑心和自尊心，足以将他淹死在各种评论，在过去的比赛中，李宁在奥运会上失利后曾收到国人寄来打刀片，国人的举动给运动员无所适从的压力。然而，在网上网友们对刘翔退赛的消息发出的评论后，除了少数的质疑，而大多的网友都表达了对刘翔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没有攻击和侮辱，只有祝福与掌声。在决赛当天，罗伯斯毫无悬念的夺得冠军，现场的每一个中国人，虽心有遗憾，却依旧鼓掌，为胜利者喝彩。眼前的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人的宽容，大度与文明。理解早已取代了谩骂。在北京奥运会上，刘翔没能成功跨越栏架，冲过终点。但这件事却使得我们国人跨越了一个文明的标杆，使一个民族跨越了成败之间的是非荣辱。刘翔的跨越让我们自豪，他的退赛让我们遗憾，也让我们成长。跨越成败，我懂得看轻结果，关心他人，跨越成败，我看到了一个民族无限团结的力量，我身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人，在跨越中成长，国，在跨越中进步。
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食粮,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必需品.中国人民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并由此著称于世.这是中华民族产生巨大凝聚力的坚实基础,也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永恒动力,它的奠基石就是文明.地球在旋转,岁月在延伸,我们在这旋转和延伸中,都已经不在是孩子.历史已经庄严的把整个中国交给了我们,把辽阔的土地,悠久的文明都交给了我们.因为,我们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也有责任把文明延续下去.同学们,想想,在我们周围有不文明的事吗?对,在我们周围,不文明的事还是时有发生的.有一次,我看见两位同学在教室里吵起来了.正当他们吵得面红耳赤之时,有一句不堪入耳的话便飘入了我的耳朵,另一位同学不服气,就指着那位同学的鼻子回了几句,句句话语都那样的刺耳.这是,旁观者都投去了不满的目光.同学们,这样的镜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还少吗?这样的言谈举止你们看到后又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对,这些都是当今这个文明的社会所排斥,唾弃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做一个文明学生,做到"文明"二字所包含的真正内容.因为,这个文明的社会要靠我们大家来持续.现在,党和人民都迫切要求我们成为不仅有理想,文化,而且有文明的新一带青少年,那么,我们所要努力的,就远远不只是扫除多少文盲,让多少人获得初中,高中文凭,或是硕士,博士学位证书了,而是要向文明进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称得上是有理想,有文化的新一带青少年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0世纪最后几年的历史风景图上,向世界展示出中华民族崭新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国民力量,才能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力争做一个文明的学生,做一个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青少年,做一个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我们不负历史的使命,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让那面文明的旗帜永远飘扬!更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体现
1、中国缔造的辉煌文明，让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走进了高度开化的文明时代，直接塑造了东亚文明圈。这是直到现代社会，也能与创造现代文明的欧美文明圈并雄的，能给人类带重大影响与贡献的文明圈。2、中国文明的榜样力量，在“东学西渐”时给西欧带来了积极影响，启蒙运动前后的欧洲一度极度推崇中华文明并非是盲目的。虽然不能像希腊罗马让西欧文明制度在继承中发展，但遥远东方的智慧结晶与榜样，也让西欧人有了难得的参照与启示。比如，英国人从科举制度中得到启发，开创了现代文官制度。3、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不少重大的技术与发明成果。以“四大发明”为首，但远远不只四大发明（请看下面链接的“中国古代100项重大发明简介 ”）。（此外，有不少人质疑“四大发明”，但有些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并传给了全世界；中国发明的火药通过火器给全世界带来了影响；中国的罗盘等为全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贡献；印刷术或许不是由中国传给西欧的，但中国与东亚文明圈是最先在印刷术的发明中受益的！）4、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巅峰，其富足与繁荣，是地理大发现最初的原动力，寻找到达东方的新航路，是那个时代航海家与探险家的最大目标。5、中国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发展出高水平的农业与手工业，成为全世界的生产中心。丝绸之路不仅为世界输送了精美华贵又实用的商品，还将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北非）联系了起来，对人类文明的交流发展起到了大动脉作用，而中国就近乎是这动脉系统中的心脏！这几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 大体差不多这样，你看情况添点有的没的就好了，据些例子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同步导学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