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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钟华燊 【摘要】： 累犯制度由来已久,世界各国刑法对其都作了规定。在我国,该制度的最早渊源,参见《尚书》中有关“怙终贼刑”之规定。从此,在我国各朝代的法典中,累犯制度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的累犯制度,发端于古罗马法中所确立的,对重新犯罪的行为人予以加重处罚的规定。就累犯制度的基本类型而言,有普通累犯制、特殊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我国采第三种方式,即累犯包括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 我国刑法第66条对特殊累犯作了规定,这是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认定特殊累犯并对符合其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人从严处罚的法条依据,也是我们研习特殊累犯制度的法律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不足之处也渐趋明显,主要表现为法律规定的严重滞后、无法充分实现特殊累犯制度设置的目的等方面。本文从我国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入手,在对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作了简要介绍后,重点分析了该制度的几个不足之处,并就此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约2万字。 第一部分是我国刑法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在分析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过程中,结合特殊累犯的构成要件,阐述了该制度在实现刑法打击和预防犯罪目的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写作主题——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缺陷,应当予以改进和完善,为第二部分的进一步探讨埋下伏笔。 第二部分是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在前一部分介绍了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特殊累犯制度的相关规定之后,本部分具体分析了该制度的几个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可以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过于狭窄;(二)规定特殊累犯(甚至是普通累犯)不得假释,缺乏合理性;(三)条文用语不够严谨、周密;(四)将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没有科学性等四个方面。 第三部分是完善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几点建议。在分析了我国特殊累犯制度的几个不足之处后,笔者大胆地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些拙劣的完善建议:(一)扩大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二)应明确特殊累犯亦可以假释,但条件可以适当从严;(三)将《刑法》第65条中的“刑罚执行完毕”改为“主刑执行完毕”;(四)扩大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范围,明确单位可以成为特殊累犯的犯罪主体。 第四部分是小结。在分析了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修改建议后,结合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笔者在这一部分对我国刑法规定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有关条文表明了整体的修改意向,以求能够为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起到一定的作用。【关键词】：特殊累犯 危害国家安全罪 毒品犯罪 有组织犯罪 多次累犯 单位累犯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0【分类号】：【DOI】：CNKI:CDMD:【目录】： 内容摘要6-8Abstract8-11引言11-12一、我国刑法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12-13（一） 前罪和后罪均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12-13（二） 必须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再犯罪13二、现行特殊累犯制度存在的缺陷13-18（一） 可以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过于狭窄13-14（二） 规定特殊累犯（甚至是普通累犯）不得假释，缺乏合理性14-16（三） 条文用语不够严谨、周密16（四） 将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没有科学性16-18三、完善我国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几点建议18-33（一） 扩大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18-281. 为何要扩大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18-192. 成立特殊累犯之罪的范围应如何扩大19-28（二） 应明确特殊累犯亦可以假释，但条件可以适当从严28-29（三） 将《刑法》第65 条中的“刑罚执行完毕”改为“主刑执行完毕”29（四） 扩大成立特殊累犯的主体范围，明确单位可以成为特殊累犯的犯罪主体29-33四、小结33-35致谢35-36参考文献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下文是一篇我精心准备的法学论文，探究行政复议中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欢迎各位法学毕业的同学进来看看哦!
【摘要】 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发源于德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紧接着便在民事诉讼、行政上诉等上诉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在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其他复审制度也蔓延起来，因而这一原则也成了复审制度中的普遍性通用的原则。我国也顺应世界发展的趋势，先后在刑事诉讼、行政处罚、行政复议中确立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尤其在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更加的值得讨论。
【关键词】 不理变更原则;行政处罚;行政复议
在复审制度中运用禁止不利变原则，是世界各国的趋势。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当事人不满原机关的处理结果，将相关案件提交复审机关，复审机关复审的结果，一方面不能增加复审申请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也不能降低复审申请人的既得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原则上，相较于原机关的处理结果，复审机关的复审结果不能使当事人的处境更加的不利。
一、我国关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相关规定
同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世界的发展趋势一样，我国在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中首先使用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也就是所谓的“上诉不加刑”原则。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从而在我国正式确立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第190条，对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了同样的规定。199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虽然对禁止不利变更没作任何解释，但该《意见》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行政机关应给予行政处罚而没有给予行政处罚的人，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根据对该条规定的内涵的理解，它其实是隐含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精神的。至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则规定得非常清晰明了，《解释》第5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对行政机关未予处罚的人直接给予行政处罚。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领域首次确立了申辩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该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引入了这个原则。该条例第51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但实践中如何适用，却没有可以借鉴的。但是该条对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规定是比较抽象的，在具体的实践中是没有可以借鉴的意义的。
二、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内涵以及确立的依据
行政相对人不满具体行政行为，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审查的过程中，不能增加复议申请人的处罚结果或使其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样也不能减少复议申请人的已经得到的利益。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只适用于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的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是如果行政复议是由行政处罚中的违法行为的被害人提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第二，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适用于撤销和变更的裁决。复议机关的复议结果，一般有维持、撤销和变更三种情况。但是较复议前相比，维持不会使当事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而撤销和变更则有可能将复议申请人置于较复议之前更为不利的境地。所以在行政复议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就是将范围限定在复议裁决撤销和变更内容。
为什么在行政复议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它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对于是否应当在行政复议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学理上存在截然不同的几种观点：(1)反对在行政复议中使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该学说认为，复议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的复议决定是复议机关的职权行为，不应该受到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的影响，所以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复议机关可以作出对当事人更加不利的决定。(2)支持在行政复议中使用禁止不利变更禁止。该学说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行政复议是行政救济的方式之一，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将复议申请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那么与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的本质是不符合的。(3)在行政复议中是否使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应该根据复议机关的性质不同而不同。[1]
笔者支持在行政复议中实行禁止不利变更原则。首先，行政复议不是完全的监督功能。行政复议是指行政复议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对相对人不服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查。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除了不予受理外，复议机关是不能拒绝当事人的申请的。而根据宪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功能与行政复议机关的中立性是不同的。其次，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的启动是源于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也就是说，行政复议是一种应申请的行政行为。而应申请的行政行为的本质又是授予相对人某种利益，所以行政复议中应该使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再次，《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最后，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应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保证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稳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各自的义务，实现各自的.权利。不仅行政相对人应当尊重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得任意请求变更、撤销或废止受拘束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行政主体也必须尊重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得任意变更、撤销或废止所作的行政行为。 三、行政处罚中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
参照刑事诉讼“上诉不加刑”以及复审制度中禁止不利变更等一般性原则性的规定或者做法，行政复议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也有些原则性的通用的做法。
当行政机关对共同违法的数人作出行政处罚，行政机关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应当对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为作出全面的审查。经过审查，如果确实认为原裁定应当予以变更的，不仅不能加重提出复议申请的被处罚人的处罚，也不能加重未提出复议申请的其他被处罚人的处罚。前面的情况，如果行政复议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原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行政处罚确实较轻，根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精神，行政复议机关原则上应当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不能直接变更原处罚决定，加重对复议申请人的处罚。更重要的是，如果行政复议机关以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行政处罚，责令原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原行政机关也不能加重被申请人的处罚。但是如果原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其他合法权利，那么行政复议机关不应当受到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限制，而应该撤销原行政处罚或者合理的进行变更，这是行政应急性原则。[2]
如果行政处罚决定为数个违法行为的合并处理，复议机关在审理时，如果确实需要变更原处罚决定，那么当然也是要贯彻适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这点可以参照刑事诉讼中在数罪并罚的情况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但是如果是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警告等七种。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孰轻孰重如何来认定?原则上，行政复议机关不能改变原处罚决定，使复议申请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决定。比如不能将罚款变更为行政拘留。
根据《条例》第51条的规定，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限制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但是在行政复议中，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是要求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的，而不是限定在行政复议申请的范围内。问题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复议机关发现原行政行为仍然存在违法或不当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理?前文笔者已经指出，支持在行政复议中适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于行政复议对行政相对人来讲的救济性。但是在行政复议申请范围之外的审查，在于行政机关的监督功能。因此，原则上笔者赞成在此情况下运用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但是，如果第三人没有申请复议，行政复议机关是不能作出对他不利的决定的，而对于复议请求范围外存在的问题，则应该在行政复议之后，用其他方法来改变原行政决定的违法或不当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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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处罚原则帮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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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体罚学生的标准是什么？体罚的含义：体罚是用罚站、罚跪、罚跑圈、打手心等方式来伤害学生身体或心灵的行为， 体罚是处罚儿童的错误教育方式。教师用体罚的方法来处理违反纪律的同学也应称为体罚。 变相体罚是指用上述体罚方式以外的其他形式来体罚学生。变相体罚同样会侮辱学生人格，伤害学生心灵。其形式归纳有以下几种： 1、罚抄：罚抄词语、定律等超过五遍；诗歌、规则等超过两遍，课文超过一遍。 2、罚钱：不论数目多少，不论形式如何。 3、罚做值日或罚其打扫卫生并连续几天。 4、逐出教室而不及时处理。 5、辱骂学生，讽刺挖苦学生。 6、敲教鞭，甩东西。 7、未经领导同意，随意停课或停止学生参加一切活动。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我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五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说起“鞭打学生”的课题，其实经历一段微妙的变化。在过程中，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的态度演变是不能被忽略的部分。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前半期，教师鞭打学生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个时候，教师不会高调动手，被打的学生也不敢四处张扬，即使父母知道了，也是“家丑”一件，搞不好还会回头，再揍孩子一顿。 家教各有诠释 关于体罚，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明文规定，只是大家都认为教师管教学生，理所当然。学生被鞭打，肯定是学生的错，而学生犯错，应当受罚。 不懂什么时候开始，校园陆续传出父母因为孩子被鞭打，亲自上学校兴师问罪。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师们似乎开始有意识的放弃了严厉管教的方案。体罚学生的角度便出现了转变。 教师们的看法是：反正孩子是别人的，体罚起来，管教再好，会感恩的恐怕没有几人。反过来，如果下手稍微重一些，金枝玉叶们回家告状，家长上门，就成了满身蚁。 没人否定作用 叫教师们更为担心的是：现代孩子过于聪慧，如果在父母面前加油加酱……。 所以，越来越少教师愿意负起严厉管教的责任。 另一方面，父母们对于体罚的看法是：孩子犯错，遭到处罚，是管教的方式之一，但方式应该适当。 当然，家教各有诠释，都没有否定体罚是管教的手法之一。问题就在于大家的标准都没有明确的界线。家长们认为适当，只是何谓适当？教师又如何拿捏“恰当”与“不恰当”？学生在受到体罚时，必然会自然的左闪右晃，万一鞭打的方位因此走样，父母会接受解释吗？ 面对诸多困扰，当局于是重新制定鞭打标准，而且附加了许多规定。这样一来，鞭打一次学生，便要按照规定，还要劳师动众。只不过，一大堆的附加规定，不懂执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如果凡鞭打学生便要向父母报备，或者邀请父母亲临，教师们和父母会不会觉得过于繁杂。倒不如不打算了。 老实说，虽然家教单位近年对于体罚的观点与过去有很大差别，但教师不会完全没有私下处罚的情况，而被父母找上门的应该还是其中的少数。换句话说，大家心理都明白体罚无法完全避免，只是大家不高调声张，外界所知道的也就不多。这次当局将事情摆上台面，立即触动许多家长的神经。可是，照章行事会是什么情况？各造不必过早下定论。 体罚恰当与否其实是一个范围很大的题目。 当局将焦点集中在“是否应推行体罚”，对当前颇受考验的学生纪律问题是否起到作用？显然争议性更大。当今学生难管教是公认的事实，但体罚是否真的起到遏制作用？ 整顿校园纪律涉及多方面因素。体罚之外，辅导、道德思想的灌输，乃至教师以身作则，都可以是主要原因。教育部应对整体情况进行深入探讨，并与教师和家长取得一定沟通。 当今学生纪律风气每况愈下，是长期性的演变，各方都应负起一定责任。对症下药，焦点不应只是体罚。
抄袭别人的文章可能构成 侵犯著作权罪 。 侵犯著作权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违反 著作权 管理 法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侵犯他人的著作权， 违法所得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具体包括下述四种情形：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 的 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 侵犯著作权 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 （五）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
法律分析：抄袭他人论文是违法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他人作品，或歪曲、篡改、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三）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四）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十一）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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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衡绩效记分法在战略促销中的应用内容摘要：促销中的急功近利的现象往往是由于在促销评价中过分关注短期利益所造成的，本文根据促销管理的特点提出运用平衡记分法进行绩效评价的内容和具体指标，并指出由于促销管理系统是以企业营销战略为主线的,因此平衡记分法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在促销管理中实施战略制导。关键词：促销管理 绩效评价 平衡记分卡10多年间，促销手段在我国从无到有，并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国大型百货商场周末及节假日促销率已达到100%，促销活动的方式也从传统的打折发展到抽奖、优惠券、买赠、路演售卖等花样百出的活动。尽管如此，我国目前的促销活动和促销管理，只是表现在行为方式上，通常建立在战术和技巧层面上，而企业过分偏重战术和技巧，随意性很强，没有整体观和系统观，这导致了一些无计划的过多过频的促销活动以及相互雷同的促销方式的发生；在对促销效果的评价上，也常以短期的财务指标——促销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利润作为评判标准，似乎促销已成为采用短期行为获得短期利益的一项活动，从而不利于公司整体营销战略决策的实施。那么促销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活动，如何评价才更有意义？本文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战略视角下的促销是一项多目标决策促销，顾名思义，就是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销量的活动。从系统的思想出发基于战略、战术和操作的三个层面，可将促销活动分为战略类、战术类、操作类等三个类别。战略类的促销是由公司统一规划的全局性大型促销，一般是年度性安排，在每年的年度计划中就详细列明了促销的主题、目的、时间和重点推广的市场等等促销要素，其主要目的是在企业的品牌塑造、新产品推广、竞争策略等的实施过程中体现企业的战略意图，战略型促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战略导向性和很强的计划性。战术类促销则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作为应对市场偶然或紧急性突发事件，一般实行预案管理，以便在应对紧急事件时有所准备。如区域内短期突发性焦点新闻、因产品投诉而可能引发的公众危机或社会影响、竞争对手的破坏性进攻等。战术类促销强调在遵循公司战略导向的前提下，对问题的反应速度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侧重战术和技巧。操作类促销是配合区域市场营销所开展的一般性促销活动，公司提出整体方案要求，区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选择和具体实施，其目的性也较为明确，一般集中在对市场上的一些经常性的问题处理上，如增加网点、打击窜货、拉动销量、维系客户关系等。由于公司往往对这些经常性的问题都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因此，操作类促销重在切实地将公司的营销战略意图执行下去。这三个层次的促销活动组成了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形促销管理系统，公司的战略导向是这个系统的主线，在金字塔顶端是战略类的促销，中部为战术类的促销，底部为操作类促销，是整个促销管理系统的基础。基于不同层次的促销活动其目的也不相同，战略类的促销和操作类的促销着眼于促销活动所带来的长期的影响，而战术类促销则着眼于短期问题的解决。因此，作为营销组合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促销活动不单是为了提升短期内的销量，更应具有战略性与整体性，从而成为一项多目标的决策，其主要目标有：一是短期的销量提升，这是促销活动最直接的目标；二是保持、提高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是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保持和提高市场占有率既抢占了竞争先机又是对抗外来竞争最有效的手段；三是抑制打击竞争对手，一次成功的促销活动，对竞争对手会起到威慑作用，在竞争对手纷纷效仿的时候，已经获得了竞争先机；四是培育成熟的顾客群体，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拥有满意的顾客还不够，开店要的是忠实的顾客，拥有多少顾客才能损益平衡，比做多少销售额才能损益平衡更有意义，不断创造让顾客上门的理由，因此短期的销量不是重点，提袋率与客单价才是重点，培育一批成熟并具有一定忠诚度的消费者群体，才能最终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五是结成良好的供应链联盟，促销活动是一次厂商的联合行动，供应商特别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供应商的大力支持，对活动的成功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促销活动与厂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吸引更多知名供应商结成战略联盟，提高整体竞争能力。目前在促销活动中对战术和技巧的偏重，反映了企业在营销活动中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不仅膨胀了促销金字塔的中部，而且由于忽略战略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还将导致整个促销管理系统的主线不清晰，方向不明确；同时对操作类促销活动的忽视，有可能使促销金字塔系统因为基础不稳固而坍塌。问题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企业在对促销绩效的评价中过分强调短期利益目标，而忽略了其他目标，结合促销的多目标性，对促销绩效的评估不应仅仅局限于事后的短期利益评估上，如何从战略层面系统地思考促销管理活动，避免目前在促销管理中的盲目跟风和随意性，让促销真正成为企业营销系统中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并能对组织产生长期利益的活动。如何选择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方法从根本上避免促销管理中的短视行为，应是营销经理们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用平衡记分法实现战略制导的绩效管理Kaplan与Norton提出了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一系列指标间达成平衡，即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滞后型指标和领先型指标、内部绩效和外部绩效之间的平衡。以公司整体目标产生长期绩效为出发点，将短期财务指标作为长期绩效的补充，最终目的在于对长期获利能力的改善。通过使管理的注意力从短期的目标实现转移到兼顾战略目标实现，从对结果的反馈思考转向到对问题原因的实时分析来获得平衡。该方法与传统的绩效评估方法中过于重视财务指标不同的是，该方法分为四个方面的指标，代表了三个利害相关的群体：股东、客户、员工，确保企业组织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战略的实施。财务指标：平衡计分卡保留了财务层面的指标，财务指标是过去绩效的反映，不仅可以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策略的制定与执行对于盈利状况的改善情况，而且财务目标是计分卡四个层面目标与量度的焦点。顾客指标：确定自己的目标客户和细分市场是企业实施差异化经营的主要策略，这些目标客户及其所形成的细分市场不仅代表了公司的财务目标和收入的来源，而且在平衡计分卡中，也是以市场及顾客需求为特定目标的，所以，顾客层面中的成果量度包括：满意度、忠诚度等指标，以此诠释企业的使命与策略，并把它转换成目标顾客和细分市场的特定目标。内部流程指标：将企业内部流程分成三个流程，这三个流程可供企业建立共同的内部价值链模式：创新流程：企业研发新产品或服务来满足细分市场中顾客的需求。营运流程：是价值创造的增值过程，此流程从收到顾客订单开始至送出产品给顾客为止。售后服务：售后服务包括保修期、定期维修、退货的处理及付款手续或退货处理。学习与成长指标: 这个层面为其他层面的绩效突破提供手段。平衡记分法实施的目的和特点之一就是避免短期行为，强调未来投资的重要性。员工作为企业最大的财富，应更关注对员工系统和业务流程的投资。因此包括：员工的生产力、员工满意度、员工的忠诚度等指标。上述四个层面指标的平衡，使得平衡记分卡成为能 “实现战略制导”的绩效管理系统，即运用平衡记分卡将公司的战略落实到互为关联、相互支持的绩效计划体系，并将平衡记分卡融入到绩效指导反馈及考核激励中去，以此来推动公司的每一个员工自觉地去实现预定的绩效计划，从而确保公司的“战略导向”。其中平衡记分卡是否能够真正融入到绩效管理系统中并有效实现与公司战略的对接，是能否实现公司“战略制导”的关键。战略视角下的促销平衡绩效记分法在促销的多目标中，既有获得短期利润的短期目标、也有扩大市场占有率、改善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等中长期目标，从营销战略观点上看，营销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顾客的满意而获得利润，也就是说无论是扩大市场占有率还是紧密与客户、供应商的关系，促销能否获得利润仍是评价的核心。而利润来源于顾客的满意，因此对促销活动的评估不仅需要分析事后短期的促销成效，也更应关注通过顾客满意所获得的长期盈利能力，故而绩效评价指标应覆盖三个主要领域：考察促销活动的当前盈利性指标、分析促销活动盈利的影响力指标以及通过组织改进所获得的促销活动的盈利的增长潜力指标。基于平衡记分法是利用多个层面，旨在获得长期获利能力改善的绩效评估方法，又由于平衡记分法能够融入到企业的绩效管理系统中，如果能够有效地实现与公司战略对接，就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的制导”，因此将平衡记分法运用于促销管理中，能够从营销战略角度整体地系统地评价促销活动绩效。鉴于促销活动的特点，参考Kaplan和Norton所提出的角度和指标，本文提出基于战略视角下的促销平衡绩效记分法（BSC-PM），从四个角度对促销活动进行评价：财务价值、客户导向、内部流程及学习与成长性。在百货业中，采用赠券促销的方式非常普遍，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为消费满一定金额，即赠送一定金额的优惠券用于再购物。下面就以百货业中赠券促销活动为例，阐述各角度在促销平衡记分绩效衡量体系中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指标。财务价值作为促销活动的重要结果性指标，财务价值反映了促销活动所需要实现的所有目标的中心。利润目标的完成会获得直接的收益，因此促销活动中的投入产出比是最为关键的指标。促销成本指标 促销活动成本：指在本次活动中，商场为了让活动更加积聚人气，促销面更大，全部承担或与供应商共同承担商品折扣所产生的成本。促销费用指标 促销活动宣传费：指为宣传本次促销活动而投放的报纸、电视等媒介广告费用、POP制作费用、布置促销陈列，包括促销背景板、促销造型、专门促销台搭建费用以及路演等活动费用。促销活动管理费用：指为本次促销活动专门聘请的临时人员费用和人员加班的额外支出。促销产出指标 活动期营业收入：指促销活动期间，该商场的总销售收入。活动期利润：指活动期间，该商场总利润。活动期开单量：指促销活动期间，商场开出销售单总数量。活动期平均客单价：指促销活动期间，消费者平均购物总金额。活动期顾客提袋率：指促销活动期间，购买商品消费者所占比例。客户导向对于商家而言，客户既包括顾客也包括供应商，培育成熟的顾客群体和结成良好的供应链联盟是促销活动的主要目标。对于顾客群体而言，该类指标旨在了解目标顾客的需求以及评价企业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的大小；对于与促销联系非常紧密的供应商而言，该类指标旨在反映供应商与商家之间在促销活动上的友好合作程度，用以调整促销活动的方式和策略。因此评价指标的选择既应集中于体现顾客对促销活动的参与意志、反映顾客的需求，如优惠券发放率、顾客满意度等指标，同时也要反映在促销的过程中厂商合作程度，如厂商合作度等等。内部流程作为结果指标，促销活动的财务价值和客户导向的改善必须依赖于驱动指标的实现。内部流程是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共享、协调角度来驱动促销活动的结果指标的改善。可以从创新流程、营运流程和服务流程三个流程的角度来设计内部流程的相关指标。创新流程着重于对能满足目标消费者需求的新的促销方式的评价，营运流程反映企业在促销活动中的内部协调以及促销活动的执行情况，最后通过服务流程反映促销活动期间的企业服务水平。创新流程指标 创新促销方式占促销活动总次数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商家通过在促销方式上的创新以满足目标客户需求的能力。创新促销方式采用提前期：该指标反映与竞争对手相比，公司采用新促销方式提前的时间。营运流程指标 促销活动平均准备时间：促销活动的准备主要由营销部门完成，但其他部门的协助也必不可少，通过该指标反映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协作状况。促销反应时间：竞争对手开展促销活动后，本企业采取行动应对的时间。未完成计划目标的促销活动比率：计划目标是指促销活动中的结果指标目标，通过该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计划与实际间的差距，便于未来的计划设定以及差距分析。服务流程 兑换赠券顾客平均等待时间：平均等待时间与工作人员的效率、服务站点的设置以及赠券兑换手续的复杂程度有关。学习与成长性 促销活动的学习和成长性关系到公司的促销管理体系所能带来的长期利益。一个健康和稳固的促销管理体系才能带来持续的长期利益。从促销管理体系的架构看，三类促销活动应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格局，促销活动要素应与公司的营销战略保持一致，同时，员工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促销活动中员工的满意度、对员工素质的培养也是应关注的问题。战略类促销比例、战术类促销比例以及操作类促销比例：分析期内各类促销活动次数占总促销活动次数的比例。员工培训次数：是提高员工技能和素质的有效方式。员工满意度：公司内员工对促销活动的满意程度，从一个侧面将会反映员工对促销的积极性以及工作的效率。在金字塔形的促销管理系统中，强调促销活动中的“战略制导”，才能保证促销活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提高促销的总体效率，平衡记分法作为一种能够“实现战略制导”的绩效管理系统在企业战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本文在Kaplan和Norton的平衡记分法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的促销平衡记分法（BSC-PM）以及相应的评价指标，为促销活动的绩效评价提供了合理的、有效的方法。参考文献：1.罗伯特S•卡普兰,戴维P.诺顿.综合计分卡一种革命性的评估和管理系统[M].新华出版社,19982.王黎萤. 一种新的公司战略管理体系—BSC-SEMS. 中国计量学院学报[J]. 2003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试论提高公安战斗力的途径与方法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对社会治安和公安工作越来越重视，都把社会治安作为投资和发展环境的重要方面。在人财物大流动的格局下，破案打击、抓捕犯罪的难度不断增加，无打不安，无防不稳，170万公安民警担负着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警力的瓶颈已日益显现，如何在现有的警力中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公安战斗力成为各级公安机关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于通过对公安机关现状的分析及对策的探讨，为正在进行的警务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本文根据本人在基层工作的多年经验以及对公安工作的思考，就公安机关战斗力制约要素进行了充分阐述。通过本文的探析，我们认识到，要提高公安机关战斗力，必须通过提高公安民警素质、大力推广和加强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科学整合现有警力，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三方面解决，从而提高驾驭和控制社会治安的能力，保证社会政治、治安的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 试论提高公安战斗力的途径与方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对社会治安和公安工作越来越重视，都把社会治安作为投资和发展环境的重要方面。新时期，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的繁重任务，一手抓打击，一手抓稳定，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总体目标成为当前要务。中国刚刚加入WTO，我们还要抓好服务，入世的根本目的是参与以公平有序、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全球市场体系，要求政府在确保法律透明度、统一法律实施等方面履行承诺，作为执法部门，中国警方将在以全球化为背景的舞台上表演。中国警察不仅需要调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工作模式和警务观念，还要在角色转变之后，探索新的警务体系，为世界警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70万公安民警担负着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警力的瓶颈已日益显现，如何在现有的警力中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公安战斗力成为各级公安机关迫在眉睫的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基层工作，对基层警务制度有着很深的感触，对民警工作、学习、生活有着最直观的了解，本文将就如何提高基层民警战斗力作肤浅探讨： 一、派出所民警工作现状 1、少部分民警的素质与派出所要求的高素质之间有一定差异。 派出所改革中要求民警“一警多能，一警多用”，刑侦民警担负打击犯罪，的要务，社区民警需要“沉”在责任区之中，处理自己责任区内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工作内容纷繁复杂，是责任区内的“多面手”，因此对民警素质要求很高。如果在配备责任区警力时，搭配不够恰当，势必会影响到该责任区的工作效率和成绩。另外少部分责任区民警可能由于年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等多方面问题，分管工作中不能胜任全部工作，着手于办理案件、处理纠纷、布置耳目、上报信息、防范管理尤其是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等工作时感到力不从心，自身工作压力很大。 2、派出所民警普遍存的超负荷工作现象。 超负荷劳动在公安机关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基层派出所民警更是如此。国家规定公务员的标准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基层派出所中，即使是工作较为规律的内勤也在70小时以上，至于责任区民警加夜班、双休日不休息更是常事，据不完全统计，基层派出所民警年均200余天在所加班。大量的中心工作、阶段性、特急性工作与不确定的工作时间，使我们的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由此带来的健康问题也影响了工作质量。当然，超负荷工作除了我们公安工作自身性质决定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个别民警个人效率不高，需加班才能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是有些工作事先在警力调配、警力使用上没有很好规划，牵制了一定的警力。 人民警察的素质是公安机关战斗力的关健因素之一，也是体现公安机关作风最基本的因素，人民警察的素质直接影响整个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因而要提高公安战斗力首要问题是狠抓队伍的素质建设，向素质要战斗力。 二、狠抓各项教育机制的运行 1、以德育警。加强民警思想教育，教育民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做到以德治身、以德树威。同时开展多方位的谈心家访活动，了解民警思想动态，把握民警思想脉搏，确立对症下药机制，同时了解民警的家庭实际困难，并积极帮助解决，保证民警以健康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 2、分类培训。按照“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地加强民警专业技能培训，不搞千篇一律，进一步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和实用性，使民警能学以致用。 3、逢进、晋必训制。严格进人机制，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从源头上保证队伍的高素质，从源头上把住进入、从警的质量，组织新民警进行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保证新民警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和实战技能，投入公安工作。本着“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凡初次上岗的民警都必须参加专业训练，经考试合格，方能上岗。晋升警衔民警参加相关培训，以更新知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 二、从严治警，从优待警 公安队伍是一支纪律化队伍，队伍管理首先要严字当头，具体实施中以《内务条令》为切入口，下大力气抓好从严管理，用制度来规范民警的言行举止，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和服务水平。其次凝聚警心才能激发队伍活力，有活力才有创造力，公安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只能激发出了全体人员的创造力后，整个集体才能形成战斗力，做到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同时从优待警也解决了各位民警的后顾之忧，不至于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1、大力推进休假制度，建立民警健康档案。现在各基层单位的民警是超负荷运作，到最后往往是民警成批成次地病倒，造成了工作的盲区；再者，我们所要的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而不是一支疲劳之师，列宁同志说：“不会休息的人也不会工作”，拥有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的队伍才是一支威武之师，所以要合理安排工作，科学进行警力配置，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证民警的休假、休息，让民警有时间调整一下疲惫的身心，用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新一期的工作。同时基层民警基本上都是疾病缠身，建立一份健康档案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实用性，可以每年进行二次全面体格检查，及时了解民警身体状况，合理安排治疗，避免小病拖成大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建立优抚制度。建立“三个一”制度，即一个基金、一份档案、一项联系制度。“一个基金”是指建立立功创模基金，对有功人员实行物质奖励，定期或不定期发放奖金。“一份档案”是指建立功模人员、英烈、遗属、特困民警及家属的档案，每年定期走访慰问并发放慰问金、补助金，帮助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解决他们后顾之忧。“一项联系制度”是指建立领导与功模人员、英烈、遗属、特困民警及家属的挂钩联系制度，由领导“一对一”进行扶助，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待遇等给予关心和帮助。同时加大优抚力度，对伤残民警、有功人员（特别是牺牲民警）都能按照规定及时上报特别抚恤，使民警及其家属能尽快得到优抚。 三、大力推广和加强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 强化目标管理考核，形成了以竞争、激励为特色的目标管理体系，经过量化后，形成符合目标管理要求的绩效考核机制，对于绩效考核，无论是派出所的领导还是普通民警都认为很有必要，对此持欢迎态度。绩效考核形成了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环境，通过以考核与物质利益挂钩的方法，奖勤罚懒，激发民警的上进心，形成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良好竞争氛围。 1、长期以来，由于公安工作的社会性较强，工作的量化难度大，民警工作的数量、质量不能得到很好的反映。实行考核，明确了工作的绩效标准，使相同岗位之间有了对比；通过考核，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凸显，有利于相互学习，激励后进。 2、派出所的管理有章可循，日渐规范，对于提高队伍管理水平大有裨益。由于各个工作岗位有了明确的目标责任，每个人对自己岗位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激发个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方面发挥了良好的效用。 3、民警绩效考核的实施，在各派出所形成了"工作-考核-再努力工作"的良性循环局面和长效动力机制，促进了民警工作；通过对考核结果运用奖优罚劣，将民警职务行为导向了组织期望的方向，有利于组织合力的形成与加强；“后进民警"的设立，改变了往日只评优，不评劣的倾向，增加后进赶先进的动力，有力地激励了处于中间层次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先进更先进。 但是，现有的民警绩效考核大部分是针对民警个人而言的，许多公安工作都是合作性、团队性非常强的，所以有必要设立相应的指标考核派出所工作的整体，引导民警自觉加强工作中的合作意识，培养民警的集体感。设立整体性工作的考核指标，可以使局机关注意派出所工作产出的整体效果，更容易评价派出所部门的工作情况；也可以使派出所长自觉加强对于派出所整体的管理，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工作质量，从而达到促进工作的目的。 另外，考核实行至今，有些民警的积极性已被很好得调动，也有些民警对于指定责任区的作法存在异议，我们可以考虑实行责任区竞争选择的制度。在选择前，将各个责任区的地域特征、范围大小、工作基础、拟订目标等情况说明，并根据管理的难易程度分类，各类完成目标的奖励亦不相同。然后由民警以类似“招标”的形式自由选择。在规定的考核期限到来后，对责任区民警的工作进行评价。完成预定任务的奖励，未能完成任务的处罚。通过设立这种机制，使民警的工作更具平等性与自觉性，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派出所管理的效果。 四、科学整合现有警力，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在人财物大流动的格局下，破案打击、抓捕犯罪的难度不断增加，无打不安，无防不稳，如何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提高驾驭和控制社会治安的能力，这必然要求警力的投入，如何在有限的警力资源内挖掘潜力，这就要在向素质要警力的同时，我们还要向机制要警力。公安工作如何做到以低投入收到更大的工作效益和社会效益，以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服务促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全力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当前公安机关的明智选择。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以提高治安控制能力为目标，按照各个地区的治安规律和特点，科学整合各种治安防控资源，明确各警种各部门在防控责任区内的职责任务，依靠人防、技防、物防和意识防等各种有效载体，通过协同配合、相互策应、整体作战，实现打防控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对各种防控资源的有效整合，打防并举、以防为主是辩证的统一，打击犯罪可以遏制案件的发生，而防范控制则可以减少案件的发生，并可以提供线索人头，为打击破案服务，形成公安工作的良性循环，从而减轻辖区整体的防控压力，跳出“发案-破案-再发案-再破案”，民警疲于破案的怪圈，提高了社会面的“见警率”、“管事率”和快速反应能力，为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总体目标提供了有效载体。 1、优势互补，有机整合，捆绑作战，形成合力。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有“重打击、轻防范”的弊端，造成刑侦民警忙打击，边打边冒；社区民警搞防范，无所适从，从一定程度上造成警力浪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开展以来，对社区民警就社区民警五项职责进行了具体分工与要求，并在不断的探索中完成了可行性论证，形成了以社区民警为主导的社区防范队伍。刑侦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打击破案，要紧抓破案不放，同时利用破案为社区服务，找准刑侦工作与社区工作的契合点，形成以破案为龙头的防范工作，整个工作进入良性循环后，理顺刑侦警组与社区警组关系，通过提高警组工作效率，参加派出所日常值班工作，切实解决派出所警力不足的问题，使更多的警力下沉到社区，加大社区的防范力度，从另一个层面上减轻刑侦工作负担，完成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 刑侦、社区工作有共同的立足点：基础工作，刑侦、社区工作的基础工和形成一张互相交错的网，但以前这张网没有沟通，没有形成结点，存在工作上的盲区，这就给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造成防范漏洞。要真正地防控辖区治安，就要求这两张交错的网形成结点，信息互补、资源共享，刑侦民警提供案件信息，发案动态，为防范提供针对性建议，社区民警通过防范提供案件线索，为打击破案提供人头、线索，从而实现公安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变，解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传统救火式工作方法，完成由案到人到由人到案的破案模式转变，变被动守候为主动出击。同时在沟通中完善，在互补中互利，从而提纲挈领，全面防范。 单兵作战力量有限，只有诸警种协同配合，才能真正完成全面防控辖区的任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开展以来，我所积极探索新思路，采用了挂钩责任区的形式完成刑侦民警与社区民警的捆绑作战。自2002年10月份，我所在的长安派出所积极调整派出所勤务制度，形成了两班制、弹性工作制相结合的勤务制度，并将刑侦民警直接挂钩到各警务站，定时、定点参与社会治安防控，并及时分析通报辖区治安状况，与社区民警相互合作，形成合力。这样一来，刑侦民警进一步了解了辖区情况，社区民警也做到了辖区发案情况了如指掌，避免了盲目防范，双方相互促进，有机组合，大大提高了各警务站战斗力，从而提升了整个派出所的战斗力。 2、全面整合民力资源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人民群众是我们做好公安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源泉。广大社区党员、干部、青年团员、治安积极分子都是社区防范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推进警务工作的社会化，把民力吸收到警方的专门工作中来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核心内容，也是解决警力缺口的有效方法。 整合民力，发挥群众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必须有一定的形式，把松散的群众紧密地组织起来，除开展社区防范宣传、义务护院护弄等传统防范活动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治安志愿者年龄身体条件好、整体素质较高的优势，结合他们的职业特点和作息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安全检查、法律咨询、义务巡逻、便民服务等活动，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同时，对治安志愿者中的好人好事和先进事迹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充分激发治安志愿者的荣誉感，增强治安志愿者队伍的凝聚力，使治安志愿者真正面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解决警力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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