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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 大公报创刊号月27日宣布停刊。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和重庆版()，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香港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在广东省发行的商旅版现如今的《大公报》的报道立场与其他大报相比，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亦虽然明显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因为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详细参考：
是介于中间水平。如果你是作为过渡车型，还是可以的。
李纯青（1908－1990），乳名煊炉，笔名寒飞、吕煊、孔白之、杜微、何家通等，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人。 其祖父、父亲均从事茶叶生意，来往于安溪和台湾之间，定居于台北大稻埕下奎府町。1918年冬，李纯青随父东渡台北，1922年因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办台籍，返回故里续学。1925年考入集美师范学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29年考入上海大陆大学，旋转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社会系就读。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回安溪崇德中学任教。学校因民军混战被迫停课后调往厦门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福建省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参与筹划和组建中共安（溪）南（安）同（安）边区特支组织，指导并安排干部组建安南同边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经组织安排和华侨资助，进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系留学。“七·七”事变后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洪流，辗转上海、香港、重庆，担任《大公报》专栏记者，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社评、短评和专栏政论文章，是当时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和政论家。1943年1月至5月，根据当时的国际动向，连续撰文反对外国计划占领台湾的企图，同年11月8日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了要求台湾归宗中国的宣言。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5日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往台湾，接触各界人士，介绍大陆的政治形势，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在台湾出版《献曝》一书，主编《台湾评论》杂志。1946年冬返回上海，任职《大公报》评论员并主编《时代青年》周刊。1948年11月到香港主持《大公报》，1949年3月任天津《进步日报》（天津《大公报》改名）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副社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和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6月12日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第一、二、三届台盟总部副主席。从1954年至1957年2月，发表有关台湾的政论文多篇，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分裂祖国的言论。 1957年因“反右”扩大化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1977年11月恢复主持“台盟”工作。1987年11月退居二线，转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徐铸成成名作在1929年，张季鸾让其采访处于中原大战前，被阎锡山软禁在太原的冯玉祥，当时冯处于尘封状态，外界鲜知他的行踪。张季鸾派徐铸成进人太原，运用独特的智慧，居然采访到了冯玉祥，还在山西严格的新闻封锁下发出了这篇新闻。一篇《晋祠访冯记》一炮成功。徐铸成自己说：“我跑政治新闻，第一炮打响了。”从此，徐铸成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胡政之、张季鸾，放手让徐铸成独当一面。1932年派他到汉口任特派记者兼《大公报》驻汉办事处主任。抗战时期，他全面主持《大公报》桂林版，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言论坚持自由民主，彭子冈在《大公报》渝版登不出的内幕新闻在桂林版照发。彭子冈的通讯和社评成为桂林版两大特色，报纸畅销于桂、湘、粤，发行数等于桂林各报的总和。民国25年参与筹备《大公报》上海版的创刊工作，任要闻编辑，后曾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后，《大公报》停刊。民国27年初，《文汇报》在上海福州路436号创刊；他主持编务，在日伪残酷迫害的情况下，坚持宣传抗战，连续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英勇斗争。次年《文汇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于民国35年回到《文汇报》任总主笔，持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民国36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他赴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任总主笔兼总经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1949年6月，《文汇报》在上海圆明园路复刊，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长期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传授新闻工作经验，培养新闻人才。1957年徐铸成被打为右派，文革结束后徐铸成自称“旧闻记者”，写了大量的“白头宫女话天宝”的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年逾古稀，仍勤奋笔耕不辍。10年间，写作并出版《新闻艺术》、《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新闻艺术》、《杜月笙正传》等17本著作。1985年，徐铸成开始撰写回忆论。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见闻、掌故、轶事，以及一些第一手的史料，写出来。书名定为《八十自述》。虽然这年(1985)他是七十八岁，说八十自述是虚，但人生过了七十，就可称行年八十了，就这么定了下来。1987年5月，他整整八十岁时终于完成。但是《八十自述》印成后未能问世。三联书店于1998年以《徐铸成回忆录》为题，首次出版。但是《八十自述》印成后未能问世。1991年12月，徐铸成准备去医院检查身体，上厕所时突然不支倒地，一口痰梗在咽喉，抢救不及，在上海寓中逝世，年85岁。这样的遗憾终于使这部书成为徐先生的遗作。
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可以说是同一祖宗。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部分报社同仁一路辗转到了香港，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又在上海复刊，所以就形成了两家文汇报，但大家都在用同一个报头，只不过香港文汇报报头是竖的，上海文汇报报头是横着的。香港文汇报是一份面向香港全社会的综合性大报，也是一份以社会精英为读者定位的香港主流报纸，日均出版60版左右，除在香港地区发行外，还即日运销中国内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零售港币6元。香港文汇报立足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除香港外，每日还在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步出版海外版，读者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文汇报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覆盖全球华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华文精英媒体。2003年5月，香港《文汇报》珠江三角洲新闻中心成立，下设广州办事处、深圳办事处和珠海记者站，《文汇报》副总编辑张建华兼任本中心总编辑。 2006年，香港《文汇报》在广东省境内发行两叠24版的“商务精华版”的《文汇报》，周一至周六发行，周日停刊（仅有一次倒扁运动期间没有停），在各个报刊零售点都有销售，人民币3元。一叠主要是报道各地主要新闻和财经地产消息，二叠主要报道娱乐、马经和六合彩。《文汇报》以香港报纸自居，声称读者定位主要是香港社会各界精英，由于该报拥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站在偏左的立场。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出自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哲学家韩愈的治学名联。《增广贤文》亦收有此联 韩愈的这句话意在告诉人们，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顺风船可驶，想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和“潜心”是两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佳的条件。增广贤文》中就有，韩愈治学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1908年回国，张季鸾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徐凌霄（1882－1961），原名仁锦，字云甫，号简斋。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祖籍江苏宜兴。京师大学堂土木工程科毕业，后因身体原因从文。曾任农林部主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讲师、平民大学新闻文学教授、盐务专门学校教员、《京报》创始人、上海《时报》特约撰稿等，与邵飘萍、黄远生并称“清末民初三大记者”。著名京剧评论家，在《新闻报》、《京报》、《实报》、《大公报》等副刊上发表京剧评论文章多篇，著有《皮黄文学研究》，被梅兰芳尊为先生。1954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1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徐凌霄在青少年时代潜心研究历史，钻研清末民初掌故。他治史，不拘于一时一事，而在于“通”；他不仅研究正史，对家乘野史、小说、笔记之类，亦几乎博览无遗。他特别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可以从中探索中国变通兴盛之道。因此，他对清史了若指掌，掌故轶事如数家珍。徐凌霄幼年还刻苦学习英文，使他能够直接阅读英文书籍，学习掌握近代科学思想。 应天津《大公报》的邀请，徐凌霄曾两度为其主编《戏剧周刊》。第一次是他初步尝试为报纸主编周刊，在1927年9月13日至11月26日，为《大公报》主编了六期《戏剧周刊》(不定期)，受到欢迎。第二次是他正式为《大公报》主编了三年的定期《戏剧周刊》，从1928年1月4日开始，至1930年12月31日止，共编辑出版152期，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文字和图片史料。徐凌霄为《大公报》主编的《戏剧周刊》，从内容上划分，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剧评”，包括对剧本、演员、舞台布置、表演、化妆、服装等，均有详尽介绍和分析评论。第二是发表作品，从数量上看，刊登话剧作品32个，戏曲作品5个；从表演形式上看，有独幕剧、两幕剧、三幕剧，以独幕剧为最多；从风格上看，有悲剧，有喜剧，有滑稽剧。第三是笔谈、随笔、杂记等，篇幅较小，旨在调节版面气氛，调动读者阅读兴趣。在1928年1月4日出版的第一期《戏剧周刊》上，徐凌霄撰写了《戏剧周刊述旨》的“开场白”。他写道:“本报自去年添设剧评以来，虽承读者加增注意、常致好评，而揆诸本意尚多缺憾，因篇幅限制不能充量登载。现值新年度开始，本报扩张版数并各种周刊分立之计划，亦已筹备就绪，《戏剧》一周一出成为专刊之性质，庶几收整齐划一之效果，为同志公共讨论之机关，敬述大纲，以为介引。”在天津《大公报》出版的《戏剧周刊》的3年中，编辑内容涵盖了戏剧的方方面面。300余篇文章展示了当时戏剧的生存状况和研究水平，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300余幅图片更是珍贵，现今已很难看到原件，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为了解民国时期的戏剧，提供了直观的研究资料。1931年，金悔庐、程砚秋创办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徐凌霄受聘担任研究工作。次年创办《剧学月刊》，任主编，每期均有专文及经他校订的戏曲剧本发表。同时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教。 清末民初掌故在徐凌霄为《大公报》主编《戏剧周刊》之时，该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知道他的研究功力不仅在戏剧，而且擅长文史掌故，且颇有造诣，遂邀其为《国闻周报》撰写清末民初掌故。徐凌霄就约其兄徐一士联手撰述。《国闻周报》是天津《大公报》的附属刊物，是一本集时事、评论、文艺、史料于一体的综合性周刊，发行量约5万份，有较广泛的阅读群体。徐凌霄与其兄徐一士在《国闻周报》上，联合撰写《凌霄一士随笔》，从1929年7月7日至1937年8月9日止，在《国闻周报》上连载8年，累计有近150万言。此作集中理析清道咸朝至民初一百余年的朝野掌故，尤矢志于此期著名人物、科举制度及风俗流变，其笔法则重在排比资料，连类缕析，探微析幽。《凌霄一士随笔》尤以补《清史稿》之不足，在《国闻周报》连载八年，加之准备时间，堪称十年磨一剑，是民国年间掌故笔记之压卷之作，恐非过誉之词。《凌霄一士随笔》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排比资料，探析近代历史上朝野重要人物，此类似于正史之传记。二是甄述清代科举制度演变历史。三是留意官制变迁与官场升降，力图理清清代官僚派系斗争之脉络。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先生在其《艺林散叶》中有一段话，是很可以说明《凌霄一士随笔》风靡一时、倾倒读者的情况的。他说:“《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乃至现代期刊史上当属连载时间最长的掌故著作。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每日搜集资料，撰稿不辍，以应报刊需索，付出大量劳动，而能乐此不疲者，一在距清亡不远，读者于前期轶事甚为留意；二在于徐氏‘累世重家举’，正史之外，兼通杂书，《随笔》征引杂书数百种，可见读书之广；三在于凌霄一士钟情掌故，‘早岁即喜弄笔墨，……尝试学笔记聊以自娱’。”著名近代史学家柯燕舲称:“研究近代史，不可不看《凌霄一士随笔》，其集朝野史之大成，加上他们二人的亲身经历，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资料。”这些说法可谓恰如其分。他是民国初年中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与邵飘萍、黄远生并称为“报界三杰”。新中国成立后，徐凌霄应北京大学之聘，从事整理古籍工作；1954年，又受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继续发挥余热。他于1961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在古训《增广贤文》中有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哲学家韩愈的一句治学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的这句话意在告诉人们，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顺风船可驶，想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和“潜心”是两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佳的条件。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王芸生(1901-1980)中国新闻工作者。原名德鹏，天津人。早年在天津当学徒。五卅运动中组织工会，编辑报刊，进行反帝宣传。1926年至上海参加报刊编辑工作。1928年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始以"芸生"名撰稿。1929年入《大公报》，历任该报天津、上海、重庆等版编辑、主笔、总编辑。1941年成为该报言论的主要撰稿人和该报评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大公报》上海版总编辑。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进入华东解放区，旋抵北平（今北京）。1949年5月返回刚刚解放的上海，任《大公报》社长至1966年。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芸生文存》、《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等。高雅美妙的读书对联不胜枚举，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出自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一个年轻编辑王芸生之手。上面一节是在某个论坛上看到的,下面的话是我的个人观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增广贤文》中已有收录了,证明了在千年前已经有了这么一句话,并流传至今.上面说这对联出自王芸生之手,我觉得不可能的.古书已经有了收录了,那么在王芸生年代,他说了这么个对子,肯定是引用韩愈的名对而已.而且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证明这个对子是出自王芸生之手,反而有《增广贤文》证明了是出自韩愈
正师级。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是正师级。
张春桥（1917年－2005年4月21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政治家，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是四人帮成员、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男，汉族，1917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至1934年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济南参与创建右翼文学组织“华蒂社”。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担任上海杂志公司校对员。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抗战期间到延安，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1976年10月6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逝。
这个军官的编制，应该大校军衔，或团长甚至旅长职务。
余心言，原名徐惟诚，安徽芜湖人。中共党员。1949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经济系。
历任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北京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余心言的作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亲眼见到中国人在租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是他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个远大志向的直接导火索，这件事不但使他真正体会到了“中华不振”的含义，而且引发了他更深入的思考，逐渐明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背后故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他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章太炎难懂的古体文，还是梁启超的近体文，周恩来都认真阅读。虽然进步刊物的思想侧重各有不同，但朴素爱国的道理是一脉相承的。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所以，当其他同学还从未想过为什么要念书时，周恩来已经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后世影响：
这句话被编入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成长的故事"专题中的第一篇课文，承担着引领单元主题、继续在阅读中学习体会人物思想感情的任务。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写的是少年周恩来耳闻目睹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受洋人欺凌却无处说理的事，周围的人都敢怒不敢言，从中深刻体会到伯父说的"中华不振"的含义，从而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表现了少年周恩来的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文中通过对人物语言、神态等描写，细致地刻画了人物。
很多人不了解暨南大学，暨南大学的文科是相当厉害的。南方的不少新闻媒体精英都是暨南大学毕业的，象南方日报集团社的社长范以锦，总编辑杨兴锋，深圳晶报总编，上海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还有香港的传媒高层也不乏暨南学子的身影。还有暨南大学的经济，中文，历史等也是相当不错的，现在不少高校的副校长都出自该校，象西安交大的副校长丘进博士，厦门大学的副校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副校长隋广军教授，广东金融学院院长张炳申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杨珍妮等等，不想多说了。 可以去这里查看网友的评论：
您好！此人是个中国人，经常对朝鲜进行高级黑。证据：新浪微博上“作家崔成浩”真实身份：从事中朝贸易 自称卖泡菜的著名ID“作家崔成浩”以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坐拥八十万粉丝，转发量动辄超过四位数，但其真实身份却一直不为人所知。日前有媒体披露，“作家崔成浩”是一个从事中朝贸易的人。“作家崔成浩”今天在微博上证实了该报道的真实性，自称是个“卖泡菜的”。微博上素来奇葩甚众，但“作家崔成浩”这个账号以其独一无二的风格，坐拥八十万粉丝，转发量动辄超过四位数。该微博幽默的风格、调侃的语调，成为微博世界中的一大热点。除崔成浩以外，还有“平壤艺术团金兰姬”、“平壤时报小崔副主编”等以北朝鲜人物为背景的微博，在微博上掀起一股“朝鲜文化”热潮，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作家崔成浩”原来名叫“平壤崔成浩”，最早于2012年6月底在新浪微博上出现，如今粉丝数量已达到83万。“崔成浩”自称是《平壤画报》的一名记者，目前被公派到中国学习。2012年10月，新浪官方要求“平壤崔成浩”提供“外籍身份证明”，否则将对会其账号进行处理。此后，“平壤崔成浩”改名“作家崔成浩”。人们并不相信“崔成浩”自己提供的这一身份，猜测其背后有国内团队运营。有人分析称，“作家崔成浩”的文案风格大多模仿朝鲜新闻社和类似新华社的风格，如果没有多年的媒体记者经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另外，运营者的确非常了解朝鲜的文化，对领导人的称谓、一些细节，都模仿的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他非常了解中国网友的社会心理，非常善于挑逗网友情绪。不久前有网友称，“作家崔成浩”真实身份是《深圳晶报》副主任张明俊。“作家崔成浩”真实身份曝光，自称从事中朝贸易近日，有媒体记者与神秘的“作家崔成浩”取得了联系，他在接受采访时首度向外界表示，自己其实是个从事中朝贸易的人。记者向“作家崔成浩”求证：“有人说，您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深圳的媒体从业人员，是不是这样？”崔成浩称，“很多人主观臆断‘作家崔成浩’是一个深圳媒体人的微博，对此我只能微微一笑。可我真的不是某深圳报纸的编辑，我没那水平啊。实话实说，我可以随时进出朝鲜。我做一点朝中贸易，别人都管我叫‘卖泡菜的’， 偶尔也写点东西。至于其他的，你们只要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欢乐的微博就可以了。”资料来源：
历任长江日报记者，深圳报业集团晶报记者、编辑、深度报道部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采访过三峡工程大江截流、1998长江洪灾抢险、神舟飞船发射等重大新闻事件。2000年披露了“武汉计生干部踩死超生婴儿”事件。作品曾获全国晚报新闻奖、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新闻奖、湖北新闻奖、广东新闻奖等各类奖项一二三等奖数十次。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期刊发表新闻业务论文20余篇。出版有《真相再报告——与18位中国知名记者对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