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

早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入民国之后，英敛之无心主持报馆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东之一的王郅隆购买《大公报》。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1]。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 大公报创刊号月27日宣布停刊。 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在9月1日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京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和重庆版()，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和桂林版()。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 大公报前主笔张季鸾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后 大公报位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的办事处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香港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在广东省发行的商旅版现如今的《大公报》的报道立场与其他大报相比，政治色彩较为浓厚。《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亦虽然明显有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因为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比较有公信力。也常发布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详细参考：

是介于中间水平。如果你是作为过渡车型，还是可以的。

李纯青（1908－1990），乳名煊炉，笔名寒飞、吕煊、孔白之、杜微、何家通等，福建省安溪县龙涓乡人。 其祖父、父亲均从事茶叶生意，来往于安溪和台湾之间，定居于台北大稻埕下奎府町。1918年冬，李纯青随父东渡台北，1922年因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办台籍，返回故里续学。1925年考入集美师范学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29年考入上海大陆大学，旋转南京中央政治大学社会系就读。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回安溪崇德中学任教。学校因民军混战被迫停课后调往厦门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福建省闽南分会组织部长，参与筹划和组建中共安（溪）南（安）同（安）边区特支组织，指导并安排干部组建安南同边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经组织安排和华侨资助，进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系留学。“七·七”事变后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洪流，辗转上海、香港、重庆，担任《大公报》专栏记者，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社评、短评和专栏政论文章，是当时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和政论家。1943年1月至5月，根据当时的国际动向，连续撰文反对外国计划占领台湾的企图，同年11月8日在重庆参加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了要求台湾归宗中国的宣言。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5日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前往台湾，接触各界人士，介绍大陆的政治形势，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在台湾出版《献曝》一书，主编《台湾评论》杂志。1946年冬返回上海，任职《大公报》评论员并主编《时代青年》周刊。1948年11月到香港主持《大公报》，1949年3月任天津《进步日报》（天津《大公报》改名）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副社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和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6月12日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第一、二、三届台盟总部副主席。从1954年至1957年2月，发表有关台湾的政论文多篇，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分裂祖国的言论。 1957年因“反右”扩大化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冲击。1977年11月恢复主持“台盟”工作。1987年11月退居二线，转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