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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我所了解的孔子和孟子孔子可以照着下面的模仿 我眼中的孟子 孟子,一位先秦大家,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儒生,他和蔼可亲,慈祥的面颊上总是返着一丝微笑。 孟子是博爱的. 孟子的仁政和非攻思想处处都体现着他忧国忧民的仁心。他四方游说诸侯施行仁政。在那战乱纷飞的年代，充斥着暴力，流行着吞并，肆虐着攻伐，这位儒家学派的 “亚圣”要从法家的血腥中抢得一丝仁爱的地位，何其不易。但是他为天下万民，仍不屑努力与八方诸侯，无奈天下分久必合，孟子最终放弃了。他站在泰山之巅，俯视天下万民，有的穷困潦倒饿死街头；有的为谋生存骨肉分离……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他万念俱灰，为何他的眼中长含泪水，因为他爱老百姓爱得深沉。游说不遂他便退以著书，终成《孟子》。 孟子十分讲原则. 孟子为人很讲原则。即：“生而有不用也，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无论何时，哪怕是生死关头也要讲求原则，决不做苟且偷生之事。他大义凛然，四心伴身：他遇人知恻隐；遇错明羞恶；遇贤懂恭敬；遇事辨是非。面队万钟的丰厚条件，他毅然咏颂出：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和加焉！他一生两袖清风，不求宫室之美；不爱妻妾之奉；不需所识穷乏者得我。他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人皆有之的“本心”，使他成为了正人君子的典范。 孟子作为亚圣，真的将仁爱的种子播撒如万民的心中，普济了天下。 孟子朴素的一生充满了失望，无奈，贫困。但他志向远大，却壮志未酬。真正做到了：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失为一位学术，政治教育大家。┏ (^ω^)=☞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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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方向有要求吗？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是天下，王天下使天下民心归顺而非霸天下，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施行仁政，仁的根本在于爱人，仁政的中心在于爱民。 孟子的抱负，在于使诸侯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虽然其很多地方都说到七十里而王，但实际上还是认为大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虽然先后到了不少的诸侯国，感觉上他对滕、邹、鲁等小国不够尽心，而在魏、齐两个诸侯国花费较多的心神，特别是齐国。孟子根据对当时形势的把握，认为春秋以来连年的征战使民不聊生，人们都盼望有仁德的君王来解救，就如同被倒悬的人希望得到别人解救那么迫切，所以，如果能有哪个国君能够施行仁政，那么天下民心必然归顺，从而达到王天下理想。孟子的这个期望在梁惠王身上并没有实现，短短的魏国之行，一年以后梁惠王就死了，而继任的梁襄王看上去就不是一个能施行仁政的人。而当时的齐国，国势正盛，土地宽广，人口众多，贤士云集，因而孟子先后两次很耐心地呆在了齐国，而且时间很长，第二次去已经71岁高龄，仍然试图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结果与齐宣王的意见相左，郁郁而去，齐宣王甚至没有派人来挽留。 如果说王天下是孟子的终极目标，那么起点就是在国内施行仁政。孟子把仁政的施行分作四个层面：一、保护现有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保证百姓的生老病死有所依，使百姓不离开国土；二、教导百姓自给自足，保证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时国家要重视生产的季节，使百姓能安心生产；三，减免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四，在前三个方面都实现之后，再进行道德教化，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四个层面是逐步递进的，能按此施行仁政，那么这个国家君主的仁德就会声名远播，使天下百姓都向往到这个国家来，到那个时候王天下就易如反掌。 施行了仁政之后，可以获取天下的民心，而接下来要做的，是救他国之民于水火，也就是征伐问题，征伐，是仁政的向外推行过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为了土地、人口的争夺，说统一天下在当时并不实际，只有到战国后期，在秦国强的国势下，其它诸侯国摧枯拉朽，统一天下才成为一个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其实并不是指的是土地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民心上的天下。能获取天下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至于征伐他国，必出于义，义，在孟子看来也就是民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看重了民心的作用。说孟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并不完全，其更多说到的是商汤和周文王，其中说到商汤更详细。如对于王天下，商汤实际上就是孟子经常提到的君王榜样，商汤的征伐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此一“怨”就是埋怨没有先来解救自己，可见这种征伐由于出于民心，所以百姓都希望仁德的君主先来帮助自己解脱困厄。因此，当“义师”到来的时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征战必势如破竹，王天下自然易如反掌。 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彰显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来警戒君王。虽然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理想，但其对于民心的重视及其对于仁政的阐释对后世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_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任何时候，人们都必须先解决好吃喝问题，才能去从事其他事情。在孟子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尊重自然，顺应规律，不耽误四季农时，那么收获的粮食就有剩余；鱼鳖等水产品，不大肆捕捞，不一网打尽，那么人们就可享用不尽；山中林木，不乱砍滥伐，给足生产时间，那么木材便可用之不竭。在这里，孟子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顺应自然的重要性。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以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只要这样，才能真正的“活”下来。“五谷杂粮，民赖生之。”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严禁电打鱼，河流每年规定禁渔期，山区每年规定封山期等等，无不契合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效法自然”，就是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方得和谐。来源：高中生学习·高一版
不知道呀么不知道！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显而易见，这种“以不忍之心”，而行的“不忍人之政”便是“仁政”。仁政是“不忍之心”外化的结果，把王者的“不忍之心”放大落实运用到整个社会，这种“不忍之心”就成为了“仁政”。一、孟子的仁政思想（一）孟子的仁政思想重视民本孟子_：“有天下者，失民，则失天下；无天下者，的民，则得天下。”这句话叫“保民而王”。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孟子认为关键在于赢得民心。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这就是后人说的“得民心者的天下”。同时孟子还从同情下层人民和批判当时社会现实的视角，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取得政权和社会安定的基础。从而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在此所说的“民”是与在上的当政者相对而言的不在官位的普通民众。孟子在君权至上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能够站在“小民”的立场上提出“民贵君轻”的口号，这必然是进步的。孟子还指出要与民同乐。他说：“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要求国君与民同乐，实际上是对国君腐朽生活的一种限制，从而达到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来源：青年与社会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善于知悉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出自《孟子.公孙丑》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问道： “请问，先生擅长哪一方面？”孟子说：“我善于知悉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公孙丑又问道：“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难以说清楚的呀。它作为一种气，最广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去伤害它，它就会充满天地四方之间。这种气，必须与义与道相配合；没有义与道，它就会软弱无力了。这种气是正义的日积月累所产生的，不是一时的正义行为就能得到的。行为有一点亏心之处，气就软弱无力了。……” 公孙丑又问：“什么叫做善于知悉别人的言辞呢？”孟子回答：“偏颇片面的话，我知道它的偏颇片面之处，言过其实的话，我知道它缺失之处，邪曲的话我知道它离开正义之处，躲躲闪闪的话，我知道它理屈词穷之处。” 追问： 题目要求是。要求1.有真情实感，必须是自己的观点。2.题目自拟，内容自定，不少于800字。你的这个答案不对吧。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故使民有固定之民产（恒产）便成为孟子推行仁政的当然要务，这就是孟子所强调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实行仁政必须从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入手，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入手。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往往突破了孟子仁政思想体系的框架而蕴涵着宝贵的思想资源。具体说来，孟子所主张的“制民恒产”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主张给民众百姓以足够的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使民众百姓能够自觉地依附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保持社会处于和谐与稳定的状态中，若百姓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满足和保障，就会铤而走险，“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9]民众就会做出危害社会、危害道德的事情，“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10]孟子试图从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和解释道德意识和观念产生的原因，肯定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庶民百姓的愿望，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思维方法。孟子的这一表述是在继承其前辈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先富后教思想及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真实朴素的反映。孟子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至关重要，它是决定国家之兴衰、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民恒产”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在满足民众百姓维持生产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具体说就是：（1）养老政策。孟子为有恒产者老有所养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美好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1]孟子还以文王善养老为例来说明：“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也。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实，老者足以无失肉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12]这可以说是孟子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礼记》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对养老政策的描述是中国早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对我们今天所实行的养老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2）土地政策。所谓土地其实就是孟子所谓的“恒产”。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土地无论对广大民众还是对国家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孟子把土地与人民、政事并列为诸侯的三宝，足见孟子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孟子主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3]。孟子认为，为政者只有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才能使民众能够世世代代安心于土地劳作，有了充裕的物质财富，国家才会稳定，君主地位才会巩固。（3）渔业政策。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之一就是倡导渔盐之利。孟子长期游学于齐国，深受齐文化重商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4]。像充分利用土地一样，孟子主张开放湖泊河塘，“泽梁无禁”，任人捕捞，百姓就会增加渔业产品。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现象的出现，应制订禁渔措施，如在规定的时间里禁止捕渔，不得用密网捕渔等，如果按照这一措施执行，则“鱼鳖不可胜食也”[15]。（4）林业政策。与土地政策、渔业政策一样，在林业上，孟子也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在以（土葬）棺椁为主要安葬材料的古代社会，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孟子的意识中，林木并非永久性资源，不可任意无节制地砍伐，而是按照一定的时令进行砍伐，“斧斤以时入山林，”只有做到循序渐进，林木才有再生长的时间，长此以往，“材木不可胜用也”[16]。材木不可胜用，百姓才能得以厚葬其父母以尽孝道。因为在孟子看来，“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谓当大事。”[17]孟子“制民恒产”的几项政策措施可以说是对孔子重民富民政策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制民恒产”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主张发展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显然，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也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了齐文化对孟子思想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耕社会，对商业生产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早期法家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但在对待商业问题上却是相当保守落后的，认为发展商业生产势必会影响和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目的就在于逼迫百姓弃商返农[18]。孟子认为，商品只有在流通交换中才能实行其商品价值，这与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是相一致的。孟子认为，对贩运中的商品不必征收关税，“去关市之征”[19]，而对欺行霸市的奸商行为，则必须征之关税，“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焉。”[20]这个主张除了有利于发展工商业外，同时也减轻了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征税，维护了他们最基本的权益。针对农家学派代表人物许行提出的“市价不贰”的主张，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了批判。许行的一系列理论是以原始公有制社会为基础提出来的，是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尽管孟子的理论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许行辈的批判却击中要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孟子对流通型商业经济和商业生产的强调，表明在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已不再是纯粹的不受外在思想影响的儒家，而是熔铸了各家各派思想精华的儒家，是为了摆脱困境而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发展方向的儒家，同时也使儒家在与各家各派的争鸣中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民有恒产只是从经济制度上解决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因为没有恒产，其他一切就根本无从谈起。但如果给了百姓足够的土地，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就可以太平无事，就可以顺利推行王道仁政，在孟子看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在制民恒产的同时，还要辅之于取民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制民恒产与取民有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合则美，分则伤；两者共同构成了孟子仁政思想中的经济利益原则。怎样做到取民有制？孟子有非常明确的主张。首先，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21]，“明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22]。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23]在三代时期，土地归国家和王者所有，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谓的“田里不鬻”制度。自春秋以来，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私有土地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各国统治者不得不制定和出台对私有土地进行征税的管理办法。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论语》中就记载了春秋末期鲁哀公与有若的一段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4]可见，在土地私有制实行的早期，国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率是很高的。孟子反对什二税制度，并从历史上的先圣先王那里寻找历史根据，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25]十分之一的税率比鲁哀公时的税率降低了一倍，这在孟子看来是合理的税率。税赋征敛关乎国计民生，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入，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26]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因此，孟子并不反对民众对国家应承担的正常的赋税义务，并不认为赋税越低越好，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貊）道”。孟子认为，二十取一，放之貉之国则可，放之中原华夏之地则不可。若一概以二十取一征之，则是“貉（貊）道”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27]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限制在民众能够接受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够满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28]的目的。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29]。从孟子仁政思想中所设定的经济利益原则可以看出，孟子不但为统治者在大政方针上设计了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设计了一系列的治国步骤，不论其所设定的政策原则可行与否，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即使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其恒久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题记对与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可贵的，而时间则是生命的计时器，它的流逝意味着生命也在流逝。当然，不排除极少部分人认为财富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他们即将失去生命而无法挽回时，他们才恍然意识到生命的可贵。然而在一些人心中，有另一种财富，它在他们的心中与生命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那就是道义。当他们陷入生与义的两难时，这就一种最为艰难的选择——生与义间的舍与得。鱼，亦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2000多年前儒家的思想核心，孟子在生与义之间，他选择了义，即使生命也是可贵的。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佳话也被人们所传颂。其实，我认为人的生命是可贵，但人有了生命，是为了实现价值，而在你选择义的时候，也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也许你会失去生命，但得到的却是比生命更为可贵的价值。如果拥有生命而抛弃义，那么生命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在加上为非作歹，那么生命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所以，生与义之间，生的舍去，而换取义是一种高尚的境界。“烟笼大地，声震蓝天；星陨大地，魂归长天。”这是在2007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对牺牲在蓝天白云下的空军战士李剑英的颁奖词。2006年 11月14日，他在驾机训练结束返航时，遭遇群鸽撞击，飞机发动机熄火。此时只要他选择跳伞，那么他完全可以脱身，但他为了确保觌面6个自然村中人民的生命，他选择了迫降，与飞机共存亡。不幸发生了，飞机爆炸了，李剑英壮烈牺牲。从飞机熄火到他牺牲只有16秒钟，为了保卫人民，他让自己的生命改变了航向，使他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岗位，长眠与蓝天白云间。一生巨响将生命的价值扩大了，使英烈的灵魂得到升华，这就是生命的价值，这就是生与义间的关系。生与义其实是相互的，在选择了义的同时，也得到了生命的价值，生与义的舍与得是个两难的境界，但也是个崇高的境界。焦裕禄、周恩来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却是千万人民永远的怀念；雷锋舍去的是自己的利益，得到的是人民的赞赏，人民引以为荣；烈士们舍去的是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是祖国的复兴……他们舍去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却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难道这不是最崇高的境界吗？人类在地球村里住了几千年，义是维护人与人间的和谐，只有义才能使这个地球村更加的和谐。世界上的东西，一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舍去一些东西，才能取得一些东西。孟子面对选择，做出了舍生取义。可是，一定要舍生才能取义吗？舍生就是为了取义吗？舍生就能取义了吗？ 对于西楚霸王，他宁死不肯过江东的故事被人当做大义凛然的真英雄行为，他用死成就了个人大义，而他，却看不到为他战死的千万士兵，把江山拱手相让给对手，失去了国家民族的大义。而对于越王勾践，他的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所津津乐道，千古传颂。可是他是在苟且偷生，为吴王做牛做马，受尽凌辱，才成就一番霸业的，他失去了尊严，可是却换来了复国的大义。由此可见，取义，不一定要舍生。生和义两者并不矛盾，只是要我们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罢了。 正所谓“人为财死”，许多人舍生，仅仅却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物欲和享受罢了。多少贪官铤而走险，收刮民脂民膏，最后落个被判死刑的下场；多少罪犯丧心病狂，杀人放火，只是为了一点钱财……他们把钱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不仅抛弃了生命。更抛弃了义。他们没有清楚认识到义和生的重要性，而把本不重要的东西放在首位，甚至把生和义都抛弃了，是思想的错位，人性的扭曲。所以，舍生，不一定是为了取义。 而舍生，不一定就能够取义，而且，还有可能灭义。因为他们错把愚义当做大义，为了愚义而牺牲。正如陈宫效忠于吕布一样，吕布本是奸邪之人，而陈宫却对他忠心耿耿，到最后吕布被杀后，他抱着赴死的决心不投降曹操。他本是一个可以大展宏图的谋士，却因为愚忠愚义，把吕布当做明主，誓死效忠一个不义的人。类似的还有被谎言欺的德国人民，他们曾经支持拥戴一个疯狂的纳粹分子，还有无数个崇尚武士精神而白白战死的日本军人，他们能不怕死而成全义，只是他们错误把义定位在愚义，而把大义给毁灭了。 所以可见，舍生取义在今天的诠释不仅仅是舍去生命而成全道义，而是要明智的认识大义，明智的成全大义，不能白白牺牲，也不能效忠愚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话。可见，在古人心目中，义是重于生的，在“生”与“义”的选择中，古人会舍生取义，古人也视舍生取义为美德。 汉武帝晚年，政治腐败。汉武帝的太子率兵起义，企图清除贪官污吏。起义失败后，太子率一部分亲信逃亡，被追兵所逐。一户人家深感太子之义深重，率全家掩护太子。最终全家被诛，也未尝有一人透露太子去向。古时，一户人家都能够做到舍生取义，可见古人品德高尚。 关羽在土山被曹操大军所围困，曹操几次劝降皆不肯降。曹操以刘备妻子相要挟，关羽方约3事而降，下山后急奔下邳拜见刘备妻子。可见，关羽义气深重。曹操以高官，金钱，美女予之。关羽皆不肯授，得知刘备消息后，即率嫂嫂弃曹营而去。过五关斩六将毫不畏惧。最终找到刘备，被后人所称赞。可见，义气在古人心中有很重要地位。生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然而，现代的一些人在“生”与“义”的选择上，与古人大相径庭。现在的一些人过于重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了对“义”的追求。有些人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甚至不顾及他人生死。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不仅违反了道德准则，也将使自己陷入遭人唾弃的境遇。 其实，生于义的选择是直观的比较，而生活中更多的是需要人们放开眼光的 抉择。面临选择，我们应该志存高远，高瞻远瞩，而不要鼠目寸光为了利益而取生舍义。在选择面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取“生”还是取“义”。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号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邹国（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于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1.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译：为人正直坦荡，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不做任何有愧于人的事。
附原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译文】君子有三种乐处,但是以德服天下并不在其中。父母都健康,兄弟没灾患,是第一种乐趣；抬头无愧于天,低头无愧于人,是第二种乐趣；得到天下优秀人才而对他们进行教育,是第三种乐趣。
2.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君子最大的长处就是用高尚、仁义的心去对待别人。
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译：忧患使人得以生存发展，贪图安逸享乐会使人萎靡死亡。
4.人皆可以为尧舜。
译：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
5.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译：尊敬、爱戴别人的长辈，要像尊敬、爱戴自己长辈一样;爱护别人的儿女，也要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
6.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译：不得志时就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时就造福天下，使天下人都能这样。
7.自暴者不可有信也，自弃者不可有为也。
译：自己损害自己的人，不能和他谈出有价值的言语；自己抛弃自己（对自己极不负责任）的人，不能和他做出有价值的事业。
8.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译：人的毛病，在于喜欢教导别人，做别人的老师。喜欢教导别人的人，又往往自以为是，自以为正确，一副高高在上的气魄。
9.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译：爱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爱；尊敬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尊敬.
10.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译：交朋友时,不依仗自己年纪大,不仗恃自己地位高,不依仗自己兄弟们富贵.
11.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译：贤能的人,一定是自己先明白了再使人明白；今天的人自己还在糊涂却硬要叫人明白.
12.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译：丰收年成,年青人多表现懒惰；灾荒年成,年轻人多表现强暴,并不是天生的资质有所不同,是由于环境把他们的心变坏了的结果.
13.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译：做一件事情好象挖井,如果挖井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泉水的话,仍然是一个废井。
14.权，然后和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译：称一称，才晓得轻重；量一量，才晓得长短。
15.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译：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6.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译：即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又冻它十天，没有能够再生长的。
17.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译：生命是我所喜爱的，大义也是我所喜爱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大义了。
18.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译：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
1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译：百姓最为重要的，代表国家的土谷之神为次，君主是最为轻的。
20.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译：有两个版本：1.我能理解别人言辞中表现出来的情志趋向，我也善于培养我的浩然正气。（教科书）2.我善于言辞，后同前。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1-7]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
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荀子》全书一共32篇，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
《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从《荀子》一书看荀子的三大思想主张 ：荀子的思想因其批判地总结和吸收了各家思想而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人性论、天人论、社会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等各方面都在儒家学派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
1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译：不把半步、一步积累起来，就不能走到千里远的地方，不把细流汇聚起来，就不能形成江河大海。
2. 知而好问，然后能才。
译：聪明的人还一定得勤学好问才能成才。
3. 利少而义多，为之。
译：出自先秦《荀子·修身》。利益少，但是道义多，这样的事要做。在利与义之间要舍利而取义，强调的是一种修身原则。
4.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译：出自先秦《荀子·非相》。赠人以有益之言，比赠人以金石珠玉更显珍贵。说明有益的建言对他人事业人生的助益作用。
5. 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
译：出自先秦《荀子·哀公》。鸟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就会用嘴啄人，兽到困窘之时就会用爪抓人，人到穷困潦倒之时就会设计人。以鸟兽困窘之时的行为为喻，说明人到穷困潦倒之时便会放弃道德操守的原因。
6. 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译：出自先秦《荀子·劝学》。定居一定要选择适当的邻里，交游一定要接近贤士。说明要加强道德修养，就应该注意周围环境。
7. 生死俱善，人道毕矣。
译：出自先秦《荀子·礼论》。生是人的开始，死是人的终结。开始与终结都做得好，那么他的为人之道就完善了。说明意在劝人行仁行善，要善始善终。
8. 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
译：出自先秦《荀子·荣辱》。赠人以善良之言，好比冬天的衣服一样让人感到温暖；说伤害别人的话，比用矛戟刺人还要厉害，为人说话不可太刻薄。
9. 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译：出自先秦《荀子·修身》。批评我而又批评得恰当的，他便是我的老师；肯定我而又实事求是的，他便是我的朋友；讨好奉承我的，他便是我的仇人。说明修身养性要有闻过则喜的雅量，要亲近正人君子而远离谄谀小人。这样，才会有利于自己道德的修炼进步。
10.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译：这句话出自《荀子·劝学》。蓬草生长在麻田里，不用扶持也能长得挺直；白色细沙混在黑泥里，也会跟着一起黑了。这句话指出生活环境对人的成长和作为有重大影响。
从孟子与梁惠王论辩探究孟子“仁政”思想摘要：《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全书的开篇，充分体现了孟子“仁政”的思想。孟子劝谏君主要有“仁义”的美好品质，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慎修身而为“仁君”，并以民为本、行“民本”之道，从而实现孟子也是儒家所追求的“仁政”之治。关键词：孟子；梁惠王；仁政思想；仁义；仁君；民本“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_语》一书中，“仁”字共出现了一百多次，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捍卫并发展了春秋时期孔子所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孟子结合时代的需求，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战国时期诸子争雄、百家争鸣的时代大背景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仁政”思想。在《孟子》一书中，“仁”字统共出现158次，仅在《孟子·梁惠王》中就出现了14次，如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王如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仁者无敌’，王请无疑。”“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_于王。”“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惟仁者焉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文王发政而施仁，必先斯四者。”“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仁人也，不可失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作为孟子实现“王天下”思想的历史名篇，充分并集中展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孟子“仁政”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材料。本文将通过对孟子与梁惠王论辩的分析，从“仁义“、“仁君”、“民本”三个方面来探究孟子的“仁政”思想。一、“仁义”与“仁政”从字词的角度来解读“仁义”一词，“仁”即为“仁慈、仁爱”，“义”即为“正义”。儒家重伦理，“仁义”作为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备受孟子的推崇。“仁义”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其被演绎为“仁政”的重要内涵。在《孟子·梁惠王上》章句的开篇，孟子与梁惠王二人便对“仁义”与“利”这两个词进行了论辩。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开篇前两句便点出了论辩的主题“利”与“仁义”。梁惠王见到孟子的第一句话便是询问孟子能否为自己带来好处，可见梁惠王是一位很重视“利”的君主。而孟子则重视“仁义”，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不应只想着利益，只要做到仁义便足够了。孟子认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如果君主治理国家只是一味地讲求利益，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私利而轻公义”，君主的国家与产业终将会被永远也不满足的大臣夺取。相反，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注重“仁义”，那么他的大臣也会和君主一样“重公义而轻私利”，讲“仁义”的大臣是不会怠慢君主的，而会全心全意地辅佐君主。所以，如果一位君主能够做到“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那么君主的国家自然会繁盛强大，君主也会实现自己最初所追求的“利”。在本章中，孟子并没有提到君主施行“仁政”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在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义”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概念，就像“诚实守信”一样，指的是君子本身所拥有的一种优秀品质。有些学者认为，在孟子与梁惠王的论辩中，孟子是将“仁义”和“利”相对立进行论辩。他们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为依据，肯定地主张孟子认为“‘利’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会引起人与人的争夺，造成社会的不安、国家的危机。”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在我看来，“上下交征而国危矣”只是孟子客观地分析了君主以“利”为导向施政所带来的后果：即是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对“利”的相互争夺。孟子并没有将“仁义”和“利”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也没有明确指出“仁义”与“利”不能共存。而“仁义”与“利”是否可以共存问题的实质即是孟子的“义利观”问题。历来有很多学者都主张孟子是反对言“利”的：例如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到：“孟轲肯定地反对谈‘利’。儒家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孟轲特别强调这种对立。”张岱年先生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提出“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孟子以为一切行动惟须以义为准绳，更不必顾虑其他。”而陈_先生则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孟子虽“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但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言“利”。其在《孟子讲义》中反驳道：“孔孟确实是重义。但是，他们虽然重义，却没有笼统地以道义排斥，否定物质利益，他们并不把物质利益视为洪水猛兽，并不像有些后儒一样，把物质利益视为绝对有害于道义的东西。”我十分赞同陈_先生的观点，孟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有“仁义”之心并不代表孟子就反对君主治国追求“利”。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论辩中分析出，孟子认为如果君主治理国家时能够满怀“仁义”之心，那么，即使君主并没有费尽心思地去追求“利”，也依然会获得他想要的“利”，此时的“仁义”和“利”两者便可共同实现、和谐共存。相反，若是一位君主一心一意只想求“利”，那么他便会在失去“仁义”的同时也失去“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义”与“利”不仅不是相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统一性。孟子主张君主讲“仁义”，看似其所关心的只是仁义问题，其实不然，仁政可以使仁义转化为天下人的利益。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实际上是在斥责诸侯们只顾自己私利而罔顾天下百姓公利的行为；而孟子主张君主应讲“仁义”、行“仁政”，实质上是为了保证人民的利益不会遭受统治者的剥削与掠夺，也是为了给百姓争取更多的利益，是一种行天下之大义的行为。所以我认为，孟子所反对的并不是“利”本身，而是君主过度“逐利”的思想和行为，一种求而不得、得不偿失并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危害的行为。来源：神州·中旬刊
在论及孟浩然的文学成就与影响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提请注意。就是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论作品的优劣，固然可以不考虑时序的先后，但在涉及历史贡献之大小、影响是否深远的时候，则不能不历史进程为依据。《红楼梦》优于《金瓶梅》，但《红楼梦》无法影响《金瓶梅》，倒是《金瓶梅》影响了《红楼梦》。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那些历代诗评家，有关孟浩然与其它大家相较孰优孰劣的评论，是否公允、是否合理，便可迎刃而解。如宋人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说：“老杜有岳阳楼诗，孟浩然亦有。浩然虽不及老杜，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亦自雄壮。”这话则应当这么说：“浩然有岳阳楼诗，老杜亦有，浩然虽不及老杜，焉知老杜非有出蓝之色？”因为孟诗在前，杜诗在后。是浩然影响了老杜，故老杜才有超越浩然的可能。再如贺贻孙说“王如一轮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则江月一色，荡漾空明。虽同此月，而孟所得者，特其光与影耳。”此说未必公允，仿佛孟浩然是占了王维的光。对此，董运庭先生指出：“王、孟毕竟是在年龄上有差距的，孟浩然的诗歌创作要早于王维，对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更有开拓创新之功，王维是在孟浩然的基础之上，才进一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陈贻惞先生在《孟浩然诗选后记》中说：“李、杜、王维都很敬仰孟浩然。很显然，除了人品，他们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前辈诗人的启发和影响，不可能不对他的成就表示应有的尊重。”此论颇为精到，“前辈”之说，一点不错。孟浩然比王维、李白大十二岁，比杜甫大二十二岁。从创作情况来看，以开元二十八年孟浩然去世之年计。孟浩然有近体诗199首，王维则不足80首，李白的创作总数也仅122首，杜甫这时仅有10首诗。其它岑参、高适、王昌龄的诗作也都不及孟浩然的一半。更何况，早在开元刘、七年的时候，孟浩然就已“有声于江楚间”。开元十年左右既名动京师，“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俨然有诗坛第一人之概。可惜的是孟浩然这颗诗星陨落得太早了，他留给人们的遗憾太大了。由于他的去世所形成的空白让王摩诘痛哭：“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杜子美不只一次为之叹息：“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是李太白所给予的最真诚地褒奖。 下面，我们主要从孟浩然在山水田园诗发展中的地位、孟浩然诗的艺术成就和孟浩然对其他诗人的影响几个方面，力求还原这位盛唐时期布衣诗人的风采。 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 陈贻惞先生在《孟浩然诗选后记》中说：“继陶之后，大力写作田园、隐逸题材，并将之与谢灵运所开创、谢眺所发展的山水、行旅题材结合起来，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风气之先的，当首推孟浩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诗人是东晋时代的陶渊明；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南朝宋代的谢灵运；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田园诗并在山水田园诗中抒发交游、酬唱之情的诗人，则是盛唐时期的孟浩然。是孟浩然将山水诗和田园诗熔铸在一起，即写山水又写田园；山水中有田园，田园中亦有山水。或者说是“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又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而且这山水田园中寄寓着诗人的形象和情感。这就使得山水田园诗更臻完善，成为诗国中晶滢透剔的明珠，永耀光泽的艺术珍品。 山水诗成为一种独立的诗体，是在谢灵运手中完成的。那时的山水诗，以再现山水为主，重在描绘山水的真切面貌，仅在诗的末尾点缀一些玄言说理。诗中看不到作者的身影、思想、感情。后来的谢眺，对谢灵运的山水诗有所继承并有所发展。在对山水形态的描摹之外，加入了一些个人感情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或借景抒情，或因情写景，使山水诗开始清新起来。但是，诗中的景和诗中的情，二者还没有完美地统一，还没有或者说还缺乏形象的刻画。而这些，就给孟浩然留下了驰骋才华的空间。在孟浩然那里山水形象的刻划注重的是其意象，它同诗人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融合在一起。它是“孟浩然的诗”，更是“诗的孟浩然”。这就是孟浩然的贡献，创造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艺术高度。 孟浩然的学习陶渊明，更是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创新。正如陈贻惞先生所说：“难能可贵的是，他学习了陶渊明写诗的经验，重视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通过一系列的诗歌创作，以襄阳江村和本人为原型，经过艺术概括，竟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幽雅、恬静的意境以及与此意境相协调的‘风神散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而形成了清淡的独特艺术风格，为百花齐放的唐代诗坛增添了别有韵致的奇葩。” 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说孟浩然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所谓“兴象”，就是汉魏古调和齐梁新声融和而形成的“声律风骨兼备”的诗歌艺术境界。在初唐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和兴寄，而沈全期、宋之问则注重声律，这两个方面平行发展着。到盛唐，这两个方面出现了融合的态势，而孟浩然的诗歌创作即体现了这种融和。所以，殷潘评孟浩然诗有“无论兴象”之说。“兴象”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美学境界，是唐诗在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情景相生或情景交融并不是一码事，情景相生或情景交融不等于构成了兴象。正如陈伯海先生所说：“兴象不光要求抒情写景的高度综合，还要求这种综合不单纯停留在‘象内’世界这一个平面上，而要能形成‘象’和‘兴’、‘象内’和‘象外’的深层组合——一个‘形象的二重世界’，这就和一般所谓情景相生或情景交融有了区分。”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诗塑造了人物形象，在一个春雨过后的清晨，在不断的鸟鸣声中，睡意未足的主人公醒来了，朦胧中记起昨夜风雨之声，禁不住自语：“花落知多少？”诗中没有一个字触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但这形象本身（象内）却告诉我们主人公对春的关切及其惜春之情（象外）。读者通过诗人塑造的形象去揣摩、玩味乃至用自身的经验和想象去补充、发挥，从而得到对诗歌意旨的了解。籍成山先生说：“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这是孟浩然的贡献，也是唐代诗人的贡献。”“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读了孟浩然的山水诗，我们不仅领略了他笔下的山水风光，更重要、更欣然的是我们认识了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正直风雅的古代文士形象。这正是孟浩然山水诗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之所在。” 二、清淡的诗歌风格 孟浩然的诗，评论者多以清言之。自唐至今，一以贯之。王士源说：“举座嗟其清绝。”老杜说：“清诗句句尽堪传。”李太白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白乐天说：“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清绝、清诗、清芬、清风，皆有一个清字。可见，与孟浩然同时代的诗人，都认可了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基本风格是一个清字。 后来的许多诗歌评论家，也大都在这个清字上各抒己见。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说：“孟襄阳之清雅”。又说：“孟襄阳兴致清远”。胡应麟在《诗薮·内编》中说：“襄阳时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翩翩。”在同书《外编》中又说：“浩然清而旷。”又说：“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类是也。”翁方纲在《石州诗话》中说：“读孟公诗，……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闻磬，石上听泉。”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说：“王清而远，体格高浑；孟清而切，体格俊逸。”胡震亨在《唐音癸笺》中说：“襄阳气象清远”。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孟浩然……语气清亮，诵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施闰章在《蠖斋诗话》中说：“襄阳五言律、绝句，清空自在，淡然有余。”田雯在《古欢堂集杂录》中说：“王维、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闲，取神于陶、谢之间，而安顿在行墨之外，资制相侔，神理各足。”这些所谓的“清雅”、“清远”、“清空”、“清旷”、“清切”、“清亮”、“清淑”等，也都紧扣一个“清”字立论，也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和持论的依据，至今仍为诗评家所重。陶文鹏研究员在《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一文中说：“这位‘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的诗人，最爱写清朗的诗。”“清泉、清响、清昼、清江、清听……这些清景最使诗人心旷神怡、触发清兴，从而写出清诗。”他还从“清真”、“清幽”、“清空”、“清旷”、“清淡”等方面，详论了孟浩然崇尚清真自然美的情趣，并指出这是学习陶渊明的结果。孟浩然的这种“清旷淡远的新山水诗”，是王维的先导，“开盛唐山水诗派风气之先，对于我国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景白先生在《孟浩然诗歌艺术风格的再思考》一文中也说道：“他（孟浩然）对‘清’有特殊的兴趣，他的诗篇里出现频率最多的词，大概就是“清”。他对水则称“清泉”、“清川”、“清流”、“清江”、“清溪”；称露为“清露”；称风为“清风”；称秋为“清秋”；称夜为“清夜”；称晨为“清旦”、“清晓”；对声音则称为“清响”、“清音”；兴则称“清兴”；思则称“清思”；把声音入耳称为“清听”；把乐器之弦称为“清弦”；甚至把猿猴也称为“清猿”，如此等等。他的诗特别喜欢创造“清”的境界。”宁松夫教授在《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意象论析》一文中说：“诗歌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见出诗人的风格风格。一个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文章从有关水的“清”的意象，有关时间的“清”的意象，有关音响的“清”的意象，有关光辉的“清”的意象，有关人物容颜、谈吐、思想、兴致等方面的“清”的意象五个方面论述了孟诗“清”的艺术风格，颇有见地。 其实，除了“清”之外，孟浩然的诗还有“淡”的风格。闻一多先生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他发现孟浩然诗的“淡”的特征，并对它作了特别地强调。对孟诗的“淡”，古人也有所论及。如胡应麟就说过，“浩然之简淡”，“雅淡”，“浩然之淡”等。胡震亨也说过，浩然诗“冲淡”。李东阳说：“孟却专心古淡。”刘大勤说：“王孟……寄至味于平淡。”刘辰翁说：“孟诗如雪，虽淡无色彩不免有轻盈之意。”这些所谓“简淡”、“雅淡”、“冲淡”、“古淡”、“平淡”等，都是他们各自对孟浩然的某诗，或某几首诗评析的结果，还未能从孟诗整体层面对孟诗的总体风格作出概括。现今研究孟浩然诗歌的专家，对孟诗的“淡”的风格，又有了新的更周详的论述。 房日晰先生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在具体论述中，他又说：“孟浩然诗中最激烈的句子，大概就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违’了。这是诗人不得志的牢骚，采用绵里藏针的艺术手法，对统治阶级不重视贤才以及友朋因势力而疏远的情景，作了戟刺与反讽，但在表现方法上，却仍是很委婉的。”“余如‘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向来共欢娱，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飞，谁能不惊骨’，都是感情比较激烈的句子，但比起李白来，就和缓的多了。”除闻一多引用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万山潭》两首诗外，房先生又引了《秋登万山寄张五》一诗来说明孟诗在诗意表现上的淡。孟浩然在诗意上所显示的这一特点，是“大味必淡”之淡，是写作上反朴归真的结果。“他的诗意虽似淡而实则意味隽永，读起来如嚼甘蓝，越嚼越甜的。”至于语言色彩的淡，孟浩然不喜欢用浓艳的色彩。有人统计孟诗中用“红”字12次，用“绿”字11次，用“黄”字11次，用“白”字35次，用“青”字37次。表现艳色的红绿黄比表现淡色的青白要少得多。再就是，孟浩然的诗大都如口语之淡。如《洛下送奚三还扬州》一诗：“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余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李梦阳评之为“只似说话，却妙”。张谦宜说：“一气如话，此之为老。”虽然如话，却十分老练和老道。孟诗达到了语淡情深的境界，因此赢得了历代诗评家的好评。 《孟浩然诗集》给我们留下了二百六十首诗，这些以清新雅淡为主要风格的诗，在唐代诗坛乃至整个诗国里都是十分耀眼的奇葩，受到人们的青睐。 三、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 陶文鹏研究员说，孟浩然“是在明确的诗歌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是他，最先以诗的竖琴，弹奏出清新美妙的盛唐之音。”孟浩然的诗歌理论，散见于其所作诗歌创作之中。有创作论，有艺术论，鲜明而完整。他在《韩大侯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诗中写道：“翰墨缘情发，高深以意裁。”意思是说，诗歌创作是缘情而作，以情感人的；而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又必须以意来统帅和支配感情和想象。但诗人的感情又决非无缘无故发生的，它来源于客观外物的激发。孟浩然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诗中又多次写道：“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秋入诗人兴，巴歌和者稀。”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百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这些诗句中的“兴”，不是诗歌创作表现方法的兴，不是“赋、比、兴”的兴。它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的兴。是《二南密旨》中所说的“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的兴。可以说是感于物而产生的创作冲动、创作灵感，情动于衷。孟浩然的这种诗歌理论，无疑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是进步的。他反对当时诗坛上那种故作清高，无病呻吟、内容空洞、辞藻浮艳的形式主义诗风。“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谈天光六义，发论明三倒。”“阮籍推名饮，清风坐竹林。”“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他充分肯定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魏晋名士的风骨，主张以《诗经》中《风》诗、《雅》诗那样的作品以及如阮籍咏怀那样的诗来“激浊扬清”，荡涤诗坛上的齐、梁颓波。孟浩然的创作实践正是如此，没有矫揉造作，全是真情的流露。所以王士源说他“文不为仕，伫兴而作”。皮日休说他“遇思入咏，不钩奇抉异”。孟浩然以他的诗歌创作把诗从初唐风行的咏物、应制等的狭小题材范围中解放出来，给盛唐诗坛注入了清新，为中国的诗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四、孟浩然的影响 谈及孟浩然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我们还是要借用陈贻惞先生的话：“李、杜、王维都很敬仰孟浩然。很显然，除了人品，他们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前辈诗人的启发和影响，不可能不对他的成就表示应有的尊重。”李白、王维都是孟浩然的朋友，诗歌唱和，相互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杜甫与孟浩然有无交往，还没有实证。不过，杜甫受孟浩然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崇儒、追求仕进的思想是一致的。杜甫特别钦佩孟浩然的诗，他在《遣兴五首》中称赞说：“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又在《解闷十二首》中说：“清诗句句尽堪传。”他的《岳阳楼》诗当是受到了孟浩然《洞庭湖》诗的影响，他的一些绝句也颇类浩然。 对李白的影响就更大了，李白有许多诗写赠浩然。在李白心目中，孟浩然是一座“安可仰”的高山，只能对之“揖清芬”。孟浩然对李白的影响，归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在不依附权贵的为人品格上。孟浩然憎恶权奸，唾弃趋炎附势之徒。宁肯“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也不肯立于污朝。这种品格，正与后来李白那种平交王侯、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在任侠精神上。孟浩然《送朱大入秦》、《送吴宣从军》、《赠马四》等诗中所表现的任侠精神，在李白的诗中俯拾皆是。第三，在诗风上。孟浩然的诗中多有自己的形象，遣词用语往往突出主位。“我”、“余”、“予”屡见不鲜，如“我来如昨日”，“予亦忘机者”，“予亦离家久”，“余亦浮于海”等等，不胜枚举。李白的诗更是如此，强烈的个性，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与孟浩然相比则有出蓝之色。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等，处处有我。第四，在诗体诗风上。孟浩然长于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而这也正是李白的强项。安旗先生在《李白传》中说，这是孟浩然指点的结果。在五言律诗的创作上，孟浩然有“以古诗为律诗”的特点，李白则“多类浩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律诗有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又‘水国无边际’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 除李、杜、王维之外，其他山水诗人如储光羲、綦毋潜、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也都受到孟浩然的影响。储光羲、綦毋潜皆开元十四年进士，同属山水诗派诗人。陆侃如、冯阮君在《中国诗史》中说，储光羲的诗“显然是属于王维、孟浩然一群的“，綦毋潜诗歌”风格完全近于王、孟”。木斋在《中国诗歌流变》中说，“刘长卿，其诗意境幽清，也可看作是王孟的弟子。”“韦应物的山水诗中，既有盛唐王孟的气息，又时时露出中唐萧瑟的端倪；既有对陶谢、王孟以来传统的摹仿学习，也有变化和创新。”在论及柳宗元时说：“柳宗元以山水写内心，风格幽冷，他的诗歌创作，主要应归结到对王、孟、韦的发展。”可见，孟浩然的山水诗对山水文学的发展，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孟浩然的影响，还表现在襄阳诗人的诗歌创作上。孟浩然之后，襄阳出现了不少山水诗人。有《枫桥夜泊》的作者张继，有“排青紫之念，结庐云卧，钓水樵山”的名士朱放，有为官清正、善拔人才的鲍防，有被唐玄宗誉为“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的席豫等。他们都是襄阳山水孕育出来的诗人，读他们的山水诗，可以明显地感到孟浩然的影响。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为家乡留下只言片语。或因灾荒、或因战乱，或因其他原因，他们背井离乡，他们的成就在外地。开花结果在异地，种子的培育却在襄阳。 襄人学孟最力，最有成就者当推晚唐的皮日休。他所写的《郢州孟亭记》，对孟浩然推崇备至：“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介其间不能愧者，唯吾乡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人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其评价既高而又公允，为了说明评价之确，他还拿孟浩然诗句与其他诗人诗句作比较：“北齐美萧悫，有‘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眺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接着，表达对孟浩然的仰慕之情：“先生，襄阳人；日休，襄阳人也。既慕其名，亦睹其貌，盖仲尼思文王，……七十子思仲尼，则师有若。”皮日休不仅学孟浩然作诗，也学孟浩然的作人。
[注释] 1．洞庭：湖名，在湖南省。 2．和：和谐，这里指水色与月光融为一体。 3．潭面：指湖面。镜未磨：古人的镜子用铜制作、磨成。这里一说是水面无风 ，波平如镜；一说是远望湖中的景物，隐约不清，如同镜面没打磨时照物不清楚。两说均可。 4．白银盘：形容洞庭湖。青螺：一种青黑色的螺形的墨，古代妇女用以画眉。 这里是用来形容洞庭湖中的君山。 [今译] 洞庭湖的水光与秋月交相融和， 水面波平浪静就好像铜镜未磨。 远远望去洞庭湖山水一片翠绿， 恰似白银盘子托着青青的田螺。 [赏析] 这是诗人遥望洞庭湖而写的风景诗，明白如话而意味隽永。第一句从水光月色的交融不分写起，表现湖面的开阔廖远，这应该是日暮时分的景象，天还没黑但月亮已经出来，如果天黑就看不出两者色彩的融合了。第二句用镜子的比喻表现夜晚湖面的平静，因为太阳已落，湖水不反光，像镜子没磨时光泽暗淡的样子。第三句写远望湖中君山翠绿的色彩，这里的“山水”实际只是指山，即湖中的君山。用“山水”属于古代汉语中“偏义复词”的用法。第四句再用一个比喻，将浮在水中的君山比作搁在白银盘子里的青螺。全诗纯然写景，既有描写的细致，又有比喻的生动，读来饶有趣味。
八月的湖水涨满，几乎与四岸齐平，无崖无端，似将万里长天包容。 水气蒸蒸，笼罩了这古老的大泽云梦；波光粼粼，雄浑的气势撼动了岳阳古城。 我想要涉河跋水，却没有舟帆载乘；若要闲居端坐，对不起这盛世清明。 只好坐下来观看那些垂钓之人，空怀着实现理想的激情。 这是一首干谒诗。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这首诗赠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张的赏识和录用，只是为了保持一点身分，才写得那样委婉，极力泯灭那干谒的痕迹。 秋水盛涨，八月的洞庭湖装得满满的，和岸上几乎平接。远远望去，水天一色，洞庭湖和天空接合成了完完整整的一块。开头两句，写得洞庭湖极开朗也极涵浑，汪洋浩阔，与天相接，润泽着千花万树，容纳了大大小小的河流。 三、四句实写湖。“气蒸”句写出湖的丰厚的蓄积，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哺育，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两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湖的澎湃动荡，也极为有力。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滨城，好象瑟缩不安地匍伏在它的脚下，变得异常渺小了。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但两句仍有区别：上句用宽广的平面衬托湖的浩阔，下句用窄小的立体来反映湖的声势。诗人笔下的洞庭湖不仅广大，而且还充满活力。 下面四句，转入抒情。“欲济无舟楫”，是从眼前景物触发出来的，诗人面对浩浩的湖水，想到自己还是在野之身，要找出路却没有人接引，正如想渡过湖去却没有船只一样。“端居耻圣明”，是说在这个“圣明”的太平盛世，自己不甘心闲居无事，要出来做一番事业。这两句是正式向张丞相表白心事，说明自己目前虽然是个隐士，可是并非本愿，出仕求官还是心焉向往的，不过还找不到门路而已。 于是下面再进一步，向张丞相发出呼吁。“垂钓者”暗指当朝执政的人物，其实是专就张丞相而言。这最后两句，意思是说：执政的张大人啊，您能出来主持国政，我是十分钦佩的，不过我是在野之身，不能追随左右，替你效力，只有徒然表示钦羡之情罢了。这几句话，诗人巧妙地运用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淮南子。说林训》）的古语，另翻新意；而且“垂钓”也正好同“湖水”照应，因此不大露出痕迹，但是他要求援引的心情是不难体味的。 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分。措辞要不卑不亢，不露寒乞相，才是第一等文字。这首诗委婉含蓄，不落俗套，艺术上自有特色。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写作背景 张丞相即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这首诗洞庭湖写得气势浩瀚. 诗的前四句写洞庭湖壮丽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后四句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希望。 开头两句交代了时间，写出了浩瀚的湖水。湖水和天空浑然一体，景象是阔大的。“涵”，有包含的意思。“虚”，指高空。高空为水所包含，即天倒映在水里。“太清”指天空。“浑太清”即水天相接。这两句是写站在湖边，远眺湖面的景色。三四两句继续写湖的广阔，但目光又由远而近，从湖面写到湖中倒映的景物：笼罩在湖上的水气蒸腾，吞没了云、梦二泽，“云、梦”是古代两个湖泽的名称，据说云泽在江北，梦泽在江南，后来大部分都淤成陆地。“撼”，摇动。“岳阳城”，在洞庭湖东北岸，即今湖南岳阳市。西南风起时，波涛奔腾，涌向东北岸，好象要摇动岳阳城似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有的版本作“气吞云梦泽”)，读到这里很自然地会联想起王维的诗句：“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整个城市都飘浮在水面上，微风吹起层层波澜，遥远的天空都在水中晃动。它们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面对浩瀚的洞庭湖，自己意欲横渡，可是没有船只；生活在圣明的时世，应当贡献出自已的力量，但没有人推荐，也只好在家闲居，这实在有愧于这样的好时代。言外之意希望对方予以引荐。“济”，渡的意思。“辑”，船上的桨，这里也是借指船。“端居”，闲居；“圣明”，圣明之时，这里指太平时代。最后两句，说自己坐在湖边观看那些垂竿钓鱼的人，却白白地产生羡慕之情。古代俗语说，“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诗人借了这句谚语来暗喻自己有出来作一番事业的愿望，只怕没有人引荐，所以这里说“徒有”。希望对方帮助的心情是在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的。参考资料：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下面是小编为你 带来的唐代诗人孟浩然简介及其代表作，欢迎阅读。 孟浩然简介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 阳(现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 孟山人，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 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以隐士终身。曾隐居鹿门山。游长安， 应进士举不第。 曾在太学赋诗， 名动公卿， 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 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 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 于诗人的自我表现。 孟浩然的诗虽不如王维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 的造诣，故后人把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为“王孟” ，有《孟浩 然集》三卷传世。 孟浩然代表作品 《过故人庄》 《春晓》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宿建德江》 《早寒江上有怀》 《田家元日》 《凉州词》 《夏日南亭怀辛大》 《秋宵月下有怀》 《与诸 子登岘山》 《秋登兰山寄张五》 《春中喜王九相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