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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小传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胡适生平年表--------------------------------------------------------------------------------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熟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一九00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0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0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一九0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一九0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一九0五年 十五岁 春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一九0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一九0七年 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一九0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一九0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一九一0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一九一一年 二十一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分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杂志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 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 （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 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杂志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 之一。） 〔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删很多。）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春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 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 〔编〕《词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 （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 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 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 〔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 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 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 〔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岁 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 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 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作“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离台赴美。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所谓“中国代表团代表”身分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反动演说。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所谓“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脂砚齐重评石头记》 （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
什么话都有它错和对的一面。
凡事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关于爱因斯坦的故事(故事1)爱因斯坦小时候是个十分贪玩的孩子。他的母亲常常为此忧心忡忡，母亲的再三告诫对他来讲如同耳边风。直到16岁的那年秋天，一天上午，父亲将正要去河边钓鱼的爱因斯坦拦住，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正是这个故事改变了爱因斯坦的一生。故事是这样的：“昨天，”爱因斯坦父亲说，“我和咱们的邻居杰克大叔清扫南边工厂的 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里边的钢筋踏梯才能上去。你杰克大叔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抓着扶手，一阶一阶地终于爬上去了。下来时，你杰克大叔依旧走在前面，我还是跟在他的后面。后来，钻出烟囱，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你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都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我身上竟连一点烟灰也没有。”爱因斯坦的父亲继续微笑着说：“我看见你杰克大叔的模样，心想我肯定和他一样，脸脏得象个小丑，于是我就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洗了又洗。而你杰克大叔呢，他看见我钻出烟囱时干干净净的，就以为他也和我一样干净呢， 于是就只草草洗了洗手就大模大样上街了。 结果，街上的人都笑痛了肚子，还以为你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呢。”爱因斯坦听罢，忍不住和父亲一起大笑起来。父亲笑完了，郑重地对他说，“其实，别人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爱因斯坦听了，顿时满脸愧色。爱因斯坦从此离开了那群顽皮的孩子们。他时时用自己做镜子来审视和映照自己，终于映照出他生命的熠熠光辉。有了正确的参照物，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与行动，切忌盲目地与别人相比较。(故事2) 面对那么多成就卓越的人，也许你会自惭形秽地说：“我这么笨，怎么可能成才呢？”，“我太平凡了，根本不是成为伟大伟人的料！”下面我就给你讲述一个老师、校长都认为他很笨的人的成才故事。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个当年被校长认为“干什么都不会有作为”的笨学生，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了现代最杰出的物理学家。1879年3月14日，一个小生命降生在德国的一个叫乌尔姆的小城。父母为他起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看着他那可爱的模样，父母对他寄托了全部的期冀。然而，没过多久，父母就开始失望了：人家的孩子都开始学说话了，已经三岁的爱因斯坦才“咿呀”学语。后来，爱因斯坦的妹妹，比他小两岁的玛伽已经能和邻居交谈了，爱因斯坦说起话来却还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 看着举止迟钝的爱因斯坦，父母开始忧虑。他们担心他的智能是否会不及常人。直到10岁时，父母才把他送去上学。可是，在学校里，爱因斯坦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嘲笑，大家都称他为“笨家伙”。学校要求学生上下课都按军事口令进行，由于爱因斯坦的反应迟钝，经常被教师呵斥、罚站。有的老师甚至指着他的鼻子骂：“这鬼东西真笨，什么课程也跟不上！” 一次工艺课上，老师从学生的作品中挑出一张做得很不像样的木凳对大家说：“我想，世界上也许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凳子了！”在哄堂大笑中，爱因斯坦红着脸站起来说：“我想，这种凳子是有的！”说着，他从课桌里拿出两个更不像样的凳子，说：“这是我前两次做的，交给您的是第三次做的，虽然还不行，却比这两个强得多！”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话，爱因斯坦自己也感到吃惊。老师更是目瞪口呆，坐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在讥讽和侮辱中，爱因斯坦慢慢地长大了，升入了慕尼黑的卢伊特波尔德中学。在中学里，他喜爱上了数学课，却对其余那些脱离实际和生活的课不感兴趣。孤独的他开始在书籍中寻找寄托，寻找精神力量。就这样，爱因斯坦在书中结识了阿基米德、牛顿、笛卡尔、歌德、莫扎特……书籍和知识为他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视野开阔了，爱因斯坦头脑里思考的问题也就多了。 一天，他对经常辅导他数学的舅舅说：“如果我用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和光一道向前跑，能不能看到空间里振动着的电磁波呢？”舅舅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他看了许久，目光中既有赞许，又有担忧。因为他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同一般，将会引起出人意料的震动。此后，爱因斯坦一直被这个问题苦苦折磨着。1895年秋天，爱因斯坦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报考瑞士苏黎士大学。可是，他却失败了，他的外文不及格。落榜后的他没有气馁，参加了中学补习。一年以后，他获得了中学补习合格证书，并且考入了苏黎士综合工业大学。这时的他，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他把精力全部用在课外阅读和实验室里。教授们看见他读和学习无关书、做和考分无关的试验，非常不满和生气，认为他“不务正业”。爱因斯坦大学毕业时，正赶上经济危机爆发，由于他是犹太人血统，又没有关系，没有钱，所以只好失业在家。为了生活，他只好到处张贴广告，靠讲授物理获得每小时3法郎的生活费。这段失业的时间，给了爱在斯坦很大的帮助。在授课过程中，他对传统物理学进行了反思，促成了他对传统学术观点的猛烈冲击。经过高度紧张兴奋的五个星期的奋斗，爱因斯坦写出了9000字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狭义相对论由此产生。可以说，这是物理学史上的一次决定性的、伟大的宣言，是物理学向前迈进的又一里程碑。尽管还有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甚至还有人在报上发表批评文章，但是，爱因斯坦毕竟还是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视。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然有15所大学给他授予了博士证书，法国、德国、美国、波兰等许多国家的著名大学也想聘请他做教授。当年被人们称为“笨蛋”，“笨东西”，认为无法成才的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全世界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聪明人物。由“丑小鹅”变为“白天鹅”，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爱因斯坦的话是最好的答案。当许多年轻人缠住他，要他说出成功的秘诀时，他信笔写下了一个公式：A=x+y+z，并解释道：“A表示成功，x表示勤奋，y表示正确的方法，那么z呢，则表示务必少说空话。”许多年来，爱因斯坦的这个神奇的成功等式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从爱因斯坦的奋斗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勤奋、正确的方法和少说空话使爱因斯坦由笨头笨脑变为巨人的。可见，一个人不聪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泄自己的气。只要你肯为你的目标付出艰辛的劳动，并配合正确的方法，就一定会得到成功女神的酬劳。许多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并不一定能显出锋芒毕露的优势，相反，他们却太平凡，甚至显出迟钝、愚笨的样子，常常要被周围的人嘲笑、讥讽。如果因为自己笨就灰心丧气，不再努力，那不是将自己潜在的才华、能力都扼杀在摇篮中了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每一个人在生命的长河中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座。如果你觉得自己笨，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寻找到你自己的星座。正如爱因斯坦对别的事物迟钝，却对物理和数学特别喜爱一样，当你找到自己的星座时，你定会放射出与众不同的异彩。试试看，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爱因斯坦小时候的故事 热爱因斯坦小时候的故事（故事3） 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是 一个犹太人。爱因斯坦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经常会相到一些别人不容易想到的东西。有一次手工课上，老师教大家叠纸盒。正当大家都忙于叠纸盒的时候，老师却发现爱因斯坦趴在桌子上。老师以为准是小爱因斯坦懒惰，不想动手，于是走过去问爱因斯坦为什么不动手叠纸盒。爱因斯坦抬了抬，问道：“老师，您知道一张纸的厚度吗？”老师说：“这个很好测量啊，你先测出100张纸的厚度，然后除以100不就得出一张纸的厚度了吗？”爱因斯坦拿出直尺，准确地测量了一下，然后计算得出一张纸的厚度是毫米。老师这时候想出一个问题，便问大家：“同学们，现在一张纸的厚度是毫米，那么我要是把这张纸对折30次以后，该是多高啊？”听到老师的问题，同学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大概有10多米吧，”有的同学回答道。老师说：“太少了”老师是摇头，到底有多高呢？只见小爱因斯坦站起来说：“应该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他刚说完，就招来同学们的一一阵哄堂大笑，怎么可能呢？小小的一片纸折了30次就会比一座高山还要高，同学们都以为他在吹牛。这个时候，只有老师没有笑，因为他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小爱因斯坦了。“爱因斯坦的回答是正确的。”老师的一句话把在座的同学都震惊了。“会有那么高吗？”同学们都在怀疑。爱因斯坦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走到前面，拿了支粉笔开始了他对一张纸对折30次后的厚度计算。只见他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个算式：×(2×2×。。。。。×2)=85896米，确实要比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山都要高。从那以后，同学们都开始对爱因斯坦刮目相看了，直到最后爱因斯坦成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却可以包围世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故事4）阿尔伯特爬着山的陡坡，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新的空气。在他前面是温特勒教授——他是阿尔伯特和一些同学所欣赏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老师之一。温特勒教授经常带学生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远足。阿尔伯特看着反射在雪山上的日光，思绪飘开了。他想，“如果人能够以光速前进，那会是什么情景呢？”阿尔伯特陷于沉思中，没有注意前方的路，突然他绊了一跤，滑向了悬崖的边缘！就在他快要跌下山谷的时候，阿尔伯特抓住了一块冰冷的岩石，一个朋友用手杖把他拉了上来。“谢谢！”阿尔伯特抓着手杖说，“你救了我的命！”爱因斯坦相对论令人震惊的结论是：时间、重量和质量并不是恒定的。高速前进时，时间、重量和质量都会变小。只有光速是恒定不变的。这是因为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即E=mc2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因思考科学问题而走神，这可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一年的晚些时候，16岁的阿尔伯特写了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论文题为《对磁场中以太状态的研究》。这篇论文提出了在阿尔伯特心里思考了很久而许多科学家却从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这为他后来成为一名人类历史上最卓尔不群的科学家奠定了基础。这个科学家的理论改变了我们认识宇宙的方式。空闲的时候，爱因斯坦喜欢拉小提琴和航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生于德国的乌尔姆。他出生时，祖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太胖了！太胖了！”阿尔伯特的头大得出奇，家人都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但阿尔伯特却长成了一个健康又相当正常的孩子。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靠卖羽绒垫养活全家，母亲波林照料阿尔伯特和他的妹妹玛雅。母亲鼓励阿尔伯特要尽自己所能探究、质疑世界。5岁的一天，母亲给了他一个指南针玩。阿尔伯特对针的摆动感到很好奇，觉得肯定有一种力量使针总是指着同一个方向。他突然意识到“在事物背后，深藏着某种东西”。虽然爱因斯坦才智过人，可他同时又非常粗心：他经常找不到钥匙，衣服扣从来都扣不齐，他甚至还会忘记吃饭！好奇心占领了阿尔伯特。这也使他在学校很难集中精力学习。他时常冥想自然界“隐藏的”力量。他在课上发言时，老师总觉得他讲得太慢了。不久大家就开始叫他“笨蛋先生”。就连校长都说他肯定会一事无成。可是对阿尔伯特来说，要在课堂上集中精力简直是不可能的，课上只有背诵事实，孩子们甚至连提问都不被允许！后来有一天，家人的朋友给了他一本几何书看，这可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12岁的阿尔伯特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读完了全书，看完了所有的等式。不久，他便开始看各类科学书籍，只要是他能弄得到的书他都读，如《力和物质》，《宇宙》等等。13岁时，他已经看完了伊曼纽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是一本极其复杂深奥的理论书籍，就连一些教授都很难弄懂。阿尔伯特家的一位朋友这样说道：“康德的著作，对普通人来说晦涩难懂，可是阿尔伯特却能读得很透彻。”虽然老师仍把他视为白痴，可家人已经逐渐发现他们的儿子对世界抱有独特的看法。后来阿尔伯特勉强地高中毕业了，并进入了瑞士的一所技术学校继续学习。21岁时，他获得了学位，可是却找不到教师工作。于是他便在瑞士专利办公室找了份活干。阿尔伯特很喜欢这项工作，因为他可以接触到最新的发明，还能在空余时间思考物理问题。在专利办公室工作的头三年里，他潜心自己对物理的钻研思考，最后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即E=mc2）。这一理论涉及的是人类如何看待时间、空间和现实的重大问题。爱因斯坦的想法彻底推翻了其它已经确立的理论。科学界惊骇不已。一个底层的专利职员怎么会提出物理界这么一个革命性的理论呢？尽管人们对爱因斯坦的理论还存在争议，但他的才华最终得到了认可。他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得到了教授职位，然后又在德国的柏林获得教授头衔，还是被邀请参加在比利时召开的世界物理大会上最年轻的学者。爱因斯坦热爱教书，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从欧洲各地赶来听他的讲座。1919年，爱因斯坦的事业已如日中天。那一年，英国的科学家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世界一时间沸腾开了，爱因斯坦也因此举世闻名。192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肯定是他的小学老师连做梦都没想到的事！电视和荧光灯的发明来自于爱因斯坦所发现的光电效应理论，该理论证明光能够像波和粒子一样运动。物理并不是爱因斯坦唯一的爱好。他还是个和平主义者，认为战争是错的。居住在欧洲期间，他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毁灭，他也感觉到了又一场世界大战正在德国酝酿。他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种族主义者和政治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还有他的纳粹党，正获得德国的更多控制权，限制犹太公民的权利。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他担心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实际上，在战争结束时，纳粹已经残害了数百万的犹太人）。于是在1933年逃往美国，成为了普林斯坦大学的教授。1939年，希特勒进攻邻国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爱因斯坦担心纳粹会利用他的理论E=mc2来制造一种原子武器，赢得战争。他写信给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建议美国资助原子武器研究项目。作为一个反战主义者，爱因斯坦肯定是经过挣扎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由纳粹统治世界的威胁更使他颤栗。罗斯福总统赞成他的提议，于是一群物理学家开始进行“曼哈顿计划” ——研制原子弹的绝密任务。爱因斯坦死后不久就发现了周期表中的第99个元素，人们把它命名为“锿”元素。（爱因斯坦的英文是Einstein， 锿的英文是Einsteinium）虽然爱因斯坦的E=mc2等式是该计划的关键所在，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研究。1945年8月，美国向德国盟友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轰炸结束了战争，可也杀害了几十万无辜的日本人民。此后爱因斯坦从未摆脱过使用原子弹的阴影，在后半生里，他极力主张和平。他说：“和平是无法通过暴力获得的，只有通过理解才能获取和平。”爱因斯坦还是犹太复国政治运动的参与者，该运动企图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新国家。在该组织的努力下，以色列于1948年建立。1952年，以色列总统杰姆·魏茨曼逝世，以色列人将总统之位献给了爱因斯坦！虽然爱因斯坦倍感荣幸，但还是拒绝了，他解释说他年纪太大了，也没有经验，不能胜任总统。三年后，爱因斯坦因心力衰竭而离开了人世。在他的床边还有几个为完成的等式。他想用那些等式证明什么呢？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爱因斯坦是世界上最伟大杰出的人之一——一位物理天才，和平的爱好者，犹太人的楷模和领袖。然而对于这一切，爱因斯坦也许会说：“我并没有什么天分……我只是非常好奇。”你将如何震撼世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研究生命动力的生物学家。我要研究活细胞是如何工作、生存和繁殖的，还要研究活细胞的生存环境。是比尔·奈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像他们那样杰出的科学家。作为生物学家我想成就的两件事是：阻止动物艾滋病和发现一种新的未知生物体。【轶事】■爱因斯坦逃学记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已16岁了。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中学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 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 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成功的秘诀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问爱因斯坦关于他成功的秘决。他回答：“早在1901年，我还是二十二岁的青年时，我已经发现了成功的公式。我可以把这公式的秘密告诉你，那就是A=X+Y+Z! A就是成功，X就是努力工作，Y是懂得休息，Z是少说废话！这公式对我有用，我想对许多人也是一样有用。”■拒绝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爱因斯坦怎样走近中国？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0、21页）十几年后（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年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良英就是他的热情崇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1938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最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1979年，北京还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有一天，爱因斯坦走在纽约的大街上。他最好的朋友遇见了他。并对他说：“爱因斯坦，你该买件新衣服了。看看你的衣服多旧啊！”但是爱因斯坦却回答说：“没关系的，这里没有人认识我。”几年以后，爱因斯坦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但是他仍然穿着那件衣服。那位朋友再次遇见他，告诉他去买件新衣服。但是爱因斯坦说：“我不需要买新衣服了，这里每个人都认识我。”
可以写的 朋友 私信我
Chen Duxiu, named Zhongfu, was bor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he was influenced by many new ideas and gradually became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 of that era
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将“封建”指称近代中国，特别是指称中国的一切落后属性，首见于陈独秀的言论。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该文以“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精神号召青年，并抨击与之悖反的旧精神——“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目中，陈氏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全都归之于“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之渊薮。他认定，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时称“皙种”）相比，思想落后千年，故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关于历史阶段性进程的表述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提法，1920年10月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这里的“共和”约指资本主义政体，其所述“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已接近于下列程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陈独秀1922年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有如下分析：“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8页。将当时的官僚阶级冠以“封建”，也即把现实中国纳入“封建社会”。在一封书信中，陈独秀论及现实中国为“封建”所笼罩，他说：“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答程师葛〈德、智、体〉》，《陈独秀论文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29页。二、陈独秀“反封建”说从日本、法国移植而来有关“封建”概念的把握，陈独秀超越中国传统，没有将其限定在政治制度(“封土建藩”的分封制)上，而扩大为一种中西相互比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受到严复的影响。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认为中西皆有封建制的历史，此种认识被陈独秀所接受。然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严复又颇相差别：严复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行之夏、商、周三代，止于周末，秦以后为“霸朝”(君主专制制度)，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却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加伸展，一直延及近代。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只能取“知人论世”法，略考陈氏生平，以探究其新说的来源。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年11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次年春回安庆；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最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1914年7月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发祥地。陈独秀旅日，时间跨度在1901年至1915年，正值明治末、大正初，日本刚刚走出封建阶段（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的700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迈入近代门槛。明治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的提法，将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称之“封建的”，并将德川时代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二：封建与锁国，称“封建制度”与“锁国政策”是“德川时代的重要的两个基本性格”，而“立宪制”与“封建制”的对立，“开国”与“锁国”的对立，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题旨。〔日〕《明治文化史》4 《思想言论?序说》，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第4～5页。此类论述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书报文字中随处可见。以被称之“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为例，其幕末明初思想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僵化的封建制度。福泽氏是把“封建”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来肯定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等“反封建”举措的，他说：“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这就清楚地指出，明治维新的精义是“废除封建”，而“废除封建”是时势使然。与福泽氏同时期的哲学家西周对封建制的评析深入到哲理层面，他从“政教之所别”的观点出发，批评来自“汉土”（即中国）的“儒教”、“孔子的教”〔日〕西周《百一新论》卷之上，《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书房，昭和三十五年。。这种“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在明治间的日本，是与“封建批判”相为表里的，因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幕藩体制）是崇儒尊孔的，儒学（朱子学）与国学是其两大精神支柱，故明治间的“废除封建”伴随着“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明治晚期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1900年出版），指孔子为中国之祸源，尊孔为中国精神守旧之因。此说为章太炎《订孔》所援引。明治间日本思想界的这种论析，影响了章太炎、邹容、鲁迅、周作人等，陈独秀当然也不例外。陈氏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而陈氏反孔批儒的特色，是将“反孔”纳入“反封建”的大格局之中。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也是反封建的健将，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蒙昧主义是中江氏众多论著的鲜明题旨，这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民约译解》是20世纪初留日中国人争相传阅之书，经由此书，高举“反封建”旗帜的法兰西大革命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追慕法国革命，也由此发端。《三醉人经纶问答》1904年摘录刊登在《平民新闻》上，与《一年有半》同为20世纪初新锐的反封建之作，也是此时游学日本的陈独秀研读之书。综论之，略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此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一运动发生在大正年间(1912—1926)，而批判封建制遗毒，即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大正初年，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等文中提出，天皇大权非个人私权，而是作为国家元首行使的权能，这便是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与绝对主义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政治学者、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则将“德谟克拉西”阐发为二义：一为民主主义，倡言主权在民；二为民本主义，倡言以民为本。吉野作造是李大钊的老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人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参见吕万和《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人民日报》1979年10月7日）。。陈独秀与大正民主运动人士有无这类直接联系，尚待考证，但大正民主运动给陈氏提供示范，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敬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参见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这些观念与语汇里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像。总之，以抨击“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明治、大正之际的启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观念。以“封建”作为落后、腐朽、反动、古旧事物的总名，并非陈独秀自造，也不是明治间日本人的首创。此一用法始于18世纪法国，初现于启蒙思想家的文辞中，盛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狂飚之际的法国人将一切陈旧、落后事象皆冠以“封建”，法国大革命的使命被认定为“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0页。。此种用法又传到英国，18世纪末叶，英国议会中的改革派批判贵族保守派，常将其戴上“封建”的帽子。由此，自18世纪末叶以后，“封建主义”在西欧成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的基本标志。19世纪中后叶，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等)承袭西欧这种以“封建”为恶谥的用法，故陈独秀从日本借取的“反封建”命题，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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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根据百科发布信息显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
新青年的创办者是陈独秀。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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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新青年》的重要文章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参考资料来源：/"target="_blank"title="百度百科-新青年">百度百科-新青年
青年杂志是陈独秀创办的。
《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是陈独秀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所写的发刊词，又见《独秀文存》卷1。《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20 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名刊：新青年(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全12册)》内容简介：从1915年9月到1926年7月终刊时止，《新青年》计出11卷，共有63期，其中前9卷为月刊，第10卷为季刊，第11卷为不定期刊。本书即为其简体字版，为更好的还原历史，本简体横排版在其分卷、分期方式及体例上仍袭其旧，外国人名、地名及著作名、事物名等的译法也保留了当时的译法，未作改动，并在各卷中影印了近280幅《新青年》原稿，以供读者对照欣赏。
陈独秀所作，原载于《新青年》创刊号，吹响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号角，并在青年中引起极强烈反响的新文化运动启蒙青年的开山之作——《敬告青年》。胡适所作，原载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揭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改革和白话文运动序幕的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文。
01 陈独秀 《新青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新青年》（LA JEUNESSE）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高级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市场，中国的大刀长矛在外国火器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人民饱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各个阶级都尽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洋务派主办的洋务运动；维新派领导的“百日维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每个阶级都存在本身的局限性。历史的进程终究证明，使中国独立富强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各个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因为不管如何他们的阶级属性如何，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这一点上，只有方法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 鸦片战争后，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意义迅速蔓延，使得在1853年就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为什么这场起义不发生在内陆，而发生在东南沿海呢？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集中在东南沿海。英国想在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商品来获取白银，可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势力，以及高估了农民的购买力。在开放这些口岸后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结果，反过来，这些洋纱洋布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东南沿海的确的一些小农经济趋向解体，使得“耕”“织”分离，许多破产的手工业者沦为自由劳动力。而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难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许多人便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子。而这正是可以利用之处。而在内陆小农经济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虽然或多或少发生过许多起义，但取得什么成就。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加上颁布了一部历代农民都奢求的革命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农民于是纷纷投靠。但是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客观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失败也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起义是反封建阶级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就算是成功推翻清王朝，也只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甚为完备的封建官制，麻痹着人民的思维。当一个人处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往往会滋生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洪秀全便是如此，定都天京后，纵情声色，与昏君无异。种种自身的原因，使得太平天国渐渐失去民心。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失去民心，任何政权都难以存在，终于在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其失败，我并不报以任何惋惜。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只是一堆空头文章，可能里面有着种种类似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并不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终究只有象征意义。在太平天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一些大臣面对内忧外患已经着手研究如何让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这时候分化为两派，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而以恭亲王奕忻为代表的“开明派”则主张学习在维护基本的封建纲常明教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其行动准则。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分歧只是是否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之后，倾向于奕忻等的见解。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奕忻，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前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企业中财政上的困难，又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发展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个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史称“洋务运动”。主流观点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书上则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只在器物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忽视了变革封建制度。这样的看法似乎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本人难以驳斥。本人认为，不应轻易判断一场运动的失败与否。洋务运动固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然而，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点来判定它是否成功。就这点来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场运动的确使得清王朝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来做出例如孙中山能做出的事。所以本人觉得，不能说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但是至少也不是失败的。 洋务运动虽然能使清政府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更加证明了清政府的无能。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甚至家破人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化，一些先进份子认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资产阶级份子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比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涉及到了制度层面。但可惜的事，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充分，资产阶级力量极度弱小，关键时刻还需靠袁世凯的武装行事，并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的是他们这种为了中国独立富强而付出的努力精神。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大地继续沉沦，《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让清政府正式沦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其反动行为日益彰现。公然帮助外国镇压爱国运动“义和团”，已经将其反动特制表露无疑，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丝毫没有改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清政府在19世纪末实行“预备立宪”。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证明这只是一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出都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若要使资本主义发展成参天大树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在前几次武装起义中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终于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可惜的是，孙中山纵然有着美好的蓝图却难以实施，种种的法令似乎难以有人愿意执行。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依旧苦难，自然难以去追求什么政治权利。本身的软弱性使其不得不依赖外国势力，这就是其不能成功的根源之所在。须知道，中国这种畸形的社会正是由于外国势力造成，而孙中山却承认外国在华的利益，主要的压迫势力仍然存在，社会难以有根本性的转变。至于民主共和思想，至少在当时中国人头脑里是不可理喻的一种思想，自然谈不上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他做了总统后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准备登基复辟。最终只是一场丑剧，自己也悲剧收场。随后虽然有张勋两度复辟，也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罢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此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根除封建纲常名教才能是国人真正醒过来。于是陈独秀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落后愚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是极大的，也是广泛的，乃至于一些优秀文化都被当以糟拍给予无情打击，存在着片面性。“弱国无外交”，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正义的要求使得政府不得不依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这天是五月四号，史称“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段时间，各个阶级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都归于失败。太平天国的运动失败不值得人们的同情；洋务运动让人民眼前一亮；维新变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辛亥革命让人们感到惋惜；新文化运动纵然使得人民思想得以开放，但是其后遗症直到今天都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缺失盖由此出。这段历史里，资产阶级表现甚为活跃，认识的深度也不断加深。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各种变法革命实质上都是在向西方学习，从开始的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播西方思想，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之一，纵然新文化运动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走向这条全面否定古代文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苛求古人，这点，洋务运动如是，辛亥革命亦然。 百年沉思 ——学习“洋务运动”的一点体会 经过短短一个学期的近代史学习，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产生了兴趣。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体会。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失败。这场历时35年的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一直受到许多争论。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褒贬不一的。我只是一个大一学生，而且是学工科的，所以不可能又很深刻的见解。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应先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前一段时期开始阅读这段不长不短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看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可说是洋务运动产生的间接因素。因为正是这两场战争使得一向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种出现了比原来的腐朽之臣更懂得反抗的“洋务派”。所谓洋务派就是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一种势力，与之相对的是“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而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左宗棠（曾国藩的属下，汉族地主，率领军队收复新疆）。都是在洋务运动中又过卓越表现的大臣。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诸如：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等。其中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可以想象当时的风光，只可惜这批声势浩大的舰队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依然敌不过他国的小舰队，这其中的缘由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增强战力的同时，洋务派还注意到了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从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可以看出。综上几点，“洋务派”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十分具有意义与实际作用的，它不仅增强了清政府当下的国力，也同样做到了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还会是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呢？我大概地总结了几个原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当时那种情局之下，面对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百般阻扰。其二问题就在于洋务运动它本身不完善的思想路线。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这运动主要还是用来稳固封建统治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可见这些“洋务派”们与“顽固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发放更为进步罢了，其根本的利益目标还是十分落后的，这就在最初奠定了洋务运动会失败的基调。其三是在于这些“洋务派“自身的素质条件。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所以看似先进的背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腐朽，使得这场洋洋洒洒的运动终究成为流星一现。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同样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总之，一个落后了几十年的民族是不可能单靠一两次的运动儿改变其悲惨命运轨迹的。而洋务运动本身以及这段心酸的历史却可以作为一本教材，教授我们以教训并且汲取其中的先进性、避免其中的糟粕之处。只有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崛起！
第一、都是中国人，男性，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康是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李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孙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发起人，陈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从某种意义说，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寻求中国出路的开拓者，堪称一是之俊杰。 第三，康的变法失败告终，李也没能使得清朝走向强大，孙的多次革命虽有很大成绩但胜利成果先后被野心家掠夺而未能改变中国命运，陈晚期的错误的使得中共在大革命后期付出了巨大损失。从这个角度看，四人都未能实现自己最终的政治报复。 第四，都终过多次婚姻。
同意楼上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强国
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将“封建”指称近代中国，特别是指称中国的一切落后属性，首见于陈独秀的言论。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该文以“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精神号召青年，并抨击与之悖反的旧精神——“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目中，陈氏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全都归之于“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之渊薮。他认定，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时称“皙种”）相比，思想落后千年，故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关于历史阶段性进程的表述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提法，1920年10月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这里的“共和”约指资本主义政体，其所述“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已接近于下列程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陈独秀1922年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有如下分析：“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8页。将当时的官僚阶级冠以“封建”，也即把现实中国纳入“封建社会”。在一封书信中，陈独秀论及现实中国为“封建”所笼罩，他说：“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答程师葛〈德、智、体〉》，《陈独秀论文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29页。二、陈独秀“反封建”说从日本、法国移植而来有关“封建”概念的把握，陈独秀超越中国传统，没有将其限定在政治制度(“封土建藩”的分封制)上，而扩大为一种中西相互比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受到严复的影响。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认为中西皆有封建制的历史，此种认识被陈独秀所接受。然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严复又颇相差别：严复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行之夏、商、周三代，止于周末，秦以后为“霸朝”(君主专制制度)，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却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加伸展，一直延及近代。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只能取“知人论世”法，略考陈氏生平，以探究其新说的来源。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年11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次年春回安庆；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最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1914年7月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发祥地。陈独秀旅日，时间跨度在1901年至1915年，正值明治末、大正初，日本刚刚走出封建阶段（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的700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迈入近代门槛。明治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的提法，将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称之“封建的”，并将德川时代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二：封建与锁国，称“封建制度”与“锁国政策”是“德川时代的重要的两个基本性格”，而“立宪制”与“封建制”的对立，“开国”与“锁国”的对立，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题旨。〔日〕《明治文化史》4 《思想言论?序说》，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第4～5页。此类论述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书报文字中随处可见。以被称之“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为例，其幕末明初思想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僵化的封建制度。福泽氏是把“封建”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来肯定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等“反封建”举措的，他说：“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这就清楚地指出，明治维新的精义是“废除封建”，而“废除封建”是时势使然。与福泽氏同时期的哲学家西周对封建制的评析深入到哲理层面，他从“政教之所别”的观点出发，批评来自“汉土”（即中国）的“儒教”、“孔子的教”〔日〕西周《百一新论》卷之上，《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书房，昭和三十五年。。这种“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在明治间的日本，是与“封建批判”相为表里的，因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幕藩体制）是崇儒尊孔的，儒学（朱子学）与国学是其两大精神支柱，故明治间的“废除封建”伴随着“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明治晚期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1900年出版），指孔子为中国之祸源，尊孔为中国精神守旧之因。此说为章太炎《订孔》所援引。明治间日本思想界的这种论析，影响了章太炎、邹容、鲁迅、周作人等，陈独秀当然也不例外。陈氏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而陈氏反孔批儒的特色，是将“反孔”纳入“反封建”的大格局之中。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也是反封建的健将，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蒙昧主义是中江氏众多论著的鲜明题旨，这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民约译解》是20世纪初留日中国人争相传阅之书，经由此书，高举“反封建”旗帜的法兰西大革命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追慕法国革命，也由此发端。《三醉人经纶问答》1904年摘录刊登在《平民新闻》上，与《一年有半》同为20世纪初新锐的反封建之作，也是此时游学日本的陈独秀研读之书。综论之，略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此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一运动发生在大正年间(1912—1926)，而批判封建制遗毒，即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大正初年，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等文中提出，天皇大权非个人私权，而是作为国家元首行使的权能，这便是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与绝对主义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政治学者、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则将“德谟克拉西”阐发为二义：一为民主主义，倡言主权在民；二为民本主义，倡言以民为本。吉野作造是李大钊的老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人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参见吕万和《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人民日报》1979年10月7日）。。陈独秀与大正民主运动人士有无这类直接联系，尚待考证，但大正民主运动给陈氏提供示范，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敬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参见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这些观念与语汇里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像。总之，以抨击“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明治、大正之际的启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观念。以“封建”作为落后、腐朽、反动、古旧事物的总名，并非陈独秀自造，也不是明治间日本人的首创。此一用法始于18世纪法国，初现于启蒙思想家的文辞中，盛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狂飚之际的法国人将一切陈旧、落后事象皆冠以“封建”，法国大革命的使命被认定为“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0页。。此种用法又传到英国，18世纪末叶，英国议会中的改革派批判贵族保守派，常将其戴上“封建”的帽子。由此，自18世纪末叶以后，“封建主义”在西欧成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的基本标志。19世纪中后叶，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等)承袭西欧这种以“封建”为恶谥的用法，故陈独秀从日本借取的“反封建”命题，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
由陈独秀撰写，带有纲领性的政论。他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
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内容包括了科学和民主。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对当时青年表现出的殷切期望，在现在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今读来，仍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之感。区区两千多字，却将中国青年之于中国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得至情至理、淋漓尽致。
重要文章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家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聘请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长新青年迁至北京新青年。杂志和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社会引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潮流。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五四之后的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运动。
《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创办的。
《新青年》（LA JEUNESSE）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简要介绍：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新青年》陈独秀任书记。
《新青年》（LA JEUNESSE）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新青年》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创办背景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