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近代史论文

1840年，英国人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市场，中国的大刀长矛在外国火器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人民饱受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各个阶级都尽可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洋务派主办的洋务运动；维新派领导的“百日维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每个阶级都存在本身的局限性。历史的进程终究证明，使中国独立富强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各个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因为不管如何他们的阶级属性如何，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独立富强。这一点上，只有方法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 鸦片战争后，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意义迅速蔓延，使得在1853年就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针锋相对的政权。为什么这场起义不发生在内陆，而发生在东南沿海呢？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集中在东南沿海。英国想在这些地方倾销他们的商品来获取白银，可是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势力，以及高估了农民的购买力。在开放这些口岸后并没有取得他们所要取得的结果，反过来，这些洋纱洋布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东南沿海的确的一些小农经济趋向解体，使得“耕”“织”分离，许多破产的手工业者沦为自由劳动力。而城市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难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许多人便成为了社会的不稳定因子。而这正是可以利用之处。而在内陆小农经济仍然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虽然或多或少发生过许多起义，但取得什么成就。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加上颁布了一部历代农民都奢求的革命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农民于是纷纷投靠。但是这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客观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失败也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场起义是反封建阶级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就算是成功推翻清王朝，也只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而已。另外，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宗教色彩，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建立起一套甚为完备的封建官制，麻痹着人民的思维。当一个人处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往往会滋生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洪秀全便是如此，定都天京后，纵情声色，与昏君无异。种种自身的原因，使得太平天国渐渐失去民心。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失去民心，任何政权都难以存在，终于在1864年天京陷落，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其失败，我并不报以任何惋惜。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只是一堆空头文章，可能里面有着种种类似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并不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终究只有象征意义。在太平天国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一些大臣面对内忧外患已经着手研究如何让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重新焕发生机。这时候分化为两派，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而以恭亲王奕忻为代表的“开明派”则主张学习在维护基本的封建纲常明教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其行动准则。其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分歧只是是否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弊之后，倾向于奕忻等的见解。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奕忻，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前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后期为解决军事企业中财政上的困难，又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发展了一批民用企业。这个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史称“洋务运动”。主流观点认为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书上则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只在器物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忽视了变革封建制度。这样的看法似乎有苛求古人之嫌，但本人难以驳斥。本人认为，不应轻易判断一场运动的失败与否。洋务运动固然没有使中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然而，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点来判定它是否成功。就这点来说，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场运动的确使得清王朝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们来做出例如孙中山能做出的事。所以本人觉得，不能说洋务运动是成功的。但是至少也不是失败的。 洋务运动虽然能使清政府继续执政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未解决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更加证明了清政府的无能。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甚至家破人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尖锐化，一些先进份子认为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资产阶级份子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比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涉及到了制度层面。但可惜的事，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并未充分，资产阶级力量极度弱小，关键时刻还需靠袁世凯的武装行事，并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傀儡皇帝，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学习的是他们这种为了中国独立富强而付出的努力精神。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大地继续沉沦，《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让清政府正式沦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其反动行为日益彰现。公然帮助外国镇压爱国运动“义和团”，已经将其反动特制表露无疑，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丝毫没有改变，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清政府在19世纪末实行“预备立宪”。但“皇族内阁”的出现证明这只是一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外国商品，资本的输出都使得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举步维艰。若要使资本主义发展成参天大树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登上了历史舞台，虽然在前几次武装起义中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灰心，终于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可惜的是，孙中山纵然有着美好的蓝图却难以实施，种种的法令似乎难以有人愿意执行。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依旧苦难，自然难以去追求什么政治权利。本身的软弱性使其不得不依赖外国势力，这就是其不能成功的根源之所在。须知道，中国这种畸形的社会正是由于外国势力造成，而孙中山却承认外国在华的利益，主要的压迫势力仍然存在，社会难以有根本性的转变。至于民主共和思想，至少在当时中国人头脑里是不可理喻的一种思想，自然谈不上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他做了总统后野心极度膨胀，于是准备登基复辟。最终只是一场丑剧，自己也悲剧收场。随后虽然有张勋两度复辟，也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罢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时代，此时的中国四分五裂，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整体。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在思想上根除封建纲常名教才能是国人真正醒过来。于是陈独秀等人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落后愚昧。“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是极大的，也是广泛的，乃至于一些优秀文化都被当以糟拍给予无情打击，存在着片面性。“弱国无外交”，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已经展现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正义的要求使得政府不得不依照他们的意见行事。这天是五月四号，史称“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段时间，各个阶级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都归于失败。太平天国的运动失败不值得人们的同情；洋务运动让人民眼前一亮；维新变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辛亥革命让人们感到惋惜；新文化运动纵然使得人民思想得以开放，但是其后遗症直到今天都贻害无穷，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的缺失盖由此出。这段历史里，资产阶级表现甚为活跃，认识的深度也不断加深。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各种变法革命实质上都是在向西方学习，从开始的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传播西方思想，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必然，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之一，纵然新文化运动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弊大于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走向这条全面否定古代文化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苛求古人，这点，洋务运动如是，辛亥革命亦然。 百年沉思 ——学习“洋务运动”的一点体会 经过短短一个学期的近代史学习，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近代化改革——“洋务运动”产生了兴趣。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体会。洋务运动发轫于1861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欣，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十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而宣告失败。这场历时35年的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一直受到许多争论。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于这场运动一直是褒贬不一的。我只是一个大一学生，而且是学工科的，所以不可能又很深刻的见解。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我认为应先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前一段时期开始阅读这段不长不短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看待。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可说是洋务运动产生的间接因素。因为正是这两场战争使得一向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种出现了比原来的腐朽之臣更懂得反抗的“洋务派”。所谓洋务派就是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一种势力，与之相对的是“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力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而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曾国藩（汉族，道光十八年进士，湘军领导人） 李鸿章（曾国藩的门生，汉族，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淮军领导人，清朝后期的实力派）张之洞（汉族，同治二年进士，号称「香帅」）左宗棠（曾国藩的属下，汉族地主，率领军队收复新疆）。都是在洋务运动中又过卓越表现的大臣。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诸如：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等。其中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可以想象当时的风光，只可惜这批声势浩大的舰队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依然敌不过他国的小舰队，这其中的缘由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更值得赞赏的是，在增强战力的同时，洋务派还注意到了人才的培养。这一点从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中可以看出。综上几点，“洋务派”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十分具有意义与实际作用的，它不仅增强了清政府当下的国力，也同样做到了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还会是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呢？我大概地总结了几个原因：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破坏洋务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当时那种情局之下，面对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必会百般阻扰。其二问题就在于洋务运动它本身不完善的思想路线。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这运动主要还是用来稳固封建统治的。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可见这些“洋务派”们与“顽固派”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发放更为进步罢了，其根本的利益目标还是十分落后的，这就在最初奠定了洋务运动会失败的基调。其三是在于这些“洋务派“自身的素质条件。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所以看似先进的背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腐朽，使得这场洋洋洒洒的运动终究成为流星一现。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同样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总之，一个落后了几十年的民族是不可能单靠一两次的运动儿改变其悲惨命运轨迹的。而洋务运动本身以及这段心酸的历史却可以作为一本教材，教授我们以教训并且汲取其中的先进性、避免其中的糟粕之处。只有这样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真正崛起！

第一、都是中国人，男性，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康是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李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孙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发起人，陈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从某种意义说，他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寻求中国出路的开拓者，堪称一是之俊杰。 第三，康的变法失败告终，李也没能使得清朝走向强大，孙的多次革命虽有很大成绩但胜利成果先后被野心家掠夺而未能改变中国命运，陈晚期的错误的使得中共在大革命后期付出了巨大损失。从这个角度看，四人都未能实现自己最终的政治报复。 第四，都终过多次婚姻。

同意楼上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强国

陈独秀“封建=前近代=落后”公式的提出将“封建”指称近代中国，特别是指称中国的一切落后属性，首见于陈独秀的言论。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篇之作。该文以“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精神号召青年，并抨击与之悖反的旧精神——“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一目中，陈氏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全都归之于“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之渊薮。他认定，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时称“皙种”）相比，思想落后千年，故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陈独秀关于历史阶段性进程的表述接近于共产国际的提法，1920年10月他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这里的“共和”约指资本主义政体，其所述“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已接近于下列程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陈独秀1922年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有如下分析：“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8页。将当时的官僚阶级冠以“封建”，也即把现实中国纳入“封建社会”。在一封书信中，陈独秀论及现实中国为“封建”所笼罩，他说：“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呈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答程师葛〈德、智、体〉》，《陈独秀论文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29页。二、陈独秀“反封建”说从日本、法国移植而来有关“封建”概念的把握，陈独秀超越中国传统，没有将其限定在政治制度(“封土建藩”的分封制)上，而扩大为一种中西相互比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受到严复的影响。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认为中西皆有封建制的历史，此种认识被陈独秀所接受。然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严复又颇相差别：严复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行之夏、商、周三代，止于周末，秦以后为“霸朝”(君主专制制度)，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却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加伸展，一直延及近代。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只能取“知人论世”法，略考陈氏生平，以探究其新说的来源。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年11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次年春回安庆；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最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1914年7月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发祥地。陈独秀旅日，时间跨度在1901年至1915年，正值明治末、大正初，日本刚刚走出封建阶段（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的700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迈入近代门槛。明治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的提法，将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称之“封建的”，并将德川时代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二：封建与锁国，称“封建制度”与“锁国政策”是“德川时代的重要的两个基本性格”，而“立宪制”与“封建制”的对立，“开国”与“锁国”的对立，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题旨。〔日〕《明治文化史》4 《思想言论?序说》，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第4～5页。此类论述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书报文字中随处可见。以被称之“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为例，其幕末明初思想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僵化的封建制度。福泽氏是把“封建”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来肯定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等“反封建”举措的，他说：“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这就清楚地指出，明治维新的精义是“废除封建”，而“废除封建”是时势使然。与福泽氏同时期的哲学家西周对封建制的评析深入到哲理层面，他从“政教之所别”的观点出发，批评来自“汉土”（即中国）的“儒教”、“孔子的教”〔日〕西周《百一新论》卷之上，《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书房，昭和三十五年。。这种“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在明治间的日本，是与“封建批判”相为表里的，因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幕藩体制）是崇儒尊孔的，儒学（朱子学）与国学是其两大精神支柱，故明治间的“废除封建”伴随着“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明治晚期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1900年出版），指孔子为中国之祸源，尊孔为中国精神守旧之因。此说为章太炎《订孔》所援引。明治间日本思想界的这种论析，影响了章太炎、邹容、鲁迅、周作人等，陈独秀当然也不例外。陈氏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而陈氏反孔批儒的特色，是将“反孔”纳入“反封建”的大格局之中。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也是反封建的健将，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蒙昧主义是中江氏众多论著的鲜明题旨，这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民约译解》是20世纪初留日中国人争相传阅之书，经由此书，高举“反封建”旗帜的法兰西大革命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追慕法国革命，也由此发端。《三醉人经纶问答》1904年摘录刊登在《平民新闻》上，与《一年有半》同为20世纪初新锐的反封建之作，也是此时游学日本的陈独秀研读之书。综论之，略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此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一运动发生在大正年间(1912—1926)，而批判封建制遗毒，即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大正初年，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等文中提出，天皇大权非个人私权，而是作为国家元首行使的权能，这便是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与绝对主义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政治学者、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则将“德谟克拉西”阐发为二义：一为民主主义，倡言主权在民；二为民本主义，倡言以民为本。吉野作造是李大钊的老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人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参见吕万和《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人民日报》1979年10月7日）。。陈独秀与大正民主运动人士有无这类直接联系，尚待考证，但大正民主运动给陈氏提供示范，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敬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参见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这些观念与语汇里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像。总之，以抨击“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明治、大正之际的启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观念。以“封建”作为落后、腐朽、反动、古旧事物的总名，并非陈独秀自造，也不是明治间日本人的首创。此一用法始于18世纪法国，初现于启蒙思想家的文辞中，盛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狂飚之际的法国人将一切陈旧、落后事象皆冠以“封建”，法国大革命的使命被认定为“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0页。。此种用法又传到英国，18世纪末叶，英国议会中的改革派批判贵族保守派，常将其戴上“封建”的帽子。由此，自18世纪末叶以后，“封建主义”在西欧成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的基本标志。19世纪中后叶，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等)承袭西欧这种以“封建”为恶谥的用法，故陈独秀从日本借取的“反封建”命题，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

青年：实现江西崛起的希望同学们、同志们：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青年都是社会上最富有朝气、最富有创造性、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党和人民对青年寄予殷切希望，广大青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自己的青春活力和满腔热血，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绩！ 九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就要深刻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充分认识五四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和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大地风雨如磐，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北京数千学生涌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斗争的浪潮。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以往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新的发展，鲜明地贯穿着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题，奏响起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主旋律。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7日，就迅速得到江西的声援，先从九江开始，5月12日蔓延至省会南昌，进而遍及全省专区城市，并且一直持续到1920年5月。1927年后，江西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中心地区，也是一大批平均年龄才20几岁的青年革命志士实现强国理想的伟大试验场，崎岖的井冈山路，终于走出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瑞金苏维埃政权的幼苗，终于长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棵参天大树。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汲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这种历久弥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使命和人民的期待。 五四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人类思想的每一次解放，必然带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猛烈地冲击和荡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科学，首先是探索指导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受奴役、受压迫地位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在“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指引下，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和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宣传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五四运动是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最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我们当代青年来讲，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要充分发挥年轻人年富力强、思想活跃的优势，大力弘扬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增强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冲破一切束缚思想的牢笼，努力走在解放思想的最前沿，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五四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传播的伟大运动。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但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的呼声，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坚定性和组织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后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迈向了更大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今天，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真正信仰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实践党的创新理论，做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牢固确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和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 五四运动以来90年的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事业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与青年人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去年以来，在举办北京奥运会、抗击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前，年青一代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实证明，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大有希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鼓舞着我们，实现富民兴赣的历史重任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对于我们缅怀革命先驱，准确把握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继承光荣传统，展望美好前景，加速江西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向全省青年提几点希望。 第一，牢记崇高使命，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楷模。 伟大的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崇高的理想，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的精神支柱。青年时期是理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古往今来，凡有作为者，无不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而且大多立志于年轻之时，追求于一生之中。人的一生只能拥有一次青春，当一个人在年轻时就把自己的人生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他所创造的就是永恒的青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正是凭着这样一种理想信念，他们才能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中，引领革命航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战胜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也有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了理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五四时期的刘和珍，到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锋赵醒侬；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袁玉冰，到江西工人运动的先驱陈赞贤，还有在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在赣东北根据地、赣南苏区，在长征中牺牲的无数青年英烈，他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靠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正如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全省广大青年一定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先辈对远大理想执着追求、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高识别能力，善于明辨是非，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切实做到把个人命运同党、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任何情况下都确保在理想信念上不犹豫、不含糊、不动摇，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第二，掌握过硬本领，争做好学上进的榜样。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尤其要勤奋学习。不学习就要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倍增的周期越来越短。19世纪初，人类的知识每50年翻一番。到20世纪初，这一速度变成每10年翻一番，20世纪60年代，知识翻番的周期是8年，70年代减少为6年，80年代缩短为3年，进入90年代以后，更是1年就翻一番。研究资料显示：在知识更迭日益加快的今天，一个本科生毕业两年内，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三年内，一个博士生毕业四年内，如果不及时补充新知识，其所学的专业知识将全部老化。这就使得广大青年学习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更加紧迫。广大青年要继承五四青年勤于学习、敏于求知的精神和品质，把学习作为个人成长的第一需要和第一任务，内化为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毕生追求，以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精神，滴水穿石、磨杵成针的毅力，永不满足、攀登不止的劲头，努力做到率先学习、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既要钻研专业知识，提高岗位技能，又要开阔视野思路，优化知识结构，不仅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还要学习经济、文化、科技、法律、金融等各种知识；既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既要坚持向书本学习，又要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未来属于青年，更属于有知识的青年。当前，一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置身其中的每一个青年人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网络、平台、数字化所带来的强烈冲击。截至2009年3月，我国网民总数已达亿人，较去年年底又增加了1620万人，普及率达，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亿，比去年增长了倍。特别是随着3G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状、立体的信息发布和传播方式，将给传统的、单向的传播模式带来更大冲击。目前，互联网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具有很强的聚集、“放大”效应，其覆盖面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去年6月2日我与网民互动交流活动的点击量就突破了1000万人次，整个“问计”活动得到了包括大学生朋友在内的许多网民的积极参与，共收到各类建言万条，网络跟帖6万多条。因此，我们广大青年必须紧跟科技发展潮流，努力学习最前沿的知识、最先进的技术、最现代的手段，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之才、栋梁之才。 第三，积极投身实践，争做创新创业的标兵。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只有勇于和善于创新，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人之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普西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之间的分水岭。青年人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敢为人先，最少陈旧观念，最具创造活力，是创新的希望所在。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一番了不起的业绩。牛顿23岁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26岁时发表了《狭义相对论》，迈尔28岁时发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贝尔28岁时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电话机，爱迪生32岁时发明了电灯，莱特兄弟32岁时发明了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诺贝尔27岁时发明了炸药，比尔•盖茨20岁时创建了微软公司。我国执行神舟七号任务的一线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许多年轻的技术骨干挑起了大梁。我省的江铃汽车集团袁政海班组平均年龄也只在35岁以下，短短几年间,共48人次分获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广大青年一定要向先进榜样学习，充分激发自身蕴藏的创新能力、创造活力，敢于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勇于破除一切与先进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努力培养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投身创新实践，为实施科教兴赣战略，发挥更大的作用。青年时期是人生创业的大好时光，也是最易出创业成果的时期。近几年省里出台了许多政策推动全民创业，一大批有为青年抓住机遇艰苦创业，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年仅34岁的彭小峰，最初学习国际贸易专业，2003年才接触光伏产业，凭着坚韧不拔的努力，仅用6年时间，他所创立的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就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光伏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他本人被《星期日泰晤士报》列入绿色百富榜。前不久省里举办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报告活动，其中有许多青年的创业事迹值得大家学习。当今时代为青年创业提供了崭新舞台，拓展了广阔空间。广大青年一定要紧紧抓住机遇，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击风浪、磨练才能，勇于创业，创成大业。只有每个青年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有效释放，才能更好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创造源泉涌流、活力迸发，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第四，提升道德修养，争做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先锋。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青年时期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青年是引领社会风尚之先的积极力量。青年时期注重道德修养，努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自身的成长将会产生深远的作用。 “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和良好品德的养成，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中国古代儒家的孔孟学说为基础，主张“仁德”修养，提倡仁爱、明礼、守信、和义的道德观念。在我国古代的教育中，人格教育是摆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知识教育。《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礼记》等都是流传至今的著名启蒙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党中央将道德教育始终贯穿于素质教育之中，作出了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思想道德建设。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一部分青年道德缺失，对一些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青年不讲文明礼仪，甚至把放肆当作潇洒、把粗俗当高雅、把随便当随和；有的不讲诚信，出尔反尔甚至坑蒙拐；有的青年不敬老、不孝亲，甚至虐待老人，等等。青年中存在的这些道德缺失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古人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青年的道德风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决定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我们广大青年继承五四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五四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机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与我省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江西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江西又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广大青年去传承、去弘扬，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全省广大青年，要带头倡导和实践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奉行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努力成为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成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中坚，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以实际行动树立新一代青年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形象。 第五，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新时期艰苦奋斗的表率。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世纪中国青年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不断创造的辉煌史。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先辈在追求民族复兴的漫长岁月里，面对各种困难和考验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从井冈山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到长征途中的吃草根、煮皮带；从抗日战争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边打仗边垦荒种地，到抗美援朝一把炒面一把雪，以及到和平年代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我们正是凭借着这种宝贵的精神，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造就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地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西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与此同时，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了享乐主义思想，不愿过艰苦奋斗的生活。有的青年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贪图安逸、厌恶劳动；有的讲究排场,互相攀比,吃要美味,穿要名牌,玩要高档；有的大手大脚、挥霍浪费、暴殄天物。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省仍属于中部欠发达地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高消费，没有任何理由讲排场，比阔气，更没有任何理由奢侈浪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越是发展，越要提倡艰苦奋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是一所大学校。艰苦可以磨练意志，艰苦可以陶冶情操，艰苦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司马迁在其《自序传》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些伟大的人物与作品之所以世代相传，是因为作者在经历巨大挫折与磨难之后，仍矢志不渝，坚韧不拔，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奋斗是实现目标、取得成功的关键。广大青年要深刻认识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省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强大动力，做到自强不息、不怕困难、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百折不挠、忘我奉献，始终走在江西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危险面前不畏惧，在挫折面前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和矛盾当作挑战自我的机会，不断增强奋起直追、赶超一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的过程中，开辟崭新的天地。特别是在当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广大青年更要知难而进，自立自强，脚踏实地，主动到基层去、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我省改革和建设第一线勇挑重担、奋发有为，用奋斗创造永恒的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无私的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强国富民，希望变革使中国走向新的明天。

个人认为是他们都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