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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中文专业关于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段的笔记，应该比较准确，如果你要全篇，可以在给我留言。除了这个之外，凡是中文专业方面的资料，我都有。留言方法：点我的名字，然后点“留言”。44、汉代楚歌有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戚夫人《戚夫人歌》、刘彻《秋风辞》及《瓠子歌》二首、梁鸿（东汉）《五噫歌》、张衡《四愁诗》（已经是一首比较整齐而有韵味的七言诗了）。 45、班固写过一首《咏史》，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有案可查的文人五言诗。从此以后，张衡写过《同声歌》，秦嘉写过《赠妇诗》，宋子侯写过五言乐府《董娇娆》，辛延年写过五言乐府《羽林郎》。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代表作是无名氏的组诗《古诗十九首》。 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 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 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 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 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 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 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 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骚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 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 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 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 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 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 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 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俊逸鲍参军”。 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和“冠冕”。 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人大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 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 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
古诗“古诗”的原意是指古代学者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意义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古风古诗体，又称古风。俗话说:唐诗、宋词、元曲，可见唐诗多么重要！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词包括以下内容从时间上说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词是宋代人的发明，又叫长短句。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古体诗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依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诗人们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的格律的束缚。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我们可以说。凡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的，都是古体诗。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近体诗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绝句又叫"截句"。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以下是一些经典古诗：古诗歌的常识：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是韵脚。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二、二、一、二式。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古诗就是这样子的。诗体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亲哦~~
汉赋,魏晋南北朝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汉魏六朝散文·庾信·春赋》原文鉴赏
宜春苑中春已归1，披香殿里作春衣2。新年鸟声千种啭3，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4，金谷从来满园树5。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6。开上林而竞入7，拥河桥而争渡8。出丽华之金屋9，下飞燕之兰宫10。钗朵多而讶重11，髻鬟高而畏风12。眉将柳而争绿13，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苔始绿而藏鱼14，麦才青而覆雉15。吹萧弄玉之台16，鸣佩凌波之水17。移戚里而家富18，入新丰而酒美19。石榴聊泛，蒲桃酦醅20。芙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21，文君送酒来22。
玉管初调23，鸣狒暂抚，《阳春》、《渌水》之曲24，对凤回鸾之舞25。更灸笙簧26，还移筝柱27。月入歌扇，花承节鼓28。协律都尉，射雉中郎29，停车小宛，连骑长杨30。金鞍始被，柘弓新张31。拂尘看马埒，分朋入射堂32。马是天池之龙种33，带乃荆山之玉梁34。艳锦安天鹿35，新绫织凤凰。
三日曲水向河津36，日晚河边多解神37。树下流杯客38，沙头渡水人39。镂薄窄衫袖40，穿珠帖领巾41。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42。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注释】 1宜春苑：又名曲江池，汉武帝时营造，旧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2披香殿：汉宫殿名。3(zuan)：鸟婉转地鸣叫。4河阳：旧县名，故域在今河南孟县西北。5金谷：在此指晋石崇的别墅金谷园，其地在今河南洛阳。6游丝：飘浮的珠丝。7上林：即上林苑。本为秦旧苑，汉武帝时扩建，方圆三百里，并有离宫别馆。8河桥：晋时在杜预指挥下建造的一座桥。9丽华：指东汉光武帝的后妃阴丽华。金屋：极言房室的华丽。10飞燕：即汉成帝后赵飞燕。兰宫：赵飞燕所居住的一宫殿。11钗朵：花朵形的金钗。12髻鬟(jihuan)：发髻。13将：同。争绿：古代妇女以黛画眉，眉呈微绿色。14苔：水苔，青绿色的水生植物。15雉：一种鸟，又名野鸡。16弄玉：据说为秦穆公之女。弄玉的丈夫萧史善吹箫，能作凤鸣之声。穆公为筑凤凰台。萧史吹萧引凤来，后弄玉随凤而去。17凌波：在水上行走。此喻步履轻盈。18戚里：外戚所居之地。19新丰：旧县名，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北。20石榴：指石榴酒，以石榴汁酿成。蒲桃：即葡萄，亦指酒。勣醅(popei)：未滤过的酒。21绿珠：为西晋石崇的歌妓，此人美丽娇好并善长吹笛。22文君：即司马相如之妻卓文君。在私奔相如后，曾在临邛当垆卖酒。23玉管：玉制的管乐器。24《阳春》、《渌水》：并为古代有名并高雅的乐曲。25对凤回鸾：形容舞姿的轻柔婉美。26灸：薰陶。笙：乐器名。簧：为笙中的发音金属片。27筝：一种弦乐器。柱：筝上的枕弦之木。28节鼓：古乐器。中开圆孔，置鼓其中，击之为乐曲伴奏。29协律都尉：掌音乐之官。汉武帝曾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射雉中郎：潘岳有《射雉赋》，又曾兼虎贲中郎将之职。30苑：供帝王贵族打猎的场所。长杨：指汉代的长杨榭，是当时秋冬校猎的地方。31柘(zhe)：树名。此树之枝可制弓。32马埒(lie)：跑马射箭的驰道两侧的矮墙。分朋：犹言分批。33龙种：极言马种之好。34荆山：在今湖北省境内。玉梁：为带名。35天鹿：象征着祥瑞的一种鹿。36三月：即古代三月三日的上已日。古时人们于这一天到水边洗濯，以驱邪祈福。37解神：祈神还愿。38流杯客：传说东汉时的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见山石中流出一杯，内有胡麻饭糁，接着又遇到两个仙女。当他们半年后返家时，子孙已过七代。39渡水人：东晋永和年间，桓温伐蜀，从山阳出江南，李势派昝坚阴击桓温，昝坚率军从沙头北渡。40镂薄：镂金薄片。41帖：粘附。42三晡：傍晚时分。
【今译】 春天又回到了宜春苑，披香殿中在赶着春游的新衣。鸟儿在新年开始之际婉转鸣叫，二月里的杨花随春风满路飘飞。就好象到了河阳县，四处都是盛开的花朵，又仿佛走进了金谷园，一片绿树葱葱的景象。一丛丛香草妨碍了人们的脚步，飘浮的游丝似乎要拦住目前的道路。美丽的女子们要进入上林苑，争抢着渡过河桥。有的来自阴丽华的金屋，有的来自赵飞燕的兰宫。他们头上戴着朵朵金钗，高高的发髻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黛眉象柳叶一样般翠绿，容颜似桃花那样艳红。她们的身姿倒影在池水中，衣袖上落洒着花朵。鱼儿在水苔下游动，青青的麦苗遮盖野鸡。高台上传来了弄玉的箫声，水面上可听得见凌波仙子佩玉的和鸣。这里既有戚里的富家，又有新丰的美酒，葡萄洒甘醇，石榴酒飘香，荷花般的玉碗，莲子状的金杯，鲜嫩的竹笋，细核的杨梅。弹琴的女子象绿珠，进酒的女子如同卓文君。
玉管调好了音调，琴弦奏出了曲声，弹奏的是《阳春》、《渌水》等名曲。伴随着音乐的是翩翩妙舞。吹笙鼓簧更渲染了气氛，急弦促柱不时变换着节拍。歌扇团团如满月，节鼓声声伴飞花。其中有协律都尉，射雉中郎。在小苑停车，又来至长杨。金鞍被于马背，良弓满张其弦，驰道上尘埃扬起，队队骑手进入射猎场。马是天池产的良种，腰带镶嵌着荆山美玉。锦袍上绣着天鹿，绫袄上织有凤凰。
三月三日上已节，河边到处是游人，傍晚时分他们开始祈神还愿。树下有人持杯而饮，沙头有人渡水。衣袖上装饰着镂金薄片，领巾上点缀着珠宝。太阳已在高高的山头上偏斜，游人们酒兴未尽还未归家。池水照人胜过挂在室内的镜子，衣裳薰染的香气赶不上外面的鲜花。
【集评】 许连《六朝文絜》：“六朝小赋，每以五七言相杂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远俗。初唐四子，颇效此法……秀句如绣，顾盼生姿，不啻桃花靧面，令人肤泽生光……句亦如天鹿锦、凤凰绫，多从组织得来。
【总案】 这篇小赋可谓把春天的气息及其带给人们的欢乐写活了。无论就作品的布局结构，还是从作者的行笔运辞来看，它都达到了一个较为完美的艺术境界。小赋虽主要刻画的是宫苑春色，但由于作者选择了极为恰当的外物场景，如路上的飞花，池中的绿水，及歌舞骑射，曲水流觞等，不仅写出了春天的普遍特征，而且也使读者在赏观作品时得到一种较强的审美感受。至于偶辞用事，则秀句可餐，通篇以五七言相杂而成，即使那些引典用事之句，也显得十分流畅自然。因此它代表了当时小赋创作所达到的较高艺术成就。
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进入了以文人为主、自觉和个性化的时代，诗人之多，诗作之富，诗风之多样，诗歌在表现社会生活与人们内心世界上的开拓与深入，以及诗歌自身形式上的变化和创新，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尽管中国诗歌的成熟鼎盛时代迟到唐代才正式形成，但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可以说是连接中国诗歌开端与鼎盛之间的津渡，明显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这八百余年诗坛本身也是佳作云涌，名篇如潮，无论其审美价值还是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影响，都值得后人重视。《魏晋南北朝诗卷》（丁夏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这两个阶段诗歌的两个较有特色的选本。前者选诗始于汉末建安年间的曹氏父子，终于隋末唐初的诸诗人，在突出名家与传名作的同时，注重介绍、分析诗人的创作个性，并通过评析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审美追求与诗坛风尚的嬗变来展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诗歌演进的大致轨迹及走向，使读者在贪图这一时期诗坛名作之际，也能从文学史的背景层面体察当时诗歌创作的时代特色。此外，本书力图将诗歌的鉴赏引导和学术研究相融结合，在评价诗人或流派时每每可见选注者阐述已见，其说未必恰切，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后一本书初版于50年代末，70年代末经修订再版，是选注者倾注多年心血而完成的力作，流传也较广泛。此书共计四卷，一卷为“汉诗”，包括汉乐府、《古诗》及文人诗，二卷为“魏诗、晋诗”，包括建安年间、魏与两晋的文人诗及民歌；三卷为“宋诗、齐诗”，兼收南朝民歌如《西洲曲》；四卷为“梁诗、陈诗、北朝诗、隋诗”，北朝民歌如《木兰诗》、《敕功欧》等收在北朝诗中。入选诗歌前后虽相距八百年，但均系披沙拣金之作，且每卷各有重点，一卷是汉乐府中的民歌与《古诗》，二卷是曹植、阮籍、左思和陶渊明的诗，三卷是鲍照、谢眺并举，四卷则突出了庚信与北朝民歌。这些重点对读者了解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精华所在确有帮助。书中对诗人生活经历、创作特色及成就的介绍从简，但书前的《序言》则详细地论述了这两个阶段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发展主线和主要成就，对著名诗人的创作更有较深入的分析，值得一读。（脉望生）--------------------------------------------------------------------------------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能帮到亲哦~~
魏晋南北朝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记叙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很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记叙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但是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魏晋南北朝小说篇幅短小、叙事简单，只是粗陈故事梗概，而且基本上还是按照传闻加以直录，没有艺术的想象和细节的描写。虽有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是还不能展开。所以还只是初具小说的规模，而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它们都为唐传奇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离魂记》与《幽明录》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的《胡母班》都有继承关系。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有志怪一类，《聊斋志异》是这类小说的顶峰。模仿《世说新语》的小说达几十种之多，这也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隋朝建立（489），前后约40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争频仍，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环境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跃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大转变，且极富创造性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诗歌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领域。我们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1）时代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2）内容线索：建安诗歌，悲伤离乱，慷慨苍凉，梗概多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由于环境险恶，变慷慨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拟、颂功德，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承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矫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作，情感抑郁、体气豪迈；庾信《拟咏怀》抒发悲愤，开绮艳、清新、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盛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淡自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开山水诗一派。梁、陈时期的宫体诗风靡一时，这是诗风的一股逆流。（3）体裁线索。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观。永明体新诗的出现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言诗也得到了开创和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标志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制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发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出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作。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格清丽柔弱，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质朴，代表作为《木兰诗》。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局面，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与汉代散文相比，有四个特点：一、叙事言情的书信和山水散文兴起，用书信的形成写自然山水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独创；二、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外，成为文学传记；三、抒情成分增多；四、文章趋向骈俪。骈体文形成并臻于鼎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追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采、骈文创作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方向发展。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新的文学样式，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主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自由，带来了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批评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文体的区分、文风与作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看法，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新时期。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骈体文写成的文论著作，阐述了相当完整的创作论，它第一次把创作动机、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归入文学批评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它初步建立了文学史观，既重视文学发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自身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较全面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与形成之关系，总结了创作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作。《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对诗歌的某些创作方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作家品评失当，对声病说盲目排斥，在探讨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阐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发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使文学创作置于其影响与指导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同步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1.特别善于抒情，善于把写景和抒情融为一体。如《迢迢牵牛星》，通篇写景，而情在其中。2.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表情含蓄，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 （《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冉冉孤生竹》）等，都用得十分贴切生动。3.风格平易，语言浅近、精练、自然。诗中没有刻意雕琢得华丽词句，如顺口说来，浅近而不浅薄，通俗而不庸俗，似乎从肺腑中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十分自然。《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诗歌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对后代文人五言诗产生不小影响。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张茹倩、张启成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之离别，词怨皆深”的评论，认为江淹《古离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主要思想内容，又认真分析每首诗后，得出：第1、2、6、8、9、14、16、17、18、19是伤别；第3、11、12是叹时伤己；第13、15是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以伤别为主，宣扬及时行乐的仅两首。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生命形态论”。 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精神形象论”。 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渲泻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这千古绝唱。“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仍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古诗作者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不能肯定，也不能盲目称赞所谓“感情真挚”，应深入分析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能模糊时代和阶级界限。随着思想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偏见，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二重性，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采取客观的、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评价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一《古诗十九首》是汉末一群无名诗人说创作的抒情短诗。《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释之甚明。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二 诗史上都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如：1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2 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三 在汉代并没有《古诗十九首》，甚至“古诗”之称。至于西晋：1陆机有《拟行行重行行》等十四诗，其中所拟十诗在今十九首之中。2 刘烁《拟行行重行行》二首，所拟亦在今古诗十九首中，然而也都未用“古诗”与“古诗十九首”的名称。3齐梁间刘勰的《文心雕龙》与稍后钟嵘《诗品》中始见“古诗”之称，据《诗品》记当时这类古诗尚存有六十首左右。4 至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始在杂诗类中首列《古诗一十九首》之目，又将陆机所拟十二首成为《拟古诗》，遂为后人沿用至今。5由此可见“古诗”一称是在六朝经过长期酝酿，随着当时文体分类的逐渐细密而形成的，而《古诗十九首》则更是在当时流传的众多无名氏古诗中，经过反复的筛汰，至梁代中后期方以组诗的面目出现的。这些固然与六朝的文艺思想有关，而更加主要的是由这十九首诗歌的性质所决定的。四 将《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五言歌辞相比较，舍去音乐因素，就实体形式看，并无本质的区别。1六朝以至唐宋人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有重叠，如：1）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2）词句更多雷同，如古诗《孟冬寒气至》有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3）而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则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2 可见古诗和乐府在汉世是二而一的关系，被采入乐即为乐府，未入乐或入乐后又失其调名则为古诗，故清人朱乾《乐府正义》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3《古诗十九首》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与汉乐府一样，继承了《诗经》以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风余”。五 以群体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又是众多的汉代无名氏诗歌中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类型。与一般汉乐府民歌比较，在风格上有以下异同：（1）感性：二者均一事一诗，情事交融。民歌较多铺叙，叙事以见情；古诗则重于抒情，以情融事。（2）结构：二者均结构浑成，无斧凿之痕。民歌多以事情之自然顺序为线索；古诗则按照情感的起伏节奏驱遣剪裁事实。（3）语言：二者均自然天成，富于感染力。民歌如胡应麟所称“质而不鄙，浅而能深”；古诗则“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明谢榛称之为“秀才说家常话”。（4）境界：由以上三者决定，二者均风格浑成，境界深远。民歌“遒深劲绝”（王渔洋语），其境深厚；古诗“怊怅切情”（刘勰语），其境旷远。六 这些异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不同于乐府民歌之多为劳动者，而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更好地抒发因遭受压抑而产生的愤懑不平，一反当时上层统治者将文学作为雕虫小技的痼疾，打破了当时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专尚回言、骚体（及其流裔汉赋）的积习，大胆地向民歌学习，从而将分离达三百余年之久的文人创作语言与民间创作语言重新结合起来，将新兴的五言歌诗——被上层文人视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作为主要的创作手段，同时将汉乐府中已有表现的叙事与抒情分流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自己的创作与汉乐府相比较表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于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语）的一代新诗——五言抒情古诗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诗体及其表现手法，在中古以后的古典诗歌诸形式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说《古诗十九首》又是“诗母”。七 时代特点：《古诗十九首》一身而兼有“风余”与“诗母”这两个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它在古典诗歌从前古至中古（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的重大转换中处于枢纽地位。1 前古时期诗歌，从审美角度考察，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都是一种朴厚的自然美，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较少修饰雕凿，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可以称作不自觉得文学作品。2用唐代释皎然的话来说说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在这十九首诗中已经可以看到炼字锻句，某篇布局的种种迹象，用皎然的话来说是“始见作用之功”；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汉赋之雕琢铺张，肤廓无真意，而始终如诗、骚一样以情意之表抒创作的中心。3 这样它就在实际上开创的中古诗才情并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的优秀传统。4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无名氏古诗越来越为诗人与论诗家说重视，陆机始拟之，刘勰、钟嵘复倡之，以为“实为五言之冠冕”（刘勰语），而至昭明太子萧统，取其文学性尤著之十九首，集为一组，成为后世五言古诗之楷法。八 总评：1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由于情致与才藻的关系是中古后诗史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而《古诗十九首》完美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因此，后世凡是遇到形式主义诗风抬头，进步诗人总是将《十九首》与诗、骚、汉乐府一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十九首》在诗史上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2然而因为《十九首》的作者与劳动人民毕竟有一定距离，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够宽广，它的诗境又主要表现为蕴藉含蓄一路。因此当后世出现在思想史上直指现实，激切锋利；或在风格上发扬踔厉，纵横驰骋的作品与流派时，一些保守的诗人与评论家又都拉起《十九首》这面大旗，作为它们反对诗坛上这些新生事物的武器。3《十九首》的作者愤于现实，又往往以颓废放荡来作对抗，这也成了后世某些逃避现实的诗人之口实，在这些方面，它又表现出消极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个时空状态停滞了。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兼画家,是整个盛唐文化精神的凝聚,是盛唐的第一位大诗人。王维以他的山水田园诗独树一帜,其诗歌创作成就很高,对后世诗人及诗歌创作有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论述。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维的生平及思想、王维的艺术成就以及王维山水田园诗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也有汲及王维山水田园诗语言特色的研究,本论文就这一论题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以图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基于此目的,我对涉及本论题的前人关于王维诗歌创作的研究进行了阅读,就研究现状而言,概括起来可分以下几个方面：一 关于王维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关于王维的生平有不少研究,如赵殿成笺注的《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介绍了王维的生平、生活背景，记录了王维四百二十一首诗歌；还有陈铁民著《王维年谱》（选自《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一文将诗人一生的行事作了详细的考述；陈铁民在《王维生平五事考辨》（同上）中确切地说了王维隐居、做官的时间及次数、地点；陈铁民还在《王维生年新探》（同上）中推定了王维生于701年。王维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一生奉佛，尤其到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更深了，《论王维的佛学信仰》（选自陈铁民《王维新论》）中提到王维大抵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汲取佛学思想的。他对奸臣专权的黑暗统治感到不满，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具有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于是产生逃避现实的想法，正是这些使王维转向佛学。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下面给大家分享诗歌的议论文，欢迎阅读！
向着苍白的星，冒着漫天浓雾或太空茫茫，我在生活的海中扬帆去航行。——题记
夏日中某个令人困乏的午后，诗集，十字路口以及乞丐。这就是我对那个时刻极少的物质记忆。
这不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我也不是什么吉尔伽美什或亚瑟·潘左干。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我思想上的顿悟，正如同遇见恩奇都或拔出石中剑，是我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彼时的我，或许可用夏尔·波德莱尔的诗句描述：“自爱而不自卑”。我一直喜爱读书，喜爱西方文学，无论是《1984》还是《飞鸟集》，全部略有涉猎，常常出口成章。因此，我作为“博览羣书的才女”被同学、家长、老师夸赞着。在赞赏声中，我对读书的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狂热地汲取新的知识与词句，却在学习上慢慢下滑。那个午后我刚自山东书城出来，还在回味博尔赫斯优美而深邃的语言，却被路边半蹲着的乞丐吸引了视线。见我看他，老人慢慢起了身。
他身体已不能说是佝偻，而是折断。如同巴黎街角跟在波德莱尔身后的小老头一样，他的脊梁和大腿形成一个直角--接下来如何形容他呢？——我回忆起书中的句子：“那根柺杖使他步履蹒跚，又使他的相貌像瘸腿的走兽。”于是自然而然地，这位有着明显亚洲面貌的老人竟使我想起《圣经》中一位因不许耶稣坐下而被惩罚永生永世行走的木匠了———那个可怜的、流浪的犹太人！我的被词句渗透的大脑已经将覆盖现实的本领练得炉火纯青，就算他有着与外表不符的智慧或诗意，我也会认为他是喝下小溪水的荷马或在某处山洞穴居的尤利西斯——这形象会比一个普通乞丐在我大脑中留下更鲜明的印象，因为我刚刚从这故事中走出书城大门，这归功于博尔赫斯先生——直到那只手伸到我面前。那只乌褐色的、骨节突出的、贫瘠、深沟纵横交错且肮脏的手，指甲灰黑起翘，满是油渍地伸到我面前的手——或许已不能算手。即便是撒旦的诗歌也比这好上太多太多。一只活生生的、无法被任何幻象美化哪怕分毫的手，就这么撕开了虚无的词藻，将现实残忍而又庄重地递送进我的双眼。
我猛然发觉，我读过千万本小说、散文、诗集，记下了千万句优雅、壮丽、深邃的文字，却无法回答一双苍老的手。
是时刻已至么？我从文字的幻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如此空虚，比那只手还要贫瘠——不，无法和那只在现实中翻山越岭、饱含生活沧桑的手比，我还没有真切地体会到生活，便已幻想着驰骋蓝天。多么讽刺啊！自以为才华横溢的我，复述着他人的美好，得意洋洋，却始终没有踏出象牙塔一步。
我不敢再看那只手。恍惚间我身边好像又伸来一只如出一辙的手，接着是第三只、第四只……被现实围住的麦克白，我会安然无恙，去凝视第八个？不！在看见那面镜子之前，我后退一步，逃离了幻觉和那只手。
我回到家中，没有直接看书。坐在椅子上沉思良久后，我把新书锁进了柜子。
我开始合理安排时间，不再到处夸耀自己，我的成绩开始回升，也尝试和同学一起参加室外活动。我意识到，读书不是让自己沉溺在书的环境中，而是通过书，使生活更加美好。
无论多么好的佳作，都是源于生活。面对现实，我不再迷茫，我将用 *** 与热忱，捧起生活这本诗歌。
自从连续看了三季的《中国诗词大会》，我就被诗歌感染，与它结缘。诗词大会上，那些选手们对诗词的热爱与追求，令我深受感触，情感得以薰陶。
诗歌绘美景
从古至今，一首首诗歌，向我展示了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吟一首清代诗人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我仿佛在一片花海中徜徉，沉醉于旖旎的春光；读一首宋代诗人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仿佛在微波泛起的荷塘边感受夏日荷塘之风；念一首唐代诗人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仿佛在山捡的枫林中享受采撷红叶的乐趣；诵一首边塞诗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仿佛又在一片净色中踏雪赏景，纷纷雪花悄然而下……
一首首诗歌，一道道美景！
诗歌蕴哲理
一首首诗歌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育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获得真知；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向我们诠释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又告诉了我们不能只立足书本，实践也极其重要，做一个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人……
一首首诗歌，一个个真理。
诗歌寄情思
诗歌中，总是寄托着诗人各种各样的情感。易安居士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是一种何等的愁思，人比菊花还要消瘦，定是缘于她对丈夫的思念；纳兰容若的“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两人情投意合，奈何造化弄人，偏偏不能在一起，那是对爱情的渴望与叹息；李太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纵使月光那样柔美，但月下故乡的意向更令人向往；陆放翁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不仅是他对子女的临终遗嘱，更是对祖国拳拳的热爱之心……
一首首诗歌，一段段情思。
诗歌，充满韵味，情思悠长，伴我成长！
您用火一般的情感温暖着每一位同学的心房，又用诗歌般的豪情万丈，亦或是婉约清秀将无数颗心牵连激荡，仿佛连您的背影也凝聚着滚烫的目光……
在我看来，语文老师是需要大量的文学知识储备，需要在课堂上耐心地为我们解读每一个文字。每当看到你们在办公桌前认真备课的模样，我就能感觉到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光荣。“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你们不正像那蜡炬一般，燃烧自己，只为将自己所学所获无私地教给我们。
你们的思想、话语，充溢着诗意，蕴含着哲理，同时又显得是那么神奇，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曾激起过很多美妙的涟漪！
你们的灿烂笑颜，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你们的品行人格，会永远珍藏在我内心的深处。在生活的大海上，你们就像高高的航标灯，屹立在辽阔的海面上，时时刻刻为我们指引着前进的航程。你们用诗赋中的道理教导我们，同时，诗中的内涵韵味在你们的身上也有了最真实的写照，你们在我的心中，就如古代那一位位风流人物，心中顿生钦佩。
“遍地蕙兰思化雨，满园桃李谢春风。”您讲的课，是那样丰富多彩，每一个章节都仿佛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斑斓的新世界，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那轻轻地震撼心灵的声音，你们用心中的爱，染成了我们青春的色彩……老师，快推开窗子看吧，这满园春色，这满园桃李，都在向您敬礼！
如果没有您思想的滋润，怎么会绽开那么多美好的灵魂之花？传播知识，就是播种希望、播种幸福。老师，您就是这希望与幸福的播种人！是您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我们的心田才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您在我们心中埋下了诗歌的种子，并努力将诗人的内涵授予我们。您多像那默默无闻的树根，使小树茁壮成长，又使树枝上挂满丰硕的果实，却并不要求任何回报。
“愁雨淡淡雨潇潇。”我听说，当苗子需要一杯水的时候，绝对不能送上一桶水；而当需要一桶水的时候，也绝不给予一杯水。学会适时，适量地给予，这就是一个好园丁的技艺。老师啊，这也正是您的教育艺术。
不计辛勤一砚寒，只为桃李满芬芳。诗满人间，画满天下，英才济济笑颜开，唯吾师也。
语文老师，也许你们只是芸芸众生中较为普通的那一份子，但在我们心中，你们又何尝不是最高的那一位？“天涯海角有尽处，唯有师恩无穷期。”夕阳西下，在淡淡的余晖中，仿佛仍能看见你们恬静的笑容。你们带领着我们，以梦为马，以诗引路，终会到达那芬芳四溢，桃丹流芳的彼岸！
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如流沙在沙漏中流逝，却带不走前人于长河中慨叹的句句篇章。——题记
是什么人喊着最原始的劳动号子“哼呦、哼呦”入诗？又是谁在河边轻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优美的“思无邪”的歌谣出现在了人类生命记忆的源头，也出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的源头。我自幼与诗结缘，听长辈说我的名字取于《诗经》，所以从小就对诗词歌赋有极大的兴趣。
记得从前，母亲给我讲屈原冰清玉洁，处浊世而独醒，用整个生命吟诵华章谱写成《离骚》《楚辞》的故事；描述着陶渊明在青山之中扛着锄头，悠闲漫步地走着，清脆而婉转的鸟鸣在青山之间萦回，蓦然回首的那一刹那，望见了南山的画面，吟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
课堂上，老师讲授着李白寄情山水，恣意潇洒流淌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绝唱；赞扬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本《历代诗词鉴赏》是我多年最忠实的朋友。它引领着我渐渐感悟到了凝练的文字下诗歌的情境美。
儿童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总会引起诗人们的关注：花丛中，“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草地上，“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溪水旁，“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树林间，“牧童骑黄牛，歌声震林樾”；池塘边，“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小舟上，“怪得无雨却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一幅幅童趣盎然的情景，似乎在我童年的梦境中重现；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原来竟和我是这样的亲近！
《历代诗词鉴赏》教给了我透过文字表面感悟藏在下面浓浓的感情。比如送别诗，柳永吟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都是何等令人伤感；李白贮立江边，看“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而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传递给友人的则是前途一片光明，激励友人阔步前行。
中国古典诗歌是如此富有魅力，仿佛通过这条时间的隧道，让我与中国古代大诗人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漫步徜徉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河中，尽情沐浴着知识的阳光，汲取着文化的营养，让诗歌伴我成长。
天空拥抱了大海，让自己更湛蓝；阳光拥抱了白云，让自己更柔和。拥抱，到底有多么美好？——题记
拥抱高山，你会感悟到峯峦的雄壮；拥抱大海，你会领略到汪洋的浩淼；拥抱大地，你会领悟到万物的生机；拥抱天空，你会感受到白云的飘逸……
我爱高山，我爱大海，我爱大地，我亦爱蓝天，但，我不会把我的第一次拥抱留在天地间，因为我更爱诗歌，我要带着我的拥抱穿越时空，去拥抱历代的诗词歌赋。
拥抱汉朝的诗歌，是那“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雄壮，我感动，我啜泣，我伤心，我敬佩。短短一句诗文融入多少情感。只能感叹“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拥抱三国的诗歌，那是一代枭雄曹操的诗篇：“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什么样的豪情壮志！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没有儿女情长，只是一股豪气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拥抱东晋的诗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浪漫感动着我，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诗人，倾心菊花已到了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地步。只有用诗，含蓄而深沉。他的情操因诗句而更高尚。
拥抱唐朝的诗篇，我领悟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寂寞境界，寂寞因诗句而得以慰藉。也终于学会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豪情，所以我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说法。
拥抱宋朝的诗词，我仿佛听到葡萄树下的喃喃低语，那是牛郎织女的甜言蜜语，是“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诗情画意，这里面蕴涵着多少缠绵？
拥抱……
拥抱诗歌让我明白——真正的友谊深过桃花潭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怀。我终于明白，当爱到无声无息时，诗歌可以代言……
“我以我的诗歌感动上帝，正如山以瀑布，感动遥远的大海。”泰戈尔深沉的喉音唱出的诗，感动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感动着你、我、他。
诗歌，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
她从远古走来，从一声声劳作的号子中走来，从麦田森林里走来，从江南江北长城内外走来；她汇入了思亲的低吟，抒怀的长啸，胡人的琵琶，越女的菱歌；她接纳了绚烂的落日，皎洁的明月，闪烁的星辰；她孕育了汉唐，滋养了两宋，薰陶了从草原南下的大元，奏响了诗词曲赋的炫音；她融入了滚滚黄河，悠悠长江，最终奔向那浩瀚无垠的东海。
诗歌里有智慧明达的性情流露与告白。诗歌从自然的变迁、生活的片段和历史的更迭中获得灵感的泉源，并教给人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她教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欣赏袅袅炊烟；她教会人们以怜惜之心对待思子的母亲，劳作的耕夫，戍边的将士，分离的亲友；她教会年轻的恋人一往情深却未必要朝朝暮暮；她教会人们读书要有清源活流，绝知则需身体力行。每一首诗，无不燃烧着那个时代的生命 *** ，散发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每一首诗，都表现了诗人对于生命本质的探索与发掘，都是诗人在所处时代振聋发聩、卓尔不羣的性灵宣言。
诗歌里也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由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起来的集体无意识，渗透在每一个人的血脉中，绵延不绝。所以今天，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的我们，能够较轻松地跨越时空的阻隔，读懂先人诗篇背后的深情厚意。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中国诗歌也是一种象思维。美学大师宗白华说：“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使他们用充满 *** 的具体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因而，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大量的比兴、隐喻、象征、暗示、联想，并借助它们，走进诗歌的内核，走进诗人的心中，走进人类的心灵。
诗歌里更有华夏儿女的民族精神。这里有对理想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坚定，这里有对国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拳拳之心；“宝剑锋从磨砺出”的.自强不息促我们奋进，“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厚德载物令他人温暖；“书山有路勤为径”的痴醉神迷没有被遗忘，“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刚正廉洁总会被传承；志士仁人胸中怀有“开窗放入大江来”的博大宽广，渔父樵夫眉宇显出“坐看云起时”的淡定从容。
诗歌就这样伴着时光的河流，一起缓缓流淌至今。岁月倏忽，在当今钢筋丛林的现代社会里，她似乎褪去了往日的神采！放眼望，河流的两岸，新科技的摩天大厦早已耸云；惊回首，实用主义的花园已然遍布。河畔行吟的诗人背影落寞，他们或许早已形被物役？井水边传唱的诗篇模糊幻灭，她是否已悄然消逝在喧嚣纷杂的红尘之中？鸿雁传书的诗意日渐式微，怎换作了新奇搞笑的表情包？即便是年轻的木心，也曾在黄浦江边感叹道：“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有时，波德莱尔真不如一碗馄饨。”
是生活中的诗意随风飘散了吗？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诗歌没有其薪火相传的空间了吗？不，远离了诗歌的我们分明已开始迷茫彷徨。曾记否，我们哪个不是在诗歌里沐浴耳闻目染、潜移默化的启蒙，终究让生命绽放夺目的光彩的？！小时候，谁没有跟着妈妈望着明月，念着“牀前明月光”？长大些，谁又不曾经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涩懵懂？追求理想，只盼“乘风破浪会有时”；遇到困境，但求“一蓑烟雨任平生”；年华老去，叹一声“流光容易把人抛”；朋友离别，赠一句“天下谁人不识君”！是的，诗歌从来不曾疏离我们，只是我们自己把她封存成泛黄的记忆！
诗歌，不能枯竭，也不会枯竭。马克思说，“从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在诗歌中，我们重新找回自己，拾起自信，觅到方向！君不见：诗词大会如春风“绿”漫大江南北；“老树画画”的诗画亦如潺潺流淌的溪流在朋友圈中屡被刷屏；中英文对译的余音绕梁的诗句使人会心一笑魂牵梦萦；而木心也终将他坎坷多舛的一生谱成了一首高亢激昂的诗。我们将重温旧的诗篇，汲取精神的营养；我们将创造新的诗篇，化作飞翔的动力！
其实，诗意一直都在！诗歌，永不枯竭！
泱泱五千年的岁月中，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也就是我们的祖国，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它们就像一颗颗耀眼的夜明珠，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行走在习俗的路上，你会感受到中国的传统色彩；行走在历史的路上，你会看到悠悠岁月中的传奇往事；走在诗歌的路上，你会感受到中国古代的典雅……
诗歌，就像羣花中的牡丹花；诗歌，就像黑暗中的萤火虫；诗歌，就像繁空中的启明星。回望中国悠久五千年历史的文化，最吸引我的无疑是诗歌。
谈到诗歌，人们一定会想到那个最为繁荣的时代。是的，那就是唐代。在那时，中国的诗歌最为繁荣。那时诗歌的种类很多：山水诗、边塞诗……
其中山水诗的杰出代表是孟浩然和王维。从他们的山水诗中，我们仿佛能够身临其境。“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读到这儿，我仿佛看到了在一座静谧的竹林里，没有世间的喧嚣，唯有明月在与诗人相伴，多么一幅和谐的景象啊！
边塞诗的代表无疑是高适和岑参。从他们所作的边塞诗中，你能读出战场上将士们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爱国精神；也能读出在边塞时他们对亲人、故乡的深切怀念。“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你能读出诗人对故乡的怀念，对和平的渴望。
走在诗歌的路上，我们感受到了古人们的思想，感受到了祖国灿烂文化的色彩！让我们一起继承中国的文化，将它们发扬下去吧！
生活中处处有诗歌。天真的儿歌、朴素的民歌，常在我们耳边回响。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古至今涌现出屈原、李白、杜甫、郭沫若等许多伟大的诗人。一行行优美的诗句，一声声柔美的音符，在这点点滴滴中，我开启了我的诗词之旅。
在我的记忆中，我学会的第一首诗词是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在一年级时第一次接触诗词。自打那次起，诗词那独特的魅力便深深吸引了我。
我对诗词的喜爱在年龄增长中愈发浓烈。在我的书桌里总会放着一两本诗词书，闲来无事时，就会拿出来背诵几篇新诗词。每年暑假和寒假，我每天都会背诵几篇古文、诗篇。到现在，我的诗词储备已经很丰富了。
前年我迷上了《诗词大会》。每晚到了八点，我便会准时来到电视机前，拿起爸妈的手机，参与到答题中。每一位诗词达人的储备量都非常丰富，我跟他们比较起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啊！由此，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积累更多的诗词，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到《诗词大会》上绽放自己的光芒。在答题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新内容，而且在评委老师的讲解与点评下，我更是受益匪浅。《诗词大会》让我更加热爱诗词了。
在诗词中，我也能感悟到很多。
花中，我独爱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我看出了梅花傲霜斗雪的顽强意志；“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由此可见梅之傲骨，同时它还担当了春的使者……
秋天，是我最喜爱的季节。“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色，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表现出秋景的萧瑟，却毫无悲凉之情……
快乐，像冬天破冰的小河，像春天的万物复苏，像夏天的绿树成荫，像秋天的硕果累累。快乐的源泉就是诗歌，在我悲伤时，与我共度难关；在我喜悦时，又与我一起分享。
与诗同行，与书相伴，在我的世界里，有你们，真好！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v诗歌何时称之首 在古代，诗歌最初称"篇"或"章"，而不称"首"。例如我国最早的《诗经》，叫"三百篇"，屈原的诗叫"九章"，诗歌称"首"，最早出现于东晋初年。当时有个名叫孙绰的诗人，在《悲哀诗序》中写道："不胜哀号，作诗一首。"一个名叫支通的人，在《咏禅道人诗序》中写道："聊箸诗一首。"从此，人们普遍称诗为首。 v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杨子云《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用"则"和"淫"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现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而至盛唐，诗人、骚人的称号受人尊敬。 v古诗二言至十一言之始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苏东坡"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十一言诗之始。 v题画诗之考 我国题画诗的产生、历来被认为始于唐代，创始者为杜甫。 这里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题画诗？如若说题画诗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以现有的资料看，那是唐代才有的事。若不是专指题在画面上的诗，而是把不直接题在画面上的吟画、题画、论画以及题扇画、题壁画、题屏风画都看作是题画诗的话，那么，从现有资料看，在六朝时已经有了题画诗。 如《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就收有东晋桃叶的《答王团扇歌》三首，其一是："七宝画团扇，灿烂明月光。与郎却喧暑，相忆莫相忘。"虽说比较简单，但确实是对画扇的歌咏。 特别是由梁至北周的杰出诗人庾信，在梁朝时，曾作《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生动地描绘了屏风上的各优美画面，在题画诗创作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我国的题画诗，六朝时已经产生。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司马迁)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韩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孟子) C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吕氏春秋》) 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汉书》)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 吃一堑,长一智。(古谚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屈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杜甫)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春宵一刻值千金。(苏轼)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 D 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齐书)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苏轼)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汉书)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新唐书)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三国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 E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 F 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礼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战国策》)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G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士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病者为良医。(宋·叶适)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明《增广贤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 H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古诗诗话)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老子》) J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 见义不为,非勇也。(论语)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司马迁)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韩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孟子) C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吕氏春秋》) 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汉书》)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 吃一堑,长一智。(古谚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屈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杜甫)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春宵一刻值千金。(苏轼)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 D 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齐书)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苏轼)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汉书)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新唐书)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三国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 E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 F 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礼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战国策》)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G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士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病者为良医。(宋·叶适)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明《增广贤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 H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古诗诗话)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老子》) J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 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 见义不为,非勇也。(论语)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刘基)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苏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傅玄)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孟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 L 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吕氏春秋) 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元曲·争报恩)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 M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罗梅坡)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刘禹锡)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旧唐书) N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 P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 Q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宋玉)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辛弃疾)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汉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R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周易》) S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淮南子)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 莫等闭,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曹操)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轼)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杜荀鹤)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屈原)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 生也有涯,知(智)也无涯。(庄子)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宋·罗大京) 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晏子春秋》)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汉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权修》)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鲍照)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 士为知己者死。(史记)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白居易)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盂郊)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礼记》)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 T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水浒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彭端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苟子》)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 W 玩物丧志。(书经)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礼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易经) X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屈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尚书)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 学然后知不足。(礼记) 学无止境。(荀子)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鲁迅) Y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毛诗序) 《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管于》)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春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孙昭远)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秦观) 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 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香(刘向)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左传)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 Z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陆游)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苏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 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吕氏春秋)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晏子春秋) 竹直心虚乃吾友，水淡性泊是我师！ ------------------------------------------------------------- 一封书信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默无言，心事重，万千情思。 绕结心头，咫尺相近天涯远 从何开口？欲说还羞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 万般回首化尘埃，唯有青山不改 望断天涯无际，凄凉无语悲伤 只为两地信茫茫，才子佳人愁状 贫，不是耻辱；贱，才是真正地耻辱 滴水之恩，定当涌泉以报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夜深风雨归何处，西月窥人到半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静以修身，检以养德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夕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但得柔情消侠气，此生长愿伴妆台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经多世事心长惬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六言诗之前只读过王荆公的“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前番逛书市，见《唐诗画谱》一册，中有六言绝句数篇，便有了解一番的想法。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我查阅资料的笔记，中间也夹杂着自己的一些想法。 兹将六言诗定义为： 每句皆为六字的非骚体诗。 “每句皆为六字”基本是一句废话，而所谓非骚体诗，如《吴越春秋》中的《乌鹊歌》、曹丕《寡妇诗》等，便不在此列。这并不是说，每句六字的骚体诗便不是六言诗，是不是的问题留给纠结的人去做纠结的讨论。这个定义只是说，本文所讨论的是非骚体的六言诗。 六言诗起源之说有五： 1.诗经 2.楚辞 3.汉司农谷永 4.东方朔 5.孔融 诗经散见六言句式，但并未有完整的六言诗。楚辞或骚体与六言有较大区别，容后述。六言起源汉司农谷永，南朝梁任昉、宋人严沧浪、明代谢榛 、高棅皆秉此说，而其诗今未得见。东方朔诗现仅存两句。今存最早的完整的六言诗见于孔融。故窃论六言句式始自诗经，而六言诗始自汉司农谷永或东方朔为不可考，以目前可见的材料而论，当以始自孔融为宜。 论者谓六言源自楚辞，如《国殇》之属，去掉句中“兮”字，便是六言。但其实“兮”以及“兮”之类的虚词如“之”、“于”、“以”、“其”、“而”、“乎”等，在句中自有运用，正刘熙载《艺概·赋概》所谓：“骚调以虚字为句腰”是也！艾岩《潇洒的稀客 创作的新洲——略谈六言诗的特长》亦指出“兮的使用涉及音节，使辞情(用徐渭《南词叙录》所谓辞情，指默读中能够体会的感情起伏，而又能以朗诵示之者) 宛转，去之便觉神情不属。”况楚辞如《国殇》之类，以三字一顿、一句二拍，而六言诗多二字一顿、一句三拍，句式结构亦不同。故窃意六言诗不源于楚辞。 就六言近体而言，启功先生在《诗文声律论稿》中认为六言律句只有十种,兹分为二类述之： 1. 平起平收式：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平平平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平； 2. 仄起仄收式：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 此是就句法而言，若就全诗来说，刘继才在《论唐代六言近体诗的形成及其影响》中将其分为四类：律式、对式、粘式、混合式。 由此可说，从近体诗的标准来看，六言诗存在天然的缺陷：或不对、或不粘、或有拗句。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六言甘而媚”，我认为很符合六言诗的特点。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若以五言作个比较，周裕锴在《宋代六言绝句的绘画美和建筑美》中亦有论述： 察历代六言诗，如王右丞《田园乐七首》、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等，我认为这观点是很恰当的。清·蒋澜《续诗人玉屑》引蔡及心《蔡氏杂钞》说:“六言诗，要字字着实，声调铿锵，不可间散①字成句。虽平仄不整无碍。” 此谓句法。就章法而论，以六言绝句为例，艾岩《潇洒的稀客 创作的新洲——略谈六言诗的特长》将其分为三种： 1. 流水型 2. 列座型 3. 合扉型 “流水”即“流水对”之“流水”；“列座”即各句分述一事而气脉合而为一；“合扉”则“拆衷于前二者之间，前半分列而后半连贯”。兹各举一例如下： 流水型：闺月重阳赏菊 孟宛 前月登高落帽，今朝提酒称觞。 上林菊花何幸，遭此两度重阳。 列座型：田园乐七首其五 王维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 合扉型：田园乐七首其二 王维 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 值得一说的是“合扉型”，之所以选这一首，是因为它不同于艾岩所讲的“前半分列而后半连贯”。一、二句是分列，三、四句亦是分列，而一二句与三四句之间构成连贯。其实六言绝句中常见的是一、二句分列，三、四句连贯，这算是特列。至于其他六言诗体的章法，我读得少，姑且避而不谈。六言诗远不如五七言流传为广，而究其原因，论者大抵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与时代背景及诗歌发展趋势有关；而另一派认为与六言诗本身的缺陷有关。 先说第一种。1981年，黄征在《六言诗初探》中将六言诗所以不彰的原因归为“封建社会的刻板化、模式化”及唐朝以诗赋取士使其他诗体受到抑制。对此我并不认同，政治制度虽然影响文艺创作，但政治制度并非凭空产生。况且唐朝试帖诗为五言六韵，而流传的诗作却并非这些。而卫绍生在《六言诗为何未能广为流行——兼及六言诗的评价问题》中认为，诗歌的发展是多样化的，以四言为主的《诗经》流传了数百年，“古典诗歌继续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对这种偶数句和双音节词为主的诗歌形式的变革”。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也可以商榷。首先，四言六言虽然都是偶数字句，但还是有差别的，“四言优而婉 ，六言甘而媚 ’”，风格、作法、适宜表现的情感等都不一样；其次，诗歌在句式整齐的律绝之后“多样化”出了长短句，但律绝并没有没落，比较宋诗宋词、清诗清词的数量便大抵可见，虽然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有信心讲这个话，而何以六言诗就一直不兴盛呢？ 我觉得，要谈时代背景，需要从六言诗本身的特点出发。前文已述，六言诗“雍容和雅、古淡悠闲”，这恐怕与汉魏雄浑大气、盛唐意气飞扬的时代精神有点不太搭调，正如唐爱霞《古代六言诗研究》中所指出的： 而宋代六言诗稍多，或其正与当时整个时代的审美取向较近。但总的来说，写诗的人，或仕或隐，总有一份放不下的“家国天下”，六言诗悠闲的特质，骨子里便与这股精气神不符。 而谭汝为、曹长河在《六言绝句散论——兼谈诗歌六言句式的起源和兴衰》中认为，六言诗存在三点缺陷： 1. 词语组合缺少变化，过于单调；2. 音节过于呆板生硬； 3. 平仄缺少变化，过于拘谨。 第一点不详说。关于第二点，松浦友久《关于诗型与节奏的研究》中提出了“休音”的概念，即“在拍节节奏之流里的一个‘有拍之流而无音之流’的‘有拍无音’的现象”，如五言或七言，在句末便有一个二分之一拍的休音。换种说法的话，六言为“二二二”整齐的节拍，缺少像五七言那样奇偶相间的变化。 谭、曹二位认为六言律句只有“平平仄仄平平”和“仄仄平平仄仄”两种格式，故而“缺少变化，过于拘谨”，我倒并不认同。启功先生认为六言律句有十种，应当比较恰当。但六言律绝的确存在缺陷，由于缺乏平起仄收和仄起平收的句式，故而或不对、或不粘、或有拗句。这对于近体诗法则相当完备的时期的诗人来讲，或许也不太愿意选择用六言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五七言来说，六言诗缺乏指导性的文艺批评理论。这既是六言诗不彰的结果，也是六言诗不彰的原因之一。 由是，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六言诗所以不彰，我认为原因有三： 1. 六言诗的特质与古代诗人的精气神不太相符； 2. 六言诗本身存在一定缺陷； 3. 六言诗不彰与文艺理论缺乏的恶性循环。 大概就这么多，终于写完了，我仰头大睡梦前女友去也！ ①原文作“闲散”，《诗学初范》载：“然要字字着实，声调锵铿。或对或散，惟可不以间散字成句也”，而“闲”对应简体有“闲”、“间”二字。原文“闲”疑“间”字误。故妄改，并就此求诸指例。 [1]马海祥,李柱梁,陈传万.古代六言诗的产生及其格律化过程[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05):32-33. [2]艾岩.潇洒的稀客 创作的新洲——略谈六言诗的特长[J].名作欣赏,1991,(04):92-95. [3]刘继才.论唐代六言近体诗的形成及其影响[J].文学遗产,1988,(02):64-72. [4]周裕锴.宋代六言绝句的绘画美和建筑美[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02). [5]松浦友久.关于诗型与节奏的研究[J] .文学遗产,2002(4): 131-135 [6]谭汝为,曹长河.六言绝句散论——兼谈诗歌六言句式的起源和兴衰[J].天津社会科学,1983,(06):86-92. [7]俞樟华,盖翠杰.论古代六言诗[J].文学评论,2002,(05):40-44. [8]卫绍生.六言诗为何未能广为流行——兼及六言诗的评价问题[J].中州学刊,2006,(02):198-203. [9]黄征.六言诗初探[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版),1982,(01):108-113. [10]唐爱霞.古代六言诗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2):92-97 注：专著类文献如各种古籍，我读得比较乱，有的是之前不知在哪儿读过，有的是电子版，有的是网络版，不好列出。故参考文献只列了期刊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