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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和谐社会与宗教宽容全球伦理的主要推动者汉斯·昆(HansKung)有句名言：“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宗教间的和谐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各宗教间和平共存、和合共生，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和而不同”的和谐。宗教间和谐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各宗教间有足够的宽容。因此，对各宗教间的宽容进行历史反思也许能对当前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有所启迪宗教宽容与和谐在近现代西方的重新确立，基督宗教的某些信念重新扮演了重要而积极的角色。例如宗教改革家路德主张良心上的自由，认为信仰是自由的、不能有任何的强迫。在神学上属于加尔文派与浸信宗的罗杰·威廉斯(RogerWilliams)，在北美建立了一个提倡、实施宗教宽容、和谐的聚居区，为当时一些受宗教迫害的人提供避难所，由此成为日后美国宗教宽容与自由的滥筋。他写的有关宗教宽容的论文启迪洛克完成了他的《论宗教宽容》(1685)。在宗教改革时期，不少政治人物提出了类似的宽容主张。在启蒙运动中，宗教与良心上的宽容与自由，被视为两项权利，与其他天赋的权利一样。由此延伸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就是宗教宽容的理论基础不再是神学上的理念，而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确认。相关的思想和价值观，例如限制教权对个人思想和国家社会的控制，以至用对现世幸福的追求替代宗教对彼岸世界的渴望等等，这些观点都有助于促进宗教宽容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在文化价值上，近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倾向，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宽容和自由的助推器；在制度上，近现代西方宗教宽容所采取的形式，是以削弱宗教的宗派性质为特点的，是通过宗教多元化及政教分离得以实现的。正因如此，现代西方社会，表面上持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对不同的宗教采取中立的态度或立场。理论上，针对不同的宗教，作为一个世俗政府，尽可能地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的态度，尽量避免偏向一方。然而实践上，在西方国家的公众生活中，多数派(主流宗教)往往会试图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制定政策，保障多数派的利益，这必然或多或少地侵害到少数派的权利。因此，在实际的执行上，当局往往需要更多地意识到少数派(弱势宗教、小教团)的存在，并确保它们的合法权益，以免在少数派中产生不必要的反主流社会的情绪。著名宗教史学家史密斯(WilfredCantwellSmith，1916–2000)指出，从人类的整体历史而言，宗教之间并非互相孤立而是有着相互的交流。例如，在佛教发展史上就不能不谈及它与印度教的关系，更不能忽略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基督宗教的发展历史中不能不谈其与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的互动。因此，宗教史应是有关全人类的宗教交流史，而不应将各宗教孤立起来。换言之，宗教交流早已是不容否定的历史存在。历史上，少数宗教信仰者在接触无宗教信仰或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时，往往隐藏着某种传教的潜在动机，这种潜意识使之无法与他人进行深入坦诚的对话。然而，还有一些例子是，即使是带着传教的动机，在经过实质上的接触与对话后，参与对话者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他便是因接触到倡导近代中国佛教改革运动的杨文会(1837–1911)等人而看到中国佛教博大精深的西方传教土。对佛教的准确把握，使他在繁忙的传教工作与社会文化工作之余，努力翻译一些佛经，并撰写论文向西方人阐释佛教信仰，认为佛教就是“上帝的福音在亚洲的表达”。虽然他那种带着基督教色彩的翻译，并没有得到佛教界或学术界的认同，但在他的影响下，不少西方人，尤其传教士，开始重视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并逐步开展与佛教徒的对话。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与传播，使很多西方人对佛教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在有意无意之中，促进了东西方宗教的对话与交流。英国神学界的圣经研究权威斯特理特(BurnettHillmanStreeter。1874–1937)，在与东亚佛教徒的交往中完成了他的著作––《佛陀与基督》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从佛教与基督宗教的角度，结合自然科学的观点，探讨了宇宙的意义与人生的目的等问题，探讨了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异同。可见，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有助于各宗教的完善与发展。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宗教对话所预设的，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宗教信仰者在具体时空下的活生生的对话，而不是凭空对两份文献或两套信理系统做抽象的比较。史密斯曾借用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所讲的“我–它”(I–it)和“我–您”(I–You)的两种关系，来说明面对别人的宗教的几种不同的态度。简单地说，在“我–它”的关系中是把所要理解的对象视为一件静态物体来看待，而“我–您”的关系，却是以对方为活生生的对话对象。应用在宗教研究领域，前者集中研究宗教的外在表现，例如古代的历史、文献与典章制度，后者则集中在活生生的信仰宗教者，尤其是人内在的信仰。史密斯进一步提出，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宗教。首先，是“我”抽离地谈论一个非位格的“它”，这就像一些宗教学者“客观抽离”地研究别人的宗教的外在表现，这些研究对于研究者本人的宗教信仰来说，可以是毫无关系的。另一种是“我们”谈论“他们”的宗教，于此研究者本身非抽离之旁观者，而是有了个人主观的参与投入，但仍是以所研究的宗教为别人的宗教而已，别人的宗教只是一个与我们对立的他者，却不是对话的他者。第三种关系是“我们”跟“你们”对话，对话双方各自有清晰独特的身份与立场。第四种情况是，“我们所有人”(weall)在彼此谈论“我们”，包括我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当然意味着某种宗教身份上的融合就宗教对话而言，有些是关于信理或神学的，也有些是关于伦理和灵性上的。信理上的宗教对话，可让不同宗教就信仰的基本问题进行交流，促进对双方基本立场的了解。但有些时候这个层面的对话，往往因为难以在整体立场及具体细节上达成基本共识，只能成为各自的表述。在伦理上的对话，有些人尝试寻求各大宗教共同拥有的伦理价值或伦理底线，例如汉斯·昆所倡导的普世伦理(GlobalEthic)。此外，也有人尝试着通过宗教对话，互相分享个人的灵性体验或宗教经验，试图使双方更深入地体会对方的宗教世界，达到彼此沟通。宗教对话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可以是双方都关注的话题，但却不一定局限在宗教领域之内。因为宗教信仰者所关注的，更多还是一般社会大众所关注的问题，如贫穷、人权、环保等。不同的宗教对生态问题皆有所关注，宗教间就生态问题的对话，除能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外，也能使不同宗教的生态智慧贡献给人类社会，有助于生态危机的化解。宗教对话能够使各宗教间充分地沟通，达到和谐共处，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多元与和谐。(信息来源：摘自《中国宗教》)
提要： 本文追溯了从古希腊罗马到二十世纪这一历史进程中西方学者对宗教本质的探索，认为从古希 腊罗马到中世纪着重于对神本质的阐述和论证，十六至十八世纪为宗教本质的探索从思想上和 方法上奠定了基础，十九世纪在对宗教的口诛笔伐声中，不同学术流派多角度地探索了宗教本 质，二十世纪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深化了对宗教本质的认识。 主题词：西方宗教本质多角度多元化 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时，不管是从哲学、社会学 、人类学，还是从心理学和现象学等角度出发，都会涉及对其本质的界定。然而对宗教本质 的论 述，却因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加之，宗教是一种动态的 社会文化现象，始终是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所以要给出一个恰当而又普遍的定义是异常困 难的，迄今还悬而未决。学者们对宗教本质的探询构成了宗教研究的脉动。 一、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末期对神本质的阐述和论证 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家和有识之士就开始对宗教本身的问题进行理智 性的思考和学术性的探讨，宗教或神灵的本质和起源问题一致困扰和吸引着众多的学者，从 而也就构成宗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重在对神的本质进行探索和论证。 古希腊哲学开始时，哲学从宗教神话逐渐分化开来，他们批判古希腊传统的宗教，开始将宗 教的神改造成为理性的神。塞诺芬尼根据埃塞俄比亚人和色雷斯人各自有不同的神，得出不 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得谟克里特用其原子论否定了神创世界说 ，认为是万物皆由原子构成，包括神灵。他认为人们畏惧不可知的自然及统治者，想约束人 们的行为才创造了神。 公元前４世纪后，传统的宗教、道德走向没落，东方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在希腊社会中广为 流传，灵魂不死观念充斥着整个希腊社会，引起思想家们的反思。伊壁鸠鲁反对灵魂不死， 反对盲目信仰。他认为宗教产生于对神和死亡的恐惧，只有依靠智慧才能摆脱这种恐惧。普 罗底库斯从分析希腊神话中神的不同神性得出，神的观念是人们对有利于人类生活的自然表 示感谢和崇敬而构想出来的。公元前５世纪末，克里底亚认为古代的立法者或统治阶级为了 约束人们的犯罪活动，便虚构了神，神是道德的象征。亚里斯多德认为宗教神话观念产生于 对自然和天体现象的迷惑与惊奇，对神的存在做了哲学上和理智性的“论证”，为中世纪的 神学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基础①。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从人的角度去寻找神的本质，认为是人创造了神而非神创 造了人，神无非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幻化，是由于对不可知世界的畏惧、崇敬、迷惑或谄媚， 被创造出来抚慰人类。在这里，宗教本质上是对神的信仰。他们的思想无疑启迪着后人对宗 教本质的探索。 中世纪是基督教神学垄断的时期，人们从不同角度论证神的本质。如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 》中，通过对自己意志回转历程的记录与描述，表明了对上帝的确信能够不假求于外物，那 是内心的一种确定性。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提出了有名的“上帝存在的宇宙论 证明”，论证了上帝的本质和位格。他们都相信，信仰才是宗教的根本，理性应该为信仰服 务。所以，这一时期的宗教学说和宗教理论只能是宗教信仰和神学本身。这一历史实际决定 了此后西方宗教学说的内容和发展方向。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为宗教本质的探索从方法上和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虽反对正统的基督教，但对神的话依然显出无比的尊敬，他们判定事 物均以神的话为绝对权威。正如马克思所说：“他（马丁·路德）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 ，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们的内在世界。”“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 ”②在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思潮虽然主张以人为本，以理性为权威，但依然摆 脱 不了神的阴影。如霍布斯、休谟、笛卡儿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霍布斯对基督教神学及其天启 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天启不能在信徒的直接经验中得到证实，主张人民不能只凭单纯的信仰 ，而要用感觉经验和理性去判断教会和《圣经》所说的一切③。英国的休谟用其人性哲学 及 经验主义来批判各种宗教理论，抨击宗教迷信的危害。但他又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为武器反 对从理论上对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作证明，认为上帝的存在不容怀疑，主张建立对社会有益 的“真正的”宗教。他认为“真
浅析宗教改革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 本文对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它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场运动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另外由其所产生的新的宗教思想也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由于各国对不同新教思想的不同态度，使得各国在这次政治变迁中的步伐也不相同。可见，发生于思想理论领域内的革命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也起着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 宗教改革 欧洲政治格局变迁 影响
十六世纪欧洲____国家出现的教会革新运动，也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的_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其表现形式是反对西欧当时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即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并导致____新教会的诞生，形成路德的信义宗，加尔文和兹温利的归正宗，英国的安立甘宗及欧洲各国出现民族教会的新局面，由此促进了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之风在近代欧洲流行。长久以来，史学界对这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在思想、 文化 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着墨较重，而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的探讨则论述较少，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浅析。
(一)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由简单的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必然要求挣脱为封建经济服务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则正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场以宗教为形式的社会变革，它给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东欧的波兰、俄国都已普遍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仅在德国和意大利还未形成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整个欧洲制度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封建制度。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又不同于东方的封建制度。
东方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元一体”制的，封建皇权自始至终都是高高在上的，宗教势力长期臣服于皇权，虽偶尔能弄潮一时，却从未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世俗王权是封建制度的唯一总代表;西方的封建制度则可以说是“二元一体”制的，这多出的“一元”就是教会封建主义，这样欧洲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大体就由世俗封建主义和教会封建主义两部分构成。二者势均力敌，彼此交替消长，既相互区别排斥而自成体系，又相互交融渗透。在西欧，提到封建主义就不能不提到教会封建主义，而这里所说的教会封建主义其实主要是指罗马天主教会，称其为封建主义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封建主义形态。
首先，在政治上，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教职任命在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组成的封建教阶等级制，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小教区，实际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廷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的判决，同时也不断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其次，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罗马的教廷及其教会更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不但要受名目众多的赋税徭役的剥削，而且还受到什一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最后教会神学思想更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正是由于中世纪欧洲教会的特殊形态，罗马天主教会成为欧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西欧(尽管有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他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①因此反封建就必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因此，当时的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以反对天主教为形式的反封建运动。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首先爆发于德国，随后迅速向周边蔓延并逐渐从一种地方性的斗争转为全民族的甚至全欧洲的规模斗争。它与天主教的斗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思想上与天主教三大理论支柱的斗争。
罗马教皇维护封建制及其地位的神学理论支柱主要有三点即教皇最高权威论，“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教士特权论。正是这三根支柱禁锢了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终日活在对“原罪”的恐惧里，活在对“救赎”的追求中，使人失去了进取之心。而宗教改革时产生的新的宗教观则让人重新又获得自由。
首先，针对教皇最高权威论，路德提出了新的教皇观。他认为____的首领是基督而不是教皇，教皇仅仅是罗马的主教和牧师。“教会在世界上不能有一个头，世上也没有人能统治它，主教和教皇不能统治它，只有在天上的基督是头，也只有他统治。”②这一观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另外，加尔文也说：“我们所谓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旨意，也就是上帝自己决定了世界上每个人的成就。”③“上帝创世以前，他已藉着基督拣选了我们。”④这里加尔文也把人的一切直接归于上帝，他以上帝的绝对权威论就否定了教皇的权威。
其次，针对“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路德指出了圣礼观，主张减少和简化圣礼，至于圣礼的作用他则认为：“我们教会教导人，设立圣礼不单是要作为上帝恩赐我们旨意的标志和见证，为要激励并坚定领受圣礼之人的信心……因此，我们教会弃绝那些人说，圣礼的本身使人称义，而不说相信罪得赦免的信仍是为领受圣礼所必要。”⑤而对“善功”赎罪论，路德则说：“你唯有因信才能得救，即令你无法行别的，也能得救。”⑥在路德眼中“信”才是最重要的，而并非“圣礼”，并非“善功”。
最后，针对教士特权论，路德又提出了“平信徒皆为祭司”的理论。他说：“让每一个知道自己是_的人确知：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彼此没有分别，即是说，我们对圣道和一切圣礼都有同等的权。”⑦由此，路德就剥下了教士神圣的外衣，否认了他们的特权，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
这样，宗教改革就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当时人们的禁锢，而思想的解放则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使人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并从思想上为人们接受新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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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②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124页
③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第926页
④《以弗所书》《圣经》现代中文译本1982年香港版 第295页
⑤《奥格斯堡信条》第十三条《历代基督信条》____辅出版社1957年版第64页
⑥马丁.路德《教会被虏于巴比伦》《路德选集》上册 第289页
⑦《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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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经济上的斗争。当时的天主教拥有大量的土地，为此，宗教改革时期，许多人倡导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外宗教改革家们还坚决反对教延出售赎罪券，反对高利贷等，从各个方面来打击教延在经济上的种种特权。
第三，政治上，首先否定了教权至上。路德指出世俗政权亦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宣称世俗国家并不依附于天主教会，并提出要取消教会在司法、出卖圣职、施行特恩等方面的特权;其次，他又倡导政教分离，他主张政府不干涉信仰，教会也不干涉政治，他说：“教皇和主教应真正做主教，宣扬上帝之道，但他们却放弃了这个责任，变成了世俗的君主，用那专管生命财产的法律施行治理。他们是如此彻底地把事情颠倒了!”①
这样，通过宗教改革时所传播的一系列新观念必然打击了天主教，而打击了天主教就是打击了当时的封建制度。首先，否定天主教和教皇的无上权威就是对封建等级制的批判。中世纪西欧的等级制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西欧封建等级制的第一等级就是教会等级。而神职以外的世俗人则都低于这个等级。对此新兴的市民阶级极为不满。路德就认为教俗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所谓差别，只是职务和工作上的差别，而不是等级上的差别”，②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世俗的平等，贵族与市民、农民一样也无贵贱之分。他说：“不管他是男是女，是王侯、农民，是修道士和平信徒，”“在_中间，除基督以外，没有尊长，大家都是平等的，有同样的权利、禀赋与荣誉……”“世俗掌权者也是一样，他们不过是受委托，拿刀和杖，惩罚恶人，保护善人，一个皮匠、农民各有各的工作和职务，他们也都是受了圣职的神甫和主教……”
③在此基础上，加尔文教会所具有的民主共和性质又为世俗政权的民主共和化奠定了基础。加尔文把教会称为“上帝之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他看来，上帝极推崇教会的权威，但他坚持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从而避免了像在天主教会中所存在的那种专制色彩。在加尔文教会中，教牧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而被统称为“监督”。牧职是完全根据《圣经》设立的。加尔文称：“《圣经》设立了三种牧职，同样古代教会将教牧分为三种职务，他们从长老中选立牧师和教师，其他长老主持训戒和纠正的事。执事受任照管穷人，处理周济。”而这种职权分明的教会组织是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按立长老的 方法 ，就是由会众投票选举”;“监督必须由人选立和委任，才算为合法的选召”。④这里，一方面是教会权威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是教会组织的民主共和，这二者的结合便决定了整个国家政权性质的转变。
对此恩格斯说：“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和领主吗?”⑤另外，加尔文的“天命说”更是强调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其意志体现于全部空间与时间之中，他提出：“万事均由上帝的秘旨所统括……无一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⑥他将人的得救与否也完全归于上帝的拣选预定，这就从新角度解除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依赖，否定了教皇及其神职人员的特权，同时又借助上帝的意志肯定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思，在人类历史上“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在上帝的新的特殊旨意管理下”。⑦从而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蒙上了一层了神圣的外衣，为反对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些都是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封建制度的打击，而除此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表现就是由宗教改
革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运动与革命，这系列运动与革命也给了西欧封建制度以致命的打击，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首先是德国的农民战争。当宗教改革一在德国爆发时，农民们就把这当作解除其自身苦难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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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54-255 卷二 第69页 卷三 第353页
④加尔文《____要义》香港版 卷四 第54-58页
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 第389页
⑥⑦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卷十一 第199页 卷一 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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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教改革过程中一系列的思想也给当时德国农民的思想带来冲击。路德在运动一开始就曾大声疾呼：“为什么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则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君，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①他还说道：“上帝的语言就是剑，就是战争，改革迷途和毒药。”②这些都给德国的民众带来很大影响。虽然路德本人在后期思想发生了转变，反对使用暴力，并害怕农民战争，以至后来对农民战争深恶痛绝，但是形势的发展并非他所能控制的。1524年6月，德国南部的农民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几乎席卷了整个德国。虽然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给教俗封建主以沉重的打击。
其次是在宗教改革思想影响下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日内瓦，1536年加尔文开始在此传教，并创建了共和化、民主化的加尔文教，在它的指导下，资产阶级力图将反教权和反俗权结合起来，开始对世俗封建制度实行大反叛，并在日内瓦建立了神权共和国。在尼德兰，宗教改革运动不断深化，并演变成更大的变革世俗封建制度的革命风暴，经过数十年战争终于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了资产阶级的荷兰国。在英国，加尔文的预定论与共和主义思想为清教徒所继承，最终资产阶级以清教徒革命的形式废除了日暮途穷的封建所有制，在预定论思想的鼓励下，克伦威尔的铁骑军唱着圣诗，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和革命的正义性，向封建王朝开火，于1649年将英王处死，宣告资产阶级共和的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以宗教改革为形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已彻底瓦解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在制度等各个方面，将中世纪笼罩在欧洲上空的封建制度彻底地掀了去。给人们以自由地呼吸，同时由于这一改革运动而产生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也促进了当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瓦解了欧洲封建制度，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发展与资产阶级的产生，从而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
在“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神学。”③当时欧洲封建社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政治、法学等都合并到神学中去，宗教神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要求人们禁欲，不注意个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都与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完全相背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发展就必须要先打破这种思想上的束缚，而宗教改革则正是对思想领域的一次解放运动。
路德为了反对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和精神专制，提出了信仰自由的主张，他认为人们信仰完全应由个人决定，反对任何以暴力干涉、强迫命令、压制信仰自由的行动，他说：“要用暴力命令或强迫任何人信这信那，不但无益，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必须用别的方法达到，不能用暴力去完成。”④此外路德还宣扬“因信称义”说。他认为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人只要有信仰，无须任何中介或代祷者，就可以获得上帝救赎的恩典。信仰是使得人与上帝面对面，“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居于其间”，⑤信仰使人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在上帝面前，只要求个人的心、灵魂，个人的信仰在场，人就可以靠自己的信仰来解救自己。这样人就从中世纪天主教所宣传的一系列教义中慢慢走了出来，思想的解放使得近代科技得以发展，这样就加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市民资产阶级的需要，路德又提出宗教信仰应从时间上和金钱上厉行节约，即推行廉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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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 第406-407页
②朱寰《世界古代史》第573页
③马丁.路德《罗马教皇权》《路德选集》香港版上册 第469页
④《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三 第235页
⑤《路德选集》香港版 上册 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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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天主教会的节日繁多，危害极大， “一般人在节日除受精神上的损害之外，还要受两种物质上损害，既荒废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花钱比平常更多，甚至损害身体，使之不宜于工作”。①为此，他宣布除礼拜日外所有的节日都应废除，并建议把一些较为重大的圣徒节日也归并到礼拜日，或仅在节日当天举行一个早弥撒，把该日的其余时间仍作为工作的时间。这样既缩短了圣礼所占用的时间，又节省了开支，这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很重要的。加尔文也在其预定论中提出选民要具有高尚的品德，其中之一就是“节约、俭朴”。他认为不应该把财富视为罪恶，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在各自的职业中追求与获取财富，此为上帝所允许并加以支持的。但对财富的使用，应加以节制，不应有“过份的贪欲和无度的浪费……奢侈和享乐”，②反对“过份享受美酒，以致脑满肠肥”。③这里加尔文通过宣扬有节制的生活和限制浪费而建立起了新的道德观念，使财富的积累成为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这也正符合了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需要，加速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上文也提到过，加尔文通过宣扬“天命说”来强调上帝的意志决定一切，以此来肯定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加尔文还把现世的奋斗和事业的成功与得救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的一生，有的飞黄腾达，有的默默无闻，有的身居高位，有的却抑居卑下，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上帝的拣选，被上帝选中的即为“选民”，这样的人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支持与保护;而未被选中的即为“弃民”，这样的人将受到永罚。与此同时，加尔文又通过“呼召说”将上帝这种“选民”与“弃民”不可探知的神圣加以显像化。他说：“上帝的特别拣选本来是隐藏着的，却由呼召而表明出来，因而呼召可称之为拣选的证据。”④而呼召的具体征兆有三，其中一条就是要能够勇于斗争，百折不挠，去争取事业的成功。
他认为：“凡欲求来世在天国得到光荣的，在今世必须斗争，而斗争之胜利必须经历无数困难及克敌制胜始能获得。”⑤这样经过斗争获得事业上成功者，不仅死后升天堂，而且在现世又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过着优裕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所享有的财富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上帝的分配”，⑥而对于未积极斗争、缺乏勇气或在竞争中失败的人，不仅死后被定罪，而且现世也要生活于苦难之中。依此说教，今生事业的成功，财富之获得，既是上帝之呼召，又是获得上帝拣选之明证，既可在现世过优越生活，又可获得天国的入门券。所以，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加尔文教徒无一甘愿自暴自弃而当弃民，都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事业上得到上帝的帮助与肯定，在激烈竞争中奋起拼搏，百折不回，全力以赴，在挫折中增强信心，在失败中鼓起勇气，力求最终获得成功，以最后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就顺应了当时历史的潮流，完全推翻了中世纪天主教宣传的教徒要轻视今生的财富，安于贫困，反对经商致富的说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⑦
由此可见，宗教改革时所涌现的一系列思想，尤其是加尔文的宗教观，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要求一种符合自身发展的大的政治环境。他们越发展，可以说封建制度就越岌岌可危，所以说宗教改革加速了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
(三)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同时爆发，也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革命
形式、程度都相同，其原因尽管有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差异，但与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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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二 第127页
②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210页
③④⑤⑥加尔文《____原理》费城版 第724、964、714、408页
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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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最先爆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德国。在德国，新教徒们主要信奉的是路德新教。早期路德确曾倡导要使用暴力，但其矛头主要是指向天主教会，而并非直接指向封建政权，所以，当农民战争爆发时，他退缩了，转而攻击农民战争，与封建诸侯站到了一起，因为农民战争已危及到了封建政权的统治。路德先针对农民起义的纲领鼓吹农民只能以和平方式呼吁改革，决不能反抗领主，并利用《圣经》宣称“动刀的必死于刀下”。1525年4——5月间，他又在撒克逊选侯辖境各地进行反革命的宣传，发表了《_》，叫嚣要“戳碎、扼死、刺杀”农民，谁为镇压革命而死就成为“殉道圣徒”。
①路德新教已成为了诸侯们加强统治的工具。虽然在此后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确定的“教随国定”的原则，使路德教正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可说是当时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大胜利，但德国的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并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其中路德教的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主要是由于路德在否定教权的同时他肯定了封建诸侯的政权，这是其保守的一面。他以君主至上的观点来否定教权至上之说，指出世俗政权也是上帝所赐，同属“属灵等级”，并据此由进一步论证了教权应服从俗权，对此威尔.杜兰特这样写道：“各地诸侯对新教均表示欢迎，因为他发现，新教不但是高举国家，而且服从国家，由于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象征，因此，他们接受新教即无异于使他们在其领域内变成精神上及尘世上之双重领袖。”②与此同时，完全受路德教影响的北欧诸国，丹麦和瑞典国也先后支持并建立起路德派的国家教会，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沿续着封建制度。
而在宗教改革时期同样传播于许多国家的加尔文教则与路德教不同，在加尔文教的影响下爆发了一列的以宗教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比起德国的农民战争来要深入许多。
加尔文教首先在日内瓦取得统治地位，1541年以加尔文为首的宗教改革激进派在日内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长老制教会。它有力地维护与巩固了日内瓦的资产阶级政权，并成功地主持了西欧第一个资产阶级神圣共和国，并以此为基地，多方派员宣传其教义，使加尔文教迅速传播于尼德兰、法国、苏格兰、英格兰等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区。
在尼德兰，加尔文教迅速传播着，从1566年起，尼德兰加尔文教信徒掀起反天主教会的破坏圣像运动，遭到了西班牙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之后1572年爆发更大规模的北方起义，北方的革命又推动了南方，革命进入高潮，这期间由加尔文宗精神统治的18人委员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在北方获得了胜利，而这场革命的胜利，加尔文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英国，其资产阶级革命也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
英国的清教徒们将加尔文教教义与其政治目的相结合，经过激烈的斗争，国王查理.斯图亚特被送上了断头台，新成立的独立派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废除了贵族院，规定了一院制国会为全国最高立法机关，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国务会议掌握了行政权，国会正式宣布英格兰为共和国。英国资产阶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这两次革命虽然都打出了加尔文宗的旗帜，但尼德兰只是局部性的胜利，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则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这主要是由于，在英国，加尔文宗精神渗入了国教会，并扩大至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中间，最后又从封建王权把持的国教会中分化出了清教，清教比尼德兰革命中的加尔文教更高出了一筹，它不是在民族独立、反对天主教会的圈子里原地踏步，而是不断以血与火的斗争去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权。
综上所述，在宗教改革时期，各家各派思想的不同，对当时欧洲各处国家与地区的革命方式与程度有着深浅不一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影响的又一重要表现。
某一社会中在特定时代形成起来的环境，可以造成肥土沃壤，使新的宗教信仰借以出现和传播，而给旧的宗教信仰注入新的生命。如果，某种宗教思想如果没有归于消灭，就会在社会意识中得到强烈的反响，并变成一种巨大的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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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丁.路德选集》费城版 卷四 第248-254页
②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十九 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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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宗教思想屡屡出现在社会发生尖锐危机的时期，因为这群众充满着悲观失望、无所适从的情绪，但方兴未艾的宗教神话却宛然给他们昭示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各种不同的思想，连同宗教思想在内，固然是由一些人提出来的;但是，只有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思想，才能在社会意识中巩固下来。要受到人民群众支持，这又要看所提出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情绪。而群众的利益和情绪则一向植根于历史环境所由构成的那些因素的总和之中，首先是植根于群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之中，植根于社会集团和阶级相互关系之中，植根于阶级斗争的进程之中。
十六世纪正值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欧洲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也正在于这次转折。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是思想领域内的一次革命，但促进了这次历史的转折，它加速了转折的到来，瓦解了西欧当时的封建制度，不同国家、地区对于新教的不同态度，也造成欧洲不同国家、地区在向资本主义过滤的政治分野中的步伐和程度。这充分说明了历史的发展并非单一的,并不仅仅只有经济条件决定历史的变迁,思想理论领域里革命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往往也起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一旦理论正确,它往往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 文化 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文化的定义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 、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 传统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谢遐龄.中国政治思想史[M].高等 教育 出版社，2003.
[3]辜正坤.中西方文化比较.博览群书，
[4]冯承柏，王中田，俞久洪.西方文化精义[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 出国 留学 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 人际交往 ，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 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 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 保险 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 清明 、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 谚语 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大家知道，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们说西方文明如果从克里特文明开始算起的话，距今已经有4千5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而我们中国文明呢，我们常说中国文明5千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只有3100年左右，即便是从夏代开始，至多也只有4100年。但是西方学术界只承认我们的文明史是从商代而不是从夏代开始。因为，他们认为夏代只是一种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文明，尤其是没有找到文字。没有文字的文化只能算是一种原始文化或者是一种传说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这三大文明之间是具有极大反差的，到了近现代文化，这三大源流才算是百川归海，都汇入西方近现代文化之中。中国的文明源流主要是讲先秦，在先秦时候，大凡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就以华夏自居。 到了汉朝，应该说还是长治久安的，历史上有一个说法"雄汉盛唐"，也就是说汉朝很强大。中国人变得文弱是在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开始讲究仁义而不是霸道了。随着中国的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中国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南移了，南方逐渐繁盛起来了。 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中西方文化发生了根本变化。yi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一定看不得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
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 文化 凝聚的象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篇1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渊源探究 摘 要：从福利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欧洲社会福利制度背后的文化渊源，通过对北欧、西欧和南欧福利文化的解读，发现福利文化对福利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巨大力量，从而对我国构建社会福利文化得出启示。 关键词：福利文化;福利理念;欧洲社会福利制度 欧洲是福利制度的诞生地，也是福利制度发展和改革的集中地。然而欧洲内部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着差异性。随着学者们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福利文化逐渐成为全新的且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图从欧洲社会福利文化出发，将欧洲福利制度发展源头追溯至欧洲福利文化渊源，由此来探索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在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的差异性。 一、欧洲社会核心文化价值观 欧洲社会的科学、法律和伦理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____道德这三者。希腊哲学指导人们区分真假，罗马法律则用来指定规则，基督____教伦理主要用来辨别善恶，这三者是欧洲社会起源的是非标准。欧洲社会文化发展的渊源也必然追溯到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以及古希伯来文化。 (一)“个人为本”的价值观 欧洲 传统文化 的主流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古希腊文化中倡导发扬个人人格。而____教义中宣称人人平等，人生来就有罪，但只要能过通过苦难的考验，即可进入天堂。个人为本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其倡导的科学、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本精神是整个欧洲或西方文化个人之上特征的基础，“天赋人权”的思想理念开始渗入到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欧洲社会福利文化也不例外。 (二)“博爱互助”的价值观 欧洲传统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东方传统文化过于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差序之爱，欧洲则主张淡化血缘，主张普遍的博爱精神。____主张不分远近亲疏的普遍之爱，强调对弱者的爱。基督____不嫌弃罪人等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不敌视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基督____普遍的博爱精神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这种以博爱为基础的基督____和互助的价值观也成为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价值观。 (三)“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 民主和自由是欧洲社会文化标榜的基础价值观。民主最初发源于古希腊文化中，最初只是具有社会学意义，后来则形成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和体制。古希腊文化中的民主指一种由公民集体行使政治权力的统治形式，从而把民主与专制独裁和无政府状态区分开来。古罗马的罗马法确立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较早地论证了国家和个人的全系，以及政体思想中的分权和制衡观念，构成了现代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 此外，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教徒的理论与实践破除了中世纪等级制度，提高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促进了有利于民主成长的观念和形势的发展。 二、欧洲核心文化对构建福利制度的影响 在欧洲社会发展过程中，其核心文化基本上是围绕着宗教教义的发展和变化而产生的，尤其是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____就是当时社会福利制度的福利文化来源，基督____直接指导这各种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 (一)宗教关怀形成福利萌芽 ____教义强调“爱人如己”，认为人类生命价值的神圣与善待需要帮助之人的可贵，并用行善作为基本教义来约束教徒。随着基督____的扩展，“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也开始扩展。初期的“爱人如己”只是体现在基督____对贫困者的关爱或信徒之间的扶持。而之后基督____数量的增长也促使基督____的加强，基督____也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关爱社会所有贫困者也逐渐成为基督____任。即使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权利缩小的情况下，宗教的慈善救助依然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环节和补充保障。 早期的____教会所开展的福利保障主要体现了对社会弱者的关爱，如由教会创办老年之家收留孤寡老人，满足老年人的生存需要;教会创办孤儿院来救济孤儿等。此外，基督____关注对病人的关注与救治，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志愿性质的机构――医院。 (二)博爱互助推动社团保障 随着宗教慈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多，其救助弱者的理念逐渐开始派生出弱者互助的概念，形成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一种自愿的、合乎道义的行为准则。行业协会作为社团保障的雏形开始出现。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了商人行会、手工业者行会的空前发展。这些行会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民主和互助的精神，行会一方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再发展，另一方面保障了行会内部成员的经济安全。从本质上而言，行会是一种由团体对其成员所保证的基本生存保障制度，也是现代社会 保险 制度起源的组织渊源。 (三)个人权利弱化了家庭保障功能 欧洲家长制的价值观认为，家长权利的获得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财产占有权，以此拥有人身支配权。而随着私有制进入家庭内部，个体家庭中父子、兄弟乃至夫妻各自拥有私人财产，这就为每个成员的人格独立奠定了基础。法律关系、权利关系也就必然进入家庭内部，成为家庭成员的主要关系。独立人格促使人们对个人权利非常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人们对自我权利的要求更为细致和精确，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责任由政府和社会进行分担，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家庭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这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渊源 由于地域、宗教、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差异，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来源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北欧国家、西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文化的形成与构建过程中有很大不同，因此导致了这三个地域的社会福利制度上的差异性。 (一)北欧：合作的社会民主主义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属于典型的合作式集体主义福利文化，瑞典政府为全体国民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不仅保障覆盖面很宽，其保障水平也很高。这种全方位的国家化福利模式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新教路德教义的“合作”的集体主义福利文化。 瑞典是典型的____信仰的国家，其国民大部分信仰基督____教派。路德教义个人与教会好不妥协的精神导致了教会和国家的民主原则。路德教义中不排斥政府对国民的福利保障责任，而且不主张教会有超越国家的垄断权利。在路德教义的影响之下，瑞典形成了“合作”的文化传统，并且对社会民主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社民党执政的理念奉行“中立”政策，对内实行“团结、合作”的政策，倾力于建立完善的、高水平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并由国家供给福利资源。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价值观念是合作、博爱、自由与平等。在对待社会福利方面，社会民主党强调平等与民主化，认为福利国家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消除贫穷和实现平等，并最终形成社会一体化的价值理念。正是这些主张构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并通过长期执政将其有机结合到瑞典的福利制度安排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瑞典合作式国家化福利模式。 (二)西欧：自助的保守主义 德国是西欧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比较有特色的国家，其原因在于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保险作为制度保障的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其自助的福利理念有很大关系。 德国是以“法团主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观作为其福利文化基础，强调国家、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协调与平衡。保守主义文化观强调阶级协调、社会团结，倡导集体主义，崇尚社会团结，把社会保障的制定看作是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过程，这种福利文化观鼓励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的形成。 德国构建社会保障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其基本特点是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注意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的发展。德国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社会福利政策执行的效率取决于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社会政策不能间接损害国民经济生产率，也不能违背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就决定了德国在面临危机时仍能从容面对，仅仅通过政策的调整来缓解并走出危机，并保障其经济发展的有序。此外，德国主张个人享受福利权利必须与义务相对应，集体性社会福利必须有限度。政府通过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促使国民摆脱原始的利己主义、进行自我发展。 (三)南欧：父爱主义的天主教福利观 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社会福利文化的核心是天主教福利观形成的国家非干预意识形态观，施行家庭―市民社会主供的福利资源供给制度，家庭和教会在福利供给方面占主导地位。天主教的意识形态观强调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社会意义，倡导家庭伦理，主张家庭福利和使用社会资源。天主教坚持家庭时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反对国家干预，倡导国家“辅助性原则”的意识形态。因此，希腊最初的福利文化来源于天主教意识形态观，强调家庭伦理观念的家庭福利主义。 四、欧洲社会福利文化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是其自身所具备的福利文化的外在反应，深厚的福利文化根基对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渊源进行探究和分析，从而针对我国未来构建社会福利文化得出一些启示和 经验 。 (一)坚持发扬传统核心文化理念 根据前文对瑞典、德国和希腊社会福利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各国的社会福利思想理念都和本国的传统文化中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了社会福利思想理念。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软实力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代国民，因此，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可忽视。尤其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国家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市民社会的力量在加强，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外来思想理念的诱惑力极强，在吸收其他福利思想的同时，必须要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中国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强大影响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文化。 (二)引进多元保障新理念 孝道的家庭福利文化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最为深入人心的理念，家庭保障作用在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出强大的力量。而随着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家庭保障已经无法支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承担责任过重，这就导致了社会保障的水平过低以及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因此，中国未来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多元福利，即引入政府、社会、个体与家庭等多个主体参与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J].社会2002：36-37. [2]张军.从慈悲正义到公民权利：西方福利文化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J].学习与实践.2013(1)：97-103. [3]张军，陈元刚.中西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比较论纲[J].社会保障研究.2011(1)：77-87. 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篇2 浅析欧洲认同的文化根源 摘 要：欧洲认同价值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对其同源文化的延伸。作为欧洲文明的渊源，古希腊罗马文化奠定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在中世纪____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中，基督____成为欧洲人长期共同秉承的精神家园。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____响早已深入到了欧洲人的血液中，成为欧洲认同的重要文化根源。 关键词：欧洲认同;文化根源;古希腊罗马文化; ____ 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化凝聚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欧洲认同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性的定位，更是对欧洲超越经济范畴的强大文化凝聚力的肯定。“欧洲在伦理领域存在着某种文化的共同性。”[1] (P251) 要正确认识欧洲认同的深刻内涵就必须探究其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共同性。从整个欧洲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传统来看，欧洲认同的实质即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和____文化的认同。 一、欧洲文明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文化 在古希腊时代，现在“欧洲”所指的这片土地被称作“欧罗巴”，来源于希腊神话。随着地中海地区以及现在的中欧、西欧广大地区被罗马帝国所征服，希腊罗马文明也随之而来。人类文明的中心开始由地中海区域向西转移，希腊的文化成就和罗马的帝国统治长远而深入地影响着“欧罗巴”地区，为其同源性文化与社会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高度认同成为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根本因素。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2] (P506) 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之源，它在诸多领域如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就以及其繁荣发达的城邦政治文化为欧洲创立了规范。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理性精神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也构成了欧洲文化的精神主线。古希腊重视对各种知识进行分类研究，将哲学独立为一门科学。此外，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构成了其发达城邦文化的精髓。它所体现的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民的权益。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开创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先河，是现代民主制的基石。它促进了近代欧洲文化中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的诞生。正如欧洲人所言，“由于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继承性，我们的身上有着希腊的传统，它的深远影响历经世纪的更替而不衰，它以理性的光芒和没的甘露感染了所有的欧洲人，即使我们想要避开它的影响也不可能。”[3] (P2) 总之，古希腊文化在诸多领域的成就对欧洲文化产生的影响构成了欧洲认同文化根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不亚于古希腊文化。罗马人征服了欧洲这块土地，并在其统治范围内推行其高度文明的制度和文化，促进了欧洲地区同一性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最主要贡献是罗马法和共和制。颁布于公元533年的《查士丁尼法典》中许多原则和制度被近代以来的欧洲法制所采用，如其在诸如公民权利平等原则上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精神，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等。罗马法奠定了欧洲文化中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力的传统，成为欧洲法律制度的蓝本。罗马共和制有利于政治权力的分割，使权力相互制衡，相互监督，为近代欧洲各国所效仿。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涉及到欧洲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任何一个重要城市都可找到某些罗马的东西。”[4] (P96) 二、欧洲认同的精神家园—— ____ ____在欧洲人共同的习俗， 思维方式 ，价值观的形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是“在____文明若干个世纪的浸染渗透之中积累起来的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和‘心性’”。[5](p135-136) ____文化将欧洲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欧洲观念”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统一的____世界的形成是在中世纪。“欧洲认同是由基督____来和地中海各民族与北方部落的人们独特的混合而决定地形成的”。[6](P118) 基督____符合在精神上教化公民的原则，被确定为罗马的国教。教会和政权相结合，政教合一，教会的权力大大增强，使得基督____响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因此，在罗马的统治下，基督____传播，欧洲地区的各个蛮族相继信奉基督____会的各个阶层民众都成为了基督____基督____，系统而富有逻辑性的教义将欧洲人征服，“不仅成为他们的启蒙思想，还成为了他们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指导原则。”[7]基督____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高级文化的载体，它促进了欧洲人的思想开化。这一过程使得基督____欧洲人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奠定了其在欧洲人统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中的统治地位。作为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主导，基督____条成为了欧洲文化中伦理道德的规范。基督____世纪时期有着其整体化的机构与活动。其教义的传播者教士是文化的象征，而其物质载体修道院则成为教化民众的场所，是当时社会主要的文化中心。修道院因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和影响成为现代大学的前身。可以说，基督____洲人统一性的精神统治在欧洲认同观念的形成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综上所述，欧洲认同观念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明的起源，____文化是欧洲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二者为欧洲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深入探究欧洲认同形成的文化根源才能深刻地认识欧洲及其不断加强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 伊迪丝·汉密尔顿. 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泉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 W. Fleming. Arts and Ideas [M]. New York， 1968. [5] 陈乐民，周弘. 欧洲文明扩张史 [M].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 [6] Anthony Pagden. The Idea of Europe [M].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7] 惠一鸣. 欧洲联盟发展史(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这种文体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实质，或直接批驳（驳论点），或间接批驳（驳论据、驳论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驳论是跟立论紧密联系着的，因为反驳对方的错误论点，往往要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论点，以便彻底驳倒错误论点。侧重于驳论的议论文是驳论文.驳论文往往破中有立,边破边立,即在反驳对方错误论点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批驳错误论点的方法有三种:1.驳论点2.驳论据3.驳论证.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驳论点。 驳论文是议论文常见的论证文体，在对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批判与揭露上价值尤为突出，但学生在写作中往往感到不知从何驳起，无从下笔。其实，这类文章写作有一个思路，那就是：1、列现象，2、示弊端，3、探根源，4、指出路。本文适宜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名篇《拿来主义》为例，对驳论文的这一特征予以探析。列现象对现实中不合道德、有碍社会健康发展的现象进行列举。事例选取的典型性，以求警醒人们；罗列的丰富性，以求引起读者共鸣；修辞的多样性，以求彰显行文文采，增强气势。例：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示弊端每一种（类）丑陋的现象都会或多或少造成社会的损失。有些损失是明显的，人们不齿、唾弃；但一些损失在较长的时间段后才会出现，许多人看不到这种想象的危害，那就要揭示，这要求写作者既具有深邃的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又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这种一味的送去，造成物质的枯竭。）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探根源运用哲学的观点去看问题，从理论的高度看问题，显示思维的深度和思维的广度。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来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找出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为读者指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多从教育、政府规范和引导、法律严惩几个角度谈起。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又如：“莫使‘英雄’泪满襟”这一主题，可以写出以下提纲。第一层：自己不做，阻止、限制他人；看到荣誉，嫉妒、中伤他人：这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典型表现。第二层：伤及他人，使英雄心如死灰；危及社会，使社会正气低迷。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危害。第三层：个人欲望强烈，嫉妒心强，心胸狭窄，信奉“人人为我”，是使‘英雄’泪满襟者的产生出格举动的根源。第四层：不怕闲言碎语，反对嫉贤妒能，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态度；加强道德教育，保护英雄权益，是我们对待这一出格行为的正确措施。以上为笔者对驳论文的写作指出的思路，希望广大考生积极借鉴，在考场上表现出深邃长远的目光，高瞻远瞩的见解，决胜于考场。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领域都反映社会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内容。关于政治领域，我觉得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页）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从一定意义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标“出谋献策”。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西方政治思想的诞生地是古代的希腊。由于受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希腊政治思想从开始时起就是以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根源和性质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特点之一。这种抽象的理论的思维模式，从回答为什么和是什么入手的政治观，在西方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才有所改变。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从横向看，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从竖向看，他则是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观的演变。综观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认为大体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各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希腊从一开始，就形成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就是说人们按照人类世界的结构又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而且二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的基本答案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是说，无论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柏拉图）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亚里斯多德）他们都是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而形成的。罗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的思想观点包括政治思想基本是接受了希腊的思想用于罗马实际。有人说西赛罗是“希腊化的拉丁人”是将希腊文化传入后世的“中介”是有道理的。罗马人除提出共和国思想外，其他思想远远不如法律思想之发达和对后世影响之大。作为自然政治观的另一体现就是关于自然法思想。早在希腊古代自然哲学时，就提出“逻各斯”思想，要探索事物的规律。这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法思想。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性认识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法则）。这种思想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延续到后世。人们把西方古代政治观归结为伦理政治观、整体政治观、自然政治观等，我们也曾这样提法。我认为这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可以的。但为了使归纳古代、中世纪、近代政治观都统一于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故用自然政治观。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自从日耳曼人灭亡罗马之后，入主西欧大陆。从此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当时存在着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并存和融合。但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却发展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属于他。当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甚至于“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401页〗需要提出的是，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远自古代 流传下来的政治思想传统，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是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的。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这个政治观基本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而形成于十七、八世纪，一直发展到现在。权利观念在西方产生于古代的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法时期。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产生的基础的观念则是近代的事。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就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后来，更进一步与权利结合起来，提出“天赋****”观念。就是说，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为了维护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政治秩序。这种观点，就是权利政治观。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46页〗因此，“权利和权力”问题，即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实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问题就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这种政治观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归结为：ought to be;tobe ; will be 即“应然”、“实然”和“将然”。十七、八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应然”阶段。这时，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先进思想家纷纷指责、揭露封建制度和****主义是“毁灭”、“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不符合理性要求的。从而提出各种取代封建社会的符合理性要求的理想制度。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协议（契约）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权利”的外部力量政治体（国家）。虽然每个思想家关于****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都把保护个人财产权看成首要的权利。虽然每个思想家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张。这时的先进思想家们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封建神学所宣扬的启示和****制度，排除外界所加给人们繁重的枷锁，强调人的内在力量，从而引申出人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权利），重新构建社会。然而他们却不顾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把“人性”和“****”说成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抽象物。同时他们也是从抽象的推理出发，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个人活动的园地，国家是通过协议（契约）而结成的公民个人联合体，把自己所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看成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是“实然”阶段。这时，西方主要国家都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近代的国家，许多国家也开始实现“产业革命”，向工业化过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理性的王国”并不理想，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并未带来“****”的许诺，得到“幸福”。这时在政治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了分野和对立。居于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开始摆脱了“理想”，面对现实，从理性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了更加巩固和完善已建立起的政权，在十九世纪时主要是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为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出谋献策；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研究和规范政府行为成为政治思想的主题。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是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已从探讨国家应该是怎样（应然）变为说明现实政权“是”（实然）怎样以及现政权应如何运作问题。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秩序”和“安全”已成为主要口号。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业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求用暴力****现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最后，终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完整的实现自身以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后来，列宁更进一步结合世界新发展和俄国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然”向“将然”转变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有了急遽发展，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有了新的进展，走进了所谓“第二个黄金时代”实现了所谓工业化或现代化时代。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领域。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促使社会逐渐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政治上人们对法西斯的统治深恶痛绝，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潮流；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震撼着并影响着西方国家，同时也遏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痼疾不仅未能消失，而且随着社会的进展愈演愈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在这种局面下，西方政治思想更是派别林立，花样繁多，表现许多新的特点。但总的方向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仍以维护和发展现存政权的思想为主。无论各种政治思想流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但这时已完成了由“描述型研究”向“干预型研究”的过渡。就是说各种派别无不是为政府的国内、国际政策出谋划策。或提供某种理论模式，或对现实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某种设想和对策。另一方面，有的派别和思想家，开始揭露并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同时，他们提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据此，原来的社会构成和组织已不能适应要求，有的甚至认为原有的社会已然“解构”，需重新建构。从而提出一套各自的“将然”的设想。必须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这些“设想”仍然没有离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
佛教和道教区别 （一）对待生和死的态度 。 佛教追求的目标是“涅磐”，脱离生死轮回。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生是苦，死是苦。而且这种苦是没有尽头的，是在一个循环往复、不到头的生死轮回中。只有实现涅磐，才能脱离生死轮回。 那么怎样实现涅磐呢？就是人要“觉悟”。佛者，觉也。说到底，就是对人生是苦的觉悟。佛教认为，当你真正认识到人生是苦的时候，你就“觉悟”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 道教对人生总的来说持积极的、正面的态度。这是道教与佛教乃至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之处。比如，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人生下来就要赎罪，佛教认为人生是苦。就是通过修炼达到不死，长生不老。道教修行秘诀中有一句话，“顺成人，逆成仙，全在阴阳颠倒颠”，就是道教对如何取得长生不老的方法。这句话是源自中国的五行理论，而五行理论又是中医的基础理论。 （二）道教与佛教的最大区别就是，“道曰今生，佛说来世”。 佛说来世，劝世人忍耐，所谓今世作孽，来世偿还，这辈子凄惨，可能下辈子不再受苦，简单地说，它的宗旨是，把希望寄托在来世. 而道教则完全不同，所谓修炼成功的第一步就是长生不老，道教讲究今世，信道则信永生，来世的事来世讲，反正今世就要成不灭。 和尚需禁欲，心中只有佛，死后坐化，留舍利，莲花宝座重生；道士的要求则不是那么严，且更实际，有助人的信念，讲究修炼，最后羽化飞升。 （三）基本区别在于：道教主张以生为真实，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即有"内修""外养"的工夫。与道教相反，佛教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一切来说都是苦海。对现实，人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只能忍受。要忍受，必须放弃各种欲望，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要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进入涅般木（无苦的极乐世界）。可见，道教主张对现实生活的追求，而佛教则主张舍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的是精神的修持和对来世的向往。 佛教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弃恶杨善的教条，因果轮回的法则还是令人敬佩的，也是佛教的生命力所在对比于伊斯兰和基督教，佛教少了一些野蛮的排他性，多了出世性。佛教更像是一朵娇嫩而精致的莲花。 (四)命本源应该来自易经及河图洛书等中。在小乘佛法里，四分律规定，佛教弟子，无论在家还是出家，不能算命、卜卦、风水等等。大乘佛教，佛陀在《梵网经菩萨戒本》也是规定不能做这些的，被称为邪命。但是佛法在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人向来信命，易经本来就是从占卜而来，所以孔夫子就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实际就是周易文化，因为在四书五经之中，易经为群经之首。 佛法有云，只要是劝信众生一心向善，一切法皆是佛法，善人用恶法，恶法亦善，恶人用善法，善法亦恶。有易经的时候，还没有道教呢，所以道士把易经归为自己的学说，是有些盗窃思想意识的，至于太极图和阴阳鱼，都是道家的运用了易经的思想。从总体来说，易经既不是佛家，也不是道家，儒家思想发展了易经，可以说，易经从某种程度来说，更接近儒家，历代大儒为易经做注的比比皆是，比如，宋代的朱熹、王安石、三国的虞翻、汉代的董仲舒、近代的俞樾、等等国文化的源头 （五）佛是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所以佛是觉悟的意思.佛不是万能，佛不能赐我们以解脱，他只能教导我们,他不能使我们上天堂，也不能判我们入地狱.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和觉他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而和尚是佛教中修佛的代表人物.我们通常所熟知的佛有释迦牟尼佛.如来佛.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包括孙悟空 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道教的名称来源，一是起于古代之神道,二是起于《老子》,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其哲学思想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老庄,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源. 道教求成仙,求长生之道.道士是道教修道的代表人物.我们通常所熟知道教人物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八仙及黄帝 老子,庄子等等.等等. 两种不同的信仰，现在却被混淆的厉害,遇上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事就和尚.道士一起请,殊不知他们是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这些都是吴承恩撰写的小说《西游记》惹的祸，这部神魔小说把东方道教的仙和西方佛教的佛结集在一起"演出",使很多的民众把两个宗教混淆在了一块.虽然两个宗教都是本着引导人们向善的,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把"宗教自由"变成"自由宗教"吧!?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佛法僧普世，道法方法论，儒家学说是人生观；儒曰尽心知性，道曰识心见性，佛曰明心见性。心性之学成了宗教和哲学所探讨追索的根本。
您说的正确是指……符合什么科学发展观马列毛邓什么的么？按照政治书上讲，宗教有引人向善，澄净心灵的作用。然后落实到佛教：引人向善，清心寡欲然后落实到道教：引人向善，顺应天道（这里请自行把“道”理解为自然规律）
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基本前提和途径，历来都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就业岗位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最严峻的问题，解决好劳动就业问题其意义极为重大。不仅涉及到求职者的工作安置和许多家庭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回顾西方经济学主要的就业理论，提出这些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以深化认识和借鉴，进而寻求解决我国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关键词：就业理论；就业问题；借鉴一、引言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进一步讲，就业形势的好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也是一定的，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不是很明显。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中国目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存在大量的大学、大专毕业生面临就业选择，甚至毕业就失业的境况。可以说，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局部就业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而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应将视野放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就业理论研究的成果，解决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内涵是供给创造需求。该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庇古等，他们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认为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水平。进而认为，只要不存在工资刚性，工资率可以自由伸缩，市场机制能自由的发挥调节作用，可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就业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然失业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自愿失业和短期性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古典学派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主张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换个角度理解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失业之所以持续不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情况均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即政府要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交错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工资不能随市场供求行情而调整。即使没有工会组织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因受有合同的企业粘性工资的影响，工资也不会轻易变动。隐性合同理论认为，雇员与雇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会形成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契约，从而使工资具有粘性。隐性合同导致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和工人因信息有限，决定了均衡合同出现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因而通常会解除工人。效率工资论则说明了雇主会主动付给员工高工资，以提高雇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跳槽和偷懒的机会成本同时吸引有能力及高技术人才。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则指出，内部人由于受到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致使工资调整主要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者，于是，便可能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因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工资合同，要减少工资粘性，增加工资弹性，使工资能够适时适度灵活调整。（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反古典”学派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及行政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就业问题上，强调在保证企业自由用人和求职者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在保持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同时建立稳定就业，劳动力流动平缓、劳资合同和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模式。三、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及借鉴（一）古典学派就业理论的启示及借鉴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和就业歧视问题，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充分表现得很突出，市场存在严重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就业歧视随处可见。就业招聘中存在严重的歧视性条款，如户籍歧视、地域与方言歧视、学历歧视、性别和年龄歧视乃至身高、相貌等身体歧视、婚姻状况歧视、犯罪经历歧视、姓氏歧视等等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招聘中的一个正常现象。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发展，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因而必须加强透明化、公平化、法制化和市场化。其次，为了规范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运用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同时要严格落实劳动用工合同制度，同时要鼓励企业履行现在流行的SA8000社会责任认证标准的相关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启示及借鉴凯恩斯就业理论强调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实行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就业，是一种总量就业理论。它只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就业量的变化、就业水平的高低，而不分析就业的结构。由于它只强调从增加有效需求来解决失业问题，忽视对劳动力供给方面的管理与改善；只强调投资总量的增加而忽视投资的就业效率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因此，中国在通过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解决就业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高投资的就业效率，要尽可能投向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和领域。另外，政府应注意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制定有利于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计划和产业政策，把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因而当前应当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优化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政府应主要从劳动力市场和人力政策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第一，采取全方位人力资源开发措施，对劳动力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多种形式的继续培训，使劳动者及时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第二，大力发展职业介绍机构，负责信息咨询、指导服务、就业介绍等方面工作，使企业和求职者实现信息对称；第三，减少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限制，增加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帮助解决劳动力和企业进行地区迁移。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应建立完善就业教育制度，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对于农村学龄儿童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对劳动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以及在岗培训指导等，从而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及时有效配置，消除结构性失业。鼓励引导劳动力在地区、行业间的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再则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借助网络信息资源平台加强对职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特殊群体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相关信息的发布，达到信息资源共享。（四）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工资论启示及借鉴新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工资粘性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自身运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靠劳动力市场调节是不可能解决的。政府可就全社会工资水平定期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本生活水平为基础，制定出基准工资水平以供各地区的企业参考，使得企业工资在合理区间浮动。另外，政府应控制非工资性人工成本的过快上升，以增强工资弹性，例如，股份制企业股利的发放等要按照企业所处的成长阶段采取适当的股利发放政策，以及企业在年终发给职工的年终奖金等都要在合理的预算范围内。因为股利和奖金都是企业非工资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发放过多，有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及就业。（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启示及借鉴可以说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意义。关于就业保证企业具有灵活的用人机制，加强人力资源部的建设，保证企业能够在第一时间招聘到合适的、合格的劳动力，同时求职者也能够自由灵活地选择适应自己的满意的工作岗位，从而充分地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政府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制定人口政策，一方面调整教育结构等来控制和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家给与市场活动进行宏观引导，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建立新型的劳动就业体制服务。四、结语总之，西方的就业理论对我国寻求解决就业矛盾的途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我国还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不仅依赖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还要有市场调控体制改善的制度保证，两者面相辅相成，不可偏颇。参考文献：[1]肖静.西方失业理论与中国的就业问题[J].法制与社会，2006，（11）.[2]刘加强.缓解西部地区城乡就业矛盾对策研究[M].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3]罗恩立,孙定东.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进程剖析与借鉴[J].经济学与经济管理，2003，（2）.[4]谭运进.西方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商业时代，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