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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问得也太大了，是五四作家、鸳鸯蝴蝶派还是什么至少要说清楚吧
林语堂
林语堂的散文别具一格，与梁实秋的异曲同工。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称得上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 ，哲学家。
他时有妙语，间或游戏，嬉笑怒骂之间，讽刺社会俗气，可谓一言中的，入木三分。
其所说的社会十大俗气，今日看来，犹未过时。哂然一笑，细品味之下，便再也笑不出来了。
民国著名的作家有：
综合（小说、散文、杂文）：鲁迅；
小说：茅盾、钱钟书、巴金、老舍、沈从文；
诗人：闻一多；
散文：朱自清；
戏剧：曹禺；
女性：冰心。
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79年入浙江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理论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1年于浙江美术学院艺术理论系研究生毕业。历任内蒙古乌盟师范学校教师，浙江美术学院艺术理论系讲师，《新美术》、《美术译丛》副主编,1988年到德国海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1994年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建市1500年庆典，同年参加英国中西绘画国际会议。1996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应邀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景中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可能比较早。原因很简单，他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条件画画了。那时候出身不好，在各方面都轮不上，走上一条至少能够自娱自乐的路，就这样开始在书本中寻找乐趣。初中一年级，范景中喜欢填词，对“词乐”感兴趣，主动读书从这时就开始了。那时主要读夏承焘先生的著作，还给他写过信。他在民国年间发表过关于“词乐”的论文，范景中当时读不到，就建议他结集出版，这已经是1965年的事情了。那时候形势并不好，他回信说自己血压高，医生嘱咐说不要多费脑筋。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懂得老先生们面临的压力，“文革”以后才明白那信多么不合时宜。记得在1965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我曾读到夏承焘先生的《诗余论》，“诗余”就是“词”，这个称呼已经对“词”透露出批评的意味，“文革”以后才明白个中意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影响终生初中时主动读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父亲上学时用过的苏联课本，一直在家里保存着，范景中读来倒是非常认真。上中学时，自己想学习和钻研的是诗词，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读哲学。到了1978年上大学，经历了抄家、上山下乡。其间，范景中在农村的最大收获，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杨成凯，现在在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他俩认识很早，早在上中学时就因为共同的诗词、版本学爱好结识了。“文革”来了，这些爱好都变得不合时宜，彼此的来往便转向别的话题。杨成凯是一个数学天才，范景中下乡以后，用通信方式跟他学习数学。这个收获，不只是一般的解题收获，而是从数学思想上得到的很大收获。这对范景中的影响相当大，跟他后来的读书经历也有很大关系。范景中下乡的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优势，天津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下在那里。很多人都带着好书，大家互相借阅。他也把抄家时保存下来的书带在身边。《莎士比亚全集》、《古希腊悲剧》等，都是在农村读完的。劳动之余，煤油灯下，我也画过《巴黎圣母院》。他们还经常谈威尼斯的事情，一起做数学题，甚至还对局势发表一些“谬论”。对这些东西，还是很向往，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梦想。1975年前后，范景中读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本书可以说影响他终生。通过这本书，范景中把以前学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优缺点，看得很清楚了。在江南，找到了贡布里希进入大学以后，范景中在北师大哲学系基本没有上课，哲学书却没少读，读得也比较偏。那时他在读塔尔斯基，波兰一个数理逻辑学家。196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过塔尔斯基的《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读大学时，他一边读他的书，一边做数理逻辑的习题。另外一个是波普尔的书，他的“三个实践”理论刚介绍进来。在那之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出过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读”，其中有波普尔关于“人性论”的观点，那是第一次接触波普尔。70年代后期，他的“三个实践”理论通过《哲学研究》杂志被介绍进来，范景中才开始大量读他的书大学时间很短，读了一年就考研究生到了浙江美院。原因很简单，北京诱惑太多。那时西方电影开始在大学里上演，像《根》这样的，觉得安不下心来读书。以前读诗词，对江南的画意一直很向往，再加上下乡在内蒙，在塞北已经生活了八年，于是想去南方的新天地。去了浙江美院，范景中在读书上遇到了困惑。一个终生要从事的工作，和过去仅凭兴趣的读书，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同的。他的老师卢鸿基说，艺术的学习主要靠自己。范景中于是开始摸索一套读美术史的方法，根据要追溯到初中读夏承焘先生时的目录索引法了，读他的著作，同时研究他都读些什么，范景中很自觉地进入一个版本目录学的读书领域。那时，没有人告诉你美术史该怎么读，该读些什么。循着《牛津艺术指南》这样的工具书，从附录中寻找重合频率最高的书来读。就这样找到了贡布里希，我日后最主要的一个工作。读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个新的天地打开了。这跟以前看的美术史截然不同。范景中找到杨成凯，游说他合译《艺术故事》。这是范景中美术史工作的起点。范景中心里想着中国美术史，可是从外国美术史入手，想做一个迂回的尝试。后来的读书，范景中主要是读波普尔和贡布里希，他们也是我的工作。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琐碎”毕竟是学诗词出身，范景中对中国的旧学一直念念不忘。上世纪80年代以后，范景中主要读两个人，一个钱锺书，一个陈寅恪。这两个人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大。钱锺书的《管锥编》一出版，范景中就开始读了。之前他在50年代的《文学研究》上读过他的《论通感》，还读过他的《宋代诗人小传》，这实际上是他在《宋诗选》中给每个诗人写的小传。读钱锺书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愉快此外，就是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完这本书之后，范景中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写文章了。觉得自己功力、学力都不够了，没有资格再写东西。之后，他很少写文章，基本上不敢写书。陈寅恪先生写这书的时候已经目盲了，他引用的文献，能否给出更好的版本？从这个问题入手，范景中开始陆续为《柳如是别传》做一个补充性附录的工作。后来，他跟我夫人出的两本书，《柳如是集》和《柳如是事辑》，就是这个工作的结果。有人批评钱锺书太“琐碎”，钱锺书也曾批评陈寅恪“琐碎”。很有意思，这俩人都得到了“琐碎”的评价。范景中却不这样看。范景中读钱锺书，他的书确实非常琐碎，可是一旦站开一个距离，会发现这些琐碎的东西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宇宙。范景中并不认为钱锺书的理论水平多么深刻、多么高明，但他在用他琐碎的知识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结构上，我觉得了不起。读陈寅恪是另一番趣味，当他把无数琐碎的东西组织在一个历史的长卷中时，这些琐碎仍然有它熠熠耀彩的光芒。可是现在的学者欠缺的，恰恰就是琐碎。这让我产生一个奇异的感觉，如今论道著作不少，论学著作太少。所差的不是理论，而是真正的学问。读书人要给自己打“警惕针”范景中写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读了钱锺书的《论通感》还觉得不过瘾，可以读一下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你会发现，贡布里希三言两语把通感说得非常深刻；可是钱锺书在《论通感》中谈到的通感现象，给人的艺术感受的给养，也是别人书中得不到的。所以，读书经常需要克服自己身上过激、偏颇的见解，还有知识上的盲点，这是读书人需要给自己打的“警惕针”一方面做着西方美术史工作，另一方面读钱锺书和陈寅恪，还有线装古籍，也是范景中长年不离的。实际上我读书非常杂，但主线就是这三条，像《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自己读了不会少于15遍。我经常告诫自己，在学术上不要赶时髦，读书也如此。有一个人的书，范景中是不读的，就是海德格尔。他说他读不懂，觉得晦涩。其他人的著作，也有许多留下一些印象。有一本书，是两位年轻人写的，克里斯和库尔茨的《艺术家的传奇》。这是研究艺术家绕不开的一本书，论述得又非常广阔。最近，广州美院的邵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翻译出来，作者是美国的克里斯特勒，20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这本书翻译难度非常大，邵宏给出了一个完整译本，对于国人认识文艺复兴有非常大的帮助。与其写书，不如译书在西方美术史领域，很多重要著作尚未翻译进来。中国美术史相对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滞后，但近年来也发生着一些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比如对于文人画的研究，广州美院的黄专和深圳画院的严善金享写过一本书，《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把文人画研究的视野、角度给出一些崭新的看法。前两年，中国美院一位博士万木春研究晚明文人李日华，他的博士论文《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水平相当高，这本书也已出版。还有我的博士生董捷，他的博士论文《湖州版画的批评研究》，不论理论还是方法，都是中国版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展，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与西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被介绍到内地有关系。读完陈寅恪之后，范景中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与其写书，不如译书，读者可能更能受益。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太残缺不全，最好的读书年华都被历史风尘淹没。也因此，范景中对书籍一直抱着感恩的态度。范景中最近还想重读《微积分概念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翻译的，它教会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事物的连续和分离这对矛盾。当范景中用分离的语言概念来捕捉连续的绘画时，会遇上很多问题，考虑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微积分概念史》。数学对他的美术史研究影响很大，但只是一个方面。范景中还经常思考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他认为是人对于艺术的感受力，而这是从诗词和中国山水画来的个人感受一想到这30年，范景中最大的感受是学术氛围越来越自由，正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安心读书，研究点学问。展望未来，大概30年以后，人们可能有希望继续出现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如果说到遗憾，陈寅恪在国外呆了10年左右，他从不为学位读书，而是为学问、知识去读书，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他是为黄金般的智慧去读书，现在人们读越来越功利，这恐怕是想起来让人遗憾的事情。 出版的论著有：《法国象征主义画家摩罗》、《古希腊雕刻》、《图像与观念》、《柳如是集》、《柳如是事辑》、《美术史的形状》、《藏书铭印记》等。主要译著有：《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论文集》、《艺术与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论文集》、《希腊艺术手册》、《图像与眼睛》、《走向进化的知识论》、《贡布里希论设计》等。主编丛书有：《艺苑珠尘丛书》、《学院丛书》、《学术史丛书》、《艺术世界丛书》。课题研究方面，范景中教授承担了教育部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雕版艺术史》（项目负责人），并且承担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题《艺术史基本理论》，以及广州白马广告公司资助课题《西方美术史学史》。范景中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1996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应邀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发表论文：《比较美术和美术比较》、《研究和方法论》、《谢赫的骨法论》等。范景中教授目前指导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发表论文3篇以上，并且有的还有著作出版。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有：中国版画史、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绘画史的基本概念、西方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等等。曾经给硕、博研究生作的专题讲座有：“Vasari 的《名人传》”、“艺术史与人文科学”、“评《历代名画记》”、“古籍版本鉴定”、“Gombrich 的《木马沉思录：论艺术形式的根源》”以及“Plato的‘理念’与艺术理论”。 范景中教授的译著《艺术发展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银奖、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译著《艺术的故事》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曾获潘天寿美术理论贡献奖、英国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伊拉斯莫斯研究基金奖，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蔡国良 高级工程师。男，1938年2月出生，长沙人。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曾任湖南省轻工建设公司经理、总工程师等职。主要贡献：长期从事轻工业设备安装施工，擅长现场施工，精通工业锅炉安装和安装质管工作。主要负责组织安装了75吨3．82兆巴和以下的锅炉11种型号33台、进口2500吨多层热压机和年产13000吨造纸厂以及缝纫机、糖酒厂等12项工程。参加了援外瓷厂等8大非标设备制造工作，还负责省塑料厂建厂土建施工。从事质检工作时，直接检验13种型号的锅炉安装43台、各种压力容器制造78台、年产万吨纸厂和年产5万吨啤酒厂等6大项安装工程。为首编制了全省统一使用的《散装锅炉安装工程竣工资料》和执笔编写了全省统一使用的起重工培训教材《起重指挥司机培训教材》一书；所写论文《不该发生的质量事故》由北京市名人文化研究中心选载《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中。多次被评为主管厅和长沙市工交先进工作者。编写了《锅炉安装质量保证手删》、《起重机械安装质量保证手删》、《焊接培训中心质量保证手册》等。 2、蔡国良 1956年出生，陕西岐山人，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外科教研室副教授，陕西中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思想品德教研室教师。1979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主讲中医外科、医学伦理学等课。临床擅长治疗乳房疾病、烧伤、疮疡等。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治疗乳腺增生、脉管炎、烧伤、疮疡、胶具、跌打损伤等疾病的新药"逍遥化结片"、"消结止痛膏"、"脉管炎片"、"烧伤药水"、"疮可愈"、"腋香灵"、"武林奇宝液"的研制工作。独立编著了《医学伦理学》高等医药卫生院校医德教材，参与编著的《血管疾病的血瘀与化瘀治疗》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疮可愈治疗外科化脓性感染"被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医特治新法大全》收录并获一等奖。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1993年被选为中国中医药学会外科疮疡专业委员会委员，1997年被收入《中华大陆名医大典》。在从事教学、医疗、科研、管理等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扶贫义诊等项社会公益活动，受到了省市电视台、报纸的宣传报导。近几年来，曾先后多次被单位和上级评为优秀干部、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和奖励。
中文名：蒋百里
别名：蒋方震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海宁
出生日期：1882年
逝世日期：1938年11月4日
职业：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信仰：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代表作品：《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
军衔：陆军上将（死后追赠）
蒋百里人物生平
蒋百里（1882年－1938年），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学家，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名字出自《周易·震卦》“震惊百里”。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 *** 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班毕业，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 *** 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
詹锳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专家，尤其在李白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詹锳先生也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首任会长。
对于詹锳先生在李白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和总结，特别是詹福瑞师、葛景春先生、杨明先生等前辈学者均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再加研习和整理，以表敬仰、感念之情，谫陋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毕生追求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师出名门，源流醇正。先生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十九岁转入北大中文系，随后因日本侵略辗转长沙、云南等地，在西南联大就读。这期间听课读书，所承俱是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名家、大家。他曾从胡适学习《中国文学史》，从赵万里、余嘉锡修目录学，从郑天挺学校勘学，从钱穆学中国通史、先秦史，从罗常培学语音学、中国音韵学，从陈寅恪学“元白诗”，从闻一多学《诗经》，从刘文典学《庄子》，从朱自清学陶诗，从冯友兰学《中国哲学史》，从罗庸学杜诗，极一时之盛。
回顾先生的学术历程，李白研究是詹锳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从22岁大学毕业起，詹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时间跨度几乎长达一个甲子。先生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不久即正式开始李白研究。当时，先生一边给学生讲授大一国文，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课余之暇，由罗庸指导研究李白诗文。有时也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先生借与《唐诗大系》手稿”（《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先生的名作《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二书虽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系年》一书实则于先生大学毕业不久即开始撰写，历时两年半，至1941年先生25岁时书稿即已完成（《詹锳年谱》）；《论丛》一书所收《李白集版本叙录》等多篇论文则大多是先生四十年代初在国立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撰写、发表。因此，可以说詹先生的李白研究是从大学期间奠定基础，大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助教、浙江大学任讲师期间正式开始并很快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其后，悠悠数十载，先生始终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不断开拓，取得一个又一个令学界瞩目的重要成果。因此，回顾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不仅创获多多，成就斐然，实更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生命寄托，是先生学术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 研究成果
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成果，水平一流，价值恒久。詹锳先生关于李白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无论著作抑或论文，其学术价值放置于其问世的那一个时期可以说均达到学界一流水平。不仅如此，数十载光阴过去，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地位则愈加巩固，愈加恒久，始终是学界该领域研究绕不过去的重要参考，绕不过去的一流成果。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成果，有些是当世闪耀文坛，众人瞩目，过后则如流星划过夜空，不见踪迹；有些是当世默默无闻，鲜有重视，过后却渐得关注，实至名归。以上这两种情况于研究界可谓并不罕见的现象。
詹锳先生的研究论著，代表作当以《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部为学界公认。前两部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当世李白研究开拓创新、填补空白的力作；后一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对长期以来作为权威著作的王琦注本的重大超越”（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詹先生关于李白的论文以两个时期的研究最为学界推崇，一个是民国时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所发表的文章，一个是拨乱反正以后新时期的系列论文。前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国文月刊》《东方杂志》等处的《李白集版本叙录》《李白家世考异》《李白〈蜀道难〉本事说》《李白〈菩萨蛮〉〈忆秦娥〉辨伪》《李诗辨伪》等多篇文章；后一时期的论文，如发表在《文学评论》的《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发表在《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的《评英国人阿瑟·韦利著〈李白之生平及其诗〉》、发表在《文献》的《题名〈李翰林集〉的三种不同版本》、发表在《文学遗产》的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的特点及其优越性》和《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探微》，以及发表在《李白学刊》等处的多篇论文。
在这些论文和论著中，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究，既对李白研究一些基础性的重大问题做出开拓性贡献，也对学界长期关注却悬而未决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有力地论证和阐发。这些成果，凝聚了詹锳先生毕生的心血，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李白诗文系年》一书是学界公认李白研究重要的基础性参考资料，是一部年谱与诗文系年相结合的论著，该书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的便利，一书在手，卷帙不繁却能有许多参考和启发。李白别集之外，《系年》一书是笔者在从事李白研究起步阶段所必须参考的少数几种论著之一，相信学界同仁进行李白研究时也不乏这样的经历。同清代王琦的《李白年谱》相比较，《系年》一书对三分之二以上的李白诗文进行了考证和系年，系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王琦的年谱，而且其中大部分结论准确可信，为学界接受和认可。换言之，此书之所以为学界所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詹先生在这部书中做了很多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工作，解决或推进了李白研究的大量基础性问题，特别是李白诗文的创作时间、题旨以及作家的家室生平、事迹交游等问题。书中考证的一些问题，例如崔侍御与崔四侍御其人的辨析，假托李白救郭子仪之说的真伪，李白遇司马承祯的时间问题，李白《明堂赋》的系年问题，《蜀道难》的创作题旨与系年问题，《江夏赠韦南陵冰》的真伪问题，《大鹏赋》系年及其与《大鹏遇希有鸟赋》之关系，天宝四、五载间的游踪与作品系年，等等，均在征引大量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审慎而绵密的考辨、论析，进而得出理据充分的结论。这些考证结论，大部分为学界所认同，少数观点虽未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但也为大家后续的研究带来许多思考和启发。特别是解决问题过程中严谨笃实的论证方法，更得到学界的认同和尊重。《系年》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那个时候，李白研究还没有出现过一部类似的著作，可以说该书为
新中国成立
后的李白研究做出了奠基性和标志性的贡献。
杨明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学习詹锳先生著作的体会》一文的评价或许最能恰切说明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恒久与不凡。杨先生说，詹锳先生关于李白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今日凡是在这两个领域进行研习的学者，没有谁能不参考詹先生的成果。在笔者看来，不仅今天是这样，而且未来也是如此”（《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对詹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 学术品格
无征不信，可以说是詹锳先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最为核心的学术品格，自然也是他数十年从事李白研究所坚持的学风与品格。做学问要牢记“无征不信”的原则，当年读书期间，从入学到毕业，笔者多次得到詹福瑞师、刘崇德师这样的叮嘱与教诲，并且时常强调这是詹锳先生做学问的原则和方法，也是詹门后学所应时刻牢记的准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品格，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是从文献入手，从版本的搜集、考辨为出发点逐次展开。如上所述，先生的《李白诗文系年》一书，虽然卷帙、篇幅并不太大，却成为后世李白研究的必读书目，
被学界称为“新中国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无疑，正是因为先生秉持这样的学术品格，研究过程往往运用文献考证的方法，使得研究论断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多实证笃论而无空疏之言。葛景春先生论曰：“这种建立在无征不信的原则上的求实之风，是继承乾嘉以来的学术传统，同时与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研究风气，即‘实学’研究学风。一扫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空疏’习气，建立起实事求是科学研究严谨学风。”（葛景春《爱国情怀与求实学风——略论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主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纪念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暨詹锳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可以说，葛先生的这一评价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詹锳先生李白研究的基本特点。
与此同时，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也是詹锳先生从事李白研究的基本原则。詹锳先生于1948年赴美留学，先在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教育心理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心理学，并学习过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文理兼通、多学科的学术经历使得詹先生的研究既有乾嘉学派的文献考证的特点，又不乏现代自然
科学的方法、逻辑严密而又客观理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先生能够将二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故而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入手，视野宏阔，论证细实。“我近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惟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詹锳先生在他的《自传》（《詹锳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曾说到这样的原则和方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少有的、中西兼通的学术视野与格局，詹锳先生的李白研究往往闪耀着冷静而理性的思辨光芒，和科学而严谨的求实精神。比如，詹先生对《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以下简称《集评》）一书的编著就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点。该书是先生晚年李白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共计三百四十余万字，可谓篇章宏富，卷帙浩博，尽管如此，诸篇诗文的整理、校勘却没有丝毫的马虎，题解、校勘、注释、串讲、集评、备考、附录等各部分内容均精细严谨，言必有据。通观全书，我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詹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在该书底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即有清晰的呈现。众所周知，古籍整理一事，底本的择取是首要而关键的问题。该书选择现存静嘉堂文库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而没有选取王琦的注本，或者杨齐贤、萧士赟的注本，这是科学而理性选择的结果。王琦注对后世的研究贡献多多，但其底本的选择却并不十分理想，王琦注取代前人注本通行于世后，学界后来的研究整理，版本方面却往往沿用王琦注本而未见超越，詹先生《集评》一书则率先选取宋本为底本，这是一个不凡的、首创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该书以元明清各代十六种李白别集以及多种总集、类书等相关文献为校本开展整理，合计参校本多达三十余种，从而为全书的校注工作奠定了一个牢固、坚实的基础。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的艰苦岁月，先生就已开始这项工作。他不辞艰辛，
广为搜求，搜集了大量珍贵版本，经过数十年的思考和积累，才最终完成这部超越王琦注本的李白研究“划时代的著作”（松浦友久《李白研究划时代的成果——〈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评述》，原载日本《东方》第205号，宋红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8年第9期）。在《集评》的书后，附录了詹先生所著长文《李白集版本源流考》，这篇考证文章几近十万字，对有关这方面版本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并绘制出版本源流图表，对李白集版本的源流变迁、各本的优劣等问题都有客观而中允的梳理和评介。无疑，该书的这些成绩正是先生科学求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一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不仅如此，詹先生的学术品格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李白诗文系年》一书，系年的过程中，先生在每一篇目的脚下注一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即该诗（文）见于王琦注本的卷数，这一做法既反映了先生严谨求实、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又非常便于读者阅读和参考原文，体现着先生忠于前人而又顾及后学的君子之风。詹锳先生常说，文学不是科学，但文学研究却是一门科学；又常说，言必有据，孤证不立。这一点，在作品的理解、阐释方面也有诸多体现。我们的传统诗学受“诗教说”“比兴说”观念的影响，前人解诗常常好牵连，好比附，有时不乏确论，有时则不免穿凿，甚至失之千里。詹先生对于李白诗文的注解、阐释则采用了冷静和客观的方法，不随意发挥，不随意引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充足证据的问题宁肯放弃也不随意附会。无疑，这一切都体现着先生无征不信的学术品格。
此外，这里需要提到的是，2016年时逢詹锳先生百年诞辰，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詹锳全集》，这是对先生一生学术贡献与学术成就最好的总结和纪念。
四、 提携后进
詹锳先生对李白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个人所取得的卓越的学术成就，更在于他培养学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在恪守严谨求实学风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的卓越贡献。詹锳先生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当年曾受到先生教诲的一些后学现在已大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专家，这些学生当中，成为当今学界李白研究领域大家、名家者亦不在少数。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刘崇德、张瑞君、阮堂明等多位先生的李白研究，都能继承詹锳先生的衣钵，并结合各自的专业方向、研究所长，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令学界瞩目的突出成绩。特别是詹福瑞、葛景春、陶新民、张瑞君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成为同仁、后学从事研究的重要参考。这些同样是詹锳先生对于李白研究的学术贡献，对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的杰出贡献。
詹锳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样遵循无征不信的原则，具体到方法方面，则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并重。詹锳先生1980年起指导四位硕士研究生，其间先后指导他们在天津市图书馆校勘《李白全集》，又于1982年带领他们到南京、上海的图书馆进行校勘实习，随后“转往成都参观杜甫草堂，又在该处记录了《李白集》的多种善本”（林大志整理《詹锳年谱》，《詹锳全集》第六卷）。此后，詹锳先生承担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重点项目《李白全集》的校注整理工作，他组织了弟子、后学多人共同参与，葛景春、刘崇德、詹福瑞、张瑞君、陶新民等八位先生分工编撰。可以说，这部三百四十余万言的巨著既是“詹锳先生晚年倾注全部心力完成的著作”（詹福瑞《詹锳全集后记》，《詹锳全集》第六卷
），也是助力参与编撰的诸位先生成为李白研究领域重要成员的助推器，是奠定诸位先生在李白研究界学术地位的重要基石。如今，詹锳先生的这些弟子大多已经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不凡成绩，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更在李白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多年来，他们在教学、科研一线已然又培养出一大批李白研究的后继之才，这部分后学虽然还没有取得太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界与他们同时代的这一辈中青年学者必然将成为今后李白研究薪火相传的接续者和继承人。无疑，诸上所及詹先生的弟子、后学们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是李白研究代代相传的明证，更是詹锳先生提携后进、推动李白研究事业代代相传的明证。
五、 共创学会
中国李白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至今已满三十载。三十年，如果对一个人而言，这正是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对一个学会而言，则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之年。
站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起点，我们既当眺望远方，谋划未来，亦当总结过去，缅怀前贤。这之中，詹锳先生对学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我们回眸学会发展历程之时应当感念和铭记的。三十年前，学会在安徽马鞍山市成立，詹锳先生担任首任会长，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无不凝聚着先生的付出与辛劳。同时，他笔耕不辍，在学会会刊《李白学刊》（现名《中国李白研究》）上发表了多篇论文。1991年7月5日，首届中国李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马鞍山市召开，詹先生致开幕词。7月7日，经理事会选举，先生当选为学会第一任会长。王运熙、朱金城、安旗、郁贤皓、罗宗强、裴斐、张成德等先生当选为副会长。应该说，早在1985年召开的中日学者李白讨论会期间，先生就已经开始和诸位前贤商议和谋划这件事情。这次会议，先生被推举为中方首席代表，宣读了李白研究的有关论文。随后，1987年秋，学界又在马鞍山组织召开了李白逝世1225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同时也是李白学会成立的筹备会。由詹锳先生主持，多位学者联署、发起，筹备成立中国李白学会。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注册，学会宣告正式成立。1994年8月，经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会选举通过，詹锳先生当选为第二届会长。至1997年第三届理事会会议推举，詹先生改任名誉会长。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马鞍山市的贡献，上述1985年、1987年、1991年关涉李白研究、李白研究会的三个重要事件，发生地均在安徽马鞍山市。此后，学会的常设机构一直设在马鞍山，学会的日常工作也多由马鞍山的同仁们负责操办。这些往事，学会的老一辈学者们一定更了解前后的始末和细节。我们应该向马鞍山的历任领导和学会工作者致敬。
2017年，恰逢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学会举办了第十八届年会暨学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回首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不由得几多感慨。三十多年前，正是詹锳先生与诸位学界前贤以及马鞍山市的诸位先生共同创立了学会，才有学会这个李白研究同仁共同切磋研习的平台，才有李白研究不断深入与进步的今天。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
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
叹何益？
（李白《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
张玉法，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1935年2月生，山东峄县人。1949年随峄县县立中学南迁台湾彰化。1959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旋任教于基隆中学。1961年入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学习，主攻先秦史。1964年毕业后任职于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口述历史记录、报纸资料前辑、外交档案编著和近代史资料调查等工作，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1968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进修中国近代史，师从韦慕庭（C·Martin Wilbur）先生。1970年返台。1971年晋升副研究员，1975年擢升研究员。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党研究，已出版的论著有《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出版）、《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国现代史》（1979年台北东华书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初版，1987年再版），与（美）李又宁合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1981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等等。发表论文甚多，有关辛亥革命的有《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性质》、《会党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的南北问题》、《兴中会时期的革命宣传》、《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宣传》、《清季革命运动的背景》、《外人与辛亥革命》、《民初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党》、《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民国初年的内阁》、《民初政局与五四》、《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等篇。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撰有《历史研究的量化问题》、《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应用》。他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政团、政党的著名学者，全面探讨立宪团体、革命团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由此论证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亚洲学会于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上，他与大陆学者章开沅教授公开辩论辛亥革命的性质，成为史坛之美谈；1990年他与蒋永敬教授等到中山市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为海峡两岸学者同堂研讨辛亥革命、研讨孙中山的第一次，为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录自章开沅等编《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成就：：（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经典语录：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1、蒲松龄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
蒲松龄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
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
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郭沫若曾这样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2、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叶赫那拉氏，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名为性德，一年后太子更名胤礽，于是纳兰又恢复本名纳兰成德。
纳兰性德号楞伽山人，清朝著名词人，父亲是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一代权臣纳兰明珠，母亲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
纳兰性德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十七岁入国子监，被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内阁学士徐乾学；十八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中第，成为贡士。
康熙十二年因病错过殿试，康熙十五年补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
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而后一病不起，七日后，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公元1685年7月1日）病逝，年仅三十岁。
3、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汉族，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
又因自家乡安徽滁州全椒县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序》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幼即颖异，善记诵。
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
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
后卒于客中。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4、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关外祖籍辽宁铁岭，生于南京，约十三岁时迁回北京。
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
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5、纪晓岚
纪昀（1724.7.26－1805.3.14），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乾隆年间官员。
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诗及骈文，尤长于考证训诂。
任官50余年，年轻时才华横溢、血气方刚，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他的诗文，经后人搜集编为《纪文达公遗集》。
嘉庆十年（公元1805）二月，纪昀病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是龚自珍。
作家简介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汉族，浙江临安（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龚自珍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15岁，诗集编年；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著有《定盦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龚自珍的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近代文学开山作家是龚自珍。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
龚自珍并不生长在京都，所以自小的天真与自在让龚自珍享受着美满的童年时光。可能是龚自珍的父亲与外祖都身在官场的缘故，再加上母亲良好的教育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龚自珍到了少年时代，便有了士族心目，举手投足间的头巾气终其一生也未能泯灭。
龚自珍的仕途并不好走，当时的道光帝在文学方面更加看重形式，对八股文的推崇让当时的文风变得犀利古怪。考官们在科举考试中，对文章形式的要求颇为苛刻，甚至根本不注重其中的内涵，反而锱铢必较于一段一式。
这让龚自珍，还有与之齐名的魏源等人都纷纷落榜。偏偏龚自珍一身傲骨，他对政治的追求不在于功名，更多在于锋芒毕露地指出时弊。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龚自珍的才华无处施展，再加上他的书法并不美观，一直到了三十八岁，他才中了进士。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年，龚自珍全部奉献给了科举考试，而影响着他政治路途的小楷，也成为了他这许多年来都挥之不去的伤痛，成为了他一生的逆鳞。
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离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
首先拿自然投稿来说，省级和国家级的论文审稿需要1-2天，发表时间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话半个月内就可以完成，慢的话甚至要4-7个月之久了。对于质量水平较高的期刊和一些大学期刊来说，投稿发表时间通常在6个月左右，较快的也需要3-4个月。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发表需要6-10个月，总体时间大致是1-1.5年。北核和南核的审稿需要3-4个月时间，出版则需要6-15个月时间，跨度大，总共需要时长约1-2年。SCI和EI等与北核南核时间周期类似。众所周知，省级和国家级别的期刊是普通期刊，是职称期刊发表的起跑线。相对而言，从选刊到成功收刊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些刊物块的话研究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收到了，如果慢的话，大概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
出版时间跟你发表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区分开来，我的经验告诉我，早点发表会好些
好像是一周，但是，有时候一个月也没有一篇
肯定算的是9月份发表的。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8年专业发表经验，希望我可以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