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国时期发表论文的人

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79年入浙江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理论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1年于浙江美术学院艺术理论系研究生毕业。历任内蒙古乌盟师范学校教师，浙江美术学院艺术理论系讲师，《新美术》、《美术译丛》副主编,1988年到德国海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1994年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建市1500年庆典，同年参加英国中西绘画国际会议。1996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应邀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景中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可能比较早。原因很简单，他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后来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条件画画了。那时候出身不好，在各方面都轮不上，走上一条至少能够自娱自乐的路，就这样开始在书本中寻找乐趣。初中一年级，范景中喜欢填词，对“词乐”感兴趣，主动读书从这时就开始了。那时主要读夏承焘先生的著作，还给他写过信。他在民国年间发表过关于“词乐”的论文，范景中当时读不到，就建议他结集出版，这已经是1965年的事情了。那时候形势并不好，他回信说自己血压高，医生嘱咐说不要多费脑筋。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懂得老先生们面临的压力，“文革”以后才明白那信多么不合时宜。记得在1965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我曾读到夏承焘先生的《诗余论》，“诗余”就是“词”，这个称呼已经对“词”透露出批评的意味，“文革”以后才明白个中意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影响终生初中时主动读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父亲上学时用过的苏联课本，一直在家里保存着，范景中读来倒是非常认真。上中学时，自己想学习和钻研的是诗词，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读哲学。到了1978年上大学，经历了抄家、上山下乡。其间，范景中在农村的最大收获，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是杨成凯，现在在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他俩认识很早，早在上中学时就因为共同的诗词、版本学爱好结识了。“文革”来了，这些爱好都变得不合时宜，彼此的来往便转向别的话题。杨成凯是一个数学天才，范景中下乡以后，用通信方式跟他学习数学。这个收获，不只是一般的解题收获，而是从数学思想上得到的很大收获。这对范景中的影响相当大，跟他后来的读书经历也有很大关系。范景中下乡的地方，有一个很特殊的优势，天津最好的中学的学生都下在那里。很多人都带着好书，大家互相借阅。他也把抄家时保存下来的书带在身边。《莎士比亚全集》、《古希腊悲剧》等，都是在农村读完的。劳动之余，煤油灯下，我也画过《巴黎圣母院》。他们还经常谈威尼斯的事情，一起做数学题，甚至还对局势发表一些“谬论”。对这些东西，还是很向往，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梦想。1975年前后，范景中读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本书可以说影响他终生。通过这本书，范景中把以前学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优缺点，看得很清楚了。在江南，找到了贡布里希进入大学以后，范景中在北师大哲学系基本没有上课，哲学书却没少读，读得也比较偏。那时他在读塔尔斯基，波兰一个数理逻辑学家。196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过塔尔斯基的《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读大学时，他一边读他的书，一边做数理逻辑的习题。另外一个是波普尔的书，他的“三个实践”理论刚介绍进来。在那之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出过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读”，其中有波普尔关于“人性论”的观点，那是第一次接触波普尔。70年代后期，他的“三个实践”理论通过《哲学研究》杂志被介绍进来，范景中才开始大量读他的书大学时间很短，读了一年就考研究生到了浙江美院。原因很简单，北京诱惑太多。那时西方电影开始在大学里上演，像《根》这样的，觉得安不下心来读书。以前读诗词，对江南的画意一直很向往，再加上下乡在内蒙，在塞北已经生活了八年，于是想去南方的新天地。去了浙江美院，范景中在读书上遇到了困惑。一个终生要从事的工作，和过去仅凭兴趣的读书，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同的。他的老师卢鸿基说，艺术的学习主要靠自己。范景中于是开始摸索一套读美术史的方法，根据要追溯到初中读夏承焘先生时的目录索引法了，读他的著作，同时研究他都读些什么，范景中很自觉地进入一个版本目录学的读书领域。那时，没有人告诉你美术史该怎么读，该读些什么。循着《牛津艺术指南》这样的工具书，从附录中寻找重合频率最高的书来读。就这样找到了贡布里希，我日后最主要的一个工作。读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个新的天地打开了。这跟以前看的美术史截然不同。范景中找到杨成凯，游说他合译《艺术故事》。这是范景中美术史工作的起点。范景中心里想着中国美术史，可是从外国美术史入手，想做一个迂回的尝试。后来的读书，范景中主要是读波普尔和贡布里希，他们也是我的工作。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琐碎”毕竟是学诗词出身，范景中对中国的旧学一直念念不忘。上世纪80年代以后，范景中主要读两个人，一个钱锺书，一个陈寅恪。这两个人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大。钱锺书的《管锥编》一出版，范景中就开始读了。之前他在50年代的《文学研究》上读过他的《论通感》，还读过他的《宋代诗人小传》，这实际上是他在《宋诗选》中给每个诗人写的小传。读钱锺书的文章，我觉得非常愉快此外，就是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完这本书之后，范景中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写文章了。觉得自己功力、学力都不够了，没有资格再写东西。之后，他很少写文章，基本上不敢写书。陈寅恪先生写这书的时候已经目盲了，他引用的文献，能否给出更好的版本？从这个问题入手，范景中开始陆续为《柳如是别传》做一个补充性附录的工作。后来，他跟我夫人出的两本书，《柳如是集》和《柳如是事辑》，就是这个工作的结果。有人批评钱锺书太“琐碎”，钱锺书也曾批评陈寅恪“琐碎”。很有意思，这俩人都得到了“琐碎”的评价。范景中却不这样看。范景中读钱锺书，他的书确实非常琐碎，可是一旦站开一个距离，会发现这些琐碎的东西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宇宙。范景中并不认为钱锺书的理论水平多么深刻、多么高明，但他在用他琐碎的知识建立一个新的知识结构上，我觉得了不起。读陈寅恪是另一番趣味，当他把无数琐碎的东西组织在一个历史的长卷中时，这些琐碎仍然有它熠熠耀彩的光芒。可是现在的学者欠缺的，恰恰就是琐碎。这让我产生一个奇异的感觉，如今论道著作不少，论学著作太少。所差的不是理论，而是真正的学问。读书人要给自己打“警惕针”范景中写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读了钱锺书的《论通感》还觉得不过瘾，可以读一下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你会发现，贡布里希三言两语把通感说得非常深刻；可是钱锺书在《论通感》中谈到的通感现象，给人的艺术感受的给养，也是别人书中得不到的。所以，读书经常需要克服自己身上过激、偏颇的见解，还有知识上的盲点，这是读书人需要给自己打的“警惕针”一方面做着西方美术史工作，另一方面读钱锺书和陈寅恪，还有线装古籍，也是范景中长年不离的。实际上我读书非常杂，但主线就是这三条，像《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自己读了不会少于15遍。我经常告诫自己，在学术上不要赶时髦，读书也如此。有一个人的书，范景中是不读的，就是海德格尔。他说他读不懂，觉得晦涩。其他人的著作，也有许多留下一些印象。有一本书，是两位年轻人写的，克里斯和库尔茨的《艺术家的传奇》。这是研究艺术家绕不开的一本书，论述得又非常广阔。最近，广州美院的邵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翻译出来，作者是美国的克里斯特勒，20世纪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这本书翻译难度非常大，邵宏给出了一个完整译本，对于国人认识文艺复兴有非常大的帮助。与其写书，不如译书在西方美术史领域，很多重要著作尚未翻译进来。中国美术史相对其他学科，确实比较滞后，但近年来也发生着一些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比如对于文人画的研究，广州美院的黄专和深圳画院的严善金享写过一本书，《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把文人画研究的视野、角度给出一些崭新的看法。前两年，中国美院一位博士万木春研究晚明文人李日华，他的博士论文《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水平相当高，这本书也已出版。还有我的博士生董捷，他的博士论文《湖州版画的批评研究》，不论理论还是方法，都是中国版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展，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与西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被介绍到内地有关系。读完陈寅恪之后，范景中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与其写书，不如译书，读者可能更能受益。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太残缺不全，最好的读书年华都被历史风尘淹没。也因此，范景中对书籍一直抱着感恩的态度。范景中最近还想重读《微积分概念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翻译的，它教会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事物的连续和分离这对矛盾。当范景中用分离的语言概念来捕捉连续的绘画时，会遇上很多问题，考虑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微积分概念史》。数学对他的美术史研究影响很大，但只是一个方面。范景中还经常思考中国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他认为是人对于艺术的感受力，而这是从诗词和中国山水画来的个人感受一想到这30年，范景中最大的感受是学术氛围越来越自由，正因为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安心读书，研究点学问。展望未来，大概30年以后，人们可能有希望继续出现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如果说到遗憾，陈寅恪在国外呆了10年左右，他从不为学位读书，而是为学问、知识去读书，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他是为黄金般的智慧去读书，现在人们读越来越功利，这恐怕是想起来让人遗憾的事情。 出版的论著有：《法国象征主义画家摩罗》、《古希腊雕刻》、《图像与观念》、《柳如是集》、《柳如是事辑》、《美术史的形状》、《藏书铭印记》等。主要译著有：《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论文集》、《艺术与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论文集》、《希腊艺术手册》、《图像与眼睛》、《走向进化的知识论》、《贡布里希论设计》等。主编丛书有：《艺苑珠尘丛书》、《学院丛书》、《学术史丛书》、《艺术世界丛书》。课题研究方面，范景中教授承担了教育部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雕版艺术史》（项目负责人），并且承担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题《艺术史基本理论》，以及广州白马广告公司资助课题《西方美术史学史》。范景中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活动。1996年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应邀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发表论文：《比较美术和美术比较》、《研究和方法论》、《谢赫的骨法论》等。范景中教授目前指导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发表论文3篇以上，并且有的还有著作出版。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有：中国版画史、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绘画史的基本概念、西方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等等。曾经给硕、博研究生作的专题讲座有：“Vasari 的《名人传》”、“艺术史与人文科学”、“评《历代名画记》”、“古籍版本鉴定”、“Gombrich 的《木马沉思录：论艺术形式的根源》”以及“Plato的‘理念’与艺术理论”。 范景中教授的译著《艺术发展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银奖、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译著《艺术的故事》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曾获潘天寿美术理论贡献奖、英国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伊拉斯莫斯研究基金奖，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蔡国良 高级工程师。男，1938年2月出生，长沙人。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曾任湖南省轻工建设公司经理、总工程师等职。主要贡献：长期从事轻工业设备安装施工，擅长现场施工，精通工业锅炉安装和安装质管工作。主要负责组织安装了75吨3．82兆巴和以下的锅炉11种型号33台、进口2500吨多层热压机和年产13000吨造纸厂以及缝纫机、糖酒厂等12项工程。参加了援外瓷厂等8大非标设备制造工作，还负责省塑料厂建厂土建施工。从事质检工作时，直接检验13种型号的锅炉安装43台、各种压力容器制造78台、年产万吨纸厂和年产5万吨啤酒厂等6大项安装工程。为首编制了全省统一使用的《散装锅炉安装工程竣工资料》和执笔编写了全省统一使用的起重工培训教材《起重指挥司机培训教材》一书；所写论文《不该发生的质量事故》由北京市名人文化研究中心选载《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中。多次被评为主管厅和长沙市工交先进工作者。编写了《锅炉安装质量保证手删》、《起重机械安装质量保证手删》、《焊接培训中心质量保证手册》等。 2、蔡国良 1956年出生，陕西岐山人，陕西中医学院中医外科教研室副教授，陕西中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思想品德教研室教师。1979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主讲中医外科、医学伦理学等课。临床擅长治疗乳房疾病、烧伤、疮疡等。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治疗乳腺增生、脉管炎、烧伤、疮疡、胶具、跌打损伤等疾病的新药"逍遥化结片"、"消结止痛膏"、"脉管炎片"、"烧伤药水"、"疮可愈"、"腋香灵"、"武林奇宝液"的研制工作。独立编著了《医学伦理学》高等医药卫生院校医德教材，参与编著的《血管疾病的血瘀与化瘀治疗》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疮可愈治疗外科化脓性感染"被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医特治新法大全》收录并获一等奖。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1993年被选为中国中医药学会外科疮疡专业委员会委员，1997年被收入《中华大陆名医大典》。在从事教学、医疗、科研、管理等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扶贫义诊等项社会公益活动，受到了省市电视台、报纸的宣传报导。近几年来，曾先后多次被单位和上级评为优秀干部、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和奖励。

中文名：蒋百里

别名：蒋方震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海宁

出生日期：1882年

逝世日期：1938年11月4日

职业：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信仰：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

代表作品：《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

军衔：陆军上将（死后追赠）

蒋百里人物生平

蒋百里（1882年－1938年），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学家，与广东李浴日、云南杨杰同为中国军事学巨擘，驰名海内外。

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人。以字行，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名字出自《周易·震卦》“震惊百里”。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6元至8元大洋，已开笔的8元至12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 *** 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不久在方雨亭县令的介绍下，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陈仲恕）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光绪卅一年（190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班毕业，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 *** 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宣扬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 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