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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成就：：（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经典语录：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1、蒲松龄
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
蒲松龄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
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
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郭沫若曾这样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2、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叶赫那拉氏，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名为性德，一年后太子更名胤礽，于是纳兰又恢复本名纳兰成德。
纳兰性德号楞伽山人，清朝著名词人，父亲是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一代权臣纳兰明珠，母亲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
纳兰性德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十七岁入国子监，被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内阁学士徐乾学；十八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中第，成为贡士。
康熙十二年因病错过殿试，康熙十五年补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
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而后一病不起，七日后，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公元1685年7月1日）病逝，年仅三十岁。
3、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汉族，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
又因自家乡安徽滁州全椒县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序》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幼即颖异，善记诵。
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
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
后卒于客中。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4、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关外祖籍辽宁铁岭，生于南京，约十三岁时迁回北京。
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
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
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5、纪晓岚
纪昀（1724.7.26－1805.3.14），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河北沧州市）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乾隆年间官员。
历官左都御史，兵部、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学宗汉儒，博览群书，工诗及骈文，尤长于考证训诂。
任官50余年，年轻时才华横溢、血气方刚，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他的诗文，经后人搜集编为《纪文达公遗集》。
嘉庆十年（公元1805）二月，纪昀病逝，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是龚自珍。
作家简介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盦（一作定庵）。汉族，浙江临安（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龚自珍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大学》。12岁从其姥爷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15岁，诗集编年；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著有《定盦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龚自珍的其散文也与其诗歌的主要精神相一致，或“以经术作政论”，或直接批判揭露现实，或借题发挥，或通过论文、论事、记物、记名胜形势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作批判讽刺，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而表现方法也十分多样，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
近代文学开山作家是龚自珍。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
龚自珍并不生长在京都，所以自小的天真与自在让龚自珍享受着美满的童年时光。可能是龚自珍的父亲与外祖都身在官场的缘故，再加上母亲良好的教育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龚自珍到了少年时代，便有了士族心目，举手投足间的头巾气终其一生也未能泯灭。
龚自珍的仕途并不好走，当时的道光帝在文学方面更加看重形式，对八股文的推崇让当时的文风变得犀利古怪。考官们在科举考试中，对文章形式的要求颇为苛刻，甚至根本不注重其中的内涵，反而锱铢必较于一段一式。
这让龚自珍，还有与之齐名的魏源等人都纷纷落榜。偏偏龚自珍一身傲骨，他对政治的追求不在于功名，更多在于锋芒毕露地指出时弊。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龚自珍的才华无处施展，再加上他的书法并不美观，一直到了三十八岁，他才中了进士。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年，龚自珍全部奉献给了科举考试，而影响着他政治路途的小楷，也成为了他这许多年来都挥之不去的伤痛，成为了他一生的逆鳞。
1839年（道光十九年）春，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离京。9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1841年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
近代民营新式出版是在社会外力及技术、经济力量的促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晚于教会出版40年，晚于洋务出版10多年。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石印书局、点石斋书局拉开了民营出版序幕，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开启了民营出版之江河。民营出版以出版变法维新的报刊、书籍，出版翻译著作、教科书以及小说为其主要内容，以获得丰厚利润为最终根本。民营出版的迅速崛起，使之成为清末三足鼎立之出版主体之一；这是社会转型在出版业中的反映，是出版业自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文化的感应物，是近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末民营出版；新式出版；教会出版；洋务出版 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是社会文化转型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并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出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文化功能。近代出版新质，通常称之为“新式出版”。新式出版有几种不同形态，民营出版业稍晚于教会出版、洋务出版，自有其原因。 一、民营出版在“新式出版”初期的滞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强目的，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国人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因之而起。而民营新式出版则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比教会出版至少要晚40年，比洋务出版要晚10多年。民办商业出版机构，作为古已有之的出版主体类型，在新的出版生产形态面前，如此长时间的缺席不与，值得后人探究。而民营出版的民营性和商业性特征，是我们应着力考察的关节点。 首先，从社会大背景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彻底粉碎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也有极少数先觉分子在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前，惊而醒之，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大多数人，仍然昏睡如故，继续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国民对西学及其主要载体形式新出版物的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大家都不看好并极力排斥的东西，是难以卖出去的。洋务人士办新出版，并非因为此举可以赢利，而是出于洋务运动本身的需要，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带有公益性质。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要求民营出版企业来承担，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至少，在近代初期是如此。 其次，从同业竞争的情况来看，传教士携带新技术东渐而来，虽然也算新来的出版同行，但教会出版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服务对象，都无意于挤压传统出版物市场，因而并不构成对既有坊刻的威胁。只有当1880年代外商办的石印书局大规模翻印传统图书，价格又大为便宜时，传统出版的命运才岌岌可危。民营出版的新技术改造，实从此时才开始真正起步。 第三，从印刷的装备情况来看，新出版技术所依赖的印刷器械物资等，全赖进口，在洋务运动尚未开展、近代工业化尚未起步的情况下，这些新设备并不易得到，民营出版印刷技术的改造，一时并不具备。 第四，从技改前期投入来看，新印刷设备并不价廉，向来本小家薄的传统坊刻主，即便有心尝新，恐怕也力所不逮。1880年代以后投资石印出版的，如同文书局的徐润兄弟，蜚英馆的李盛铎等人，都是家资殷实的商人或官吏，作为传统坊刻老字号的苏州扫叶山房，资本相对雄厚，所以才有了到上海设分号、利用石印技术出版图书的可能。 第五，从出版成本来看，由于初期图书普遍印数较小，兼之铅活字铸造技术和再版技术还在改进之中，铅印图书并不比传统刻印成本低，只有用来印刷不需要再版重印的报纸时，才显示出成本优势，所以近代铅印技术最先应用于新闻报馆，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图书出版。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像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样资金不愁的官办出版，居然也选择传统方式印刷译作的缘故了。民营出版在商言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为重中之重，在出版技术上的无意革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民营新式出版在清末新政时期的迅速崛起 1872年是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报史上最悠久的《申报》。美查为了将其家业“盘大”，利用申报馆的印刷能力，由报而刊而书，从事书刊的出版，先创办《瀛寰琐记》等刊物，后又成立点石斋书局石印书刊。其间为了扩大发行，又成立申昌书画室（后改名申昌书局）专事销售，并在北京、南京、汉口、杭州等地广设申昌分号。点石斋是第一家通过商业手段把石印出版做大做强的出版企业。它1884年5月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别开生面地采用以人工绘画再石印的方式，嫁接美术与新闻，并重时事与新知，广受读者欢迎，销行长达15年之久，堪称中国早期画报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代名刊；它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图书，获利丰厚，引发了国内民间资本纷纷自设书局，开始了大规模石印图书的热潮，并由此拉开了民营新式出版的序幕。因而，从书刊出版史的角度看，《申报》的创立，同样意义不可忽视。 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创立，成为与点石斋齐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为寓沪广东人徐润兄弟创办，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它所石印的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巨著，都堪称为当时出版界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把同文书局列为我国近代私营出版业诞生的承先启后者之一，确有其史实上的依据。 在三家大书局带动下，石印书局由上海而全国，迅速地扩展开来，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 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民营石印书局，虽然也利用石印的便利，翻印了一些西学书籍，编成诸如《西学自强丛书》、《西政丛书》、《质学丛书》、《西学大成》之类的丛书，但总的来说，出版物内容还是集中在传统读物和举业用书上。即便是西学书籍，也主要是翻印而少新刊。新瓶装旧酒，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旧传统出版的挤压和替代，而少有新出版市场的拓展与创新。这一切到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突变。 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民族危机的 *** ，直接引发了随后数年围绕变法维新为主题的宣传与组织活动，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新知。初期尤以报纸的出版，为舆论开导的急先锋。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设的《万国公报》在北京发刊。同年11月，北京强学会成立，“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接着《强学报》正式发刊。尤其是同年8月，以汪康年为报馆总理、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揭橥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字大多清新流畅，富有 *** ，“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时间，报纸出版纷然并起，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896——1898年间，在上海、天津、长沙、澳门、广州、福州、温州、桂林、西安、杭州、重庆、无锡、成都、芜湖、衡阳、开封、梧州、萍乡等各地出版的报纸数量，至少在60余种以上。这些报纸有的虽不无官方背景，但基本上都属于民间办报性质。大多数办报者的初始动机，受救亡图存时代氛围的驱使，宣传的意图可能要大于商业的谋划，基本上属于政治家办报之列，但其在客观效果上，却唤醒了广大民众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促进对自身传统知识结构局限性的深入思考，进而转向对西学新知的关注与吸收。这样的需求，正是以出版新书刊为主的新兴民营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出版者由此出发，而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而编写出版的教科图书，而著译出版的小说书刊，构成了清末时期最为主要的三大新书出版门类。这与洋务运动时期主要从器物层面输入西学，因之以出版科技图书为主打，市场相对狭窄的状况，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翻译出版是传教士们最早涉及的领域，一直是新式出版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出版门类。到清末最后10年，翻译出版物数量更是成倍增长。有人作过统计，从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梁启超曾对当时翻译作品的盛行状况，有这样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在教科书出版方面，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末，就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学堂等编印了一些内容较新的教科书，都曾有不俗的销路，但由于事属草创，又未配套，尚未臻于完善。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时抓住机遇，在吸收了日本教科书的编辑经验，并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文明书局1902年开始出版的成套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陆续出齐的囊括小学各科的成套《最新教科书》，都因销路十分广泛，而使这两家书局雄起于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更由此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丰厚利润的吸引，催生了1906年张骞领衔招股的中国集成公司，出版课本品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种，其中民营出版企业出版的教科书就有85种，占教科书总数的80％以上。根据当时学部的统计，1907年各省有学堂37 888所，学生1 026 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到47 895所，学生数达1 300 739人。1909年学生数达到31 626 720人。应该说，因教育发展而带来的巨大教科书出版市场，为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小说出版原本就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则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这一主张因与时代主题契合，而很快一呼百应。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的边缘向“文学之最上乘”中心移动，其表征则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时人称之为：“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一书的统计，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 145种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前此250余年出版的小说总数。而据陈大康的统计，在1840——1911年的72年间，共出通俗小说1 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 003种，共计2 755种，其中1903——1911年9年中就占到2 377种。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局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20种以。正如清末教科书出版的气象一新，是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为前提一样，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的相继开放，和近代工业化的逐步展开，带来了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阅读口味的变迁，逐渐远离了它的政治意味，越来越向通俗化方向发展。 以上这些无形中为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由此展现出来的新书刊出版市场，是民营出版业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商业前提。当然，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时代因素中，出版市场的扩容，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他如著、译队伍的壮大，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交通条件的改善等，都是出版近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合力因子。本文不能展开一一论述。 三、民营新式出版业崛起的意义 对于清末究竟曾出现了多少家民营出版机构，我们如今已不能确切知道了。我们只能从时人和后人作的一些局部统计中，大致了解其概况。1987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刊登了一则书业公会档案，该档案乃当时上海书业公所总董席裕福的禀稿附件，附件详细罗列了辛亥（1911）五月以前上海出版业的名单。据笔者统计，共计116家。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对1896——1911年间曾经翻译过日文的出版机构列了详表，具体统计的出版者数量达95家。陈大康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中，对1840——1911年间出版的2 755种小说进行了出版机构的统计，共有报刊205种，书局、书坊393家，另有162种作品出版者不详。需要特别交待的是，这些小说的88。78％是在清末最后9年出版的。梁长洲在其整理的《五十年（1897—1949）小学教科书概览》一文中，罗列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藏的清末教科书出版机构名录，笔者统计了一下，共计109家。黄林在其博士论文《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中，对1902——1911年间《大公报》上曾做书业广告的书局作了统计，数量近80家。从各种渠道得来的统计数字，有多有少，有重复有交叉。既有独立商办，也有附属于学校、学会和报社的，但从名录上看，大多数是民营则是无疑的。清末民营出版的崛起，从这些数字上就能反映出来。 商务印书馆作为民营出版业的领头雁，其火箭式的发展速度，也是民营出版业崛起的个案。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当初资金不过3 750元，1901年添招新股，扩大规模，资本增加为5万元。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吸收日资10万元，成为资本20万元合资的有限公司，两年后资本额增至100万元。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80余亩的总厂，包括4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到民国元年的1911年，营业额达1 676 052元。民元以前出版的图书数量，据1910年《［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期所列书目，共收书865种，这就是说，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数量，至少不低于这个数目。《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各种英语读物，《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地理丛书》、《财政丛书》、《战史丛书》、《商业丛书》等各种社科翻译丛书，《文学初阶》、《最新教科书》等各级中小学课本，《林译小说》、《说部丛书》等各种小说，以及《东方杂志》、《儿童教育画》、《教育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政法杂志》、《少年杂志》、《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在出版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第一，它意味着自传教士引人国门的新式出版业，再一次经历了出版主体的变更，从当初教会出版机构的独步天下，到洋务运动时期教会与官办新式出版的并辔而行，再到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主体多元化格局下民营出版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并被最终定格下来，延续到了整个民国时期。这种宏观出版格局的新一轮布局，也意味着出版生产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出版活力借助于民间文化力量的参与和民间资本的运作，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 第二，民营出版机构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出发，积极利用新出版技术，提高出版生产力；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动态，出版大量推动时代变革的新知识内容读物；努力扩大生产规模，全面推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如此种种，都在不同方面加强着新式出版的新质。因其取得的巨大成绩，标志了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初步完成。 第三，民营出版唱主角，是出版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它适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显示了强大的经济活力，出版行业由此走上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成为近代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第四，清末的民营出版活动，不仅催生了近代一种新的实业，而且它本身即是时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感应器。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斗争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各种政治力量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人士，都纷纷拿起出版作武器，或为救亡呼吁，或为启蒙呐喊，或为政治建言，或为生民请命，不同的出版目的和追求，演绎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多彩多姿。出版既阑人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局之中，又影响国民生活的知识获取、文化休闲和思想改变等方方面面，而成为近代文化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清末民营出版业从早期的“缺度”到迅速崛起，再到快速发展，是近代出版史上出版主体调整的结果，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也是出版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成为近代文化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梦溪早年研究文学，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同时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史；后转入文化史、学术史和近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并关注当代文化建构和文化批评。刘先生素以学风严谨、思想明通著称，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均有著作出版，是当代有影响的文史学者和文化学者。其研究范围主要见诸以下一些学术领域和问题面向。第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重建的研究。这是刘先生近十年致力较多的学术领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并以此方面的选题多次为部级领导干部及多个省市的文化讲坛作学术演讲。《传统的误读》、《大师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的刘先生的专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打开了思想文化研究的新领地，一年内两次印刷，成为学术类畅销书。第二，国学研究。刘先生系统探讨了国学的渊源、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以及国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主张国学“瘦身”，反对国学虚热，重新阐发国学定义，认为国学应该以经学和小学为主干，认同马一浮先生关于国学是“六艺之学”的学术理念；建议小学、中学和大学一二年级开设以“六经”为主要内容的国学课程，从《论语》、《孟子》入手，循序渐进，长期熏习，使“六经”的精神义理，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国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国学与红学》两书，是此方面研究的代表著作。另有《国学辨义》、《国学和“六艺之学”》、《国学与诗学》、《国学与国民教育》、《马一浮与国学》等二十多篇专题论文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政协报》、《上海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建立了独家的国学论说。第三，关于文化价值重构的研究。鉴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价值缺失和价值紊乱，以及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刘先生对此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重新阐释“敬”、“恕”、“和”、“耻”等价值理念的文化内涵，提出“敬”是社会人伦的具有终极意义的道德价值，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而且研究了敬、诚、信的价值关联，认为“六经”及孔子和孟子的主要思想义理是敬、诚、信。发表《“敬”是中华文化的终极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等多篇论文和演讲。2012年8月23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刊载的《如何填补时代的价值缺失——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和《中国文化报》2013年2月22日刊载的《重建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中国文化报记者对话刘梦溪》（《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对这方面的思想作了深入阐述。此项研究为恢复与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传统，做了学者个人的努力。第四，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这是刘先生多年致力的领域。《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学术访谈对话录）等，属于这方面的著作。另有《为生民立命——“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白鹿洞书院访学记》、《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体流变》、《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王学的意义》、《晚清新学叙论》、《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另一种反省》等专题论文数十篇。第五，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研究。此项研究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先生以七年之力主持编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20世纪人文学术大师的著作，44家，35卷，2500万字，1997年出版，获中国图书奖。刘先生撰写的总序，长6万言，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题首发《中华读书报》，连载四个整版。因李泽厚提议，专门开了一次研讨会，戴逸、庞朴、汤一介、李泽厚、李慎之、余敦康等著名学者出席，讨论热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后经增订，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刘先生第一部学术史专著。对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傅斯年、张荫麟、陈梦家等学术个案的研究，也有专题论文发表。另有《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国现代学术的四重疑问》、《大师与传统》、《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等综论性论文多篇，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形成内容充实的一家之言。第六，陈寅恪研究。刘先生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研究陈寅恪的专家，已持续二十余年，发表论文30多万字，包括《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陈寅恪的阐释学》等。季羡林先生九十年代初看了梦溪先生长文《陈寅恪的学术创获与研究方法》，认为是一篇“至文”。刘先生研陈，一是连同王国维一起研究，学术界一位长辈称之为“王陈并治”；二是重视陈学的家学传统，和晚清史一起研究，不久前出版的专著《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是他研究陈寅恪家学渊源的最新成果。第七，马一浮研究。刘先生集中研究的现代学术个案，一是王国维，一是是陈寅恪，一是马一浮。对陈、马尤其情有独钟。已发表的研究马一浮的论文，有十多万字，有《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马一浮和“六艺论”》、《马一浮与复性书院》、《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熊十力和马一浮》等，提出儒学和佛学是马的两根并立的学问支柱并终身以之的观点，对马的国学论作了新的阐发。其《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一文，称马先生是“儒之圣者”，是“高人逸士”，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了马一浮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第八，红学研究。这是刘先生早年涉猎的领域，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是连载于1964年《光明日报》上的《探春新论》，当时二十三岁。后来常欲“告而别之”，但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并未少出，计有《红楼梦新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情问红楼》、《牡丹亭与红楼梦》等，并编选《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中下三册，180万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及《红楼梦十五讲》等。《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29万字，有河北教育出版社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及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版，是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研究红学一科的史论著作。说刘先生在红学界自成一家，应没有异议。他研红的一个特点，是态度宽容，置身于红学界的派系之外，立说比较客观。因此自称喜欢《红楼梦》，不喜欢红学。但对红楼人物，不无“偏见”，过分喜欢林黛玉，过分不喜欢薛宝钗，以致怀疑薛姨妈“别有用心”。第九，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化》杂志，以“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为宗旨，在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同时出版。1988年开始筹办以来，二十五年坚持不懈，海内外硕学鸿儒鲜有不在此刊发表文章者。《中国文化》邮局发行，刊期准时，订数增加。第十，“家国情怀”。关心当代文化走向，关心人类的命运，熟悉刘先生的人无不留有深刻印象。《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在伯克利大学中美文化论坛上的即席演讲）、《一国之内也应尊重文化差异》、《21世纪的挑战：亚洲价值的反省》、《人类未来大趋势：“将无同”》等论文，从学理层面阐述人类的“同”远多于“异”，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可以“跨文化沟通”，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人类最终应该走向“仇而解”，而不是“斗而亡”。
曾听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情，那些需要发表论文的作者，要么是1个月内发表，要么是一个半月内发表，还有的是要求1周内发表，半个月内发表的。这些作者的要求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根本论文发表的周期根本就没有那么快。那么论文发表一般的周期是怎样的呢，小编在这里讲给大家听。
按照以往的情况来说，也就是三年前来说，一般发表论文的周期是在一到四个月之间，小编这里说的是正规的期刊，像万方，知网、维普收录的比较热门的期刊，一般能在3-4个月发表。但是今年期刊发表却有了改变，今年的普遍刊期发表周期是这样的，大概是2-6个月之间，你们看到这之间的差距了吗？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下，像上知网的教育类期刊，最早也是在你提交的4个月以后才可以进行发表，有的论文还会排到明年下半年。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普通期刊的发表周期，而不是核心期刊，也不是学报。像经济类期刊的刊期是在两到五个月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最快发表经济类期刊，也是需要在两个月后才能进行发表的，这还属于加急情况。医学类期刊的发表周期在4-6个月，医学期刊比其他期刊的发表周期都长，审稿更加的严格，但例如工程科技类期刊可以在1-3个月内可以进行发表，如果你要发表的期刊是工程科技类，那么你还有加急发表的机会，但其他的类别的期刊基本不太可能在2个月内就发表出来。
作者朋友们一定要了解清楚论文发表的一般周期，如果因为自己不了解这个周期而错过了论文发表的最佳时间，那就得不偿失了。今年发表论文不同往年，由于期刊数量较少，期刊的页吗也变少了，所以发表期刊的时间都比较紧张，比往年刊期靠后2-3个月。在这里给作者朋友们提醒，如果需要发表论文一定提前准备好。
论文发表一般需要的时间如下： 1、普刊即省级国家级一般安排周期是1到3个月。 2、本科学报的安排周期一般为2到4个月。 3、北大核心以上级别期刊的安排周期一般为6到8个月，审稿周期为一个月。 4、科技核心期刊从投稿到录用发表，一般是3到6个月。
论文从初稿到发看需要三四个月左右。
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
质量水平高一些的期刊，还有一些大学学报，投稿的出刊需要6个月左右，快一些的3～4个月。
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
北核、南核审稿需要3～4个月，出刊另需6～15个月左右，跨度较大总的算起来1年～2年。
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
《银贵钱贱对1843-1856年中国外贸的影响》，《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连载。《铜钱小史》，《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萍浏醴起义与洪江会》，《史林》1988年第1期。《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清末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朱九涛考”补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法华古寺话风云》，《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收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开埠初期上海游民社会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问题——对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的回应》，《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国民性认识与孙中山的民权道路》，《中山思想、多元文化与公民社会》，台北国父纪念馆丛书，2008年12月版。《论孙中山民主理论的发展》，《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史林》2002年增刊，并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华书局2002年版。《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的民教冲突形态研究》，《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历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89页。《纵观金融历史风云，把握市场经济脉动——“20世纪的上海金融”读后》，《近代中国》第十五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民国时期一个文坛巨子乩笔下的灵界》，《民间宗教》第1期，台湾民间宗教研究室编，1995年，第37～56页。《清代天地会的钱币与鉴别》，《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
1.论唐圭璋对常州词派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2.晚清、民国词风演进历程及其反思 《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3.《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6期（论点转摘）4.论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化进程 《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5.论清代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离合关系 《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6.民国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7.清初词派与词风演进研究的新探索 《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8.清词研究的新地标 《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9.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0.“苏李之争”：词功能嬗变的迷局与词学家的困惑 《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文学遗产》网络版2009年第2期“论文选萃”收录11.论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以及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词学》19辑12.论明代的明词批评 《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13.论晚清词坛“浙”、“常”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14.豪士 侠客 文人——晚清词学大家周济 《文史知识》 2007年第10期15.陈子龙词研究述略 《词学》18辑16.论焦循阴阳平衡的词学观 《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17.周济词学论著考略 《词学》16辑18.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19.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20.论梁启超词学思想及其对词学现代化转换的意义 《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1.论胡适对苏辛词的偏爱 《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 第1期22.论董士锡的词学思想及其在常州词派发展中的作用 《词学》15辑23.胡适词史观探论 《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24.论常州词派与常州学派之关系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1辑25.论鹿潭词的感伤特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6.论黄庭坚情词 《江西社会科学》 2001年第2期27.论黄庭坚的创作理想及其渊源 《江西社会科学》 1994年第11期28.论黄庭坚创新意识及其文学史意义 《宁波师院学报》 1993年第3期奖项：1.《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获第五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上海市（2004—200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2.《明清词研究史稿》为丛书《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之一种（共5种），该丛书获第二十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研课题：1.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课题：王昶《春融堂集》整理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国词与词学研究；2007.06-2010.0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近代社会转型与清末民初词的流变研究；2009.11-2012.11.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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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1911
晚清，指清朝经历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1908年清废帝宣统逊位止，即1860年至1908年。民国，也称中华民国，指1911年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中华民国（很多人会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国民党的历史，其实国以党执掌国政是1927年开始的，只不过延用了这个国号）。
社会效应：
1、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促使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确立，统摄古今中西的历史时间框架得以形成。
2、新的历史时间使人们的历史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将历史演变视为时间均质单向流动的过程，削弱了历史事件在“循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断裂的历史时间因为逐次排比的历法时间获得了连续性，历史片段之间因果关系的探求，使得线性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得以有机融合。
主要原因：在历史书写当中，通过联通古今中西的“世界时间”架构，“统一”演进的历史时间序列得以建立，并为中西历史比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这种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为底色的时间架构，也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们展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的内在规定。
扩展资料：
纪年变革启示
作为现代社会起点的晚清民国已离人们远去，估计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未必很熟悉。但这段跌宕起伏的近代历史，内容丰富，启示深远，开启了中国新社会、新文化的开端。
比如推翻晚清帝制、施行立宪共和制；反对儒家孔教、提倡民治、科学；反对军阀割据，恢复国家统一。忽视这段历史，不仅无法准确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换，更无法领会文化进步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提起文化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看起来是个宏大题目，让人感到无从着手。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属于人的社会性存在。
1.剪发易辫。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2.中山装，改良旗袍的普及。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3.欧式洋房的出现。同上吧、4.西式婚礼，废止缠足。男女平等思想传播5.交通工具与通讯工具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6.清末民族工业兴办热潮，列强进行经济侵略，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社会风气日益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