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资本越来越起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而威胁全体人类生存的地球生态崩溃，正是资本无力调节自然与社会之间新陈代谢所致的结果。关于资本与生态的关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展开了详细考察，他对于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的认识，可谓对资本之反生态本性的一种充分论证。这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资本以及节制资本的重要性。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发挥资本好的方面，控制或者抑制其破坏性的方面。
一、生态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冲突
福斯特认为，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我们将此理解为资本与生态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结，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反生态特征。只要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生态问题就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结果。
1.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存在矛盾
福斯特指出，资本的首要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这也是无数经济学家对于资本本质的概括。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们都持有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马克思也曾发出“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的感叹。可见追求财富和利润的增加是资本的永恒目的。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利润的持续增长是建立在投资的不断扩大基础之上的，投资的停止就意味着资本流通的中断，资本主义会因而出现危机。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静止的资本主义本身就自相矛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语）。资本主义制度把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这种资本寻求无限扩张的趋势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巨大的张力，而资本为了达到增长的目的，本质上不会接受自身之外的任何阻碍，它必然要冲破一切阻力，一意孤行地致力于它的资本增殖事业，而不考虑任何对于生物圈的负面效应。所以将不惜投人大量的生产资料，不惜剥削和牺牲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
2.“非物质化”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
福斯特还批判了资本主义主流环境经济学家们提出“非物质化”说辞，即称资本主义制度具备通过能效提高与新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能力。他称其为危险的“非物质化的神话”，及“对历史的深刻误解”。他认为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原因之一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有实质改变，“燃烧矿物燃料仍是当代工业国家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向空气和土地排放肥料的唯一最大的污染源。”原因之二，就是经济规模的扩大通常是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相生的，效率虽然提高了，但总量的扩张还是继续给环境带来负担且往往是更大的负担。“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
3.资本投资的短期性与生态保护的长期性格格不入
“资本的拥有者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预计的时间（通常很短）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福斯特举例说，即便资本有可能在诸如采矿、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投资方面会考虑较长时间的利益，这样的投资周期也不超出15年，而这在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所需的50至100年时间周期面前也是相形见绌的。“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
这种对于资本投资短视行为的批评，与一直致力于生态危机研究的美国前总统戈尔是不谋而合的。面对当前人类在资本操控下形成的急功近利的行为和心态，他发出感喟：“无论事关财富、努力还是谨慎，长期投资的价值正在日益贬值。”可见，资本贪婪的逐利本性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种逻辑悖反。“人类按照‘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
二、资本主义市场一商品经济原则对生态的潜在威胁
福斯特坚持认为，许多生态问题的共同渊源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一商品经济原则。他认为，资本主义按照市场一商品经济原则企图将自然商品化的做法，与生态帝国主义或者将生态问题转移给后代等做法是一样的，都是产生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环境的再生产条件（即生态的可持续性）不仅像人们通常推想的那样会因为经济不考虑环境成本（环境消耗的外化）而遭到破坏，而且试图将环境纳人经济（将自然商品化）也同样有害。”他认为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狭隘的自我扩张体系，“将所有的定性关系分解为定量关系，具体表现在货币或交换价值上”。他认为按照这种逻辑所进行的狭隘扩张将对生态产生如下影响：
1.人类与自然的隔绝化
资本主义的市场一商品经济原则将自然视为毫无生命、只具备相对于人而言的工具性价值的存在，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蜕变为一整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共用产品。他引证马克思的话：“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需要。”此处福斯特想说的是，社会中掌控资本的那一小部分人，为了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便贪婪地从漠视自然所换来的利益中牟取暴利，如此，自然被放置到一个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客体的地位，由此必然造成自然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矛盾的升级。
2.自然的极度分化与简化
这种商品经济原则还将越来越多的自然简化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如此极端狭隘与单一的经济目标，势必带来自然的极度分化和简化，而这与生态保护的原则背道而驰。由于生态保护强调的是生物学趋异定律，即一定区域里的生命形态越多，它支持生命多样性的能力就会越强。因此，把自然变成商品的结果就是自然生命力的降低，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加剧。
福斯特列举了两类例证。一个是通过抬高某些濒危的鸟类价格来使之免遭灭绝，但结果因没能控制问题的源头（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而最终于事无补；另一个关涉森林系统的退化问题。他指出，大多数情况下造成森林损失的根源不是因为它们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而恰恰是在于市场机制对它们的染指。“市场将森林视作数万亿英尺的木材商品，而不是生态系统。”“造成这种最终结果的原因不是由于其未能成功纳入市场体系，而是由于商品体系本身的‘自然’运行及其目标的极端狭隘。”
不仅如此，福斯特还批判了“自然资本化”理论。他认为，观点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伎俩，这种新霸权主义观点企图通过掩盖资本为实现增殖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从而继续肯定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此，他尖锐地指出：“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
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
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以上做法不仅不能解决生态问题，反而会与这一目标渐行渐远，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利益增长的脚步并不会因为生态资源的逐渐减少而放缓，从而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这与“土地成本的上涨从未中断过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和城市景观的水泥硬化”是如出一辙的。
3.事物内在价值的商品化福斯特援引了很多哲学家对于市场价值与事物内在价值之间存有区别的言论，以此揭露资本主义的市场一商品经济原则对事物自身内在价值（尤指那些本不可以用市场价值来量度的目的性价值）的损害。譬如康德曾说：“与人类普通爱好和需求相关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市场价格。但是对于那些构成某种条件并且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以其自身作为结果的事物而言，就不仅仅具有相对价值（价格），而且还有本质性的价值(尊严）。”
其实，福斯特的该观点与德国古典社会学思想家、《货币哲学》的作者西美尔也是相同的，早在20世纪初西美尔就指出：“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够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我们认为，福斯特想要警示人们的是，货币价值对于事物最独特的内在价值的僭越，是资本主义市场一商品经济原则的逻辑衍生品，这样的原则必然锻造出现代社会生活的平均化与量化的价值倾向，所有原本性质迥异的事物之间的差异被消弭，社会呈现出同质化的特征，人的价值以及人际之间的交往也将被物质化与客观化，由此必会导致生态伦理的沦丧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生态危机以及人的精神危机的加剧，现代精神中形而上品质的消退，以物化和理性化为表征的工商主义精神的大行其道就说明了这一点。
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必然关联
福斯特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全球“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该体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每个人“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他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征以及它滋生的不道德两个方面展开批判，其中后者是论证的重点。
首先，它仍倾向于原料的增加和能源的投入以便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他不无担忧地指出：“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某种严峻的生态极限”。其次，它必然滋生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机构的“结构性不道德”，这也必然导致危机的发生。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如此高度的制度化，以至于人们甚至忽视了它不道德的本性。而且由于它强大的辐射能力使其时常高居于其他道德标准之上，迫使它们俯首称臣。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具体表现是：
1.道德与成功的分离
金钱已经脱离了所有的其他考虑，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客观实在。在这种支配体制之下，公众被当做现代营销手段的目标和纯粹的消费者。在商业广告无孔不入地狂轰滥炸之后，一个个头脑中只知道可用于消费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等却一无所知的个体成长起来。换句话说，消费和占有几乎成为人们唯一关心的事情，更新鲜的时尚、更昂贵的服饰、更好的房车等成为不断追逐的生活梦想。“在这里甚至一名体力劳动者对一辆好车的兴趣也胜过对南半球贫民窟居民的一顿饭或者那里的农民缺水问题的关注，甚至也远远胜过对于更加全面认识自己以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兴趣。”
当金钱与消费抢占了人们的注意力时，贫穷与生态问题却在淡出人们的视野。与崇拜财富如影随行的，是对于由其引发的贫穷和生态破坏的极端冷漠。正如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的：“金钱是成功的明确标准，并且这种成功乃是美国至高无上的价值观……相对这种价值观，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已经下降，所以人们很容易在追求来之轻松的金钱和开发迅速的房地产当中表现出道德上的冷酷无情”。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对于第三世界的掠夺式开发和破坏等生态危机。
2.人类居所感与归属感的消失
人类是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类藉以栖居的巢穴，也是人类的“外部躯体”，人类与自然不可分割。但在全球“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之下，在以金钱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的社会中，包括自然在内的一切却都被纳人商品的范畴。“人们被迫将与其有关的一切--地球上的土地、河流、自然资源以及它们自身的劳动力都成为了单纯的商品，都可以为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加以开发利用。”如此与自然分离后，人类甚至会出现置身消费场所而非生活场所的幻觉。“在一种将所有东西都分解成某种商品形式的体制控制下，地球受到了冒犯。随着土地变成房地产，森林变成木材，海洋变成渔场和污水池，活生生的地球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利奥波德也曾批评道：“孤立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是我们祖先从事的所有事业中最为荒诞的事情”。福斯特指责它排斥了所有包括道德在内的价值观，使人类形成了一种掠夺性的思维模式，导致将环境视为“周边地区”或将农业视为“农产业”的狭隘理解，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环境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将它看做商品或者人类周边没有生命的、不需要情感关照的地区，如此就会导致“人们把地球作为人类居所的那种感情的破坏；‘居民’或生态系统居民被现代意义的人口所取代，贝里将其称为“流浪的君王”。
3.全球国家间的环境分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生态帝国主义倾向，它分割地球，使之产生出全球国家之间的环境分化，即所谓“贫与富的生态环境”。“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剥夺；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对此，戴维?佩钻也认为，资本主义往往通过将高污染与高耗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式来缓解本国的生态压力，这种转嫁甚至通过将污染物直接倾倒至别国的卑劣方式进行。这也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指出的，贫穷是他们最大的环境危害的原因。
福斯特坚持称，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各国在资源与环境方面的不公正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批评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不公和环境不公等问题，认为其主要诟病就是陷人了生产为本位、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更多”或者越多越好的发展轨道。他强调一种适度的发展、真正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为本），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生态发展。
综上，我们认为，福斯特从资本主义制度、以利润为导向的商品经济原则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不同侧面剖析了资本与生态的深层矛盾，展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技术批判和伦理道德批判等为内容的生态学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坚决反对与生态处于对抗状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反对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内通过所谓技术革新或者个人道德的提升来解决生态危机的庸俗做法。可以说，作为一种现实性的逻辑，资本所追求的是现实的财富和现世的权力，缺少的是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向度，由此使得资本原则与生态原则处于一种永恒的张力之中。福斯特对于资本与生态之间关系的这种严肃哲学思考，应当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对资本保有一种慎重和正确的态度。
詹敬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