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是紧密相关的，要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其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扩展视野，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进行溯源，联系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困境及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三农”问题现状
（一）农产品供给缺口大，粮食需求过于依赖进口
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未改变，粮食缺口有几千万吨。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较2012年增加1235.6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算起，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丰年缺粮”的现实也不可否认，只有2008年与2009年两年时间产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粮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91.9亿美元，同比扩大44.2%，进口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4%。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农产品与食物的需求是不现实的。
（二）农村基础设施差，教育落后
由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就业机会匮乏，造成农村失业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就业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落后凋敝，出现过度城市化和平民窟问题。此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镇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7.26%和3.87%。在我国8.5亿6岁及以上乡、镇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6.3%，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1%。按照这种教育状况来看，完全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建设需求，更加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三）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收入增速变缓
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长到24565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虑到城镇居民在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种补贴等，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更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不是帐面上的3∶1，而应该是5∶1，甚至可能达到6∶1，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反观多数其他国家，其城乡收入之比仅为1.5∶1。而收入是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的集中体现，在物价尤其是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工业日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日益增加的今天，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二、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策原因
国家一方面从农业、农村和农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却强制地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规模经营困难。这要归因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工业倾斜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将实现国家工业化视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为了加速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是：从农业部门流出大量资本的同时，却没能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向工业、城市偏斜，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农业再生产能力扩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进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户口制度。1958年，我国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此为基础，出台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会福利制度。国家规定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各种劳保待遇，如公费医疗、休养、退休养老金制度直至丧葬、抚恤费等；三是产业结构。1978年以前，农村几乎没有工业，即使有也只是为农业服务的附属部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部门。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划分出明显的区别，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导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被扭曲。
（三）农民可支配的生产要素稀缺是“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存在着密切关系，农业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人均农业资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土地紧张、资源短缺，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发展目标，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其次，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现状限制了农业商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小农耕作方式，无法积累资本发展农业商业化。最后，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情况限制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与资源不相匹配导致农业结构调整十分困难。
三、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发展现代农业，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第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实现农民增产与增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能直接增加农业产出，使农业生产者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将带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生产成本下降，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收益，并为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更多可用资源，从而支持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农业发展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据发展的新变化，及时从单纯注重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到优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上来。
第二，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发展基于农业的科学，运用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时，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针对农业新技术展开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第三，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粮食消费能力显著下降。这一变化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向市场效益好、又能够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劳动力和技术的农产品流动，引起种养业产出结构变化，从而扩展农业发展的广度。但是，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农产品的质量随之降低，为此，我国必须在保护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利，培育新型农民
第一，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使农村劳动力从农村顺利退出的机制。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建立起符合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人口退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新时期新阶段顺应城镇化提速的要求，改变旧的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扫清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提速铺路。
第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利益问题、经济问题，但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要想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农民协会，使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直接管控部分转变为间接管理，让农民协会能够部分承担农民自治职能。同时，在制度上坚持将国家与农民协会分离开来，保持其民间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够独立处理事务，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违背农民意愿，干涉农民的生产和经营。
第三，加强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还有助于新农村建成向纵深推进。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农村教师队伍，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其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最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引导农民树立新型农民的文明观、创业致富的新生活观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等。
（三）以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的重点
第一，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工作中应抓住四个重点：一是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四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投资，不仅能改善农村地区的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目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如何根据农村的实际，确定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是有效发挥有限资金带动效应的重要途径。
第三，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具体要求如下。一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向农村工业的转移。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城市工业向农村发展，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在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要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工业化的核心，而专业化的生产基地的建立，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三是要调整农村工业发展定位，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工业要重新崛起，除在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创新外，还要调整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应该向内部发掘，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切入点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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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下 2014年5期
作者：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