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工业边缘化的三重后果 中国工业的净产值率低下可以形象地命名为“边缘化”。中国工业边缘化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产业增加值率低；二是产业分布向加工装配的末端集中。这实际上是中国被动参加国际分工之后，在采用同样竞争规则的条件下，由于本国中小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的劣势地位，中国的产业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的结果。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从1985年的36%下降为24%。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现状相比，中国工业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8%（1993-1995年平均数字）； 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2%（1994-1995年平均数字）； 德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9%（1992-1993年平均数字）； 英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7%（1994-1995年平均数字）； 法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8%（1993-1995年平均数字）； 加拿大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7%（1994-1995年平均数字）； 韩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43%（1993-1995年平均数字）； 马来西亚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5%（1993-1995年平均数字）； 印度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0%（1993-1994年平均数字）。 （以上数据是笔者整理的，依据刘洪主编的《国际统计年鉴-1999》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边缘化的工业企业出现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无法顺利完成自身的积累过程并实现产业升级和扩张，二是企业缺乏足够的财政贡献能力，二元结构或者歧视政策背后是财政困境的表现；三是无法给工人在城市维持生命再生产的费用，最后的结果是出现所谓的“打工仔现象”———这些人在城市和工业机构中工作，但是无法挣到在城市养家糊口的费用，必须在农村娶妻生子，以低成本完成其生命再生产的过程。这表现出中国今天的城市化的部分“质量”是很不好的。 边缘化的工业，也无法有效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弱小和谈判能力不足，在中国资本短缺的现实中间，使得金融业侵蚀生产行业的利润成为可能，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95年国有企业的利息支出与利润之比为1.91，而1985年为0.0841，金融业的膨胀成为工业边缘化的原因之一。而在商品流通环节上，一些巨型垄断企业如沃尔玛等，具有对小企业产品的定价权，低价收购是工业边缘化的决定性因素，西方的媒体多次揭露这些企业要对中国的“血汗工厂”负责。 1996年９月２２日《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列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９.９９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２美元。在这２美元中，中国内地仅获得３５美分的劳务费，其余６５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１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再具体一些，在美国的７.９７美元用于美国境内的运输、市场零售、广告、批发及利润，每个芭比娃娃仅广告费即达５０美分，难怪美国第三产业发达；而在剩下的２美元中，香港占了１美元的管理运输费，台湾、日本、美国及沙特阿拉伯占了６５美分的原料费，剩下的３５美分由中国内地获得了劳务费，包括厂房、劳力和电力。其中支付给打工妹的劳务费，平均一个芭比娃娃不足１０美分，远远低于平均在每个芭比娃娃上面的广告费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劳动者，都不可能有为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创造产值的利润和工资。（转引自贺雪峰：《中国农村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前景》，未刊稿） 边缘化使得产业资本积累过程不能顺利完成，因此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不得不依赖外来的资本投入。由于外来的资本隶属于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因此工业上的重复建设就不可避免了，这实际上是企业不能顺利完成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产业资本扩张的唯一出路。二十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短平快”投资狂潮，带来的投资浪费是极为惊人的。根据《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数字计算，1985—1995年间，全国资本形成数值为104786.6亿元，占同期GNP的39.21%，考虑到新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中间的浪费和闲置，实际上有接近同期8%的GNP份额，在投资中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投资浪费占同期GNP新增加数的2/3以上。因为这个时期已经对企业实行“拨改贷”政策，企业的投资扩张的资金主要是从银行借贷而来，企业无法顺利实现投资回收的结果是企业失去还贷能力，最终不可能不表现为银行坏帐的相应增加。 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中，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汇，实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装备中国的重工业部门，提升技术水平。但是执行这个战略所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重工业部门抛开，使轻重工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中断，加工业需要直接引进西方技术装备才能实现进入市场的目的，成为西方工业装备的末段装备工厂。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进行地区之间的投资利益输送，结果是外向型企业和部门自然发展，反而从全国各地吸收了大量的资源。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要把重工业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自己专注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在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中国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比重由18.2%急剧上升到47.1%。这说明在短短的十年中，中国工业装备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就是这样被奉送给国外供应商；而我们自己通过20年高积累政策建设起来的机械工业，不可避免地要普遍陷入困境。这带来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中国在工业技术装备上严重依赖进口，重工业的灵魂———装备工业垮台，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轻加工工业；（2）装备工业的垮台对中国的高素质人员就业乃至国家技术开发能力的损害无法估量；（3）存量资产的报废对工人养老保障依托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安定问题，并留下了巨额的银行坏帐。 中国本土装备工业的垮台过程，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来自西方的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引进过程，中国最近20多年的新增产值，多数是依赖这些技术生产条件的扩张而完成的。即便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在大量使用进口“先进设备”之后，也成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自己生产的纺纱设备，万锭用工水平在300人左右，而从欧美日等国进口的先进设备是万锭用工30人左右。中国坚决实施了这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果，不仅放弃了自己的重工业和装备工业，大量进口设备反而把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了，由于进口设备的垄断价格，每单位劳动力就业需要的资本投入，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重工业的平均水平，大量装备进口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导致在GNP增加的同时，对新就业的吸纳能力却是非常有限的。 由于中国工业出现整体性的边缘化，企业净产值率非常低，相当一部分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有困难，因此对政府的财政贡献不足就是必然的。企业在纳税行为上，总是有很强烈的冲动想要降低或者减少税收负担。企业有时候使用合法的手段如避税措施、争取税收减免和出口退税等；非法的有偷税、漏税甚至是暴力抗税；灰色状态的是与官员做交易来获取减税待遇等，总的合成后果是中国财政能力不足，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以覆盖全部的合格受益人口范围。中国各个地区的政府总是热衷于出台各种“歧视政策”，想方设法降低公共物品的受益人数，最集中地体现在各城市纷纷出台的“歧视农民工”的政策。 在欧美国家中间，美国的财政占GNP的比重是最低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情况是有意义的。 1980年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3%，1985年是20%，1990年降至16%，1995年降至最低点10.7%，到2001年大致上升到16%。1900年—1930年，美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致上是10%—15%；1930年—1950年，变化到25%，大致上升了10个百分点。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财政收入的比重又上升了10个百分点，到70年代末期时达到35%左右。80年代开始到现在，美国的财政制度、政策、规模、结构，基本上比较稳定，总体规模大致上在35%左右波动。（参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的文章：《我国财政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及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考虑》，来自中国网） 在中国，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是处于紧张状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可供分配资源不足，使得各方利益无法兼顾，而工业边缘化就是可分配资源匮乏最集中的体现。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在关注公正和规则之外，再深入考察企业和政府能够动员的可分配资源，更能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三、中国本土资源过度开发的后果 以中国北方的水资源供应为例，来分析资源报酬递减的问题。
如果中国兴建大规模的南水北调工程，那么整个北方的平均供水成本必定上升；由于供水成本大幅度上升，因此用水浪费就变得更加难以容忍，就更加迫切需要采用和推广节水技术；由于用水量的增加，因此不加处理直接向自然界排放污水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水处理成本要增加；由于调水后供水成本提高，对于地表水和地下水需要实现统一管理和配给，否则就会导致用水单位不接受供水系统的高价水而自行开采地下水，因此水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要加强，管理成本也要上升。如果不进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那么北方工农业发展和生活节水压力就会空前增加，节水投资也会直线递增；污水处理标准也要急剧提高到足以回用的水平，投资和运行成本必定极为可观；这两者的成本提高终究会超过调水后的成本递增水平。 从水资源利用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过程的四个方面，以成本上升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增加资源供应的边际成本呈递增态势；其次是资源利用成本也逐步上升；第三是资源利用的后处理成本提高；第四是对资源利用的全过程进行系统管理要求日益紧迫，因此管理成本上升。所有的成本上升在宏观经济上都要最后表现为一定资源与物化劳动的结合，新成本发生就是一个他种资源耗竭的加速过程。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就是人均消耗资源增加的过程。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不仅福利上升过程是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过程，而且资源利用在环境和生态上造成的负面抵消作用，相比较福利上升的速度而言却是一个加速过程。资源加工利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导致对环境和生态发生一定影响，只是环境具有一定自平衡能力，在超过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后就会以负面影响表现出来，这就是环境和生态问题。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密集分布在一片连续的大陆上，没有足够污染物的扩散空间，污染物浓度集聚上升的结果，会迅速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需要进行人工处理，增加了资源利用的后处理成本。所以在一定时间和发展水平上，随着资源消耗增加净福利增加的曲线，是一条斜率逐步减小最终趋向水平、最后趋于下降的曲线，即使对资源开发利用增加，人均福利也将不再增加甚至开始减少，这个“点”就是资源开发临界点。 对所有的国家来说，这个临界点迟早都会到来，对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均环境容量不足的现实而言，这个临界点会先于欧美诸国提前达到。对于今天的国家而言，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开发临界点会先于自己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提前到来；而发达国家由于有垄断利润的支持，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开发临界点会后于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滞后到来。 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总是首先在弱势阶层身上体现出来，影响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即使按照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世界人均水平为指标，也要求单位面积耕地的产量三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要求每单位投入更多（决不只是三倍！）的劳动和资源（如化肥、农药），最终减少农民的纯收入。农民无法寻求财政转移支持，由农民来独立承担土地报酬递减引致的高成本，必然导致农村的贫困化。 社会上的优势阶层即使碰到资源报酬递减，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负担进行转嫁，通常的手段是通过市场价格上升或者是财政转移，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或者放弃在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政策，通过牺牲长远利益的方式来扩张当前利益，放弃在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绿色GDP的损失很大。例如巢湖、太湖、滇池、淮河污染，绝大多数废水不加处理直接排入江河等自然水体，这种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以邻为壑”政策下，受损害的多数是农村和农民。四、在资源消耗上面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的前提 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资源消耗国，而GNP指标则排在全球第六位。在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关系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简单的对比，说是中国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太高，只要降低一定的比重，中国将有多少潜在的经济增长空间。在上文我们分析了价格带来的资源跨国界流动，以及因为资源紧张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与西方的资源消耗无法进行简单对比。这种简单对比的前提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产业和产品结构上没有区别，在产品实现的市场价格条件上没有区别，或者这种区别可以消除。
如果中国存在脱离经济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机会，进入第一世界国家行列，主导而不是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并实现“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那么中国将有可能在大幅减少单位产值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实现更多的经济增长。但是今天的现实却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空前显着，甚至使得资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 改变中国GNP与资源消耗水平不对称的出路，还在于中国能否获取大量“垄断利润”从而改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条件，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知识经济”和“高附加值”的重视，都是充分认识到了垄断利润的作用。改变这一地位，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产业在与欧、美、日垄断企业的竞争中间，把它们边缘化，从而得以在竞争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使中国企业掌握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垄断地位。这实际上是指望中国可以在自己过穷日子的情况下，在大多数消费产品的技术水平上超越欧、美、日的垄断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并在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无限制地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最后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把西方七国边缘化，破除它们今天在世界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由中国企业在世界上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来对世界资源予取予求地利用，突破本土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这个幻想的比喻意义是：中国人可以在下水之前学会游泳，而且在参加国际比赛时，第一次下水就夺取几乎全部的世界游泳冠亚军，因为如果不彻底把欧、美、日全部边缘化，中国就不可能获得足以支持中国实现普遍富裕和发达的资源份额。 “市场价格配置资源”是经济学家们都同意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间则往往不考虑市场和价格如何配置资源，以及中国在这个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间的损益情况，美国国际经济学知名教授克鲁格曼曾经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并就此预测了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问题。“克鲁格曼命题”的核心内容有三：其一，东亚过去几十年中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奇迹；其二，东亚的经济增长是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因而其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其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东亚经济增长不会使他们轻易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西方国家也不必过分为此担忧。 以“克鲁格曼命题”来判断整个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显然是不对的。日本是全球垄断价格的受益成员，四小龙也不完全符合这个命题，只有中国大陆是完全符合“克鲁格曼命题”的全部条件的。中国在近20年时间里，以近乎具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这是导致世界市场同类产品供求关系显着改变的重大推动因素，是拉开“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差距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东亚其他外向型经济体（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全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据统计，2000年，世界人均拥有中国生产的1双鞋、2.8件衣服、1.7米布，每２人拥有一顶中国生产的帽子、１条毛巾、一双袜子……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目前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如今，全世界出售的照相机有50%以上在中国生产，30%的空调和电视机，25%以上的洗衣机和近20%的电冰箱也在中国生产。中国海关统计也表明，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纺织品、服装、鞋、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近年来，机电产品中的移动电话、激光唱机、显示器、空调机、集装箱、光学元件、电动工具、小家电等出口也升至世界首位，彩电、摩托车等商品出口位居世界第2位。（转引自贺雪峰：《中国农村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前景》，未刊稿。） 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产品出口，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出口价格条件的恶化是中国外向型工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结果导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全球自由分配地位的迅速恶化。从1980年到1997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GNP总量占全球份额的比重，迅速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份额降低的过程。 五、中国城市化现状及前景 与农民从事农业相比，一个工商业体系中间的就业机会，需要多出许多倍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作为支撑；为维持一份过得去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相比，每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多出十倍以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才足以维持。大量人口实现城市化，仅仅依靠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是不够的，而是需要足够的资源支撑。 中国重工业与轻工业物质与市场联系的部分中断，轻工业与农业联系的部分中断，城市与乡村脱离的现实，就是中国一方面参与国际大循环，一方面带来国内各个产业和生产环节的脱节。最后的结果是国外垄断资本有条件大量提取中国的社会剩余，中国的工业又普遍地引进排斥就业的技术进行生产，垄断利润就带动国内资源向国外转移，在国内的资源分配上，又因为技术装备本身限制了参与新兴产业的人口规模，有限的资源分配向城市和少数人手上集中，最终当然要排斥许多人进城的机会，肯定要压缩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空间。 只要中国不改变以西方国家现代化为蓝本的发展方向，肯定无法摆脱排斥多数人利益的竞争性利益分配模式，城市能够正常接纳的人口将减少，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将注定是一种少数人的现代化，而多数人则注定是被遗弃者。多数人脱离现代化进程，制度和政策选择并非首要因素，而主要是由资源分配上的“硬约束”决定的。去掉人与资源关系的视野，不考虑中国工业边缘化的特点和技术条件，盲目地从愿望出发，或者“言必称欧美”，指望中国步欧、美、日之后尘实现多数人口的“西式现代化”，实际上不过是创造和宣传了一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最新版本。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而且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时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没有伴随人口大量同步实现城市化，大致上可以从重工业优先政策和高积累政策底下的消费压制得到部分解释，重工业优先使得单位资本结合的劳动者数量少；而当时工业布局严重受到战争影响，生产工厂布点分散和规模偏小，也明显要带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失去规模效益，这些因素都使得城市和工业接纳能力下降。然而最近2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政策已经作出了根本的调整，工业布局和城市规模问题方面的战争影响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化速度反而下降了。 据统计， 1949年中国大陆只有69座城市，约2000个县城及建制镇，城市人口5765万，占全国人口的10.64％。1949—1982年共计33年，城市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了21480万人，增长2.73倍，平均每年增长11.30％。1982—1999年共计17年，城市人口由21480万人增加到了38892万人，增长0.81倍，平均每年增长10.60％。（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0》。） 在2000年，中国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NP的85％，但是在城市居住的人口比重仅仅占36％（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而根据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具有城市户口的比例更低至26.7%，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程度。而且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的人口，在“城市化质量”上也是很差的，这集中体现为在城乡之间往返的“打工仔”一族，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却挣不够在城市本地养家糊口的工资。因此在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上，不仅对未来的指望无法乐观，就是过去的记录，也是足够让人“寒心”的。 对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的原因，特别是对于资源分配紧张带来社会关系紧张这个“非制度原因”，长期为主流学界所忽视。由于中国多数人口还将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那种指望通过农民大量转移到城市里去，通过农民的大量减少来促使“三农问题”自然解决的想法，实际上只是一味地消极坐等，什么事也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