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代西方着名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从全球现代性理论出发，站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塑造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立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定位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通过独特的社会模式成功地将自身引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同时也保持其成为另类现代性的基本条件。虽然德里克的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和误解，但他的分析仍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德里克；全球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激进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一直对中国社会、中国问题给予相当密切的关注。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来表征。他认为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性，以及区别于其他社会模式的本质特征，就要从全球发展趋势的历史进程和时代条件，来全面分析其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他种方案的可能性。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背景
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大的时代条件和全球环境而独立存在，中国也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时代条件下，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也带有全球普遍的时代特质。对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和概括，一直是学界的讨论热点。在琳琅满目的各种名称和分析之中，“全球化”脱颖而出，作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代名词已经全面浸透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占领了学术和日常生活层面，成为当今最深入人心的语汇之一。
对于全球化性质的分析已经有过诸多讨论。有学者从历史阶段性上来看待全球化，把它与现代、现代性联系起来，作为后者的替代或是后者在当代的延续。如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主张，现代时代事实上已经被“全球时代”所取代了，“如果现代时代是历史上的一个阶段，那它当然会像其他的历史阶段一样有其终结之时”[1]。吉登斯（J.Giddens）则持“全球化是现代性在全球的延伸”的观点，“尽管人们可能在历史分期的面前踌躇不前，但现代性的社会与文化形式的显着特征——时空距离和植出的物力论——为复杂联结的当代现象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阐释。”
德里克则认为，随着全球化取代现代化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一种范式，有必要重新界定现代性。这种重新界定的现代性，就是“全球化的现代性”。在其近着《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中，他对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概念，从全球化、后现代和后殖民等相关概念域中凸显了现时代的全球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质。他认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单单是全球化的时代，其特质也不单单是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全球化了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没有完全摆脱现代性的话语中心地位，也没有脱离全球化的时代趋势，资本主义现代性仍然是现代性的主导特征，资本主义全球化仍是全球化的主导趋势。所以，全球现代性就是现代性的全球化。
其实在德里克之前，已经有学者提出并使用了“全球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来表征当代的时代特征。麦克•弗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用“全球的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喻示普遍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和多元主义，因而用的是现代性的复数形式。麦克•弗瑟斯通与斯科特•拉什（Scott M. Lash）、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还专门着书阐述了“全球化的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德里克则倾向于用现代性的单数形式以示区别。他提出，“我把全球现代性这一术语理解为单数，用詹姆逊的话来讲，是‘单一的现代性’，它仍是现代性矛盾主张的产物，因为它一直作为一个冲突点而起作用。……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需要对原初现代性在延伸和涵盖一切的细微意义上加以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延展，甚至对那些被利益圈排除在外的人们，也要将其理解为现代性主张的延伸”。
对于如何理解作为时代特性的“全球现代性”，德里克指出，随着殖民主义的正式终结和社会主义选择的失败，资本主义现代性把所有社会都纳入它的轨道。这就是引起全球化概念的过程。全球现代性是一个时期性术语，意图把现在的形势与早先欧洲中心现代性时期区别开来，同时它也是一种世界意识，与世界本身差不多。全球现代性与后现代和后殖民分享共同的概念域，以此为起点，展现了全球关系重构的多种表达方式。
这种全球现代性不同于早期的欧美中心现代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许多方面，全球现代性都是全球化的当代平台。德里克认为，我们所知的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不是为履行其诺言的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东西，它已经发生了，结果便是全球现代性。安东尼•内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已经把它定位为“帝国”，这就是全球现代性的真相。
第二，资本主义全球化重构了全球关系。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层面上的现象的聚合，包括从全球到地区到国家，再到国家内部和地方。全球资本主义沿着网络节点上的全球城市运行，这也意味着经济活动从平面到网络的转变。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没有被全球经济完全排除在外的地方，更是产生了一批跨国群体。换句话说，随着“跨国资产阶级”以及不同规模的相似的阶级、性别与种族形式的出现，阶级结构正逐步走向全球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球现代性之所以不同于早期的欧洲中心现代性，就在于现代性全球化的结果，它重构了全球关系。例如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全球经济沿着网络节点运行，因而区分并显现了地方性中的差异。其空间化过程更加复杂，结果便是形成了跨国人群，因此也使阶级、性别和种族跨国化。
尽管全球现代性具有不同于早期欧洲中心现代性的一系列特征，但德里克承认，现在的全球化仍不啻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性仍然是当代生存方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全球化本身避开了欧洲中心主义，但它实际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目的论中现代化话语的延续。资本主义目的论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固有部分，而全球化把全球的不平衡发展和不平等权力关系正当化了，后者是殖民现代性的遗产，目前仍然继续建构着世界。
因此，目前的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公正的，它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和压迫之上。现存的世界体系已经分裂为中心与外围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围地区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日益依附于中心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正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之上的。其次，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或减轻两极分化，反而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这种新的两极分化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第三，全球资本主义在形成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工人阶级。全球资本家阶级与全球工人阶级之间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前者通过新的国际分工和分配体制对后者进行剥削和压迫。第四，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为超级霸权和跨国公司干预国际事务和别国内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国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从国内层面看，权力日益集中于跨国公司及其利益集团或政治代言人。最后，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存在密切关联。德里克认为，“指出后殖民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存在联系并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原因’，或者后殖民主义仅仅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本身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组成要素。”
我们看到的是，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欧美现代性代表了历史目的论的终结这种假设仍然没有消失，甚至在西方某些研究者制定的人种发展谱系中，欧美人种被置于进化的顶端。因而，在此意义上，全球化与它所带来的全球现代性或许可以解读为殖民现代性的完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在发展主义的名义下，全球化作为消弥殖民主义历史的借口，掩盖了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所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基于上述分析，德里克明确指出，“我们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全球化，从目的论中解放出来，驾驭对世界和语词的当代理解。这种全球化只有通过克服全球现代性，创造一种不同的全球性才能实现，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现在它在许多方面与殖民现代性的实现没什么区别”。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性出现于欧洲使西欧社会重新改变其历史轨道，那么出现在欧美之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由于欧洲的殖民或是屈从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志而造成了这些社会的不发达，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丧失了自主性。然而德里克并没有因此而悲观，他认为这种情况也不尽然：对现代化话语的激烈批评曾受到为寻找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发展方式的激进政治运动的鼓舞。“当代的反对运动(从萨帕塔主义到全世界许多地方的社会运动)不断地从这些早期景象中受到鼓舞。同样不用惊奇，他们也反对以资本普遍化重构世界为霸权假设的全球化话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里克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超越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同时这种社会主义有别于任何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展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特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现代性中的一种替代方案
在看似全球现代性一统天下的况境下，德里克是把中国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提出来的，他密切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从毛泽东时代“三个世界”的划分，到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都从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角度进行了解析，寄希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确立另一种现代性，与现下殖民现代性为内核的欧美中心现代性相抗衡以至成为一种替代方案。在德里克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地方性”条件下寻求另一种现代性和未来的方案。“（它）一再被援引来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它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绕过过去，通向可以选择的未来。……其使命是声援那些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压迫或抛弃的人民，并且为未来指明不同的可能性。”
德里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一，从概念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被德里克称之为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postsocialism)，指的是社会主义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的状况：（1）由于社会主义理想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衰落，它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政治元理论的统一性。部分原因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有必要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要求结合起来，也因为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要吸收不同的民族特色。（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受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一结构的制约，这是所有此类结合的历史前提。（3）这一前提就是保持警惕，从而确保结合的进程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后社会主义也必然是后资本主义的，但不是作为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表现为既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缺陷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总之，德里克所谓的后社会主义，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种种弊端的扬弃，又是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吸收，它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又不遵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而是带有本国的特色。”
德里克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能够满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合理性的双重需要：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色彩，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即是一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而又要做到始终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在一个并非纯属中国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站稳脚跟。当然，要兼顾这两方面互有抵触的需要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就必须解决几个带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其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同其普遍性的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同其远大理想的矛盾。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仍然在继续探索之中。
第二，从目标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德里克主张反对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塑造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力图通过“毛主义”与后社会主义的建构，揭示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并倾向于将其塑造成与西方现代性并行的一种新的替代方案，甚至可以推而广之，探寻其在第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化意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以便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性”，这种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图寻求突破欧美资本主义中心的现代性，并试图形成帕萨•查特吉所说的“我们的现代性”。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前景，许多学者都曾讨论过，如伯纳德•马格宁从经济上作出了预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对这些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做两个合理的推测：一是逐渐发展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的相似之处；二是在制度特质方面继续保持这些国家各自不同的特征，至少与我们在这些属于前西方世界的‘实际存在的’国家中能够看到的、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仍然能够看到的同一种秩序会有很大的差异。”而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带有中国特性，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要，即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他提出的后社会主义概念就是为了避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囿于范式的束缚，作为一种历史状态的后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成为对抗资本主义的首选模式以及替代它的最大可能性，在后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是复兴本国传统、适合本国需要以代替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选择。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德里克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和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方案。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概念和选择，激发着政治想像和社会运动，这种选择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即期望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通过独特模式来获得新的发展和成功。在此意义上，他用“后社会主义”概念来凸显全球现代性条件下、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他种发展方案的新突破和可能性。在此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具有地方性意义，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德里克站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塑造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定位和前景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全球现代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总体历史背景，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外部条件。德里克从对全球资本主义背景的分析出发，认为中国通过独特的社会模式成功地将自身引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同时保持其成为另类现代性的基本条件。虽然他的后社会主义理论存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和误解，但在我们如何反对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他的分析仍具有启发意义。尽管如此，德里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总体来说，正是在全球现代性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他种现代性替代方案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才尤为突出。
注释：
[1]Martin Albrow.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97, p.13.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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