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向何处去？历史的怪圈、意识形态的迷雾，始终困扰着追求真理与社会进步的人们。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如何才能走出20世纪末21世纪初“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所遭受的困境？如何做出新世纪的抉择？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一种社会主义？我们处在哪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如此等等的重大理论问题，始终都强烈地吸引着笔者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没有严重的敌对势力包围，国内经过过渡时期，消灭了阶级，没有了商品与货币，国家也逐步开始消亡。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这一过渡时期就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现了复杂的情况，马克思和思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也不是同时胜利;恰恰相反，它是在像俄国、中国等经济不发达国家，甚至是封建国家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后，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通过对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起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实践中的这种东方社会主义所继承的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甚至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的小生产和文盲充斥的落后文化，而不是继承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与科学文化技术。它只能根据自己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而不能像经典社会主义那样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因为，尽管其发展目标是“够格”的社会主义，但离这个“格”还是很远的。所以，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以及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思想并科学地界定当代中国所处的阶段，对于解决上述的困扰，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不能混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区别
在20世纪初，列宁曾经告诫我们：“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遭到歪曲，井把它继续发展。”然而，在20世纪，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得到最广泛传播的同时，却由于种种原因仍然遭受到了最严重的肢解、歪曲和利用，以及最无知、最刻毒的栽赃、漫骂和攻击。特殊的“历史必然性”导致必然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性又使社会主义实践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严峻的挑战迫使我们在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更加关注自我批判一对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社会主义只有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告别“涅槃时期”，走向新生。正如马克思在1843年所宣告的那样：“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们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对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责任，使我们理所应当地首先要问一问: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一“现实社会主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主义”呢？
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中。”“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呢？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称之为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指出：“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从而统一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此处指的是广义的共产主义，即包含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国家将自行消亡。因为，经过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一切阶级，进人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既然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国家必将消亡。列宁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按照这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即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已经实现了全民的工人阶级化，所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也就自然发展为真正的“全民的统治”，即“全民民主”。在真正的“全民民主”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自行消亡了，但作为全民事务管理机构以及社会区域自治性的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一时还不会消亡。在所有制关系上，公有制经济将成为真正实现“全民民主”的最根本的经济保障，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被马克思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当然，所有的这些特征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比发达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水平之上。这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概念应当是这样的: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水平上，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还要高;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层建筑的核心)上，由于阶级的消亡而实现了真正的全民民主;在所有制关系（经济基础的核心）上，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而使公有制计划经济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在分配原则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如果按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列宁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来衡量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现实社会主义”，无论是解体前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今的中国社会主义还是朝鲜社会主义等均不能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列宁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知道，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有影响、最具戏剧性的历史演变，就是“现实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然而这些实践着的“现实社会主义”既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经济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法律基础之上；而是在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为低下，尚不足以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那种封建遗留较多、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即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和一战与二战的爆发等等以及较为成熟的思想条件即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长期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早期觉悟等等而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而作为能够广泛地发动起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毫无疑问，天然地带有一定的反资本主义的情绪;而作为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统治为目标，不再甘心革命胜利果实被少数人窃夺的新型民主革命，由于能充分地组织起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群众，从而天然地带有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日臻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好为这种民族民主革命根供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于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不仅要把消灭剥削、压迫，争取绝大多数人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幸福，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作为自己的近期奋斗目标;而且还试图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指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指无产阶级在初步夺取政权后为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所进行的革命)联结起来，毕其功于一役或连续不断的几次革命。这种革命不仅使全世界无以数计的革命者赴场蹈火，出生人死，用英勇之躯和满腔热血拼起和染红了一块块“赤色国土”;而且这种革命还出乎马克思的预料之外，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樊篱，使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首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里获得成功。而这种革命的成功不仅使社会主义成为这些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具有了特殊的历史必然性;但与此同时，这种革命的成功又因本国低下的现实生产力水平使它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计划调控下的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以及反动落后而又根深蒂固的上层建筑遗产又使它不具备实现民主化政治的良好前提和条件等原因而使它同时具有必然的、普遍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它跨越了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所以没有能首先经过“生产力的进步直接导致生产关系相应发生变革的经济基础革命阶段”的新社会形态初创期的常规孕育阶段，所以必然表现出“先天性营养不足”的特征;另一方面，它的历史跨越不仅缺乏成功的“社会主义典范”的引导（俄国“十月革命”只具备“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典范”的特殊引导意义，而不具备“社会主义典范”的一般引导意义），而且还受“一种盲目的教条主义，受一种‘左’倾的、激进的、空想的共产主义思想所支配”，所以它不仅表现出一系列的“后天性发育不良”的特征，而且还无一例外地遭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和破坏，从而造成“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挫折，甚至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失败。因此，正确地区分好“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区别，无疑是科学地界定本国“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主义”，正处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哪一个阶段等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位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并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来自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分析。且这一“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社会主义，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列宁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列宁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前提出发，对未来社会发展特点的轮廓设想和科学预见，是一种原则性、方向性的逻辑推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列宁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区别仅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和由此决定的人们觉悟程度的不同。因此，在基本特征上主要表现为:在经济上具有比发达资本主义还要高的生产力水平，且实行生产资料单一的公有制，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实行按劳分配，社会运行机制是计划经济等;在政治上，无阶级、无剥削、无国家(国家的镇压职能已经开始消亡）等。毫无疑问，这些设想无疑是具有科学性的。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究意有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不可否认，假如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马克思上述设想的社会主义特征无疑会和实践基本相符。即使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上述设想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使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列宁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的科学设想是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而推论出来的。而由于西方至今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先例，所以，从社会历史坐标来看，我们就只能将其理解为一种介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这样一种历史位置上的理想形态的社会主义。由此观之当今中国的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当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不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母体里产生出来的、具有原生性的社会形态，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逼上现代化之路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具有外向性的特征:经济上，不可能有高度的社会化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政治上，十分稀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管理的制度化建设、依法治国等政治制度;文化上，那种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又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型文明还处于创建与形成中。所以，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理想形态社会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
那么，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否已经达到了哪怕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的水平呢？达不到。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起点的，是一种单线性地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直接过渡。而作为跨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迅速进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本来，按正常发展进度而言，只有经过一段漫长的过渡时期，在顺利地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后，中国才能水到渠成地进人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不仅在不具备客观物质技术条件下就“跑步进人了社会主义”，而且还试图“跑步进人共产主义”，结果受到了历史规律的惩罚。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主义”不仅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同时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因为它不仅没有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经济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能被人为地强制性地消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绝不是在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之前就能被人为地强制性地确立起来的，而只能是在生产力的进步中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的不断发展，依靠自身的客观物质力量一步一步地战胜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才得以确立的。而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在生产力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还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同时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的起点是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为逻辑起点的，而就当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还远远达不到那种水平。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还远未完成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时期”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义。但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是通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现成的状态，不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社会主义状态，而是通往后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社会主义状态的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通向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特色在于:它“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把社会主义当成某种既成状态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更不同于声称‘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从而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之间完成切割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反，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目前阶段的最低纲领和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统一。任何阶段的最低纲领的实行都不能背离、更不能舍弃最高纲领;相反，必须有助于而不是妨碍最高纲领的实现”。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天下”国家，我们习惯了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人为子的“世界”观。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就是“天下”。直到清代康熙年间，人们还无法理解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这一事实。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打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中央之国”的“天国”迷梦，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与法律制度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迈人了湍急的“历史三峡”，这个“历史三峡”实际上是中国被思人始于西方并被西方所主导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或者说是一个“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作为相对“西方”的非西方，我们开始走上救国图强的道路。而我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在避免被沦为西方殖民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的前提下，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谋求民族之自主和国家之强盛?”，就这点来看，无论是“中体西用”之说，还是“西体中用”之论；也无论是“西化”之言，还是“化西”之语，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作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然而，在一个缺乏西方式资产阶级的文明古国，居然试图学习西方，甚至以为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可以应付近代的挑战，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通过“太平天国”运动，中国人试图实现西方宗教的中国化;通过洋务运动，中国人试图实现西方经济的中国化;通过戊戌变法，中国人试图实现西方改良主义政治的中国化;通过辛亥革命，中国试图实现西方激进主义政治的中国化。但这一切都遭到了失败。原因并不复杂:西方近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而中国虽然有工商业者，但自秦汉开始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因而，鸦片战争后新出现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负起在西方由强大的资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中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这只是中国走不成资本主义道路的内部原因。中国走不通资本主义道路的外部原因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撤掉了“梯子”。在资产阶级看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每一个其他人、其他国家都是自己潜在的或现实的竞争者，都是应当削弱而不是值得帮助的对象一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也像狼。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崛起不符合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宁愿中国这头“睡狮”四分五裂，积贫积弱，而不是醒过来做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称的事情，不是成为它们强有力的竞争者。也因此，试图寻求国际援助的孙中山四处碰壁，而出卖中华权益或拿中华民族利益做交易的清王朝和袁世凯却如鱼得水。正是在这一特殊历史境遇之下，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在不存在西方式资产阶级的中国，由谁来承担拯救中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
也就是在这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证明，借助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终于从噩梦中醒来，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自我意识。而既然中国不能跨越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担负不起领导革命的重任，那就只能由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越俎代庖，承担起这一重任。由此，毛泽东把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中国由此建立起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中间社会形态，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补充。马克思在社会形态理论当中曾鲜明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排列的社会形态序列，这是历史发展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共同路线或逻辑顺序。但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常常出现跳跃式的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灵活性、变异性和外在的偶然性。因此，社会形态序列“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12](P370)，也“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中国没有遵循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演进，而是超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从前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新主主义革命和转型时期进人了毛泽东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都是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缺少国际共运史常识的人往往误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混淆，忽略了最为关键的“列宁”两个字。这样就难以看清楚: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际上是列宁工农民主革命理论的中国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实际上是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中国化;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列宁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它虽然摆脱了由斯大林赋予的苏联特色，但仍然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列宁发现，到他那个时期，已经必须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设想:“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他还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走出来的。而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道路是在发达生产力水平上走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之前的人类文明大道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俄国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状况，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条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道路，这就是列宁所开辟的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见，按照列宁晚年的看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过渡时期”相比，当时俄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而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迂回过渡”时期，是由于俄国的生产力落后而被拉长了的过渡时期，并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的新经济政策还带有为过渡时期准备条件的“预备时期”色彩。而如果说列宁所理解的当时俄国的“社会主义”是被拉长了的过渡时期，且如果我们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五形态论”，并将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过渡理解为一种单线性的过渡时期，即单纯地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的“小过渡”时期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所处的过渡则可以被称之为被拉长了的“大过渡”时期，即从封建社会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向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列宁早年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都只是这个过渡时期的内部划分罢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别带有所谓的“封建”色彩和“资本主义”色彩：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本来就不是“纯粹的”的革命形态和建设形态，而是过渡形态。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作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过渡时的一个过渡阶段，毫无疑问，不仅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同时还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甚至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育的不充分，中国目前实际上还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过渡时期的预备阶段。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小生产还具有先进性，因而盲目排斥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可取的，为此，在当前这一特殊的阶段，我们仍然要大力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充分增长准备物质技术条件。当然，从长期来看，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方法、手段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被利用的对象，因此理应受到限制，使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而不是破坏共产主义因素的发展。
由此可见，如果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会看到，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文明大道。我们承认，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中国还没有办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相比，中国就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76我们能够少走或不走弯路，在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方面，超越现代化的先行国家的“后发优势”;同时还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目标定位一开始就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而这两方面优势的结合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因此，尽管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标准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不那么纯粹，也不那么地道，但它确确实实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以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资本主义手段，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关系，以期顺利实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顺利过渡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期望来说虽显漫长，但与作为现代化先行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却显得极其短暂，它不是一条单线性发展的道路，而是一条非线性发展的道路。因而，唯一合适的名称只能是“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它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理论设计形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苏瑞莹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