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即使撇开其所蕴含的社会责任不谈，无疑也是探索历史前景以及关于社会和社会运动的思维方式的一种重要的智力投入。就这一观点而言，对于那种认为在20世纪末期来思考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及其用意只是为“过时事物”筹划出路的观念，本文将赋予它两方面的涵义。换言之，也就是既要理解但同时又要着重指出，诸如此类的思考不懂得如何将历史的回顾倒悬过来观察未来前景，而思考的基本的重心应该是社会与其自身的未来时代的关系。观念的以及无疑也是实践的内涵的广泛性看来只能鼓励人们不受约束地倾听和观察，并采取审慎和无限谦虚的态度。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也应呼吁人们拒绝意识形态的偏爱、同情或厌恶的欲念与轻率的态度。
一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失败经验的孤苦伶仃的继承者，不单单是一份遗产的持有者，不论这份遗产被认为是壮丽的抑或悲剧的。一旦事件的汹涌浪涛过后，不能不对被确定以达到摆脱和清除“过去的错误”，进而重新启动走向未来的运动这一目标的途径进行反省。
思考社会主义，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既要走出形形色色的模式，又要摒弃各种状态的怀旧，抛弃对于被赋予了魔力价值的公式或话语的崇拜。我们要引用一段着名的引文——也许同上述精神颇为悖谬——来提醒大家：“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同样也以彻底的方式表明，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作为凌驾各种学说运动之上的另类的“社会主义学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这个运动与社会需要和社会矛盾相适应。今天，投入和推动这个运动乃是同牢记这样的教训分不开的：颠三倒四的语录，树立一个作为独立科学的学说总体，自封为“科学社会主义”，并将其合法性置于人类、社会和世界前途之上，凡此种种导致了巨大的悲剧以及或许是人类历史的重大曲折。
因此，回溯最近的历史及其某些本质特征并非旨在追忆，而在于推动对于这里所说的前景问题的理解。
在有关的国家中，以及同样是在经历了最近几十年的许多人——不论他们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的精神和心灵里，累累伤痕依然是记忆犹新，而理顺这份遗产往往是痛苦的，但这个侧面并非是最触目惊心的。在刺激人们去反思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血肉联系和相互矛盾的这个时代，诸多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和消亡过程中“遗忘症的历史地位”值得予以极大关注。
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而且大量的调查和观察也证明，在有关的社会里，对于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的“怀旧”不成其为问题。当事人正在对“旧制度”所表现出的优劣是非进行对比性的综合总结。其特征是在值此机会进行的论辩中，除了或多或少公开地——颇有些讽刺意味——以不久之前还是强迫使用的词汇作为参照，对社会主义很少有其他说法。当各种问题更加直接之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同这种体制的失败相联系的遗憾是次要的。它的缺陷——没有民主(尽管宣称已经得到保障)或者经济上没有能力按照社会期望和所作的承诺来保障满足需要的水平，一般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有广泛的主导地位。
同时，我们看不到报复心理的突出表现。一些可能发展成严重暴力甚至内战风险的局势已经基本上得以避免，除此之外，“脱共化”的意识形态被社会本身所拒绝(相反的情况则往往是同外来干预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德国统一的框架内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断裂旋涡之后大多数社会角色共同认同的对于和平稳定的社会生活的自然追求(甚至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当时也再三谈到使他们的国家成为“正常的”国家的必要性)之外，上述现象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在这里结合了起来，并且同凌驾于现实的运动和复杂性之上的“模式”至上观相互关联：
第一个问题同“极权主义”的平庸形象相反，与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期望得到它们的公民通常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支持这种状况相关(即使在超越这种装门面的形式主义范围之外的狂热崇拜和支持运动中，或者在出发点往往同许愿没有兑现的民众抗议运动中，现实的历史进程往往导致这个框架的破裂)。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为无所不在的逆来顺受乃至意识形态的顺从主义，而官方宣布的那些价值则听凭“政治”——在这个词的现行的意义上——来支配。事实上，这里包含着巨大风险，一旦同运动、社会的发展相接触，一旦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本身所取得的成就的步伐前进，就会看到模式框架的破裂和对于这样的模式的否定。
第二个问题恰恰同“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中”建成的公式化论断相关：在原来所设想的过渡与20世纪30年代初公开确认的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论断之间出现游离直至断裂，这种社会主义据说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或者甚至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种社会主义的特征从此不再是某个特定的具体历史时代的产物，而很快被钦定为一个封闭模式——通过其固有逻辑和自我完善——的必然的乃至必须具有的特征。婉转的措辞虽然掩饰着这种实际状况(斯大林的“理论”文章充斥着这类“保持清醒”的说辞)，但无足轻重，其本质上是超越时代的无本之木。这种社会主义被抽象为没有血肉的模式，它不受历史现实进程的制约，被认为是划时代的现象，其中包括荒谬地宣称自己是未来的代表者(这里重新检验一下关于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问题是颇有意思的；根据公开宣布的原则，两者的连续更迭被挪到了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遥远未来，在此期间要经过诸如“发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中间阶段，而这些阶段也都在稳固形成之前就被宣布一一登场了)。每一个国家的经验都必须以符合抑或背离上述模式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和取舍，决定是被接受或者被抛弃，乃至更为极端地决定是被留存或者被遗忘(这也包括使一幅画中的人物消失的操纵术，以及许多当代人生活经验中的沉浮反差)。我们并不打算囊括这个思考课题的全部，而是感觉到这是一个既承载着对历史作出诊断的因素，又把握着投向未来的视线的领域。
二
如果有什么东西遭遇比社会主义更加悲惨得多的昙花一现的命运，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崩塌之时，想要看到和宣布“历史终结”者的白日梦。这样的论断确凿无误地表达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梦：资本主义自慰地看到了习惯被看作是它的最彻底的否定者的败北。但是，它选择这种表述却同以往可能作为历史解放的形象大相径庭，明显地蜕变为对于时代异化的一种特别奇特的补偿，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机械的倒悬。把社会主义教条式地简单化为模式，已经提供了类似的思维轨迹：社会主义通过把历史时代禁锢在一个封闭的模式中来占有这个时代“因此”，摧毁这个模式就成为历史的终结。
在“充满喧闹和疯狂的”大剧院舞台上，历史本身肩负着责任，既要唤醒那些相信历史可以被关进一个封闭盒子里的人，又要唤醒那些相信或者假装相信宣布历史终结时刻来临的人，注意它的魔术袋何其深矣!
今天难道还有人相信历史的终结吗?肯定没有任何人。恰恰相反，思考今天和未来世纪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思考解放问题，即人的解放，以及时代的解放特别是历史时代的解放。无需预言作为形式和语词的东西，也许“社会主义”——它并非是顶礼膜拜的偶像——在21世纪将让位于某个新的词汇，这无关紧要，一些脊线和力线正在显示出清晰轮廓，一些光点照亮着依然处于黑暗中的景色。这两者都可能而且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激起我们的求知欲。
在此之前，可能感觉到思考21世纪的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思考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得失。毫无疑问，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因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显而易见是有关这个问题所有前瞻活动的必然出发点之一。全部问题在于，这种对社会主义历史回顾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选择本质，认为这种历史原本是应该重新认识、应该重新找到乃至应该重新建立的某种合法性的承载者，或者它本身提供了以往任何地方都没有过的、应该应用于未来的“教训”，诸如此类的危险而贫乏的信念是一回事；而在必须加以变革的现实状况框架之内思考各种遗产、力量和运动的存在及其作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显而易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社会主义排除在这样的遗产、力量和运动之外，因此必须将它理解为一种政治思潮，在这样的名义下得到确认的历史经验，或者这些经验在其角色和见证者的意识和潜意识中留下的轨迹但是，这种疑问和这种思想交锋毕竟不能垄断争论。
思考社会主义，在这里也就是意味着极其单纯地思考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可能性，它不可能不是事物现存状态的一种现实的变革问题，否则就会回到乌托邦，而这些乌托邦今天肯定不会有它们的伟大先驱那样的解放者的功绩。所以，恰恰是具有运动中的各种遗产和力量的复杂性的这种现存的现实状态，提供了我们前瞻活动的出发点。
三
那么十分自然，现存状态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但也恰恰是在它的内部展现着它超越自身的前景，这里不存在任何悖论。迷信对立，这把我们迅速和轻率地引向希望通过一个外在角色的行动来****资本主义的观念，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对抗的革命力量加以理论化。同样很明显的是，所谓“资本主义”在这里被理解为其具体的和历史的所有内涵的总和，既包括生产力、固有的生产关系及其管理和权力机制，又包括矛盾、利益和资本主义在其内部产生的反对自身的力量网络。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显性特征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来应对它自身所固有的历史挑战。单纯追求利润并维护能够保证或增加利润的一切，这样做远远不能满足人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而是日益充斥荒唐的犯罪、盲目的统治、不平等和不公正、无视权利和认同性的否决行动，以及对于被挥舞来当作霸权工具的“****”的结构性蔑视，对于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存环境本身的蓄意忽视的色彩。详细地描绘存在于一切生灵内心的画面，看来是多余的，但我们至少要着重指出同上面的考察相呼应的一种情况。一方面，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资本主义今天正在通过寻找借口实施往往是具有很难掩饰的垄断性质的过度集中(并购的增多和加速)，来觅求对其问题的答案。概括出这个长期预测的看法并赋予它同社会主义前途相关的诊断因素的作用(我们要提及，这类性质的预测贯穿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争论)，毫无疑问是推测性的。而继后实施的战略却奇怪地同看来使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机械论的图解主义名誉扫地的东西相呼应，指出这一点不无滑稽。另一方面，在其后果中更为直接的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的无能表现为一种极权统治——即使不是一种短期的独裁一专政——在当前的胜利“历史终结”论之所以是极不严肃的，乃是因为它在为这样一种现实辩护：除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不但最高额而且也日益最迅速的利润之外，还丧失了其他一切前景、其他一切责任、其他一切义务。这种强制地解除其他一切制约的做法，还导致了拒绝(不论有多少漂亮的言辞)考虑人类的未来和发展前景。
同另一种现实秩序相比，反差日趋强烈。实际上，也正是资本主义从其生产力的运动出发，同时创造和产生了矛盾和彻底改变问题已知条件的手段。爆发—场大规模而同时具有人类学性质的革命，在这场革命过程中人同劳动和物质变化的关系，同满足和能动地提高其需要的关系，脑体关系，生产、交换、信息和通信关系，最后是作为整体的“人”，将无不发生彻底的变革，这样的观念(萌生于马克思的名言：人类从资本主义开始走出它的史前时代)已经经历了多次发展。这里不是要发展这些论点，它们的范围极其广泛，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断裂——同“新石器革命”取代采集方式进行的食品生产那一刻以来人类的历史之线发生断裂。
但这种广泛性本身显示了若干途径，表明可能构成21世纪社会主义的特征：它必须成为上述人类学断裂的承载者。如果社会主义具有作为资本主义****者的意义，那么这只能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本身限制了人类潜能的诸多局限，虽然资本主义广泛地促进了人类对于这些潜能的获取。
我们所说的必须实施断裂的资本主义，不是指那种图式化的和无时间性的资本主义，更不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状态和在21世纪初它自身显现出来的趋势。冲突是两方面的：资本主义不止是压迫着几十亿人命运的苦难和重荷的总和，它还是熔炼满足和发展人的需要的能力和手段的大熔炉，离开了这一切，上述人类学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而对于这种二重性的答案常常被简化为“反对”或“拥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诸如此类的答案实际上广泛地表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和不适合提供彻底变革的道路和手段。一方面，宣告资本主义具有种种社会弊病和根深蒂固的不人道(但试问这种质疑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有效批判意义是什么?)另一方面却对技术呈几何级数爆炸感到迷惑(又要假装早就预料到它的自发奇迹)，这两者表面上似乎是相互排斥的，但很自然地适合于具有开放选择的两条对抗“线”之间的游戏。在这一点上恰恰存在着一种基本观点的错误。如果不是把它们对立起来，而是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核心中的既是固有的又是不可分割的地位，那么就会懂得，这两个方面彼此必然协同成为从战略上超越资本主义自身的始作俑者。
四
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现实状态及其内部正在出现的趋势之中，可以发现超越之路的发端。人们不能不对金融家特别是实业金融资本家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日益增长的实力和作用感到惊讶，尽管这样的观察无疑是由来已久。这种大趋势——市场将其规律强加于工厂——正在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这不是指理论，而是指观察。各方面的观察趋于同一，而诸多专家的诊断也相吻合，尽管也许始终没有完全自觉地形成一个革命战略的方案。
诸如美国评论家杰里米·里夫金那样的观察，从关于技术和经济新机制的发展的立论出发，宣告“一种就像市场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经济形态那样，完全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正在出现(见发表于《解放报》的访谈，2000年9月29日)。在一种已经启动的演进过程中，资本主义解脱了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与交换，一言以蔽之，解脱了市场，而偏重于将供应者一--服务者同顾客一--消费者联结起来的网络力量的提升。这种演进逻辑同时——毫无疑问是矛盾地——导致资本主义把自然资本当作一种费用，把诸如劳动等一切降到最低限度，不仅对于生产资料实施前所未有的产权保留——这是传统的做法——而且对产品本身的产权实施保留，最终只供应产品的使用时间(软件产业已经这样做：购买者不再购买某种产品，而是购买许可证，限于一定数量的岗位或者有时限于一定使用期限的使用权)。归根结底，人、公民、主体只是顾客，而且其生命各个阶段的价值也正是作为这样的顾客而被估价和衡量的，这个或那个企业对他们的各个生命阶段实施着控制(健康、教育、休闲，以及满足基本的身体需要)。它所导致的这种“非物质化”和全球化的后果，只能朝着加剧异化，对无论是作为民族抑或个人的自身身份、文明、权利质疑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图景是惨淡的，但其中的一些方面实际上看来是颇合情理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革命”的能量和节律、全球网络与在战略和交换方面的“实时”化的涌现，越来越以史无前例的速率前进，凡此种种表明再过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将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以往没有准备面对的崭新的现实的重压，将要他们付出比今天所感觉到的更为惨重的代价。此情此景之下，形形色色的诱惑何其强大，人们不是视而不见和不理解这样的现实，就是一面迷恋于技术飞跃所提供的惟一机遇，一面又悲天悯人地对这个运动的“残渣”表示同情，或者最后屈从于悲观主义，认为牌局事先已经洗过，而且输掉了。
恰恰应该用这样的尺度来看待今天“新经济”所引发的矛盾言辞：是在实现利润最大化方面辉煌一时(真实的或者期望的)的“新技术”部门的简单代名词，抑或归根结底是重大历史前景的征候?我们倾向于第三种假设，但有若干保留。
由于它们对精神可能产生的兴奋作用，由于它们被应用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时颇有说服力地表明，它们甚至可以作为有理由使人们初次感受到某些可能性而投入斗争的动员者，对于正在行进中的这种趋势的描述和诊断必须用一种更加全面的观点来加以整合。上面谈到的非物质化，既不是产权的终结，也不是资本主义物质重荷的终结，而毋宁说是分包或来料加工的全球普遍化。换言之，所谓流通和分配只在网络上进行，再度在一个并非虚拟的现实中站稳了脚跟。它表明物质生产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日益大规模地使用分散的非熟练劳动(童工劳动将有美好时光)，而这种劳动力分布在各大陆和世界的边缘地区，其边远性是根据市场一网络所计算出来的盈利决定的。除了寻求短期的最大利润之外，走出本土的政策无疑应该通过这样的逻辑来阐明。
这方面的新特点并不像新技术所能提示的那样强烈。资本主义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各国之间、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各个大陆之间不平衡发展的继续存在。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构成和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有可能达到的各种最高世界水平之间差距的继续保持乃至加深，以及通常表现为几十亿人的悲剧的寿命差异的扩大。
五
看来只需稍许开放一点就可以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现实与关于模式概念的批判思考相结合，可以最有效地勾勒出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景探索。并非是要列出将有的或者将没有的各种特征的目录，问题在于如何调动关于资本主义的运动和矛盾的现实感，这两方面在何时何地以必然不同的程度表现为现实。
21世纪的社会主义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将最彻底地不同于作为20世纪末之前的历史运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蓝图”和“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乃是勾画一个前景或者毋宁说是一系列或多或少清晰地交错迭盖的——始终依据逐步发布的、确定的结果——前景计划。例如，在苏维埃制度的最初年代，“追赶”战略将达到最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指标特别是物质指标的能力，确定为直接的前景(但界限是那样简单和明显吗?)。一旦或多或少明确地肯定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差距的规划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惟一适用于它的东西，就掉进了陷阱。其表现不是走向“赶超”的公式化观点，就是采用中央计划体制(官僚的僵化很快就成为它所固有的东西)，或者通过革命运动采取一种把这样的社会主义树立为庸俗意义上的“模式”的方针。(我们可以重读一下20世纪30年代或者50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报刊，上面连篇累牍地刊载着苏联的成就，并将此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志或者应该照抄的目标来大加渲染)。
但是，寻求向正在演变中的现实更加开放、更能吸收社会未来的全体角色的最广泛参与的另一种类型的途径，这同样意味着一种新的与时代关系的模式。也就是说，要从实际上把眼光盯着过去的那种规划未来的方式，走向对于未来、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真正探索。20世纪社会主义结局的最为惨痛的悲剧之一，也许就是将刚刚过去的历史乃至正在发生的历史削足适履，使之同现代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命题的基准形象和参照点相吻合。应该提醒注意的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时，路易·拿破仑还没有成为拿破仑三世，法国大革命和帝制在人们头脑里依然记忆犹新，这样的历史实际为其后几十年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偏离即使不能说提供了辩词，也至少开了方便之门：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在俄国革命中是如此活跃，“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等名词被挥舞着当作论战的标签，关于“波拿巴主义”的猜疑导致红军将领们惨死在行刑队的屠刀之下，凡此种种说明只将此看作一种用词方式是不近情理的。 六
无论如何(并非无视史学家的激情在整个19世纪知识生活中的份量)，正是这种试图依据历史“教训”来设想未来，乃至有时坚持要以此来指导未来的思想，铸成了上述悖论。这又是一个向着所有学科的反思开放的革新和超越的阵地。
但是，这里的关键也不仅仅在于认识方面，问题是由自我认识和自我动员的力量，由把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争论看作21世纪的关键这样的行动方式和表达方式而提出的。由于不会自动得到答案，所以问题就愈加值得提出。如果说认为20世纪的各种革命力量将把它们的活动延续到下一世纪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其代价是必须付出在许多情况下是痛苦的坚持不懈的持续努力，来重新评估它们从自己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观念、行动方式和形式，将今天世界的运动要求它们接受的、新的参量和内涵纳入它们的视野，融入它们的目标和文化。尤其显而易见的是，无需将“网络空间”的政治内容加以理论化，就可以看到新的通信工具和渠道的勃兴正在为社会行动创造新的领地、新的可能，同时还有新的制约。
什么样的政治能够表现出一种驾驭这些趋势和未来的能力?答案属于大家——这个未来是严酷的，而能够借以达到这一未来的途径必然是多样的、不同的，有时也是曲折的。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种大动荡的出现，但也不能设想这种大动荡将以自发产生的方式行动，在行动形式和方式上深刻更新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将会消失。正在显露的世界形象，引入或强化资本主义的各种等级制度开辟着一个重要阵地：赋予一种不带意识形态的陈规陋习的“国际主义”及互助互利以新的意义，为它们开辟新的空间。它们可能自身包含着矛盾，但今天世界的运动及其改变世界的意志使它们接近，使它们变得更加透明，彼此能够更加直接了解。这就是说，要进一步揭示既在资本主义世界化内部付诸行动又是为了抵抗资本主义的各种运动的深刻内涵。日益明显地把反对资本主义中心的结构性失业及其暂时伪装的斗争与反对边缘地区的超常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的利益共同点就在于此。但是毫无疑问，必须更远更强地超越这一范围：每当人类历史处于大断裂关头，无不出现一种或几种相当丰富和强大的思潮和行动潮流，以阐明现实运动的意义，最大可能地揭示新的现实和新的思想，从而预见、配合或者有时改变这个运动。21世纪社会主义的雄心何以不是试图重新扮演这样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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