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然而，它却在20世纪的东方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东方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和世界体系的东方社会主义，引领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潮流。
然而，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百年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论和分歧，缺乏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它们之间分歧的线索，分析它们争论的理论焦点和主要根源，并基于此探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话与互动的可能性，以寻求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走出低谷、蓬勃发展的前景。
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分歧和发展格局
自20世纪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初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了两次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其影响已日渐式微。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但是，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思考，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中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一个狭义的学派，而不是指西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下文同。--作者注。）的崛起。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时、并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达到巅峰之后，现已风光不再。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在“后现代主义”旗下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思想界有一席之地。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这些变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概言之，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基本没有出现导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20世纪已不再具有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流和中心的地位。
在东方，列宁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纪初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使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五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风行天下。尽管80年代末苏东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创，但是经历20年改革的中国重现活力与生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主流发展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很少谐振在同一个频律上。相反，二者之间产生过多次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分歧。
第一次较大的分歧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此前，第二国际在一战中的分裂，还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裂为东西方两条线索。而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观点明显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批评。卢森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批评列宁所主张的党的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她反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禁绝反对派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将造成公共生活的沉寂，集中制会造成“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会导致官僚化倾向，“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
卢森堡是列宁的战友，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她不仅坚决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坚决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她高度支持十月革命，也与列宁同样对资产阶级民主持否定态度。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批评显得分外有价值。事实上，列宁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在经历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最初斗争之后，列宁在其晚年竭力与他深恶痛绝的官僚化和特权现象进行斗争，试图扩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但是终未战胜已经体制化的官僚主义倾向。尽管列宁在政治上、策略上并不支持卢森堡的观点，但是，他们二人的基本思路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的忧虑已为20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所证实。
第二次较大的分歧体现为20年代西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什等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其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不同，葛兰西等人是直接参与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西方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不同认识上。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类型学，匈牙利革命需要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葛兰西持与卢卡奇相同的立场，强调在法西斯统治下民主诉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了西方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他们重视民主、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应走区别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主张是有意义的。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暴力革命在西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基本不存在现实可能性。葛兰西等人当年提出的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在世纪末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
30年代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现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成熟形态，其特点是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实现了非政治化的纯学术转向。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相反的学术道路，即它不是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而是不断转回到哲学。这一学术转向突出地暴露了它们在经济政治领域无所作为的弱点。在战后几十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登堂入室，进入大学讲坛，成为一种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激烈攻击资本主义，同时也批判东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这一线索应视为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三次重大分裂。
1968年苏军侵捷和震撼西方的“1968年革命”两大事件再一次加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分歧的鸿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效应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到达其巅峰。它影响了西方战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但是，由于70年代以后当代西方进入了后现代化、全球化的新阶段，曾在五六十年代走红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潮开始从其发展顶峰滑落，让位于后现代形态的、多元化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等等。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如苏南分歧、中苏分歧等，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更趋复杂化。70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标志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四次重大分裂。
苏联解体是继西方“1968年革命”后的又一次当代世界历史性重大事件，它再度深化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1989年以来，苏联解体引发了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命运问题的大反思和大总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宣告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胜利。东方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否定“历史终结论”。尽管他们对苏联解体根源的认识不同，但是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价值，从主客观不同角度阐释和分析20世纪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挫折。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几乎众口一辞地声称，苏东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苏联体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观点，即：文化大革命体现了马克思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理想；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左翼的这些流行看法，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深刻误解。
上述分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东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格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格局是：“西方不亮东方亮”。资本主义总危机在20世纪始终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发生，也不是沿着“西方革命--东方革命--世界革命”的道路前进，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东方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胜利标志着它的世界性发展，标志着它在20世纪已成为全球性的革命思潮，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圣经。尽管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蒙上一层阴影，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抹煞的。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歧的理论焦点和主要原因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同时也在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发了持续百年的争论。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争论的老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西方为什么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偏偏产生在东方落后国家？东方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世纪初桑巴特提出“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着名发问以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过共识。
综观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争执集中在民主与市场两大理论焦点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及其在20世纪的发展，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贯穿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的重要问题。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批评，代表了处于西方工人运动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民主的深入思考；20年代欧洲革命期间卢卡奇等人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反思，主要是强调西方革命道路的民主特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学派，其共同的批判目标是人性异化的资本主义，和官僚化、非民主化的社会主义；70年代以后以解构“现代性”为已任的各种后现代类型的“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既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谴责计划经济体制下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尽管西方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但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民主传统和人文理想，是其批判的共同理论背景。批判苏联现实社会主义体制非民主化和非市场化造成的弊端，是“新”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历史线索。同时，在战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各国陆续走上了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指向的改革之路。尤其是中国20多年来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是在国家和制度的层面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一次重大尝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民主与市场两大主题既是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关注的中心，也是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东方，对市场和民主两大理论上曾经出现的认识扭曲和严重失误，使东方马克思主义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20世纪的制度社会主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终于认识到，市场和民主并不天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是自然历史过程演进中不能超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现成答案的创新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空前挑战。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的血腥教训和东方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压力下进行了数度重大调整，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取得了超出19世纪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东方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流，并不适合西方当代实践发展特点的苏式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共产党必须遵循的教条。在实践发展和理论滞后的双重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逐渐失去了对大众的感召力，西方国家共产党逐渐走下坡路，在苏东剧变冲击之后的90年代失去了其西方主流政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并将左翼政治的空间大幅让给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在市场与民主高度发展的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未能提供符合20世纪实践的答案。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20世纪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历史落差，面临不同的时代课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历史任务，是要提出适应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在市场与民主的高度发展阶段的理论。东方社会则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历史前提先天不足，是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实践中屡屡受挫的重要根源。20世纪后半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改革道路，充分说明了东方社会主义在市场与民主问题上补课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龃龉的又一原因，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20世纪实践发展的关系。例如，东方马克思主义不搞马克思的教条，列宁根据20世纪的具体实践开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苏联在革命胜利后却将暴力革命方式惟一化、普遍化、教条化，强加于西方无产阶级，从而使西方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难以选择符合其具体实践的长期战略和发展道路。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固守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总是将社会主义战略建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行将发生的基础上，忽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弹性和调整能力，给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损害。再者，东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视民主和市场为资本主义，也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形成了阻碍。又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长期对东方革命的胜利持怀疑态度，他们在世纪初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怀疑，明显是以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尺度剪裁和框范现实；在当前，他们基于西方人对民主与市场的共识，往往不能正确判断东方社会主义的成就。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判断，是建立在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破坏民主和法制的文革误读为反官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错在把封建主义的落日供奉为共产主义的朝阳。他们关于“苏东事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判断，用心良好，但实质上却是基于对原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教条化理解，即以纯而又纯的原版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全盘否定了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不仅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否定，也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整体否定。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说明，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割裂，都会招致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充分尊重20世纪实践的发展，抵制教条主义。我们要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坚持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东移，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无视这一特点，否定东方革命和制度社会主义，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成就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地位的否定。同理，低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努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形象和声誉的损毁。
在我们看来，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落差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走向和彼此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贡献是值得尊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和价值理想的执着信仰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缺陷即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需要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社会主义观念也需要深入检讨。
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共同历史任务
从总体上看，具有执政地位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和在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处于分裂状态。在世界走入21世纪全球化新时代之际，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的高度上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两股潮流的重新合流，期待二者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新的统一。
苏东剧变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最大悲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低潮的主要历史标识。它突出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困境和危机深度。因此，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一项共同任务，就是以苏东事变的深刻教训为突破口，全面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成败得失。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多重复杂原因。在客观上，由于历史前提不足，东方社会主义出现了与封建主义传统相关的个人崇拜、集权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政治上的错误；对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均落后于实践，缺乏及时的调整和应变。在主观上，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后天失误，东方马克思主义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一整套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路线和政策，后期一些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又在改革这些错误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重大政治失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重创，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世纪末陷入百年发展中的最低潮。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它的基本原则是永恒的，但是它其中一些具体理论本身具有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来得及看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作为19世纪中期诞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具体结论如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等，认识过于超前。这一理想化的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战略出现激进的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
其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遭遇挫折的另一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的当代强势，特别是世纪末全球化对它的进一步推动和加固。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使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7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冷战后的十年，资本主义藉信息产业革命和市场扩张的双重动力，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因此，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是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二项共同任务。
马克思主义迎接全球化挑战的中心议程是：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意味什么？在我们看来，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当代全球化进程，是资本主义后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财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及全球，金融风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全球颠覆性，资本的力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然而，资本主义没有改变其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和剥削本质。今天，这一追逐正在全球更广泛的空间中展开。同理，充分伸张的全球资本主义也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铺演到全球各个角度，到处激起反抗和斗争。全球化的片面性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受益的全球化，它没有给全球社会带来方向、指南、目的和希望。因此，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全球社会主义的重大机遇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变革速度和反应能力上赶不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曾经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缺陷。在21世纪，超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逻辑，争取全球化走向社会主义方向，应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目标，也应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新世纪大联合的重要契机。
最后，也是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第三项共同任务，是当前必须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20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当代新自由主义霸权横行世界，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向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态势，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威胁。由于新自由主义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它的胜利，那么，它就不仅自认为已经战胜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战胜了其他进步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不仅要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时调整和发展自身，还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有进步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思想上建立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在这个问题上，核心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思想，如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
首先，要正确评价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尽管社会民主党在30年代已放弃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权党、改良党，但是它至今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力量，在阶级政治中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进行了多次重大变革，最新的一次是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其变革的核心是要走“中性化”的路线，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需要，适应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变化的现实，吸引广大新中间阶级年轻一代的支持，扩大中左政治的选民基础。应当看到，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放弃启蒙以来的社会公正理想，在当代西方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它不支持漠视社会公正、赤裸裸地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信条，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目前，欧洲“第三条道路”已经退潮，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化倾向将受到遏制。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同盟军。
其次，应正确对待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发展形态上看，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