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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促进因素

2016-05-09 10:30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由于国人有一种“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史学界1990年以前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宄颇为关注,文章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研宄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由此还引发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和标准,如“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心态乃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随着我国近20年来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心态也发生了颇大变化,对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己经无所谓,因此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热度以下降,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论及这个问题。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己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宄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纵观中国史学界对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宄,不难发现,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因素的整体性、综合性研宄研宄还是一个空白,更多是某一方面因素的研宄,如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史研宄》2005年3期)。鉴于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宄的现状,现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因素尝试进行一下综合性、整体性研宄。以下几个因素对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具有促进作用:


  1商品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出去,而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其具备了这一条件。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得到高度发展,进人明朝以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扩大,特别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产品商品化的比重越来越大。商品交换逐渐打破了区域性,而向全国范围扩展。如松江的棉纺织业靠山东河南供应原料,南方的布匹则大量运往北方销售,苏州福州的丝织业所用的蚕丝,主要靠湖州供应。粮食,棉花、蔗糖、烟草、布帛、铁器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都成为重要商品。


  由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同时推动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如矿冶业,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矿冶业最初由政府垄断,洪武末年准许民间采炼后,民办矿业数量增加,全国冶铁产量迅速增加.河北遵化、山西阳城、广东佛山和福建龙溪都是著名的铸铁基地。明中叶的冶铁厂规模很大,遵化铁厂占地4500余亩,有“夫匠”500多人。明中叶制瓷业也有很大发展,河北的定州、真定,山西的太原,河南的开封、禹州,福建的泉州,江西的婺源、景德镇都是著名的陶瓷产地,景德镇是全国最大的瓷器制造业中心,这里“延袤十三里许,烟火十万家,陶户与布肆当十之七八。”镇中官窑五十八座,民窑超过八百座。当时棉织业己普遍成为农民的家庭副业,江南一带尤为突出,所谓“织机十室必有”棉花“寸土皆有”反映了当时棉织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位置。苏州出售的织机品种很多,织出来的布更是“巧变百出,花色日新”。


  明中叶工商业的发达,商业资本更加活跃,白银代替钱钞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到嘉靖时“是时钞久不行,钱己大壅,益专用银益”民间不仅大交易用银,小交易也用银,于海外贸易的发展,西班牙银币大量流入我国,在东南沿海广泛流传,云南的银矿也大量开采,中国货币实行了白银化,确立了银本位制。白银的广泛流通,大大增强了交换手段,对商业的繁荣无疑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白银的大量内流,使国内商业资本趋于活跃,手中握有大量的白银的商人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商业活动,这在徽商身上表现最为突出。明朝后期,徽商成了势力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史载“新安(微州)大贾鱼盐为业,藏银虽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另外还有粵商,闽商,吴越商等商业集团,握有巨资,组成商帮,到处建立会馆,进行大宗的商品贩卖,使明后期的商业资本异常活跃,促进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


  2市舶司性质的变化


  市舶使是唐宋元明四代封建王朝所设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到明时其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它由开始的政治性到商业性的变化,对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扩大了对外商业资本的形成,明前期设置市舶使不是为了发展海上贸易,而是为了从政治上“怀柔远人”对待海外国家来华贸易方面,只允许外国官商来华贸易。从货物流向看,明前期从海外进口货物主要用作统治阶级上层的消费品。从正德初年开始,明王朝先后改革了一些原来的市舶司规章制度。市舶司的任务己从原来单纯的怀柔远人转变为增加财政收入,因此逐渐建立了一套进出口关税制度,市舶司制度由前期严格的官方贸易性演变到一定的民间贸易性,明后期市舶司港口的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呈现了中国商人“展转交易”的局面。


  随着市舶司制度经济性的突出,民间贸易性的增强,市舶司机构的海外贸易管理权也日渐分解与转移。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前期那种典型奢侈性进口货物结构,社会生活必需晶的进口比例有所增加,使海外贸易成为封建官府的财源之一,增加了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据万历三十年间的《广东通志》记载“广东市舶司提举司征收的舶税据称每年约饷银四万余两”由于市舶市性质的转变和商品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促使明统治者调整对外政策,开“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


  3对外政策的变化


  明隆庆以前,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明王朝历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为非法,隆庆元年(1567年)部分开海禁,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16世纪末17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的形成,欧洲发生“价格革命”物价飞涨,商品匮乏,经济陷于萧条。17世纪是欧洲的“危机世纪”物美价廉的中国物品正可以满足欧洲渚国及其殖民地的需求。


  史载隆庆改元(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H私人海外贸易获得合法身份,呈现空前活跃的局面。隆庆开放后,往长崎的中国海商迅速增加,明末大学:仁朱国桢记道:“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三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渚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有人统计,从1601年到1647年间从曰本输出的白银约748万两。绝大部分是流向中国大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估计“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超过一万万元以上”。白银的大量内流,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4一条鞭法的推行


  明朝中后期作为张居正改革重要内容的一条鞭法的实行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改革,简化了赋役的征收手续,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而赋役以银两(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则是符合当时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的。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削弱的必然趋势。其实行的基础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呈现长足的进步,它不仅限于工商业领域,而且逐渐渗透到农业生产领域。很多地方农家经营日渐商品化并与商品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粮食商品化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农产品商品化现象以崭新的姿态进入商品货币经济中。在江南植棉地区,农家从市场上购买粮食,即所谓吃商品粮己不是个别现象。如嘉定县“县不产米,仰粮四方,夏麦方熟,在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蝰蝠相衡也,中人之家朝坎夕爨,负米而人者,项背相望也棉农蚕农经营的商品化倾向与棉花,蚕丝的商品化密切相关。明中叶以后,农家经营中经济作物如棉花、桑叶、茶叶、甘蔗、染料作物与油料作物等逐渐商品化,尤以棉花最值得注意。随着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商业资步发展,使农产品商品化,商品市场更趋扩大的进程加速了。


  5劳动人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工人的报酬是用货币支付的,并且实物报酬一般己转化为货币报酬。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一方面工A&自由的,二《?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从农民方面看,明朝初年农民向封a国家负担的赋役以实物和力役为主.但后来逐渐变化,特别是进人明中叶以后,实物税向货币税演变.力役向賦税归并,从而货币的交纳成为农民对封it闻家所负担的賦役的主要形态。由于大量自拼农的破产,农业无产者的队伍扩大.明中叶出现了押租这种形式.押租与农家经营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的转化,佃农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抗租斗争的发展诸种因素密切联系的。


  明代的匠户分住坐、轮班两种,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轮班近的服役办法有所改变,规定“轮班工近有思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旺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随即批放。+愿者.仍旧当班",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进一步改变,与明朝初年实行实物税制和亲服劳役的情况相比,明朝政府对农民和匠户的控制在明中叶以后显然是松弛得多了,农民和匠户逐渐变得不也、亲自前往服役,只要缴纳丫代役金和税金,一般情况卩就可以随意支配S己的时间,这样他们前往市场出卖穷动力已成了不受阻栏的事情。加上明中叶以后,大献破产农民瓶入城市,当时自由劳动力的数量足相当多的.他们出卖劳动力为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者,推动了资本主义葫芽的产生。


  6思想意识形态的冲击中国封建传统总是重本抑未.敏农抑商.特別是在封建官僚和十大夫阶层中这种思想尤为严电,认为商入贱人一等。但到了明朝这种现念却发生了变化.在商业经济繁荣的刺激F,明廷官员早靉不准官员经商的禁令于+頤.植來越多的官员卷入到经商牟利的潮流中来。万历年间,京师的一些太监也然经起商来,例如太监张诚,他的“布店遍于都市,所泛:资都人号为百利"由于官员的参与.更加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用,在这种历史沏流的推动,贱商的现念开始改变。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走上了经商的道路,他们“以臑而贸.以贾而嫌甚至“左懦而右贾”,习以为常.名的东林党人赵南星就疾呼道广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是上迸而后称贤乎?"《东林党领袖人物顾宪成,缪吕期,兴先都是商人,他们本人有重要倾向。黄宗蟥史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这种思想既是商品经济发廣的产物,反过来又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结论:由于以上几种因素的影响,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明未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封迮传统的冲击,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对以后社会的影响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参考之处。


                                                                  马华阳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河南漯河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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