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及其在中国研究的兴起
资本主义萌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这一概念最先由马克思提出，他说：“虽然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己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930年邓拓在其《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中首先应用这一概念，指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己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此后，基于邓拓的观点，史学界展开了数次激烈的讨论。在对中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共识下，几乎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均有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起始时间。大体来说，主要有战国出现说、两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清说等等。
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中国兴起的理论根源和民族政治情结
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后，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并一度成为中国古史研宄的宠儿。归根结底，源于对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窠臼。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定式。中国自然也要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既然中国一定会经历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必然会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形态--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逻辑固然没有错误，但其理论前提则值得商榷。就目前学术界而言，世界历史发展的多线性己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共识，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多线性的（详见《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6页），而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则为越来越多人所摒弃，因此这个前提推论出来的结论也就难以令人信服。
此外，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中国的兴起还有其深刻的民族政治情结因素。
首先，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情结”。关于此，李伯重先生有精辟的论述。李先生从心理学角度剖析了中国资本主义论者的心态，很有启发意义。“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宄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一口气’的心态：中国人不比西方人低劣，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3]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戏谑的味道，但给我们以深刻的学术启发和反思。
其次，政治伟人情结。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己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毛泽东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地位，这句话影响甚至左右了建国后研宄该问题的走向。但这句话本身就存在问题，其实质是历史发展一线论，依旧是五种社会形态的滥觞。那么，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呢？
三、中国古代社会内部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坚信中国古代社会一定能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邓拓曾说：“假使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此后，侯外庐，吕振羽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社会，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到明清时代，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依靠耕种面积扩大和劳动力增多来使产量增加，这种增加只是量的变化，生产力的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还停留在宋代水平;手工业中的生产技术有所改进，专业化分工有所发展，至于生产工具和工艺，除部分行业外，变化不大[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如果只有量的渐进而无质的飞跃，那么生产力水平就不可能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在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统治者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有长足的进步;强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闭关锁国政策则切断了与国外的联系；“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封建土地观念使资金最终多用以购买恒财土地，而不是进行扩大再生产；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古代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思想文化条件。以上种种，对比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条件，显然，中国古代社会不具备萌发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黄仁宇先生也说：“说不待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也会缓慢地树立本身独创的资本主义，纯系臆度之辞。顾准先生也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他说：“认为任何国家都会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打个欠身，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真是梦呓广，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论者可能会以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两个重要标志，即商业资本和自由雇佣劳动来实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也确实不乏这些材料，但是，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标志的商业资本和自由雇佣劳动，并不能照搬到中国。
首先，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发展缓慢。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己有发达的城市商业，宋明清时的经济发展更快，但是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原因有四：在商品交换中，农产品占的比重较大，农产品进入市场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买而卖。由于单纯的农业生产难以维持生计，农民不得不将粮食或副业产品拿到市场出售，获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商品经济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而存在，此其一。二是中国商人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常把大量生产资本耗费到非生产用途上，例如，许多的商人花费巨额资财，以求进入仕途。或是放弃直接经营，购买土地，把自己变成出租地主。三是中国缺乏长子继承制，财富易离析，难以积累。四是人口规模的增大，消耗掉社会生产力的增长部分。
其次，雇佣劳动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标志。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曾频繁地出现关于“雇佣劳动”的记载，《汉书?昭帝纪》就有关于“流庸，’的记载，明中期苏杭嘉湖地区出现了较大的纺织作坊，坊主和机工大都为雇佣关系，所谓“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广东佛山出现了雇工达千百计的采矿冶铁作坊。但是，这种雇佣劳动不能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因为在这种雇佣劳动中，受雇人和雇主之间还存在人身依附关系，雇佣劳动还只是社会劳动的补充形式，而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另外，雇佣劳动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独有的，“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星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有许多条文是关于雇佣劳动的规定。可见，雇佣劳动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独有的，而且雇佣劳动是先于资本主义萌芽而存在的。所以，雇佣劳动不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标志。
四、结语
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即，首先，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窠臼其次，与西方争取平等的民族情结;再次，政治伟人情结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讨论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然而，中国古代社会不具备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土壤；资本主义萌芽的两大标志即商品经济和自由雇佣劳动也不能照搬到中国。总之，“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史研宄。同时，中国历史的研宄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架构起中国史学研宄的理论与方法，这应该是研宄中国历史的第一原则和必要前提。
时亮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州35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