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年底，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全世界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导致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减缓，2009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负增长。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市”措施。虽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观，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还在持续。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爆希腊债务危机，由此拉开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序幕，危机在欧洲内部迅速蔓延。时至今日，欧债危机仍在进一步恶化，欧洲债务危机已经从冰岛、希腊等欧元区外围国家，扩散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并进一步波及法德等核心国家。2011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评级展望负面，打破了美国主权债务最高等级的百年神话。此举尤如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迅速引起全球股市与大宗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美欧债务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深刻的矛盾，巨大债务泡沫的破裂随时可能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大萧条时期那样的双底型或多底型经济衰退。而经济危机又引发了全面的政治和社会系统性危机。从挪威的枪杀事件、伦敦的骚乱，到“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其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均有深远影响，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其两制格局的新视角。
一、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遭受重创，很可能预示着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到来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遭受重创，西方资本主义可能陷入长期动荡，资本主义的光环不再。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和体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市场原教旨资本主义开始式微。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自由放任的美式资本主义体制无
疑是重要原因。美国倡导自由放任的原教旨主义导致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混乱。美式资本主义承袭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将“自由化“市场化”当做治理经济的“金科玉律”。在美式自由市场体制下，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过度扩张信贷和消费，金融监管体制形同虚设，任由对冲基金及其衍生品利用高杠杆率追求高额利润，监管缺失引发“华尔街的贪婪、投机以及无序”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和危机的爆发。英国学者乔尔•盖尔认为：“美国和世界现在正处于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开始阶段。这次危机代表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市场的最大失败。”曾经执掌美联储18年的格林斯潘在国会质询中，受到了他‘‘一生最严厉的审问”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世界观”——新自由主义出了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科茨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目前的金融和房地产危机只是更大危机的一个方面，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模式的体制危机，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了以推进国有化和实施政府干预为主的“救市”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表明了各国政府开始反思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阿特曼深表忧虑地说，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正面临极大挑战。法国总统萨科齐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完了”。他强调重建资本主义，建立“调控型资本主义”来取代混乱不堪的世界金融体系。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认为：“美国的经济模式已经病入膏肓。”有的西方学者预言：空前的金融危机将为“资本主义新时代揭幕’，“资本主义正在发生根本变化”，金融海啸可能催生“新资本主义”。
第二，发端于美国却硬着陆于欧洲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经济发展模式隐藏的深层次矛盾，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百年不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人们认清了美式资本主义存在的弊病，但这并不反衬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胜利，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并不完美，同样存在自身无法摆脱的缺陷。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未能解决好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破解“大政府”必然招致“小市场”和“低利润”的宿命。在存在过多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效率的发挥必然受到约束，资本利润率必然不高。二是未能解决好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实行近半个世纪的西方福利制度在令人羡慕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淡化了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意识，陷入福利国家的困境：公共开支和福利开支不断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停滞，就业形势严峻，社会竞争力下降；老年人口和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养老、失业、医疗保障体制不堪重负，社会保障体制难以为继。在不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改变财产所有权结构的情况下实行以财政赤字为资金来源的福利政策，无法走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来回摆动的怪圈。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工人运动的大规模集中爆发，使得这种左右摇摆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发端于美国却硬着陆于欧洲的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几近摧毁欧盟的金融体系并严重损害其实体经济，也进一步暴露了欧洲经济发展模式隐藏的深层次矛盾，如金融市场不够灵活、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力较为薄弱等。
第三，当下的金融危机导致欧美国家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道德和信心危机，人们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严重质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德国经济专家马尔特•菲舍尔认为：“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动摇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自愈能力的信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疑问：他们是否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伊基•津盖尔斯特别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性质及美国政府的对策逐渐破坏了美国公众对于“民主资本主义”公平、正义与合法性的认识。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客也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他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在经济衰退情况下，欧美国家极端思潮泛滥，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族群对立和冲突加剧，弱势群体前途无望，社会安全与稳定威胁增加。在野党借机煽动民众上街，向执政党发难，扩大自身影响。一些国家因政治危机导致政府更迭，从而进一步加重社会危机。
继2008年12月希腊爆发大规模社会骚乱后，2009年1月法国爆发了250万人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全国性罢工，此后，各种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连绵不断。2009年1月，冰岛政府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金融危机而倒台的政府。而在美国宪法日的9月17日，在华尔街金融区，示威者抗议华尔街的贪婪、指责政府为救助金融机构而使多数人陷入经济困境“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式开始。目前，这场声称代表“99%”美国普通民众的运动已经显现燎原之势，抗议浪潮迅速蔓延到50多个大城市和上百个小城市，打破了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广泛群众性运动的历史。1%被认为是华尔街的大银行及其高管和其背后掌握金融资本的资本金及其政府里面的代理人，资本家运用金钱资助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政治代理人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为金融资本家在内的资本及其占有者服务。因此，运动的口号之一便是促使金钱和政治分离，表达了对华尔街和金钱政治的不满，反对贫富分化、反对社会不公、要求政府约束大公司行为、维护劳工和中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其重要诉求，也是其阶级意识的觉醒。
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粉碎了某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永远不朽的神话。金融危机表明，资本自我调控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已发展到进退维谷的地步。弗朗索瓦•沙奈、保尔•库格曼等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是建立了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其本质特征是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其统治世界和国际盘剥的增强，依靠这种金融霸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金元帝国美国无偿地占有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这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寄生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企图采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国际调节等种种办法来克服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未消除，反而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而愈加严重。①这次金融危机同资本主义世界历次危机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趋势的阶段性反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以新的更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更深的层次加剧并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展开。
当然，国际金融危机不是标志资本主义彻底灭亡的最终的根本性变化，而是一种强化新的历史趋势的“预示”意义上的方向性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历史上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形态，当然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经过这样的危机不会一下子倒下去，这次金融危机尽管给美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依然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和左右其他国家的安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美国依然在高技术、高利润制造业中保持优势，这使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上游主导地位。美元仍将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之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主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和信贷发放。美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依旧出众，以美国模式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矛盾的每一次激化都孕育着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即通过变革，渐进消解矛盾，使资本主义跃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危机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变革的契机，除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变革已经无法进行，资本主义是不会在矛盾中归于灭亡的。此次金融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危机，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危机。如果仅凭这次危机就断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那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金融危机很可能预示着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到来。至于这个新阶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需要我们继续观察、研究。
二、金融危机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喜忧参半，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再次证明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有效性，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左翼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良机。
第一，金融危机给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左翼力量的大发展提供了契机。经济危机再度引发了全世界对马克思的兴趣，其著作越来越受欢池《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西方一些政治领导精英觉得“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那么坏”。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还让人给他拍摄了一张翻阅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照片。罗马教皇也赞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绝佳的分析技巧”。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原因何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及国际关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复苏或许是目前这场危机的一个必然结果’，“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破产”。利奥•巴尼奇则认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认识工具，人们可以用它来理解当前金融危机导致的混乱局面，正如他所说：“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在由竞争的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组成的世界里，他所称的‘矛盾’是固有的。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认为，全球金融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等预言，“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虽然“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已经快过去20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抨击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某些批评言论在150年之后……仍然不绝于耳”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西方多少读过一点马克思著作的人无不因为这场金融危机验证了马克思的许多预见和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洞察力而对马克思表示钦佩。《纽约客》经济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说道：“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马克思传》和《〈资本论〉解析》的作者英国作家F•惠恩也表示相信“马克思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则立足于劳动人民的利益，通过世界代表大会的形式多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制定了得力而有效的斗争措施。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认为，虽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尽管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美国左翼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由于麦卡锡主义、冷战思维、拒绝革新等原因，左翼力量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边缘地带”不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决策者，不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也无法像其他国家的许多左翼政党那样发挥作甩“它不是主角，它不能主导美国的政治方向”但是，他相信，在这场金融危机面前，“过去不会重演。在新的政治图景中，左翼力量有机会从美国政治的边缘步入主流，从而有机会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中获得话语权；有机会调动和影响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行为”。
从2008年底至今，西方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试图摆脱苏东剧变以来的低迷状态。表现最为抢眼的是希腊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希腊政府为获取欧元区和IMF的救助，提出了以削减公务员工资、增税和未来三年削减财政预算300万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从而遭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希腊共产党不仅在议会中领导反对党试图否决这一法案，而且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动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政策要点主要是维护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故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此外，希腊共产党多年来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自1998年以后先后八次主办了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2009年11月，来自48个国家的57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十^一次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这次会议延续了2008年巴西圣保罗会议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关注，将主题定为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工人和人民的斗争、替代方案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通过了《新德里宣言》。这一宣言和《圣保罗宣言》集中表达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工人政党和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2010年12月，第十二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南非茨瓦尼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茨瓦尼宣言》，对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和共产党在今天的历史任务进行了深刻剖析，呼吁所有社会团体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并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未来的唯一选择。日本共产党在危机后表现最为突出。尤其是2008年2月，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在国会公开质疑自民党政府的就业政策的讲话，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网上点击率超过15万次。目前，日共党员增长速度很快，在一年之内新党员人数增加了10万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党员。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独特现象的拉美左翼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也发展势头不减，自2000年以来，拉美形成左翼执政浪潮。左派执政后，委内瑞拉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巴西提出“劳工社会主义”智利、乌拉圭遵循社会民主主义。其中，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得到了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的附议和支持。‘21世纪社会主义”公开宣称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美，是拉美激进的民众主义左翼的旗帜。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拉美左派主导的“世界社会论坛”也走出了前几年的困难局面，于2009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贝伦大会。贝伦大会发布的《贝伦宣言》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要求一个一般地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修复性的调节机制，而是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替代方案，即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它呼吁建立一个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宗法统治、尊重地球母亲的社会主义替代制度。
第二，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低潮。社会主义运动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现在在资本主义世界缺乏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目前很多客观条件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新振兴，社会主义运动在前些年受到重大挫折后现在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但是，在主观条件方面，无论在思想理论还是在组织上，现在都还是欠缺的，没有准备好。现在西方社会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是存在的，但是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新组合起来。如金融危机后，法国等地发生过大大小小多次工人抗议运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政党并无意进行有组织有意识的引导，这些运动只能作为孤立的事件昙花一现。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是否已经走出低谷的问题上，我们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这不仅因为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在当下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并未成为主流，甚至没有完全摆脱生存危机。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提出“雄心勃勃要实现变革的观点’，“未能缔造出超越社会一民主党派的党派和社会运动”。尽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在不断变化，但尚未看到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积累。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众虽然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调和性的危害，但并不一定就会支持社会主义运动，要让人民从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阶段性地开展工作，提升民众的斗争觉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党，西方国家共产党一方面需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保持阶级特性，另一方面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上努力创新。同时，还要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在国内吸引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国际层面与生态、民权等进步社会运动结盟，以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另一表现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并没有出现人们希望的作为左翼主流的社会民主党的复兴，相反，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本营西欧却出现了新一轮的右翼执政浪潮。以2010年布朗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黯然下台为标志，社会民主党主政欧洲的局面已经彻底让位于“右派欧洲”。萨科齐、默克尔、卡梅伦等中右翼领袖主政西欧大国。除爱尔兰、葡萄牙和丹麦等少数欧洲国家之外，各国社会民主党已在新一轮选举中全面落败。尤其是2009年6月欧盟议会选举，被视为“欧盟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次右翼回潮”。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系统地反思和总结其衰退的教训，对社会民主党进行结构改革，重新塑造其理论和组织基础，才能在新形势下赢得选民的信任，开辟未来的发展道路。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金融危机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金融危机使世界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世界人民意识到社会主义才是世界发展的方向，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优势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重视，其自身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政府能够迅速调集各种资源应对危机，快速及时地作出反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迅速推出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以及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推进制度创新等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而且为中国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虽然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样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危害并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一枝独秀，不仅实现了预定的稳定发展目标，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依然保持较高增速，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效。这与西方国家经济的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断言“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2009年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也不得不承认：“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人们在质疑“美国模式”优越性的同时，对于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中国模式”则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这位被称为拥有“魔力水晶球”的预言家看来，
‘‘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更是自不待言。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出现为它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值得它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中国模式同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比，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国正面临巨大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抛弃美国模式，转而向中国模式学习。有学者认为“中国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垄断树立了榜样”。
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如何把应对危机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是一个挑战。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也遵循着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存在经济危机问题，这就需要利用自身优势寻找应对危机的出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还存在不少问题，盲目乐观是不合时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前景有两方面的隐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发展时间还不长，作为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同样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还相当多，特别是诸多社会问题还远未解决，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此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这就使得中国未来的发展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变数，这也难免会让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喜忧参半。
四、金融危机使国际格局和两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制国家和平共处、竞争合作的局面仍将继续维持
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格局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多极化这一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世界发展趋势变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强”格局日益呈现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国际力量对比的突出变化上。从全球范围内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两大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在经济上，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缩水3.4%，西方七国占全球GDP总值的比重或降至50%以下，外汇储备不到世界的15%。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新兴经济体保持了1.7%的正增长，其中号称“金砖四国”的中、俄、印、巴（BRICS)和‘‘展望五国”（VISTV)这九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在全球所占比重从2008年的15.7%升至18%以上；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56%。在政治上，西方国家的主导权受到冲击，它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减排温室气体、解决朝核伊核等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话语垄断权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对新兴大国的倚重明显加大。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加强合作，整体崛起态势更加突出，扩大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在发展模式上，中国等新兴大国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和稳健高效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尤其是美英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广受质疑，加上其内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力量上升，发达国家长期自我塑造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倡导者推动者的正面形象及其道义优势遭到削弱。尤其是海外“道德”形象急速下滑，合法性严重不足。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表明美国不能在政治上控制世界。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美国也不能在经济上控制世界。没有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参与配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无法整合当今世界事务。2009年4月召开的G20峰会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加强金融监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虽然没有对新规则的建立作出具体的安排，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金融秩序重新构建中的博弈已经开始。新兴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国际话语权的诉求也将越来越强烈，以往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2009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上，领导人声明“授予G20为我们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主角和主要机制。西方虽然在现有国际结构中仍具有中心地位，但国际权力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转移。
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格局看，社会主义中国国际地位上升，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则出现了相对衰落。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力量结构、国际权威和全球影响上都遭到明显削弱。在力量结构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失业率居高不下。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乏力期，在发展态势、增长潜力和国际贡献等指标上都表现逊色：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了一半左右，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未来十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高达约9.05万亿美元。而当前国债规模已达12万亿美元。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已跌出世界前三强，陷入金融危机，实力下降，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所后移，欧洲人在大型国际机构中占据的优势席位将被转给新兴大国。日本难以摆脱经济衰退，其发展战略有目标无对策，也难以摆脱国内乱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在金融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改变。在军事领域虽然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显著优势，但它们通过武力手段来实现其意志的能力严重下降，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即是有力佐证。在国际权威上，美国的单边行为和霸道逻辑遭遇到强烈反抗；在对外事务中的两面派做法和奉行双重标准凸显其极端虚伪的恶劣本质，导致其软实力出现下滑；一意孤行和不切实际地推广民主造成了众多后发国家的治理困境和人道主义灾难，其国际形象和道德权威受损严重。在全球影响上，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秩序和规则上具有垄断性地位，但无论处理传统的大国关系和国际安全，还是功能性的非传统议题，其国际动员能力都受到很大限制。
而社会主义中国以其发展模式、综合实力和东方文化背景，展示了全方位的崛起，国际地位快速跃升，“G2”进入国际话语系统。中国应对金融经济危机彰显中国发展的累积效应，在世界经济衰退大背景下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可能达到50%，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继续独占鳌头。在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中国模式彰显吸引力，国际话语权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在金融危机应对上提出合作共赢、共克时艰的理念，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提出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的主张，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等，都赢得比较普遍的认同、支持和赞誉，政治上的影响力、形象上的亲和力、道义上的感召力都明显提升。可见，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崛起态势进一步明朗化。基于中国的洲级大国规模、巨大能量和文化特性，中国的崛起不仅将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战略格局走向，更塑造着人类对社会发展模式和现代性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必然导致巨大的外部压力。随着世界的目光进一步聚焦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对华仍抱有冷战思维，对中国快速崛起很不适应，对中国的担忧也相应加重，包括：担心中国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可和借鉴，中国搞模式输出；担心中国外贸出口恢复，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境外资源能源采购增加，乃至整个经济扩张加快；担心中国军事现代化步伐加快而又“缺少透明度”。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期待也明显上升，认为中国应该在几乎所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都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却不愿意相应地赋予中国更多的权利，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加紧谋划和调整相关战略与政策，借助倚重和戒备防范两种力度都在加大。中国面对地位被过度拔高、影响被过度渲染、作用被过度夸大、责任被过度加重的形势，如应对不当将可能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风险。
综上所述，此次经济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实力、综合国力依然强大，其创新力和竞争力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并利用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握有国际体系权力、国际议程及议题创制权和行动力。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和守势，虽然中国未来十年实力上升的幅度会大大超过美国，会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双方之间的对称性和平等性日趋明显，但在经济质量、科技、教育、军力、文化、社会发展及国际领导力诸方面仍会存在较大差距。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依存关系进一步深化，中美双方将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协调好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在各种全球治理问题上全面合作。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不同，两制国家时而会突出合作面、时而会增加竞争点，而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双赢的，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双方互动彼此牵制日益突出。这些都体现了其合作的复杂性和竞争的激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