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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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后，共同奉献给工人阶级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这部著作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尤其是对其中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缺乏专门的研究。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进行了阐述，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不仅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而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力量等思想，从而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理论变为现实奠定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神圣家族》可以被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正如列宁所说，“《神圣家族》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因而不了解这部著作就不可能明确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唯物史观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法国唯物主义批判的历史与法国唯物主义世俗的群众的历史的区别，并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之所以产生，“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1]（P327）也就是说，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是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反对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马克思这里所主张的唯物主义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而是人道的唯物主义，对于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1]（P327）
接着，马克思分析了法国唯物主义发展的两个主要派别，并说明了哲学的历史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他直接汇入了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1]（P327～328）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笛卡儿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即形而上学，受到了来自唯物主义方面的批判。其中有17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唯物论哲学家伽桑狄和著名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起源于洛克的法国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唯物主义学说中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洛克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所继承和发展。
总之，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理论来源：来自笛卡儿的这一派发展成为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并在发展中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自然科学家，其中拉美特利是其典型代表。来源于洛克的唯物主义的感觉论的这一派，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生活，解释社会生活现象，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理论，这一派“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P334）它的代表人物是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当然，这两派的发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日益结合在一起的。
在此基础上马恩从理论上论证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系，阐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他们指出，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1]（P334～335）
进而，马恩从历史层面分析了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唯物主义的密切联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平等派的杰出领袖、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之所以能够提出铲除私有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平等共和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就在于他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还摘录了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的著作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段落，以便证明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19世纪英国、法国的共产主义之间密切关联。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到：“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陋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论构建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论证了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回到法国，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依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1]（P335） 通过上述论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之上的，从而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现共产主义找到了理论支撑。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批判的精神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首要问题就是要让群众得到解放，而群众的解放必须从变革现实的物质条件中得到实现。马克思说：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仅仅为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啊！[1]（P297）
而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则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自我意识视为万物的本原，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因而工人只要在观念中获得了解放，他们也就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在他们看来，现实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等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因此，他们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他们还认为只要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作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由于这种“精神”的社会主义把现实只看作一些范畴，它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精神的辩证思维过程，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变革社会的真正力量了。
对青年黑格尔派上述有关未来社会发展的错误言行，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些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大脑活动。”[1]（P293）马克思指出，事实恰恰相反，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成立了各种联合会，在这些联合会中，工人们彼此谈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此外，在这些联合会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非常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为人。
此外，马克思还侧重从异化的角度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在群众以外的进步之敌恰恰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和自我外化的产物。所以，群众用反对他们的自轻自贱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自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方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热忱一样。但是，因为群众必须同时以外在的方式同它们进行斗争，群众决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产物仅仅看作观念的幻影，看作自我意识的简单外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外化。”[2]（P288）
马克思恩格斯坚信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对立面，而是历史前提的创造者。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还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P67）这些论述更加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前提的创造者，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创造者的理解没有局限在物质生产领域、精神生产领域，并且在政治生活领域里同样发生作用。针对鲍威尔把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唤起了群众的关怀和热情这种荒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说这场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它之所以不合适宜，是以为它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那样一种群众生活条件的范围内，而那种群众仅仅是由少数人组成的、不是把全体居民包括在内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这场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并不是因为群众对革命“怀有热情”和表示“关注”，而是因为人数众多的、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那部分群众认为，在革命的原则中并没有体现他们的现实利益，并没有体现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包含一种“思想”，也就是仅仅包含一个激起暂时热情和掀起表面风潮的对象罢了。[1]（P287）当然，革命要获得成功，还必须使革命的原则和群众的利益相符合，法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他们顾及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才能“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1]（P287）
通过上述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批判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而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则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是群众的社会主义、世俗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群众性的事业，它的实现是群众的历史活动，而批判的社会主义则是幻想的、少数英雄人物的历史活动，这就为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找到了力量之源。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相适应的，是广大群众的运动，而过去的历史发展是与这个运动相对立的。人们只有了解英法两国工人的钻研精神、求知欲望、道德毅力和对自己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能想象这个运动的合乎人道的崇高境界。”[1]（P290）可见，共产主义的实现基础是广大群众的实践活动。 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真正的群众的实践运动。正如他们在评论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时所指出的那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化的东西，这种批判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现实的人的活动，这些个人作为人也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是实践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他们提出了实践的、明确的实际措施，在这里他们不仅思考，并且更多的是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衰败’原因的认识。”[1]（P355）
三、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在自身的运动中将自己引向灭亡，从而论证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他们指出，由于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势必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而陷于灭亡。他们说：“把私有财产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国民经济学，不断地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从合乎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宗教观念，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国民经济学中，工资最初表现为产品中劳动应得的那个合乎比例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仿佛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工资的数额最初是通过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让资本家去确定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1]（P256～257）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财富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问题在于它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只说明它们是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自由财产。” “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 因此，在这种对立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1]（P260～261）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得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自身的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结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了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与信心。
马克思还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同地位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体现。“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的状况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地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1]（P261）这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造成的伤害不断出现，无产阶级自己必须起来抗争。
无产阶级的这种受伤害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马克思说：“事实恰好相反。由于在已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1]（P261～262）就是说，无产阶级非人的地位迫使无产阶级必须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承担起消灭私有制、扬弃人的异化、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确，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时，无论如何决不会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到那时，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会消失。”[1]（P261）
当然，马克思此时的论述中，用资本主义制度违反人性来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反映了其理论自身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思想的印记，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在。但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的矛盾论证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来论证无产阶级自己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进而指出埋葬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些思想的历史作用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是以往任何阶级的思想家所不可比拟的。
在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神圣家族》所阐明的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仍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是当代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们为我们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与决心提供了牢固的支撑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运动和对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改造不仅没有日薄西山，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这一运动将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希望的那样以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为归宿，而将以实实在在的实践为归宿，这种实实在在的实践决不会为批判的那种绝对的范畴耗时费力。”[1]（P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