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背景
中国已经实现了低生育水平，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会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恐怕最显著的人口现象当属在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规模巨大和迅速老龄化。根据预测（李建民、原新、王金营，2000)，中国人口规模还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再增长近3亿人，到2045年前后经过零人口增长点，达到峰值15.34亿。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从目前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6.96%,快速增加到20%以上。
但是，由于城乡人口发展的轨迹差距颇大，城乡人口问题的表征迥异。一方面，因为城市开始计划生育时间早，生育政策相对严厉，率先完成了人口转变，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例如上海的户籍人口早在90年代中期就经过了零人口增长点，进入了负增长阶段;北京和天津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已经降到1上下，自然增长人口数逐年递减，将分别在未来的20年内达到零人口增长点;而农村人口则会持续增加到21世纪中叶以后。另一方面，虽然城市每年有严格的增容指标，限制了人口的迁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涌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日增，其中很多已经长期居住在城市，成为事实上的迁移人口。
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会产生诸如总人口规模削减，老龄化加剧，供养比减小，劳动力人口不足和老化等一系列低生育水平人口“综合症”，这已经被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历史所验证。
为了阐述和解决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国家的人口问题，联合国提出了替代迁移(replacementmigration)的概念，其原意是指“能够抵消总人口减少，劳动力减少以及减缓老龄化进程的那部分人口迁移”（UNPD，2000)所谓替代就是用迁移人口替补由于低生育率而减少的那部分人口。在21世纪，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的发达国家的人口将显著的缩减和老龄化，但并没有迹象表明其生育率可以回升到更替水平，替代迁移将是发达国家补充人口数量特别是劳动力数量和缓解老龄化程度的有效途径。
中国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已经在低生育水平的道路上行走了一段时期，而且其人口转变具有“速成’的特点，城市人口会不会在现代化程度尚不高的背景下，超前患上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人口“富贵病’？利用迁移人口的替代效用能否缓解或避免低生育水平人口“综合症”的出现？正是我们要研究的焦点。
2.原理与方法
替代迁移研究方法的视角，是在未来人口自然变动趋势确定的基础上，在不同的人口发展目标下，推演迁移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对总人口、劳动力人口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所能发挥的替代作用。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生育率的转变长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即使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也几乎没有回升的迹象。要想使生育率降低，可以有许多有效的手段和技术，但是要想在低生育率前提下，提高生育水平，几乎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必然使人口增长率逐渐从正增长（出生多于死亡)转向负增长(死亡多于出生）其转折点是零人口增长点(pointofzeiopopulationgrowth)这是人口增长发生质变的关键点，这之前，人口数量是不断增加的;在这一点，总人口达到峰值;此后，人口规模开始缩减。如果生育率不能恢复并保持在更替水平，单靠自然增长，人口将永远不会实现零增长(zeropopulationgrowth)状态，即静止人口（stationarypopulation)状态。所以，对于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如果要想实现静止人口，或者超越人口自然变动调节范围的某种人口状态，就必须(只能)借助于人口迁移的力量，这正是替代迁移研究的基本原理。
在替代迁移的研究中，我们主要米用最终静止人口模型方法(ultimatestationarymodel)其基本思路是:首先，确定被分析地区基础年的人口年龄与性别模式;其次，根据人口发展趋势和理想的人口发展目标，设定一个最终的人口数量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其一，假设封闭人口，不存在迁移人口，只是不断的调整生育率水平，靠人口的自然变动，逐渐达到目标人口数量;其二，生育率模式和人口迁移模式同时变动，以实现人口目标;其三，在固定的生育率变动模式假设下，通过调整人口的迁移来实现目标人口。显然，第一条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对任何一个城市而言，没有人口的迁移，或者随意提高人口的生育水平，都是不可思议的；第二条路的想法最贴近现实，但是由于未来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很难准确把握未来各种人口变量的确切轨迹，而各种变量的灵活性太大，反而不容易反映人口的变化轨迹，同时又增加了运算的复杂性和难度;实际上，第三条路是第二途径的特殊形态，即先相对固定生育率变化的动态过程，然后单一调整迁移人口来实现人口目标。
在具体操作中，需要构建四个基本方案：
方案一，基础年确定后，设定未来的生育模式和死亡模式，在假设没有迁移人口的条件下，预测人口总量的未来变动轨迹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同时，确定未来总人口经过零人口增长点的时间和人口峰值。
方案二，在与方案一相同的生育模式和死亡模式假设条件下，推算在实现零人口增长点以后，如果保持峰值人口规模(peakofpopulationsize),即保持静止人口状态，净迁入人口对总人口的替代效应。
方案三，在与方案一相同的生育模式和死亡模式假设条件下，推算在劳动年龄人口（5~64岁)规模达到最大值那一年以后，如果想维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最大每年需要净迁入的人口数量，即迁移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替代效应。
方案四，在与方案一相同的生育模式和死亡模式假设条件下，推算保持潜在供养比最大值每年需要净迁入的人口数量，实际上是迁移人口对老龄化的替代效应。
对上述四种方案的预测结果进行综合比较，结合人口现状和未来人口自然变动的可能性以及社会经济条件，选择最合适的方案，合理规划未来人口的发展道路。
3.天津市的实证研究
3.1基础人口
天津是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一，2000年常住人口为960万人饱括户籍人口、净迁入人口和常住流动人口)我们以户籍统计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为基础，参考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净迁入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和抽样调查的流动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分别推算出当年净迁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与户籍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组合，得到2000年天津常住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见图1)，并以此作为预测基础年的基本人口，推算四种方案下未来60年(2000~2060年)的人口变动。
虽然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是两个概念，但为了简化运算程序，我们所研究的替代迁移人口包含了净迁移人口和常住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两类，未作严格区分。
3.2 预测的条件假设
3.2.1生育率与生育模式假设:2000年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224，未来生育水平的假设应该至少考虑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的政策性生育120率、政策调整(独生子女婚配可以生育2胎）100后‘自然调节”的生育率潜在增加值和政策外生育率等三个因素，综合这些要素的可能性变化，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一条逐步|上升的曲线。假设总和生育率在2000~2004年为1.21，2005~2009年为1.35，2010~2014年为1.60，2015~2019年为1.71，2020年以后维持1.70;生育模式采用目前的分年龄别生育率模式(见图2)。
3.2.2死亡率与死亡模式假设:用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指标反映死亡率水平，目前的男性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204岁，女性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56岁，利用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经验值并结合中国城市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经验值的修正，预计2060年男、女性的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79.28岁和83.01岁；死亡模式则采用联合国远东模式和Gompertz模式进行模拟。
3.2.3迀移人口假设:采用联合国的迀移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见图3)迁移人口的生育与死亡
模式采用与上述非迁移人口相同的假设，即迁入人口在迁入城市以后就按城市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模式生育后代。
3.3预测的主要结果
四种方案的主要预测结果分别概括反映在表1、表2、图4和图5中。
⑴方案一
按方案一预测，如果从2000年起不再有迁移和流动人口，天津人口规模将从目前的960万人缓慢增加，2020年达到峰值991万人，然后开始缩减，2060年降到只有746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将从目前的700万人增加到2010年达到最大值734万人，
然后开始减少，2060年仅有388万人，比峰值时缩减近一半。由于天津已经在90年代实现了老年型人口，总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持续上升，所以，整个预测周期内潜在供养比一直处于下降通道，预测基础年的潜在供养比最高，为8.25，也就是说，每100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对应825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2060年降至1.73，即每100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对应173个劳动年龄人口，显然，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负担呈逐渐加重态势;与此同时，老龄化水平迅速上升，从2000年的8.84%猛增到2060年的31.99%增加了26倍。
⑵方案二
方案二是在假设没有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条件下，当人口经过零增长点达到最大规模以后，调整每年的迁移人口数量，保证总人口在峰值991万上实现静止，直到预测期末。由于人口的自然变动处在下降状态，所以要想维持峰值人口，每年需要净迁入的人口不断增加，从每年5000人增加到14000人，2020~2060年累计净迁入46.65万人，占总人口的4.71%,平均每年迁入11663人;若迁入人口按天津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生育后代，净迁入人口和他们的后代累计为245.19万人，占总人口的24.73%。劳动年龄人口受迁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影响而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700万扩大到2060年的1675万，增加了1.4倍。潜在供养比依然是下降趋势，降幅比方案一明显缩小，2060年为236;相应的老龄化水平在预测期末比方案一下降了6.29个百分点，为25.70%。
(3) 方案三
按方案一的预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在2010年达到峰值734万人，利用迁移人口调节，
使劳动年龄人口始终保持在峰值水平，需要净迁入的人口明显增多，2010~2060年净迁入人口和他们的后代累计分别为90.84万人和473.70万人，分别占2060年总人口的7.64%和39.83%,平均每年需要净迁入18168人。因为净迁移人口增加，预测的总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20年超过1000万，2060年达到1189万；潜在供养比与方案二差距不大，2060年为246;老龄化水平进aA步降低c预测期末为c25。.6%。
表1四种方案预测的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潜在供养比的比较
⑷方案四
预测基础年的潜在供养比最高，为8.25，若要保持这个值，需要净迁入的人口规模相当庞大，
2000~2060年期间累计净迁入人口为3545万人，平均每年净迁入59.08万人，累计净迁入人口占2060年总人口的18.87%；净迁入人口和其后代累计将达到1.80亿，占预测期末总人口的96.06%，换言之，如果要维持潜在供养比最大值就必须迁入大量的人口，而且60年后，每100个天津人中，就有96人是迁移人口 图4天津不同方案预测的人口老龄化比较和他们的后代。按方案四，总人口将快速增加，2050年超过1亿，2060年高达1.88亿;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675万人;当然，老龄化水平一直徘徊在8~9%的低水平。
表2不同方案下的净迁移人口总量和年均迁移人口规模四个方案所形成的年龄结构具有显著差异(见图5)方案一经过长期低生育率自然调节，人口总量缩减，年龄结构逐步过渡到比较典型的上宽下窄，属于老龄化严重的减缩性年龄结构;因为迁入人口的年龄明显的偏重于劳动年龄人口，所以，方案二和方案三受迁入人口的影响，年龄结构呈现典型的“鼓”型，属于稳定型人口；因为方案四的目标是为了弱化老龄化程度，大量迁入人口几乎完全抹杀了非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总人口年龄结构与迁入人口年龄结构基本相同，为典型的“纺锤型”，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对优势。
综合比较上述四个方案，方案一和方案四是两个极端，作为天津这样一个定位在开放性国际大都市的沿海城市，拒绝迁移和流动人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相反的，如果仅仅为了削弱老龄化的程度，减轻老年抚养比(或维持较高潜在供养比）而一味的放任人口迁入和流入，总人口的数量将超过亿万，不仅人口成本和其他社会经济成本太大，而且天津也不可能容纳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数量。相对而言，保持总人口峰值和劳动年龄人口峰值需要迁入的人口数量比较适度，而且既能保证劳动腳供给量,又能适当的降低老龄化水平,保持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我们认为是符合实际的方案。同时，从天津‘十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要把常住总人口控制在1020万(2005年）以内和1080万(2010年）的人口目标相比，方案二和方案三的预测结果，都在人口发展目标范围内。
4.结论
在未来20年内，天津市的总人口将达到峰值，并开始减少，尽管伴随生育政策的自然调整，生育率有可能略微回升，但是不会达到更替水平，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将是必然趋势。如果人口按此发展，又缺少迁移或流动人口的补充，人口总量的持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迅猛上升将是必然结果。
长期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快速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和老化，同时降低潜在供养比，社会经济系统赡养老年人的负担加重。为了缓解这个矛盾，适度规模的替代迁移人口是调整天津市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所必需的。
根据我们设计的预测方案，在没有迁移人口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下跌速度快于总人口的下降速度。虽然补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所需的替代迁移人口数量要比补充总人口数量减少所需的替代迁移人口数量要大，但是相对于城市人口发展规划、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和人口政策，我们认为方案二和方案三的结果是可取的。单纯为了减缓老龄化进程而需要迁入的人口数量巨大，成本太高，方案四不可取。
由于潜在供养比持续下跌，而维持较高水平潜在供养比所需的净迁移人口量奇大无比，不切实际，由此，未来可能需要考虑提高退休年龄以减缓潜在供养比过速降低的可能性。当然，退休金制度及老年人口健康照护体制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政策，诸如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雇主和劳工在退休基金中所应征收金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