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民族生态环境之研究

　　宁州土司辖区山深林密，移民开发向来极少，生物多样性特点极为凸显，“老象山……旧多树木，自古未施斧斤，毒虫猛兽蛰伏其中，莫敢跻其巅者……大黑山西北为红石岩……夏秋之际天晴乍雨，则有戾气散步山水间，若紫霓，若赤霞，时时作香稻气，中之即病，土人谓为瘴”。b11民国《宁县志·山川》，1913年传抄本。弥勒州的自然生态环境长期未深入开发，明中叶时的“山城樵子自辛勤，伐木丁丁巧运斤。险路直穿虎豹窟，彝歌常伴鹿麋群”的景象长期未有大的变化。b12清·吴永绪纂修：康熙《弥勒州志》卷三《地理志·山川》，传抄北京图书馆藏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抄本。
　　楚雄地属哀牢山区，金沙江从中经过，很多人烟稀少、生态环境开发较少、气候炎热湿润的土司辖区，不仅是毒蛇、蚂蟥、蚊虫、巨蛤等致瘴动物生活的空间，也是动植物腐败散发毒素的区域，瘴气活动的记载就出现在不同史籍中，如八哨、马龙河、永盛江等地的瘴气直至清末宣统年间都还存在，“楚邑少旷野平原……八哨则近大江，多烟瘴，不宜晚谷。与景东、崿嘉相似”。b13b13清·苏鸣鹤修、陈璜纂：嘉庆《楚雄县志》卷一《天文志·气候》，传抄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嘉庆廿三年刻本。又载，“惟八哨之高山深谷，经秋略凉，若马龙河、永盛江边一带，冬春又微有烟瘴”。①清·崇谦等修、沈宗舜等纂：宣统《楚雄府志》卷一《天文·气候》，传抄清宣统二年（1910年）稿本；清·刘慰三：《滇南志略》卷三《楚雄府·楚雄县》（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稿本）所记亦同：“地少旷野平原，亦无巨泽大津，气候视会城、大理较暖……八哨则近大江，多烟瘴。”气候炎热的元谋县也是土司统治区，自然生态非常原初，瘴气长期存在，“元谋为滇省边陲，其地多燥，其气甚炎，且在万山丛中”，②王弘任：《元谋县义学碑记》，清·莫顺鼐修、彭雪曾纂、王弘任增修：康熙《元谋县志》卷四《艺文志·记》，晒蓝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增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本。许多地区树木阴翳、云雾不开，出元谋县九十里至马鞍山沿途就布满了瘴气。师范《滇系》记：“逾马鞍山西九亭达元谋县，历黑箐哨，阴翳多瘴。”生物多样性特点极为突出，“出箐至八蜡哨、乾海子，林杉深密，猴猱扳援不畏人，崇山复岭，时有积雪，甚寒冽。下马头山始平衍，气始炎，树多木棉，其高干云。有金刚鑚树，碧干猬刺，浆杀人，土人密种以当篱落。”③道光《云南通志》卷四十一《建置志四之二·邮传下·邮程》。“东山为邑巨镇，在城东北五十里……夕阳西下，暮霭杂生，林木苍黄，紫翠点红，殷然如血……次早则晓气迷冥，雾锁岭隈，烟飞殿角”，又有“午茶山……树木阴翳，云雾不开，灵泽所钟”④乾隆《华竹新编》（《元谋县志》）卷三《名胜志·山》，传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之记载。通过以上引文不难看出，凡土司长期统治的地区延至民国时代，其生态环境仍然较多保持着原生状态，外来开发方式的干扰仍然不明显。
　　总之，边疆及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设立，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区域地理、生态环境的险恶及原始，对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统治造成阻碍，这才有必要推行土司制度。但土司制度的实施及这种制度本身所有的特点，又使得大部分土司区没有卷入内地化的洪流中，其生态环境长期保持了原始的状貌及自然发展、演替的态势，生物多样性特点也由此保留了下来，故土司制度又为边疆、民族地区良好生态环境及多样性生物的自然生存与繁衍建立了屏障。在这里，特殊的政治制度与环境成为了一对和谐的伙伴。
　　三、土司制度下良好生态环境持续演进的原因
　　由于政治制度承担着的政治使命及其履行守土安民的统治职责，而使个人或集团、群体的利益在合法的外衣下最大化，于是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利益诉求合法化、利益驱动最大化的保障。而利益目标的完成及达到，又必须在一定生态环境中进行、也会因此造成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危害，于是就出现了人们熟知的需求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乃至恶化的普实性命题。因此，制度在与生态环境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表现为冲突和对立关系。
　　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气候湿热，阻碍了元明清王朝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推行于与这些地区的企图，只能沿用以夷制夷的方略，即推行土司制度。但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性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虽然与内地的政治制度存在差异，但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实施后，与其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却没有因为利益的诉求成为对立的关系，反而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绝大部分土司区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反而保持着原有的运行态势，继续着其独立的生存、演进轨迹，创造了制度与环境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良好关系，使大部分土司辖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长期保持，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当代人深究和思考。
　　从环境史的视角出发，土司制度能够与原生生态环境形成共生及持续发展的密切关系，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土司制度的实施，使各民族土司在统辖区成为最高主宰，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和决策权，能够自主决定统辖区内的一切事务，其中当然包括对土地（含林地）的适度开垦、森林的独立管理权及使用权，这有利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有序利用。
　　中原内地的生态环境之所以在开发后不久很快遭到破坏，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下，对土地、林地、草地等自然资源区域毫无节制地索求，到清代雍正朝及乾隆朝时，土地开垦已经达到极致，在坝区已无可垦耕地的情况下，只能耕种在此前未引起注意的山头地角和水滨河畔的小块零星土地，即开垦开始向山区半山区推进，使零星土地也成为耕地垦辟的重点，并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垦殖。①《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记录了乾隆五年（1740）颁布的一条上谕：“向闻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内地各省似此未耕之土未成邱段者，亦颇有之，皆听其闲弃，殊为可惜。嗣后凡边省内地零星地土，可以开垦者，悉听本地民夷开垦……覆准云南所属山头地角尚无砂石夹杂，可以垦种，稍成片段在三亩以上者，照旱田例，上年之后，以下则升科；砂石硗确，不成片段，水耕火耨更易，无定瘠薄；地土虽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者，均永免升科；其水滨河尾田土，淹涸不常，与成熟旧田相连，人力可以种植，在二亩以上者，亦照水田例，六年之后，以下则起科；如不成片段奇零地土，以及虽成片段，地处低洼，淹涸不常，不能定其收成者，永免升科。”道光《云南通志稿》卷五十七《食货志二之二·田赋二》、光绪《云南通志》卷五十八《食货志二之二·田赋二·国朝二》（光绪廿年（1894）刻本）记录同。 这种政策虽然达到了增加土地面积、粮食产量及赋税收入、缓解新增人口对粮食需求压力等目的，但却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破坏后果。大量人口向天然地力较好的森林地进军，使垦荒、开荒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毁林行动。广西、贵州、云南的很多坝区尤其是内地化程度较深地区森林覆盖率的急剧下降就是一个突出的征兆。如民国《大关县志稿·气候》载：“惜乎山多田少，旷野萧条，加以承平日久，森林砍伐殆尽而童山濯濯。”民国《巧家县志·农政》亦载：“惜地方人民多不勤远到，未能推广种植，致野生林木亦将有砍伐日尽之虞。”自然植被的消失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农作物与天然植被是互相竞争土地的……人口增长后，就要增加耕地，垦殖的结果就会减少天然植被覆盖的面积。天然植被如森林及草原的合理并存，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协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过量铲除后就会导致生态恶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