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峻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环境治理模式应由过去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向“政府-社会合作型”转变，实现政府与社会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良性互动。作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农民，应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弥补国家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不足。
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汇地带的甘肃省，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甘肃全省情况来看，草原区的草场退化严重，荒漠化日趋加剧;河西地区，是全省乃至全国沙尘暴的发源地之一;陇南地区，地表的石质化严重，滑坡、山洪、泥石流常有发生。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甘肃农村及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1 甘肃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农民参与现状
1.1 农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积极性
20世纪70年代，美国法学家萨克斯提出了环境公共财产理论。萨克斯认为，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财产，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应摒弃过去认为的环境要素为自有财产或无主财产的传统观念，将其纳入到所有权客体范围之内，以法律形式予以保护。但是，从实际调查情况看，在甘肃农村，65%的村民都认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应该由政府来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不是属于哪一个农民单个所有。在这一思想下，当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加剧时，很少有农民群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家园环境以免遭破坏。过度的利用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占有、使用和支配自然资源，必然导致环境恶化，引发资源枯竭。
1.2 农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1968年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首先提出“公有地悲剧”理论模型。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使用权，但每个人也都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若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必然造成资源的枯竭，公地悲剧由此产生。当政府片面追求地方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保护时，或者政府放任企业追求经济效益而对环境进行破坏时，很多农民不但意识不到自己所拥有的环境权，更加意识不到自己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地位，往往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环境心态。同时，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看，许多农民往往只注重与自己有着紧密联系的环境利益，对于公共环境部分却采取“放任不管”的心态，即使农民感觉到政府及企业的经济行为触及到自己的环境利益时，考虑到个人成本与集体福利，他们也很少采用积极的措施去寻求保护。因此，公地悲剧的产生在于每个人都知道自然资源会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环境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
1.3 农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人人有在尊严和幸福的优良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这是对环境权的最早定义。环境权以环境为媒介，包括环境使用权、环境保护相邻权和环境人格权。它不仅仅在于维护人类生存，更在于实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据调查显示，在甘肃农村，75%左右的农民没有接受过环保知识、政策和法规的学习，环保意识十分淡薄，对环境危害认识不清。甚至一些村干部也认为，要提高农村的经济收益，污染或破坏自然环境是避免不了的。由于农民对自身拥有的环境权利无知、文化水平不高及法制观念的不足，当环境破坏事件发生时，许多农民要么迷茫，要么冲动行事，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拖延”，使得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愿望更加难以实现。
2 甘肃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农民参与障碍
2.1 环境知情权缺乏保障
环境知情权又称环境信息权，是民众依法享有获取、知悉环境信息的一种权利。它是社会成员参与环境决策，监督环境违法行为的重要前提。只有在及时、有效地获得真实的生态环境信息的前提下，社会公众才有可能及时参与相关生态环境保护，以避免事后不能有效地防止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窘境的发生。
我国立法对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没有专门的规定，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也只是在第31条规定，发生环境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之后，污染者负有信息通报义务。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定了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方法，对保护公众环境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主要适用于城市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对农村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却未予以规定。
同时，环境信息关乎人类的生存，在环境保护实践中认识环境和解决环境问题所必需的一种共享资源。除非侵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特定主体利益，原则上有公布义务的主体应及时公布环境信息，使公众知晓生存的环境状况。然而，我国在此方面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把应该归入公开范围的信息却归入了保密范围，导致环境知情权流于形式，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
2.2 环境参与权立法滞后
从我国现行的宪法来看，虽然有环境权的相关规定，但多为隐含性的规定，只能通过法条推测出环境权。由于宪法未明确规定环境权，使环境权仍然停留在应然权利的层面，当农民的环境权受到侵害时，难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以此同时，宪法中对环境权的规定多表现为国家的管理职能，并没有把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予以规定。
与国外的环境立法相比，我国的环境立法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环保的立法多是零散的、模糊的。现有的关于公众参与环保的规定并没有集中起来做专门的统一的规定，而是多散落在环境基本法和单行法中，难以形成合力。这些法令很少将公众参与环保作为公民一项权利进行规定，这就导致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中，由于农民没有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即便农民参与环保的机制健全，也无法顺利的参与环境保护。其次，对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中不乏公众参与环保的相关规定，但大多都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环保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应该有建设项目所在地居民的意见”，但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方式获取当地居民的意见没有明确说明。在农村环境保护实践中，往往因为方式、途径等不适当，导致农民难以参与环境评价。最后，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范围较窄。在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明确规定，只有“直接涉及公众环境利益”或者“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才能参与评价，这就直接缩小了公民参与环保的范围。在农村环境保护实践中，有些建设项目对农民环境利益的侵害是间接的，有些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虽不严重，但这些都会对环境和农民的环境利益造成损害，将这些排除在农民参与评价之外，极大地打击了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2.3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不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而产生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是保障公民环境参与权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固体和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律都没有关于环境权及其相关权利的专门性规定，这一立法空白直接导致了环境公益诉讼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当环境受到污染或环境公共利益遭到损害时，农民无法以环境权进行维权行动。同时，当污染环境的行为发生时，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因此，当农村生态环境遭到污染时，农民却没有资格为此提起诉讼。即便法院受理了农民的诉讼，如何分担维权成本又制约了农民个体生态维权。同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存在刚性不足问题。尽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含有一些公众参与权利遭受侵害的救济办法，就其性质而言，它属于部门规章，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这就导致了农民参与进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时无法成为司法救济的对象。
此外，检测和鉴定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与损害往往需要专业技术和装备，普通农民通常不具有这样的能力，更难以承受高额的取证费用。这就使举证难的问题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凸显，也降低环境公益诉讼实效性。
3 甘肃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农村参与路径提升
美国经济学家埃利诺·奥斯特罗姆在《集体行动如何可能?》一文中提出，在公共物品困境中，所有人都可以从公共物品的提供中获得利益—比如防治污染。但是，大家都发现单独提供太昂贵了，并且都希望由别人来提供公共物品而自己能够坐享其成。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这种均衡策略，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公共物品或者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将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参与提供公共物品，那么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看，无论是“利维坦”式政府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机制，都无法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仍然需要构建多元合作模式的环境治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境供给，以满足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
3.1 建立健全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3.1.1 强化公民环境参与权的立法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在立法上完善环境公民参与制度，已经成为世界环境保护发展的必然趋势，许多国家都将公民环境权确立为法定权利。不仅节约了环境管理成本，也为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已经成为迫切需要。我国应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为农民参与环境保护权益提供法理依据。
3.1.2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以公益性为特征，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新型环境诉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公众维护其自身环境权益实现的最终途径。它不仅可以弥补环境保护中存在的行政管理漏洞，还保障了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和公民诉讼权的实现。与传统的诉讼制度不同，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公益性和私益性特征，在法律体系中应保证其独立地位。
3.2 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为农民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行政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包括政务公开在内的多项公开制度，加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农民环境参与权的实现程度。为此，要不断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首先，要拓宽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除了行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外，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下理性的经济人，为了追逐高额的经济利润往往会损害生态环境，因此，应建立工业企业强制信息公开制度，尤其是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信息。其次，明确环境信息公开内容。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其他环境信息一律公开。对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应交由相关部门或机构认定，不能有涉事部门或企业自行认定。最后，完善环境信息公开责任制度。建立环境责任追究制，对不依法公开信息导致环境污染、环境破坏的行为实行终身追究责任的制度。同时，还将生态效益、资源消耗等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并加大在考核体系中所占的权重，从而倒逼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履行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
3.3 建立农村环保自治组织
公共委托理论认为，环境作为公共财产，为了实现对它的合理使用和保护，全体社会成员应当以信托人的身份，将其委托给国家管理。作为受托人的国家，应该秉承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对环境进行妥善治理。为了对国家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实现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对称，社会大众必须参与环境治理，以规范和监督国家行为。从现实来看，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农民群体离散性很大，当面对地方政府、大小企业的逐利行为时，农民群体很难有能力与之博弈。因此，农民需要集合力量建立形式多样的合法组织，表达自己的环境诉求，合理、有效地开展农村生态环境维权，建立与政府、企业沟通对话的渠道，加强对政府、企业逐利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为此，农村环保自治组织便应运而生。
农村环保自治组织能够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制定环境保护的各种规章制度， 结合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保护，改变农村生活方式的落后、农民素质的低下、人性的冷漠化、对公共空间意识的丧失的状况，建立起个人环境伦理，形成人人爱护环境、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公德。同时，农村环保自治组织可以综合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投入环保治理，将本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农民共同构建于环保建设整体网络，并处于该网络的密切监督之下。农村环保自治组织让农民以合法的途径参与环境保护，既有利于环保法规和政策的宣传与落实，也有利于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明确他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体性地位。
3.4 培育农民生态环保意识
农民环境意识的培养是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要使农民积极地、有效地参与环境保护，必须加大力度培育农民环境意识。环境教育是将系统、科学的环境知识予以大众化的过程，是提高农民对生态环境认识水平、自觉维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为此，农村的环境教育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结合甘肃各地风俗习惯，利用传单、板报、文艺表演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普及环保知识，适时地鼓励和促进他们参与到实际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去。同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现代宣传工具的作用，以“地球日”、“地球一小时”等重要纪念日和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为主题，加大环境教育宣传力度，营造环境保护的强大社会氛围。最后，农村各类型学校要将环境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搞好农村青少年的环境教育工作，将其列入学校所有年级的教学计划，使环境教育系统化、科学化。
作者：王春玲 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6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