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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国文化 虢国作为两周时期重要的姬姓封国，对西周及王室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都曾产生强烈的影响，但由于历史文献对虢国的封君、地望、变迁、世系等记载过于简略，且多有抵悟之处，致使后世学者众说纷纭。 1956至1958年，由夏鼐、安志敏率领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在三门峡市区上村岭发现了虢国墓地。195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文物》上发表的《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掀起了研究虢国的热潮。1990至199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对虢国墓地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1990年发掘的M2001虢季墓、1991年发掘的M2009虢仲墓分别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6年，虢国墓地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又被评为“20世纪河南十项重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虢国墓地的发掘，为虢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引起了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纷纷撰文阐述研究成果，使虢国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独立的文化范畴。2000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联合考古发掘，证实李家窑遗址是虢国都城——上阳城的所在地。虢都上阳城的发现，再次为研究虢国文化增添了可靠的资料，使虢国文化研究达到了高潮。 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虢国文化遗产，1984年三门峡市将首次发掘保留下来的1727号车马坑原地原状建起虢国车马坑陈列馆。1993年，三门峡市开始筹建以第二次发掘的虢仲、虢季两个国君墓及陪葬车马坑遗址为主的虢国博物馆。2000年，虢国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1996年，三门峡市将李家窑遗址重点保护区建成植物园。1998年将李家窑村居民全部迁移到保护区外。2000年底，在虢国都城遗址上建起了虢都花卉园。 虢国墓地 虢国墓地位于三门峡市区上村岭，南望崤山，北濒黄河，是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座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且保存完好的西周、春秋时期的邦国公墓。整个墓地南北长590米，东西宽550米，占地万平方米，各类墓葬遗迹近800处。墓葬依其墓主身份、地位的高低由北向南各自成组，依次排列，各位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位于墓地的最北端，称之为国君兆域区。 虢国墓地先后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在1956至1958年，由夏鼐、安志敏率领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在该墓地南区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234座，车马坑3座，马坑1座，出土文物9197件。因1727号车马坑内保存有完整的5辆车、10匹马，经郭沫若先生提议，得以完整保存。1963年被河南省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在这里建起了河南省第一座车马坑博物馆。第二次发掘是在1990年春，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考古队联合在墓地北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工作，至1999年共发掘各类墓葬18座，车马坑4座，马坑2座，出土各类文物19000余（套）。其中虢季、虢仲两座国君大墓的发掘，分别被评为1990、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6年12月，虢国墓地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又被评为“20世纪河南十项重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虢国墓地先后发掘出的文物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制作之精、价值之高，都是建国以来两周考古中罕见的。这些文物中，虢季墓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主条目：李家窑遗址南、北虢国都城上阳所在地李家窑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涧河北岸的台地上，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350米，面积52万平方米，由城垣、城壕、宫城、宫殿以及制骨、制陶、铸铜作坊和粮仓等组成。1956年，三门峡虢国墓地被发现后，考古队多次调查陕县至平陆一带，共发现三处与三门峡虢国墓地同时代的遗址：位于陕县东南公里的李家窑遗址、三门峡虢国墓地以北的上村岭遗址和平陆县东北公里的盘南村遗址，其中李家窑遗址被推断为最有可能是虢国都城上阳的所在地。但由于未能发掘宫殿、城墙等标志性建筑遗址，学术界对于此观点存在争议。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再次对李家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城垣、城壕、宫城、宫殿等建筑遗址，确认了李家窑遗址所在地为南虢国国都上阳。1963年6月，李家窑遗址被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条目：三门峡虢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北上村岭一带，南北长590米，东西宽550米，占地万平方米。1956年至1957年，黄河水利考古队发现并发掘了三门峡虢国墓地，共发掘墓葬234座，车马坑3座，马坑1座，出土各类文物达9179件。1988年，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车马坑1座。1990年代以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再次对三门峡虢国墓地进行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18座，车马坑4座，马坑2座，出土文物达26000余件。其中以M2001号虢季墓和M2009号虢仲墓最为重要。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三门峡虢国墓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聚族而居，墓地的墓葬严格遵守周礼中的列鼎制度和昭穆制度。列鼎制度是根据死者生前不同的社会地位，随葬不同数量的青铜礼乐器。分为七鼎的国君、太子；五鼎的国君夫人、卿大夫；三鼎的贵族夫人、士大夫；一、二鼎的贵族家族成员、破落贵族；无鼎的贵族家庭一般成员、已破产贵族。墓葬的分级是宗法制社会等级关系的现实体现。昭穆制度是根据血缘关系，按照左昭右穆的顺序对于墓葬进行排列。第一个葬于此墓的家长居最北部的中央，子辈为昭，居于家长南部的左边；孙辈为穆，居于家长南部的右边，以后各代依次序由北向南排列。由于子孙的繁衍，家族的墓葬逐渐形成三角形。此外在三门峡虢国墓地还发现了70多个祭祀坑，都是虢国贵族祭祀祖先留下的痕迹。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葬制反映了虢国贵族遵守西周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和家族制度。三门峡虢国墓地是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座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且保存完好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邦国公墓。1996年12月，三门峡虢国墓地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虢国都城 1957至1958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对三门峡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并作了大量试掘工作，认为李家窑遗址规模大，南临涧河，地势开阔平坦，出土物与墓地所出遗物相近，可能是虢都上阳的所在地。1963年，李家窑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以后，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在李家窑遗址的边缘地带作了多次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有冶铜作坊、下水管道、粮食窖仓等重要遗迹。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李家窑遗址的东北部进行了大规模地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环壕、内城宫墙及大型建筑房屋基址等，证实李家窑遗址确是虢都上阳城的所在地。初步摸清了虢国上阳城的基本轮廓和范围，大致掌握了城内布局的总体概况（详见第十六篇第六章文物），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城市布局、构筑特点、生产技术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答案补充 虢国文化对现代文化产生的影响 三门峡虢国从西周早期始封于陕西宝鸡附近，到公元前655年为晋献公所灭，历时400余年。它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它留给后人“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千古遗训。“假途伐虢”已成为中国古代战略战术36计中的第24计，也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谋略精粹。 它的姓氏文化和婚姻习俗。由虢国转化而来的郭姓，现已成为中华大家庭百家姓中大姓，也产生了诸多对社会、对人民有巨大贡献的历史名人。虢国人严格遵守西周、春秋时期的婚姻基本准则——同姓不婚，他们认为同姓相婚是同类的简单堆积或相加，无从产生质的飞跃，子孙后代难以繁衍昌盛，当事者也会因此而生病，而异姓相婚，能够优生优育，避免近亲相混的弊端。这个准则在今天三门峡周边的一些农村还始终传承着。虢国人不光认真恪守同姓不婚的原则，也认真履行与其配套的婚姻礼仪，如纳吉、纳币、亲迎、闹新房等，他们认为这些婚姻礼仪体现了婚姻的牢固性，是判断婚姻合法性的标准，“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这些习俗为现代的婚姻所吸收，转变为合命、订婚、迎娶、闹房等。 答案补充 它的一系列物质文化所体现的精神。虢国创造了一系列灿烂的历史文化诸如青铜文化、玉文化、车马文化和冶铁文化等。这些文化不仅反映了虢国贵族的奢华生活和等级观念，而且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 它的墓葬文化。虢国的“视死如生”的随葬习俗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如随葬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齐全的生活用具、工具、武器等，为的是让死去的人能在另一个世界里仍旧安然幸福地生活。这在现代三门峡附近的农村也是有所体现的。另外，虢国墓地所体现的聚族而葬在现在的农村也留有影子，一个家庭的墓地有固定的地方，并且是经过风水先生勘测过的宝地。 虢国文化现象在现代生活中潜移默化，三门峡市以虢国、春秋而取名的街道、植物园、商店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正在发挥着积极的社会效应、宣传效应和经济效应。虢国文化有其合理的优秀文化，同时作为奴隶制社会的文化也必定存在糟粕。 答案补充 虢国文化研究 关于虢国，《左传》僖公五年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杜预注：“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汉儒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异母弟。”由此可知，西周初年，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宗出王季的虢仲、虢叔封于二虢。《国语·晋语》言文王“孝友二虢”、“咨于二虢”，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周朝初年，分封了两个虢国，这一点由来已久，史有定论，是没有错的。“三虢之说”始于班固，他在《汉书·地理志》弘农郡条下云：“陕，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水经注·河水注》：“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据此，又有南、北二虢之说。而《史记·秦本纪》又载：“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初，县杜、郑，灭小虢。”可知，春秋初年又有一小虢存在。由此则文献所载共有五个虢国，即宝鸡之虢、荥阳之虢、陕县之虢、平陆之虢和小虢。但由于历史文献关于五个虢国的关系以及虢国的封君、地望、变迁、世系等的记载过于简略，且多有抵牾之处，致使后世学者众说纷纭，给虢国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区上村岭附近就发现了虢国的贵族墓地。然而直到1989年—1990年发生了大规模盗墓案后，两座虢国国君墓才在近2700年之后重见阳光，史料记载中赫赫有名的虢国终于呈现于世人面前！“唇亡齿寒”的故乡虢国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封国，据记载，当时受封的虢国有两个，分别封给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与虢叔。虢仲所封的虢国在河南荥阳，历史上称为东虢；虢叔所封的虢国在陕西宝鸡，被称为西虢。在三门峡发现的虢国是东虢还是西虢？据《水经注》中有关虢叔封国地域的记载推断，上村岭发现的虢国正是西周末年随平王东迁至此的西虢一族。关于这支虢国，还有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春秋时候，晋国势力日益强大，晋献公时大举扩张领土，其中被征伐的就有虢国。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有谋士建议晋献公通过贿赂以求借道虞国，于是晋献公依计行事。贪财的虞国国君满口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谏道：“虞国与虢国是相互依存的两个国家，就如同嘴唇和牙齿一样，虢国被灭亡后，下一个就会轮到虞国。”但昏聩的国君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果然，晋国军队借道虞国消灭虢国后，又把亲自迎接晋军的虞国国君抓住，灭了虞国。这就是《左传·僖公五年》中记载的“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找到了虢国贵族墓地所在，但并没有发现虢国国君的墓葬。国君墓葬到底在哪里，成为一则悬而未决的疑团。遭受疯狂盗掘1989年，上村岭村民在距离20世纪50年代考古发现的虢国墓地以北百余米的地方开始大规模建房。这里的居民很多曾经受雇于考古队，对考古也算略知一二。当在施工前处理房屋地基时，有人发现一些地方土壤色泽、质地比较特殊，呈现出方形的印迹。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古墓葬，于是怀着“要想富、挖古墓”的想法，通过钻探、打洞，果然盗出了不少文物。青玉握挖出宝贝的消息很快传开，更多的人闻风而动相继效仿。村落下面珍贵的古墓葬就这样一座接一座地被盗挖，大量的文物贩子也进驻三门峡。千年宝藏，危在旦夕！大量流出的珍贵文物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最终一批盗窃倒卖文物的违法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随后，为了抢救性保护这批古墓，考古工作队再次进驻上村岭，就这样，一项伟大发现的序幕正悄悄拉开。劫后余生，惊现世间首先被清理出来的是编号M2001的大墓。该墓保存相当完好，为土坑竖穴墓，长米，宽米，深约12米。墓壁以青灰色涂料处理，平整光洁。葬具为木质重棺单椁，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在该墓中发现的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竹木、皮革、麻布九大类，数量达3200余件。这会不会是期盼已久的国君大墓？随着精美随葬品的不断出现，大家的内心开始充满了期待。很快，证据出现了，通过细致清理，在墓室内发现了由9座鼎与8座簋组成的青铜礼器群。鼎和簋是两周时期最为重要的青铜礼器，它们是权力的象征，神圣不可侵犯，其使用遵循着一套严格的制度。《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楚庄王北伐，向周天子的使者询问天子所用九鼎的重量，就被视为极其无礼的举动。从流传至今的词语“定鼎”、“问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这些青铜礼器在当时所受的重视。而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现的虢国太子墓中，所使用的是7鼎6簋的礼器群，那么这座可以使用9鼎8簋随葬的墓主无疑有更高的地位。由此几乎可以肯定，M2001就是虢国某位国君的墓葬，沉睡多年的国君终于被唤醒了！国君的威仪自然不同凡响，M2001的发现就像打开了一座通往周朝的时空隧道，一个个令人惊诧的发现扑面而来。铜柄铁剑：M2001出土各类兵器200余件，尤以铜柄铁剑最为珍贵。铜剑柄外镶以美玉及绿松石，剑身与柄的结合处也镶有绿松石片。铁剑身外先以一层丝织品包裹，然后装入用牛皮精制而成的鞘内。这种利用玉、铜和铁三种材料制成的兵器，是中国早期冶铁制品特有工艺的反映，非常珍贵。经检测，它是目前中国得到确认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这一重大发现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早到了西周晚期。玉覆面：M2001中还出土了大量玉器，但其中最神秘的要数覆盖在墓主人面部的玉覆面。它是由制成眉、目、鼻、口等形状的玉片组成的一组面罩，覆盖在墓主人面部。这些玉质五官望之栩栩如生，仿佛墓主人只是静卧榻上，随时可以开口说话。古人深信玉蕴涵着天地灵气，具有神秘的力量，所以殓葬时用玉覆盖住死者的七窍，为的是留住死者的灵魂，保护尸体不朽。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这件玉覆面却是后世金缕玉衣的先祖，在中国玉器史、丧葬史中留有重要的一笔。M2001中还出土了金腰带、铜甬钟等宝物，不胜枚举。因为M2001重要的考古文物研究价值与历史研究价值，它被评为199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一殊荣堪称中国考古学界的“奥斯卡”。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年这项桂冠竟再次落在另一座虢国国君墓——M2009的头上。同一处遗址两次获得考古学界的最高荣誉，而且是在连续两年中，这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难有来者。M2009同为土坑竖穴墓，墓室为南北方向。它的规模在虢国墓地所有已经发现的墓葬中居第一位。其墓口长米、宽米，墓底略大于墓口，南北长6米，东西宽米～米。墓室底部距地表深达米。墓穴四壁用淡绿色颜料进行特殊涂抹装饰。墓中所使用的葬具为重棺单椁，棺外还有一个大型的棺罩。M2009仅出土青铜礼乐器就达120多件，其中鼎更多达29件。出土的两套编钟更为珍贵，上面的铭文记载了墓主人生前曾辅佐周天子治理天下，管理臣民，“受天子禄”，其地位甚至较M2001的墓主人更高。此钟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两套编钟。M2009中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精，玉质之好，在周代考古中是罕见的。724件（组）玉器多为精绝之作，如龙纹玉璧、青色饕餮纹玉斧等。而玉器中最为精美的还属仿生动物玉雕，有神秘莫测的玉龙、凶猛咆哮的玉虎、振翅欲飞的玉鹰、活泼可爱的玉兔等等，千姿百态。墓主人身份的猜想大墓已经打开，那么这两座墓中安葬的究竟是哪位虢国国君呢？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是最直接的证据。M2001中的数件青铜器上都出现了“虢季”的称呼，相应的，M2009中则可见到大量有关“虢仲”的铭文。那么，这两座墓的主人分别就是虢季与虢仲。但这并没有最终解开我们的谜团，因为在西周时期，周王国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这是一种用来标明王室贵族间亲疏远近的方法，其中嫡长子被认为是一个家族的“大宗”，也就是主脉，而他的兄弟们就是服从于他的旁枝“小宗”，这样代代流传又不断扩散出新的家族。这套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贵族们所使用的名字，在名字中既要彰显自己的家族，这就是姓氏，又要说明自己与家族主脉的亲疏关系，也就是自己在兄弟中的排位。于是用来表示顺序的“伯、仲、叔、季”就被普遍选作名字，也就是说虢氏家族中的“虢仲”、“虢季”实际上是有很多位的。这些称呼与其说被视为名字，倒不如看作是一种尊称。难道我们无法确切知道M2001与M2009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了吗？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思路是通过对墓葬的综合研究，判断出它们较为精确的年代，然后对照文献记载，那么大约生活在这个时间的“虢仲”、“虢季”无疑就是真正的墓主人了。经过分析，M2001的墓主人虢季很可能是周宣王时期的执政大臣虢文公，他的地位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国语》中记载了他多次向宣王提出治理国家的意见。而M2009的墓主人虢仲则很可能是辅佐周厉王南征准夷的重臣虢公长父，但是对准夷的征战没有取得胜利，厉王的苛政又使国民对其日益不满，最终他被赶出了国都。“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而虢公长父也被文献记载了下来。其实，包括虢文公与虢公长父在内的诸位虢国国君，在西周晚期都是周天子身边的重臣，地位在一般诸侯之上，所以两座虢国国君墓算得上是目前发掘的等级最高、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周代贵族墓葬了。
山西出土的国之重器，对我们现代人研究周王朝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周王朝的历史中学习一些优良的文化传统，从而丰富我们自身。
这一发现让历史学家们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埋葬制度、人群族属提供了新的参考，对研究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有了重大突破。
12月9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消息对于垣曲北白鹅墓地考古发掘有重大发现，考古队通过对发掘出的9座墓葬和17个灰坑出土的500余件文物进行研究，发现北白鹅墓地是一处两周之际位于成周王畿之内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的墓地。最有研究价值的是此次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带有铭文的铜器高达五十套之多，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对于对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白鹅墓地考古在2020年4月12日时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垣曲文旅游局对位于运城市垣曲县英言乡北白鹅村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面积有1200平方米，有九座墓葬坑17个灰坑，墓葬级别高、规模大、出土器物种类丰富，包含铜、玉、石、漆、陶、骨、蚌贝、铅、金、漆木、皮革、麻绳、竹等各类文物总计500余件套，其中3号墓与6号墓中出铭文“朕皇祖中氏”、“虢季为匽姬作媵甗”、“太保匽中”等能够大概推测出墓主人的身份为周朝虢国王卿高级贵族的墓地。
虢国是西周初期的重要诸侯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东、西虢国国君，对周王室东西两面屏障起到保护作用。虢国经济、文化发达，族人能征善战，国君多在周王朝中担任重要官职，倍受周天子的赏识和器重，参与了西周至春秋初期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周王朝的兴起、发展和衰落都有重大影响。
根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及耕介绍，这次挖掘的古墓是两周时期周朝王卿高级贵族的墓地甚至推断出这是周朝时期的诸侯国虢国的贵族。本次发掘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参考，对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等为国君墓，以M2009、M2001为代表。M2009是形制最大，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的一座虢国国君墓。墓中共出土29件铜鼎，其中9件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为一青铜列鼎，与之相配的是八簋、八鬲，这种配置属大牢九鼎类。
据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多铸有“虢仲”作器的铭文，可以断定此墓葬的主人就是虢仲。墓葬中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属西周晚期，墓中出土的墨书玉遣册，有毛笔书写的“南仲”字样，南仲是周宣王时的大夫，证明墓葬年代当在宣王时期。学者们根据墓中器物铭文，结合相关文献，研究认为虢仲就是辅佐周厉王南征淮夷、酿成国人暴动，被史书称为嬖臣的虢公长父。虢仲在西周晚期地位极其显赫，南征淮夷，虽然酿成国人暴动，但却取得讨伐的最后胜利，为西周王朝的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有功之臣。
据史料记载，列鼎制度是西周奴隶主贵族“列等级、别贵贱”的重要标志。虢仲墓中的器物组合，属于列鼎的最高形式，九鼎体现了“以九为节”的史实。虢仲身为一诸侯国国君，行的却是天子九鼎之礼，足见其身份之显赫。同时，也证明到了西周晚期，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微，宗法等级制度开始走向衰败，所有的等级制度及其所从属的礼乐制度一步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诸侯越天子之礼的现象。
M2001的墓主人名叫虢季。根据古器铭和《国语》中的记载，这位虢季就是周宣王朝中的最高执政长官虢文公，在当时也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墓中共出土有10件铜鼎，其中七件大小有别，排列成序，当为一套完整的组合，另三件形体较小，形制也略有差别。八件簋中6件相同，2件较小。因此，其随葬品组合当是七鼎六簋的配置。
墓中的其他随葬品数量众多，精美华丽，特别是出上有玉柄铜芯铁剑、坠玉面罩、七磺组玉佩，足以证明墓主人身份之高。墓中七鼎六直的配置显然是遵循了西周的古制，体现了西周礼制的最初形态。
第二等以MI052虢国太子墓为代表，该墓出土的随葬品近千件，其中青铜鼎七件，为一套列鼎；簋六件，大小形制相同，说明为七鼎六直的配置。随葬品表铜戈上皆铸有“虢太子元徒戈”铭文。
第三等为五鼎墓，以M1706、M1810、M2012为代表。这几座墓葬皆为五鼎配四簋，鼎大小相次，簋大小、形制相同、M2012墓主为坡国墓地中发掘的等级最高的女性贵族墓葬，其身份在M2006、M1820、M2013之上，墓主梁姬为虢季的夫人；M2001墓出列鼎七件，M2012出列鼎五件，M2012随葬品组合规格低于虢季墓一等，同先秦文献中有关礼制的记载完全相符。
第四等为三鼎墓，M1705和M1820皆出铜鼎三、簋四，鼎大小相次，簋形制相同，规模与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大体同五鼎墓，属少牢之礼的三鼎配四簋。M1721出大小相次的铜圆鼎三，没有簋，属牲三鼎类，按礼制墓主力士阶层。M2006、M2013墓主为贵族夫人。
第五等为一鼎墓，数量多，随葬品除鼎外还有盘、簋、匜等。如M1620、M1634、M1651、M1657等皆为一鼎，一鼎无直是常制，属特一鼎类。M2016、M2017为一鼎两簋，位于墓葬北区西部M2001的南侧，和M2001相距甚近，随葬有鼎、簋、盘等青铜礼器，推测墓主人生前为虢季侍从中地位较高者，相当于士一级的贵族。
虢国墓地中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墓葬及随葬品的同鼎遗存从未见过任何通制的迹象，足见这种制度在当时该是多么的稳定。
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宗法等级制度开始走向衰败，用鼎数量以一、三、五、七、九为级差是一致的：即墓主人身份地位越高，墓葬和随葬品的规格亦越高，青铜列鼎的配置就越高。因此，通过虢国墓地中青铜列鼎的随葬情况，我们可以窥见两周之际上层社会盛行的礼乐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
周代是礼制盛行的时期。由于重鼎在商周时期被看作国家政权的象征，青铜鼎又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因此，用鼎制度在礼乐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先秦史籍中的用鼎制度的记载最为清楚，考古发现也较好地印证了文献。
从考古发现看，所有西周中期以前的用其所从属的礼乐制度一步一步遭到破坏。于是出现了虢国国君随葬九鼎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就说当时的礼制完全失去控制，乱了章法而是西周王室的礼乐制度下移了，诸侯国内部采用了周初只有西周王室才可以享用的礼乐制度，虢国墓地各等级墓葬的用点状况也说明，在诸侯国内部用鼎制度还处于十分严密有序的状态。
虢国墓地的发掘，尤其是大量青铜列鼎的出土，不仅为我们研究虢国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看到了周代社会礼乐的普及之广和诸侯墓葬的奢华。
汉画像石墓地处河南安丘市区，系东汉青州刺史孙嵩之墓，1959年发掘于董家庄村，1963年移至安丘北关园艺场复原。墓室南向偏西，南北长14米，东西宽米，最高处米，结构分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四部分，自甬道至后室，构成一条南北中轴线。除墓门前的甬道以砖铺地外，其余全为巨大石板砌成，计用石料224块，其中有画像者103块，组成画面60余幅，分布于墓门、各室四壁及室顶和柱子上，画面用浅浮雕、高浮雕、透雕、阴刻等技法刻成，场面壮观，生动逼真，全部内容可归纳为奇禽异兽、神话传说、社会生活、历史故事四大类，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意识形态、造型艺术的珍贵资料。墓中的许多画像堪称杰作，如前室的雷公出行图、中室的乐舞百戏图、后室的山林狩猎图等，场景开阔，气势雄大，特别是墓室中轴线上的三根立柱，以高浮雕、透雕等技法雕出的人物与百兽，其内容与形式十分奇特，是独一无二的雕塑精品。而安丘汉画像石墓只是一个汉画像石墓的一个典型代表。安丘汉画像石墓迄今已有1800多年，墓主为东汉青州刺史安丘人孙嵩，墓室坐北朝南，分甬道和前、中、后室，南北长14米，东西宽8米，除甬道砖铺外，其余皆为石材砌 成，其中画像石103块，画面60余幅。内容多为奇禽异兽，神话 传说，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等， 雕刻技法全面，内容丰富，形象生动，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南宋时洪适在《隶续》中首开摹录汉墓画像的先例。清代乾嘉以后，摹录之风更盛。但金石学家偏重的只是那些有文字题榜的画像资料。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人E..沙畹、日本人大村西崖和关野贞等先后著录了山东等地大量汉画像石的照片和拓本，其中不少出自墓葬。30年代，中国关百益、孙文青刊布了南阳画像石墓的百余幅图像。50年代初，傅惜华发表了《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收录了山东地区大量汉墓画像石的拓本。30～40年代，经过调查和发掘的汉画像石墓只有南阳草店墓和山东滕县曹王墓。汉画像石墓的大量的考古工作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1954年发掘了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到80年代初，在山东、苏北、皖北地区已发掘了近50座墓；在南阳、鄂北地区发掘了20余座墓；在陕北地区新发现了一大批汉画像石墓；在四川的重庆、合川、成都等地，也有一些重要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清理、发掘的汉画像石墓近百座。从70年代起，对汉画像石墓的分区分期研究已逐步开始。汉墓中大量的石刻画像，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是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思想和艺术的宝贵资料。
总结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发展状况和特点。 - 中国史知识汉代绘画不仅大量施于宫室屋宇，亦大量施于陵寝墓室、享堂石阙。汉代习俗事死如生,以厚葬为德,薄殓为鄙,而且借孝悌的声誉,还可以博取功名。这就是使得装饰坟墓，为死者表彰功德的绘画活动（包括绘制被认为能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帛画“非衣”），其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东汉赵岐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坟墓准备壁画，“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后汉书·赵岐传》)。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迄今已出土的许多汉代墓室壁画、帛画以及大量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现存绘画实物。
画像石以山东、四川、河南等地较为重要，如山东嘉祥武氏石室、肥城孝堂山郭氏祠、济宁两城山及滕县、济南、福山、安丘、沂水、泰安、费县、沂南等处。其中武氏祠、孝堂山及沂南画像石为最。武氏祠有四个石室，有画像石50多幅，全部阳刻，细线铲底，装饰趣味极浓。题材内容丰富多彩：车马出行、乐舞、战争、狩猎等，表现豪富“乐饮今夕，一醉累日”的奢华生活。还有刻伏义、女娲、神农、祝融、帝尧、帝舜、夏禹等古圣先王的。有刻孝子节女如兽参、闵子骞、老菜子、丁兰等等，有刻侠士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及刺客要离、豫让、曹沫等故事的，亦有刻历史故事如“狗咬赵盾”、“王陵母”、“秋胡戏妻”、“泗水捞鼎”等，也有表现古代神话：东王公见西王母、雷公、雨师、风伯、电女、北斗、织女等的画像，可谓丰富多姿。各地的画像石题材上多有相似或相近，但风格各异。画像砖：汉代的画像砖在四川、河南有大量出土，其他各地也陆续有新发现。四川的出土画像砖，内容丰富，刻画细致而精巧，且多有妙趣。成都凤凰山的画像砖详尽表现出自流井盐场的生产过程，其弋射、收获图，生动反映了当时蜀地农村风光。还有非常抒情的小品，犹如山水画，如新都的《莲池》砖刻，二人荡舟水上，水鸟、螃蟹、游鱼......诗意盎然。如上所举数例，画像石与画像砖，表现特点不过是以刀代笔，其造型与画面处理与壁画和帛画并无二致。汉刻石刻砖，其上车马之新所以生动，在于作者善抓大貌大势，不“仅毛”而“失貌”。而各地的风格又不相同：山东画像质朴厚重；河南画像雄健壮实；四川画像精巧俊爽；陕北画像简练朴素等等可呈异彩。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厘米、梳口宽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汉代羽人形象试探上面可以看。也许是你所需要的。
“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说“疑冢”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冢”。中华文化那叫一个博大精深。比如说汉字，“墓”、“坟”、“茔”、“冢”、“丘”、“垅（垄）”、“山”、“陵”、“寝”，以及不太常用的“土”、“培”、“堬”、“垜”，表面看指的都是同一种事物——人死之后的埋骨之所，但在古人看来，这几个字的意思有着明显的差别。“墓”，指的是掘坑穴葬后盖土与地平齐，不植树。这当中透漏出的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丧葬观念——“不树不封”，《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就是古人下葬之后是不会在地面上起坟头的。所以“墓”字在这几个字中堪称最为原始、正宗。“坟”，恰好与“墓”相对，它的本义就是土堆，在先秦专指葬后地面上积土成堆。“茔”，意思是墓地，是用作墓葬的那块土地的本身。“冢”，本义是大，《红楼梦》里面称秦可卿为“冢孙妇”意思可不是她死了，而是说她是嫡长孙之妻，嫡长，在家族中当然意味着“大”。《说文》，解释说：“冢者，高坟也。”也就是说只有封土高大的坟，才能叫“冢”。“丘”，本意就是葬穴上的封土堆，“垅”、“垄”的概念与此相近。但是，在礼法等级森严的先秦时期，普通人只能能用“墓”、 “坟”、“垅（垄）”，王公级别的人才能够用“丘”，如苏州虎丘，就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这里而得名。比“丘”规格更高的是“山”和“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意思就是，在秦朝，“山”是称呼天子坟墓的专有名词，到了汉朝，刘帮把规矩改了，叫“陵”，所以“山陵”专指帝王之墓，不能乱用。至今八宝山那个也只能用“公墓”，孙中山、蒋介石的安息之地才能叫“中山陵”、“蒋陵”。墓葬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是“寝”。寝原指正式的起卧房间，古代的宫殿都是“前朝后寝”，即前面用于朝见办公，后面用于起居饮食。君主死后要“寝庙奕奕”，就是说庙和寝相连，前面的“庙”中供奉牌位，用于祭祀，后面的“寝”中安放帝王生前的衣物用具，像生前一样侍奉。后来秦始皇把寝和庙分离，庙仍然留在国都，寝则转移到陵墓附近。按照礼仪，每个月庙中祭祀的日子，就有专人把寝里供奉的衣物送到庙中转一圈，表示皇帝来接受了祭祀。这种礼仪延续到了汉朝，但汉惠帝刘盈看望吕后所走的复道刚好在刘邦衣冠从寝到庙的那条路的上方，活着的皇帝不愿意绕路，大臣要避免礼制不合就只能打死鬼皇帝的主意，于是把庙也挪出了长安，迁到刘邦的长陵附近。从此寝、庙进一步与陵结合，非但有山一样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巍峨的寝殿供灵魂游豫享乐，这才是最高等级、皇帝专用的墓地。除了称谓不同，还有很多其他规矩。比如《周礼·春官》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都要与死者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便是越礼。汉代这个规定仍然有效，“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侯曰‘封’”，“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连盛殓用的棺材，也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不同规格，身份越高，棺椁层数就越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就是说，除了直接盛放尸的“棺”，天子在棺外还可以加四重“椁”，封为公侯的人可以棺外三重椁，侯爵、大夫递减，到了“士”这一级只能用棺来直接下葬，不能再套椁。《论语》里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亡，颜回的父亲想拆了孔子的车给颜回做一层椁，被孔子断然拒绝。除了舍不得车的因素，孔子更怕越礼，因为颜回是“士”，按照礼法是不能用椁的。鼎，在先秦时最重要的礼器，贵族要“列鼎而食”，用鼎的数目是规定好的。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入葬的时候，随葬的鼎也要照此规定，丝毫不能逾越。可以说，看看墓的封土、棺椁、随葬礼器，大致就能判断出墓主是哪个阶层的人。上古人之所以不树不封，本质上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人的寿命很短，犯不着为尸体费那么大劲。后来生产力发展，家有余财，生年延长，时间也充裕了，于是有功夫去怀念逝去的亲人。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于是，不树不封的狭义的“墓”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高的封土，从堆土成丘到最后“因山为陵”——直接拿一座山当封土堆，一百里外都能看见儿子的一片孝心。其实还不仅是儿子，有钱有势的人往往生前就开始选址给自己营造墓地，跟买地盖房一个道理，自己选的才最满意，并不存什么忌讳。“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秦始皇从继位就开始搞工程，前后征发了70多万人，对工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但规模搞得再大，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灵魂能不能来享受墓中陪葬的一切，这事儿谁都不敢打包票，秦始皇也不能先死一次试试，于是他后来开始研究长生不老，尽量避免自己赔本。地上的坟头越来越多，地下的墓穴当然也越挖越大，填进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从生前的日用品或珍爱之物，到成堆的金银财宝、成箱古玩字画，中国社会的厚葬风气形成了。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司母辛”大方鼎，另有近2000件青铜器、玉器，墓主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可见早在商代就有了厚葬的现象，当然，比之后世帝王，这只是小巫见大巫。厚葬，本质上还是和儒家大力宣扬的“孝”相关。《礼记》说：“事死如事生”，《汉书》说：“事亡如事存”，孝顺的后背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尊长，死活不是问题，阴阳不是距离。尤其遇上老爷子指定某件珍品陪葬的时候，儿子再舍不得也得打落门牙和血吞。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一定要拿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本殉葬。高宗李治虽然也酷爱王羲之，满心不乐意，最后还是得按照老爹的意思来。到了唐朝末年，节度使温韬以盗墓为己任，“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李世民的昭陵也未能幸免，《兰亭集序》自此不知所踪。不知李治地下有知，会不会后悔得再死一次。
_论语_修辞研究摘要 6-7 Abstract 7-8 第一章 绪论 8-14 第一节 《论语》及其修辞研究概说 8-10 第二节 什么是修辞 10-11 第三节 《论语》中的修辞观 11-14 第二章 《论语》中的修辞格 14-35 第一节 《论语》中所使用的修辞格 14-32 一、比喻 14-19 二、对偶 19-20 三、排比 20-22 四、对比 22-23 五、委婉 23-27 六、夸张 27-28 七、反问 28 八、反复 28-29 九、借代 29-30 十、引用 30-31 十一、层递 31-32 第二节 《论语》运用修辞格的特点 32-35 一、修辞格各有特点 32-34 二、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格 34-35 第三章 《论语》词语的锤炼 35-67 第一节 语言特色概说 36-42 一、简洁凝炼，言约义丰 36-38 二、朴实醇厚，明白易懂 38 三、从容言谈，饱含感情 38-40 四、成语格言，蕴籍哲理 40-42 五、形象生动，文采华赡 42 第二节 实词运用的特点 42-51 一、词类活用 42-45 二、同义词和反义词的选择 45-51 第三节 虚词运用的特点 51-56 一、连词 51 二、语气词 51-54 三、词尾 54-56 四、句中助词 56 第四节 韵律特点 56-61 一、音节匀称、节奏明快 56-57 二、同字相协 57-58 三、叠音状情貌 58-60 四、双声宛转回环 60-61 第五节 句式运用特点 61-67 一、特殊语序 61-62 二、以整句为主，整散交错 62-63 三、以短句为主，长短句兼备 63-64 四、其他几种特殊句式 64-67 第四章 《论语》的表达方式及篇章结构 67-92 第一节 《论语》的表达方式 67-86 一、叙述简洁，省略得当 67-69 二、描写具体，形神兼备 69-84 三、富有文学性的说明 84-85 四、以小事喻大理的议论 85 五、浓郁而真切的抒情 85-86 第二节 《论语》的篇章结构 86-92 一、《论语》的整体篇章结构 86-88 二、篇的结构 88-90 三、章的修辞
浅谈《论语》的交友观 一、 朋友的作用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是孤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外部看，考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属于哪种类型。从内部看，人只有在朋友中间才能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同于家的感觉。除了情感的寄托以外，“家”还有天然的血亲关系加以维系。朋友圈则不同，友情不仅可以满足情感表达交流的需要，还可以使人获得价值上的认同。纯粹的友情总是靠共同的取向得以维系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朋友这面镜子，了解自己是谁;另一方面，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产生共鸣。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季氏)纯粹的友情带来的是超脱功利的快乐。 当然，朋友还可以满足我们工具性的需求。“工具性”的说法很不好听，但却是现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将工具需要和情感需要完完全全剥离开来。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孔子的行动好象就是有子的话的注释。安葬无可归的朋友，看似普通却体现了孔子对朋友朴实深厚的感情。人生道路上的相互关照，一点一滴往往最能透出友情的珍贵。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子贡问何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两段话是结交朋友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性目的交织并存的最好体现。朋友有时也是良师，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当我们要实现某种崇高的价值或理想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我们就要有意去结交。就其交友的目的来说是工具性的，就其内容而言是高尚的。 朋友的作用大致粗分至此，因为牵扯到朋友的种类，很多话不及细说，下文再谈。 二、 结交朋友的标准 《论语》有关结交朋友之标准的论述很有意思，其中既有对朋友的要求，又有对自己的要求。不同的地方，看上去还有矛盾之处。 首先，孔子认为，交友必须交优秀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有道而正。这一点颇合上述交友的目的。 其次，我们要同正直的人、信实的人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不同谄媚的人、背后毁谤的人和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我将孔子这六类人的对举看作是对第一条标准的具体化，也是交朋友的道德底线。我觉得以上这两条标准非常符合孔子对“仁”的追求。从“恭、宽、信、敏、惠”这些“仁”的细目来看，“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孔子一生努力实践“仁”德，在交友方面也渗入了他的这一标准。直、谅和多闻分别从立身、对人和学识三个方面对选择朋友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又完备的要求。 第三，孔子中庸的思想在交友观上也有体现。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我们要尽可能地与言行合乎中庸的人相交，可这毕竟非常理想化，反映在现实中我们既要结交激进者，也要结交狷介者，优势互补。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偏执。 另外，《论语》中还有另两处相关的记载，我觉得更为重要。一处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这里的兄弟可以做“朋友”理解。我觉得，这一段语录对我们自身提出了要求。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使自己能群，能让人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恭敬有礼是基本的条件。此外，这段话还扩大了选择朋友的范围，提出了与人交往应有的气度。我觉得子夏是相当有胸襟的。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容我成为他的朋友?同样，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不超越道德底线，“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点可以和另一处对读:子夏之门人问交友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既然我们可以有这么多朋友，那么朋友有没有种类之分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可视为开放与包容，“同”可视为封闭与单一。从人际交往来说，“和”指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同”是指只与气息相投的人交朋友。不同类型指得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朋友”这个词事实上很难定义，在很多场合，“朋友”只是“有用的熟人”的代名词。勉强加以分类，可以以一个个体为中心，从他的主观角度出发，以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或情感认同性目的各自所占比例为尺度，画圈。围绕个体最紧的是主要以纯粹价值认同为纽带的朋友，越外围的朋友，工具性越重。当然，所谓工具性和认同性只是为了划分方便，在实际中，两者搀杂在一起，很难一刀切。不过，也会有极端情况，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毫无感情可言，与他相交只剩利用价值了，我想我们即使称之为朋友，其内涵也变味儿了。这还仅仅是主观的划分，客观的现实生活常常让我们与工具性朋友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认同性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两个人的心还是相通的，客观不能，主观也无须见面。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划分仍不严密，只考虑了常态、共时的情况。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结交上述两种朋友。有的朋友相伴一生，有的朋友只解燃眉之急，有的朋友只在人生旅途中同路一段。最值得珍惜的是老朋友，最难忘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又不能永远在一起的朋友。这虽然是人生憾事，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必刻意去保持联系。因为情感的相投、价值的认同往往只在某一情境、某一机缘下才产生。执着地追求全面的了解可能会使刹那的美感烟消云散。所谓距离产生美，我和他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一种和谐，该散就散，回忆有时更加美好。所以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欣赏他人异于己的地方，那和他们交朋友也不是件困难的事。这一点与认同感并不矛盾。接受甚至欣赏异己，便意味着从反面认同了对方的“异”，从“异”中求得了“同”，达到“和合”的境界。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基础。如果说俞伯牙之于钟子期是一种同质的认同，那么庄子之于惠施就是一种异质的认同。好比矛盾的双方，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 与朋友交往时的准则 首先，朋友相交重在一个“信”字。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前提，没有“信”根本不能交往，何来朋友。不过有时越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越难以做到，越难以做到这要求就变得越高。当一个人真正做到最基本的要求时他所达到的价值层面是最高的。 第二，对朋友要宽容，在朋友有难或犯错时要帮助朋友。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朋友的价值在关键时刻最能显现出来。我想，这也是“信”所要求的。一个忠诚的朋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对方。 第三，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乡党)。朋友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真正的朋友之间用不了太多客套。但那并不是亲密无间。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从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再怎么认同，两个人总还是不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两个人挨得越近矛盾就可能越大，就好像挤公共汽车。我们都需要一定的属于自己的空间。从朋友间的交往来看，稍微疏远一点给双方都留出了余地。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距离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利用这种空间交更多的各种类型的朋友。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就能把握好交友的质和量。有的人只有泛泛之交却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交友面却很小。他们都没有处理好交友的距离感。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四、孔子和他的两个学生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颜回和曾参。 关于颜回，《论语》有以下记载: 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罕: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颜回是一个勤勉好学，学有所成，品行高尚，一生兢兢业业努力实践孔子学说的人。对他的记载有几处很值得玩味。一是孔子说他“不愚”。孔子并没用“敏”、“惠”等字眼，而用“不愚”，说明颜回资质并不特别高。二是说他对自己并没什么帮助，无论自己说什么，颜回都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还是很看重这个学生的，颜回死时，孔子极度伤心，大呼“天丧予”。颜回也对孔子充满了感情，孔子受困时，他对孔子说，您还没死我怎么敢死。我觉得，对于孔子来说，颜回就是自己的翻版。他眼见自己的学生一步一步跟自己越来越象。面对这种情景，我想孔子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除了“天”以外，最知道自己的就是颜回了。颜回即使并不意识到自己了解孔子，他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已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和这样一个学生在一起，孔子应有一种知己的感觉，但孔子并没有过明显的表达，甚至还嫌不足，“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可能是因为颜回太像自己了。只有在颜回死后，孔子才意识到失去颜回意味着什么，叹息道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并对学生说我不为颜回哭为谁哭?孔子是否觉得颜回之死意味着自己理想人格之死，意味着镜中自己的死呢?再也没有人可以像颜回那样勾起孔子的共鸣了。 关于曾参，《论语》有以下相关记载: 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与颜回比起来，我觉得曾点更透出一股灵气，一语道出孔子一以贯之的东西。但“先进”的“参也鲁”似乎与之又有矛盾。我不知应做何理解。这且不说，最后孔子的“吾与点也”颇有意思。我觉得如果说面对颜回，孔子感到的是同质的认同，那么，面对曾点，孔子感到的则是一种异质的认同。有人认为“吾与点也”道出了孔子退隐的心声。我觉得这种理解自有他的依据。曾点异于他人的理想恰恰从反面填补了颜回“非助我者”的空缺，给孔子一个异质的启示和选择。
《论语》者《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甚施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论语》《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而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编辑本段]《论语》《杂谈》（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超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