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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墓葬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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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墓葬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论汉代丧葬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丧葬文化又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汉代作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一环,其丧葬文化意识必然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中国传统的“鬼文化”和儒道释三家思想对汉代的丧葬文化意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简析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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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汉代;丧葬思想;鬼文化;儒家文化;宗教

丧葬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意识构成的一部分,对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两汉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这从保存下来的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中可见一斑,其中出土丰富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结构、装饰等对我们探寻汉代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揭示出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一、鬼文化的影响

什么是鬼?“鬼”泛指人死后与躯体相脱离而存在的各种魂灵。所谓鬼文化,是指把这种围绕“魂灵”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古籍、典章、礼仪、风俗等的统称。 秦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一种“泰山治鬼说”,认为人死后魂归泰山,而魄归于蒿里或梁父。两汉时期,这种说法更广为流传,言人死之后“名系泰山录”与生人“生死异籍”,户籍要被迁往冥界,从此由泰山府君管辖,而泰山就是冥界的最高官署所在,它在冥界的地位就好像汉代的都城长安,这种意识在汉代镇墓文中有明确的表述:

受社会生产条件影响,中国古代墓葬中各个历史阶段有着各自独特的特点,但是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古代墓葬的演变也有一定的轨迹,我们已经从一些层面上看到,墓葬形制的演进始终跟从于地上建筑,随地上建筑的发展而变化,随葬品的演变日趋简约并逐渐与人们的生活情趣靠拢,而葬具的变化表明附着在葬葬中的宗教信仰逐渐松驰。从总的方面来说,墓葬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也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特点。 相比遗址、石窟、书籍等古代遗迹,墓葬具有完整性、实体性、形象性等特点,有助于我们第一视觉看到古代社会的本来模样,墓葬制度作为一种保守的、不易被改变的特有的文化,对它传承及演变的规律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客观正确的审视对待历史、利用历史唯物法去看待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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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南朝陵墓石天禄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对坐书写俑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南朝画像砖浮雕神兽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

墓葬文化研究价值论文范文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发现的这1100余座商代至西汉墓葬,可以看到很多的繁多独特的青铜种类,说明当时正值繁荣的青铜期,其中有特色的青铜元素可以为专业考古人员带来更深入的研究,而其中一些爬行动物标本,也可以为专业的研究人员更好的研究当时独特的丧葬习俗和所崇拜的信仰。

7月19日四川盐源县发现了从商代到西汉的墓葬群,这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这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文明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这些新出土的文物也具备丰厚的研究价值,可以让人们深刻了解历史古迹,那么这个新出土的墓葬群有哪些研究价值呢?

我们国家的文化从来没有出现过中断,这个墓葬群的发现对于这一观点也是很好的佐证,有利于我们的历史学家研究商代到西汉的历史,促进了我们国家考古行业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对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考古学家研究当地的风土人情,对于文化习俗和墓葬传统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和了解,因此,这次发现的墓葬群从这个角度考虑是意义非凡的。

这是我们国家考古历史上为数不多发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墓葬群,因此,人们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觉得很振奋人心,我们都在为我们国家的优秀历史文化感到惊叹,四川盐源发现规模宏大的墓葬群,有利于增强我们国家的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历史的认同感,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体现了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同样它也是兼容并包的,让我们的历史文化走向世界。

每当我们身处博物馆的时候,都会发出对历史文物的感叹,感叹它们饱经风霜,留下了时间的印记和证明,让我们了解到了商代到西汉这段历史中发生过的事,人们思想和文化的变迁,而历史文物就是这个载体,让我们了解到了历史文物的魅力,可以增加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的积淀,丰富了我们国家的古代历史,这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而言,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行动,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

论汉代丧葬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生活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丧葬文化又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汉代作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一环,其丧葬文化意识必然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中国传统的“鬼文化”和儒道释三家思想对汉代的丧葬文化意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简析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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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汉代;丧葬思想;鬼文化;儒家文化;宗教

丧葬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意识构成的一部分,对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两汉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这从保存下来的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中可见一斑,其中出土丰富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结构、装饰等对我们探寻汉代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揭示出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一、鬼文化的影响

什么是鬼?“鬼”泛指人死后与躯体相脱离而存在的各种魂灵。所谓鬼文化,是指把这种围绕“魂灵”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古籍、典章、礼仪、风俗等的统称。 秦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一种“泰山治鬼说”,认为人死后魂归泰山,而魄归于蒿里或梁父。两汉时期,这种说法更广为流传,言人死之后“名系泰山录”与生人“生死异籍”,户籍要被迁往冥界,从此由泰山府君管辖,而泰山就是冥界的最高官署所在,它在冥界的地位就好像汉代的都城长安,这种意识在汉代镇墓文中有明确的表述:

墓葬建筑文化论文题目

XX代墓葬艺术中的XX——以XX地区为例

您好,研学大禹陵是一个有关于历史文化的研学主题,因此在选择题目时需要重点考虑如何突出大禹陵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色。以下是一些可能的题目选项:1. 大禹陵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选题可以从大禹陵的历史背景、建造过程、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探讨大禹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2. 大禹陵的建筑风格及其特点这个选题可以从大禹陵的建筑风格、结构特点、建造技艺等方面入手,探讨大禹陵的建筑特色和价值。3. 大禹陵的文化传承及其现代价值这个选题可以从大禹陵的文化传承、历史价值、现代意义等方面入手,探讨大禹陵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作用。4. 大禹陵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价值这个选题可以从大禹陵的考古发现、文物保护、历史研究等方面入手,探讨大禹陵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总之,无论选择哪个题目,都需要注重对大禹陵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以期达到更好的研学效果。

尊敬的您,关于研学大禹陵的题目取法,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大禹陵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可以从大禹陵的历史渊源、建造背景、文化内涵等方面出发,探究大禹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2. 大禹陵的建筑特色和艺术价值:可以从大禹陵的建筑风格、构造技艺、雕刻艺术等方面出发,探究大禹陵在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领域的独特价值。3. 大禹陵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从大禹陵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等方面出发,探究大禹陵在中国古代考古和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贡献。4. 大禹陵的现状和保护措施:可以从大禹陵的现状、保护措施、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出发,探究大禹陵在当代社会中的保护和传承意义。综上所述,研学大禹陵的题目可以从多个方面出发,探究大禹陵在中国古代文化、建筑、艺术、考古和保护等领域的重要性和价值。

走入帝王陵墓的地宫,仿佛就置身于帝王的宫殿。地宫虽然深埋地下,是帝王以及后妃百年之后的居住场所,然而受事死如生”文化传统的影响,生者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居住情形为死者安排冥间的一切。地宫的建制模仿宫殿,大部分墓室明显分为前后两部分,前边相当于堂,后边相当于室,用来放置棺木。如明神宗定陵地宫的墓室由5个高大的拱券石室组成,分为前殿、中殿、后殿和东西配殿。后殿相当于室,中殿相当于堂,前殿相当于庭,两个配殿相当于房和厢。帝陵神道两侧的石像生象征着朝中位列两侧的文武大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宝座上的古代帝王憧着自己的政权统治与日月同辉,希望在冥间继续生前豪华的生活,威严浩大的地宫及其内部种类繁多的明器和价值连城的随葬品都是这种思想的见证。这都带有不同的文化意蕴和意义。

汉代墓葬美术中的生死观论文研究

请参考一本书《中国历代葬礼》

□由于中国的建筑物以木头为主要材质,所以地面上的古国景象很难被保留住,但在地面以下却还有另一个世界。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石室墓在中国开始出现。实际上,木构的宫殿和石室墓的建造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两条并行发展的线索。西汉一代留给今天的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许就是数不清的古墓,以及同样多的遗憾。在陕西渭河的北岸,分布着9位西汉皇帝的陵墓,其他贵族墓葬一共500多座,它们中的很多都曾被盗墓贼光顾。今天看这些皇帝的陵区,显得有些荒凉。实际上,当年的陵园里面有很多建筑,祭祀用的寝殿、便殿和庙宇,还有几千名常备工作人员住的房子。寝殿一般直接建在封土上。汉阳陵博物馆副馆长王保平介绍说:当时史书明确记载,为了修陵,他把东方豪强、达官显贵,还有南方的一些官僚贵族,都迁徙到这陵邑里居住,也是当时相对一个稳定国家的举措,像当时的长陵有25万人左右,茂陵住了有28万人左右,阳陵我们推测也有十多万人,所以说是一座中小的比较繁华的城市。但是,好景不长。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占领首都长安,公然盗掘皇陵。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下一个朝代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看到了这种惨痛的景象,他在即位后命令废止陵邑制度,提倡薄葬,同时,也废除了烦琐的祭祀活动。原来建筑在封土上的豪华寝殿被搬了下来,在墓园中专门建筑房屋,进行日常祭祀。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古墓历史的主流。□到公元7世纪唐朝建立后,皇帝陵墓的建造又开始了气派庄严,唐朝的皇陵一般建在山中,依托山体的自然形态,营造出皇家的威严。唐朝皇陵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是乾陵。乾陵的主人是唐太宗的儿子李治和他的妻子武则天。和中国其他陵墓不同的是,这座陵墓的两位主人地位完全颠倒了———妻子的名声远远超过丈夫,乾陵总是被人们说成是武则天的陵墓,而不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也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女人用自己的陵墓完善了中国的陵寝制度。乾陵位于梁山上,以山为陵,海拔1049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南侧两座山峰较低,像天然的门户,衬托出陵墓的雄伟。神道从两峰之间直通地宫墓门,长约4公里,两旁放置着石像,象征文武官员。乾陵的陵园面积有240万平方米,当年建有378间宫殿楼阁,但历经战乱,都被毁掉了。如今,乾陵的地宫仍旧在安睡中。乾陵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我们进行考察以后,发现墓道口封得非常严密,全部是用长方形的石条封的,一层400多石条,一共有39层石条,要想进墓门的话,你先要把几千块石条拿开,才能看到门,有多少道门才能进入陵寝,谁都不知道。但是这几千块石条很难拿开,因为石条横排,两个两个的左右中间,用一种八字形的铁的那种细腰栓板,以榫卯的方式,把左右两个卡住了,然后每上下三个中央再打上洞,然后用铁棍把三个三个串起来,所以,几千块石条,左右和上下是固定死的,每层石条之间剩下的缝隙,再把熔化的铁锡汁灌进去,因为这座山本身就是一座石灰岩的山,唐人把山掏空打开了,然后又与山封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石条的外层再用沙土掩盖。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分裂状态。一个名叫温韬的武官,率领手下的兵丁掘开了十几座唐朝皇家的陵墓,发了一笔横财,之后便驱动数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但这一次,出现了奇怪的事情。据说温韬来挖乾陵的时候,遇到雷电大雨,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一种威慑,一种警告,乾陵就没有被盗掘。不论传说是否真实,乾陵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接下来的中原王朝宋朝的帝王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陵墓大部分被毁坏了。 □人们只有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还能看到宋朝时一个地方政权的国王陵区,被人们称为“东方金字塔”。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被一个叫西夏的王国统治。这个王国的首都就在今天的银川。银川郊区的贺兰山脚下,保存着西夏国王的陵墓区,但是这里的景象看起来有些奇怪:一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它们曾让人们感到困惑,这些土堆究竟是什么用途呢?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们有了比较确切的认知。宁夏博物馆原馆长钟侃介绍说:土堆里面是实心的,都是用土沙或土石把它夯实的,可是,它的外表每一层,都出来一个平台,都往外出檐,另外它是八角型的,实际上它就是一座塔,也就是它外观上和塔应该讲非常近似,所以我们叫它陵塔,每一层平台上面,还可以看到留下少许残留的当时的檐,就是塔檐上面覆盖那个瓦的,现在还残留在那上面。神秘的“东方金字塔”终于露出了当年的模样,原来,它的外形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大佛塔。作为陵区中最高大的建筑,陵塔仿佛沉默的卫士,俯瞰着整座陵园。但是,这些曾经辉煌的陵区后来被蒙古人的铁蹄摧毁了。无数次的劫难、战争仍旧无法阻挡人类对权力和财富的野心。□朱元璋不仅有效地统治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而且对女皇帝武则天修订的传统陵寝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公元14世纪,当欧洲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王朝明朝建立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曾经当过僧侣和流浪汉的下层平民,但是他当上皇帝后,气魄也非同凡响。这位皇帝的墓葬明孝陵如今还沉睡在风景秀丽的南京郊区。后来,朱元璋的子孙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有13位皇帝埋葬在北京郊区,因此叫十三陵,这也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大、保留最完整的皇帝陵墓群。十三陵承袭了朱元璋陵墓的规制。在十三陵区之内,有一条超过7公里的“总神道”,一组由24座石兽和12座石人组成的石雕群严肃庄重地排列在道路两边,似乎在恭候皇帝的灵魂通过。虽然陵墓建筑还是十分豪华,不过,讲究实际的朱元璋在保证了皇家威严的前提下,去掉了前代的很多繁文缛节。从前祭祀用的寝宫不见了,那种耗费人力物力的日常供奉不再存在,服侍的人员也减少了很多。从此,中国皇家的陵园制度不再有更多的变迁,就像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进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公元17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替代了明朝,皇帝陵墓中的祭祀活动在清朝时又兴盛起来。无论在政治制度,还是陵园制度上,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规则,而且比明朝更加遵守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和前代所有帝王陵区都不同的是,清朝皇家的陵园被分割在两个地区,一个位于北京东面的河北省遵化市,叫东陵,另一个位于北京西面的河北省易县称西陵,两个陵区之间相隔300多公里。清朝最初选择的皇家陵区在东陵,但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雍正帝却出人意料地找了另一处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的墓地,也就是西陵。雍正帝的做法让后人产生了很多疑惑,至今仍旧众说纷纭。但不论这位皇帝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清陵从此分为东西,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即位后,觉得父亲的做法不太对,但是又没办法,只好增加了一个规定,以后父子两代不葬一地,相间于东西选址建陵。在皇家的制度变来变去之间,庞大的清帝国一步步地走到了辉煌的尽头。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时只有3岁,6岁时就宣告退位了,而皇帝陵墓的历史也就彻底结束了。当今天的人们流连观赏一座座古墓时,被吸引的往往是墓里出土的珍稀文物。 早在公元前的中国,就出现了专门从事墓葬营生的工匠。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的工匠。墓中的饰物、器物、俑以及被王侯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寝、墓厥、墓碑、神道两侧的石雕、华表、石望柱等等,都印刻着人类进步的足迹。古墓因为有了它们而不再幽暗和阴森,文明和智慧的光芒也照亮了地下的世界。人类文明史昭示着后人,灵魂并不存在,权力和财富是虚幻的假象,只有人类的创造力,才会不朽。

是的。

中国人有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伦理观念。中国传统宗教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仍将存活在“世”,并且可以荫庇子孙。因此,墓葬要按照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情景来安排。在重视阳宅的同时,也重视阴宅的建筑和配置。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墓葬中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如帝王陵寝地下建筑一般按照“前朝后寝”,地上建有享堂、献殿等。

扩展资料:

古人选择墓地考虑的因素依次为:一是京城附近,其风水不消说自然是好的;二是故里、采邑或祖籍地,符合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三是死亡地,如任所、战场等,这往往是格于形势,如交通制约等;四是其他地方,古人对于阴宅的重视不亚于阳宅,特别讲究“事死如事生”。

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兴起了依山造陵的观念。许多国君的墓不是背山面河,就是面对视野开阔的平原,甚至有的国君墓干脆建在山巅之上,以显示生前的崇高地位和皇权的威严。后来人们选择墓地又特别重视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依山傍水被古人视作最佳风水宝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古墓研究论文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西汉青铜羽人 我国西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大量使用,冶铜业及其制造业降于次要地位。因此,汉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相比大为逊色。但因民间日用器皿、皇家及贵族宫廷中使用的奢侈品、装饰品仍多采用铜器,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铸造青铜货币,所以青铜器制造仍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1966年,在陕西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发现一处西汉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汉贵族用铜器,包括钫、铜薰炉、灯、铛等,制造工艺都很精细。其中一件青铜人作跪坐状,通高15.3厘米,重1.3公斤。长脸,两大耳竖立高出头顶,脑后梳有锥形发髻,尖鼻阔嘴,眉骨、颧骨隆起。身着无领紧袖右衽长衣,束带,赤足。背部有双翼,膝下也有鳞状垂羽。双膝间有半圆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铜人双手作捧持状,手持何物不知。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羽人形象。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思想起源很早,其中有传说讲述人修行成仙后长出羽翼,飞到天上成为仙人,这种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 古文献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记载,《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太平御览》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羽人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见。 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睢宁县九女墩汉墓出土的画像石,有一幅表现羽人的石刻。画面上一个采摘仙果的羽人,头戴冠,身穿短衣,头后长发飘扬,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汉代铜镜上纹饰内涵丰富,西汉末至东汉中期流行一种制作精细的规矩纹镜,纹饰内区一般为一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铭文,外区在代表天宇的规矩纹中间,穿插着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常配以羽人、鸟、兽形象,旋转奔驰,图案精美。 无独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阳东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与西安市西关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极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长方体和圆柱体的连体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来可能也有一个相似的插物架。The color-painted and red-grounded coffin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in Ma Wang Dui is a rare treasure of Chinese lacquer history with rich contents and advanced painting skill. However, few people had made specific and profound research on it since its coming out of the land in 1972.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s painting structure, pattern design, color matching and corresponding factors. 丧葬用具是汉代髹漆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1)。这里棺上髹漆,也视等级不同而分为三等,即洞朱云气画,黑漆、坎侯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地彩绘棺(图1),就是洞朱云气画。棺长米、宽92厘米、通高89厘米。其绘画内容非常丰富,绘画技巧极其高超,是我国漆工艺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但自1972年出土以来,还没有人对它作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此棺的绘画结构、纹饰、设色和线描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朱地彩绘棺的绘画结构(布局)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的画面运用对称与平衡的构图原则,布局工整,摆设匀称,图案精巧多变。具体从以下部分研究: 1、盖板(图2),画面有边框,纹饰绘勾连雷纹,主题是二龙二虎呈祥,穿梭蟠绕,空地以云纹填补,使整体花纹构成一华盖之状。图中两龙首相向于画面中上方,身披鳞甲,向两侧屈伸;二虎相背,形象写实,位置在龙首下方,实居全画幅中央。画面以此二虎为中心,花纹结构形成对称的格局,摆布很均匀。 2、头挡与足挡(图3、4),绘菱形云纹边框,头挡的主题,正中是一座山峰,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足挡画的是双龙穿璧,悬着的谷纹巨璧,安排在画中央,绶带分垂,龙身夭矫宛延,穿璧而过。画面上保持对称布局。 3、左侧壁(图5),以云纹为边框,正中绘一山峰,两旁对称构图,各画一龙纹,呈波浪起伏状,左侧近龙首处一虎,回首向山;近尾处一鹿,鹿首向左,两角粗壮,四足翘举,反身而跃。右侧绘一朱雀,展翅跃飞,与左侧的虎相应;龙尾之前,有一仙人攀附龙身,与左侧的鹿相对应;空隙处以云纹作适当点缀,使画面保持匀整。 4、右侧壁(图6),也有云纹边框,画面为繁复的勾连云纹,暗含龙首爪之形,极穿插变化之能事。 二、朱地彩绘棺纹饰的分析 朱地彩绘棺,其绘有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一位仙人和一座仙山,以及一只悬挂的玉璧,这些云气纹与动物纹均为汉代漆器主要的纹饰之一,它们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汉人的升仙思想。 1、云气纹。关于云气纹,书多有记载,如:“云气画惟裳”(2)。 因此,云气画是汉代漆器压倒一切的装饰内容:它或作主题纹饰,或作非主题纹饰,完全没有这种装饰的漆器很少。汉代云气纹如此盛行,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不仅死后可以成仙,甚至生前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注引《太原真人茅盈内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成仙的信仰,在汉武帝时期达到了顶峰。朱地彩绘棺中的每个部分中,均饰有缭绕的云气纹,还有云纹边框,纹饰为繁褥的勾连云纹,系当时贵族彩绘漆棺的流行图案。 2、动物纹。漆器上的动物纹,是以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草虫的形象入画的,它们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则是幻想中的神兽仙禽,有的作吉祥物出现,而朱地棺所绘龙、鹿、虎、朱雀都是古代的瑞兽,即所谓“四灵”。《礼记·礼运》有“麟、凤、龟、龙谓之四灵”的记载。 (1)龙纹。龙纹是汉代漆器最主要的纹饰之一。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祖先在人类历史上独创的精神文化,即是我国古代人们幻想中的神灵动物。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汉代,人们特别重视龙的崇拜。汉人认为,龙是吉祥物,它能为人们辟邪除凶,给人们带来平安幸福。汉代铜镜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3)。“左有青龙,喜怒无殃咎,千秋万岁。(4)”其次,汉代广泛流传着乘龙升天成仙的说法,人们渴望成仙,所以,对龙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龙在汉代的地位较前期已有很大的提高,这与汉书记载的刘邦为称帝而提高身世的神话有关:“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是交龙于上,而已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5)”从此天子为龙种,天子与龙有了血缘关系,龙就变得更加高贵无比了。并且,经皇帝的大力宣传,大力推崇,龙在社会中,占据了超越一切的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漆器上的龙纹总是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总是作为主体纹饰出现,其他一切纹饰都要服从于它,从属于它。朱地棺所绘的六条龙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这些龙有虎爪蛇尾,均为汉代漆器上龙纹的主要造型——蛇体型,它们蜿蜒修长如蛇,舌细长如蛇信(图7)。这种形态的龙纹,基本上是先秦龙纹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们身上披麟甲而有凤羽,均应为翼龙,又叫飞龙。其动感极强,凌厉而豪迈,有倒海翻江的气势、遨游于太空云气之中。 (2)虎纹。汉代漆棺上的虎纹,多用作吉祥纹饰,汉铜镜上常有“驾交龙、乘浮云、白虎引合直上天。”的铭文。虎是汉代“四灵”、“五灵”或“四神”之一。《淮南子·天文训》说:“西方,金也……其兽白虎”。表明白虎是四灵中的西方之神。它具有辟邪去凶的神力。“刘氏作镜佳且好,白虎辟邪不知老。(6)”白虎还被视作瑞兽。《东汉会要·祥瑞》记载,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颍川的地方官报告皇帝说,阳翟两次出现白虎祥瑞。朱地彩绘棺画面中绘有三只斑虎,张牙舞爪,威风凛凛,形象写实。 关于朱地彩绘棺盖上龙虎斗(图2)这一题材,它起源于何时,无据可查。但李正光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先秦以前有凤和龙斗,凤和虎斗的图象,而未见龙虎斗的纹样,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每个氏族毫无例外地确定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为自己氏族的标志,这种标志称为图腾,我国上古时代也有图腾崇拜,前人说,吴人和越人以龙为图腾,巴人以虎为图腾,楚人以凤为图腾,因此,凤斗龙,凤斗虎的图象,是象征楚人与吴越与巴人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图象就作为纪念楚人战胜巴越人的丰碑而出现了,秦的统一,各国逐步变分为合,他们的图腾也从此化敌为友了,到了汉代,龙、虎、凤都统一于中原,因此,棺盖上的二龙二虎相斗,应该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秦汉时,人们相信人死之后,灵魂可以飞升上天,而上天须乘龙或“瑞兽”才得至。因此,它应该是用来保护和导引死者灵魂升天之意了(7)。1995年永州市鹞子岭M2:68出土一件通高厘米、梳口宽厘米的鎏金镂空龙凤虎纹铜梳柄,上面也有二龙二虎相斗的纹饰。 (3)鹿纹。这也是汉代漆器纹饰中较多的一种。先秦至汉代视白鹿为仙兽。《楚辞·哀时命》就有“浮灵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的记载。《汉乐府·长歌行》说白鹿乃是仙人的坐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瑞应图》曰:“天鹿者,纯善之兽也,道备则白鹿见,王者名惠及下则见。”朱地彩绘棺的头挡及左侧壁中共绘有三只鹿,其中两只昂首腾跃。 (4)凤纹。这也是汉代漆器装饰最主要题材之一。凤也和龙一样,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我们祖先,在遥远的古代创造的一种精神文化,为幻想中的神鸟(8)。它能为人类带来光明,降临祥瑞。凤凰的出现,即预兆着天下太平,人们能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同时,汉人还将凤鸟看作神仙和天帝的使者,如“凤鸟下,见神人”(9)。根据汉代文献记载,凤鸟种类有近20种之多,朱雀为其中的一种。无论朱雀、朱鸟,还是凤凰,均为南方之神,代表南方。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中,绘有一朱雀,它只身于右边的龙身之间,展翅欲飞,气宇轩昂。 3、几何纹。作为汉代漆器主要纹饰之一的几何纹,共有10余种之多,菱纹为其中一种,这些纹饰往往是作为二方连续纹样或四方连续纹样,装饰在漆器的口沿、圈足或四周,或作装饰带,布置于画面之中。朱地彩绘棺除盖板外,其余四面均饰以菱形几何纹作边框的装饰。 4、璧纹。璧是汉代重要的礼器,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主要用于祭祀、婚礼和聘礼。所以,漆器上常有璧纹作装饰,而漆葬具上的璧纹尤其多见。朱地彩绘棺足挡所绘双龙穿璧的纹饰,悬挂的璧为谷纹。何谓谷纹璧,《周礼·春官·典瑞》有“子执谷璧”的说法,郑注也有解释:“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所谓“饰若粟纹”,是指璧面琢磨排列有序的凸起的许多小乳丁,看似一颗颗的粟粒,所以称之为谷纹璧。 漆葬具上的璧象征天,它最直接地反映人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原注:“璧圜像天”,“琮八方像地”。彩绘棺悬挂着的玉璧(图3)之所以象天,除了直观的譬喻象征意义外,玉石艳丽晶莹的光泽,流动如云的纹饰及滑腻如脂的质地,都可能使古人把它和彩霞璀璨变化无穷的天联系起来。《论衡·谈天篇》:“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不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玉璧在漆画中,除少数悬璧图外,大都和四灵(或五灵)、大傩及升仙等内容有关的画面组合在一起。所以,朱地彩绘棺的双龙穿璧,就有墓主人乘龙升天的寓意。长沙砂子塘汉墓的双鹤穿璧,就有墓主人灵魂乘鹤升天之意。长沙曹女巽墓苓床有祥云拱璧,因为死者躺在此床上,其灵魂就可以冉冉升天。另外,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楣上常常雕刻横向的一对背向的龙,大有二龙中间穿一璧、三璧、五璧、七璧,甚至多达九璧者,多为奇数璧,将蟠龙刻于墓门的门楣上,有辟邪守门之寓意。二龙穿璧正是其“避”的谐音。是以保护其墓内的主人不受侵害。 5、羽人纹。所谓羽人,就是身长羽毛的人。或者人得道,成为“羽化登仙”之人。据史料记载:“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10)”东汉王逸注:“《山海经》容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汉人还认为,凡人要升仙,必须经过羽化的阶段,首先要学修德,方能“中生毛羽,终以飞升”。除具有这种精神修练外,还要在技术上具备一套升仙体能,存思导引,服丹药,行房中术,方能羽化成仙。传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鸿宝苑秘枕中之书,铸成黄白,白日飞升”,其中鸿宝苑秘、枕中之书,实为导引守道成仙之书,黄白乃为金丹银丹之说。刘向《列传仙》记载一个叫渥全的人,他学道后,体生羽毛,飞升成仙。 汉代漆棺纹饰中,又见到不少羽人,朱地彩绘棺的左侧壁有一裸体侧身,双手攀龙的白须羽人,即仙人(图11),云�纹中,多有羽人出现,马王堆一号墓黑地彩绘棺就是如此。绘有羽人纹的还有湖南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的漆棺(11),江苏邗江姚庄101号汉墓的漆奁和盒(12),江苏邗江县扬寿乡新莽墓的漆案(13),朝鲜汉墓出土的玳瑁漆盒、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汉墓的漆盒(14),长沙211号汉墓的漆盒(15),这些羽人,一般都是肩、头、腋、手、足长有毛羽,他们出现的场合,除少数单独出现外,大多数是处于仙境之中,他们腾云驾雾,遨游于太空之中。另外,作为羽文化主体,它们也屡屡出现在汉代的陵墓画像石图像中,或伴随在西王母,东王公旁,或以仙禽瑞兽为左右护驾升天。除此之外,羽化也出现在帝王贵族官僚的宫殿官府中,可见对羽化升天的崇拜,已达到了宗教般的狂热激情,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式的布道,使羽化观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羽人形象于魏晋南北朝以降走向衰落,逐渐消失殆尽。 6、仙山。神话中高大的树木,险峻的高山有通天作用,人可以利用其升入天界,这种作用在仙话中被继承下来。朱地彩绘棺的头挡的正中和左侧壁板上绘有高山,周围饰以缭绕云纹,它应是仙山,虽然东海的蓬莱三山也是所谓仙山,战国时每有求不死药之举,但画面上的山并没有海,因而可能是百神所在之昆仑山的象征,以上均代表仙界。神话是仙话的一个源头。《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因昆仑是神话中离天最近的地方,具有通天的作用自不必说,同时它又是天帝的下都,昆仑之主又是天帝的女儿,从昆仑山往来于天、地间是极方便的。“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16)。天上的神灵在跨过天门,步出天界停留的第一站便是昆仑山。神话的仙化使昆仑山成了有名的仙山,聚居着以西王母为首的仙人群体,那里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乌、羽人、九尾狐、玉兔和有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成为最重要的仙人系统。昆仑的通天作用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是谓太帝所居”(17);“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铜;二曰玄圃;一句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18)。昆仑仙话体系的形成、发展是神话仙话的结果,天界与昆仑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见,嘉祥武氏祠西王母、东王公迎接墓主人升仙的图画被置于祠堂顶部亦是有其道理的。 三、朱地彩绘棺绘画设色的分析 汉代的漆器以五光十色、瑰丽多彩而得到人们喜爱。所以漆器的着色,是漆器装饰的一个重要方面。黑、红二色是中国古代漆器的传统。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禹作漆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19)的说法。到汉代,黑、红二色仍然是漆器的基本色调。红色是用漆油调丹沙而成。《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利数世,家亦不訾”。“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巴蜀寡妇清暴富的故事,说明漆器髹红色所需丹沙之多。不过尽管黑红二色仍是汉代漆器的底色,但是,在黑红底之上,都彩绘出万紫千红的花纹来。 汉代对色彩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颜色有正色和间色之分,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正色混合,千变万化,可以调出许许多多的间色来。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东汉许慎的《说文》等书,记载汉代纺织品可以染出二十多种不同的颜色来,而汉代漆画的颜色,则比丝织品还要丰富得多。考古发现的汉代漆器的颜色,有黑、红、金、银、朱红、黑红、紫红、灰、黄、赭、蓝、白、青、绿、草绿、灰绿、褐、橙黄、棕黄、粉绿、铁色、栗色、粉褐、藕褐、赤褐、黄白、赭黄、藕白、棕黑、乳白、鹅黄、浅赭、草黄等数十种颜色。这些色漆,主要是用丹沙、石黄、雄黄、红土、白土、铅粉等矿物性颜料和蓝靛等植物性颜料,与漆、油调合而成。 作为汉代漆器中着色极为成功的作品——朱地彩绘棺,里外通体髹鲜艳耀眼的朱漆,外璧朱漆地上的纹饰,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白、黄棕等明亮色彩平涂,绘出各种“祥瑞”图案:盖板的两龙为粉褐色,赭色勾边,鳞斑纹内填以绿色,白色的牙齿。两虎为赤褐色。龙虎间穿插粉褐色流云。盖板周沿,饰以赭黄色勾连雷纹。棺的左侧壁中的山是用赤色,龙是粉褐色,虎为褐色,并带酱黑色条斑纹,伏鹿为藕褐色,仙人为粉褐色,头发白色,云为藕白色,左侧面、头挡、足挡也都绘有各种彩色图案。除少部分因脱落、氧化产生的色彩混淆外,大部分彩绘保存较好,由于有凸出的线穿扦在各色之间,从而缓和了色彩对比的矛盾冲突。流动线和各类动物纹饰都是描绘在朱地彩绘棺上,不但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同时给人鲜明和谐的感觉,全器显得富丽堂皇。 四、朱地彩绘棺绘画线条的分析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原始社会的彩图就已用线、点来进行装饰,楚墓中出土的漆器和帛画,线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漆器上的绘画,无论是漆画还是油画,都是用毛笔来进行的。其主要画法,有线描、平涂和渲染,其中又以线描为主。汉代漆绘的线条,以纤细为其特征,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弹性。 朱地彩绘棺的用线,就更加令人佩服。不但线描的技法很多,并达到娴熟的地步。如云纹四周的流动线,有刚有柔,有长有短,粗细随意,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舒徐,笔力流畅,毫无凝滞之感,真是线随云势、云动线威,驰骋飞舞,整个画面气势磅礴,表现出云海翻腾的强烈运动感。每根线头,又有节奏地饰以横点。所绘线条,色由厚到薄,形成浅浮雕感,与凸出的云纹轮廓线协调统一。根据用笔的方法进行分析,有中锋、侧锋、转笔和甩笔。用笔不但使用指力、腕力和肘力,更多地地方使用臂力。因为棺大,如不靠臂力,弯曲自如的长线是无法描绘的。有些线,从笔锋可以看出它不是描的,而是写的,用不同的线和笔触来表现用笔的转折、顿挫、节奏,充分地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和线条美。彩绘棺的线描,充分反映出汉初这些无名画师的技艺非凡。过去人们一谈到线描,总是用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梁楷的折芦描,以及“曹衣出水”、“关带当风”等名典来说明其技法和成就。殊不知早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漆器绘画,就已为我国绘画艺术线描这个基本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堆漆手法的分析 “堆漆”是西汉漆器装饰手法的新创造。所谓“堆漆”,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使图象高出画面,有时还特意用漆灰或油灰堆起,使图像具有立体感,有如后世壁画的沥粉堆金。朱地彩绘棺就是采用此种方法进行装饰的。技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神怪与禽兽的描绘,采用线和面结合的表现方法来选型,利用色的厚、薄和笔痕处理物象的轮廓和形体结构、前后关系和透视感;每个形态都似一座浅浮雕。如羽人头部的颧、额、鼻、眼都处理得轮廓分明,结构清晰(图11),对四肢的描绘,则注重胫骨肌和肱肌的表现,采用堆色的方法使之隆起。基本形态完成后,在适当的地方用线勾划,把形体结构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根据动势,用细如发丝的线,在头部和膝、肘关节及臂部描出毛须,来增加羽人的奇异和运动感。真是“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内,力健有余”。对动物的爪、牙的描写,则用笔尖饱色欲滴成点,甩笔有锋,从而增强了物象的凶猛和牙、爪的锋利感觉。根据用笔方法进行分析,描绘神兽时还采用了刮和推笔等方法,用笔不但使用笔尖,还使用了笔腹与笔根对肌肉的绘制,是在笔含色饱满时,用腹部随结构偏转重压,使颜色向一边挤出,使之产生一种厚薄不匀的浅浮雕感。这种技法,可能是由于漆器工艺本身的特定条件促使而形成的;因为漆器表面光滑,只有用漆和油调矿物色才能有牢固的附着力。又因矿物色调漆和油,色稠不易展开,容易形成堆画,没有渗透。如头挡的谷纹璧,谷粒明显凸起,增加了璧的真实感。古代画师在长期的实践中,从髹漆到漆书,从线描到平涂,逐渐掌握了矿物色调漆和油绘引起色稠这个特点,采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和技法,利用色的稠粘,用厚薄等方法来塑造图像,从而取得了像朱地彩绘棺这样高质的艺术成就。这种方法,在战国晚期就已开始运用,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狩猎纹漆奁,就是用类似的方法绘制的,不过技法还未达到彩绘棺的高度。汉代称之为“油画”,《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軿车。”这里的“油画軿车”,就是指用油漆描绘花纹的车子。既然使用的材料是色调漆和油,造型的技法是面线结合,并以色块来体现物象的形体结构的朱地彩绘棺的漆画,也应该叫油画。过去很多人认为,油画是外来种,油画外来之说是值得商榷的。傅举有先生在“中国漆器的巅峰时代”一文中指出:“汉代漆器上的‘油画’,和始于古希腊、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是用油调颜料作画,颜色有较强的遮盖力。所以有人说:中国油画不是外来品种,但是中国的油画和西洋油画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画所使用的油,是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快干油;而汉代的油画,则主要是用我国特产的干性植物油——桐油”。朱地彩绘棺就是有力的物证,只是西汉以后,漆器绘画被针刻、镶嵌等新兴技法所代替,加之单线平涂的壁画、绢画和纸画的兴起,致使这种技法逐渐失传。 六、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地彩绘棺的主要艺术风格有: 一、构图讲究对称平衡,题材没有脱离汉代的仙灵思想,以龙、虎、鹿、朱雀、仙人等多种象征祥瑞的图像,表现死者与它们一同攀登仙山,寻求“登之乃神”的神仙极乐世界。 二、设色既艳丽夺目,又与当时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对色彩的处理方法,取其强烈、明快等特点,由于它的吸引力,一直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直到今天,我国的民间工艺、年画、建筑装饰还保留着这种风格。 三、绘图技巧娴熟,以线描为主,兼用平涂渲染,还通过堆漆使纹饰显出浮雕感。漆器上的画面一般都不大,在有限的平面上,不事细致的描绘,而以简炼的线条,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夸张,着重于神态的表现。综上所述,无论从构图、纹饰、设色、线的技法,新工艺的使用,朱地彩绘棺的绘画技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不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风格,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汉初期绘画艺术的珍贵资料。 注 释 ① 《后汉书·礼仪志》 ② 《后汉书·舆服志》 ③ 王土伦:《浙江出土铜镜》附《历代镜铭选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④ 同上 ⑤ 《汉书》卷一《帝经》 ⑥ 汉代铜镜铭文 ⑦ 李正光:《龙虎斗——朱地彩绘棺》,《轪侯家》,第二期。 ⑧ 傅举有:《中国漆器的嶷峰时代——汉代漆工艺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⑨ 《汉代铜镜铭文》 ⑩ 《楚辞·远游》 ⑾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⑿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2期。 ⒀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⒁ 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网瞳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第2期。 ⒂ 中国考古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发掘报告》第121—123页。图版84、83。 ⒃《汉书·礼乐志》 ⒄《淮南子·坠型训》 ⒅《水经注》引《昆仑经》 ⒆《韩非子·十过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S1期 汉代羽人形象试探上面可以看。也许是你所需要的。

“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说“疑冢”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冢”。中华文化那叫一个博大精深。比如说汉字,“墓”、“坟”、“茔”、“冢”、“丘”、“垅(垄)”、“山”、“陵”、“寝”,以及不太常用的“土”、“培”、“堬”、“垜”,表面看指的都是同一种事物——人死之后的埋骨之所,但在古人看来,这几个字的意思有着明显的差别。“墓”,指的是掘坑穴葬后盖土与地平齐,不植树。这当中透漏出的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丧葬观念——“不树不封”,《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就是古人下葬之后是不会在地面上起坟头的。所以“墓”字在这几个字中堪称最为原始、正宗。“坟”,恰好与“墓”相对,它的本义就是土堆,在先秦专指葬后地面上积土成堆。“茔”,意思是墓地,是用作墓葬的那块土地的本身。“冢”,本义是大,《红楼梦》里面称秦可卿为“冢孙妇”意思可不是她死了,而是说她是嫡长孙之妻,嫡长,在家族中当然意味着“大”。《说文》,解释说:“冢者,高坟也。”也就是说只有封土高大的坟,才能叫“冢”。“丘”,本意就是葬穴上的封土堆,“垅”、“垄”的概念与此相近。但是,在礼法等级森严的先秦时期,普通人只能能用“墓”、 “坟”、“垅(垄)”,王公级别的人才能够用“丘”,如苏州虎丘,就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这里而得名。比“丘”规格更高的是“山”和“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意思就是,在秦朝,“山”是称呼天子坟墓的专有名词,到了汉朝,刘帮把规矩改了,叫“陵”,所以“山陵”专指帝王之墓,不能乱用。至今八宝山那个也只能用“公墓”,孙中山、蒋介石的安息之地才能叫“中山陵”、“蒋陵”。墓葬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是“寝”。寝原指正式的起卧房间,古代的宫殿都是“前朝后寝”,即前面用于朝见办公,后面用于起居饮食。君主死后要“寝庙奕奕”,就是说庙和寝相连,前面的“庙”中供奉牌位,用于祭祀,后面的“寝”中安放帝王生前的衣物用具,像生前一样侍奉。后来秦始皇把寝和庙分离,庙仍然留在国都,寝则转移到陵墓附近。按照礼仪,每个月庙中祭祀的日子,就有专人把寝里供奉的衣物送到庙中转一圈,表示皇帝来接受了祭祀。这种礼仪延续到了汉朝,但汉惠帝刘盈看望吕后所走的复道刚好在刘邦衣冠从寝到庙的那条路的上方,活着的皇帝不愿意绕路,大臣要避免礼制不合就只能打死鬼皇帝的主意,于是把庙也挪出了长安,迁到刘邦的长陵附近。从此寝、庙进一步与陵结合,非但有山一样高大的封土堆,还有巍峨的寝殿供灵魂游豫享乐,这才是最高等级、皇帝专用的墓地。除了称谓不同,还有很多其他规矩。比如《周礼·春官》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墓上封土的高低和植树的多少都要与死者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便是越礼。汉代这个规定仍然有效,“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侯曰‘封’”,“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连盛殓用的棺材,也因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不同规格,身份越高,棺椁层数就越多。“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这就是说,除了直接盛放尸的“棺”,天子在棺外还可以加四重“椁”,封为公侯的人可以棺外三重椁,侯爵、大夫递减,到了“士”这一级只能用棺来直接下葬,不能再套椁。《论语》里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亡,颜回的父亲想拆了孔子的车给颜回做一层椁,被孔子断然拒绝。除了舍不得车的因素,孔子更怕越礼,因为颜回是“士”,按照礼法是不能用椁的。鼎,在先秦时最重要的礼器,贵族要“列鼎而食”,用鼎的数目是规定好的。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入葬的时候,随葬的鼎也要照此规定,丝毫不能逾越。可以说,看看墓的封土、棺椁、随葬礼器,大致就能判断出墓主是哪个阶层的人。上古人之所以不树不封,本质上还是因为生产力低下,人的寿命很短,犯不着为尸体费那么大劲。后来生产力发展,家有余财,生年延长,时间也充裕了,于是有功夫去怀念逝去的亲人。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换句话说,墓虽然是为死人修的,却是活人“思慕”的表现。如果想表现自己是个孝子,那就得在造墓下葬的事儿上多下点工夫。于是,不树不封的狭义的“墓”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高的封土,从堆土成丘到最后“因山为陵”——直接拿一座山当封土堆,一百里外都能看见儿子的一片孝心。其实还不仅是儿子,有钱有势的人往往生前就开始选址给自己营造墓地,跟买地盖房一个道理,自己选的才最满意,并不存什么忌讳。“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秦始皇从继位就开始搞工程,前后征发了70多万人,对工程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但规模搞得再大,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灵魂能不能来享受墓中陪葬的一切,这事儿谁都不敢打包票,秦始皇也不能先死一次试试,于是他后来开始研究长生不老,尽量避免自己赔本。地上的坟头越来越多,地下的墓穴当然也越挖越大,填进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从生前的日用品或珍爱之物,到成堆的金银财宝、成箱古玩字画,中国社会的厚葬风气形成了。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的妇好墓,出土了两件“司母辛”大方鼎,另有近2000件青铜器、玉器,墓主妇好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可见早在商代就有了厚葬的现象,当然,比之后世帝王,这只是小巫见大巫。厚葬,本质上还是和儒家大力宣扬的“孝”相关。《礼记》说:“事死如事生”,《汉书》说:“事亡如事存”,孝顺的后背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尊长,死活不是问题,阴阳不是距离。尤其遇上老爷子指定某件珍品陪葬的时候,儿子再舍不得也得打落门牙和血吞。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一定要拿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本殉葬。高宗李治虽然也酷爱王羲之,满心不乐意,最后还是得按照老爹的意思来。到了唐朝末年,节度使温韬以盗墓为己任,“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李世民的昭陵也未能幸免,《兰亭集序》自此不知所踪。不知李治地下有知,会不会后悔得再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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