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景宗 武烈皇帝 李元昊 显道（3） 壬申 1032 开运（1） 甲戌七 1034 广运（3） 甲戌八 1034 大庆（3） 丙子十二 1036 天授礼法延祚（11） 戊寅十 1038 毅宗 昭英皇帝 李谅祚 延嗣宁国（1） 己丑 1049 天佑垂圣（3） 庚寅 1050 福圣承道（4） 癸巳 1053 奲都（5） 丁酉 1057 拱化（4） 癸卯 1063 惠宗 康靖皇帝 李秉常 乾道（2） 丁未 1067 天赐礼盛国庆（6） 己酉 1069 大安（11） 乙卯 1075 天安礼定（1）丙寅 1086 崇宗 圣文皇帝 李乾顺 天仪治平（4）丙寅七 1086 天佑民安（8）庚午 1090 永安（3） 戊寅 1098 贞观（13）辛巳 1101 雍宁（5）甲午 1114 元德（9）己亥 1119 正德（8）丁未四 1127 大德（5）乙卯 1135 仁宗 圣德皇帝 李仁孝 大庆（4） 庚申 1140 人庆（5） 甲子 1144 天盛（21）己巳 1149 乾佑（24）庚寅 1170 桓宗 昭简皇帝 李纯佑 天庆（13）甲寅 1194 襄宗 敬穆皇帝 李安全 应天（4） 丙寅正 1206 皇建（2） 庚午 1210 神宗 英文皇帝 李遵顼 光定（13）辛未八 1211 献宗 谥号空缺 李德旺 乾定（4） 癸未十二 1223 后主 李睍 宝义（2） 丙戌七 1226干支后面的数字表示改元的月份
文学硕士论文：从亚述学的进展看西夏学的得失
提要： 本文通过对亚述学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体会，重新审视了西夏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得失，着重指出了在西夏学研究中 语文 学的基础地位和文化人类学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夏学 亚述学 语文 学 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历史编纂
西夏学(tangutology)的历史，若从1804年甘肃武威发现番汉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人张 澍 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西夏年号“天佑民安”正确断定碑上番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两个世纪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学科，则当以1908—1909年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区获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并运藏彼得堡为其发端之时[i]。
西夏学发展至今，在 语文 、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学科进展渐趋缓慢的现实考验。认真探究其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缺陷，乃是我们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国际上已有充分发展的类似学科进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资于自身发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体系;而放眼世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可以给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当程度新颖意蕴的启发和借鉴!亚述学就是一例。
所谓亚述学(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东地区公元前两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一门人文科学。它诞生于十九世纪国力正盛之欧洲诸强在近东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了。而其分支如苏美尔学(sumer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等，到目前为止也各自成为世界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次级学科。
从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首创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苏美尔人(sumerians)开始，中间历经以闪米特人(semites)为主延 祚 近两千年的阿卡德—巴比伦(akkado-babylonian)文明(亚述人的创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东地中海、东越伊朗高原，时间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纪伊始的古波斯帝国以及随后的巴比伦希腊化王朝时期。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容物皆为亚述学研究的对象，个中原因则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国民族流传至今的文明记录均采用了书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缘故[ii]。当初楔形文字的运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为国际通用 语文 ，甚至连基本与之同时起步但却一向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希伯来文明均受其文书文献的强烈影响。
自古希腊文明以降，上千年来欧洲语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侧重考证记录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之书面材料的 语文 学(philology)方面;当然，由于十八世纪以来建立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长足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观，传统的 语文 学也早已逾越原来仅仅关注历史的藩篱，philology一词在很多场合已具有指代立足“传统”谱系分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之语言研究科学的现代意义。这种基于原始印欧语构拟研究而成熟起来的共时、历时经历充分表明：语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语音层次的构拟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为趋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煞费苦心钻研此类“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亚述学即始于研治中近东地区闪米特及西雅利安诸语之语言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其真正确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学对碑碣遗址的研究和 语文 学对书面文献的解读——单纯的考古学者或 语文 学家要么只给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维空间的物质填充，要么仅局限于该地远古居民形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重建;亚述学家则必须一身兼两任[iii]，并应当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系统理论，以便指导本学科各方面具体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则来具体衡量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亚述学界，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亚述学家们依然过分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词考据索隐，却鲜有学者自觉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亚述学界历来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语言解构之细致考据为基础、同时贯彻各领域遍地开花的文化人类学精神的研究思维模式，却对该学科研究的进展十分有利。
西夏学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实也完全重复了上述过程。西夏 语文 的基础性研究，是西夏学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在西夏时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对其母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受同时代业已成熟之汉语 语文 研究的影响甚为明显，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征民族立国之新创文字的规范和推行[iv]。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并无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遗存得还相对完整，这就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对其民族特质的准确领会。
今天，西夏 语文 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 语文 学的比较分类;其比较范围限于同一内容的番汉文本之间、不同的西夏文文书之间、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同一时期西夏文记录和相应的其他历史纪录(主要是汉文记录)之间[v]。这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助于字词意义的获取而无助于语音的构拟 [vi]，从而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必要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对亚述学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早已高度音节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记录的阿卡德语、赫梯语、(特别是)古波斯语等屈折语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记录且研究较为充分的亲属语言材料，使得这些死亡几千年的语言其语音体系至今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标准，这就为今人探索几千年前的古人不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既然亚述学者能以此借鉴来推动亚述学前进，那么，西夏学者又应该怎样面对亚述学在语音构拟和语言比较方面的优势呢?
其实，在西夏学研究早期，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得自己文化氛围中比较研究法的真传而能下意识地加以运用 [vii];深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的民国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中就西夏文“众生”、“无上”两词所作的简略讨论，既援引相应梵文原词及多种对应汉译，又兼及西夏语言特点，虽失之简约，却颇具比较研究之神采[viii]。这种具有比较性质的条理化思维虽然并不是从亚述学中借鉴的，但不谋而合的作法带来的显著效果，难道不能激发我们有意识地归纳总结，从而使这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为我们自觉地运用?
1992年末，中国西夏文化专家李范文教授历经20年艰辛，编纂完成《夏汉字典》，对于西夏文的数量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在对《夏汉字典》每个字目做了详细考证后，李范文认为，全部西夏文共计5917字，而实际上有意义的字共5857字 。在宁夏社会科学院的相关专家努力下，西夏文字还实现了电脑录入。有专家认为，“远看全是字，近看不是字”的西夏文实现电脑录入，极大地便利了个人的电脑写作以及正规书刊的排印，较好地解决了电子化时代西夏文字仍用手工书写的问题。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辞书《文海》与《音同》收字最全。这两部辞书是由西夏时期的党项族人编著的，为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是用汉文与西夏文对音、对意的方式编成的，并收录了许多党项语词汇，因而成为后人解开西夏语言、文字的钥匙。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 专家们在整理俄罗斯藏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如《圣立义海》系统记录西夏自然状况、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全面反映西夏社会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王朝法典。特别是大量反映西夏社会底层的乡里户籍，军抄文书，借贷，买卖文契，各种账目、官牒私信以及很多文献的序跋、题款等，都是反映西夏社会的真实纪录。这些文书多是草书。这些出自西夏基层的文书很多记有西夏的年号。这些文书从数量、内容、价值方面都可与敦煌社会文书相媲美，为研究西夏社会增添了新的资料。
西夏王朝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关于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张澍。 张澍(1776~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年犹未弱冠，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乡榜，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张澎性格刚直不阿，工作一丝不苟，在公文中与上级争辩是非，因而得罪了不少上级，在仕途中并不顺利。1830年，张澍引疾辞职，结束了仕宦生涯，1832年回到西安，客居城内和乐巷，从此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后来患眼疾，最终失明。 1804年的某天，已经回到家乡养病的张澍和一位朋友到清应寺游玩，两人一路谈笑，不觉已走到寺院深处，这时张澍突然看到眼前有一个四面被人用砖泥砌封得严严实实的亭子。 这个亭子为什么要砌封起来呢？ 寺里的和尚告诉张澍，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亭子，封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是打开封砖的人，都会遭到可怕的天灾报应。所以几百年来，没人敢靠近这亭子一步，而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现在已没人知道了。 张澍天生胆大，对民间所谓的报应一说向来不以为然，他向和尚提出要找人来打开砌封看个究竟，还对天发誓说，开封后如有灾祸，全由他一人承担，绝不连累别人。在张澍的一再恳求下，和尚总算答应了。 随着封砖被一点点凿开，一块高大的黑色石碑显露出来。碑身呈半圆形，四周刻忍冬花纹，碑文的正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工整的楷体字。当张澍靠近石碑，看清楚上面的文字后，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些乍看上去好像全都认识的文字，仔细看却没有一个认得。 这究竟是文字还是什么特殊的符号呢？ 张澍立刻叫人把亭子四周的封砖全部拆除，虽然这块被诅咒了几个世纪的石碑全部显现出来后，传说中的天灾报应并没有应验，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给这位学者带来了更大的震撼。 石碑的另一面刻着汉字，碑文内容大致是修建护国寺感应塔及寺庙的情况，与同类石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再往下看，一行小字立即引起了张澍的极大兴趣，建碑的年款一行赫然写着：“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张澍不知道知道“天佑民安”是什么朝代的年号，他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在一本书中找到了宋对西夏的介绍，方知“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碑上刻的奇怪字是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现在被称作“天下绝碑”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它的发现不仅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而且还让一个“被遗忘的王朝”———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夏，渐渐在世人的面前清晰起来。关于西夏，有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就是国内学者想要研究西夏 历史 ，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俄罗斯科学院的“东方文献研究所”，因为几乎所有现存的西夏文献，都在这里。 俄罗斯人科兹洛夫曾在1909年，1926年三次到访黑水城，并将城中出土的所有文物全部打包运回俄罗斯，据统计，光是科兹洛夫从黑水城盗掘的西夏文献，就有超过8000余种。 西夏是一个很尴尬的朝代，因为在二十四史中，并没有属于西夏单独的史书，有人猜测说是因为成吉思汗当年战死于征战西夏的途中，因此元朝建立后，才没有给西夏立史。 虽然二十四史中没有自己的 历史 记载，但西夏还是在世上留下了许多的痕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夏文。 清末考古学者张澍就在184年于武威清应寺发现了可有西夏文的石碑，张澍也成为西夏文自西夏灭亡西夏文失传后，第一个将他识别出来的后世学者。 至此，神秘古国西夏在清末，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而西夏被世人所熟知，还要在西夏王陵被发现后。 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就拍摄到了西夏王陵，至此，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者们对西夏王陵的研究日益深入，神秘的西夏再次逐渐解开了面纱。 史籍中对西夏国并非没有记载，只是记载得很少，多出现在于北宋王朝的战争中，而关于西夏的 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等则在中原史籍中鲜有记载。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 历史 上，贺兰山曾见证了党项人的无数辉煌与兴衰，虽然西夏灭亡了，但在漫漫中国 历史 中，西夏仍旧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元朝脱脱修史时编纂了《宋史》《辽史》《金史》，却独独没有编纂于宋、辽、金同时代的“西夏史”，想必提问者便是据此认定史籍中没有对西夏的记载。实际上，提问者大错特错了！脱脱修史时仅仅是没有将西夏单独列为一朝，并不是没有修“西夏史”。因为西夏一直在宋辽、宋金的夹缝中求生存，只要里子、不要面子，经常对宋、辽、金称臣、接受册封。同时，西夏抵抗蒙古人最为激烈，成吉思汗铁木真便是死于对西夏作战时期。因此，蒙古人对西夏的敌意要远甚于宋、辽、金。脱脱在修史时秉承了蒙古人的这一传统思维，直接否决了西夏的正统王朝资格，把“西夏史”列入了《宋史》之中，著有《宋史·夏国传》，等于是把西夏置于了宋王朝附庸的位置。换言之，西夏并不是没有史籍记载，而是被元朝人出于政治需要刻意“降格”了。不仅《宋史·夏国传》对西夏有详细的记载，元朝的蒙文史料也有关于“唐古特”的详细记载，而这个所谓“唐古特”就是西夏！因此，西夏自太祖李继迁开始，所有皇帝都有详细的世系， 历史 事件的记载也是非常完备的，并没有提问者所谓“西夏被发现”之说。西夏一直真实存在，自其存在之日起、直到现在，西夏从来没有被 历史 淹没。提问者想必是把清朝张澍发现西夏文字和西夏史混淆了。实际上，张澍发现西夏文字也并不是首先发现，只不过他作了专门研究、发表了“论文”而已。在张澍之前，西夏文的书籍、石刻等等一直存在，只是因为西夏的灭亡和年代的久远，西夏文成为了“死文字”，无人能够释读。久而久之，西夏文字便被人们淡忘了。而张澍的发现重新启发了人们对于西夏文字的兴趣，开始了新一轮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而已。但是，研究并不顺利，与汉字完全不同的西夏文字很难被全部解读，直到俄国人的一次“盗墓式考古”发生才改变了这一切。晚清时，俄国人科兹洛夫在沙漠中发现了西夏黑水城遗址，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之后，科兹洛夫将这些东西全部运回了俄国。在这批被盗文物之中，有一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时期汉文、西夏文的对照字典。有了这把钥匙之后，人们对西夏文字的释读也走上了快车道，大量西夏“死文字”被“复活”。许多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西夏 历史 也得以重见天日。提问者显然是一知半解，把西夏 历史 和西夏文字给搞混淆了。西夏并没有消失，元灭夏之后，党项人也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融入到了各民族之中。关于西夏的文字记载更加是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完备。即便是西夏文字，也没有消失，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成为了“死文字”，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而已。公元1227年被蒙古人满载仇恨的西夏王朝终被灭国，从此消失在中国的 历史 长河中。波斯人在史集中记载，西夏国王和居民全部遭到屠杀。蒙古秘史也记载了西夏王朝的惨烈灭亡：不留子遗，故有此记。中国自古有记载 历史 的传统，下个王朝无论如何都会为上个王朝记传，但是唯独西夏王朝神秘的消失了，泱泱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的任何史册。 1804年，一个叫张澍（shu）的年轻人第一次扣响了隐秘的 历史 之门。张澍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在凉州的清应寺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凉亭，凉亭被砖四面砌封。因为没有任何口传和记载，寺院里的僧人也不知道缘由，只知道亭子已经被封存了好几百年。这激发了张澍的好奇心，虽然遭到阻拦，但是张澍依旧坚持打开砖封，一探究竟。打开凉亭后一块巨大的石碑暴露在了张澍的眼前，石碑的一面是汉字，另一面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方正字，很像汉字，却没有任何人认识。这种神秘的文字，让他感觉到他在接近一个未知的世界。 张澍在汉字的末尾看到这样一个纪年：天祐民安五年。在张澍的记忆里，正史中所有皇帝的年号，从来没有出现过天祐民安这四个字。难道这是一个没有载入正史的国家么？张澍在《宋史》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天祐民安元年六月，夏与宋约定绥州附近国界。夏与宋处在同一个时代，两国曾长期征战，夏位于中国西北，宋人称其为西夏。天祐民安正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神秘的文字正是西夏文。《宋史》中的《西夏传》记载，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国家，党项是一支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而之后的史学家翻译出了西夏文字，西夏也便从 历史 的长河里发掘了出来。 身在闹市，心向青山 西夏的存在一直都没有疑问啊，西夏不是没有记载，只是没有列入正统王朝，所以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参与平定黄巢之乱，此后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赐姓李，这便是西夏王国的起源。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至1227年被蒙古人所灭，西夏实质上存在了346年。 元朝修史，以辽宋金均为正统，所以有《辽史》《宋史》《金史》，但西夏的 历史 则分布在这三部史书之中。 《辽史》中有《西夏外纪》 《金史》中有《西夏传》 《宋史》中有《夏国传》 至清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西夏专史，比如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周春的《西夏书》十五卷，戴锡章的《西夏纪》二十八卷等，这些都是今人了解西夏 历史 的原始史料。此外，今日的学者已经能够识别死去数百年的西夏文字，并掌握了其造字规律，这无疑对我们了解西夏的 历史 提供了更多的依据。 不爱看 历史 书的人，大概是从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里知道西夏国这个国家。 西夏，并不是没有 历史 记载，只是没有像同时期的宋朝、辽朝、金朝那样单独编史，但在同时期的宋史、辽史、金史及当时个人记载的书籍，都记载有西夏。不仅有外族文字记载，而且西夏国有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并已经发现了很多西夏文的书籍和石刻等。还留下大量西夏古迹。最著名的就是西夏王陵，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还有石窟、庙宇等。 所谓西夏，是在中原的人，自大地认为自己是地球中心，本来人家叫大夏国，因位于中原西北部，所以叫西夏。 按正式的立国时日计算，西夏存国190年（公元1038~1227年）；然而若依 历史 实情而言，即如《宋史》所载的“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则是实历347年之久，这就要比起北宋和南宋相加之年还要多出27年了。 西夏国是由藏缅语系的党项民族建立（中国汉族史籍中称其为党项，与其为邻的突厥人、鞑靼、蒙古人则称为唐古特人，笔者认为是属于鲜卑的一支。） 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征服战争，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进行过6次。其中在1209年、1217年、1226~1227年的三次大型战争中，蒙古国大军都曾进据贺兰山，包围西夏国都中兴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226~1227年成吉思汗发动的最后一次灭夏战争，西夏百姓“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病死六盘山，其军队遂将亡帅之恨移泄西夏，最后征服西夏，进行了报复行动。 关于西夏， 历史 上不是没有记载，这个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说翻开二十四史，里边关于宋，辽，金史都有，唯独就缺了西夏，但是在这几个“史”的后面，是有西夏的记载的，就是《夏国传》，只是做了简单的叙述，并没有把它单独成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正史来说的话，如果要记录一个政权王朝的 历史 ，让它单独成史的话，首先，那个政权存在的影响力，包括经济，面积，人口等要达到能够成史的级别，才能写入编史，如果政权过小，人口，面积等指标达不到，就没有单独成史的必要了，就有可能在我们所说的正史上简单的记录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二十四史主要就是记录中原王朝和邻近几个较大王朝的 历史 ，那些比较小的地方政权并没有单独记录，比如大理国，也没有单独成史，只是地方史有记录。西夏作为党项族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整个宋时是和宋辽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的，在抗击成吉思汗的入侵时，西夏是让蒙古人吃尽了苦头的，成吉思汗也是在灭夏的战争中受到箭伤而去世的，所以在蒙古人灭西夏以后，就对西夏进行了疯狂的屠戮，包括西夏的文史典籍都销毁一空，所以，能传下来的典籍也不多，蒙古人除了屠了西夏党项大部分精英外，连西夏的名字都改为宁夏，“安宁西夏”。元朝建立以后，在修史过程中，由于宋辽是兄弟关系，宋金是君臣关系，所以修史就单独修了宋辽金的三史，西夏只是顺带就过了，你也可以看作是附录。 西夏国后面的发现，是到了清代，一个偶然的事情，就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张澍，他在一次和朋友出游的时候，在一座寺庙发现了一个样子怪异的凉亭，问了寺里的僧人，也说不清凉亭的 历史 ，只知道有几百年了，后来在凉亭后的石碑上一面发现了六个汉字“天佑民安五年”，另一面则是没见过的文字，他依据石碑上的年号查阅了宋史，终于查到了这句话说的是西夏第四位皇帝的年号，石碑上没见过的文字就是西夏文，也就揭开了消失的西夏 历史 的神秘面纱的一角！研究西夏，找史金波。 提问者真是 历史 爱好者吗？不读书怎么爱好 历史 啊。 西夏国不是没有记载， 历史 资料很多。只是西夏文字失传，没有人认识。
1．也评“澶渊之盟”历史教学 1984/02 2．宋代榷酤发达原因初探西北师院学报 1985年增刊 3．榷酤与北宋边防西北师院学报 1986年增刊 4．南宋抗金名将刘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02 5．试论西夏经营河西兰州学刊1987/05 6．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甘肃社会科学1989/04 7．北宋仁宗时期联蕃制夏政策述论河北学刊1989/06 8．宋代榷曲、特许酒户和万户酒制度简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03 9．宋代蕃兵设置时间考中国史研究 1990（4） 10．中国烧酒起始的论争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0（8） 11.宋代榷酒制度中的买扑形式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01 12.宋代酿酒业简述中国史研究 1991/3 13.试论宋代酒价及酒的利润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3 14．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03 15．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西北民族研究1991/02 16．论金朝经营陕西甘肃社会科学1992/02 17．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03 18．中国烧酒起始探微历史研究 1993/5 19．宋代酒课的征收方法析论河北学刊1993/02 21.宋代画市场初探美术史论 1993/1 22.论宋初的西部边疆政策西北史地 1993/1 23.宋代酒课征收的方法析论河北学刊 1993/2 24．宋金太原之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06 25．论宋代酒业产销的管理体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03 26．关于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4/02 27.北宋时期经济中心南移了吗？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03 28．关于宋代酒课的几个问题——与杨师群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02 29．两宋改革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04 30．宋代酒的销售简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03 31．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1995/02 32．宋初黄老思想三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03 33．On the Origin of Alcohol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5/04 34．读漆侠、乔幼梅先生《辽夏金经济史》书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4 35．宋初统治思想略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06 36．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03 37．宋代建元与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04 38．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李华瑞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04 39．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续) 李华瑞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01 40．贸易与西夏侵宋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97/03 41．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04 42.西夏酿酒业初探见：首届国际西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8 43．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04 44．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03 45．论西夏联辽、联吐蕃抗宋固原师专学报1998/05 46．论宋哲宗元祐时期对西夏的政策中州学刊1998/06 47．论宋夏战争河北学刊1999/02 48．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文献1999/02 49．试论宋代工商业税收中的祖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02 50．《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02 51．论北宋与河湟吐蕃的关系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2 52．宋史研究的新视点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6 53．“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会议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01 54．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01 55.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看李焘对王安石及新法的态度文史 2001/02 56.四库馆臣对王安石及其法的评议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 2001/05 57．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史学月刊2001/02 58．《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05 59．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抚州师专学报2001/02 60．评《明清高利贷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02 61．漆侠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1/03 62．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01 63．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 史林 2002/03 世纪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回顾和瞻望（1900-1949）（日本）中国史学 2002/12 65.也评朱熹论王安石见：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2002 66.西夏纪念综考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 67．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河北学刊2003/03 68．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04 69林希与《林希野史》见：李埏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2003 70．《西夏经济史》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4 71.宋史研究现状与前瞻见：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2.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向”韩国宋辽金元研究，2003（8） 73.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见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 74.朱胜非与南宋和战文史 2004/01 75.宋代思想的新诠释见：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 2004 76．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河北学刊2004/02 77．200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02 78．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下) 河北学刊2004/04 79．朱熹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2004/03 80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 2005年增刊 81．《金宋史论丛》读后史学集刊2004/03 82.宋代的酒文史知识 2004/02 83.一桩难以了结的公案北京日报2005-3-7理论版 84.论宋代乡村客户的社会流动见：唐研究，2005年11卷（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5．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02 86．《宋史》论赞评析史学集刊2005/03 87．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书2005/10 88．建国以来的宋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S1 89.靖康之变文史知识 2005/11 90.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中韩辽宋金元史研讨会论文，2005 世纪西夏党项拓跋部族源及西夏国名研究见：20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92.从矿冶业看宋代经济光明日报2006-1-28 93.论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见：10-13世纪北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4．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史学集刊2006/01 95．西夏巡检简论中国史研究2006/01 96．广知邃密求贯通——李华瑞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6/03 97．2005年辽宋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02 98.关于唐宋变革的两点思考见：唐宋变革论合肥：黄山出版社，2006 99.宋代历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0.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与发展历史教学 2007 101．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1 102．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7/04 103．2006年辽宋西夏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02 104.北宋黄河河防中官员奖惩机制（与郭志安合作），河北大学学报，2007 105.北宋治河与防边见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6．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文史哲2008/01 107．2007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02 108.北宋治理黄河的技术和费用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三秦出版社，2008 109.论宋代祭龙祈雨习俗的嬗变见：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日本中国史学会等，2008 110.文天祥与南宋末年宰执之关系考见：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111.宋代放生池考见纪念邓广铭教授100周年诞辰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 112．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河北学刊2008/05 113．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8/04 114.论题：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透视历史教学问题 2009/01 115.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分析与思考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06 116．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 2010/01 117.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0/01 118.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问题评述史学月刊 2010/03 119.西夏历史与文化文史知识 2010/05 120.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2010/04 121.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2010/05 122.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文史哲 2010/06 123.“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变法2011/01
文学硕士论文：从亚述学的进展看西夏学的得失
提要： 本文通过对亚述学学术立足点和研究方法论的初步体会，重新审视了西夏学的发展道路和研究得失，着重指出了在西夏学研究中 语文 学的基础地位和文化人类学思维模式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夏学 亚述学 语文 学 考古学 文化人类学 历史编纂
西夏学(tangutology)的历史，若从1804年甘肃武威发现番汉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清人张 澍 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西夏年号“天佑民安”正确断定碑上番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两个世纪了;但真正意义上的西夏学学科，则当以1908—1909年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khara-khoto)地区获得八千余件西夏文文书并运藏彼得堡为其发端之时[i]。
西夏学发展至今，在 语文 、考古、社会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学科进展渐趋缓慢的现实考验。认真探究其原因，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缺陷，乃是我们的西夏研究一般都疏于同国际上已有充分发展的类似学科进行比照、切磋以汲取其有资于自身发展之思考角度和方法体系;而放眼世界，我们却发现，竟然有不少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可以给目前的西夏研究提供相当程度新颖意蕴的启发和借鉴!亚述学就是一例。
所谓亚述学(assyriology)，乃是得名于近东地区公元前两千年代早期存在的古国亚述(assyria)的一门人文科学。它诞生于十九世纪国力正盛之欧洲诸强在近东两河流域地区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历史了。而其分支如苏美尔学(sumerology)、赫梯学(hittitology)等，到目前为止也各自成为世界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次级学科。
从最早的公元前三千年代立国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首创泥版楔形文字(cuneiform)之苏美尔人(sumerians)开始，中间历经以闪米特人(semites)为主延 祚 近两千年的阿卡德—巴比伦(akkado-babylonian)文明(亚述人的创造即其北部分支)，所涉地域西臻东地中海、东越伊朗高原，时间下限直至公元前三世纪伊始的古波斯帝国以及随后的巴比伦希腊化王朝时期。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容物皆为亚述学研究的对象，个中原因则是基于上述所有古国民族流传至今的文明记录均采用了书写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之缘故[ii]。当初楔形文字的运用一如今天的英文，一度成为国际通用 语文 ，甚至连基本与之同时起步但却一向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以及对后世西方文化影响巨大的希伯来文明均受其文书文献的强烈影响。
自古希腊文明以降，上千年来欧洲语言研究的精髓，主要就是集中在侧重考证记录与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之书面材料的 语文 学(philology)方面;当然，由于十八世纪以来建立在比较语言学基础上长足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到今天已是完全改观，传统的 语文 学也早已逾越原来仅仅关注历史的藩篱，philology一词在很多场合已具有指代立足“传统”谱系分类语言学研究基础上之语言研究科学的现代意义。这种基于原始印欧语构拟研究而成熟起来的共时、历时经历充分表明：语言研究只有深入到语音层次的构拟分析，才有可能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更为趋近古人精神世界的揭示——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煞费苦心钻研此类“古董”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亚述学即始于研治中近东地区闪米特及西雅利安诸语之语言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其真正确立又完全立足于考古学对碑碣遗址的研究和 语文 学对书面文献的解读——单纯的考古学者或 语文 学家要么只给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三维空间的物质填充，要么仅局限于该地远古居民形而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重建;亚述学家则必须一身兼两任[iii]，并应当在此基础上，随着亚述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系统理论，以便指导本学科各方面具体研究工作快捷、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然而即便是以此原则来具体衡量发展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亚述学界，我们仍然不无遗憾地看到，亚述学家们依然过分偏重于具体而微的语词考据索隐，却鲜有学者自觉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亚述学界历来崇尚并遵循的楔形文字语言解构之细致考据为基础、同时贯彻各领域遍地开花的文化人类学精神的研究思维模式，却对该学科研究的进展十分有利。
西夏学的起步，如前所述，其实也完全重复了上述过程。西夏 语文 的基础性研究，是西夏学向纵深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在西夏时期便已由西夏人自己蓬勃开展起来了，当时对其母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受同时代业已成熟之汉语 语文 研究的影响甚为明显，却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征民族立国之新创文字的规范和推行[iv]。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西夏学研究并无多大直接关系。只是其“研究成果”——譬如字典《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迄今有幸遗存得还相对完整，这就大大便利了我们今天对其民族特质的准确领会。
今天，西夏 语文 的基本研究方法则是 语文 学的比较分类;其比较范围限于同一内容的番汉文本之间、不同的西夏文文书之间、一件文书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同一时期西夏文记录和相应的其他历史纪录(主要是汉文记录)之间[v]。这在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体系内，往往只有助于字词意义的获取而无助于语音的构拟 [vi]，从而难以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必要的语言比较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对亚述学的“立身之所”----楔形文字的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截然相反的过程：早已高度音节化的楔形文字及其所记录的阿卡德语、赫梯语、(特别是)古波斯语等屈折语又多有以表音文字记录且研究较为充分的亲属语言材料，使得这些死亡几千年的语言其语音体系至今已有一个基本公认的标准，这就为今人探索几千年前的古人不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提供了极为有效的手段。既然亚述学者能以此借鉴来推动亚述学前进，那么，西夏学者又应该怎样面对亚述学在语音构拟和语言比较方面的优势呢?
其实，在西夏学研究早期，为数不多的欧美学者却成就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得自己文化氛围中比较研究法的真传而能下意识地加以运用 [vii];深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的民国学者如陈寅恪，在其《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一文中就西夏文“众生”、“无上”两词所作的简略讨论，既援引相应梵文原词及多种对应汉译，又兼及西夏语言特点，虽失之简约，却颇具比较研究之神采[viii]。这种具有比较性质的条理化思维虽然并不是从亚述学中借鉴的，但不谋而合的作法带来的显著效果，难道不能激发我们有意识地归纳总结，从而使这类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更能为我们自觉地运用?
西夏王国的文字曾一度被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但在19至20世纪，西夏文及其大量文献遗物被不断发现和解读，用西夏文记录的大量文献典籍的学术和文化得以重新面世，显示出极高的文化价值。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公认，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乃至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西夏文化具有很高的研究和传承价值。
看到这个就纠结...
给你找一篇现成的论文，那东西网很好找，你自己总结一下吧！ 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凉州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起，一直就是河西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素有“四凉京华，河西都会”之称。千百年来，生活在凉州这片沃土的先民们，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文明，遗存下丰富的文化遗产，雷台汉墓、天梯山石窟、文庙、罗什寺、海藏寺、古钟楼、百塔寺及铜奔马、西夏碑等，这些文化遗产不仅记录了凉州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而且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文资源，并逐步得到了开发利用。从旅游资源总量上看，目前，已完成了“量”的积累，但要实现旅游开发“规模化、品牌化、效益化”的格局，却遇到了旅游规划缺乏大手笔，旅游开发“小、弱、散、差”、旅游精品打造不够、旅游发展缺乏后续力等诸多问题。如何整合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开发富有特色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旅游品牌，从而实施精品带动战略，建设旅游经济强区，成为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一、准确定位，树立核心旅游景区旅游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没有配套完善的旅游设备，没有良好的旅游环境、旅游服务和安全保障，旅游业就难以兴旺发达。特色是旅游之魂。虽然，凉州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大手笔的规划和大力度的开发，仍处于缺乏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小、弱、散、差的局面，这就导致了凉州旅游产品长期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缺乏竞争力，长远来看也就缺乏持久吸引力和生命力。所以凉州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打造富有特色的旅游品牌。必须在依托古代现代的各种文化底蕴，深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天马文化以及民俗文化、佛教文化、饮食文化等，在鲜明的旅游文化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准确定位，整体规划，系统开发，打造特色旅游品牌。那么，凉州旅游的核心景区是什么？怎样开发建设才更具特色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所谓核心景区就是特色突出、内涵丰富、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知名度和辐射带动作用的比较成熟的旅游景区。近年来，我们打出了“中国旅游标志之都”、“中国葡萄酒的故乡”、“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等促进武威开放开发、经济发展的几张名片，这些名片均以最富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凉州旅游名胜和产业优势而推出。其中，“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雷台”、和“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百塔寺”就是凉州富有特色且极具影响力的景区，而且，通过近几年的规划开发已初具规模，而闻名遐尔的莫高葡萄酒的生产基地又在城东生态农业旅游开发区内。所以凉州旅游核心景区，小而言之可以是雷台旅游景区和百塔寺旅游景区，大而言之就为包括百塔寺、天梯山石窟、莫高葡萄长廊、沙漠公园、黄羊绿色食品园及长城遗址、腾格里沙漠等人文自然资源在内的城东生态观光农业旅游区。因此，在构筑凉州旅游产品的格局上，要以雷台、百塔寺为核心，优先发展打造为武威的旅游品牌产品，以品牌为号召，以点带面，辐射全局。二、突出特色，面向市场培育精品旅游首先必须要有能够吸引游客前来的吸引物，才能带动客流，进而带来物流和货币流等。在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没有打得响的旅游产品，很难在市场站稳脚跟，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凉州旅游必须要营造一批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有强势吸引力的高水平旅游名牌产品，才能最大限度凸现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旅游品牌是产品质量本身重要性的必然反映，产品质量是品牌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说明品牌和质量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产品所属地的形象。凉州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明显，一大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模仿性、蕴涵极高、开发价值极大的旅游资源，是凉州发展旅游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随着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发展的精神，抓紧凉州旅游精品建设，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建设、精心管理、精心服务，以精品促进发展，以精品带效益，是当前凉州旅游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实现凉州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设旅游经济强区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将百塔寺建成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国家级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物保护基地和文化旅游胜地，进而挖掘出百塔寺这个旅游品牌的巨大潜力带动城东旅游区；同时，要建设连接城区、天梯山石窟，辐射城东的区域旅游中心，还要开发莲花山风景区及西营药王温矿泉等新兴高品位旅游产品。其次，要尽快实现现有旅游产品的优化升级，打造一批特色各异、门类齐全的旅游产品。第三，要着力开发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这是凉州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产业，要实现旅游经济的跨越式目标，关键在于吸引游客，增加游客的人数和游览次数，核心在于延长停留天数，目的是要扩大综合消费。不可否认，雷台、文庙、百塔寺、天梯山石窟等传统观光型旅游景点，在凉州旅游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现在和今后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旅游需求已由单一的观光转向参与、娱乐、体验和休闲。而传统旅游产品恰恰不能满足游客的这一需求，依靠它们实现客源增长，延长在凉停留时间，增加旅游综合消费可能性不大。但是，对于城东生态旅游的开发，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因为，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是一个集历史文化游览区、农业科技示范区、沙漠绿洲游览区、珍奇动物观赏区、沙漠腹地探险区、沙漠生态观赏区、农耕饮食文化区、莫高旅游度假区在内的综合性旅游区域。这一旅游景区的建设，既可作为凉州历史文化游的延伸，又可丰富凉州旅游的内容，弥补凉州旅游的不足，给游客提供全新的旅游体验。在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区的开发上，要以自然文化为基础，以历史文化为依托，以生活文化为核心，突出三种文化，体现游乐结合，达到体验目的。通过让游客“寻古览胜、体验时尚、享受自然”，使游客感受从容欢畅的生命体验节奏、清新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鲜活丰富的旅游文化元素，从而形成以健康体验为主题，集观光游览、休闲娱乐、疗养健身为一体的大型旅游度假胜地。三、形成合力，共造凉州旅游“航母”建设凉州旅游品牌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必须在全区上下达成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中心的共识，形成整体合力，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发凉州旅游产品今后，凉州旅游应坚持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开放为契机，以创新为动力，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文化带动等措施，恢复提升历史人文景观，开发整合现有旅游资源，加速形成旅游区域中心，进一步增强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围绕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两条线，确立旅游开发的重点，加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打造国家级旅游精品景（区），彻底改变目前各旅游景点开发各自为政，“小、弱、散、差” 、的开发格局 ；要通过对具有推动作用的旅游景区（点）的开发扩散，集中力量，有重点地开发优质旅游增长中心，促进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的转化。第一，要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地对凉州旅游进行整体规划，形成发展的总体蓝图。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要重点作好精品旅游景区、旅游线路、特色文化和旅游项目的规划编制工作。使旅游发展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衔接，与区域发展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相协调，与建设、交通、林业等各相关专业规划相结合，使旅游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第二，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走“以资源换资金，以市场换投入”的路子，建立内外并举，上下齐抓，广开财源的社会化、市场化的旅游投资体系。要改变“有多少钱就开发多少资源，建设多少项目”的旧做法，树立“先讲项目再设法筹钱”的旅游发展新理念，积极吸引外资、民资、财资等，多渠道解决开发旅游的资金来源，形成政府、部门、企业、社会、个人众人拾柴的积极局面，共建精品旅游景区，共创凉州旅游的良好局面。第三，要深度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旅游经济是特色经济，特色是旅游的灵魂，文化是特色的基础。旅游精品的建设，只有借助文化内涵才能更具魅力、更具生命力。旅游文化建设应加强旅游目的地文化建设和旅游景区文化的培育以及特色文化的开发。因此，除了对景区文化的提炼以外，主体上应加强西凉文化的研究，并辅之以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凉州建筑文化（古城、殿堂、寺庙、园林故居、墓葬遗迹）、金石文化（青铜器、碑刻、印币、岩画等）、石窟文化（天梯山石窟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石窟艺术，石窟的渊源、发展、影响等）、佛教文化（名刹、高僧、讲经弘法）、西夏文化（西夏文、西夏文物遗存）及民间民俗、饮食文化的研究，提高旅游景区的文化附加值，以增强凉州旅游产品的活力。第四、要实行品牌一体化，使旅游景区组成相对紧密的联合体，统一打造凉州旅游的品牌形象，共同应对市场的挑战。这样可整合旅游资源，降低经营成本，壮大旅游规模，使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凉州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景点景区又相对分散，提供给游客的是破碎的、片段的、单调的产品，而产品的内在结构不够合理，缺乏互动、参与、刺激的内容，游客难以产生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无法满足游客的期望值，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又失望而归，直接影响了凉州旅游形象的树立。很多人认为，凉州有许多国家级、省级文物，认为这是发展旅游业的资本。其实文物不同于旅游资源。这是因为旅游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业，游客的消费决定旅游产品的供给。一些历史遗迹从专业角度看，具有很大的魅力，但从旅游角度看，一些文物古迹，由于年代久远，与现实生活脱离太久，无法吸引旅游者，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为此，我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在弘扬历史文化，包装开发文化资源的同时，选择一批有市场需求，能吸引游客注意力的景点进行开发建设，并对现有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实行品牌一体化，从而推动凉州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凉州旅游产品在打造精品时，就要根据其内涵和特色高起点规划，大起点投入，高品位建设，整体性开发，使之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特色突出、内涵丰富、景色优美的品牌景点，并以打造的雷台、百塔寺等景点为龙头，以时尚的生态旅游、求知的科考旅游、特色的文化旅游、体验的探险旅游、健康的体育旅游和温馨的乡村旅游为主体，以城东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和城西药王温矿泉疗养度假旅游为两翼共同构筑凉州旅游发展的大联合、大联动、大产业、大旅游的格局，联手共造凉州旅游的“航母”
西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成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文字。当时西夏与各国和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亦广为流传。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该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千百年来，无数学者为改变这一状况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是无法由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改变“有世无史”的时间已经成熟。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四位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团结协作，共克难关，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的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录的整理，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并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体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并明确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对于商代前期的历史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也相应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理清了先秦历史的起承转合和发展脉络，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同时，该工程的顺利完成也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交叉学科共同研究的范式。一． 总 论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公认的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 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人类历史上少数的独立起源并延续发展的古代文明之一，绵延流传数千年之久，从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其实现代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证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始年代比过去估计的年代要早得多。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这就向炎黄子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历史问题一直没有真正的理清过，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但是工程的“多学科研究的结果”也是有很多年代未定，存疑颇多，值得商榷。重新构建中国先秦历史的年代框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历史书籍资料主要是《史记》《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尚书》《逸周书》《国语》《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等，但是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在先秦历史年代上特别是五帝和夏商西周历史错讹很多，不足为据。其他的历史资料，对于中国三代历史的记载之时只言片语，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今本竹书纪年》 在年代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经过笔者潜心数年的悉心研究发现： 《今本竹书纪年》在年代的记载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年代系统，十分可靠的. 本文主要是以王国维先生的《今本竹书纪年疏正》为蓝本，结合《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史记》《左传》《逸周书》等书，建立中国夏商周历史的确切年代体系。 二． 干支纪年的历史探源 干支纪年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方法。由于天干地支的数量不等，因此天干地支的结合纪年搭配会出现60种不同的组合，以及每60年会出现一个重复循环。如果干支纪年和帝王纪年相结合，这样就不会出现年代错误，因为这种复合纪年所对应的年份坐标是唯一的，不仅可以确定具体的年份，而且可以前后互证。因此二者的互相结合的纪年方法在纪年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决定性年代标定意义。 中国古代纪年方法在汉武帝以前主要是使用干支纪年和帝王纪年。当时的干支 主要是用在天文观测，历法和年岁的命名上。当时使用的岁星体系和现在的干支体系存在着如下对应关系: 天干： 地支 甲：焉逢 子：困敦 乙：端蒙 丑：赤奋若 丙：游兆 寅：摄提格 丁：强梧 卯：单阏 戊：徒维 辰：执徐 己; 祝犁 巳：大荒落 庚：商横 午：敦牂 辛; 昭阳 未; 协洽 壬：横艾 申; 涒滩 癸：尚章 酉：作噩 戌：阉茂 亥：大渊献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中国使用这一套和干支相对应的年岁记载方法，可以上溯到五帝时代的帝颛顼时期，干支纪年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是久远的。因此《今本竹书纪年》关于干支纪年的记载是可信的，并不是后人的托伪之作。中国的历史一向有“重始”的传统，“必慎始初” 因此在每个帝王即位的元年或者诸侯晋升为天子（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的第一年，都会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岁干支相结合的方法，这一点在<今本竹书纪年>中得到很好的体现，除了黄帝，帝颛顼，帝喾和帝挚外，除了极个别的西周一两个帝王外，其他均有元年纪年和其对应干支，有的也会在帝王纪年中穿插几个干支，因此笔者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年代就是结合根据帝王纪年和干支命岁的方法确立的。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帝王纪年及其对应的干支来确定该帝王在位前后的若干年的每一年对应的干支，然后再与其前后两个帝王元年的干支相对照，并进行互相验证再确定每个帝王前后的若干年及其对应的干支后，根据《竹书纪年》的相关记录和干支推算来核对验证各帝王在位具体年数，然后将对应的公元纪年与帝王纪年和干支相对照，以此来确定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年代。为了保证年代的可靠性和连续性，本文主要是从有确切纪年的共和元年逐步上溯到 夏商周各代。 三． 西周年代的确定 西周年代的确定主要以“周宣王元年甲戌”，“共和执政元年”和“周厉王元年戊申”为三大基点。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 周厉王元年戊申 厉王十二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奔彘， 厉王十三年共和执政， 厉王二十六年驾崩，周定公和召穆公立太子静为王， 次年周宣王正式即位称元，周宣王“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辅政” 由上述记载的干支纪年顺序,可以确定周厉王在位各年对应的干支，然后再根据公元纪年确定周厉王在位的具体年份。
殷商的起源，是先秦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中，传世文献中的殷商王朝被从盘庚迁殷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称「 ”唐”，后段称「 ”商”。因此，要讨论所谓「 ”唐”或者「 ”商”的起源问题，以及唐与商的关系、唐与夏的关系、夏与商的关系、夏与周的关系、商与周的关系等种种课题，都离不开先明晰先秦史的年代结构。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从三星堆文明和〈竹书纪年〉来谈夏朝年代体系》（以下简称《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成都羊子山祭台与夏启舞九招的传说》（以下简称《金沙文明解码》）两文中，笔者概括地介绍了自己「 ”夏分三段”的观点。在这一篇文章，我们将要来谈商周的年代研究，以便进一步明晰夏、商、周三代的相对年代关系。 一、对夏商周代断工程年代学研究的一点简要回顾 西周末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周厉王试图通过改革恢复国力，终因方法失当，触及召氏集团利益，引发了周、召两大集团的对抗，形成了《国语》所谓的「 ”国人暴动”。周厉王被迫奔彘，共伯摄行王政，时在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励精图治，却难挽颓势 自此之后，天官失守，史不记时，君不告朔。七百余年后，周代天官程伯休甫的后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编次《十二诸侯年表》，即以共和元年为伊始。这一年，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确切纪年。 在司马迁之后，如何恢复三代甚至五帝时期的年代体系成为了二千年来不少中国历史学人的梦想。然而，这些努力几乎都亳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总跳不脱司马迁编制的先五帝相因、次三代相袭的历史线性发展体系。 时间进入公元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 ”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启动，这种努力更是达到了 *** 。据相关资料显示，直接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到了200人，领域横跨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历算、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门类，经过多年的努力，专家组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其阶段性成果。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出版发行。《报告》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为：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图影 夏代：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 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这个报告甫一问世，就遭到了何炳棣、刘雨、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张富祥、刘起釪、吴锐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可以从吴锐等编著的《古史考》第九册和邵东方编著的《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等资料中获得，兹不具引。我们认为，比起这些批评意见，工程专家组近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史记》年代体系为标准来进行年代学研究乃是一个更为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大教授邓广铭曾经说，学习历史需要掌握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年代学研究主要有两项任务：一为确定相关事件的具体年份，二为确定整个历史时期的年代框架。特别是后者，乃是整个史学研究的基础。从工程专家组给出的《报告》看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恰恰把眼光集中在了前者而忽略掉了后者，从而把整个研究工作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史记》的年代体系作注解。 邓广铭教授像（1907－1998） 按照《史记》提供给我们的观念，从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年代序列上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发展结构。但正如笔者在《一误两千年：〈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批评》一文中提到的，有许多重要的先秦史料无法在《史记》的年代体系中得到解释，同时像三星堆、新干、盘龙城、城洋铜器群等这些重要的青铜文化也都无法在《史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基于此，笔者在对三星堆潜心研究多年后，提出了夏与商周并行的历史年代体系。 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关系，张光直教授也曾进行过重要的反思，他说： 我觉得我们过去对三代古史看法的两个元素，现在要经过根本性的修正。这两个元素，一是对三代的直的继承关系的强调（《论语·为政》：「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二是将三代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看做在中国古代野蛮社会里的一个文明孤岛上的一件孤立的发展（《孟子·公孙丑》：「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史记·封禅书》：「 ”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最近的考古研究使我们对新旧史料重新加以检讨的结果，使我觉得这两个元素是对古史真相了解的重大障碍。 张光直教授像（1931－2001）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张光直教授提出了夏、商、周并行的观点。由于有个别读者曾误把笔者的「 ”夏与商、周并行”观点与张教授的观点混淆了起来，因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教授的观点。张教授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一文指出： 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 可以发现，张光直教授虽然把夏、商、周的国家关系由纵调整了横，但从朝代更替的角度来看则因袭了《史记》的年代框架，而笔者提出的「 ”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则与《史记》年代框架完全不同。 《竹书纪年》对于重建古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针对断代工程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中，何炳棣、刘雨、张富祥等学者先后对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西方，可靠的文献资料往往为研究古史年代学的主要根据。作为晋代出土的先秦官方史料，《竹书纪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下面，我们就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主，同时兼顾考古资料，来对先秦三代的相对年代框架做一个概括的讨论。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 关于西周积年，《竹书纪年》说：「 ”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被杀在公元前771年，由此可得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承认这一年份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结果配合最好，但又认为此年数「 ”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因此，工程专家组舍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所说的「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为重要依据，推算出武王克商日期为前1046年1月20日。 在商周时期，并不存在「 ”岁星纪年”的纪时方法（见张汝舟说） 同为工程专家组成员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先生批评道：「 ”《国语》、《左传》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不合，并非观测实录，而是作者依据岁星12年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张富祥先生也指出，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并非周初原始观测记录，并得出结论：「 ”按现存文献考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仍然是最可信的。” 事实上，《竹书纪年》的记载还可以和《左传》与《孟子》的记载形成互证，证明公元前1027年之说确实不虚。公元前312年，孟子因在齐国推行仁政不得志而准备返乡，途中，他在答弟子充虞之问时说道：「 ”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见《孟子·公孙丑下》）前312年距离前1027年为715年，正合「 ”七百有余年”之说。又《左传》宣公三年（前606年）王孙满预言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左传》一书多记巫卜鬼神之事，常常假时人话语来做预言，书中凡做预言而可应验者，实际上就是著者已知的事实。自周成王以降，三十世时为周显王在位。其时，六国称王，周室名存实亡（见陈梦家、竹添光鸿、朱凤瀚说），而周显王亡年为前321年，距前1027年为707年，正合「 ”卜年七百”之说。 三、殷商年代学研究 传统的观点认为，殷商纪年始自成汤伐桀，终于武王克商。这一年代范围以盘庚徙殷为界标，可分为前后两段。 关于晚段的时间范围，《竹书纪年》说：「 ”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安阳殷墟遗址，学界多谓即盘庚所迁之都。以武王克商之公元前1027年上推273年，可得盘庚徙殷之年即公元前1300年。此年数合于对殷墟遗址的年代研究，也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盘庚徙殷之年一致。 殷墟遗址 关于早段的时间范围，我们也可以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获得。《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言：「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以公元前1027年上推496年，即为公元前1522年，故所谓的殷商早段的时间范围即为从公元前1522年到公元前1300年。 这里，笔者之所以要使用 「 ”传统的观点”、「 ”所谓的殷商早段”这一类带有定语性质的词汇，是因为从目前已明的考古材料来看，我们只能确定安阳殷墟属于可信的商文化，而所谓的「 ”殷商早段文化”则并没有可靠的考古文化进行支撑。传世文献中的殷商始祖——成汤，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写作「 ”成唐”。基于此，笔者把传统意义的殷商文化按年代先后分作两段，其中，晚段文化称为「 ”商文化”，早段文化称为「 ”唐文化”。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从整个古史体系来说，唐政权与商政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唐人是商族的祖源；从唐人的角度来看，商族是唐人的支系，但并非唯一传人。从考古文化来看，商人的祖先唐人与共工古族一样，均当源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其极盛时则可能已经北抵晋南。 天下第一凤：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 郭静云教授曾著文把从江汉地区到黄河以南地区的古文化称为「 ”夏”，并认为汤克夏是汉水古国的历史，但她又认为商族兴起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结果在自相矛盾而难以折中的情况下，又提出殷人的玄鸟神话与成汤克夏之事均为对南方文化的剽窃与篡改。其实，只要我们把传统意义的殷商分作「 ”唐”与「 ”商”两段，并把唐置于自江汉平原直到晋南地区一带，同时把昭穆文化引入对唐、商两个阶段的政权分析，上述种种矛盾即可迎刃而解（另文说）。 四、夏的年代框架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和《金沙文明解码》二文中，笔者谈到了夏分三段的观点。所谓「 ”三段”，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其考古文化主要包括齐家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详细论述可参阅相关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倍受关注的二里头遗址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们把殷商文化分为唐、商两段，则过去所谓的成汤克夏（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实已经转化为唐与夏的关系。同时，我们曾经提到，源自良渚的虞文化在三星堆二期时进入了成都平原，这就说明，在先秦史体系里，不但存在过夏与商、周并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过夏与唐、虞并行的时期。这一新的论断说明，《史记》从五帝到先秦三代的年代框架虽然存在重大缺陷，但其所使用的许多具体材料却颇有历史素地。 五、小结 围绕着「 ”夏与商周并行”的这一历史体系，截止目前，笔者已经发布了《夏与商周并行论》、《金沙文明解码》、《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三星堆文明是被遗忘的异世界吗？论大禹治水和〈山海经〉的形成》、《发现夏朝，走进三星堆：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系列，未完结）、《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系列）、《从山西虞弘墓来谈宝鸡鱼国文化及月氏西迁前后的族属问题》等多篇文章。 解读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 ”夏与商周并行”体系实际上否定的只是《史记》的先秦历史年代框架，而对大量的先秦史料并不都持否定态度。并且，随着这样一套新体系的出现，我们往往会发现，原来在《史记》框架下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许多文献材料、考古材料、民族学材料反倒可以重新获得生命。比如空桑传说、高密传说、大禹治水的虚实、《禹贡》的真伪、《山海经》的形成、昆明古族与匈奴称兄弟之谜、竹瓦街铭文的释读、宝鸡鱼国的解释等等，不一而足。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 *** 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书店，1983年版。 3、张培瑜：《试论〈左传〉、〈国语〉天象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4、张富祥：《〈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5、郭静云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起和目标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而且绵延流传，没有中断，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城垣、文字和青铜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始年代比过去估计的年代要早得多。
但是，司马迁写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世系而无年代。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两千余年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这就向中国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完善这一年代学标尺。
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夏商周年代的研究，但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他们的研究始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今天看来，在材料不足、研究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想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确实是很困难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系列成果。其中，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特别是对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所作的分期研究，已经建立起可供测年的分期序列。同时，碳十四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精度有了很大提高，测年的误差进一步缩小。因此，1995年春在河南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从事测年的物理学家提交了《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的文章，指出因测年精度的提高，利用碳十四测年技术有可能解决夏商周年代问题。另外，天文历法研究、古文字学研究和青铜器分期研究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样，采用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开展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国务院于1996年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将它列为国家「九五」重中之重的攻关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2. 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与组织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立了9个课题、30个专题。它的特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组织各学科的专家联合攻关。当然，各个课题、专题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尽一致，各学科交叉结合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各学科专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或手段开展研究，但主攻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例如：
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专家们，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汇集起来，进行分析和整理，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文献材料详加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以供使用。
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着重对夏、商都城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为探索夏、商时期的都邑提供线索。
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学者，将吸取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研究，并选出有年代意义的材料，供天文学家作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或进行碳十四测年。
天文学家们则在总结前人在天文年代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文献学和古文字学家提供的材料，推算出准确的年代。这些年代若能得到碳十四测年中测得的相关年代的支持，可以起到定点的作用。
考古学家在对三代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确立可靠的分期序列的基础上，提供层位关系清楚、文化属性明确、可以构成系列的含碳标本，由物理学家作碳十四测年。测年结果，可以得到与考古分期序列相一致的年代序列。
从事碳十四测年的学者们，用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在对设备进行改造后，精度已有提高，误差缩小到千分之五。对含碳样品进行测年，可以提供与三代考古文化分期序列一致的三代年代序列。如果天文学家推算的有关年代对这个年代序列给予支持，那么这个年代序列就为构架较细致的三代年代框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加工程的有170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联合攻关，共同去攻克夏商周年代学难题。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开拓意义。实施过程中，各个课题、专题都是独立地进行研究。最后，将各专题、课题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进行平衡调整，制订出一份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是多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它比以往由单一学科或单项研究作出的结论要科学、合理得多。
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 *** 、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三。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展情况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5月16日启动以后，各课、专题经过论证，陆续进入实施。三年来，由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首先，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是工程所列九个课题中最复杂、也是设置专题最多的一个。所设的8个专题都已取得显著成绩。例如北京琉璃河遗址和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已为西周王年的推定提供了很重要的参数。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城，它的起始年代可上推到武王时代。琉璃河遗址发掘的200余座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可与丰镐遗址、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相对应。从所分三期六段的墓葬资料中采集的含碳标本进行测年，已经取得了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其中，1193号大墓的墓主是周初第一代燕侯， ( ) 从墓中采集的含碳标本测定的年代，有助于西周早期年代的推断。位于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早期晋国都城址。所分的四期七段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东周时期。遗址内的晋侯墓地发现的8组17座大墓，被推定为自晋武侯起前后相继的8个晋侯及其夫人之墓。由文献可知，这些墓主与西周王世可以对应起来。如墓中出有「晋侯苏」铭青铜乐钟的8号墓，据研究，他就是《史记·晋世家》中所记的晋献侯，他的死亡时间是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用墓中采集的含碳标本作碳十四测年，测年的年代为公元前前808年（加减8年）。这个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年代是一致的。这个实例，说明依西周考古分期进行测年，所得的年代与西周这一段时期内的王世是可以对应起来的。
按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对「天再旦」这一天象记录，很多人认为日出前发生的日全食现象，即日出前，天已发亮，日全食发生后，天黑下来，日食结束，天又一次放明。工程中有一专题组利用1997年3月9日发生日全食的机会，到新疆北部组织观测，全面掌握了天光变化，证实了早上日出前发生日全食的时侯，确有「天再旦」的现象。结合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40年间中国能见到的全部日食，确认郑地见到「天再旦」日食的年代为公元前899年不误。这一结果为西周列王年代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数。
对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依据分期成果，将青铜器铭文中有纪年、月、干支相等内容，从天文历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推算，进而推定列王的年代。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收获。
武王伐纣的年代作为商周两代的分界，这是学界同仁公认的。这一年代的推定，对三代年表的建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文献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十分简略，所以历来对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其结论差距很大。据统计，各家对伐纣之年的说法有44种说之多，前后相差100多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学研究课题，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研究。在工程所列的39个专题中，有好几个专题的研究结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个问题有关。其中，考古学家在西周早期遗存与先周（周人先公先王时期）遗存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碳十四测年，已经提出了反映二者年代关系的时间段（1050BC——1020BC），由于这一时间段的跨度比44种说法所跨的100余年小了许多，这就可以把44种说法中的相当一部分排除在外。再结合天文学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提出一个与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代更接近的伐纣之年。
商后期年代学研究课题设有4个专题，即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殷墟甲骨文和金文年祀的研究；甲骨天象记录与商代历法。这些专题的设置，是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将不同学科交叉结合取得的成果综合起来，确定商后期比较准确的年代。这一课题也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依据安阳殷墟文化分期，在所分的五期遗存中各采集了可供测年的含碳样品。物理学家进行测年后提供的第一批年代，表明它与分期序列的早晚是一致的。因此，一旦将这些样品测完，再加上甲骨分期年代学测定的年代序列，将这两个专题的结果综合起来，可以为商后期年代框架的建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天文学家与古文字学家对武丁时期宾组卜辞中所记五次月食的研究，从对月食卜辞的正确释读着手，又按甲骨学标准排出先后次序。然后由天文学家对这五次月食进行推算。他们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安阳地区可以看到的月食中找出与上述五次月食记录的干支相合、先后次序也相合的月食。进而提出了武丁王世的年代范围（1239BC —— 1181BC或1250BC——1192BC）。这一结果与殷墟文化分期中推断为武丁时期遗存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不矛盾。两相对照，可为推定商王武丁的年代提供依据。由历史学家对商代最后三个商王的年祀进行的研究，进而由天文学家从天文历法方面进行推算，也为推定三王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参数。
关于夏代和商前期的年代，考古学家已在河南发掘了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城址，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分期已有了很好的基础。依据文化分期采集含碳样品的工作已经完成，测年结果也陆续公布。依据测年结果，可以提出一个与文化分期相一致的年代序列。加上天文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一旦对夏商分界的年代有了结论，可以排出夏代和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
为了便于比较与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还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专题，对其它文明古国研究年代学的状况进行研究。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些国的年代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与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助益。
总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在各学科专家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由于有了这些成果，使制订夏商周年表的任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予以完成。这些成果还说明，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办法，是可以解决一些过去由单一学科或单纯由人文社会科学无法解决的课题。它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虽是为了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但工程实施的意义则远远超出年代学研究的范畴。它对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年代学等学科的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药半夏炮制历史沿革初步探讨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08-9-24 8:44:06 点击数： 【摘要】 本文对中药半夏炮制的历史沿革、传统炮制理论及不同炮制品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探讨，为进一步研究炮制工艺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半夏；炮制；历史沿革 中药半夏为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半夏的块茎，药用历史悠久，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功能燥湿祛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临床应用十分广泛。因其性味辛温有毒，故历代对其炮制极为重视。纵观历代医药著作的论述，对半夏的传统炮制方法很多，炮制应用的辅料也很多，有生姜、白芥子、皂荚、白矾、醋、酒、麻油、甘草、石灰、皮硝等等。本文拟就其炮制的历史沿革，传统炮制理论及不同炮制品临床应用作初步探讨，为科学继承祖国医药遗产，制定合理炮制工艺提供依据。 1 半夏炮制的历史沿革概况 中药半夏的炮制有相当长的历史，战国时代《黄帝内经》记载“治半夏”即是炮制过的半夏，这是半夏炮制的最早记载。汉代张仲景著《金匮玉函经》记载半夏用“汤洗”去毒，并曰“不口父咀，以汤洗十数度，令水清滑尽，洗不熟有毒也。”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提到：“中半夏毒，以生姜、干姜并解之”。为后世姜制半夏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南齐时代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增加了生姜浸制方法：“半夏汤洗七遍，生姜浸一宿，熬过。”这种炮制的理论梁代陶宏景《本草经集经》中作了最好的说明：“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完以热汤洗去上滑，手搂之皮释随剥去，更复易汤（捶之）令滑尽，不尔戟人咽。”现代药理实验证明，姜制确能降低半夏的毒性和刺激性，以姜汁煮半夏降低效果最明显，姜汁冷浸不如姜煮〔1〕。并能增加半夏和胃降逆止呕功能。 南北朝刘宋时代雷敩撰著《雷公炮炙论》曰；“修事半夏四两，用白芥子末二两，酽醋六两，二味搅令浊，将半夏投中，洗半夏上有隙诞，若洗不净，令人气逆，肝气怒满。”由此开始应用一些辅料制法,以去其毒副作用，增强祛痰作用。 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记载用“糖灰炮”，王焘著《外台秘要》沿用汤洗法：“半夏一升洗滑焙研。”及至宋代，除沿用上述方法外，尚增加了“矾制”、“姜矾制”和“醋煮”等法。《苏沈良方》记载有：“姜汁、井水煮。”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有半夏“汤浸七次，切，焙干。用生姜三钱同捣成曲，焙干。”《圣济总录》记载方法较多，有米炒、酒浸麸炒，浆水煮，醋煮，浆水、生姜、甘草并桑根白皮煮，白矾水浸焙。《和剂局方》中曰：“半夏泡七次四两，枯矾一两，为末，姜汁打糊，或者枣肉，和丸梧子大。”并记载有“水煮”“汤泡炒黄”等等方法。 金元时代，沿用了姜制法，李杲《脾胃论》中指出半夏“姜洗七次焙干”，朱震亨《丹溪心法》增加了“半夏油炒为末”的炮制方法。 明代医药学家总结前人经验，增加了皂角矾生姜制。《婴童百问》载半夏“皂荚、白矾姜汁同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介绍半夏“惟洗去皮垢，以汤泡浸七日，逐日换汤，晾干切片，姜片拌焙入药。”《增补万病回春》有半夏“治风痰用牙皂、白矾、生姜煎泡透晒干用”的阐述。《本草原始》亦记载：“半夏以滚汤2～3日，每日换汤后以皂荚、白矾、生姜同煮过。” 清代，除仍沿用前人炮法外，在炮制工艺、辅料和制品规格方面均有所创新。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载仙半夏法：“用大半夏一斤，石灰一斤，滚水七八碗，入盆内搅凉，澄清去渣，将半夏入盆内手搅之，日晒夜露七日足，捞出控干。用井华水洗净三四次，泡三日，每日换水三次捞起控干。用白矾八两，皮硝一斤，滚水七八碗。将矾硝共入盆内搅晾温，将半夏入内侵七日，日晒夜露足。取出清水洗三四次，泡三日，每日换水三次，取出控干，后入药。”现代法半夏大体沿用此法炮制。黄宫绣《本草求真》曰：“半夏七日夜用净水淘浸，再皂荚水浸七日夜，又用石灰水淘浸七日夜，又用白矾水淘浸七日夜，又用生姜水淘浸七日夜，又用甘草水淘浸七日夜，洗净焙干。” 从古代医书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半夏的炮制去毒理论及方法在古代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其中包括汤洗、煮法，加辅料制一直沿用至今。这些炮制方法成为今天对半夏进行炮制现代研究的历史文献研究依据。 2 半夏及其炮制品的临床应用 历代以来，我们祖先对毒性药物的炮制十分重视。各代均有较好的除毒方法和炮制作用论述。《神农本草经》早就记述：“药有……有毒无毒，……若有毒宜制。”因此，有毒中药供内服时，必须严格依法炮制以达到消除或降低药物毒性或副作用的目的，达到保证用药安全和增强疗效双重作用。中药半夏有辛散消痞，化痰止咳，和胃降逆之功，生用外治痈肿痰核，通过不同方法炮制后，在中医临床上组方十分灵活。不同炮制品在其所组成的方中发挥着不同治疗作用，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疾病。这是中医用药的显著特色和优势。《灵枢·邪客篇》曰：“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暝。……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其中半夏汤药仅二味（即治半夏五合，秫米一升），治半夏即炮制过的半夏，能祛邪降逆，辛温通阳，用治于邪气内阻，营卫不利，阴阳失调之失眠证确有良效。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善用半夏伍生姜治疗多种疾病，诸如大、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生姜泻心汤，栝蒌薤白半夏汤、半夏厚朴汤等方中均以半夏伍生姜，治疗不同病症。可谓辩证论治，随证用药的典范。他创立的小半夏汤为止呕之祖方。据统计，《伤寒论》中用半夏者43方，其中内服37方，外用6方，在仲景方中半夏的出现频率颇高，足见当时半夏的用途和效验很受重视。其后《丹溪心法》中有“治湿痰喘急，止心痛，半夏不拘多少，香油炒为末，粥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姜汤下。”陈修园《时方妙用》有“眉棱角痛，半夏六钱，生姜三片，水煎调沉香末五分服”之言。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指出：“痰分之病，半夏为主，造而为曲尤佳。治湿痰以姜汁白矾汤和之，治风痰以姜汁竹沥或荆沥和之，治寒痰姜汁白矾汤入白芥子末和之，此皆造曲妙法也。“这些记载都说明用不同辅料对半夏进行炮制，不仅有效地消除或降低了半夏毒性而且大大增强了其治疗效应。 炮制半夏，有清半夏、姜半夏、法半夏之分。清半夏是半夏与白矾同制，长于祛痰化饮，大凡诸痰病饮皆选用之；姜半夏是半夏与姜矾同制，长于和胃降逆止呕，临床上多用于脾胃不和，中焦升降失常之呕吐泻利证；法半夏则是用甘草和石灰制偏于温化寒痰，临床上多用于寒症痰饮喘咳之症。 3 讨论 半夏自古以来认为生品有毒，能“戟人咽”“令人吐”。《证类本草》指出半夏“生令人吐，熟令人下。用之汤洗令滑尽。”其传统炮制工艺，首先采用水泡漂去毒。通过水泡漂，可使有毒成分溶于水中而被弃去，从而降低毒性。此法虽能除去一部分毒性，但对药（性）效影响很大，在除去毒性成分同时，有效成分损失也很多。正如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指出：“今药肆所售仙半夏，惟将半夏浸泡，尽去其汁味，然后以甘草浸晒……全失本性……是无异食半夏渣滓，何益之有。”现代有研究表明半夏有效成分能溶于水，而有毒成分却难溶于水。显然，半夏长时间水浸漂去毒效果不理想。正因为如此，所以前人经长期实践总结经验采用辅料炮制去毒。在宋代就有矾水浸制和白矾汤洗半夏。现代研究证明明矾在水中溶解后可水解成氢氧化铝而呈凝胶状态，且本身带有电荷，可吸附半夏的毒性成分或与毒性成分结合，从而达到降低毒性的目的〔2〕。 半夏的毒性主要表现为对胃、肠、咽喉黏膜的强烈刺激作用，重者，可产生呕吐，严重者，可窒息。用白矾、生姜、石灰、甘草等辅料炮制，就能减弱和消除刺激性。半夏现行炮制工艺就是应用这些辅料，不但去毒效果好，而且有效成分损失少、原料损耗低。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药物炮制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所以我们不仅要借鉴前人的经验研究传统炮制方法，而且应利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进一步探索新的炮制工艺。有实验对传统炮制半夏方法做了改进，将半夏水浸透后，经115℃加热100min，制粉口服无不良反应〔3〕。有报道半夏经高温（115℃，150min；121℃，100min），高压（132～152kPa,2h）处理，均能破坏其毒性，且工艺简便，原料损耗低，但在有效成分不明确情况下，疗效是否受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吴皓.半夏姜制对动物刺激性及毒性的影响.中国中药杂志,1993,18（7）：408. 2 魏其才.白矾对半夏浸出性成分的影响.中成药，1990,12（11）：17.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八医院制药厂.半夏炮制的研究.中草药通讯,1975,（3）：26.
论文半夏泻心汤的药理分析
1“泻心”释义
根据方剂名称的提示，半夏泻心汤的主要功效为“泻心”。泻心的“心”并不是指心脏器官，而是指心下部位，即上腹部。泻心就是泻除心下部位的邪气，消除心下部位的痞满症状。所以名谓“泻心”实则泻胃。王又原在《古今名医方论》中说：“然胃居心下，心下痞者，胃痞也。不曰泻胃，而曰泻心，恐混以苦寒，伤其胃阳，又误为传入阳明，以治阳明之法治之也。此仲景之微旨也”。“痞”通“否”，《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否卦之义，天气不降，地气不升，天地不交，升降失调，痞塞不通。痞证乃升降失常所致。中焦乃脾胃所居，是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胃气虚，则升清降浊之力减弱，清气不升，浊阴不降，气机阻滞故而为痞。半夏泻心汤的用药配伍是辛开苦降，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功能。故用以治疗心下痞，证药相吻，效如桴鼓。
2 病机 浅释
半夏泻心汤证在仲景书中有两处可见，一是《伤寒论》第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二是《金匮要略方论·呕吐哕下利病脉证第十七》篇：“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唐·孙思邈亦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论曰：“泻心汤治老小下利，水谷不消，肠中雷鸣，心下痞满，干呕不安”。所以半夏泻心汤除主证心下痞满外，尚有恶心、呕吐、肠鸣、下利及其它消化系统的症状。结合临床及《伤寒论》论述痞证的条文，笔者认为半夏泻心汤的病机为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升降失司。金·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注解半夏泻心汤证为“胃气空虚，客气上逆”。《说文解字》曰“客，寄也”。《康熙字典》解释为“凡自外至者皆曰客”“外寇亦曰客”。可见客邪（客气）是指由于脾胃中虚气机升降失常导致乘虚寄居于心下之外邪或体内病理产物。成无己又曰“所以谓之泻心者，谓泻心下之邪也……痞者，邪留在心下，故治痞曰泻心汤”。
《伤寒论》第131条“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第151条“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第158条“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等论述痞的条文，均提示半夏泻心汤方证发生的前提是脾胃本虚，因下复损。患者胃气素虚，复因误下，不仅损脾胃阳气，更使外邪内陷，以致客邪逆于心下，痞塞于中，阻滞气机而导致升降失常，形成本虚标实之痞证。脾胃虽同居中州，禀承土性，但其职不同，胃主受纳且主降浊，脾主运化且主升清，胃喜湿恶燥，脾喜燥恶湿，两者纳化相合、燥湿相济、升降相因，而尤以升降最为重要。《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升降息，则气立孤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脾胃既为后天之本，又因其特定的位置，能上引下联，斡旋其中，称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故《医圣心源》提出：“脾升则肝肾亦升，故肝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以中气善运也”。可见脾胃升降之枢对全身气机调节的重要作用。半夏泻心汤乃为误用下法所导致的变证所设，下利后必使中气受损，脾胃气虚，其升清降浊之力必减，清气不升，浊阴不降，使虚寒夹湿热、痰饮等内生之病理产物或太阳、少阳之热等外邪乘虚客于心下，阻滞气机故而为痞。清阳与浊阴逆位，故上而呕，下而肠鸣下利。正如大医尤在泾所论“邪气乘虚陷入心中，中气则痞，中气既痞，升降失常，于是阳独上逆而呕，阴独下走而肠鸣。是虽三焦俱病，而中气为上下之枢”。
历代医家对于半夏泻心汤脾胃中虚、升降失司的病机无任何异议，但对客邪却有不同的见解，比较典型的有：①寒热互结：清·柯琴认为半夏泻心汤是“寒热之气互结心下”所致。②热夹水饮：清·程应旄认为半夏泻心汤是“热邪挟水饮，尚未成实”。③痰涎为病：清·秦之桢认为诸泻心汤病证“皆是痰饮作祸”。当代伤寒大家刘渡舟亦认为乃“痰气痞”［1］。④胃热肠寒：郭子光认为半夏泻心汤的基本病理是“胃热肠寒，虚实夹杂”［2］。⑤湿热为病：清代医家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半夏泻心汤是治疗“湿热不调,虚实相伴之痞”的方剂。当代中医大家任应秋也认为是“湿热兼虚”［3］。
临床常见半夏泻心汤证亦均以客邪不同而临床表现迥异，常见的约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偏于湿热：以苔黄、口苦、嘈杂、吞酸为主要临床特征。清·叶天士以泻心法治中焦湿热，并指出“苦寒能驱热除湿，辛通能开气宣浊”。②偏于寒湿：以苔白、怕凉、腹痛、下利为主要临床特征。③胃热脾寒：临床既有苔黄、口苦、吞酸的胃热证，又有腹痛、下利、畏寒的'脾寒证。④痰气痞：证见酒家或饮家患有心下痞，伴有恶心呕吐，大便稀溏，舌苔白腻，脉滑等症。⑤临床还有一种既无热象又无寒象、更无寒热错杂之象，属非寒非热，但以胃脘痞硬为主，治以半夏泻心汤疗效如神。
所以笔者结合《伤寒论》的条文、前人观点和临床所见认为其病机为：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升降失常而为痞证。正如吴昆所言“若不治其表，而用承气汤下之，则伤中气，而阴经之邪乘之矣。以既伤之中气而邪乘之，则不能升清降浊，痞塞于中，如天地不交而成否，故曰痞。泻心者，泻心下之邪也。”
3辨证要点
《伤寒论》第149条以误治为起因，以结胸为对比，论述半夏泻心汤方证，所以原文只扼要谈及“痞”的临床特征，即“但满而不痛”。“不痛”是与结胸“满而硬痛”的疼痛做鉴别。“硬满疼痛”是“压痛、反跳痛、板状腹”的互词，所以《伤寒论》所言大结胸证见于现代临床的急腹症。而泻心汤即便伴有疼痛也是胀满疼痛而不应是板状腹，也没有反跳痛。结合《金匮要略》“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及第157条生姜泻心汤证、第158条甘草泻心汤证，半夏泻心汤证除心下痞硬主症外，尚有呕吐、下利、肠鸣、嗳气等。
仲景鲜论舌苔，结合临床经验，“苔腻”(无论厚薄、白黄)当为半夏泻心汤证重要的临床指征。仲景论痞之形成，皆为误治损伤脾胃所致。脾胃亏虚，气机呆滞，运化失职，湿浊内生、食滞不化或由于中虚外来之湿热等邪气乘虚侵袭心下，阻滞气机而成心下痞硬，故舌苔常腻。因浊邪轻重程度不同而显现于舌苔或厚或薄，又因其挟热程度不同而呈或黄、或白、或黄白相兼而腻。
所以“痞”虽为辨证论治之要点，但临床不必局限于“痞”，关键在于辨准病机，而病机之辨应重在“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阻滞”，并据客邪之性质灵活运用半夏泻心汤，往往取意外之效。
4配伍分析
半夏泻心汤方证为本虚标实之证，客邪上逆为主要矛盾，但脾胃已虚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从方药组成及用量可知，方以驱邪为主，兼顾扶正。攻邪之品先入于胃，凭借胃气发挥其祛邪作用。方中人参、甘草、大枣甘温益气补其虚，半夏、干姜辛散开结散寒，与人参、甘草、大枣配伍升补清阳，黄连、黄芩苦降清热以泄其浊阴。尤在泾论曰“痞者，满而不实之谓。夫客邪内陷，既不可从汗泄，而满而不实，又不可从下夺，故惟半夏、干姜之辛，能散其结。黄连、黄芩之苦，能泻其满。而其所以泄与散者，虽药之能，而实胃气之使也。用参、草、枣者，以下后中虚，故以之益气，而助其药之能也”。纵观全方一方面用辛开苦降，寒温并投以祛“客邪”，另一方面用甘温调补以扶正，同时正复方能邪祛，也是驱除“客邪”之前提。故全方起到了辛开苦降，补泻兼施，上下复位，中气得和，痞证自除的作用。真可谓“一升一降，气机调和；一温一寒，阴阳协调”。
5结语
从病脉证治、理法方药一线相贯的角度看待半夏泻心汤证有以下特点：病证——痞硬；治法——消痞；方剂——半夏泻心汤；药物——半夏、干姜之辛开，黄芩、黄连之苦降，从中可以发现仲景本义是通过辛开苦降以泻心，通过泻心以消痞，本方着眼于“泻”心下之邪,“消”心下之痞。《伤寒论》第158条仲景明言“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诸药相伍与病机环环相应，丝丝相扣，所以本方治疗心下痞疗效如神，但临证时应根据“客邪”之特点灵活调整药物的剂量、据“客邪”性质辨证加减药物，方能做到药到病除，否则容易产生药不对症、贻误病情及加重病人经济负担等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明，刘燕华，张保伟.刘渡舟伤寒临证指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2］郭子光,冯显逊.伤寒论汤证新编［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3］任应秋.病机临证分析［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
【摘要】通过查阅国内古今文献，结合临床实践，对半夏泻心汤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方名为“泻心”，实则泻胃；指示该方以脾胃中虚、客邪上逆、气机升降失司为病机，以痞、痛、舌苔为临床辨证要点，揭示了仲景通过辛开苦降的药物配伍以达到“泻”心下之邪“消”心下之痞的机理。
【关键词】半夏泻心汤客邪升降失常本虚标实
是个“半夏”又何妨人参虽名贵，也有其局限。半夏虽普通，却也有其独特价值。出众不等于伟大，普通不代表平庸。是个“半夏”又何妨?有人说，能到达金字塔顶的只有两种动物，一个是老鹰，一个是蜗牛。老鹰有能力，它能一飞冲天，平凡的蜗牛虽然没有翅膀，却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坚持。平凡的蜗牛利用自己的优势，最终不也和老鹰一样站到了塔顶吗？东晋时人陶渊明，一生平淡无奇。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他也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平凡人。他不求名利，不入仕途，只愿做他自己。这样的陶渊明不也成了青史留名的诗人，被后人敬仰吗？对于陶渊明来说，权贵就如同那名贵的“人参”，而他正是那普通的“半夏”，他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是个“半夏”又何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他的一生中，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价值，只出于对苏格拉底的畏惧和敬仰，一味地想要做第二个苏格拉底。正因为这样，柏拉图虽然也很有名望，却永远也无法超越苏格拉底。因为他只是第二个苏格拉底，而没有成为无法超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就如同那名贵的“人参”，他受人敬仰和爱戴，柏拉图就如同那普通的“半夏”，而遗憾的是，这个“半夏”只想成为“人参”。其实换个角度想想，是个“半夏”又何妨？香港大学的扫地老太袁苏妹被授予香港大学“荣誉院士”称号。这个老人一生只会写五个字。但平凡的袁苏妹却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她对学生关心备至，勤勤恳恳地干了44年。平凡的她并不想追求任何名利，她只想做好自己。朴素的袁苏妹就如同那“半夏”，充分发挥着自身的价值，却成为了香港大学宿舍的灵魂人物。可见，是个“半夏”也无妨！如果你是鱼，不要迷恋天空；如果你是鸟，不要痴情海洋；如果你是半夏，不要嫉妒人参。是个“半夏”又何妨？！
半夏性温，味辛功能主治: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 用于痰多咳喘、痰饮眩悸、内痰眩晕、痰厥头痛、呕吐反胃、胸脘痞闷、梅核气症； 生用外治痈肿痰核。但是半夏有毒最好根据医生开的药方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