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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媛风范：明代女子《孝经》教育的历史借鉴在男权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似乎主宰世界、治理家庭等都是男儿的事情。在旧时中国，只有男儿拥有接受正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因之，在人们心目中，自 然形成了男人才是道德的提倡者和践履者，孝道的提倡和《孝经》的教育自然也是男儿才拥有的特权。然而，《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阳不足以为道，独男岂可以成家？故《易》始《乾》《 坤》，而《诗》首《关雎》，《礼》曰“始于冠，本于婚”，盖皆谨于衽席之际也。事实上，在历史上，公众舞台虽然是以男人为主角，但是在家庭的乐园里，却又以妇女为其主导。儒家提倡“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治国、平天下”是男儿的专利的话，那么“修身、齐家”，却缺那女子不得。因此，事涉家庭幸福、伦理和美的《孝经》教育，就不得不向女子开放。正是对女子也实 行以《孝经》为代表的孝道教育，才成就了中国士人“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也才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礼乐文雅之风。在中国社会对女子实行《孝经》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明代是一个特别重要也富 有成效的阶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一、女子《孝经》传习溯源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史中正式提出向女子推行《孝经》者，是西汉成帝时期的匡衡。公元前32年，成帝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即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提出：“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 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而要达到这个效果，儒家经典教育就必不可少，《疏》云：“《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正式提出应当重视女子《孝经》教育 的问题。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后之曹大家仿《孝经》而成《女诫》，以及唐郑氏之《女孝经》，尚宫朱氏之《女论语》，都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宋代司马光撰《书仪》还明确规定：人生“七岁……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九岁，男子读《春秋》及诸史，始为之讲解，使晓义理；女子亦为之讲解《论 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意。”（卷四。《家仪》卷一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汉代至于宋、元，女子之接受《孝经》教育者史不绝书。远稽三国，则有钟会母“明于教训”，当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 二诵《春秋左氏传》”云云[1]。钟母能遍以《孝经》为首的儒家诸经向钟会进行启蒙教育，是其曾经接受精到的儒家经典教育可知。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近考元世，女子能习读《孝经》的事例已经日益增多。如，靳汝弼母王氏“仁厚庄静，能读《论语》、《孝经》、曹大家书（《女戒》）、刘向《列女传》，始于为女，中于为妇，终于为母，皆尽其道”（王沂《靳母王氏诗序》，《伊滨集》卷一六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坤文妻张氏，“暇时以《孝经》、《论语》、古诗口授诸幼，蜀之故家，咸称道以为内则”（吴澄《故贡士陈君墓志铭》 ，《吴文正集》卷七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周氏有小女，“诵《孝经》、《论语》等篇，殊琅然”（王恽《周氏小女祝辞》，《秋涧集》卷六五）。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节妇宣氏女孟先：“幼育闺门，奉家训，通《孝经》、《女诫》、《小学》书”（郑真《宣节妇传赞》，《荥阳外史集》卷四六）。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节妇乐氏女静：“诵《孝经》、《小学》书、《列女传》、《论语》、《孟子》，皆通大义”（刘仁本《乐节妇诗序》，《羽庭集》卷五）。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节妇衡水刘氏：“年十二，通《古文孝经》。”（王逢《刘节妇诗序》，《梧溪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由于女子较为普遍地学习《孝经》，她们的母仪和教化作用也时时得到体现，元代许多文化名人，少年时都得益于慈母之教。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吴莱“四岁，（母盛夫人）授以《孝经》、《论语》、《春秋谷梁传》，随口成诵”（宋濂《渊颖先 生碑》，《渊颖集》附录）。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元史》卷一八九《陈栎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许谦幼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元史》卷一八九《许谦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欧阳玄“幼岐嶷，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八岁能成诵”（《元史》卷一八二《欧阳玄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不过历考载籍，汉唐宋元时期的《孝经》教育主要还是施之男性。因为汉、唐时期，《孝经》是举孝廉和科举考试的 必读经典，女子没有被“举”的权利，自然也很少有过问和与目《孝经》的机会。至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取消了《孝经》的命题资格，《孝经》从此转入童蒙教材；加之宋代日益加强的家 教风习，从而扩大了女子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机会，于是女子《孝经》教育开始抬头，至元代已粗成气候。只是事例偶见，还未成系统，不见规模而已。若要追求一种“女性《孝经》教育”的文化现象 ，则必至有明而后成。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二、明代女子《孝经》教育概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众所周知，明朝是一个非常极权专制的王朝，可也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时代。据研究，中华孝道从明朝开始日 益兀显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愚忠愚孝一时成风！可是，对女子的《孝经》教育却也在此时得到普及，而且对家庭、对社会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考察了梁潜、杨士奇、乌斯道、王恭、王直、李贤、 李东阳、许相卿、徐溥、邵宝、吴宽、王鏊、陆琛、韩邦奇、文征明、何瑭、高叔嗣、唐顺之、柳爵、皇甫汸等人文集，其中有关女性的传记（墓志铭、行状等），发现明代士大夫家的女性，类能诵习 《孝经》《论语》等儒家文献，并且能够恭行孝道，相夫教子，形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兹略举数例，以见其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时 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姓 名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习经简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孝行事迹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资料出处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元末明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葛节妇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鲁论》二十篇，《孝经》十八章，阿母授读声浪浪。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寡居抚儿，“维时率土皆战场，畴能训儿知义方。熊丸在箧萤在囊，呼儿叉手立侍傍。”“母不姑息，儿能自强，从师不出郑公乡。腹笥有书牙颊香，朝夕悦亲萱草堂。……哲哉此母非寻常， 盍亦作歌，与史相激昂”。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谢应芳《葛节妇》，《龟巢稿》卷一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道济夫人曾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母教以《孝经》《论语》《列女传》，辄晓其大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不好华侈，性敏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梁潜《故王母曾氏孺人墓志铭》，《泊庵集》卷一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母陈元贞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于《孝经》、《大学》、《语》、《孟》，皆能诵说。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死子幼，贞居抚儿。常言：“吾幼从父兄学，又日闻兄弟相讲论，故吾于书粗知大义云。”士奇五岁，“教之读书，日 必令识五六字有程”。于“古今事多记览，其好恶公正”。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慈训录》，《东里集》续集卷四八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吴余庆母叶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寡居教子，余庆“年七八，亲教之《孝经》、《论语》”；稍长“出就外傅”，又“躬督于内”。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旦莫切切保孤子为务”，语人：“吴宗数百年之传在此，可不重且慎哉？”余庆既出仕，母“犹数寓书诲饬”。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吴母叶孺人墓志铭》，《东里集》续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节妇柯胜琼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寡居哺儿，并“口授《孝经》《论语》”，早晚“以礼义”训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性粹温聪慧，寡言笑止，静闲读书，通大义，习女工尤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乌斯道《丘节妇传》，《春草斋集》文集卷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胡直、胡广之母吴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母少习诗礼，兼通《孝经》、《四书》、《列女传》、《女教》诸书，而笔札女红皆善”。氏亦通书，“亲授”儿子胡 广《论语》、《孝经》，“晓以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死子幼，矢志不嫁，与孀居姊同住，“日共讲论书史”，令胡广“从旁习闻渐渍，以涵养其本源”。广年长“出就外傅 ”，暮归“必叩其所业而益加励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胡母传》，《东里集》续集卷四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梁惟正妻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朝吟刘向《列女》篇，夜诵曾参《孝经》策。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清门女大初嫁夫，射中金屏与梦符。勉郎也似乐羊妇，怀节偏同曹大家。郎骑骢马西台客，妾向空闺侍姑侧。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恭《高凉梁惟正贤妇歌》，《白云樵唱集》卷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彭士扬母刘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早读书，通《论语》、《孝经》，常口授士扬。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没子幼，“事父母舅姑尤尽孝”。家“无厚产重货以资其为生，败帏瓦灯一室萧然”，刘氏矢志不嫁，“勤女事以继飦 粥、供祭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慈训堂记》，《抑庵文集》卷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镇母周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受教读《女孝经》、《论语》诸书，辄记诵不忘，且了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金幼牧《李孺人周氏墓志铭》，《金文靖集》卷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董叔维妻李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女红之余，能诵《孝经》、朱子《小学》、胡曾《咏史诗》，多解其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郑文康《董叔维室李氏墓志铭》，《平桥稿》卷一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张源春女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父源春，“《孝经》《论语》，皆其口授也”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源春“酷嗜酒，然甚爱其女”，稍一停杯，“辄呼其女而教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梁潜《萧母张氏孺人墓志铭》，《泊庵集》卷一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何氏母周孺人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从姆师，通《小学》、《孝经》、《论语》、《列女传》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何母周孺人墓志铭》，《东里集》续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宋礼母曾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对宋礼“教以《孝经》、《小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梁潜《宋伯循墓表》，《泊庵集》卷一○；杨士奇《宋东斋墓志铭》《东里集》续集卷三五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郑某妻王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故于《孝经》《论语》皆能成诵，而涉知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习闻父训其二儿勤学，旦夕相讲论，孺人又日薫渐其说。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士奇《给事中郑君妻孺人王氏墓碣铭》，《东里集》续集卷四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彭俊母任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性眀敏，幼读《论语》《孝经》，皆暗记而通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其为女也，能哀痛以念母，孝敬以事父，抚其弟妹有加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彭孺人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杨氏姊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端重纯淑，聪慧俭勤，幼读《论语》、《孝经》，悉知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纺绩织纴、绾结缝制，不待教督而能。先恭人不幸即世，孺人日夜哀毁，几欲无生。事祖母李夫人极其孝敬，善抚二弟， 视衣服饮食尤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亡姊杨君妻王孺人墓志》，《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明成祖女常宁公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通《孝经》、《女则》。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恭慎有礼。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明史》卷一二一《公主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陆士弘妻潘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能通《孝经》、《论语》、《女训》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勤女事。事父母极孝敬。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太宜人潘氏墓志铭》，《抑庵文集》卷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刘孟洲妻郭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孝经》《小学》诸书，皆能成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以古之贤女妇为师。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郭氏孺人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余麟母徐茂贞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柔慧淑善，通《孝经》、《女戒》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闲于女事，以孝敬事舅姑，正顺以相夫，而勤俭以治其家。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余氏二亲墓表》，《抑庵文集》后集卷二六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洪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马皇后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撰《劝世书》，其《嘉言篇》多引《孝经》之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皇太子、汉王、赵王再拜恭受，退而焚香启诵，惕然悚敬，咸称母仪万方，化行四海，谥仁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虞淳熙《孝经集灵》，朱鸿《孝经总类》亥集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母欧阳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明而知书，《孝经》《论语》《女诫》，皆熟读暗记而斟酌行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先妣欧阳氏太夫人改葬志》，《抑庵文集》卷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正统间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尹昭会母罗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聪慧夙成，读《孝经》、《女教》，能通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精勤女事，每过夜分，虽寒暑不废，足迹未尝出外庭，躬烹饪以事父母，有疾，尤谨视药食，不少懈。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侍读尹公妻罗氏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一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允母刘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早尝读《孝经》、《论语》，能记忆不忘。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年26夫亡子幼，“茕茕孑立，守二稚以奉老姑，家无厚产以资其为业”，氏“忍贫如铁石，课蚕桑，勤纺织，祭奠以时， 必诚必敬，辛苦以自足，闺门之内，肃然静处”。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贞节堂记》，《抑庵文集》后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景泰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陈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读《论语》、《孝经》、《女教》诸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聪慧端重，寡言笑……皆能通其意而见于行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太孺人陈氏墓表》，《抑庵文集》后集卷二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中行妻庄正圆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师氏授以《女孝经》、《女箴》、《女诫》诸书，辄能成诵，通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生而聪慧柔顺，德充于容，行践于言，女红无不精。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韩雍《故徐行中妻庄氏孺人墓志铭》，《襄毅文集》卷一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妻泰和陈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闻《孝经》、《女戒》，能知其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循循然守规矩，未尝妄言笑。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王直《夫人陈氏墓志铭》，《抑庵文集》后集卷三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左贤母曾玉真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父授之《女孝经》、《列女传》诸书，辄成诵，通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幼而柔淑，不事华饰，不苟言笑，恂恂闺门，未尝及门外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韩雍《故左母孺人曾氏墓志铭》，《襄毅文集》卷一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尹奂妻萧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宗贤先生，其外祖也，嘉其不凡，授以《孝经》、《烈女传》，即能背诵，通大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自幼淑慧，善女工，早失所怙，母氏钟爱之。闻说古今人成败善恶报应事，暗记不遗。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贤《孺人西昌萧氏墓表》，《古穰集》卷一八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成化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焦孟阳妻吕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取《古今列女传》、《小学》、《孝经》诸书为讲解，孺人即了其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程敏政《孺人吕氏墓志铭》，《篁墩文集》卷四二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许廉妻周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少闲雅，喜读书，撰《孝经》《小学》《列女传》，皆成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孝事舅姑。夫亡“时四子相、林、梅、楫皆幼，……并遣就学，后相为崇王府教授，霖为国子生，梅为固始训导，楫举进 士、拜戸部主事。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东阳《明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许公墓志铭》，《怀麓堂集》卷四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许相卿母俞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顾好读书，幼弟晩塾归，常令指目字义，遂通《孝经》、《曲礼》、《列女传》。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生而贞肃闲静，不轻言笑，不妄举动，婢使一一畏顺承事无哗者，室中穆如也。妇性敏慧，女红诸技，不习而精。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许相卿《先孺人迁葬志引》，《云邨集》卷一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溥妻李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女事之暇，尤喜读书，《孝经》、《论语》并古诗文，多能背诵。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至于临模字帖，亦有可观，盖其余事也。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溥《亡妻李淑人墓志铭》，《谦斋文录》卷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乔廷仪妻路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少精女事，通《孝经》、《列女传》诸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东阳《封宜人乔母路氏墓志铭》，《怀麓堂集》卷四八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卓天锡母朱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夫人幼聪慧，学书计，通《孝经》《论语》大旨。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女红精能，长归于卓封君叔舆。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彭韶《明诰封恭人卓母朱氏墓志铭》，《彭惠安集》卷四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钱世梁妻司马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稍长，从女师授《孝经》、《列女传》，能通大义。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剪刻裁制，尤多巧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邵宝《司马孺人墓志铭》，《容春堂集》别集卷七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弘治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杨守陈妻丁氏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继父王宗遂“口授《孝经》、《小学》”。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宜人夙端悫，不苟赀笑。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李东阳《杨君丁宜人合葬墓志铭》，《怀麓堂集》卷四九bdc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链接：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畜牧业产生并与农业相分离，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开始突显。这样，男性逐渐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代替。父系氏族制度建立以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原有的优势地位发生逆转，男性地位开始上升，女性地位下降。男性逐渐掌握社会生产中的大权，将女性排斥在外。女性不仅失去先前拥有的各方面优先权，而且随着社会保障的丧失，她们自身也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逆转同时也为封建时期的男尊女卑奠定了基础。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前期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转变以及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等因素影响，男尊女卑观念形成。《易经·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将男女关系以尊卑、贵贱表示出来，把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自然法则。《诗·小雅·斯干》最后两章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意思是说，生了儿子，要把他放在床上，给他穿华美的衣裤，让他玩玉器。他那响亮的哭声，光彩闪耀的衣服，都表明他将来高官厚禄，可以振兴家业。而生了女儿，只能用布包起来，将她放在地上，给她玩纺锤，只要她将来能操持家务不用父母担心就行了。可见女子一生下来就不得人欢喜，而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入人心衍生出来的条条框框又进一步束缚了女子的个性，使女性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从女性政治地位来说，封建女性没有政治参与权。红颜祸水之说，使女子无论是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还是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都会遭到强烈反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塑造了一系列女子亡国的形象，国家的衰败、朝代的更替罪皆在女子，这种关于国家灭亡原因的荒谬解释，在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盛行不衰。女子参政被视为国家的耻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历史上虽然有吕后和武则天专政，不管其功过如何，其始终被视为国家的叛逆者。从女性经济地位来说，在封建家庭中，一切财产的支配权和家务的管理权都统一掌握在男性家长手里。“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女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剥夺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不仅如此，女性连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力也没有。《唐律》规定妻子嫁妆的所有权属于丈夫；明清法律规定女子嫁妆由夫家掌管，寡妇改嫁时财产任由前夫家处置。封建社会的女性可谓是彻底的“无产者”。从女性教育地位来说，儒家教育旨在维护男权统治，于是“理所当然”的将女子拒之门外，使女子的受教育权限遭到限制，也丧失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只能在家中接受有别于男子的有限的教育。而中国古代女子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便是“礼教”及“妇道”，将贞节、服从、柔顺与卑弱定为中国女子的终生追求。班昭的《女诫》里就有关于卑弱、专心、曲从等方面的专门论述，强调对女子进行“从人”的教育、为奴的教育，因此对女子才智发展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漠视，甚至是给予否定的，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女性婚姻家庭地位来说，女子的地位也是相当低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在中国，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于是一夫多妻便成为古代的通例。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妻妾众多，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一个生殖工具而存在。同时，在行为规范方面，女子必须以“三从四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三从”即“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在出嫁前要顺从父母、兄长；出嫁后要顺从丈夫；老了以后，丈夫死了，就要顺从儿子。“四德”即“言慎、行敬、工端、整容”，这四个方面是专门为丈夫和夫家所设的对妇女的规范。除此之外，妇女还必须恪守贞洁观：一女不事二夫，须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女子要为丈夫守节（未嫁夫死，也要守节），寡妇不能改嫁，否则被视为“淫妇”。封建统治者甚至设立贞节牌坊来表彰守节的女子，以此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欲。有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甚至要作为殉葬品以死殉节。从女性健康地位来说，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缠足的女子要从幼年开始裹束自己的脚，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之畸形。缠足后的一双小脚，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有种种不便，而且在整个裹脚过程中，妇女要承受极大的伤残痛苦。可见，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和健康等方面来说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封建礼教不仅束缚了女性的发展，也使其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在男权社会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可言。
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看看唐代妇女是什么样子
最近读《中国历史密码》关于唐代的章节，除了那些精美的金银器和唐三彩动物，各式体态圆润的仕女佣也是一大特色。用手机扫了扫页面附的二维码，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唐代妇女的信息，才意识到之前可能大部分人都对唐代妇女有一些误解，只知道“以胖为美”，她们并不是养尊处优吃喝玩乐，也和男人一样积极活跃地参加各类活动。
“以胖为美”只是唐代妇女的外在形象，其深刻的内涵在于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女性地位的空前提高。唐开国之初，胡风盛行，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女性所受的约束都非常少，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她们读诗书、通音律、追求时尚，叛逆、刚强、自由恋爱。一些贵族女性甚至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武则天就是她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唐人主张女性读书识字，上至宫廷、下至民家，通情达理、通晓诗文的女性大有人在，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性作家就有100余人。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女性，自幼就开始读书，许多著名文人的妻子也都是丈夫的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殷保晦之妻封询等都是才女，她们常常代替丈夫应酬作诗、书写文卷。
宋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唐代的妇女经常参加社交活动，郊游踏青、喝酒游戏。《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清明前后长安仕女春游的情景，“长安仕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设席祭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摹本《虢国夫人游春图》再现了天宝十一年（752）虢国夫人（杨贵妃的三姐）及其眷属盛装出游的景象，雍容、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跃然纸上。
除了这些，在婚嫁观念和财产继承等方面，唐代女性家庭地位也是很高的，《中国历史密码》一书也做了详细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看看唐代的仕女佣，永泰公主墓室壁画的《端杯仕女图》等等，相信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永泰公主墓室壁画《端杯仕女图》（局部）
唐代尤其是唐前期，国势强盛、学艺昌明、文明开放、社会稳定，整个社会民心振奋，精神昂扬，女子教育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女子受教育的普遍在中国古代社会堪称首位。 中唐女子教育在承继以往的同时开始了新变;教育面上的相对普及,教育内容上的“德”“才”并行,以及家庭熏陶式的教育方式共同反映出中唐女子教育的整体状况。 唐代社会教育兴盛,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但官学和私学都没有将妇女纳入教育对象,加上史料的缺乏,唐代妇女受教育情况一般为治教育史者所忽略,而作为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文化的繁盛离不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广大女性的受教育情况也应为研究者关注。 现举其要以展示之。 1、唐代女才子薛涛，字洪度。父薛郧为京都小吏。薛涛幼时即显过人天赋，八岁能诗，其父曾以“咏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涛的对句似乎预示了她一生的命运。十四岁时，薛郧逝世，薛涛与母裴氏相依为命。迫于生计，薛涛凭美貌及精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开始在风月场中侍酒赋诗、弹唱娱客，被称为“诗伎”。当时与薛涛交往的名流才子甚多，如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辈庆、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等，都与薛涛有诗文酬唱。尤其是元稹，曾与薛涛在蜀地共度了一年时光。薛涛还精造纸之术。她在闲雅之余，常把乐山特产的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加上云母粉，渗入玉津井水，制成粉红色的特殊纸笺，纸面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松花纹路，煞是清雅别致，她便用这种纸来誊写诗作，有时也送些诗笺给友人，人们把这种纸笺称“薛涛笺”。薛涛诗集名《锦江集》，共五卷，诗五百余首，可惜未流传下来。在全唐诗中，收录其诗八十九首。 2、唐代女诗人鱼玄机，长安人，市民家女，姿色倾国，天性聪慧，才思敏捷，好读书，喜属文。十五岁被李亿纳为妾，与李情意甚笃、但夫人妒不能容。唐懿宗咸通时，李亿遣其出家，在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士。但她对李却一往情深，写下许多怀念他的诗。她曾漫游江陵、汉阳、武昌、鄂川、九江等地以遣怀；亦曾放纵情怀以求知己。《北梦琐言》云其“自是纵怀，乃娼妇也。”她曾与文士温飞卿等交往甚密，以诗相寄赠，但终是孤零一身，她无可奈何地发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痛苦而又绝望的心声。后因妒杀侍婢绿翘，被京兆尹温璋处以极刑，死于非命。此外，宋代名媛李师师，明末才女柳如是等，也属于风尘中人，她们不仅花容月貌，且才高八斗，皆才女中之佼佼者也。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17、《孟子》与《庄子》寓言异同论 18、从《孟子》看孟子的人格魅力 19、《庄子》的神话意象 20、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的比较 21、《史记》人物塑造论 22、汉乐府叙事诗研究 23、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形象比较 24、汉乐府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 25、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26、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27、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2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29、三曹诗歌比较 30、论“正始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31、嵇康与阮籍诗歌风格比较 32、南朝乐府特色及其成因 33、陆机诗论与创作的关系 34、《玉台新咏》所选宫体诗研究 35、从《世说新语》看西晋文人的心态 36、论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37、论唐人的咏马诗 38、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山水、田园） 39、中唐山水田园诗（可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40、李白诗与酒的关系 41、论李白的古题乐府 42、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43、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性 44、唐宋咏物诗之比较（也可着眼于一个朝代，或者某一主题） 45、论柳宗文散文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46、论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演变过程 47、论李贺与李白诗歌想象艺术的异同 48、论中晚唐咏史诗的艺术
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 2、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4、《诗经》燕飨食诗的场面描写 5、《诗经》的审美学特色 6、论《诗经》中的征役诗 7、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8、论《诗经》中的史诗 9、论《诗经》中的农事诗(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0、《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 11、《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12、从《离骚》看屈原的自觉与不自觉 13、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4、先秦史传寓言研究 15、先秦史书寓言研究(其他类型,自拟题目) 16、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 17、论《左传》的战争描写 18、 论《左传》的妇女形象 19、《战国策》的艺术成就 20、《战国策》名篇研究 21、老子的思想 22、《老子》的艺术特色 23、《庄子》的艺术特色 24、《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25、孟子论辩散文的艺术风格 26、《吕氏春秋》与杂家 27、《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 28、《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29、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30、《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 31、《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 32、《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 33、宋玉赋试论 34、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 35、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倾向 36、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37、《史记》所描写的游侠38、《史记》所描写的刺客39、《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40、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41、《史记》所描写的战国四公子42、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4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44、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45、论建安文学的美学倾向46、. 曹操与诗文革新47、. 论曹操的诗歌创作特色48、论曹操的散文创作49、论曹丕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50、论曹丕的文学成就51、.曹植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历程52、论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53、曹植诗风的衍变54、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55、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56、梁朝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57、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58、《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59、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60、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61、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62、谢灵运山水诗的摹象特点63、.阮籍诗歌的美学倾向64、.论陶渊明的田园诗65、.谢灵运与山水诗66、陆机、潘岳诗文的比较研究6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6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69、论《子夜歌》7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71、《世说新语》的语言技巧72、《世说新语》的写人技巧73、《世说新语》与中国古代小说
从《爱弥儿》看卢梭的女子教育思想论文
摘 要： 卢梭的女子教育思想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卢梭歧视女性，要把女性培养成取悦男性的女仆；也有人认为卢梭的女子教育思想正是对女性的肯定和尊重。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女子教育思想的基础和核心是“自然教育”，女子教育的中心是理想的家庭，但在家庭中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男女双方是自由的，都是主人。18世纪的法国仍是农业社会，男权势力占统治地位。卢梭从男性的视角提出了其理想的女子教育思想，既超越了现实又存在局限，是其理想与现实共同作用的产物。
关键词：《爱弥儿》；女子教育思想；自然教育；男权势力；启蒙运动
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其中《社会契约论》最为著名，人们在谈到自由平等时，不提它便不够彻底。但卢梭说“《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爱弥儿》的附录而已。”［1］由此可见在卢梭思想意识中，《爱弥儿》比《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教育方面的巨人，也是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他在《爱弥儿》（1762年出版）中集中阐释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书中第五卷提出了对女子教育的看法，自从其观点公开之际就颇受争议。本文拟从历史角度来分析卢梭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对现当代女子教育的┢羰尽
一、卢梭的女子教育思想
在《爱弥儿》开篇中，卢梭阐明了著述此书的原因之一——“这本集子的感想和看法，是没有什么次序的，而且差不多是不连贯的，它开始是为了使一位善于思考的贤良的母亲（德舍农索夫人—杜宾夫人）看了高兴而写的” ［2］。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7-1797）在其《女权辩护》（1792 年出版）中说“卢梭要把女子培养成取悦男性的女仆”［3］。若依此意分析，卢梭为什么要取悦一位“女仆”？纵观卢梭一生，是在法国贵妇人的培养下实现了与上层社会的接触，进而名扬天下，卢梭著述此书也许恰恰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
卢梭在《爱弥儿》第五卷提出的女子教育思想，与前四卷（男子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教育必须“顺应自然”，即自然教育，这是卢梭女子教育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自然教育并非一味消极顺应自然，而是建立在社会文明状态下的教育，恰如卢梭在教育爱弥儿过程中所说：“爱弥儿生来不是为了永远过独居生活的，作为社会成员，他要为社会履行他的义务”。［2］女子教育同样如此，女子并非独立于社会存在的。
在《爱弥儿》中卢梭的女子教育是以家庭为中心而展开的，按年龄对女子施教。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健康教育”、“德性教育”、“知识教育”、“劳动教育”、“爱情教育”等方面。卢梭理想中的女性就是要有健康的体质、机智的才能、理性的`头脑、高雅的修养、温柔的性格，为人谦逊却又端庄大方。健康的体质是理想女性的先决条件，机智是其真正资本，理性使其明白事理，高雅令人尊重，温柔是为妻的重要品质。这些教育内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局限于家庭，与男性紧密相连时，就成为众矢之的。20世纪初《爱弥儿》传入我国，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指责。如1923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儿》中文译本的序言中这样写到…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4］1926年，梁实秋先生发表了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认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因为那是根据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得出的,……什么样的人就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教育。［5］鲁迅先生发表了题为《卢梭与胃口》直接针对梁先生的文章，指责卢梭歧视女性，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附庸，引起学界一时“争鸣”。卢梭作为法国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智者，承接了旧王朝，开启了新思潮，其女子思想难免打上新旧时代的两重烙印，一方面尊重女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将女子局限于家庭。因为女性离开家庭后的去向在哪里，这是卢梭本人都无法解答的一个社会发展问题。
卢梭在《爱弥儿》中，首先承认了普遍状况下男女存在差别，在农业社会状态下女子的生活更多是以家庭为中心,妇女教育的中心是理想的家庭,不是学校。［6］当时的法国一个妇女如果只生四个或五个孩子的话，还会被看作是生殖力不强的女人。［2］在农业社会的现实中，男女分工不同，差别较大。试想若让一个女子生上四、五个孩子，再去田间劳作，她又如何去平衡家庭与“事业”，难道这样妇女就算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吗？18世纪的法国仍旧是一个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耕作，而男性的体质优势决定了他承担养家的责任，男性的社会权力自然就占了上风。女性相对柔弱的体质，被农业社会限制在家庭范围内。
卢梭的女子家庭观是建立在男女间爱情基础上的。人们愈不平等，自然的情感就愈容易败坏，爱情、婚姻生活更是如此。因此卢梭认为在家庭中男女都是主人，男女的平等在婚姻美满中起着很大作用，相爱而不相敬，是不能持久的，因为无论男性或女性，他认为实际上只能划分为两类人:有思想的人和没思想的人。［2］人生而平等，他反对轻视女子的传统习俗，永不认为女性地位高是一种罪过，每一个有道德的国家无不尊重妇女。［6］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主要内容：呼唤理性，批判专制主义，权利平等，个人自由）堪称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法国妇女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觉醒。男权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法国，女性有着一定的自由空间及权利，尤其是贵族妇女利用自己的身份、权利和地位广泛地活动于文化领域。然而教会势力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女人是用男人身上抽出的肋骨造成的，女人并不被当作“人”看。反映了女性受歧视、不被尊重的事实早已存在，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观念远非朝夕之事。作为那个时代的卢梭能提出男女平等的家庭观，无疑是反封建、反教会、反传统的进步观点。
更重要的还是卢梭的女子择偶观。历来人们大多苛责卢梭“男子是裁决女子行为端正、品德优良与否的评判者” ［2］,殊不知卢梭同样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妇女是男子良好行为的天然评判者”，“真正理想的妇女可以成为丈夫的灵魂和导师”。［6］婚姻问题是女子的终身大事，一个女子的幸福是寄托在一个好男子的幸福之中,没有什么事情比选择一个好男子更难的了，如果说真有比选择好男子更难的事情，那就是选择一个好女子，婚姻是否幸福，完全取决于两个人的关系，所以丈夫和妻子应当互相选择。［2］
卢梭的女子自由择偶观，主要体现在苏菲父母与苏菲的一段谈话中：“我们要求你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人，要求把选择丈夫的权利交还给你，只要你能同一个以娶你为荣的男子结婚；世俗的做法是：父母替他们的女儿选择丈夫，而只是在形式上问她是不是同意。我们的做法要同世俗作法完全相反，由你去选择，而只是形式上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苏菲，你要使用你的权利，你要自由地和明智地使用你的权利。应当由你去选择同你相配的人，我们所考虑的并不是别人是否赞同，而是你的幸福”。［2］卢梭这样做是因为爱情本身是一种充满公平之心的情感，在婚姻中，男女双方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彼此忠实而不是互献殷勤、讨取欢心,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由的，男女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夫妇的权利问题。［2］卢梭能在男权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法国提出这样的观点，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男女地位的平等创造了思想契机。在当时多重背景的社会转型期，女性真正的解放要靠女性，但是男性的呼吁也是大有裨益的。
18世纪的法国，农业社会将妇女局限于家庭，男权势力压制着妇女，启蒙运动又促进女性的觉醒。卢梭站在时代大背景下，以自然教育为基准，在尊重女性的前提下，从男性的视角提出其理想的女子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展开，既超越了现实又存在局限，是其理想与现实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爱弥儿》中，卢梭的教育是要培养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人，而现实社会不是卢梭的理想王国，因此理想中的苏菲在现实中就很难遇到理想中的爱弥儿，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也成了人们责难卢梭的原因之一。细读卢梭的作品，能够体会到的是在当时他更多的是运用自己的情感去创作，他的作品又恰恰符合了民众心理，获得了市场。然而留给我们的却是其不朽的思想，作为后人更应该做的就是从这有进步意义的女子教育思想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
二、对现当代女子教育的启示
卢梭女子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和社会大背景及其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有其合理和进步的意义。作为信息时代的女性，健康的体质、机智的才能、理性的头脑、高雅的修养、温柔的性格、独立自信、自由择偶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吗？而且卢梭的晚婚晚育原则、知识教育等一系列观点也都在《爱弥儿》中提出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后人在女子教育问题上未必就比卢梭高明多少。如20世纪初罗素提出，他并不真正相信男女平等，……相信男性的智力要优于女性。他说，因为与女子有关的教育问题，被男女平等的愿望弄得很不正常，一直有人企图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相同的教育，即使这种做法很不妥当。［7］
而在我们这个东方文化的国度里，对妇女的歧视也许更甚。传统观念认为家庭妇女不需要知识，历史上女性没有进学校的权利，女人不必接受高等教育；女人没有相对自由的情爱权、择偶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改善，生存空间更大一些，但现在每每提到某某是个“女强人”仍含有贬低意味，提到某男是个“妻管严”更多是讽刺意义。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从“精神平等”上去追求自我解放呢？作为一个现代女性，权利逐渐增多，可不见得时时会去运用自己的权利。没有权利，也就谈不上选择。有了权利而不懂得选择，则等于将权利束之高阁。选择是权利的纵深，是权利的落实。但是由于中国人从小就没有接受“选择”的教育，权利送到我们手里，反而不知如何运用。比如婚姻破裂了，可以离婚，女人却抱着不放。“选择”意味着主动运用权利，是对自我生存状态的追求和规划，而这也是中国女性必须补习的一门功课。
卢梭的女子教育思想诞生于18世纪法国社会，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封建王朝和教会扼杀它，18世纪的民众崇拜他，19、20世纪的人们研究他，谁又能断言后人不能从其女子教育思想中获得启示？作为后辈学者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历史角度考察其女子教育思想？同时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创新性教育思想，去解决当代教育中存在的一系列弊端，正确认识它而不是一味责难，这个启蒙运动中教育巨人的思想才能真正服务于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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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素.教育论［M］．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5．
论文摘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基本沿袭了清朝“癸卯学制”关于实业学校课程的分类方法，把实践教学作为职业学校独立的、重要的教学环节，在政策和实践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研究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指导原则、措施、方式、成效与不足，对于指导当今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培养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实践教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发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重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一学制把实业学校课程大体上分为三类：专门学科（即关于实业的专门学科）、实习及实验（即关于实业专门学科的实际练习）以及普通科目（即普通学校所设的科目）。以此为标志，实践教学作为职业学校一个独立重要的教学环节，不断地得到重视和强化。民国建立后，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课程分类方法，并在政策和实践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实践教学的指导原则及措施
(一)实践教学的原则
民国二年（1913年）八月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规程》,首次明确了实践教学占实业学校教学总学时的比例,并对不同类型学校的实践教学活动进行了原则上的区分。规定指出：“实业学校之学科，关于实习及实验时间，须占总受业时间五分之二以上，但是商业学校得酌量减少”。
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对职业教育的师资、学时、评价等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实习教员和授课教员不可各异其人，但除专科教员外，得兼聘技艺熟练之人充当实习教员；注重实习分数，确定实习钟点，各校最高级学生每星期实习钟点应占授课全时数二分之一以上；规定最高级学生分业专攻，最高级学生须认定一二种学科特别研究,专心练习,毕业后可以确能实用；注重经济练习,实习制作应使学生于原料价格、用具消费、时间工资等项详细估计其成本,列表报告,为检查成绩高下之标准。总以物美而工料最节省者为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国民政府制定《教育部指定职业学校设置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毕业生铨定资格考试规则》直接把实践教学成绩列入取得资格的必备条件：“考试分笔记及实习成绩审查，笔试不及格者不得应实习成绩审查；实习成绩审查就实习工厂之报告评定之；笔试成绩和实习成绩合计为总成绩，笔试占百分之六十，实习占百分比之四十；考试及格者取得考试法上普通考试及格资格，由考试院发给及格证书。”
至此，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不论从课程设置、课时分配、考试考核等方面都形成了基本的原则要求，对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基本原则。
（二）实践教学的措施
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规定了职业实习办法：“职业科高级中学或各科职业学校学生均应注重实地练习；学校中附设工厂、商店、农场者，设备务求完善，而切实用，应规定学生每日有若干时间服务；利用校外工厂、商店、农场实习；实习不但注重习作，而且要注重组织、经营。”按照上述原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实业学校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值得借鉴。
1．设置专门实习领导组织机关。为加强对实习教学活动领导和协调,不少学校相继成立了实习指导机构，在实习教学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实习处，“专项学生各项实习计划、指导、督查及奖之责，训练学生。自力经营创作精神与职业技能，以达手脑并用之智力；本处职务在于管理课程实习事宜，及筹划发展本校农场。”实习处负责全校实习的所有工作，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对充分利用本校资源，协调和外界的联系，弥补本校实习设备不足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校内实习和校外实践相结合。把校内实习和校外生产相结合，可有效弥补校内实习脱离生产实际、理论意味过强的不足,通过不同形式的校外实践，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解决课堂上所不能涉及到的实际问题，实现理论和操作能力的双重提高。广西省中小学收音机人员讲习班的课程和实习安排具有典型性，反映了职业教育实习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充分体现了校内实习和校外实践的结合。讲习班的班课程及教学方法，比较切合实际，尤其注重实习工作，“科目分为学科、实习两种，学科有无线电常识，收音机修理方法，播音教育实施法，扩音行政法四科；实习方面，则分修理实习与教育实习两种，每日上午为学科上课时间，下午及晚上则为实习时间，此外尚有讲演座谈会、参观等活动。为便利实习起见，特装设强力扩音机一具，每日下午播送各种节目，情况至为紧张热烈。桂省党部等机关，以该班教学实用技能机会难得，纷纷保送学员入班学习”。 "
3．校内实习与实际生产对接。民国六年（1917年）三月教育部《通咨各省区甲乙种工校实习工场应照普通工厂组织俾学生实地工作》文中提到：“工业学校本有应备实习工场之规定，惟近查各省办法，此项工场之设，不过视为实验之地，与工业学校设立工场之旨，终未十分贯彻。故学生虽亦从事作业，而与材料之节省，药品之配置，货物之适否，仍未能得其确实经验”。这种情况表明，学校内的实习离实际的生产操作还有相当距离，不能使学生养成劳动的身手。为此必须对校内的实习设备和组织形式进行改造，那就是校内实习与实际生产对接——实习生产化。教育部为加强这项建设作出规定：“嗣后无论甲乙种工业学校，所有工场，均应完全设立。其组织设备布置，一照普通工厂办理。凡属学生能作之业，即以学生为职工，除通习科目及必须在教室内讲授之学科，尽可就工场施教，实地工作，以资练习。其金工、木工、染织、窑业、漆工、藤竹诸科所制货品，务须体察地方情形，期以适用，力求改良。制成之品，即由学校售卖，除开支原材料器具杂费外，所有余利，可照普通工厂之例，以一部分作为职员、职工红利或奖励，其余即为学校扩充设备之用，庶学生即可养成实地工作及营业之经验，而学校作业实验，亦不至于徒归消耗。”
4．提倡不同形式的实习性经营活动。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对农、工、商等职业学校的实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职业学校实习的方法，特别强调了特殊实习时要加强经营活动或独立的生产活动，以养成学生适应实际生产的能力。具体提出要求如下：A.农业学校特殊实习要求。注重实习分配法。实习分公共、单独两项，第一二年级学生每级分地若干亩为公共实习，分给材料或种子若干，以为共同种植制造之用。至第三学年须进行单独实习，每人分地若干或材料若干，使其自为经营，借分优劣。其实习法由教员指导，学生以日记形式写作实习经过，汇编报告，以资考查；B.工校特殊实习要求。利用假期休养时间，凡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应令在年暑假内赴各工场及私家工作场地实地练习或参观，结束时写出报告；C.商校特殊实习要求。设临时负贩团，不论甲乙种商校，每年修学旅行或寒暑假期内，可组织临时负商团以为实习。同时在培养过程中应加强管理训练，养成学生适应实业界的各种习惯，应加强有规律的习惯，养成耐劳的习惯，养成勤奋的习惯，养成简朴的习惯，引导其企业之心而消除轻视之见，铸成其乐就实业界的.意志。教育部的提倡和要求，对于促进各职业学校实践教学的开展，培养学生的实际生产技能，起到了极好的引导作用。
二、实践教学开展的方式
（一）充实设备，加大校内实习的力度
实习实训设备是开展职业教育教学的前提，为改善学校实践教学条件，国家协助督促职业学校充实设备，改善实习状况。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特别提示和要求各职业学校：“各项实习与经费有连带关系，必须宽酬经费，方足以达实习之目的。各校预算书内，应与实习特设一项，开列节目，不得混入普通消耗或杂支之内。其数目以确能供农工商各校实习之用为度”。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实习资金的来源，对实习教学的正常开展意义重大。同时政府积极帮助职业学校解决实习场地问题。如廖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拟计划在纪念园内成立农工学校，政府积极协调用地问题。在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提到：“应如拟办理，并分令广东省政府市政厅拨地及筹款购地建筑各在案，惟农业种桑须赖水利，故不能并设园内，查土敏工厂东南角有围田、潮田及旷地约三百顷余，系为该厂所管，最适于设立农校及农业实验场之用，合备文呈请饬令广东省政厅划拨，俾得从事筹建等情，据此应既照准，除此批合行令，仰该省政府转饬财政厅遵照办理。”。
（二）立足地方产业发展，开展针对性实践教学
职业学校的设置和服务目标就是要为当地的生产发展服务，为当地的生产技术进步做贡献，使地方能够利用现代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以及管理方式促进地方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调查地方物产及生产状况，能够使职业学校的设置和教学更能适合地方需要，同时使职业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教育部于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特制《就各省市产业种类暨职业学校已有及拟办科目调查表》，令各省市教育厅局逐项查明填报，其调查结果于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整理刊行。并将各省市已设科目与各省市产业种类未能密切关联的情形及嗣后应设法改善的地方，通令各省市切实照遵。二十四年（1935年）复颁发主要手工业调查表，令各省市厅局会同建设厅将各项主要工业名称、地点、所需工具、工作方法、工资及待遇情形、学习方法及所需时间、出品数量、出品销路、本业将来发展及其改良意见等详细填报，可作为各地实施职业补习教育的参考。通过对各地实情的调查与汇总，为各职业学校教育服务地方社会的功能更能得以发挥。
（三）政府补助生产经费，扶持优秀职业学校实习教学
要切实提高学生的生产技能，必须加大对学生的训练力度。而学生的实习实训都要求有大量实习设备和实习消耗费用，这对于经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职业学校来说负担沉重。为帮助职业学校减轻实践教学费用压力过重的局面，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度起，教育部呈准行政院批准，开始对职业学校进行经费补助。专设公私立优良职业学校补助费。由教育部门就生产教育费项下每年拨二分之一以上的数额作为补助费用。其用途以扩充职业学科实习与研究设备及专科教员薪水；同时规定农工两科职业学校每年应占补助费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商业及家事职业学校每年占百分之十至二十。各省市教育厅局，应就所属公私立职业学校，选择办学成绩优良而经费困难的十二所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补助。从1936年到1938年，国民政府共拨款九十七万元，补助116所学校。为解决职业学校资金紧张状况，改善办学条件，国家还直接对优秀职业学校进行资金支持。 "
为规范协助职业学校资金制度，增加协作效率，教育部于1940年颁布《教育部协助职业学校生产资金暂行办法》，规定“凡实习设备较有基础及办理尚佳之职业学校，经本部考查，认为应迅速实行生产，并成立生产组织者，得享受本办法资金之协助；凡受本部协款之学校，各省市应予同样资金协助，其数额不得少于本部”。此规定把单纯的教育部协助职业学校生产资金变为各级行政部分共同负担的任务，这对改善职业学校生产资金来源，充实职业学校实习设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兴办校办工厂、农场、商店，学生进行实地操作
学生的生产技能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是养不成的，必须使学生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实践，在不断地反复过程中才能养成，因此设立实际生产组织对职业教育来说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鉴于此，1939年教育部要求在本年度内，已具备基本设备的各科职业学校，一律成立生产组织（如工科设立工厂、农科设立农场、商科设立银行商店、家事科设立缝纫、针织、饮食、商店等）以供学生实地练习，其生产基金，公立学校由省市县核拨，私立学校自行筹措，由公家适当补助，成本之外的盈余，需提成一部分用于奖励成绩优良的学生。这样一来，学校的生产组织能使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落到实处，而且能够部分解决实习经费问题，通过对学生的生产劳动成果的出售，激发学生的实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各个职业学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之下，积极设立生产组织，为学生的实习提供场所。
（五）兴办商店、贩卖部以推销实习制品
职业学校的实习成品如何处置不仅关系到实习经费问题，而且处置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实习教学开展的效果。产品凝聚了学生的汗水和热情，职业学校对此的政策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职业学校应建立校内售物品所或贩卖所。“凡校内出品及校外物品均可出售或贩卖；其资本按照厂场公司组织办法，由职教员、学生分认股本，或以校友会经费量为移用；至其中各项职务，悉由学生分别担任，以便实地操练，兼可收经济实习之功”。教育部对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的建议极为赞同，以政府的名义要求各职业学校兴办商店、贩卖部以推销学生实习制品，经积极推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六）举办职业学校实习作品展览会，激发学生实习兴趣 （七）实行建教合作，弥补学校实习设备之不足
教育机关和实业机关的联络，是职业教育机关利用建设机关设备和技术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利用社会力量弥补职业学校设备不足的有效方式。中央为谋建设与教育事业密切联络，沟通供求需要及增加教育事业起见，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制定职业学校与建设机关合作大纲，通令各学校应与校外生产实习机关，详定分派学生实习方法指导考核实习成绩。同年颁布《职业学校设置顾问委员会办法》，令各校聘请与学校同性质的农工商医各界专家或领袖组成委员会，商讨关于学生服务道德、精神训练、教材选择、实习指导、及就业等事项。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成立建教合作委员会，由教育、经济、交通、军政、内政、航空委员会等部会参加，由教育部主持。其任务是调查各项技术人才、编制各项统计、拟定各级职业学校及专科大学设科计划与教学训练方案，筹拟教育与建设国防机关联络办法以及统筹毕业生出路等事项。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教育部为增进教育设施有效利用，又颁布《各省市分区辅导职业学校办法大纲》，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应与省内外专科以上学校及生产、经济、军事工业机关密切联络，并划分职业学校区，分别邀请专科以上学校及机关专门负责学术及技能上的辅导责任，使职业学校随时都有协助督促的便利。一切用人行政及教学，均须以辅导机关意见为依据。建教合作改变了职业学校和社会隔离的状态，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 、实践教学的成效与问题
（一）取得成效 2．许多职业学校在实践教学中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对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如国立金江实用职业学校实行“教学合一”的方式，他们“在课堂上所授的农学理论能够随即表现实践于农场，所得的收获可说不负国家社会的期望，做到了教无不学，学无不实用的地步。社会服务方面，在星期例假或平常日子，会里街头或乡间随时可以看见金江职校的学生在为抗战建国而宣传，为民众幸福在服务，最近该校学生参加了食粮增产督导团，努力工作，更显出了可观的成效”。
（二）存在问题
1．实习设备普遍缺乏。实习设备缺乏一直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它和师资缺乏一样成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又一顽疾。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教育部通咨各省巡按史申明部章并饬甲乙种实业学校认真办理文中提到：“现时各省甲乙种实业学校，设备多不完全，甚至号称实业，而一切校室、校具及其他实习用具、场厂、器械、标本、图画、药品等事，均付缺如。以此类学校毕业之学生，能否致用，能否自立，不问可知。”这种现象在当时的职业学校中广泛存在，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2．普通课程过多，实习课程课时数不足。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教学的成效，但民国时期虽然国家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实践教学的时数作了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学校实习设备缺乏和实习耗费的巨大，导致各职业学校压缩实践教学时数，增加课堂理论教学时间。虽然政府一再强调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但是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对十个农业学校的调查情况来看，一是普通学程太多，七所学校超过部颁标准，最多的几乎是规定的三倍。二是实习时间过少，除一所学校与部颁标准符合外，其余各校皆不足。而农业职业学校最大的目的，便是造就实地经营人才。所以在学校里，就应该给学生完全经济化与社会接触的实习，而不至于毕业后只是学习了书本上的知识，对于社会则无所适从。
3．职业补习教育出现过度实习的营业性质倾向。在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普遍不足的情况之下，在部分私立职业学校，特别是私立职业补习学校中出现了影响职业教育的另一种极端倾向，那就是实习时间过多，理论科被忽视，成为完全营业性质的教育。1935年在教育部督学钟道赞视察浙江职业教育时提到“私立杭州女子初级家事商科职业学校的艺徒班专事工作，上课甚少，完全营业性质，应酌加科目，以符合职业补习之目的。”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对职业教育的宗旨形成了严重的歪曲，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观点也是从他的“遵循自然”“归于自然”的基本思想中引申出来的。他说：所有一切男女两性的特征，都应当看做是由于自然的安排而得到尊重。卢梭对男女差别的基本看法是：一个是积极主动和身强力壮的，而另一个则是消极被动和身体柔弱的。他认为女子虽显得弱，但也可支配强者；她们是孩子们和父亲之间的纽带；生儿育女、帮助和体贴丈夫是她们应尽的自然义务。她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但是她们只能学习适合于她们学习的东西。 卢梭认为，像男孩的教育一样，对女孩也是首先培养健康的身体，但更倾向于灵巧的目的。为此，她不可整天坐着不动、娇生惯养，而应当尽情游戏，免除过分的束缚。这对于以后生育健壮的孩子和获得良好的身段是有益的。卢梭还安排女子学习唱歌、跳舞、绘画等，使之声音动人、身材灵巧、风度优雅并具有思考的习惯，以便更好地愉悦家人、教育子女，而不是为了参加社交活动。女子的治家能力是她尽相夫育子的天职所不可缺少的。卢梭理想中的女子不仅是女工的能手，而且是管理、调度、安排全家生活、使全家人亲密相处的能人。不过，她最好不进菜园和厨房。卢梭还不赞成女孩学习更深的知识，因为她们没有相当精细的头脑和集中的注意力去研究严密的科学。 综上所述，卢梭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总倾向是保守的。小家碧玉、贤妻良母是其教育的目标。尽管如此，这对于当时贵族妇女不事家务、奢侈放荡的风气来说，也不啻是一种反叛了。
文章标题】 王扬:宋代皇家女性的法律地位 【关联词】隋唐宋元 【类别】论文 【来 源】转载1 【作者】王扬 作者所有文章 中国古代的皇家女性属于全体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所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不是一般女性所能企及的。其所具有母权的烙印，是我们研究母权在古代高涨时不能遗漏的话题。所谓女主临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指后妃手握国家大权，执掌朝政，与皇帝共同听政，有时甚至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国家政治需要女主，二是女主临政期间为国计民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如唐朝武则天、仁宗朝刘太后、哲宗朝宣仁高太后，不但能及时挽救国家政治于危难之中，而且为政期间颇有政绩。之所以称宋代为母后临政，是因为宋代参与政治者皆是母后，其中有母亲和祖母，而且母后临政的方式为历史和法律所普遍承认；相反，以妻子身份参可朝政处理的遭到世俗的激烈反对，尽管在历史上也有政绩，因为以妻子身份参与处理政务，并不为世人所普遍接受，武则天的临政便说明了这一点。 先朝女性为政的“故事”成为母后临政的法律依据。自从夏启开创历史上帝位传子的先例之后，每朝每代政权以传子为正途，而以传女为篡夺。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设计师笔下的精心描绘。尽管没有国家成文法确立政权可以由女性掌管，同时作为早期舆论，也反对女人参政，但事实上政治生活的需要，使得女性参与国家政权有了习惯法上的依据。这种习惯法以“故事”的形式在历史广为存在。事实上，宋代母后临政的依据是“故事”。徽宗朝向太后，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高宗时期的孟太后两度听政全是依据前朝故事。宋朝末年大臣所册立太后，皆是依据历史上的故事。母后临政的“故事”，以习惯法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女主从临朝到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当习惯法形式的故事和皇帝颁布的诏令有矛盾时，一般情况下故事服从诏令。清代《大清会典》最终将母后“垂帘听政”写入典章，成为一代大典，表现出统治者对母后临政的承认。母后执政作为国家政治制度，载入典章，从此完成了女主临政法律依据上的从习惯法发展到国家成文法典的发展过程。同时说明女主临政虽然带来了负面影响，但随着国家政治体制机构的日益完善，铲除其带来负面影响的根源，女主临政最终会成为国家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发展结果，与宋代母后成功主政，官僚机制中成功解决母后临政所带来的消极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母后有习惯法和皇帝诏令作为临政依据，法律赋予三后制的敕权，保障了母后的顺利临政。 宋代女主临政是封建社会女性参政的最佳形式。九位临政母后，能够自觉约束外戚势力；统治集团从管理机制上加强对外戚势力的管理和监督，使得宋朝母后临政均未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成功解决了女主临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外戚干政的问题。宋代母后依据身份涉足政治，依靠一批素质较高的士大夫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的配合，凭借自身的文史知识，加上多年来对政事的睿智观察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对皇帝处理政事方针的把握和对时局的了解，化险为夷，使宋代政权能够顺利交接而无政权颠覆之险。 摘 编 人：刘馨 宋代女人的地位 现在有相当的人自以为是或深信宋明理学是迫害妇女的开始与典范。认为宋朝女人地位极其卑微低下，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还有“男女授受不亲、笑不漏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洁牌坊、裹脚布、宋朝都是小脚老太太”等等贬低之词都赠给了宋朝的女人们。一些人在根本没读过宋明理学一本书的情况下对宋明理学大加抨击，以朱熹骂显示自己的高明。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宋朝的历史背景。甚至一本宋朝的书都没有看过。 首先朱熹的影响有限，他的学说并不被宋朝当局所重视。他一生可以说郁郁不得志，所以才讲学。他只是“白鹿洞书院”一个讲学的学者，而那时没有广播、电视，能听到看到他学说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就是现在信息时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最著名的学者他的学说能影响到多少人？他连在野党派都不是哪来那么多人支持。就是现在中国领导人大力宣扬提倡的什么理论，也影响有限。朱熹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影响到宋朝女人们的命运？其次一个时代学者大力宣扬提倡什么，那这个时代的现实情况正好和宣扬的相反。如学者提倡要计划生育，那是因为我们的人太多了。宋朝的女人什么样呢？其实宋朝的妇女是相当开放有地位的。从宋朝书里及诗歌里可以看出宋朝的妇女是有相当地位的。“胭脂虎”、“河东吼”等怕老婆的故事皆出自宋代。打丈夫，吓得丈夫满街跑。当然那么厉害的女人毕竟是属于及少数。但也出中窥得宋朝的女人了不得呀！ 《梦梁录》：“在五间楼前大街坐瓦铺瓦前，有带三花点茶婆婆，敲响盏灯掇头儿拍板，大街游人看了无不哂笑。”这表明宋朝老太太的开放、爱美、思想活泼敢于出风头。宋朝老太太很会做买卖。老太太都如此，年轻的女人更是如此。“白头老媪簪红花，黑头女郎三髻丫。”宋朝诗歌里也见宋朝老太太头上戴花的诗句，可见宋朝老太太是爱美的，勇于追求美的。黑头女郎三髻丫也表明宋朝小女孩天性的可爱。宋明礼教并没有束缚住女人的天性，宋朝女人思想并不保守。“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宋朝农村妇女有了孩子后也戴花爱美，也和男人们吃喝玩乐。哪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宋朝农村妇女也像宋朝农村男人一样下地干农活。宋朝农村女人也是半边天。 “岸边两两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宋朝的年青女人们也出门，也欢笑并漏齿。“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谁说宋朝女人保守不出门，宋朝女人也大胆约会，勇于追求爱情。“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不止白天约会，晚上也约会。“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男女情透意合，才子佳人的美妙和谐。“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以多。”年轻的女人相思、想找个好郎君是很普遍的。“两情未许谁最先？”哪知道这男女之情是谁先动的心。男女的爱情是平等的。 宋朝涌现了大量杰出优秀的女性，李清照、朱淑真等有名的才女。宋朝著名的女诗人李清照既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人比黄花瘦”小女子的细腻情丝感慨，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令男人汗颜的大气豪迈的诗篇。受到良好的教育即柔美又钢强这就是宋朝的女人！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梁红玉亲自在战场上擂鼓给浴血奋战的军人们打气助威，这就是宋朝的女人！ 宋代名妓聂胜琼爱上一位叫李之问的官员。并给他写下一首情诗《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之问回到家后，这首诗被他妻子读到，她竟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让其夫把聂胜琼娶回来。多么善良、有同情心、有爱心，通情达理的女人呀！女人同情女人，大爱战胜了自己的私心。这就是宋朝的女人！ 苏轼纪念老婆的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成为千古名篇，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读起来都感动万分。这是宋朝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深情怀念，可见宋朝女人的持久魅力与可贵，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是宋朝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一往情深。可见这宋朝女人的万分的迷人美丽。 在满清高压统治下中国的女人还有男人才成为变态人的。在满清时《金瓶梅》才成为禁书的，束缚中国女人的朝代是清朝不是宋朝。
从不同时期的称呼看妇女地位变化 称呼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变迁和时代风貌，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处的实际地位。 由于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尊卑主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妇女一旦结婚必居夫家、改随夫姓，从此丧失一切个人人身自由，终其一生在家照顾公婆、丈夫和子女。一般而言，这个时期是男权社会对妇女压迫的最黑暗期。 这个时期，在普通百姓家庭中，妇女的丈夫对外称呼妻子为：荆妻、荆人、荆妇、荆室、拙荆、山荆、贱荆、贱内、内人、浑家、家里的、做饭的、屋里人、婆娘、婆姨、老马子、后头人、堂客、糟糠、老婆等等。好不容易熬到有了孩子，又被称呼为：孩他娘、娃他妈。整个称呼中无不充斥着男权社会对妇女地位的轻蔑。 稍微有些社会地位的官宦人家按说识书达理，虽然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夫人、太太、娘子、良妻、贤妻、仁妻、娇妻、令妻等等，但由于男方常常可以娶三妻四妾，所以，其他娶进门的妇女则称为：侧室、小妾、偏房、小星等等，妇女们的地位仍然不高，有的下场比寻常百姓家还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始实施，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个时期，男权社会基本上土崩瓦解，这时，男人对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内掌柜、内当家、妻子、爱人、伙计、搭档、参谋长、后勤部长等等。不仅如此，几乎一夜之间，“妻管严”现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男人们见面，大多都失去往日的神气，除了无奈的苦笑几声，撂下一句“怕老婆不丢人，老婆其实还是疼我的”。然后又象没事人一样，又去忙着完成妻子交办的任务了
无论哪个朝代，封建社会的女性几乎没什么地位可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如果丈夫死了，还要听儿子的
在中国(古代)，女人地位很低从小随父 大了随夫 老了随子这就是 三从四德中的三从不过 中国人也很重视孝道女人出家了 就是夫家的老祖宗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中国是一个古代文学发展相当兴盛的国度,对于古代文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我国对于古代文学的重视程度,造就了古代文学教学的高要求,不仅仅要求学生们能够掌握到足够的古代文学知识,还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思想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句话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悱”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三)多听多看
《雍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不轻易下判断;要存疑，把有疑问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来，这样就能少犯错误;要多看，有危险的事情要回避，有把握的事情就去做，这样就不会后悔。多闻多见，是把话说好、把事做好的一条基本途径。在《论语》一书中，也曾反复地提到过这些道理，也充分地说明了其中所蕴含道理的重要性和哲理性。我自小对古典文学很挚爱，十年的寒窗苦读，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也再一次呈现在了我们莘莘学子的面前，但我仍感觉只是学了点皮毛，可否建议我们的教学多从古代文学中吸收蕴含在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并积极将其投入教学实践中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李少雍文学遗产1996-03-2031
2、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乔以钢天津社会科学1988-03-0130
摘要：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
宋代的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答吕子约》)清代的王夫之也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意思就是“离开行必然不能获得真知。”“知”是“行”的结果，对“行”具有指导作用，但必须回到“行”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提高，“行”是“知”的源泉，“知”“行”合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古代文学教学之所以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就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本表现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教书轻育人，学生的发展与所学内容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近些年来，尽管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开始普遍重视实践教学，强调教学的实践性，对于技能性、技术性课程而言，实践教学不在话下，但是像古代文学这样的人文类课程如何开展实践教学，充分发挥课程的实践性，论者大多语与不详。要使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比较清晰，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对古代文学教学起到促进作用，还必须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考察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以及古代文学课程实践的情况，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有观察实践、阅读实践、赏析实践、表达实践、教学实践以及人文实践等六大环节。这些环节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古代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是观察实践。观察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学习方式，那些具有突出才能的人都是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人。高职院校古代文学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是要善于观察，向他人学习。
古代文学的观察实践主要有以下一些：一是教师课堂上的授课，这种授课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如何学习古代文学，怎样分析作家作品，如何将思维的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等等，如果是学习的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教师的言行当中受到很大的教育;二是聆听讲座，无论是本系教师、本校教师还是外校专家的讲座，必定是讲者关于某个主题的研究或者整理的成果，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讲者的学识、水平，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讲者的研究方法、表达方式、分析方法等等，不清楚的地方还能与讲者面对面近距离地对话与交流;三是影视观摩，这里观摩的影视都是由古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最大的特点是可视性、形象性，可以让学生短时间内形象地接触到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影视本身已经包含了编剧、导演的理解，学生在观摩时更多的也是在接受一种现成的结论，不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四是教学观摩，教学观摩既可以是把中小学教师请到高校做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公开课，也可以是学生到中小学去具体观摩教师的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主要是观察教师如何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处理教学突发事件，如何有效使用教学语言等等。无论何种观察实践，教师事先都要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讲清观察的角度，怎样得出观察的结论，如何利用观察的结果等等。第二是阅读实践。阅读是古代文学学习的重要方式，如果连作品内容都不甚了了，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肯定都是在做无用功，更不要说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了。阅读是古代汉语所学内容的实践，也是自己多年所学习的阅读方法的实践。
就古代文学而言，阅读实践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浅层阅读，追求读通、读懂，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的意思要弄清楚，整个作品是什么意思，表达的是什么主题，使用的是什么表达方式要大致知道;二是中层阅读，追求对作品反复阅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引导学生读“情”悟“理”，“涵咏体会”，体验感悟作者的思想情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获得情感上的升华;三是深层阅读，是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入“化”的境界，获得思想智慧的启迪，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感染，得到语言表达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借鉴，成为自身文学素质的组成部分。对于经典作品，不仅能够达到读懂、理解，更重要地是要能够背诵，做到张口即诵。第三是赏析实践，主要就是鉴赏分析，鉴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对文艺理论的具体运用。古代文学中优秀作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对作品的鉴赏就是要发现和甄别古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美、情操美、人格美、语言美、艺术美等，而这些美存在于栩栩如生的形象、情景交融的意境、健康向上的情趣、优美动人的形式之中[1]。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帮助学生逐步掌握文学作品的鉴赏方法，建立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识别标准，引领学生去发现美、表现美和创造美。分析和鉴赏密不可分，鉴赏的过程也是分析的过程，赏析实践不仅要对作品本省进行鉴赏，还要联系作品出现的年代与作者的身世背景、创作理想和创作风格对其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进一步的欣赏美文，陶冶性情，抚慰心灵，善待人生。第四是表达实践。观察、阅读是信息的输入过程，表达是信息的输出过程。表达实践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实践。口头表达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故事复述、师生问答、课堂讨论、专题辩论、读书报告会等。
故事复述主要是培养学生抓住故事要点的能力和学生当众说话的能力，这种实践形式在教学中应用时间长(小学已经开始)，在大学教学中不常用。师生问答是最为基本的口头表达实践，针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能正确回答，或者给出合乎情理地分析，再进一步，学生能够在师生问答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且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寻求问题的答案;课堂讨论一般都是分小组进行，有两种形式：临时小组讨论和正式小组讨论，临时小组讨论就是根据教师或学生提出的问题，临时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然后每小组推荐代表报告讨论结果;而正式小组讨论是事先就布置讨论的问题，划分好学生小组，由小组推选出小组长，在小组长的组织下进行资料查阅，课下组织讨论，上课由小组代表报告讨论结果。专题辩论主要根据教学需要设定，先根据辩题把全班分成正反双方，由学生自己准备材料，推选主持人一名，推荐正反辩手各四名，按辩论赛的组织程序组织辩论，组织专题辩论可以引导学生查找资料，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敏性和团结协作意识。读书报告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定向读书报告会，由教师事先公布阅读篇目，规定好时间，由学生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一种是非定向读书报告会，由学生自行确定阅读篇目，并在约定的时间向全班汇报读书心得。这两种读书报告会的参与人员最为广泛，报告人既可以事先确定，也可以临时确定。书面表达实践有两种类型：一是研究论文，包括专题论文、学期论文、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二是创作尝试，包括诗词创作尝试，小说创作尝试，剧本创作尝试。
专题小论文一般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安排，如讲《三国演义》，要求学生写统计报告：第一，统计曹操的笑、刘备的哭，写出具体回目、事件过程;第二，叙述西蜀“五虎上将”的一生事迹，写出具体回目、主要事件;第三，统计三国主要战事的谋略、得失关键。第五是教学实践，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基本目标是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教育者，教学能力就是合格师范生必备的能力，教学实践是一种综合实践，它基本上可以包括以上所有的实践。教学实践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试讲;二是试教;三是实习。试讲中，学生面对的是自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教学带有模拟性质，主要是实战前的演练，其目的是让老师和同学帮助即将实习的学生在出校门前进一步地查漏补缺。试教就是尝试教学，是在真实教学环境中的教学尝试。实习生到了实习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跟班听课，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就需要走上讲台，在真实的教育环境中将自己所有学习和掌握的古代文学的教学技能技巧进行展示和练习。实习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习生经过指导老师的引领，慢慢地自己逐渐熟悉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开始得心应手地加以应用。第六是人文素质实践。人文素质的核心是思想道德素质、情感素质、心理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素质因素，我们通过阅读实践、赏析实践，已经能够与正确地理解这些素质，并且能够对这些素质进行恰当的分析，也能把这些素质正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即使学生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人文素质没有与学生本人发生联系，没有对学生有所影响。
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我们讲文明、讲道德，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情感素质要求我们心中有爱，爱国家、爱人民、爱家人、爱环境，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心理素质要求我们积极进取、珍惜时间、善于计划和安排人生，正确地面对人生不利的局面和人生逆境，知足常乐，时刻保持健康和快乐的心态。这些都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人们的为人处世的具体细节之中。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身处人文素质的实践活动当中，关键是要将相关的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的学习与学习者本人以及当下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感同身受，不断地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切实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以上这些实践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直观接触、现场感悟、开展表述，培养学生运用课堂上所学的文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让学生自己动手尝试理论分析与作品鉴赏的互动。”
而且这些实践活动大多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这里将其分开，纯粹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古代文学教学在开展这些实践活动的时候一是要考虑实践的整体性，要做到通盘考虑，合理安排，比如各个实践环节开展的形式、开展的次数都要考虑进来;二是要注意实践的层次性，这是由不同层次的学生决定的，要注意因材施教，不同水平的学生安排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三是每一次实践教学完成之后，要进行总结和反思，要看实践目的、教学目的是否完全实现，要看各个环节是否顺利，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以便于进一步完善实践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实践的水平，从而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吴承学文学评论1994-01-1543
王昭君，小周后，杨玉环，李清照，秦良玉。
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至于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的畸形小脚何以成为中国男人的性目标？这是因为，缠小脚在封建社会是妇女的极度隐私，除了丈夫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之外，不能随意让人观看，这便使小脚与性的隐秘牵连上了，甚至认为把握不当的话会引发淫乱，小脚即为“导淫之具”。酸腐文人的说法是，缠小脚不仅使女子的步态更加袅娜妖娆，还会使男人在白天“越看越生怜惜”，在晚上“愈亲愈耐抚摩”。小脚美的最高标准也被他们确定：一肥、二软、三秀，“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小脚病态的爱慕、艳羡和崇拜，而将摧残、畸形当作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上中国的男性审美观念已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但是，就在对女性摧残得最严重、小脚崇拜最张狂的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批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缠小脚使她们成了“异样”，更指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著名的改革、维新派人士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裹足”。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根本就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与腐朽的象征 回答者： 日月花公主 - 魔法学徒 一级 11-6 22:30 我来评论>>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了，我们老师会看到的。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相关内容 • 关于中国古代有名的美女 • 中国古代名字的演变 •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有多美 • 中国古代文学分类 • 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的比较 查看同主题问题：中国 古代 古代 女性 女性 文化 其他回答 共 1 条 中国古代的女性美和文化 青年演员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美女的评价大抵是身材雕浮玲珑，面部轮廓立体，大眼睛双眼皮几项，这些很大程度上是西化了的审美观，比如在汉代以前就很少见到对女性身材的描绘，基本上以面部描写充斥字里行间，写体态也是从衣饰姿态来衬托。眼睛是面部审美的核心所在，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个“倩”字道尽了女性眼神的魅力。 翻阅历代的工笔仕女画册，有一对细长的竖起的凤眼（即外眼角上飞）基本上是华夏画中美眉共同的特征。五官搭配上讲求精致，比如嘴唇：今天是以厚而丰满的嘴唇为性感，但在古代正好相反，樱桃口才是人们所疯狂的，那时的女孩子不仅不涂上满嘴的口红，而且还故意只涂唇中部的一点，以产生小口的错觉。 有趣的是，在历代仕女图上所画的美女，基本上都是单眼皮，而且面部扁平。大概是当时汉族的华夏血统还比较纯粹的原因吧（大眼睛、双眼皮和南方越人血统的加入有关）。而且汉人传统脸形是喜欢圆脸的，到了后来才刀条脸一统江山。 今天的人对女性总喜欢强调身材，以“三围”为标度，三围者，胸、腰、臀三分天下各有其一。在此三者中，古人对腰最为重视，直接描写也最多，粗腰美其名曰“小蛮腰”；细腰美其曰“杨柳腰”。西元前6世纪就有楚灵王偏爱细腰女子的典故了；宋玉在其《登徒子好色赋》中，对那位漂亮的“东家之子”也有“腰如束素”的描写。不过腰身不仅要纤细，而且更重要的是姿态上要轻盈灵活，走动时才能摇曳生姿，具有“曲线玲珑”之美。 古代的人对女性的胸围要求相对不高，对拥有一双丰满隆起的大乳的女性也颇不以为然。其实，古代男子欣赏的女性乳房是恰堪一握的丁香乳。至于臀，古人似乎要难以启齿一些，其实中国古代也是崇尚臀部丰满的，但受礼法拘束不便明言。（一般来说，只有崇尚暴力的民族喜欢瘦削的窄臀，这是题外话） 宋代以前，汉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是跪坐在席上的，由此形成的今天大和民族的“大根腿”，早已举世闻名，而以前的华夏是否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不过汉族传统对女性的腿的欣赏一直处于隐蔽地位，远不如女子的脚的地位突出，恋足的小巧式审美发展到极端—自南唐开始，汉族出现了缠足的习俗，缠足的真正原因，许多人只含混的解释说是欣赏脚小之故，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臀围的一种变星—它可以束缚血液不流向下肢，迫其集中在中间地带，使臀部硕大丰满，这无疑是一种畸形的审美。《镜花缘》里藉吴之和之口反对缠足时说“细推其由，与造淫具何异？”，其实点中了问题的要害。 到了唐朝，物质产品丰富。额宽、脸圆、体肥成为美女的标准，还有一种独特的的崇尚鹰勾鼻的风气（可以参看昭陵的石雕）。唐人以“肥”为美（注：在古语里称呼肥胖为肥不为胖，就像本来“身”也不是身体的含义一样），但这种“肥”与今天的脂肪过剩、大腹便便的臃肿虚胖毫不相干，而是一种骨骼均匀、肌肉结实的美，让女人充分展现出东方的华贵之美。 唐朝风气也很开放，以穿著暴露为时尚，服饰流行低胸半裸装、单层丝绸罗纱的时髦装束，甚至一度崇尚裸体。从流传至今的一些唐朝壁画来看，那时候侍女甚至有全裸的。敦煌词中有记载如：“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云谣集。风归云》） 这样过度的风气在唐以前还没有过，可能是与唐朝盛行佛教有关，也可能是与“胡风”有关，就像朱熹所说的那样：“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不过总体来看，古代的汉族对性的禁忌很少，所以才会两千多年来一直穿开裆裤。这个风气开始转变是在宋朝，很大程度上和游牧民族的入侵有关系，汉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子不得不如此，再加上理学兴起推波助澜，从此女子开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保守的风气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与此相对应的是，大气铿锵、朴素简约和细腻柔美是汉族文化的两面。安史之乱是汉族文化特征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转变，贵族家族消失了（这个归根结底和中国的封建历史实在是太长了有关），在此之后前一面逐渐失落，而另一面却畸形繁荣，甚至发展到病态的地步，比如明清一代的工艺美术、建筑陈设都是以装饰雕花之艳丽、繁缛闻名的。又以书法为例，书法本分碑体和帖体，但唐以后，古朴遒劲的碑体就逐渐衰落，而软性的帖体则大行于世。 这些转变大概在宋朝就开始了。入元，蒙古人在中原有效折腾了100年，几乎造成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断档，残酷的屠杀和精神上的空前失落，只使宗教前所未有的盛行。到了明朝，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大部分都已经失传，虽然明王朝的统治者也曾经试图找回一些传统，但那些文化底蕴并不深的朱明皇族大部分都没有能重新找回来（无它，中国真正的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唐后就消灭了），有的甚至还恶化了。 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提起中国文化，基本上想起来的就是京剧、旗袍、功夫、花瓷、年画、八仙桌、曲艺之类的，这些都是明清的遗产，真正的汉唐文化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视野……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回答者： 偶然伤心了 - 举人 五级 11-13 16:58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至于被摧残得骨骼折裂、关节脱位、血肉模糊、脓水淋漓的畸形小脚何以成为中国男人的性目标？这是因为，缠小脚在封建社会是妇女的极度隐私，除了丈夫和关系极密切的人之外，不能随意让人观看，这便使小脚与性的隐秘牵连上了，甚至认为把握不当的话会引发淫乱，小脚即为“导淫之具”。酸腐文人的说法是，缠小脚不仅使女子的步态更加袅娜妖娆，还会使男人在白天“越看越生怜惜”，在晚上“愈亲愈耐抚摩”。小脚美的最高标准也被他们确定：一肥、二软、三秀，“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等等。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小脚病态的爱慕、艳羡和崇拜，而将摧残、畸形当作美来欣赏把玩，可见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背景上中国的男性审美观念已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但是，就在对女性摧残得最严重、小脚崇拜最张狂的清代，一批有识之士如李汝珍、俞正燮等人，对这一社会恶习进行了严厉批评。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提出，“女子本是好好的”，而男子却偏使之“矫揉造作”，缠小脚使她们成了“异样”，更指出“何以两足残缺，步履艰难却又为美？”著名的改革、维新派人士康有为，1898年向光绪皇帝呈了“请禁妇女裹足折”，历数缠足恶习于国于民的害处，认为“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明确主张“严禁妇女裹足”。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孙中山作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了反缠足运动之中，把反缠足作为争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不论是中国的女人还是男人，都开始认识到缠小脚根本就不是美，而恰恰是压迫、耻辱与腐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