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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引发的伦理问题生殖健康中的一些问题： 一、避孕。道义论和后果论是反对避孕的两个主要论证。反对避孕的道义论的论证基于一种对性与生殖关系的观念。后果论认为避孕有严重后果是不道德的。其一，认为避孕是预先扼杀了一个人的生命。其二，在历史上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是以前所谓的避孕药具不但无效，而且可能不安全有毒。其三，避孕药物将会导致淫乱。 二、流产。流产可定义为：在胎儿具有可存活性以前自发的或诱发的终止妊娠。前者为自发流产，后者为人工流产，也称诱发流产。诱发流产又可分为治疗性流产和非治疗性流产。反对人工流产的道义论论证认为，人工流产是以暴力的形式割断了性与生殖的联系。反对人工流产的后果论认为，人工流产会对母亲造成伤害。此外，还有胎儿的道德地位问题，其中主要是胎儿有没有权利的问题，即胎儿有没有生的权利，更确切的说，出生的权利问题。 三、绝育。指剥夺生殖能力。罗马天主教会反对绝育有两个理由：其一，绝育破坏了人体整体性原则；其二，绝育使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不能繁衍。但这两条理由均难以成立。绝育手术的意向的直接的效应是为了治疗妇女的疾病或预防遗传病，剥夺生育能力只是非意向的间接的效应。此外，女权运动的发展也使绝育成为每个男女自主决定的权利。 四、胎儿实验。在原则上没有可靠的俗世道德来反对非治疗性的胎儿实验。也许会有某种令人信服的论证来为这些工作确立起一些规则。人们可能有能力表明有些做法将会侵蚀尊重胎儿、婴儿或无依无靠者的基本社会构造。然而，这些论证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和没有歧义的。它们将依赖于对未来的可能做法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的各种预感或假定。 五、家庭暴力。任何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暴力行动，它产生或可能产生对妇女的身体，性和精神的伤害或痛苦，包括威胁采取这类行动，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管发生在公共生活中还是私人生活中。丈夫对妻子施加的身体、性和精神的暴力行为，是不道德的。进入婚姻关系的女性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理应享有的伦理和法律权利，她们仍然是独立的主体，不是她们丈夫的附属品。在夫妻关系上，包括性和生育问题上，妇女仍然同婚前一样对自己的身体有自我决定权。 辅助生殖中的一些问题： 一、人工授精。指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不是通过自然交配的方式进行的，而是用人为的手段将精液如雌性子宫颈口周围，让精子自行向上游动到输卵管上端与卵子相遇，达到受精的目的，人工受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配偶见人工受精，另一种是非配偶间人工受精，人工受精产生的伦理问题有：1，人工受精是否切断了性与生儿育女的纽带，因而破坏了婚姻关系？人工受精在伦理学上是可以接受的，应该是视它是否增进家庭的幸福和对他人或社会的损害。2，谁是孩子的父亲？仅仅凭借生物学或遗传学的联系而并未尽什么义务，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权利；反之这些儿女对他也没有义务和权利3，精子可以成为商品吗？不能，提供精子解决不育，促进他人家庭幸福，本身是一种人道行为，虽然提供者应活的某些补偿，但不应以谋求金钱作为报答。4，人工受精能用于优生吗？不能，人类的智力发展不单单取决于基因，而是遗传物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体外受精和胚胎转移，主要解决妇女因输卵管堵塞而引起的不育问题。按照尊重个人自主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可以实施体外受精和胚胎转移。 三、代理母亲：主要解决妇女子宫不能受孕而引起的不育问题。引发的伦理问题有1，代理母亲合乎伦理吗？反对者认为：代理母亲提供的不仅是孕育服务，而是接受他人的奴役；讲第三者引入生育过程，讲削弱婚姻关系，代理母亲讲腐蚀母子关系。支持者认为：从后果来看这种做法可以满足夫妇养育一个孩子的愿望，这种做法也有利于代理母亲。2，谁是母亲？同人工受精类似3，代理母亲商业化，是不和伦理的。 四，克隆人 ，克隆人违反了伦理道德，理由如下：1，父母虽有权决定自己所生的孩子的数量，生每个孩子的间隔时间，但绝对没有对未来孩子的遗传组成进行操纵的自由，和预定决定孩子将来生活道路的权利。2，提出使用克隆技术协助解决不孕问题是否有问题，值得怀疑。3，人类的生殖本来就是一种神圣的事情。4，克隆人可能改变人论关系。5，克隆人认为作为实验品的一个实验过程，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它可能会像克隆动物那样出现高流产率，低成活率和高畸形率。6，克隆人在社会学上也是不健全的，其社会地位难以实现。7，克隆人类还会造成许多法律问题。8，如果基因组相同的克隆人大量出现，就有可能破坏人类基因组成的多样性。 器官移植产生的问题： 自愿捐献和推定同意：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知情同意的原则必须贯彻。在知情同意基础上获得可供移植的器官，目前只有两种基本方法：自愿捐献和推定同意。自愿捐献在伦理学可以得到辩护，这是一种利他主义行动。退订同意是：一个国家推定，所有公民都同意在死后捐献器官。反对者认为：退订同意不能真正体现知情同意原则，在欧洲国家的实践表明，退订同意并没有缓解移植器官的匮乏。 死刑犯器官的利用：（1）支持者认为：1，在可移植的器官奇缺的情况下，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能够挽救很可能因器官衰竭而死的人。2，这样作并不构成对死刑犯的伤害。（2）反对者认为：1，死刑犯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他的真正意愿难以公开表达，或者根本没有表达，因此在他知情后自愿表示同意后捐献器官表示知情同意的权利。（2）为了保存和保护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可资移植，医务人员可能必须在行刑前对死刑犯做一些处理。（3）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可能造成“道德滑坡”。 生命伦理学的出现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需要慎重的对待生命伦理学的一切相关东西，最大限度的促使人类服务。这需要社会各界一起为之努力奋斗。生命伦理的三项任务 -------------------------------------------------------------------------------- 2004年06月15日08:33 光明日报 徐宗良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手段、设备的更新，在与人的生命活动各阶段密切相关的医疗实践中，伦理、社会、法律等问题层出不穷，如“试管胚胎”养育的婴儿长大后寻找生父的权利问题，其它人工生殖技术诞生的后代是否享有各种相关权利的问题，脑死亡条例的制订及实施问题，安乐死与临终关怀问题等等，许多仍是争论不休，悬而未决。近几年，与人类基因组研究相关联的疾病治疗、遗传服务、克隆人以及各种人体实验所引发的诸多问题，更是引起全球的关注。生命科学的进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不仅向人类展现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难题。这些难题有错综复杂的因素，从深处讲，意味着有关生命的传统思想、观念、规范、习俗正在不断受到生物医学技术的冲击与挑战，这里的“传统”不只是指沿革已久的历史性观念，而且还包括某些新技术诞生以来的一些价值认识与伦理规范，这些价值认识并不充分，伦理规范并不完善，随着事态的发展，情境的变化，内在的隐性问题会逐步显露出来。 有些人认为，生命伦理和其他具体领域的伦理一样，属应用伦理学范畴，因此只要把一般伦理学的原理拿来运用到生命领域就行了。事实上，生命伦理远非如此简单，面对错综复杂的相关问题，生命伦理不仅需要伦理原理的指导，而且还要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和切合实际的伦理分析、判断、评价，甚至还需要对伦理原理本身作深刻的反思与研究，以期获得伦理应对的正确而强有力的支撑。简言之，生命伦理大致有三项任务： 从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的层面，借助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去思考和探寻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以此作为指导性的原理，为提出和制定原则、准则、法规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石。 通常人们谈及生命伦理的研究时，往往把道义论或功利论作为其理论基石，以此为原点再提出相应的伦理原则。这似乎简便易行，但对于日益复杂的伦理问题可能尚嫌不足。这是因为，道义论和功利论两者各有缺陷：前者通常不考虑价值，不计较行为后果，如果将它绝对化，其原则就容易流于空泛，而且会忽视其中价值内涵的实际变化；后者正好相反，强调价值与行为后果，但如果一味重视具体的功利性，很可能失去道德规范的意义，陷入相对主义的境地，最终导致重大价值理念的丧失。正因为这样，在如今的生命伦理理论的探索与实践中，人们时常会把道义论与功利论相结合，例如，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既十分强调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其所能去抢救病人；又会考虑对具体病人救治的实际效果，从对象的生命质量以及卫生资源的经济成本去作出衡量。这两者有时可以相容而兼顾，有时又似乎很难两全。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很有必要去寻求两种理论或原则的契合点，有时甚至可以把这类属于规范伦理的理论进一步提升到一般（元）伦理的层面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其中包括澄清含义模糊的概念与观念，理出冲突的价值根源，进而寻求某种价值共识，达到某个道德标准的坚实基点。换言之，不能满足于以现成的道德理论、原则去对现实作思考，还要因现实的变化与复杂性不时地回过头去对既定的道德理论、原则进行思考，生命伦理经常性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善于交叉地作“道德思考”和“思考道德”。 生命伦理研究主要是针对生命领域的伦理问题，当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联手，试图干预、改造人的生命基本结构，控制人的生命活动甚至生与死的时候，实际上其引发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道义和功利的伦理范畴，而进入了生命哲学的领域。这里讲的生命哲学主要是指从终极意义上探讨人的生命、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与非人的生命以及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由生命伦理进入生命哲学，大致需要加以思考和解答的问题有如下一些：①如何维护人的生命尊严与生命价值；②应遵循怎样的规律去改变和改善人类自身；③生命、疾病、健康观念的再探讨；④生与死的权利问题；⑤身与心、形与神的统一问题等等。这其中每一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对解答当今的生命伦理问题，指导制定切合实际的伦理规范是至关重要的。 在确定生命伦理的重要原则之前，寻求和确立带有根本性乃至终极性的价值理念也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可能认为，在当今多元文化价值的世界上，哪里能找到带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理念？其实不然。虽然要找出完全一致的价值共识不太可能，但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和交流，当今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广泛而频繁的交往，本身就说明了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诉求。历史上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相似的道德训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应怎样待人。今天，在世界各国，“以人为本”的观念似乎也是极为普遍的认识。但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这就涉及到了终极性的价值理念。除了以人类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对此问题论证外，还可以从思想家们睿智的理论概括中去找答案，例如，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命题就是很好的答案，人永远以自身为目的而生存、活动着，个人如此，整个人类亦如此。把人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抹煞或无视人是目的，显然是违反根本的价值理念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人是目的”这样的命题，在今天比之康德时期会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人的平等、人格的尊严、追求完善与发展潜能等。不管怎样，它既是人们必须恪守的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又是个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终极意义，同时，它还可以诠释道义论和功利论等道德理论。在生命伦理学上，以此作为理论基石可以合乎逻辑地引伸出关于“人的尊严”和“社会公益”的两个重大原则。 提出并确立若干具有广泛适应性、合理性和规范意义的重要伦理原则，这些原则既体现人类的根本价值理念和生命伦理原理，又确实起到伦理规范的作用。 伦理理念也好，伦理原理也好，主要是提供观念与方法论的指导，并不能直接解决实际的伦理问题。要解决伦理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确立起一些适应性较广泛、具有合理性并有规范意义的道德原则，尽管这些道德原则不可能直接解决具体的道德问题，不可能替代具体行为、事件的道德评价、判断与取舍，但是却可以起到准绳与规范的作用，理念、原理的精神实质能藉此得到表达和体现。 道德规范必须十分注重合理性，以构筑起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核心原则和起码的底线准则。这些原则与准则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人们需求与认知水平的提高而做出相应的变动，或重新予以诠释，从而使之尽可能切合实际状况并带有导向性。 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应显示出道德的力量。这种道德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事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平衡，道德规范的广泛性就寓于此合理性之中。伦理规范的合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为广泛人群接纳的层面，提升人群道德水准的层面。这就是说，合理性既要有现实性，又要有导向性。缺乏现实性，道德原则就没有根基；只有现实性而缺乏导向性，道德原则就失去了培育人们道德精神的重要功能。 半个多世纪来，生命伦理正是在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医生以科学研究为幌子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惨痛教训，结合医学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际状况，以根本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制定了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以人为本的原则，不伤害和有利的原则，公正公益的原则。这些原则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伦理合理性，因而为众多的伦理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所接受。 依据伦理原理与原则，对具体情境中的各类社会伦理问题进行辨析，作出伦理评价、判断和抉择。 在生物医学的研究与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各种伦理困境，从重大的热点问题如克隆人、安乐死、基因遗传服务、脑死亡条例制订，直至具体的行为与案例，如面对身患不治之症的危重病人应竭尽全力抢救还是放弃治疗，诸如此类的难题，都需要进行伦理的分析，作出伦理的判断，提供伦理的依据，找出合乎伦理的解决办法与途径。概言之，需要进行切实的伦理辨析。 伦理辨析也是生命伦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只要事涉生命伦理，都需要学习和掌握伦理辨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辨析是生命伦理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仅仅了解若干有关的伦理原则就自然具备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技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在掌握伦理原理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通过逻辑的条分缕析，结合各种知识的运用，去作出灵活、准确的伦理判断和抉择。近年来国际上十分盛行生命伦理培训，国内现在也开始展开这样的培训。 需要指出的是，伦理辨析不是万能的，不要奢望通过伦理辨析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伦理辨析的确是增进人们应对现实社会日益复杂的局面的一种颇有意义和成效的方式，尤其是在当今科技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科技应用的效应越来越突出的情形下，在对科技作出技术性评估之时往往还需要进行伦理上的评价。因而具备伦理辨析的能力，无疑是有助于应对这些现实挑战的。 总之，所谓生命伦理的三项任务，实际上是强调在根本价值理念的统摄下，将一般伦理、规范伦理和境遇伦理三者有机地协调与整合。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达到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的目的
克隆等一系列问题
1.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生命科学与人自身及人类社会的联系比其他任何自然学科都更加紧密，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由此引发的争论当然也最激烈。克隆人引发的争论有技术上的，也有社会伦理方面的。其焦点问题还在于它带来了某些潜在的威胁和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 克隆技术一旦用于人类自身，人类新成员就可以被人为地创造，成为实验室中的高科技产物，他们不是来自合乎法律与道德标准的传统的家庭，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人伦关系必将发生混乱。人们很难想象和接受这种对人类社会基本组织——家庭的巨大冲击。这对人类社会现有法律、伦理、道德产生威胁，对人类的观念是严峻的挑战。2.试管婴儿问题试管婴儿试验成功的新闻引起的问题不该是「向神挑战」(1)，而是「向人挑战」。根据英文「时代杂志」及「新闻周刊」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报导，英国科学家所做的，是把精卵在母体外结合，再移入母亲子宫内，而生出正常的婴儿。假定这项「种卵」技术确实是顺利完成了，──不少学者，包括试管受精的先锋P. Steptoe博士在内，抱着怀疑的态度──再假定有一天，体外妊娠，即把受精卵移殖到人工胎盘上面，使它在母体外成长，也成了事实的话，那时候，性爱、婚姻、家庭、天伦等种种观念和制度，使人成为人的观念和制度，就要受到严重的考验。因为它们的生理基础已经不存在，至少不是像今天这样普遍必需的了。考验不是全面的摧毁。正如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炼」。经过初期的震荡与冲击，传统思想的糟魄会被淘汰，留下的却是它的精华，反映永恒真理的精华。可是这需要关心人类前途的学者积极主动的思考辨析，尤其需要科系间的（Interdisciplinary）合作与交谈。美国天主教最近成立了「肯尼迪生物伦理中心」及「神学科技会谈研究所」。后者一九七四年的会谈主题即是「筑造的人」（Fabricated Man）(2)生物医学的事实与构想研究母体外受精的主要动机是帮助不能生育的妇女，使她们能够怀孕生产子女，促进家庭天伦之乐。根据统计，结婚而不能有子女的夫妇相当多，约占结婚夫妇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人渴求有后代的本能这幺强，在美国，有的夫妇愿意出两万伍千美元或更高的价钱得到一个婴儿，甚至倾家破产在所不惜。（美军「太平洋星条报」，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联合报」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不孕的夫妻中，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因为「先生」不能授精；而这些男人之中，许多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精液。除了荷尔蒙或心理治疗方法之外，使得这对夫妇得以养育亲生子女的方法之一即是「以丈夫之精液人工授精」，简称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the Husband）。原来，这些精液不足的男人射精时的前几滴精液含有精子较多。因此，医生可把这几滴精液收集储藏，以后直接放入阴道内(3)。今天，这样的人工授精术是事实。当然实际上诊断治疗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只说出最基本的要点，作为伦理研讨的基础。有的夫妇本来能够生育，只是发现男方带有遗传病症，借着正常的怀孕方法，就会生出残废病态的子女。怎幺辨呢？此外，少数的男子患有「无精子症」，不能使用AIH。在这些和别的类似的情形下，「以捐助者之人工授精」就会被使用，简称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a Donor）。这种人工授精术也是医学事实。储藏捐助者的精液的地方称为「精子行库」（Sperm Bank）。这样的机构不仅在美国有，一九七三年在法国有一家，在比国至少有两家。后者在比国电视节目中作宣传，引起不少疑问。鲁汶大学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卅一日至六月一日，举行一次讲习会，主题即是「人工授精术」。（NRTh, 1973, 764）假若医生诊断出不孕的不因是妇女的输卵管阻塞或已经结根扎或割除，上述的两种人工授精术便没用了。因为即使男方的精液正常，女方排出的卵也没有毛病，但是精卵却无法适合。一九六九年，上面我们提过的Steptoe博士和两位英国科学家成功地使精卵在试管中结合，但一直不能把受精卵种植到母体内，使之长大成胎儿。在本文开始，说到去年有人把这件事完成了。但究竟是不是事实，还不确定。因此我们讨论这件个案时，暂且还把它当做理论或科学家的构想。也许当这篇文字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它已经成为科学的，即可以重复的手术了。不论如何，伦理的原则在此处是相同的，贴到理论上或贴到理论的实现上是没有分别的。科学家再进一步的构想是所谓的「代理母亲」（Surrogate mother）当一位妇女不能或不愿经过九个月的妊娠阶段，就可以把她身内的受精卵移到另一妇女的子宫内，由她代为孕育。这种「代理母亲」原则上该是自愿的。能不能变成强迫性的呢？遗传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 H. J. Muller 就提出使人惊讶的构想。他主张未来的父母应该取用人类最「优秀的」受精卵移植到母体身内，这样可以保护及改善人类的质量。(4)三四年前，台湾的几家报纸曾报导某位博士研究「人工胎盘」成功，那只是用老鼠的受精卵作实验，胚胎成长不到二十天就死掉了。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的英文「时代」杂志（二十八页），提到一位意大利科学家用人的受精卵，使它在母体外成长大到两月后死掉。梵蒂冈教廷命他停止这类的实验，他服从了。教廷认为这样的实验是不道德的，因为必然要毁灭不少受精卵的生命。许多科学家根本不管天主教的训导权威，仍会继续向这方面努力。我们的伦理问题是：如果人的受精卵可以完全在母体外孕育长大，这样做是相反道德吗？下面这个构想，听起来真是近乎荒诞了，那就是所谓的「群落式」的（Cloning）复制婴儿（译词照「科学月刊」）。我们知道人体细胞的核内有二十三对染色体，而精子和卵子内却只有二十三条染色体。精卵结合形成一个新生命时，也就有了二十三对染色体。一切为遗传必需的资料就在具有二十三对染色体的细胞核内。科学家的构想是：先使卵内的仅有二十三条染色体的核停止生活，再放入一个有四十六条染色体的身体细胞核；这时候，卵有了全部必需的遗传数据，就能够开始繁殖成人了。这是不是可能的呢？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的「时代」杂志（二十八页）说，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在一种青蛙身上完成了这种「群落式」的复制新生命的方式。假如，在人体上也实验成功了，用它来复制出来的婴儿，能不能活得像有自由、有位格尊严的人？最后，今天世界上有成千上百的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心力，从事于改良人类遗传密码的研究；他们的目的不仅是生育出生方面无缺陷的人，而且是「创造」出比现在的人种更「优良」的超人。这也是本文研讨的对象。想到以上这些科学家事实或构想对人类能产生的效果，谁都会看出事情的严重。论及教会──它不只是训导权威，它包括一切信友，尤其是他们中的智识份子─对人类前途负有职责使仁命，F. Houtart 说：「明天真成为问题的问题（The problem）即是遗传控制。」3.基因检测---个人基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个人基因信息的隐私权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由人把它成为"后基因组时代的人权问题"。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加速完成，使我们能够测定每个人的基因数据，能够鉴定或预测越来越多的与疾病相关的基因并设法治疗这些遗传疾病，但另一方面，谁有权负责保管个人的基因信息资料？如何有效保护个人的基因信息资料？公民个人的基因数据经过科学家测试、研究、开发可以加以利用，这一成果应属于谁？权益如何划分？利益如何分享？"个人数据"是否会被滥用？另外，有基因缺陷或差异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是否能受到真正平等和公正的对待？将来会不会像过去人们歧视某个人种那样歧视某种基因？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个人基因信息的泄露可能会得到不正确的解释或推测，也必然会影响一个人的升学、求职、婚姻、人寿保险费用与医疗保险费用及其他待遇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建立之初，科学家们就十分关注基因组信息如何被正确地应用和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如何有效地被保护等问题。为此，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部分，还特别设立了人类基因信息利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计划（ELSI），以防止那些试图搞种族歧视或个人歧视，甚至试图实施种族侵略与灭绝暴行的人在人类基因组中找借口。
已经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历史时期。该世纪四五十年代，一门直接关系人类自身、人类生活的新学科— — 生命科学开始发轫，到70年代已成为当代热门学科，使广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不密切关注、积极参与。生命科学的崛起，豫于生物科学的突飞猛进，然而又不局限于生物科学范围。例如，研究生命运动的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揭开了生命的奥秘，特别是生物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基因成分研究的突破，首例无性繁殖“多利 克隆羊的试验成功，以及安乐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都和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生命科学不仅是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大趋势，而且对人类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现有生存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把握这种规律，认识这种影响，又势必成为社会科学专家学者的课题。生命哲学、生命伦理学、生命法学、生命美学等新学科，就是由生命的发展所拓展的当代社会科学新视野。一、生命哲学：对生命本身的哲理思考过去的哲学只关注人的社会或文化属性，而忽视人的自然生命属性，这就把人只看成是社会或文化的存在，投注意人因为有了自然生命存在而存在。生命科学启示我们，投有自然生命就投有一切，对人来说，第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自然生命，因此人应该认真思考，人怎样括着才符合生命的本性，才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生命科学又启示我们，人的自然生命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自然生命的能量即生命力存在，因此人活着如果符合生命的本性，就活得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所以人应该激发、保持和加强生命的力度，使有限的生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种从生命科学引发而成的生命哲学，促使现代人辩证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历程，既克服消极的悲观主义，又消除盲目的乐观主义；既怀有积极人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又不乏顺其自然的自然主义态度；既洋溢对生命限度的超越性，又充满对生命价值的创造性。生命哲学之所以能够从生命科学获得启示，原因盖出于对现代人自然生命态度和质量的忧虑。人们看到现实社会中，固然有不少人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甚至为他人生命的存在而奉献自己的生命，体现了最为辉煌的生命价值取向，但也有不少人为了满足声色犬马的生理刺激，追求灯红酒绿的官能满足，不 暗浪费生命，甚至为吸毒而摧残自己的生命，为贪财而毁灭他人的生命。人们还看到现代文明固然为现代人带来了福祉，但也带来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使不少人产生了一种源于自然生命深层的忧患意识。此外，过于理性的社会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又使不少人缘于自然生命底蕴的欲望和血性之气消弭，失去了个性的鲜亮的原生色泽，递减了生命力的自然形态的强度。因此，出于对现代人自然生命的深切关怀，生命哲学也就以唤醒生命、指导生命、强化生命为己任。生命哲学在获得以上所述生命科学启示的同时，又把这种启示和与生态学相互联系的生态哲学结合起来，研究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生态智慧。哲学不仅是古希腊人所说的极具活力的“爱智慧”的学问，而且哲学关注的智慧本来就是人生命中的能力和对生命的态度。生态智慧发现，人和自然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和自然生命的相互作用；还认为人对自身生命的热爱和珍惜，首先要建立在热爱和珍惜自然生命的基础上。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大地伦理学的奠基人莱奥波尔德指出，人只是自然有机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他生物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和自身的内在价值，因此人类除了满足生机的需要外，没有权力缩减生命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历史学家汤因比更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提出警告：“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将遭受这种命运。”⋯生态智慧或生态哲学，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决不是灰色的理论，而是人和自然亲和活动的产物。这在被人誉为世界哲学泰斗的挪威学者奥耐·聂斯的人生和学术经历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对聂斯来说，哲学不仅是一种爱智慧，而且是将智慧之爱付诸行动。他是一个著名的喜马拉雅山攀登者，长期生活在渡罗的海的一个小岛上，经常观察并惊叹海中物种的多样性和生命的丰富性。他在一个小木屋里构建他的生态智慧理论，满怀热情地引导人们走出这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他的“太我实现”观点认为全体生命有着内在联系，人类真正的成熟的心理发展应该是和所有生命合作，和谐相处，在一个“太我”中实现所有生命最大的潜在的价值。可见，由于生态智慧或生态哲学的参与，使具有坚实的科学性的生命哲学，又平添无限生机和活力= 、生命佗理学：对生命控制的道德观念生命科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对传统社会模式不仅具有巨大的冲击力量，而且改变了传统社会价值观，提出了种种道德伦理理论，特别是使原有的生命道德问题空前复杂化尖锐化。为了研究与生命直接相关的包括医学中的伦理问题，探讨生命科学控制生命过程和生命质量的伦理原则，生命伦理学这一社会科学新学科应运而生。生命伦理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1969年和1971年分别于纽约和华盛顿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并分别出版《海斯区斯中心报告》和《医学与哲学杂志》，1978年肯尼迪研究所又编撰了《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从而把这一学科推向各地，形成世界规模。近年来，生命伦理学研究又出现了几个热点，如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科研小组。首例无性繁殖绵羊“多利 克隆成功，引起了世界性的激烈反响。因为人们看到此项技术有可能应用于人而产生克隆人，从而造成生育模式的改变，人伦关系的模糊、性别比例的失调、人类基因的损害。又如世界各地许多人赞成安乐死，也有许多人反对，赞成者认为安乐死可以使病人免受疾病长期折磨的痛苦，因而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反对者认为安乐死违反了生命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因而和传统道德规范冲突 由此又产生病人的安乐死自主决断是否应该成为实行主动安乐死道德上的充分理由的不同意见，因为这有可能出现医疗道德滑坡、护理质量降低情况，甚至使某些医护人员或病人家属的险恶用心得逞。再如，生命科学的基因诊断技术可以使得基因治疗成为可能，但也可能使人类丧失千万年来在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多样化的遗传特性，从而人类基因库就失去生态平衡。而且这一技术在治疗“致病基因”时，又存在对基因遗传病人是否尊重个人的自主权、平等权和隐私权等原则分歧，因而有可能导致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由于生命伦理学从人性出发，立足于人权，维护人的生命道德，因此它的研究是以人类生命权益为宗旨的。例如它为了提高人类生命质量，探讨自然、社会、环境和生命、生命权的关系；它还关怀人的生命结束时期，提出自然死、尊严死等伦理规范。为此，托马斯·比彻姆和詹姆斯·奇尔德雷斯在《生命伦理学原则》一书中，提出了自主、不伤害、行善、公正四条基本原则。对生命科学控制生命过程和生命质量的伦理研究是全球性的。在我国，也存在体外受精、试管婴儿、重组DNA、优生术、变性术、性别选择、器官移植、精神病遗传者的婚姻控制、精神病人的行为控制、残缺新生儿的地位和待遇、“植物人”护理，以及动物实验、植物保护、环境卫生等许多和伦理道德有关的问题。我国学者邱仁宗在1987年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专著，说明这一新学科在我国也引起了重视，但近十年来在新条件下的医护患关系、人体实验、康复医学等重大伦理问题在书中尚未涉及，又表明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还需要提高一个新的层次。 ·三、生命法学：对生命保护的法律意识“多利羊 克隆成功，成为全球热门话题，影响所及，法学界也闻风谋划因克隆而来的法律对策。其实，自生命科学诞生之时起，为生命立法的问题早就在有识之士的考虑中了。在20世纪7O年代，各国有关生命的立法，已至少涉及20多个方面，如精神卫生立法、生育和人123政策立法、医疗事故预防立法等等。现在，以基因工程、遗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已成为生命科学的主旋律，有人预言2l世纪是统一生物学世纪。将“生物一社会人”的生命科学研究，统一到科学规范和法律制度的轨道上，是生命法学的形成原因，也是生命科学对生命法学的巨大挑战。从DNA被发现到“人体阿波罗计划”，再到“多利羊”克隆成功，表明生命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快，但也会引起很多麻烦。例如，人类基因工程中的DNA重组研究或实验活动，如果缺乏严格法律规则约束．有可能因科研人员违规操作或其他各种原因导致对人类的毁灭；对人类个体基因的检测与公开，有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权；异常基因者的检测和公开，有可能受到社会各方面歧视；发现异常基因胎儿是否都要求孕妇中止妊娠；基因改变是否为新的民族主义创造技术条件；对基因疾病患者治疗是否有法律依据?又如，人体克隆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可能混乱人与其克隆体的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为了延长或拯救人的生命，截取克隆人部分器官，是否会触犯杀人罪、伤害罪等刑法罪名；为了优化生殖生育功能、改善人类生命质量，通过基因选择、基因识别筛选后复{6j健康、有特定基因的克隆人，有可能改变人类固有的遗传性状．从而打破人类自然进化的运动规律，导致后天免疫力功能性匮乏等致命缺陷的潜伏与发生；人体克隆等复制技术应否设定法律禁区和如何设定?再如，利用遗传工程技术防治遗传病的医用研究，有无设定法律限制；生产人体器官替代品或人体有用物质，是否进行安全性、科学性、可行性的测试与论证；研制在人体中植人的“生物芯片 以调节、改善人体生命活动机能．是否设定符合有关法规的风险防范机{6j和严格操作规程；电子生物工程技术的研制、开发和应用，如何防止“人工智能”操作系统的失控而给人类带来某种伤害和灾难?以上所述．表明“寻求一个满足人类自然生命体未来发展要求的，且为科技发展、社会伦理标准与法律规则共同认可的法律制衡机制，这将成为今后生命法学研究的攻坚课题”。令人欣喜的是，生命法学研究在我国已经登堂人室。1997年6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召开了上海市生命法学理论研讨会，会上宣布成立我国第一个“生命法学研究中心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门充满生命力的新学科，在我国必然更加发扬光大。四 生命美学：对生命状态的审美观照古今中外哲人智者对生命状态大都重视，黑格尔更认为“自然美的顶峰是动物的生命”。但是，从美学角度对生命状态进行审视，并对生命美异乎寻常的关注，还是生命科学兴起之后的事。当代社会科技相当发达，物质文明程度很高，但生命状态不一定美轮美奂，甚至暴露出许多假恶丑的反审美倾向。自然界生物惨遭涂炭和锐减，已成不争之事实。但人们还是在杀戮野生动物，砍伐原始森林．以满足永无餍足的欲望。殊不知摧残自然界生物的生命．等于摧残人类自己的生命．人类已经无可奈何地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了。更严重的是现在人们生命力的弱化速度越来越快．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今非昔比，恐惧、焦灼等生命萎缩现象屡见不鲜．颓废、自虐等生命堕落现象触目惊心。近年来生命科学的欣欣向荣，使美学界人士深切感到社会生活中生命状态的反审美倾向再也不能任其泛滥了。他们发出重塑生命、还我生命的呼吁，渴求生命之树茁壮成长 生命之花灿烂开放、生命之火辉煌燃烧、生命之水欢畅流动。某些美学界精英人物还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的美学家在象牙之塔里陶醉于美学的空虚繁荣，没有对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人对生命的冷漠、欺和残暴所造成人生的不幸予以正视和关怀，于是美学成了一种于世无补的点缀。再有，我们的美学研究面虽然很广，但恰恰忽略了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没有对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生命创造进行美学的阐释。于是，我们的美学体系和教材虽然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但难以在其中看到生命的绿色或剖伤，听到生命的呼喊或哭泣，嗅到生命的芬芳或霉味．魁摸到生命的欢跳或窒息。美学这种落后状况，比起生命科学的如火如荼，显得太不协调。于是-~-]以生命科学为参照系的生命美学悄然绽放，成为美学园地鲜艳夺目的奇葩。生命美学虽然和生命科学一样，关注人的生命现象，但是它不是像生命科学那样执着于生命的功利性和科学性，而是着眼于生命审美性和本体性。这也就是说，它对生命的审美现象和本质更感兴趣，在对形形色色生命状态的审美观照过程中，如我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时肘顾念着人的现实历史境遇、顾念着人的生存意义、顾念着有限生命的超越，顾念着生命中无比神圣的东西 ，而且思索生命的终极追问、终极意义、终极价值，通过生命的存在实现生命的超越，因此，生命美学是一种研究人类生存方式与审美活动的关系， 以探索生命的存在与超越为旨归的美学”。Ⅱ顺便指出．美育作为一种运用美学原理进行审美活动的教育，也是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生命美育也是生命美学研究的对象。它一方面涉及生命的全过程，研究人类从受孕到死亡的审美现象和审美方法，指导人们如何进入审美的人生境界，因而和终身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有助于人的审美素质的形成，审美素质能够把人生的外在目的转化为内心的生命体验，使个体生命环境充满诗意，在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因而又和素质教育有内在的联系。
护理论文一定要通过伦理！一篇合格的护理论文应包含5大属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其中，思想性当中蕴涵的伦理问题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是否具备大众传播和交流的基本条件，关系到期刊的科研导向和论文能否发表的问题。新闻出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出版物上发表的任何文章在观点上、方法上都不能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不能违背社会主义，不能违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不能宣扬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思想，要注意保守科技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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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审查指的是任何涉及人的生物学层面的科学研究，都必须通过专门机构的伦理审查。才能确保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符合人伦道德和公共道德，坚决杜绝违背人类伦理和道德的研究行为，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伦理审查是研究型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初审环节便直接决定着投稿的“命运”，是文章顺利入审的“通行证”。
（1）将别人的观点或者话当成自己的观点，写到自己的论文中，剪切别人的观点并将其粘贴到文章中，然后重新排列单词或在这里或哪里改变一个词，借引用或者直接来自维基百科的定义，这就是剽窃。在你写作的时候你要完全用你自己的话来讲，当你使用别人的材料时你要把这些引用（即参考文献）起来并标明来源。当你要使用别人的观点或者材料的时候，你要充分理解消化，这样你才能用你自己的话写出来。从谷歌上能很好的发现你是否抄袭：将你的完整的句子用引号放到谷歌上，看谷歌上面是否有跟你重复的话，或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就说明你是抄袭。 （2）自我抄袭。把自己的以前论文中一些数据再次用到现在的论文中，以前论文中的数据再次拿来研究，说明你的这篇论文没有创新点，这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在你的材料部分是重复的，但是在介绍或者其他部分是新的，那编辑是很喜欢的。 （3）引用参考文献抄袭，即引用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来自于其他地方，完全使用另一篇文章中对某个参考文献的总结。你应该做的是挖掘文字本身，总结新发现，而不是简单地抄袭别人的摘要 你要考虑两个问题：（1）谁获得了作者身份，你打算把谁作为你的作者。这里的主要标准是，如果你是论文中列出的作者，那么你就要对它承担公众责任，这意味着以后如果发现论文有问题，有欺诈行为，你是要付责任的，这将严重影响你。（2）作者顺序问题，这意味着你为论文付出了多少，一般来说，第一作者是写论文草稿的人，可能是收集所有数据的人，一般是研究生或者大三学生；最后一个职位通常是资深人员，一般是实验研究员、团队负责人等；有时候会第一作者会是两个人；其他地方的顺序应该是以对论文做出的贡献来排列。如果不清楚贡献大小，有时可以按照字母顺序来写。如果有些不方便写成作者的人，可以放在在致谢部分来写。 提交过程是怎样的呢？ 首先 在你提交手稿之前，你应该确定你要投稿的杂志，你要弄清楚哪个杂志是是适合你的，你的数据研究是否会使读者感兴趣，可以向资深的人咨询一下你可以投什么期刊； 然后 是你需要上网看看，你所要投的期刊的作者须知，会给一些手稿的写作说明以及格式参考；其次是当你让所有的作者签字后，你将进行在线提交，一旦你提交了论文，被拒后编辑会有一些意见或者是你的论文要去复审，这个一般需要至少几周的过程才能有所答复，你的论文会有4中形式：可能你的论文无需修改直接出版（这几乎从来没有过）；可能需要你的修改然后出版；大多数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都是第三类，也就是拒绝（即修改）但可以重新提交，这时候针对编辑的邮件你需要回复他一个邮件“针对评论者的评论，我会尽快完成修改”；也有可能就是被彻底拒绝，这意味着你要另投他刊，这时候千万不要将你的论文直接发到其他期刊，你要确保你已经通读了那些评论人的评论，仔细阅读并解决问题，在你另投他刊之前要修改一下， 因为当你投稿后可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最后 一旦你的论文被采纳，你需要回顾一下期刊的最终校样，他们将以期刊的格式发布并邮寄给你，一定要仔细看，因为在格式化或者布局过程中会引入小错误，你要找出他们。对于评论人的评论你在修改完后，要在邮件正文部分针对每一个评论写出来你是怎么修改的或者你没有修改而为什么没有修改？都要有一个深思熟虑和尊重的答复。 总之，良好的写作和良好的数据是是你成功发表论文的关键！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认定道德以理性为基础者，被统称为理性伦理派，以霍布斯、休谟的契约论伦理学为代表。认定道德以情感为基础者，被划归为情感伦理派，以叔本华的同情伦理为集中体现。而对理性的信仰则大体上支配了叔本华以前的西方哲学界。 一 在理性哲学家们看来，同情只属于原始的情感，并不能发挥什么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强调情感应受控于理性的引导。斯多葛派则因同情与理性的主导观念不符而对同情持否定的态度。在近代对理性的信仰又由于霍布斯开创的契约论伦理学而获得了新的逻辑支点。在霍布斯的启示下，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对人性的理性洞察，运用理性设计制度的方式来避免由人性之恶所导致的冲突，最终使每个人的长远利益都得到保障。这就是说，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自身本性、自身利益和社会秩序之必要性的理性认知而成为一种（守法意义上的）道德公民，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繁荣。“这样一种有关理性的力量及其与道德关系的乐观主义的见解，在启蒙了的同代人中获得了超出英国的巨大反响，并且影响到了现代的国家理念”①。近代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和法国唯物主义，也由于认定同情远离于理性论证而视其为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康德当然也不相信同情心对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具有多大的驱动性力量。需要一提的是，尽管康德也属于理性伦理派，但他的理性道德与契约论代表的经典的理性道德差别巨大。 把道德奠立于理性之基础上的所谓理性伦理派的最经典、最有影响者，当数契约论伦理学。契约论伦理学的提出则要首先归功于近代的霍布斯。他设想了一种自然状态，由于该状态中没有道德规则，没有行为限制，人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结果是大家相互伤害，谁也无法过好。为了避免这种结局，人们建构了道德规范，禁止所有的人互相欺、偷窃、伤害和残杀。虽然这些道德规范对每个人的自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一种安定的社会生活却由此得到了保障。“当我们设想，个体遵守其规则，则他们虽不能达到完全没有冲突地相处（这一点由于资源缺乏而被排除），但他们却拥有可能，和平地调节其冲突并以此方式平衡地享受其劳动成果”②。可见，在霍布斯这里，道德起源于维护人们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道德的决定性的理由在于，避免恶行和损害”③，“人们应当道德，因为否则的话别人就会受到伤害”④。于是，在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究竟起源于何种理由这一问题上，霍布斯给出了维护利益免受侵害的解答，也就是说，禁止伤害构成了所谓霍布斯式的答案。霍布斯的观点非常鲜明：“就基本道德而言，出于对他人的好处而行动并非首要是指，做对他有用之事，而是放弃损害他人之事”⑤。拜耶茨（Kurt Bayertz）认为，霍布斯式的答案集中体现了道德这个词的狭窄含义。“这个词的狭义便是指对人类起源发生学意义上的伤害的禁止。许多人会觉得这一点不够。但在一种后宗教的、后形而上学的、多元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针对每位主体令人信服地论证，为何应借由道德这一词宽泛的意义来限制其行为自由”⑥。 与霍布斯认定道德起源于维护人们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的解答不同，在契约论伦理学内部，还有休谟式的有关为何要道德这一问题的答案。休谟认定道德起源于对人们的基本利益的增进，而并非是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样仅仅在于对伤害的禁止。这种对基本利益的增进是通过相互的理性的社会合作得以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每个人从本性上讲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⑦，休谟也认为，“一种完全的孤独性或许是能够给予我们的最严重的惩罚”⑧。但是，即便是对集体的需求属于人的本性，我们仍然需要一个与之独立的理由，来说明社会合作对人类的益处。其实这种理由不胜枚举。“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合作性的联合对于为生存的抗争构成了一种优势：联合使共同防御外在的危险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劳动分工的可能性给所有参与者带来益处”⑨。休谟特别强调社会合作在对基本利益的增进上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人类个体拥有仅靠自己力量所无法实现的需求。通过相互的合作他们可以共同创造他们所需的、作为单个者却无法生产的产品”⑩。休谟的例子是两位农民收粮，两人都难以独立完成收割自己的。于是便合作，第一天共同收一个人的，第二天共同收另一个人的。这个合作过程顺利完成的前提，是守约。“如果潜在的合作方没有情感上的联系，则他们便需要有一种特殊的理由，来相互信任并基于此而能够依时而合作”11。这个特殊的理由，就是守约。因而体现在守约上的道德是社会合作的基础与前提。没有道德就没有合作。一般而言，社会合作能够给与合作双方带来从独自而为中无法获得的好处。但是，合作的各方也会担心，如果对方不讲道德，则自己的合作行为便意味着吃亏受损。这种情况特别体现在一次性的合作经历。当然，如果从长期来看，从重复的合作活动的角度来看，则道德“生存”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因为如果合作伙伴是同一个人且合作是重复进行的，如果参与者数量众多，则可能的合作赢利就明显增大，从长期来看会胜于损失的风险”12。《合作的进化》一书的作者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也持同样的观点，“当尽可能多的回合得到博弈，并且这一组人马相互间实施了足够量的互动，在这种条件下，阿克塞尔罗德认为，我们就可以确信，合作在一个没有中心统治总部的情况下才能够在一个自私主义者的世界里出现”13。总之，只要合作是重复性的，只要参与者数量众多，则合作还是肯定会有利于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增进，即便是他无法排除遇到无道德者的风险。而合作所带来的利益，又定能使无道德者发现自己原先的行为得不偿失，他或许可以从一次不合作中获利，但无法持续。“一位毫无顾忌的自利主义者，全然不顾他人的利益，仅仅并且是任何时候都追逐己利，这样在特定条件下就会抽空他自己的基础。成功的自利行为，顾及到其他参与者的利益，考虑到利益的均衡，即便这有时需要做出放弃，或者有时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损失”14。道德意味着自己无法为所欲为，意味着对自己自由的某种限制，但聪明者知道，“这种损失会通过好处得到远比补偿更多的东西，这好处来自于合作和有着可能结果的劳动分工”15。因此道德最终是有利的，这源于以道德为前提的合作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益处。 当然，这种道德的实质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对等性、平衡性，而不是自我牺牲式的利他。荷兰哲学家布思克斯（Chris Buskes）指出：“相互的利他主义意味着，某个人在某个时候为另一人付出精力和注意力，并期待着某个时候会有一种对此的回报”16。这种回报并非总是直接发生，“这种回报不一定直接回馈给我们，更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还给我们。它的存在方式之一在于，我们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威望提高了，如果我们显示出乐于助人的话”17。总而言之，道德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对等性和平衡性，道德既要克服极端自利，也要避免极端利他。“道德行为最好的论证是相互性原则”18，道德对于所有的人都应是物有所得。而人的这种体现在互助互利上的道德性，也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得以持存的基本前提。“一种社会只有当其成员至少是在某种最低程度上相互合作，才能中期直至长期得以维持。借此互助或相互的利他主义原则便凸显出来了”19。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在契约论伦理学的内部，针对有关人们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起源于何种考量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解答方式。如果说霍布斯式的解答所展示的是道德的消极性的益处，即保护个体不受他人的伤害，那么就可以说休谟式的解答所强调的则是道德的积极性的益处，即道德的存在能够使个体获得好处。这两种解答方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处于相互补充的关系。霍布斯和休谟的“两种论据均表明，一种道德存在和对道德的遵守原则上对于大家都有好处”20。道德构成了社会成员正常的共同生活的基本前提。 值得指出的是，霍布斯和休谟的两种解答或两种论据的共同点就在于正确理解并处理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一方面，他们都不否认人们对正当利益的追求和主张，不否认“每个人都拥有权利，毫无良心顾忌地主张其利益和伸张其需求”21。这样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与绝对利他主义之间的必然关系。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由于我们自己的安康从本质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故较为合宜的便是合作以及顾及他人的希冀和需求”22。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早就指出：“只想到自己并且逐利无所不用其极的人，决不可能过一种伦理上负责任的生活。如果你想为自己而活，就必须为他人而活”23。而道德便在于因他人之故而对自己过度的逐利活动做出限制。美国法学家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 Holmes）的比喻非常形象：“挥舞我拳头的权利止于他人鼻子的边上”24。这就是说，我的确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边界在于不得伤及他人。这样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与绝对利己主义之间的任何关系。这也就是说，绝对利他主义与绝对利己主义都是道德所拒斥的，道德容纳和包含了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这两个因素，“道德不是要说，你如果为自己着想便是个坏人，而是说，你如果只为自己着想便是个坏人”25。 由于道德容纳和包含了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这两个因素，既认可善待他人，亦认可善待自己，因而它也就体现了一种不偏激、不过分、合宜、适度和均衡的理性的态度。一句话，道德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就涉及到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所谓“理性是这样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够论证、推理，追循抽象的思路，辨别真假”26。理性意味着人们是出于理由来评价、判断和行动。拥有理性者能够正确面对其情感冲动、生物本能、盲目意志，能够在拉开距离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审思、检视、评价和必要的约束控制。诉诸理性者善于依据理由进行反思和权衡：“我所乐意的东西对我真的是有利的？对他人是有利的？在道德上真的是正确的？对自身意志做出评价的能力，被人们称为自主的理性。……我们并非总是和无条件地听从我们意志的提示。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面前对这种意志……进行辩护”27。简言之，基于理性就意味着得到理由的辩护或论证。由于正当利己与顾及他人都可以得到理由的辩护，故理性就意味着对极端自利与极端利他的否定，意味着一种合宜的、避免极端的，在自利与他利之间、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调节并使之保持平衡的处事态度。这样，善于理性思维者就能够认清其利益的内在关联，能够在决断时顾及到其行为的长远后果，必要时放弃对其需求的短期的、即刻的满足，从而更快、更好、更便捷地实现自身的总体目标。从道德和理性均合乎人们的总体利益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可以说：“伦理上的善等同于对于一个人从长远来看……何为理性的东西”28。一句话，道德的就是理性的。 二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以同情为核心的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持认同立场者虽不众多，但也还是存在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把仁慈和近爱看成是核心的德性，而同情则属于这种德性，故同情是作为德性论的内容得到研究的。卢梭相信同情为人际间的一种基础性的、前理性的约束性力量。休谟对同情的认可是建立在其情感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认定“所有的人类行为归根到底都是奠立于痛苦和快乐之基础上的。四种感觉……构成了对我们自己和对其他人做出全部积极和消极评价的底蕴：自豪和羞耻、喜欢和厌恶。于是，休谟便这样地阐发出其情感主义的核心论断：‘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判断之事，不如说是一种感觉之事’：能够引发自豪或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会争取，能够导致羞耻或厌恶的事情，我们就会努力避免”29。当然，同情伦理的最大代表则首推叔本华。叔本华是霍布斯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否认人的认知能力与道德素质之间的关联性，认为人的头脑可以更清醒，但并不妨碍心灵仍然依旧。他也不满足于康德只讲义务的道德理论的空泛性，认为康德只是说出了我们应当道德地行动，但没有讲清楚为何应当道德地行动。叔本华就是要为道德行为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理由，他的答案是：道德真正的驱动力是人的同情感。与不相信情感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如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完全不同，叔本华认定并非人的理性，而是人的同情、移情的能力才构成了道德的唯一基础，这种能力才是唯一真实的道德动力。在他看来，所谓同情就是对他人痛苦直接的感同身受，换言之，同情是一种将他人的存在与感受视为自身的感受的细腻的道德情感，“它是一种对他人受苦的有感触并且不能无所谓之态度的一般的表达”30。同情意味着设身处地地为他人（也包括动物）着想的能力，“在对异在的痛苦的同情中，我们与其换位思考，并且‘在其命运中’观察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即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命运’”31。通过这种对命运的反思，我们便虚拟地“将自己设置在被我们的行为所关涉到的其他个体的位置上，我们就能够也必须明了自己的道德义务，我们设问：这些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们是否是可接受的”32。叔本华从同情中引导出他的两个德性定理：“不伤害任何人；尽可能帮助所有的人”。这是每种道德的简洁的表述。这样，叔本华便通过同情，将他人的痛苦直接转变成为我的行动的动机，从而清晰地展示了同情伦理所要表达的同情感对道德行为的驱动作用。叔本华之后，霍克海默尔把同情理解为是对他人尊严予以尊重的一种具体的表达。“在作为以团结为活动内容的同情中，个体能够在痛苦着的他人中认识自己”33。20世纪上半叶，在元伦理学领域，把伦理陈述仅仅视为情感表达的假定达到了一个高潮。 毫无疑问，作为道德情感的同情非常重要，它是一种自然的缘于人类本身的相似性的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对驰援的准备与心愿，因而构成了人的道德行为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机，是伦理道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武克提茨（Franz ）指出：“即便是在一个大众社会里人们也应当期待一种最低限度的关怀之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具备同情、移情的能力”34。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匿名的大众社会里，“也根植着某种情感的结构”35。在一般的环境下，良心的不安与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的的确确都能够使我们自觉远离违规和缺德的行为。而良心、同情感的树立有待于在家庭、学校及工作岗位长期的教育与熏陶，才有可能从一种偶发的情感冲动成长为一种稳固的心理定势、坚定的价值取向和自明的道德直觉。 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像叔本华那样，把同情视为道德的唯一基础而排除了其他，则也就有些偏激了。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忆和检视一下思想史上出现的对同情伦理的三大驳斥理由，就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第一个理由来自于理性主义对情感之缺陷的最经典的批评，即同情作为情感不仅在人际间是各异的，是一种难以度量的、测不准的值，而且即便是对于同一主体而言，它也是不确定的、任意的、主观的、与情境相关涉的；同情感充满了偶然性与随机性，难以经受一种主体间可以理解的批判性的审视，故在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中，无法轻易得到认可。赫斯特指出，属于情感之列的“良心作为道德正确行为的尺度是不可信的，它会失误”36。罗素甚至提醒人们良心可以命令我们犯下最恶劣的罪行。可见，尽管同情心对某些道德行为具有驱动性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缺乏坚实性。“没有哪样强烈的情感……可以要求有一种道德规范那样的约束性”37，“而道德规范要求有一种普遍的适用性”38，每一个人，不论是何种人，不论有何好恶，均必须遵循之。而情感却提供不了这样一种稳定一致的有效性，故同情作为情感无法替代对道德行为的理性反思，无法为一种经过理性的审视与验证的、对所有的人均平等适用的普世性的道德及其约束力提供一种牢靠稳定的论证。康德尽管承认同情之感的美好，但同时也批评这一“良性的激情”是软弱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盲目的，在他看来，“同情不是道德行为确定的理由”39。 第二个理由在于作为情感的同情的覆盖面是有局限性的。休谟尽管强调同情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构成了人的行为的强大动力，但他也承认同情的适用性仅局限于近亲。的确，我们的道德同情之感，是像一块击入水面的石头所激起的涟漪那样，沿着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的轨迹辐射的。基于人类在进化中发展出来的生物性和情感性的基本结构，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施予同等的同情，“我们对亲近于我们的人的评价，不同于对陌生人，这是一种天然的本能”40。拥有同情感的同一个人对于不同的对象只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良心不懂得平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不可能不获得比他人更大的重要性。我们如果不是这样，从火中救出别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则我们以后就会遭受到无法忍受的良心折磨”41。这个例子说明同情感的由近及远性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如果换一种场景，同情伦理的局限性和有害性就明显呈现出来了。据一项全球性的关于道德的思想实验的调查，当问到是否可以用一个无辜的大胖子来堵路以阻挡压过来的电车，从而挽救轨道上五条人命时，四分之三的回答是可以，因为五条人命大于一条。但若问到，如果是用您自己的孩子来堵路呢？结果是无人同意。可见，我们的主观道德情感与普遍的理性道德之间，具有着难以低估的巨大区别。道德情感有时无法体现正确，“尽管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理性的洞见，即每个人的生命原则上都是等价的，但这只是原则上而言。事实上我们对亲近于我们的人命与并非如此的人命做出了巨大的区分”42。这个事例清楚说明了情感判断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绝对难以成为道德的唯一的确定基础。 第三个理由在于，同情表现了强者对弱者的非对等关系，不符合道德公正的对等性要求。我们知道，同情所展现的是一种强势的同情者与弱势的被同情者之间不对等的关系与态势，其着眼点在于单方面的强者情感的驱动力，它所提升的可能是同情者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势力与威严，它所贬低和鄙视的可能是受苦受难的被同情者的尊严，在这里无法体现道德对人际间对等权利与义务的要求。而“从概念上讲道德是一种相互要求的宇宙”43。仅就这一点而言，尽管同情在伦理道德中具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地位，“但同情……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因为如果那样的话相互的要求便不再属于道德了”44。另外，在现代社会，对于弱者而言最关键的在于权利与正义的伸张，而非仅仅在于对同情与关护的乞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激烈地批评以同情、近爱为核心的犹太-基督教道德是由神甫煽动的奴隶道德，它所体现的只是弱者的怨恨以及神甫对他人统治的兴趣。这样一来，同情便意味着强化而非减弱世间的苦难，“因为同情与一种积极的生活感觉的强化正相反对，恰恰由此而使得消除世间的痛苦变得困难”45。所以尼采自己鼓吹一种自我肯定、抬升生命的英雄道德。 当然，历史上出现的对同情伦理的所有抨击并不能起到完全颠覆同情在伦理道德中的地位的效果。因为“同情是一种力量，一种现存的倾向，它们能够在具体的人性的和社会的关系与关联中得到实现”46。而有关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的争论，即便是到了今天也没有停歇。“我们是否依据理由来决断，抑或是依照与此相系的情感的强大来决断，这是一个我们永无能准确回答的问题。理由是明显的：我们的意识本身就无法清楚地区分情感与思想”47。这表明，直觉、感觉与理性在我们的道德决断中是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道德感觉保障了个体的连续性，它在大部分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复杂决断的唯一安全的基础”48。这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是听从我们迅捷的道德灵感。我们依照同情或反感做出的判断远快于按照道德准则”49。但当感觉与感觉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当决断单方面地倒向某些感觉而忽视了其他感觉的时候，当在复杂的社会情境面前要求我们做出巨大抉择之时，我们就需要诉诸理性的引导，需要借由理性来对感觉间的冲突进行化解和调节，需要通过对理据的审视、辩驳、反思和权衡来做出明智的道德决断。由此可见，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情感为理性决断提供了养料并构成了助力。 结束语 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是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伦理学家必须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伦理学家要从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思想宝库中汲取已经、正在并且应当左右我们生活的精神养料，对之进行分析阐释，说明尽管这个世界业已高度发展并变得无比复杂，但人类仍然要有道德的导引。接着，伦理学家要从学理上论证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缘由，说明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进而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来厘清人类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家本身便是人们应当学习和效仿的道德权威。伦理学家的优势更多是在于，具备伦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基本的道德价值与原则以及像自主性、人的尊严这样的伦理学核心理念的意义，善于明晰概念、辨识问题、逻辑思维、理性论证。其作用一方面类似于一个过滤器，在伦理论证中依靠理性的标准和武器来铲除混乱的、矛盾的、不合逻辑和难以说明的论据及立场。另一方面像一只罗盘，对于具体事态的是非判断、情境的道德维度的把握以及有关重大的伦理问题的决断，提供一种普遍的道德标准和致思路径，就像“罗盘并非直接标示正确的道路，而是指出了正确道路如何得以获知”50那样。伦理学家能够对不同场景中的道德行为做出论证，辨析典型事例中伦理因素的构造，帮助人们在复杂的事态中确立一个正确的前行方位，但对道德意识的呼吁和召唤，并不能直接导致对象的行为的贯彻落实，因为这最终取决于行动者自己的自由抉择。“然而就像罗盘只是帮助其使用者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无法强迫其真的去走这条正确认识到的道路那样，伦理学只是引导行为者以道德的方式来确定其意志，而无法强迫其真的去实施道德上得以认知的行为”51。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为此他就必须运用自身的判断力，来决定是否接受伦理学家的建议，来对自己应当走的道路做出选择，并最终为此而承担应有的责任。这尽管对于社会意味着道德安稳感的丧失，对于个体意味着抉择风险的出现，但同时却又体现了人的从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的最终摆脱，体现了人类运用自身理智的巨大勇气，体现了自由选择这一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最高价值。
克隆人 性别筛选通过改变基因 改变下一代性状 甚至性格特征预测 重大不可救治遗传疾病
开创性研究，证明婴儿早在能开口讲话和行走之前，就有能力判断他人行为的好坏。但人类的先天道德仍然十分有限。作者指出理性和思索能让我们作出道德决定。使读者可以通过想象、同情和我们人类独有的理性思考能力，超越我们生来就具备的原始道德情感，超越婴儿的局限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Daniel 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 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医学伦理学的定义英国的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 Chauncey 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 K． D． 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 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 John Gregory 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 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 Fletcher和 Paul 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 Hellegers 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 Rensselaer 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 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 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在某种程度上，Raanan 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 Gillon 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 ）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 Carson 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主权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 of Medical 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生命伦理学的职能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生命伦理学并不是用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也不是道德咨询所，给特定问题提供唯一的答案，（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论是试验性的，暂时的，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既不能采用强制的方法，这并不是伦理学的特点，也不能在社会朝向民主的进程中让社会所以成员都持一种观念，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协商对话讨论等达成一致。总之，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新领域，它还只是一个开始，有待于更准确地定义它和挖掘研究方法。Daniel Wikler 在第三次国家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应把生命伦理学理解为这样的一个学科：它给持有各种观点的所有学者提供了场所。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未来，Gillon认为：虽然说很难对生命伦理学的未来进行预测，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即生命伦理学将继续为更多的人们提供平等参与的舞台。
思考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研究伦理学相关问题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整理的思考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研究伦理学相关问题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随着中药注射剂使用频率日益增加，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报告不断出现，其安全性问题受到广泛关注。2009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基本技术要求》指出：企业对药品风险的控制能力，应主动跟踪药品上市后的安全性信息，按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的要求主动开展监测工作，制定《风险管理计划》，提供可行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药物临床安全性监测分为被动监测与主动监测2种类型，医院集中监测属于主动监测的一种方法。与病历回顾法、文献研究法、自发呈报法相比较，该方法是短时间内较全面认识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的较理想方法，可在“真实世界”条件下，前瞻、客观、定量分析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 反应(ADE/ADR)发生情况。开展医院集中监测研究，分析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风险、分析相关危险因素，认识不良反应和禁忌症，是完善说明书的重要依据，可促进中药注射剂的合理使用，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近年来，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陆续开展，本文结合前期工作的经验和问题，探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学设计相关问题。
1 临床研究的基本伦理要求
保障受试者权益是医学伦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首要前提。受试者的权益包括知情同意权、生命健康权、自主参与权、医疗信息获得权、隐私权、补偿权和要求赔偿权等。从国际颁布《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指导原则》，到中国的《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一系列伦理规范和法律条例的出台，均对受试者权益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的对象为住院或者门诊使用中药注射剂的患者，在开展临床试验前需申请医学伦理审查，以审查其科学价值和伦理的可接受性。
2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医院集中监测文献中的伦理问题
为了解目前医院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要求执行情况，我们检索了中国知网()，以“注射剂”、“注射液”、“粉针”、“针剂”和“集中监测”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纳入大样本(样本例数> 1000例)、多中心(中心数>1)的研究。截止到2016年7月，共检索到文献82 篇，排除学位论文和报纸，剩余文献58篇，通过进一步阅读题目、摘要及全文，排除非中药注射剂3篇，排除非集中监测研究和回顾性研究32篇，排除相同试验研究4篇，排除单中心研究8篇，最终有11个研究纳入分析。
最终纳入分析的11篇文献中，共涉及到10个常见中药注射剂品种。监测例数1 万例以上的有6个研究，3万例以上的有3个研究;大样本的研究集中在2015-2016年发表，平均监测周期是23个月。研究结果报告不良反应发生率，基本属于罕见或偶见。但不同研究得出的数据差异较大，如4个研究不良反应发生率在以下，4个研究不良反应发生率在以下，而1个研究不良反应发生率达到。
在这些文献报道中，说明有临床试验注册的仅有1篇;说明通过医院伦理审查的有2篇，但未说明具体各个医院的伦理审查情况;提到签署知情同意的文献有2篇，其余文献均未报告伦理审查、知情同意和试验注册相关信息。由此可见，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学相关问题还缺乏足够重视和相应的操作规范。
3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特点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与传统新药研究相比较，两者在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对照方法、临床检查项目、结局指标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属于观察性研究，主要是对一定时间内患者应用某一品种的总体情况进行记录，并不干预临床诊疗行为，也不要求患者随访。因此，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仅仅是观察记录，不会对患者带来新的风险，也不增加患者的负担。因此，需要考虑的`医学伦理学相关内容较临床试验研究要少得多，审查也相对容易。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项目研究方案规定需要随访受试者是否出现安全性问题，可能会增加患者的时间负担。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并不干预患者治疗，但为了分析不良事件及危险因素，仍需要采集患者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人口学资料、既往史、家族史、过敏史、合并用药情况等，以做出不良反应是否与观察药物有因果关系的判定。这些资料可以通过对接医院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LIS(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系统，或者通过医院、门诊病历来获得。这些信息的获取均涉及患者的隐私保护问题。
安全性集中监测通常不需要附加医学检查指标，以医护人员临床诊疗记录和患者反馈信息为主，结合临床实践中的检测指标，发现使用注射剂过程中出现的不良事件，并结合相关因素分析，判断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并确定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原因。一般不会增加患者诊疗过程的负担。如果要分析个体差异，可能需要附加血液样本分析，这也就涉及到受试者权益保护问题。因此，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监测研究需要进行伦理审查，但由于新药临床试验研究有所区别，考察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4 伦理要求执行的要点与建议
基于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文献的伦理情况及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特点的分析，我们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伦理学相关内容提出以下建议。
方案审查要求及内容
虽然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并不干预临床诊疗行为，但涉及到患者的基本信息和相关隐私问题，有些研究还会要求增加检查项目。因此，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方案需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由于集中监测研究涉及的样本量大、参加医院多，如果每个参加单位都过一遍伦理审查，将增加医院的负担，也浪费研究时间。因此，建议由具有新药临床研究经验的牵头单位对研究方案进行伦理审查，其他参加医院备案，不必每个单位都开伦理审查会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不同单位的伦理审查水平参差不一，一个中心是否能代替其他中心的伦理审查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伦理审查的内容与药物临床试验也不相同，主要关注5个方面的内容：①患者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②是否额外增加患者负担，如附加检查、随访等;③研究方案是否提示了中药注射剂合理使用的办法及注意事项(从受试者保护角度，应该在方案中对中药注射剂合理使用的相关问题进行提示);④是否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⑤研究注册情况。
知情同意书的签署问题
由于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纳入的样本量大，通常1-3万例，如果每个患者都签署知情同意书，势必增加研究难度，也有可能增加患者疑虑或担心，可能影响结果的真实性。因为研究方案已经有伦理审查的批准，不干预临床诊疗过程，患者的隐私及相关权益将得到保障。根据《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第十条)，伦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研究人员的请求，批准免除知情同意程序。因此，如果研究不附加检查内容，不额外增加患者的负担，不公开患者的个人信息，建议免签知情同意书。如果涉及到抽血或增加其他检查，或者对个别特殊病例进行分析报道，或者要求患者随访等情况，需要让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方案注册
《赫尔辛基宣言》明确要求：“每个临床试验必须在招募第一例受试者前在公开可及的数据库中注册”。为了增加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的透明度，促进研究过程管理的质量提升，推进研究方案的科学性，维护公众知情权并促进信息共享，此类研究也应该在启动前将研究方案注册并公开。目前的临床研究注册库主要是适用于临床试验性研究，如WHO临床试验注册平台和FDA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等。这些平台注册内容主要用于有对照的临床试验研究，内容比较全面，要求也比较多。为了推进安全性研究的试验注册，需要专门的注册平台。目前，天津中医药大学临床评价研究所已经搭建了中药安全性研究注册平台，可供此类研究注册使用*。
数据统计与报告阶段
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进行中，重点需要对患者的个人生活隐私以及疾病诊疗相关信息等隐私进行相应的保护。包括在临床诊疗中收集到的资料，病案室查阅的资料，实验室指标的复印件等。需要研究者及相关各方签署保密协议，要求在数据统计与报告过程中保护患者隐私，可通过软件编码代替个人信息并进行加密。
5 讨论
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受试者的权益，伦理审查是审查方案是否符合科学性和伦理原则要求、研究者是否有足够资质开展研究、相关设备条件是否符合试验要求等一系列研究关键环节的重要手段。知情同意是在受试者得到完全告知、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没有受到强迫、不正当影响或劝诱、或胁迫的情况下，自主做出是否参与试验的决定，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以受试者签署同意书为结束，但不能将知情同意归结为获得同意书。临床试验注册是保证临床试验的透明度、知晓度，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保证数据资料真实、客观、准确，减少或避免发表偏倚和选择性报告的重要方法。这些方面是研究的关键环节，然而，目前研究对于伦理学相关问题重视不够，也缺乏相应的规范和要求。有学者对2010年中文期刊发表的稳定型心绞痛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观察发现，伦理审查，临床试验注册以及知情同意在此类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和报告，提示临床研究对于伦理规范的重视度不够。安全性评价研究也不例外，通过我们以上的检索发现，文献报道过程中，仅有寥寥几篇报道了知情同意、伦理审查、临床试验注册的内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集中监测研究涉及到的数据样本量非常大，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充分考量，重视伦理学要求的执行，本文提出的建议供同类研究参考，也希望在今后研究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研究，形成共识，更好保护受试者权益，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的质量。
你要道德方面的论文干吗？下载后自己在家中面对着忏悔吗？
对于人类而言，大气是共享的资源，由于全球大气环流的作用使得人类在大气环境保护问题上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然而由此引发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人们深切的关注，谁是大气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在这个问题上谁又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对于那些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损害是否公平？应当怎样解决这一类问题？人类环境伦理的道德观念是不是需要和可能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应该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解决。在环境伦理中，正义的原则是首要的原则。环境正义是用正义的原则来规范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它关注人类的合理需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其主要涵义：一是要求建立环境公正原则，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二是要求确立公民的环境权。据调查，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总体来讲，占世界国家总数5％的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80％以上，而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却只占到5％左右。但是由于二氧化碳污染造成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却是由各个国家共同承担的，如此说来，对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是不公平的。我想，任何一种重要的力量或者伟大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向自然进攻，人类掌握科学技术这种伟大的力量，如果不受道德约束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的程度，大规模的核战争破坏，可能毁坏地球生命，包括人类对生态、对自然的进攻，人类改变生态系统也可能毁灭地球的生物，威胁人类的健康。从大气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大气污染的问题，影响我们的健康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健康指数在不断的下降，人类的体质在下降，人类的生存能力在下降，癌症、怪胎情况的出现也在上升。大气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用道德的力量对这个问题进行控制已经是在必行。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大气是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空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大气的物理特性主要包括空气的温度、湿度、风速、气压和降水，这一切均由太阳辐射这一原动力引起。化学特性则主要为空气的化学组成：大气对流层中氮、氧、氢3种气体占％，二氧化碳约占％，还有一些微量杂质及含量变化较大的水汽。人类生活或工农业生产排出的氨、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化物与氟化物等有害气体可改变原有空气的组成，并引起污染，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破坏生态平衡。在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中，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等三大问题，最为引人关注，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正常的生活与健康，并且对地球上其它生物的生存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试问，对它们而言又公平吗？ 因此，无论从自然的层面还是道德的层面来讲都应该重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这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是我们共同的课题，绝不能因为一味追求本国经济的增长而弃全人类的安危于不顾。 其次，关于保护大气环境，每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必需履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责： 1.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之间作好综合平衡，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国家发展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同时规定经济、社会发展与大气环境保护的目标、措施、方法和指标。 2.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合理的工业布局既可以充分利用大气的自净能力，也可以减轻对大气的污染，因此，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是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既包括对新建工业进行合理布置，也包括调整现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有计划地迁移严重污染大气的工业企业。 3.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大气污染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大气污染的最终解决，还是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是解决全球大气污染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 4.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各国政府应当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其他措施，包括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和区域、积极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等。近年来，在保护大气环境方面国际社会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该协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险，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到2010年，相对于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全世界总体排放要减少，包括6种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氟利昂（氟氯碳化物）等。到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间，欧盟国家应减少8%，美国7%，日本6%，加拿大6％、东欧各国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各个国家之间可以互相购买排放指标，也可以以增加森林面积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按一定计算方法抵消。中国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美国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欧盟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对保护大气环境做出的强有力保障，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是对人类和生物环境权的尊重。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包括对大气的污染程度仍然受到各国的关注。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大气质量污染情况进行监测评比，沈阳作为一个老污染城市历来都“榜上有名”，1988年还曾进入到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第二位。在今年这次评比中，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53个国家272个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3种完全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测定，并重新推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其中包括中国的北京、兰州等8个城市。据调查，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5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应当注意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作为一个传统道德致上的大国，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哲学、秩序、伦理思想的主流和依据，可以说中国的生态哲学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王国，一个去向，一种动力。尽管很难达到，但也为人类应该何去何从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与大自然和谐。我想，在保护大气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身作则，用道德的力量唤起人类的良知，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
1、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
2、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
3、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4、《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
5、青少年生态伦理道德意识的培育探究。
6、伦理道德，因何期待“精神哲学”。
7、改革开放三十年行政伦理道德法制化问题研究述论。
8、旅游伦理道德判断与结构性分析。
9、科技伦理道德论析。
10、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研究。
11、回归真实需要：食品安全的经济伦理学审读。
12、中小民营企业衰退现象的经济伦理学研究。
13、我国民营企业衰退现象的经济伦理学研究。
14、我国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经济伦理学研究。
15、经济伦理学视角下的商业地产开发。
16、最近五年我国经济伦理学理论前沿概论。
17、经济学研究中理论和案例结合的典范——评《经济伦理学（修订第二版）》。
18、经济伦理与分配正义——第九次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19、经济伦理学视域的经济合作及其实现途径。
20、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创新得失的经济伦理学释义。
21、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探索。
环境伦理学 开放分类： 伦理、学科、环境目录�6�1 环境伦理学的定义 �6�1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6�1 环境伦理学的特点 �6�1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环境伦理学的定义环境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新兴的综合性科学。它的诞生，是在人类生存发展活动和生存环境系统发生尖锐对立后，为满足协调人和生存环境系统的关系，求得人类和生存环境系统共同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的产物。人类和生存环境系统之间的矛盾──环境污染、破坏和恶化等问题，说到底，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提到行为主体——人类环境伦理道德高度去认识和对待才有可能。因此环境伦理学，必将成为21世纪影响和决定人类与环境同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性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环境伦理学是研究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类个体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环境（人类群体）系统，及社会环境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伦理道德行为关系的科学。这里“环境”的科学意义，是指“人类生存环境系统”的意思，和人们常说的生态环境的“环境”定义有很大的差别。 人类是地球表层自然环境系统物质从无机到有机发展衍生的产物。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生存环境系统是指地球有机和无机物质表层，即人们通常指称的自然界。它是人类的母亲。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母亲──地球这个独特的圈层而独立存在过。人类和自然环境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的“血缘”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是以自然环境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一切活动，一切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在这个系统多姿多彩的舞台上的。为了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曾对这个舞台进行过很多重大的变革和改造。在这个变革和改造的过程中，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与这个系统之间，除了发生生产力的物质作用关系外，还存在一种精神和情感的互动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这是其他一切生命个体和群体与这个系统间所没有的关系。 人类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关系，迥然不同于其他生物属种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系统的作用，基本上是一种后天获得的理性行为。人从哇哇堕地那一刻起，除了被动地接受大自然恩赐的阳光和空气外，他和自身以外物质世界发生联系的只有一种吮吸母乳的本能。他懂事以后终生对自然界的一切索取和相互作用行为——生存本领、绝大部分是通过长辈和他人的教育和传承获得的。这种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本领，完全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有选择性的行为。从蒙味时代开始，人类便有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主体意识。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作用就脱出了动物群体那种基本上是在自然条件制约范围内的本能行为的窠臼。 人类这种作用于自然环境系统的主动行为与动物本能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不是依靠自己的自然肢体进行的，而是利用自己制造的自然界所没有的工具进行的。这就大大地增强了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能力，增强了人类摆脱狂暴自然力束缚的能力。在自然环境系统面前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和独立生存能力。 另外，由于人类世代相传的后天获得的知识和本领具有一种积累和滚动发展的特性，这就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种永无止境及逐渐加速发展的可能性。人类从蒙昧时代发展到采集和渔猎阶段，走过了几十万年的漫长历史；而从采集渔猎阶段发展到农耕时代只经历了不到一万年时间，从农耕时代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只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从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的后工业化时代，则只有三百年左右时间。 长期以来，由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和进步，在曾一度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面前，人类也曾一度产生过片面认识，以为自己的发展和向自然界的索取是可以永无止境的。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系统和自然资源的态度，就好像婴儿对待自己母亲的乳房一样，认为那是一个可以供自己任意索取和享用的无尽的天然的生命源泉。婴儿对母亲的乳房，亲爱之情有之，但说到要爱护和保护则未必。但当婴儿长大后他才知道，原来母亲的乳汁并不是永不枯竭的，有一天，它也会有被穷尽的时候。对于地表的自然环境系统和自然资源来说，人类今天行将逐渐面临这种枯竭的窘境。 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机遇。二战后人类补偿性消费惯性和年青一代及时行乐心态，极大地刺激了对物欲的追求，为社会生产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内在需求动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进步。科学技术领域由于相对论和原子能技术、登月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应用，更为应用技术的发展火上加油，在相对被动的自然界和自然资源面前，人类的行为几乎达到了疯狂和忘乎所以的程度。但就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说，人类又没有发展到能够“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地步，人类目前能达到的空间活动，还是建立在地球表面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基础上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牵动的巨大的社会生产能力，已经接近可以穷尽某种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地步。人类生产过程中和狂热消费过程中释放出的负能流──废水、废气、废渣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已从整体上威胁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地表损毁、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人类生境美学价值的降低等等，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这种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象以往一样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利用机械和物质的手段去解决已经成为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当前这种日益尖锐的人和自然环境的矛盾，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使人们向自然索取的力量和范围无限扩张的结果。为了解决人和自然环境的矛盾，必须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切行为和作用提升到人类理性的、自我约束的伦理道德行为高度去认识和研究才有望得到解决。 面对这种社会需要，从1949年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发表《原荒纪事》一书开始，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中便开始衍生出了一门运用生态学和伦理学综合知识，去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系统互动关系的道德本质及其规律，探索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系统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保护自然环境系统生态平衡，以达到使人类能在良好生态环境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目的的科学，人们通常把它称为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则是在生态伦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年轻的科学。 作为个体的人类，在大自然各个因素的相互运动作用过程中是显得十分柔弱的。在威力无比的风雨雷电、山崩地裂、洪水猛兽、严寒酷暑面前，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依存，都必须以群体行为方式出现才有可能。在长期的群体行为过程中，同一群体内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因利益、品格等差异，产生了种种需要协调，才能保证人类群体共生、共存、共荣的矛盾关系。 人类个体间的这种关系不同于群体间、氏族间、集团间、国家间大规模的涉及群体生死存亡的矛盾。后一种矛盾一般用抢掠、征战等暴力行为去解决，敌我关系及胜败的结局都很分明。此外还有一种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和是非界线都很明确的矛盾行为关系，如偷、抢、奸淫、伤害等行为，一般也要求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去解决。至于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大量利益关系不明显的龃龉、磨擦、妨碍公共卫生、违反伦常关系等行为，则要通过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准则、规范、风俗、舆论等去解决。专门从事对这些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维系人们相互间自由、平等地和谐、安全生存发展的习俗、风尚、性格、思想方式等现象进行研究的科学部门，就是传统的广义的社会伦理学或称为普通伦理学。 普通伦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社会科学，它着重研究的只是人类群体中个人与个人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但是自从人类群体中出现了按严格等级制度建立起来，并依赖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强制手段进行维系的国家以来，人类群体已经外化成了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时刻或离的外在客观环境条件──社会环境条件。对人类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外在社会环境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传统伦理学过去是不曾着重研究过的。这些关系在显性特征层面上的内容基本上归属于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层次的隐性特征的研究基本上成了空白。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交通运输能力的加强和信息电子网络化的实现，人类生存活动的地球表面相对缩小，人类群体间、集团间、国家间的活动开始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出现了集团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趋向。大量与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的签订就是这种一体化趋向的表现。人类向自然环境索取、开发、利用、改造的行为上升到了集团或国家间的行为。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个体行为已日益变得苍白无力。从而引发了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这样人类传统的伦理关系便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多层次的立体交叉关系，大大地扩大和延伸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个背景上便逐渐形成了对这些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环境伦理科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环境伦理学是一门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综合研究人类个体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人类个体和社会环境系统之间及社会环境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科学，包括研究环境伦理学的产生，环境伦理的道德体系、环境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准则、评价、教育和个人环境道德修养等环境伦理道德行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关系的学说。
对于人类而言，大气是共享的资源，由于全球大气环流的作用使得人类在大气环境保护问题上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然而由此引发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人们深切的关注，谁是大气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在这个问题上谁又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对于那些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损害是否公平？应当怎样解决这一类问题？人类环境伦理的道德观念是不是需要和可能的？这一系列问题都应该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解决。在环境伦理中，正义的原则是首要的原则。环境正义是用正义的原则来规范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它关注人类的合理需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其主要涵义：一是要求建立环境公正原则，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二是要求确立公民的环境权。据调查，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至4％，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总体来讲，占世界国家总数5％的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的80％以上，而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却只占到5％左右。但是由于二氧化碳污染造成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却是由各个国家共同承担的，如此说来，对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是不公平的。我想，任何一种重要的力量或者伟大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向自然进攻，人类掌握科学技术这种伟大的力量，如果不受道德约束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的程度，大规模的核战争破坏，可能毁坏地球生命，包括人类对生态、对自然的进攻，人类改变生态系统也可能毁灭地球的生物，威胁人类的健康。从大气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大气污染的问题，影响我们的健康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健康指数在不断的下降，人类的体质在下降，人类的生存能力在下降，癌症、怪胎情况的出现也在上升。大气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用道德的力量对这个问题进行控制已经是在必行。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大气是指生物赖以生存的空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大气的物理特性主要包括空气的温度、湿度、风速、气压和降水，这一切均由太阳辐射这一原动力引起。化学特性则主要为空气的化学组成：大气对流层中氮、氧、氢3种气体占％，二氧化碳约占％，还有一些微量杂质及含量变化较大的水汽。人类生活或工农业生产排出的氨、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化物与氟化物等有害气体可改变原有空气的组成，并引起污染，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破坏生态平衡。在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中，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雨等三大问题，最为引人关注，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正常的生活与健康，并且对地球上其它生物的生存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试问，对它们而言又公平吗？ 因此，无论从自然的层面还是道德的层面来讲都应该重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这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是我们共同的课题，绝不能因为一味追求本国经济的增长而弃全人类的安危于不顾。 其次，关于保护大气环境，每个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必需履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责： 1.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之间作好综合平衡，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国家发展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同时规定经济、社会发展与大气环境保护的目标、措施、方法和指标。 2.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合理的工业布局既可以充分利用大气的自净能力，也可以减轻对大气的污染，因此，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是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重要途径。合理规划工业布局既包括对新建工业进行合理布置，也包括调整现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有计划地迁移严重污染大气的工业企业。 3.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大气污染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大气污染的最终解决，还是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是解决全球大气污染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 4.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各国政府应当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其他措施，包括划定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和区域、积极发展城市集中供热、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等。近年来，在保护大气环境方面国际社会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该协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危险，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到2010年，相对于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全世界总体排放要减少，包括6种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氟利昂（氟氯碳化物）等。到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间，欧盟国家应减少8%，美国7%，日本6%，加拿大6％、东欧各国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则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增加10％、8％、1％。《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各个国家之间可以互相购买排放指标，也可以以增加森林面积吸收二氧化碳的方式按一定计算方法抵消。中国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美国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欧盟年排放亿吨二氧化碳，人均吨。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对保护大气环境做出的强有力保障，从另一个方面讲也是对人类和生物环境权的尊重。 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包括对大气的污染程度仍然受到各国的关注。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对世界主要城市的大气质量污染情况进行监测评比，沈阳作为一个老污染城市历来都“榜上有名”，1988年还曾进入到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第二位。在今年这次评比中，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53个国家272个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3种完全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测定，并重新推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其中包括中国的北京、兰州等8个城市。据调查，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5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应当注意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作为一个传统道德致上的大国，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哲学、秩序、伦理思想的主流和依据，可以说中国的生态哲学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王国，一个去向，一种动力。尽管很难达到，但也为人类应该何去何从提供了一个模式：人与大自然和谐。我想，在保护大气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身作则，用道德的力量唤起人类的良知，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
生态伦理思想中人与自然价值关系思想研究
论文摘要： 中国古代拥有深厚博大的思想内涵，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现代深层生态伦的价值整体性、层次性等涉及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思想内容，并且运用独特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发掘中国古代哲学有关的思想内涵，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宇宙价值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层次性，理解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发现人的价值地位和发展方向。
论文关键词： 中国古代哲学；生态伦理思想；人与自然价值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伦理思想。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的本质特征。源自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理论受到过中国古代的诸多启发和影响。深人分析中国古代的有关哲学思想，对我们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系统性价值关系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人与自然是价值关系的有机整体
传统伦理学认为，价值是主客体关系范畴，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主客体是处于分离状态的对象性关系，主体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只有人才能作为价值主体存在，具有内在价值。现代深层生态伦理学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认为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的生态关系和生态过程中，自然价值具有系统性。人类价值只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其他部分的存在状况紧密相连，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生命系统作为主体自主维护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自主进化；非生命自然系统也在自主地维护自己的平衡稳定、演化发展。自然系统中的每一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无论是人的价值还是自然的价值，都在系统中形成、发展和实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整体性，对于我们深人理解价值系统的整体性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有共同的起源。把宇宙的本源称作太极，把宇宙的本源称作“道”或者“自然”，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产生于一个本源。《易传·系辞》中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作为永恒的终极存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八卦”即以八种元素象征自然万物。在阐述作为宇宙本源的“道”时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这样的描述与现代科学的大爆炸宇宙形成学说十分吻合，体现了宇宙生成、演化的思想，也体现了宇宙万物具有共同起源的思想。如果说人类具有价值，生成人类的宇宙及其演化过程就也有价值，与人类同源生成的宇宙万物从生成过程来看，应该与人类具有平等的价值地位。
第二，人与自然是有机一体和相助相生的价值整体。道家认为，元气是形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不能分，不可穷，绵延的元气充满整个宇宙空间，使宇宙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秋水》中说，元气“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天地中的元气吸引排斥，聚合离散，人和天地万物在元气中生成、寂灭。晋代葛洪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白天地万物，无不需气以生者也。”(《抱朴子·至理》)《礼记·礼运》中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人与万物“同此一气”，结成有机整体。人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自然演化过程也融为一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而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地生老病死、生息繁衍的。《中庸》中说到，人通过至极真诚和通晓道理发挥自己的本性，与天地合，从而能够发挥物的本性，帮助自然化育万物(“赞天地之化育”)，获得与天地并列的地位(“与天地参”)。这样，天地有化育人与万物的价值，人有赞助天地化育的价值。反之，没有天地化育也就不会产生人的价值，没有人的赞助之能，也就没有宇宙的人类新价值的创造。因此，人与自然是价值整体。
第三，人与自然是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整体。儒家用人道来塑造天道，把的伦理原则放大为宇宙的原则，把人道上升为天命、天道，使天道符合人道理想；又以伦理化的天道来论证人道的合理性，把自然万物的生长过程、天地生物的过程与仁义智联系在一起。由人而天，又由天而人，从而实现天人合德，天道与人道贯通，人与自然在道德上实现统一。
如认为“仁”是人的最高德性，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它就是来自天地“生生之德”或“天地生物之心”。在歌颂尧的伟大时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矣，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尧的行为就是以天为准则，效法天道，成就建立文明的伟业。孔子认为讲人道就是讲天道，人的来源于天的道德。“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何?”(《论语·述而》)《易传》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德的观念：“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法天时。”(《易传·乾卦·文言》)在人与自然的意识或者认识能力方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只有人类才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庄子·天下》)。所以，人类的精神就是宇宙的意识，是使自然从“无名”到“有名”的“万物之母”(《·第一章》)。人类具有自然漫长演化和进化形成的自我意识，是宇宙的精神价值所在。人与自然在精神价值上是统一的。
二、人与自然价值的普遍性与层次性
深层生态学承认生命、非生命自然系统普遍具有内在价值，同时也认为自然价值系统的结构是分层次的。因此，人与自然的价值统一于宇宙价值系统之中的同时，也分别具有自己的价值位置，处于不同的层次之中。中国古代思想博大精深，不同学派、不同哲学家在人与自然价值关系上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既有人与自然普遍存在价值的思想，也有人与自然存在价值差异的观点。
哲学思想总体认为，人与自然万物皆有着共同的本源、共同的内在规律和法则，人与自然万物具有平等的价值，但老子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的差异或层次性思想。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贯穿宇宙的最高原则，宇宙以“道”为最高价值。人类是宇宙四大之一，具有自己的价值地位。如果把天看做宇宙或地外世界，把地看做地球或生态系统整体，则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人是“四大”之一，又是万物之一，宇宙价值层次的顺序应是道、天、地、人、自然万物。这符合生态学中的系统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价值之和的原理。庄子则认为，宇宙万物虽有差别，但无贵贱之分。他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庄子·秋水》)也就是说，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价值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低之分，之所以会有贵贱之分完全是因为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物)的人为因素所致。
将道德对象和范围从人类自身按照血缘亲疏关系逐步扩大到人以外的自然物，不只承认人类一个物种的价值，在肯定人在自然界中具有最高价值的同时，也肯定无机物、植物和动物具有高低不同的自身价值。在承认天地万物一体的同时，也强调了不同事物价值的差异性、层次性。
儒家首先重视人的价值。在天人关系、人物关系上，孔子首先重视的是人。《论语·乡党》中说：“厩焚。子退朝，日：‘伤人乎?’不问马。”在动物与人的生命的价值权重上，儒家是讲求人的生命价值优先；在财产等物质资源与人的生命的价值上，更是强调后者。孔子认为只有人才具有仁义道德，所以人在天地万物中具有最高的价值。苟子也认为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苟子·王制篇》)
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也主张珍爱生命，爱惜器物。儒家推崇“仁”，“仁”最初是指“爱人”。孟子则把“仁”由“爱人”扩大到“爱物”。他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一步步地将儒家的“仁”由亲亲、仁民，推及到爱物。但由“亲”、“仁”到“爱”的程度差异还是体现出亲人、他人、物的价值差异。北宋张载提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西铭》)他主张将人类的仁爱之情扩展到世间万物，将人伦关系推及自然，反映了对自然价值的充分肯定。但张载以天地为“父母”，以人为“同胞”，以万物为“伙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中人与物价值的差异性。
明代阳明把“仁”推及到瓦石等非生命物质。他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但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人为了生存，有时又不得不牺牲他物，怎么对待这一类问题呢?阳明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 葶 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
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传习录》)可见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情况下，仁爱还是有差等的，草木、禽兽、路人、至亲的价值是不同的。在道理上本该如此，人凭借良知自然就能领悟到这一点。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从自然规律到规则，从“是”到“应该”自然过渡的特点。其结论与深层生态学中的价值层次理论是一致的，阐明了人与自然价值的普遍性与层次性。
三、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获得人的价值
人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和其他生命一样，其最基本的价值就是生存。人的生存需要对自然的深刻依赖，每时每刻都需要得到生养万物这一“天地之大德”的照顾。“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需要与自然界这一“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语)紧紧地统一在一起，获得自己的生存价值。 人作为智慧生命，他会不断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如何生存)，他无法忍受没有价值的生活。生存状态包括人自我内在精神的和谐状态、关系的和谐状态还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三个和谐关系紧密联系，其实现又互相深刻依赖。儒家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上》)，不仅要解决好自我的问题、自己“类”的问题，还要“赞天地之化育”，体现了追求自我内在精神和谐、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追求。
人作为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生命，他关心自己在价值系统中的位置，希望清楚了解自身价值产生之源泉和发展方向；希望拓展生命，获得与天地同样的宽度和广度，和宇宙一样永恒的价值。“天人合一”自然观通过揭示人与自然不仅空问有机一体、精神有机一体，而且过程有机一体，帮助人类构建生命的终极价值。人来自自然的长期演化，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生命通过道德、的提升获得超越，“与天地参”，成为“天地万物之心”、宇宙的自我意识。讲求对中国古代继承创新的冯友兰先生提出人生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境界，其中天人境界是最高境界。有天地境界的人，“他知人不但是社会全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宇宙全体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有贡献。”人与自然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有机统一体，人顺应自然本性，超越我与世界、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达到与“道”合一，达到自由、完美、心灵自由的至人、圣人的境界，在与自然的合一中获得永恒价值。
我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给予了我们巨大启示，帮助我们发现价值世界的整体形象和内在结构。宇宙是有机的价值系统整体，系统中的生命和非生命系统普遍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只有在这个整体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基本价值、超越价值和终极至高价值。宇宙也因为孕育了人类这一智慧生命而获得了崭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