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一生只有一段婚姻。
杨绛，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32年春天，杨绛与钱锺书相识、相爱。1933年，她与钱锺书在苏州一饭馆内由男女两家合办订婚礼。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成婚，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婚姻。
1936年，杨绛与钱锺书同到瑞士出席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1938年，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80年5月，她发表论文《事实—故事—真实》；同年7月，短篇小说集《倒影集》手稿由李国强带到香港交刘以鬯出版。1981年初，《倒影集》在香港出版。
杨绛的人物评价
杨绛坚忍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操守，坚贞于伟大女性的关怀与慈爱，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
如果说杨绛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是社会，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那些文字是对至亲的、但不可再见之人的耳语，是她千千情结之心的独白，因而更显生命的沉重，也更显思想的精邃和绮丽。
杨绛一直笔耕不辍，她不像一般作家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一直伴随着对人生、对生命、对人间情感的思考、总结和表达。
杨绛简介
本名杨季康(1911—)，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文革”后主要的散文创作成果是《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文革”期间的遭遇，但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部分。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
一代学者钱钟书夫人，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先生近日推出新著《我们仨》，深情地记录了她和钱钟书及女儿钱瑗在一起的日子。此书保持了作者一贯的优美风格：在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
如今，与丈夫和女儿“失散”了的杨绛先生总是默默地“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1997年，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阿瑗去世。1998年岁未，钱钟书先生去世。三人就此失散了。如今，杨绛也走到了人生的第92个年头。“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杨绛这样说。当笔者的耳边每每响起这句话，心总会蓦然一悸。相信所有听到者，都会潸然泪下……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先生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2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一说到钱钟书便会想到围城，一说到围城就会想到钱钟书，围城与钱钟书在人们眼里似乎是一对连体婴儿，提及其中一个便很自然的想到另一个。我也如此，因为围城而认识了钱钟书。在读围城之前我并不了解钱钟书，潜意识里他应该是一个很了不起、很严肃的人物，在读围城的时候便应证了我的这一判断，后来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围城以及查阅到的关于围城的评论，就更令我深信不已。
那些错中复杂的人物关系，那些纠结不清的真假面孔，那些背负虚伪面具而丢失本性的扭曲人生，那些看似平凡简单却隐藏着让你意想不到的人生哲学的语句，都令我震撼。震撼这本书的价值，更震撼这本书的作者，那时钱钟书先生种在我心中的形象有点类似于鲁迅，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仿佛能洞悉世间的一切；有着刚毅而棱角分明的轮廓，如同崖壁上的雕像一般，冷酷而无情、不苟言笑；有着非常严密、严谨的逻辑思维。是一个站在制高点上的孤独者。
然而前几天在读他的妻子杨绛写的《写的钱钟书》一文时，却让我了解到一个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的钱钟书，让我吃惊得半天合不拢嘴，一遍又一遍的翻看首页的作者反复确认是否真的是他的妻子杨绛。因为在杨绛的笔下，钱钟书先生是一个憨傻、搞笑、顽皮，充满孩子气和痴气的大小孩，非常的平易近人，也很有爱心，似乎永远都没有烦恼，整天乐呵呵的！完全跟你读围城时想象的钱钟书判若两人。
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儿可多了，据杨绛女士回忆，当他们还在牛津学习时，一天中午钱钟书先生午睡，她临帖，一个人写着写着字就睡着了，他醒来见她睡了，就饱蘸浓墨，给她画个花脸，添上了眼镜和八字胡。还有一个大热天他们的女儿正在熟睡（女儿还是娃娃的时候），他在女儿的肚子上画了一个大猪头，被他母亲发现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从此他不敢再画。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逗女儿玩，每天临睡在她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和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所以他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方可安心入睡，可是第二天他又藏东西进去。就这样他们一个藏，一个找，倒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在别人看来无聊至极，他却玩的不亦乐乎。
钟书先生的这种痴傻气，不仅体现在亲人身上，还体现在动物身上。杨绛女士写道在解放后，他们在清华养过一只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善良的钟书先生就奋不顾身地上树救猫。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先生就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到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很让人无语对吧！这哪儿是一个成年人啊，还是一个有着那么严密的逻辑思维的成年人，根本就是一顽皮的小破孩儿！
这是那个写《围城》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看破人世丑态的钱钟书吗？这是那个一针见血揪出社会弊端的钱钟书吗？不是说走在人类精神前言的引领者都是孤独而绝望的吗？像鲁迅、像艾青、像闻一多、像海子，可是为什么还会存在着这样的钱钟书呢？由此看来，人生过得有趣与否，并不在于智慧，而在于心态。如果你有幸成为一位智者，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弊端，思索常人思索不了的问题，你时常“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渴望自己能变成一把钢刀立马刺破所有的黑暗，挽救社会，挽救人类。可是你总感到周围的人愚蠢麻木至极，不但不能帮助你扭转乾坤，反而时刻阻碍牵绊着你。于是你无比绝望，无比孤独，你愤世忌俗，憎恶一切，你觉得自己没有同行者，你觉得世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你，你觉得自己活得很累。你认为这是先知者的悲哀，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清醒者就注定终生孤独痛苦。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人物数不胜数。可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只是你认为！
就像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也是先知者，但他的人生却是那般的有趣而快乐。这就在于他的心态，超级无敌好的心态，尽管他也看到了许多的社会黑暗，尽管他也像所有的先知者一
样想要挽救，但当他知道不能办到或者不能在短时间内办到的时候，他选择了暂时接受。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东西都是欲速则不达，既然弊端已然存在，那么就一定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它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形成，当然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可破灭。是问题就总会有解决的时候，只是长短问题，就像脓疮，除了动手术切除以外还可以用中药慢慢化疗，这样还可以避免流血。他以一种幽默坦然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静观所有，明明知晓一切，却不为一切烦恼，更不让这不好的一切来引领自己的人生。人们常说，人生难得糊涂！而我认为人生难得清醒却依旧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