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杨绛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先生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2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2 钱钟书
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的名士之家。父亲钱基博是当地的鸿儒。
1916年，在亲戚家的私塾附学，曾念《毛诗》，后来由伯父教导读书。读了《西游记》、《说唐》等古典小说。
1920年，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钟书改字“默存”，要他少说话。
1923年，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接触到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1925年，返家度暑假，方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大型古文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转入美国圣公会办的无锡辅仁中学。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因才华出众，被吴宓先生看做人中之龙。
1932年春，结识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杨绛，常有诗文往来。
1933年，于清华大学毕业，为照顾身体欠佳的父亲，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同年，与杨绛订婚。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得以到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行前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
1937年，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偕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回国任教，被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外文系破格聘为教授。
1939年，因父亲需人照顾，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和《围城》的具体构思。
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至1944年基本完成了《谈艺录》的写作，并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
1944—1946年，在上海写作《围城》。
1946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
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事宜。
1950年，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3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钱钟书辞去教务，任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负责《毛泽东选集》英译版的定稿工作。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
1960年，与乔冠华、叶君健参与新成立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中断。
1966年，与杨绛同被树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成员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次年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同负责信件收发工作的钱钟书常得会面。
1972年3月，由干校回京，潜心于《管锥编》的撰写、修改。
1975年前后，海外误传其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
1979—1980年，赴美国、日本等地访问、演讲，大受欢迎。
198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1990年12月，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观众中获得普遍好评，而钱钟书、杨绛在“幕后喝彩”（钱钟书语）。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3年，因健康原因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被聘为该院顾问。
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医院祝贺他的88岁生日。
同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写道：“钱钟书先生的风范长存。钱钟书先生永垂不朽！”逝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亲人将其深埋于北京郊区的大地。
钱钟书主要著作年表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37年牛津大学毕业论文）
《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收《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论快乐》、《说笑》、《读伊索寓言》、《论文人》等10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再版）
《人·兽·鬼》（开明书店1945年6月出版，收入《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等4篇小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再版）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出版。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出版，该书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1978年7月刊）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篇文章）
《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出版第一至第四册，后将增订部分合为第五册，近130万字，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老子王弼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种古籍经典分别进行了解读评析，引述了约4000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等十种书的札记）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1版，全书45万字，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被作者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第8版）
《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花城出版社1989年出版，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1995年3月出版，收录了钱钟书自1934至1991年的诗作，包括还乡杂诗、秣陵杂诗等）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为青年钱钟书与晚清民初著名诗人陈衍——字石遗——谈诗的记录）
《钱钟书集》（三联书店2001年后陆续出版，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等10种13册，计300多万字）
《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收集了作者自编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之外的论文、随感、序跋、书评和译文等各类文字）
《钱钟书手稿集 》（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收录了作者从上个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手稿，涵盖了其读书感想和笔记，包括外文笔记）
《宋诗纪事补正》（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书是对厉鄂的《宋诗纪事》的纠正和补充，体例大体参照《宋诗纪事》）
有次杨绛和钱钟书异想天开地聊天：
“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
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
为什么要隐身衣呢？因为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简单，而且不止不简单，还太复杂了。
你存心做一个老实人，人家欺负你、利用你，你稍微圆滑一点，人家又说你八面玲珑，你稍有有点才貌，嫉妒你的人一大堆。
总之，有时候你大度退让，别人得寸进尺，你想与世无争？那也简单，你不仅要内心强大，还要有足够的实力，让人家不敢和你斗争。
但是如果有一件隐身衣，那你穿着隐身衣，别人就看不见你，也就不会来打扰你，那么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不能为非作歹。
很多年后，杨绛先生一百岁了，这时候，她已经内心强大到不需要隐身衣了。
在百岁感言上，她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
民国的才女们，大多家世显赫。
比如张爱玲，张家就是豪门，与清朝权贵李鸿章关系匪浅。再比如林徽因，林家若不是有钱，林徽因不能小小年纪就跟随父亲周游列国。
杨绛也是，杨家虽不是富商豪门，却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千万别小瞧书香的作用，没有书香熏陶，才女就成不了才女。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其硕士论文被收入该大学法学丛书。
杨绛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是当时著名的律师了。
杨荫杭夫妇都喜欢读书，读书之余，杨荫杭也写作，著有《名学》和《逻辑学》流传后世，是文化界真正的顶流。
母亲也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性格温雅，做什么都稳稳当当，从不急躁。
1911年，杨荫杭一家还住在北京租来的一个院子里，杨绛就是在这个租来的院子里出生的。
她一出生，父亲和母亲都喜欢的不得了，尤其是父亲，更是把杨绛当成宝。
乱世的人，到处都在漂，飘来飘去，杨绛也渐渐长大了。六岁的时候，开始上小学，成为学堂里一个不安分的小学生。
她有时候淘气，在课堂上吹小绒球，吹着吹着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老师发现动静，也是生气，就叫她站起来回答问题，想借机给她点颜色瞧瞧，可是杨绛回答问题，准确无误。
杨绛八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回到了老家无锡。
江南是充满诗意的地方，粉墙黛瓦的院子里，时光与人渐渐流逝，在杨荫杭的心里，男女平等，所有孩子，无论男女，都要接受最好的教育，他一直觉得上海的启明女校是教学质量最好的，他想让杨绛去那里读书。
可是那时候，杨绛实际上才八岁多，他想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又心疼女儿，去上学就得离家住校。
于是就让杨绛自己选择。
阿季（杨绛）年纪虽小，但理解父亲的想法，所以她要去。
那天，母亲问她：“你打定主意了？”
她说：“打定了”
嘴里虽然这么说，眼泪还是流了出来，她心里明白，这一去，只有暑假才能回来了。
鸟儿才成群结队，鹰都是要展翅高飞的，所有的远方，都只能自己去走。
在最容易学好也最容易学坏的年纪，阿季是幸运的，因为父亲是一个开明的人，没有用传统的东西去束缚她，而是教会她自由选择，并且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杨荫杭是个会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他要一个自己想成为的“好人”，他坚决反对那种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下的生活。
一次，他带着阿季姐妹去一个朋友家，回来的路上，阿季三姐妹还在感叹这家人生活的豪华气派，杨荫杭听到了，淡淡的回了句：“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有这样的父亲，聪明的阿季自然能学到很多东西，知道很多道理。
而父亲，对这个聪明乖巧的女儿，也总是要多一分爱。
一次午饭后，大家各自散去，父亲叫住阿季：“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从那以后，阿季就成了那个能留下陪父亲午休的孩子，父亲休息，她在一旁安静地看书，有时候父亲在一旁写东西，阿季就在一旁看着，然后捡起父亲的毛笔去练字。
时光一天天过去，人也在一天天长大，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越来越喜欢看书。
后来有一次，父女两聊天，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毫不迟疑地答道："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听了女儿的回答，杨荫杭笑着说："我也这样。"
十六岁时，杨绛进了振华女校读中学。
那是硝烟弥漫的年代，连学校，都成了另一个战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阿季自然也会被影响。
有一次，阿季被推选为学生代表，需要在街上演讲，呼吁人们开展革命，但她并不想参加这次活动，学校也有规定，只要家里不同意，就可以不参加。
回家后，杨绛希望父亲出面说不同意她去，那她就可以不去。
但杨荫杭拒绝了。
他说： "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她还是很担心："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继续严肃地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为此，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并对阿季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她说：“敢”。
第二天，杨绛到学校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赞成，我不去。"
父亲教给她的，不仅有听凭心灵的指引，更有直面困难的勇气。
到了高中，杨绛一直分不清平仄，父亲没有说她，而是安慰说，不要紧，到时候就会了，水到自然渠成，过了不久，杨绛就会了。
有时候杨绛学习，父亲会特意走到廊上，站在窗外考她，指着一个字给她读，读对了，父大笑，读错了，父亦大笑。
杨绛喜欢读书，杨荫杭也会时常为杨绛买一些书回来，买回来后，亲自放在杨绛的桌上，如果见她长期不读，那本书就会消失不见，一旦发现书不见了，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虽然父亲不说，但是杨绛自己学会了读书，绝不瞎说喜欢，也不瞎承诺读什么书，说到的就要做到。
书读多了，心自然更静。高中时，国文老师讲完诗，让同学们也作诗。
杨绛作：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老师批"仙童好静。"
世人熙熙攘攘，大多利来利往，唯有不被名利束缚，才能真正自由。
大学选专业时，老师觉得杨绛适合读理科，但她心里其实喜欢文学。
她问父亲： "我该学什么？"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面对这样的回答，她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便继续问道："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杨荫杭继续开导她。
自始至终，杨荫杭也没有告诉女儿要选什么，他要让女儿做出自己的选择，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听凭利益指引，有人听从他人的评价，有人听从内心的声音。
杨绛选择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她要做自己想成为的人，而不是别人期待的人。
在东吴大学上到第三年的时候，杨绛有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她放弃了。
之所以放弃，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父母，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她一直有一个清华梦，想去清华读文学专业，所以她决定考清华研究院。
当时的清华，大师林立，王文显、吾宓、梁宗岱、朱自清等一大批人。
初入清华，杨绛就得到了梁宗岱的赏识。
梁宗岱教法语，第一节课听写，杨绛答案让这位老师惊讶了一下，于是就问她，法语如何学的？杨绛答曰：“自学”。
清华是杨绛走向更远处的开始，在这里，她还遇见了一个写杨绛就不得不写的人——钱钟书。
杨绛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她的室友总结了她身上备受男生喜欢的五个条件：
一、相貌好
二、年纪小
三、功课好
四、身体 健康
五、家境好
有了这些条件，追求的人自然不会少，收到的情书也不少，还有一个绯闻男友费孝通，可是她始终没有任何表示，直到钱钟书出现。
杨绛和钱钟书，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自从见了杨绛一次之后，钱钟书就念念不忘，他给杨绛写信，约她出来见面。
杨绛对这个清华大名鼎鼎的才子自然也是心有好感， 他们在工字厅相见，见面第一句话，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
杨绛说："我没有男朋友。"
两人几乎是同时说出口，这只能说命运如此这般神奇，有些人初次见面，便许终生。
往后，钱钟书几乎一天一封信地写给杨绛，但杨绛却回信不多，钱钟书问她原因，她只回答说不爱写信。
钱钟书在清华高傲无比，但杨绛在清华也是薄有才名。
那时候，朱自清先生还在清华，杨绛选修了他的散文习作课。第一节课，朱自清就让大家写一篇名为"收脚印"的文章。
那一次，杨绛的文章得到了朱自清的赞赏，并推荐给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
文章发表后，大公报还给了杨绛5元钱的稿费。之后，朱自清又推荐了她的另一篇小说进行发表。
杨绛一生，翻译、写作、戏剧都有不菲的成就，她写的散文，连钱钟书都赞不绝口。
1935年，钱钟书在国内服务期满，顺利拿到了出国留学的名额。
而杨绛，在清华研究院还没毕业。
可是，为了钱钟书，她毅然选择休学，因为她太了解这位才子了，虽然是个天才，但是在生活面前，却笨得无可比拟。
“他不会系鞋带的蝴蝶扣，甚至穿鞋子分不清左右脚，筷子也用不太明白，全然没有"做学问"时候的潇洒倜傥，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父母得知杨绛的决定，也很支持。
钱钟书虽然笨手笨脚的，但是对杨绛，一直很用心。
搬到新居的第一天，就为杨绛准备了一个丰盛的早餐，黄油、果酱、蜂蜜应有尽有，还有最好的阳光。
没有人生来就会生活，每个人都要学习后才能把仅有的生活过好，杨绛是，钱钟书也是。
国外的日子，虽然经济有限，但是被他们经营得很好， 有你，有我，有爱，有暖。
到国外不久，杨绛就怀孕了，钱钟书说：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笑了，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说：“我希望女儿像你”
快要临盆的时候，他们赶去医院，医生问是不是一定要女大夫，钱钟书说：“要最好的”
1937年5月19日，杨绛终于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阿圆。
“坐月子”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里，发生了各种状况。
他跑到医院对杨绛说： "我做坏事了，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回：“不要紧，我会洗”
"我做坏事了，把台灯弄坏了"；
“不要紧，我会修”
"我做坏事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
“不要紧，我会修”
这样的事情很多，但只要听到杨绛说“不要紧”，钱钟书就放心。
杨绛回到家后，桌布洗干净了，台灯修好了，门也修上了，这个家又是一个完美的家了。
有一次，杨绛读到一句关于婚姻的话，就念给钱钟书听：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听完，当即对杨绛说：“我和他一样。”
杨绛也说：“我也一样。”
在国外，他们两人都是书虫，因此阅读就是最需要的粮食，这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读书，有读不完的书，基本上所有业余时间，他们都花在读书上面。
经常借来一大堆书，文学、哲学、心理学、 历史 ，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就拼命读。
杨绛是旁听生，没有固定的课程安排，她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详细的阅读列表。
偶尔出去逛一逛，逛着逛着又走进书店，在书架前面就读了起来。
两人回到家里，又继续读。
后来有了钱媛，虽然要分心照顾孩子，但是读书依旧是生命的主要内容。
“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一人自己画书玩，有时候对门的老太太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
在国外的时候，杨绛也写作，而且写了很多优美的文章。
1942年，陈麟瑞对杨绛说：要不你也来写一个剧本？
杨绛决定一试，于是就有了戏剧《称心如意》。
完稿后，剧本先送给陈麟瑞看，想让他"指导"一下。
陈麟瑞看过后，说："你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呢又太短，内容不足，得改写。"
认真参考了这个建议，她重新改写了剧本。
陈麟瑞看完改过的剧本说："这回行了。"
《称心如意》1943年公演，赢得阵阵叫好。也正是这个剧本，她才用了杨绛这个笔名。
此后，她的戏剧作品不断面世，《弄假成真》获得空前成功，杨绛这个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甚至很多大学生和戏剧爱好者，把杨绛当做自己的偶像。
她与钱钟书一同出现，人们总是先介绍她，钱钟书则被介绍成“这是杨绛的先生”。
后来，钱钟书对杨绛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听了高兴极了。
为了让钱钟书专心创作，杨绛亲自打理家里的一切事情。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的创作，速度不快，每天500字左右，每一次写完，钱钟书都最先把稿子给杨绛看，让杨绛做第一个读者。
每次杨绛看的时候，他就盯着杨绛，紧张得像孩子。
《围城》完稿后，李健吾忍不住感叹： 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围城》大火，他两一起出现，人家就说“这是钱钟书的夫人”。
无论如何，他两一直势均力敌，并肩而行。
他们不会因为对方的成就而嫉妒，也不会因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觉得高人一等。
真正的读书人，世界是简单的，可是这个真实的世界，往往要复杂得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期间，杨绛虽然规规矩矩，却也不能幸免。
有学生跳出来说：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这个女同学义愤填膺地宣讲着杨绛的“罪状”，但其实，这个女学生不是杨绛的学生，杨绛上课也没讲过这些东西。
对于这个状况，她装作没有听见，波澜不惊。
回到家后，她想，"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
第二天，她专门穿了一件喜庆的衣服出门。
可是不久后的一次批斗会上，特别点了杨绛的名，最终在《人民日报》登出。
杨绛看到后说：
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去想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随着知识分子大调整的开始，杨绛和钱钟书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成了研究员。
工作之余，就在家读书写字，世道很乱，他们自己寻找清净。
钱钟书教杨绛写字，每天布置作业，必须按时完成，他还会认真地批改，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都用笔标在上面。
杨绛很重视钱钟书的评语，如果评价得高就会很开心，钱钟书了解她的心思，故意不给那么多好评，尽挑不好的写。
然而，很多事情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的，尽管你关起门了，可是人家还是会撬开你的门。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一前一后遭到监管，工资没有了，存款也被冻结了，还要天天陪着挨批。
挨批还不算，搞不好还要被打，还要整各种整。
杨绛被剃了阴阳头，顶着这样的头，出门是不行了，可是她又没有帽子，大夏天的也不能包裹头巾，钱钟书急得团团转，杨绛反过来安慰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最终，她果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给自己做了一个假发套，第二天带着出门，可是并没有就此结束，别人看见她带假发，直接揪她的假发，连买菜，她都不敢去。
杨绛的工作是扫厕所， 每天，杨绛都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归还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安排去干校学习。
其实所谓干校，就是去劳动和锻炼，这一去，两人就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了。
可是一段时间后，杨绛也下了干校，在下干校前夕，她的女婿，被迫自杀。
紧接着，妹妹也因病去世，祸不单行，在这样的打击下，这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也摇摇欲坠。
去了干校，杨绛的工作是守着菜地，而钱钟书的工作是看看东西，巡巡夜，偶尔送送信，这就让钱钟书可以有机会去见杨绛。
他每次都要走过杨绛守着的菜地，和杨绛在田边聚一聚。
“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旧小说、戏剧里的后花园私相约会情人了。”
直到1972年，才结束干校生活。
杨绛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翻译家， 为了翻译《唐吉诃德》，她自学西班牙语。
一九六六年，《堂吉诃德》四分之三的内容已经完成，但因为文革，这部《唐吉诃德》被当做黑稿子带走了。
后来，再被安排打扫女厕所的过程中，她每天都想办法搜索自己的稿子。有一次，她打扫废纸堆的时候，居然看到了自己的《唐吉诃德》。
她激动得紧紧地抱在怀里，但被发现了。
那个人大声问她："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杨绛说："这是我的稿子！"
"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
思想改造的风潮渐渐退去，一切趋向平静。杨绛请求找回自己的稿子，第二天，她真的拿到了自己的稿子。
《唐吉诃德》这才得以回家，并在1978年面世。
1979年，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被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1986年，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在那个饱含苦难的年代，有人问她，有没有后悔留在国内？她说：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
1977年，黑暗散尽，光明到来，杨绛夫妇也有了一个新的住所。
那是国家分配的宿舍。
有人问杨绛：房子是否够住？
她说：始愿不及此。
两个书痴的房子，就是树多，书房不够用了，客厅也变成了书房。
《围城》火候，钱钟书的读者来信很多，有人甚至上门拜访他们，可是他们却只愿守着自己的清净。
老顽童黄永玉回到湘西，给他们带了土特产，也只是放在门口就走，从不敲他们家的门。
有人上门拜访，杨绛就在门口直接回绝了。
1997年3月4日，唯一的女儿阿圆离开了他们。
那时候，钱钟书也卧病住院，杨绛没有将阿圆离开的消息告诉钱钟书，怕他承受不住。
阿圆火化那天，杨绛没有去，她需要去医院照顾钱钟书。
在钱瑗充满笑容的遗像旁，摆放了一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寥寥数字：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
1998年12月，钱钟书离世。
离世前，他留给杨绛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活”。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留下杨绛一人打扫波涛汹涌的战场。
此时的杨绛，已经八十多岁，女儿和丈夫先后离世，她已经疲惫不堪。
然而，死者当安息，生者当继续，她还要继续打扫战场，要将答应钱钟书的事情做到——好好活。
此后，杨绛深居简出，安静地在家看书、写字、整理钱钟书的文集。
1999年，她翻了了哲学作品《斐多》。
2000年，文学作品《从丙午到流亡》出版。
2001年，杨绛做了一个决定：
她把他们夫妇全部的稿酬版税全部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励基金，很少出门的她出席了"好读书"奖学金的捐赠仪式，并捐助了七十二万元稿酬，以及以后出版作品的报酬。
发表讲话时，主持人示意她可以坐着说，但她说："我个子小，要站起来说。"
"这次是我一个人代表三个人说话，代表我自己、已经故去的钱钟书和女儿钱瑗……"
2002年，《我们仨》定稿，出版后就成为畅销书，让人读之落泪。
2007年，《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出版。
2011年，杨绛一百岁。
人这一生，总要有个结局，有的人28岁，就将自己的灵魂埋葬了，有的人即便离世很久，他的灵魂依然永存。
在最后的几年里，杨绛先生总说："钱先生和阿圆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
2016年5月25日，她把人生的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走了。
留在身后的，是《走在人生边上》《我们仨》《干校六记》及翻译作品《唐吉诃德》《斐多》等超过250万字的作品。
杨绛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诗：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我想，这首诗就是她的一生，和谁也不争，和谁争都不屑。
但因为不争，故而最强。
文|玩你自己
杨绛
作家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先生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先生已步入生命的第92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钟书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