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个全中国13亿人耳熟能详的科学家，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今天，他走过了自己98年的人生历程永远离开了我们，然而作为一种时代的象征，一个有良心的、爱国的科学家，他有资格也并将永远值得人们尊重和怀念。
众所周知，钱学森是两弹元勋中硕果仅存的最后一面旗帜，因为其一生中对中国国防工业和火箭导弹等学术方面巨大的贡献，而被人们誉这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两弹元勋，新中国几十年来，因为他，冲破美国的阻挠，毅然回到祖国，以自己的专业与智慧，克服种种困难，打破西方的技术封锁，创建了新中国最前沿的国防科技基础，尤其是铸造了中国航天技术的基础，可以说他的成就，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形成战略性的对外威慑力量，并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功不可没，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爱国精神和专业精神，使他成了新中国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面旗帜，一种象征，中国今天的种种成就之中，正因为其中也有了他那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那一代兢兢业业、不畏艰难困苦、百折不挠为国家献身的科学家的典范和缩影，也必将成为今天所有中国人值得学习的榜样。
钱学森走了，安详的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回顾他辉煌的一生，不仅仅唤起了我们的历史记忆，也值得后来者借鉴；学有所成的他，193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9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本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职20年，最终成为和物理学家戈达德教授齐名的火箭科技领域美国的领军人物。就在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不久，钱学森被马利纳、冯－卡门教授的学生，包括帕森斯等人关于火箭技术的想法所吸引。在学院，因为工作的危险性，他们赢得了"敢死队"的美誉。1943年，钱学森和其他两名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成员以喷气推进实验室之名起草出一份文件，建议军方开发导弹，以回应德国的V2火箭。他们的成果是1944年出炉的“列兵A”导弹，和后来的“下士”、“WAC下士”等导弹。二战期间，他是众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之一。二战后，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并被授予上校军衔。他和冯－卡门被军队派到德国考察战时空气动力学研究。钱学森调查了研究设备并拜访了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vonBraun）和鲁道夫－赫尔曼（RudolphHermann）等德国科学家。冯－卡门如此描述钱学森：“在36岁的年纪，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并为高速空气动力学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期间，钱学森正在设计一架洲际太空飞机（田氏1949号太空飞机）。他的工作启发并诞生了X-20Dyna-Soar号太空飞机，并促进了日后航天飞机的发展。五十年代初，与许多留学海外满怀报国之情的华裔科学家一样，钱学森冲破美国各种阻挠，在经过中美日内瓦多次谈判交涉后，最终以11名朝鲜战争中被俘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终于回到了祖国；就象当时的美国海军部副部长DanKimball在竭力试图将钱留在美国未果后说“（让钱回中国）这是这个国家所作的一件愚蠢的事”，“(美国)政府批准将这位天才——科学天才——送给中国政府，让他们利用他的智慧，这是本世纪的悲剧之一。”，而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难能可贵的是，钱学森回到祖国，正是在中国科学发展水平一穷二白的基础和条件下，克服种种艰难困苦，投入到了中国导弹计划的研究工作，牵头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InstituteofMechanics），他用自己在美国所学的知识来对中国的工程师们进行培训，他还对这项中国计划的基础结构进行了重组。一年之内，钱学森又向中国政府部门递交了一项关于建立弹道导弹计划的建议书。1956年底，这项建议就被采纳并且钱学森被任命为这项计划的第一任总指挥。1958年，钱学森完成了东风导弹（Dongfengmissile）计划，并且在1964年试射成功，这比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原子弹测试要早他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誉为两弹元勋，至少让中国的火箭和导弹技术提前了20年，也奠定了中国现代航天技术的基础。
毫无疑问，钱学森对新中国国防工业以及科技进步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的这一系列卓越贡献，正是源于他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对比当今中国的一些所谓的“主流”博士、院士、专家学者们，虽然学术条件很优越，但似乎更多的时刻都在沽名钓誉，更多的思考是个人利益，更多的言行是在为那些利益集团服务，以自己的学术权威和话语权来损害公众的利益，相对于钱学森那一代人，包括如邓稼先、钱三强等两弹元勋们，还有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们，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以自己的良心，以自己对祖国的热爱，无私的奉献自己的一生，他们才值得人们尊重和敬仰，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才应该让今天的某些院士们感到汗颜。
钱学森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他所热爱和奉献一生的国家，而我们的国家却需要更多的钱学森们，尤其需要他留给后人的那种爱国精神、专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他的精神不死，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4个部分分别是：
1、可压缩流体的边界层
2、有倾转的回转体的超声速绕流
3、应用恰普雷金变换求解二维压声速流动
4、一逐次脉冲推证的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
1936年10月 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von Karman）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同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如1945年"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37年秋 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威因鲍姆（Weinbaum）。
1938年 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
1939年6月 完成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论文为《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同年，钱学森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液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冯卡门在1941年发表了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成果。他们对翼上的压缩作用，共同提出了一个更普遍一些的修正，不用扰动很小这一假设，而且基于经过他们所修正的流动方程的另一种线性化，使它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卡门钱学森方法能给出某一速度范围内的满意结果。
1940年 由于王助的推荐，钱学森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写了一篇题为《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刊登在该所报告第二号。从1940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对飞机金属薄壳结构非线性屈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球壳的屈曲，结构的曲率对于屈曲特性的影响，受轴向压缩的柱面薄壳的屈曲，有侧向非线性支撑的柱子的屈曲，以及曲度对薄壳屈曲载荷的影响等。
1941年 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的比较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1942年 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并教了一些学生，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同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
1944年 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国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的设计，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还当了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 Company）的技术顾问。
1945年 当冯卡门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他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同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1946年暑期 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年开始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先驱性的工作。同年与郭永怀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1947年初 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 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结婚。
1948年 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
1949年5月20日 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 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写给钱学森的信、钱学森更加紧了回祖国的准备。
1949年秋 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
1953 年 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几年中，除了教书和做研究工作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当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 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钱学森是顶级的科学家。因为他能够打破科研的禁忌，开辟新的天地。”上海交通大学老校长、航空航天专家范绪箕，与钱学森学长曾多年一起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又师出同门。在上海交大举办的缅怀钱学森学长座谈会上，他对钱学森在学习阶段突破了空气动力学两个“禁区”的成就赞不绝口。
当时，导师冯·卡门交给钱学森研究的是两个世界性的难题：当飞机的飞行速度提高到亚音速时，气体的可压缩性对飞行器的性能到底有什么影响，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想再将飞机的飞行速度进一步提高到超音速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最富有成效的理论指导和技术设计才能实现？1939年，钱学森出色地完成《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获得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着名的卡门－钱氏公式也由此而来。直到今天，所有的火箭设计师还都受益于这些理论。
在美国20年发表论文51篇，无论是科研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是让人惊叹的。其中，工程控制论还是钱学森在美被软禁期间开始研究的。那时，维纳的《控制论》刚刚出版，介绍的是机电元件如何形成具有稳定性和目的行为的组织结构的科学。钱学森认为，“控制”关心的首要问题在于系统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和其整个体系的综合行为，研究博大的控制论科学的某些部分，可直接地应用于工程以设计控制系统或制导系统。1955年，在钱学森即将离开美国返回中国时，他将《工程控制论》送给自己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对钱学森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学说，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贡献。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1957年至195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声参加了钱学森办的清华研究班，钱学森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问钱学森，这个公式在世界航空发展史上起了不小的作用，你当时怎么会得出这样好的结果呢？他笑笑说，那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人的智慧绝对不低于人家，只要有困难的地方，人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要冲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