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京味小说派”与老舍
一、 何谓“京味”？ “京味”就是北京味。它应当包括北京的环境和人文两方面，即北京的风土习俗和北京人的精神气质。具体说大致由三种因素所构成：
—曰乡土味。这主要是指北京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地域特色，如北京的小胡同、四合院、大杂院、古城墙，天桥的杂耍，白塔寺的庙会，厂甸的春节，乃至小酒铺闲聊，马路边唱戏，无不浸透着一种独特的乡土气息。
二曰传统味，或者可以称做“古味”、“文化味”。这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守仪之邦，北京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为历代王朝的故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里留下了最深的印记，从古老的礼仪风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都积淀于北京人的心灵之中，体现出北京人独有的那种精神气质，如人际交往中重礼节、讲规矩，比较宽容、谦和，也较豁达，善于自我解嘲，有某种幽默感，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等。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对北京人的思想束缚也较重，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封闭性，接受新事物、新风气比较缓慢，封建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残余较浓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旗风对北京人的心态习俗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使上述传统中的长处和短处得以强化表现愈加鲜明。这一切使北京笼罩着一股比较浓厚的古气，其中有古雅、古朴、古老，也有陈旧、迂腐种种味道。
三曰市井味。这是指下层市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品格、气质。这种下层市民，大体属于小城市中的半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例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职员以及主要以体力谋生的洋车夫、搬运工、街头艺人、匠人、佣人等，即旧社会所谓“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简陋，谋生条件又较艰苦。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劳动人民的一些素朴美德，如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同时又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侵染和传统规范的影响，下层市民的许多弱质、缺陷，如自私、狭窄、虚荣、平庸等所谓“小市民”习气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今天，我们所谓“老北京”，多半属于这一阶层。
以上三股味是互相渗透，融会一气的。这三种味共同熔铸成北京人传统的心理习俗、精神气质。当然，就具体环境和人而言，他们的侧重有所不同。比如，在北京中上层的官绅之家所谓“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里，传统味就更浓些。而且往往被官气、洋气、书生气等冲淡了原有的“乡土味”和“市井味”。在京郊农民身上，“传统味”、“市井味”就相对淡化，“乡土味”显得更浓。唯独在北京市内，钟鼓楼下，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市井味”最浓，而“乡土味”、“传统味”也以种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所以“京味”在这部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京味的表现不但因人而异，还要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京味，同民国以后就大为不同，解放前后的京味又不一样(这从老舍的《茶馆》可见一斑)。至于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新风气的涌人，久京味变化更大，不可—概而论。
二、“京味小说”与老舍。我同刘颖南同志在《<京味小说八家)后记》里曾提出“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
(一)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
(二)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
(三)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
其实，这三条里最主要的是第三条。甚至可以说主要就是第三条。只有第一条的作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京味，即便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人情，仍然可能京味不浓(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必须具备了第三条，写出了北京人的神韵、气味，北京人的魂，这才够得上有“京味”。所以，我认为只有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柳家大院》等，才是京味小说的真正代表。
老舍先生对于“京味小说”有三大功劳：
第一，老舍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有开创之功。在他之前，中国虽有写京都生活、北京风情之作，但却没有显示多少京味特色，比较突出的倒是京派的“官气”。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倡“京派小说”，但那与“京味”也完全不相干。老舍是第一个真正写出“京味”的作家，无论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看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第二，老舍的京味小说有典范之格，在挖掘北京人的深层心态、传达北京人的神韵、气味上，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人们不能不承认，老舍笔下的北京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这固然得力于老舍对于北京的深刻了解，有深厚的生活根底，同时，也与他的取材对象有密切关系。老舍笔下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城区大杂院内的下层市民。在这些人物身上，“京味”所包含的“市井味”、“乡土味”，乃至“传统味”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
老舍刻画小人物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那深切的情感倾向和客观的审美视角。老舍是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允和善的眼光来看待北京发生的一切。他既痛恨小市民的庸俗自私，也赞扬下层市民身上体现的善良、豁达和淳朴。这使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闪烁出人性善恶的各种光彩，既有可怜、可卑、可悲，也有可敬、可爱、可贵，完整地、真实地反映灵魂的各个侧面。
在驾驭北京语言的技巧上，老舍所达到的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众所公认的。他写的北京话，既保持了民间口语的朴素、生动，又筛选掉那些粗陋的杂质，确实烧出了京韵的香气，精妙传神。这使他的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老舍的“京味小说”有正宗之美。老舍作品的京味一不靠描写新异的民风民俗取胜；二不靠传奇性的情节故事引人；更不靠猎奇搜异的野趣去逗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大院或四合院。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平凡常见的中下层市民。老舍所写的故事也往往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总之，他是完全以写普通人、普通事，写大众心理来显示出北京最普通存在的“京味”。不仅如此，老舍还以平民百姓的心态去描写北京人，他如同生活在人物中间，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不是高踞于这群小民头上，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也不是以一副悲天悯人之态，赐舍廉价的同情。而是让人感到一种融洽无间的亲切感。当然，这决不是意味着降低作者思想高度。老舍对旧文化和旧市民意识的批判是鲜明的，只是这种批判隐藏于平易近人的描述中，而幽默风趣的笔调，又使这种褒贬不那么锋芒毕露而已。
三、“京味小说派”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大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一)有一二位杰出的、众所公认的著名作家为核心、为代表。
(二)有一批艺术特色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代表作家的外围或后继。
(三)产生出一批题材、风格相近的、有影响的优秀作品。
倘若这三个条件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以为，“京味小说派”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是基本形成了。理由很简单：
(一)“京味小说派”已有一位响当当的、卓越的代表作家——老舍。
(二)近十年来，在当代文坛上已涌现出一批擅长于描写“京味”的优秀作家。他们有的自觉地师从老舍，有意识地学习老舍(如苏叔阳)，有的吸取了老舍的神韵，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作品(如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还有的因写出过一些题材相近，京味特色浓郁的作品，而扩大了“京味小说”的影响(如汪曾祺、刘绍棠)。尽管这些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对“京味小说”也许存有不同看法，但都同老舍创作中表现的“京味”，有密切联系。人们有权利把他们结集在一起，看成一个流派。因为从文学史看，除了那些有纲领、有目的的自觉结成的文学流派外，大多数流派是由读者和后人来归并的。
(三)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作家们，已经写出了一批京味十足的优秀作品。除了有老舍的一批奠基作品外，这些年又产生了像邓友梅的《那五》、《寻访画儿韩》，韩少华的《红点颏儿》、《少总管前传》，陈建功的《找乐》、《辘轳把胡同9号》，苏叔阳的《傻二舅》等优秀作品。老作家汪曾祺的擅长固然在于描绘他家乡苏北一带的风情，但他在北京生活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北京生活的熟悉和把握不亚于自己的家乡，因而他写北京生活的作品，像《安乐居》、《云致秋行状》，无不具有浓郁的京味。热衷于“乡土文学”的刘绍棠，一向以写京东运河风情著称，京郊的“乡土味”本身就染有京城的“传统味”和“市井味”，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乡土风情其实也是京味的一种扩张。如果再扩大一点说，浩然的某些作品如《弯弯绕的后代》也属此类。除此之外，显示京味特色的优秀小说还很多，像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不一而足。
其实，“京味小说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流派并非偶然。从历史、文化、语言诸方面考察，北京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具备了产生流派的肥沃土壤。
一是“京味”的独特性和影响力，如前所述，像北京这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记、丰富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域风貌的城市，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京味”本身就有着独树一帜的光彩。再借助于它作为首都的权威性，影响所及岂止于中国，实可谓名扬中外。
二是“北京话”的权威性和魅力。现今推广全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二者大同小异，这使北京话本身就有了走向全国的便利。北京话虽有一些方言土语，但大多是普通话稍加变化，如儿化韵、双声词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即便偶然在小说中使用几个生僻的俚词(如“敢情”、“找乐子”之类)，往往正是体现京味色彩最浓之处，最富有乡土气息，作者必然会加以解释说明，并巧妙运用，一般只会增添语言的魅力，“烧”出京味的香气。所以，从总体来看，运用纯熟“北京话”写出的作品，在全国推广是没有多大障碍的。
三是北京有着一支强大的作家队伍。当然，北京的作家未必都写“京味”，但至少他们写京味要比其他地方作家容易得多。可以说：“京味小说派”的后备队伍是阵容强大的，这是“京味小说”的出现和繁荣的前提。
当然，所谓“流派，流动之派”也。它不可能凝固不变，更不可能永世长存，文学史上的任何流派都是一个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有的寿命还较短。有人担心，随着时代的发展，“旧京味”将越来越淡泊以至消失，“京味小说”前途堪忧。其实，只要有北京存在，“京味”仍会存在，即便有一天“京味”完全融化于时代新潮中，那么，“京味小说”作为一种历史，仍将有它存在的价值。像邓友梅的《那五》之类，写的就是历史，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光彩。
还需说明，我们认为“京味小说派”基本形成，并不意味它已经十分稳定、成熟，因为流派的发展趋向是难以预测的。文学史上的许多流派除了少数几个代表人物外，大多数是不稳定的；有时甚至于主将都可能脱离(如闻一多之于“新月派”)。“京味小说派”也有两种可能：或许写京味小说的作家会持续不断，日趋增多，蔚为大观，使这一流派日益壮大；或许会逐渐冷落下来；但即从当前的情况，把它看作一个流派是完全够格的。
参考：
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
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形象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
二、人物语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
三、人物思想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
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
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
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
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
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
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欧阳龙，1938年生，安徽萧县人。1960年毕业于皖南大学艺术专科，自幼从师老画家萧龙士，后拜师李若禅先生。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曾任江苏省徐州国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爱其真骨 昂首长吟 ——《欧阳龙画集》
序
程大利
欧阳龙先生是位优秀的花鸟画家。 我常常回忆起与欧阳交往的愉快日子，其大朴不雕的风采让我难忘。让人感到生命脆弱的是，年仅62岁竟溘然长逝。近代画史上才华过人的陈师曾、陈少梅乃至徐悲鸿、傅抱石均早逝，但他们的作品却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艺术家以作品存世，在延续着自己生命的同时，也让后人的生活更有质量。 欧阳龙1938年生于安徽省萧县。在这片四省交界的百十公里的范围内，诞生了一批现代艺术名家，如刘开渠、李可染、朱德群、王子云、萧龙士、王肇民等。黄河古道那厚拙又不乏灵气的民风、民俗和吃苦耐劳的秉性，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当代艺术家。欧阳就是这批艺术家中的优秀代表。面对画家留下的大量作品，我们逐一欣赏研究，便得出了一个结论：欧阳的艺术境界高，修养深，笔墨沉厚，形成了自己的形式风格。境界高是画家心胸人品的体现。画格有高低，非大胸襟形不成大手笔，当然也出不了大境界。大境界是站在认识论的高度上看技法，认识论决定着方法论。眼高手自然会高，手眼关乎人品，而人品是个综合问题，这其中包括心胸、境界、眼力。所以，古人列出“人品高——气韵高——笔墨致”的逻辑关系，中国画是中国画家人格的写照，与画家的格致气度互为表里。欧阳有诗“无意去留沙渚雁，不惊宠辱海边礁”，“声远犹堪惊海岳，拔除万累云间翔”，由诗便可知其艺术追求。澄明的心境如沙渚之雁不计去留，如海边礁石，宠辱不觉。人毕竟也有“累”时，欧阳却崇尚“拔除万累云间翔”的境界，意远心高非常入可比，其赋予情感色彩的画作自然动人心魄。欧阳笔下的鹰隼、花卉和石水是画家心灵的写照，是超拔尘俗、翱翔于云天的丈夫情怀。修养深，使欧阳和一般画家拉开了距离。他自幼酷爱读书，每读必有心得。读书是读书人的基本素质，是文化人(包括艺术家)的生活状态，似乎不须多沦。但作为中国画家，如果没有国学修养就无法完成中国画谋誓�导泄��飞系奈娜藙T家无一不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这种修养包括思想的、知识的、艺术的，一双犀利的眼睛能识真伪高下，对艺术的理解通达透脱。艺术一靠感觉，二靠修养。修养是几十年的积累，而且是“化”的过程。“天织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这就是修养。欧阳对中国画、中国书法、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好的修养，他写了许多精辟的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见解，出版了许多专著，这些文章和专著的学术含量都是很高的。我曾与他多次交谈，感到他对艺术的领悟很深，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问家气质。话虽不多，但句句要害，直逼本质。欧阳融学识于艺术实践，常有独特心得。且看他在《画鹰记》中所写的从艺心得：“于绘事之外，常用心于庄、屈，论道于黄、老，佛经禅机时亦冥悟，以胸中之气与天地精英相契合。挥运之时，则脱去自然之羁绊，心手两忘。此即所谓“得鱼忘筌”者也。自然之鹰仅作为精神之载体。又于酒阑兴酣之际，随手挥洒，墨亦浑然，非鹰非鹏，非雕非鹫，无心无笔，无我无相，此又一层境界，其中意趣，未可尽言矣。”达到这层境界，正是欧阳的修养所致。对哲学、美学、艺术学的修养，使他具有不同于一般画家的技巧。笔墨沉厚是我对欧阳笔墨技巧的总体认识。沉是相对于浮的，厚也是相对于薄而言，沉雄厚拙既是欧阳的审美取向，也是他几十年实践的结果。欧阳书法根基甚厚，初自汉隶人手，转而大草，学张瑞图笔法，方笔折股，体现欧阳性情中潇洒利落的一面，但中年后行笔愈圆，朴素中深藏厚拙，无剑拔弩张之势，此属审美的高格调。以书法渗入画法，自然笔笔老到，展示着中锋的魅力。欧阳作画行笔不快，落纸沉稳，用线、点虱，不求表面流畅俊逸，注意力透纸背的渗化效果。� 中国画的笔墨“向有文野之分，相去正不可以道里计”，这粗看起来是技法问题，实质上是画家整体素质的体现。欧阳所著《水墨画鹰技法研究》已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技法书，而是画家美学观念的诠释。他的许多见解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道出了中国画艺术的文化品格。我坚信，如果再给欧阳20年时间，他将会创造出一个水墨画的高峰。
在出版《欧阳龙画集》之际，谨以此短文作为对欧阳兄的悼念。是为序。
2001年3月于京华程 大 利（序）
画如其人。 “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王通） “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 (刘勰) “大痴坦易而洒落，故其画平远而冲濡；吴镇孤高而清介，故其画危耸而英俊。”(张庚) 欧阳龙，为人淳厚耿介，不擅机巧，讷讷不多言语，而情感世界丰富且坦诚。为事豁达恢宏，不计子芥又不失谨严。我与之交往是先读其文、阅其画，神交已久而后成为友的。偶与之论画，知其积累之厚且博闻疆记。他爱三思而后画，思之所得写成文，于是数年来积下了不少见解透辟的文字。那文风也是以深见长，不露圭角，不冒火气，是娓娓谈出的心得。数十年的修养锤炼，使得人格、画格、文格浑如一体。 郭若虚有论：“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 欧阳龙的画落笔沉厚，无一丝轻浮，用中锋慢慢去写，不慌不忙地运斤游刃，象钝刀刻石，又象农人掘土，以深厚见长。他没有那种一挥而就的才子派头。喜欢凝神思索，慢慢起笔，缓缓收笔。不是说中国画不能快，最实质的问题不是运笔速度，实质问题是能否见骨，见骨力。“骨法用笔”是中国画审美的至高准则。所谓“笔能扛鼎”，“笔端如有金刚杵”，便是指中国画用笔柔中寓刚的效果，这很象中国的太极拳，在如行云流水般的绵绵运行中藏着深深的力度。正因为如此，轻浮和火气便成为中国画用笔之大忌。 欧阳龙的画情感沉静、真挚，画面简洁利落，从不拖泥带水，画蛇添足。这也一如其人，他这人感情内向而又分明，对生活体察透辟，处事干练。画面是心态的轨迹。宁静、内省、恬淡的境界正是千载而下中国画家们所孜孜追求的境界。 欧阳龙今年51岁，大学毕业已近三十个年头了，但在艺术上的奋进和刻苦不亚於初初上阵的青年。他到了苦苦思变的年龄，正在努力探索一种新的语言，我们还无法预测这种新探索的结果。但我对朋友们的探索向来给予热诚的鼓励并寄予厚望。� 辉煌的传统艺术顶峰使后人叹为观止。难辟新径的苦恼折磨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文人画这个角度讲，我想，不必刻意去追求极端。真实地坚持不懈地写自己的心态和感受也就够了，凭着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不间断的素养的锤炼，就这样画下去，画下去，那就是自己的语言。因为，中国画是人格的记录。
1989年盛夏于南京
欧阳龙书画艺术成就简介
一、专集：
《欧阳龙画集》1990年4月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历代：书法作品赏析》199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水墨画鹰技法研究》1998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二、论文：
书法论文5篇被收入《中国书法论著词典》199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国画欣赏杂谈》1980年8月24日《安徽日报》发表;《试谈书法的表情美》1983年《书法研究》第三期发表;《常与变》1984年《书法研究第四期发表;《侧锋辨误——与胡问遂同志商榷》1985年《书法》第六期发表; <<谈书法的韵味追求>>1986年《书法》第四期发表;《怎样画菊花》1991年《中国书画报》连载;《萧散散论》1992年《美术向导》第四期发表;《论生活的真实感与意象酿造》1993年《国画家》第四期发表;《王羲之文艺心理初探》1993年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交流;《心与心的交流》1995年4月13日《中国书画报》发表.
三、国家级报刊出版、发表书画作品：
书法一件入选《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书法一件入选《当代书法艺术大全》(中国书协编) ;书法一件入选《当代中日书法作品集》(中国书协编) ;国画《菜花雏鸡》发表于《中国书画》第?期;国画《火鸡》发表于《中国书画》第34期、《中国文化报》1988年8月21日版;国画《金翅击沧溟》发表于《人民日报》1988年9月27日版;国画《三鹭图》、《不染污泥出众芳》发表于《美术之友》1990年第3期;国画《小鸡都来》发表于《人民日报》1990年11月5日版;国画《双鹰图》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10月31日版;国画《乱分春色》发表于《文艺报》1991年3月2日版;国画《听涛》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92年7月6日版.
四、省级报刊发表书画作品43件、论文23篇。
五、国家级单位展览和收藏书画作品：
书法《山不厌高，海不厌深》1980年参加“全国第一届书展” ;书法《适我无非新》1982年参加“全国第二届书法展览”; 国画《鹏程万里图》1991年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国画《扬波万里图》1991年被北京天安门城楼收藏;国画《相知在河源》1992年参加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首届花鸟画展”(后被收入画集); 国画《双鹰》、《油菜双鸡》1992年被文化部炎黄艺术馆收藏;国画作品参加第三届至第十一届“全国花鸟画邀请展” ;国画《鹰》参加1992年“全国著名书画家作品展”; 国画作品20件于1992年10月在北京当代美术馆参加花鸟画联展;国画《大野雄风》1994年参加“全国人大成立40周年展”; 国画《双鹰》1994年被周恩来纪念馆收藏;国画《鹏程万里图》1995年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收藏;国画《松风英韵》1995年参加“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作品展” ;书法《唐诗一首》1996年被中南海收藏;国画《雄鹰》1996年被齐白石纪念馆收藏;国画《兰》1997年入选“当代中国画掇英展，并被收藏.
六、出国展览作品：
1989年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国画廊“中国名家画联展”展出国画作品4幅 ;1992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董卡斯特美术馆展出国画作品8幅; 1992年在日本书艺院主办东京都美术馆举办的“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展出书法作品1幅 ;1993年在瑞士“圣诞画展”展出国画《紫藤小鸡》、《兰花》; 1994年2月在法国圣太田举办画展 ;1994年国画《雄风》在加拿大展出 ;1994年12月在巴黎龙报艺廊举办个人画展.
七、入选各类辞典：
《中国美术家名人大辞典》1993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画家辞典》199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现代书法界名人辞典》1993年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世界名人录》1996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前五百人传记》1996年美国名人协会出版社出版.
八、荣誉和获奖：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高级美术师;徐州国画院院长;国画《鹰》1992年获“加拿大第二届枫叶奖”; 书法作品1992年获“日本书艺院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银牌奖;” 法国总统希拉克1995年5月亲笔致信赞扬国画《双鹰》,1997年5月由北京荣宝艺术拍卖公司高价拍卖.
九、艺术评价：
《丹青难写是精神——谈欧阳龙与他的画》作者 萧龙士 ;《书与画》1983年第二期发表《怪——不悖画理，放——不失规矩》作者 乔木 《江苏画刊》1987年第九期发表《腹有诗书气自豪——评<欧阳龙画集>》作者 纵横 《美术之友》1990年第3期发表《书法长廊的回音——评<历代书法赏析>》作者 苏文 《美术之友》1993年第2期发表《总统和画家的翰墨缘》作者 杨世明 《人民日报》（海外版）、《美术报》、《工人日报》、《扬子晚报》、《作家文摘》、《扬子广角》发表《凌云健笔写英姿》作者 若愚 1994年12月巴黎《龙报》发表《东方凤韵——欧阳龙巴黎画展述评》作者 若愚 《中国书画报》1995年4月发表《欧阳龙的雄鹰图》作者 丁虹《美术报》1996年10月28日发表《笔筒意蕴，景小情长——喜读欧阳龙的小品画》作者 纵横，《中国书画报》1998年10月12日发表《鹰痴欧阳龙》作者 甘一鸣 《当代书画家》1999年4月1日发表《潜端画师虽辞世，留下雄鹰击长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