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起因是中华菊头蝠。
2013年11月1日《科技日报》报道，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团队分离到一株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SARS-like CoV），进一步证实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的源头。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果子狸身上并未携带类SARS的冠状病毒（SARS-CoV），只有广东地区，那年冬天的果子狸身上携带着这类病毒。这表明果子狸可能只是病毒的一个中间宿主，它可能是被中华菊头蝠感染，从后者身上得到了这种病毒。
2014年2月，徐德忠等发表于《医学争鸣》上论文指出，中华菊头蝠为非典样病毒（SARS-like-CoV）而非非典病毒（SARS-CoV）的贮存宿主，即中华菊头蝠为SARS样冠状病毒（SARS-like-CoV）的贮存宿主。
扩展资料：
预防非典注意事项
1、社区综合性预防 减少大型群众性集会或活动，保持公共场所通风换气、空气流通；排除住宅建筑污水排放系统淤阻隐患。
2、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不随地吐痰，避免在人前打喷嚏、咳嗽、清洁鼻腔，且事后应洗手；确保住所或活动场所通风；勤洗手；避免去人多或相对密闭的地方，应注意戴口罩。
3、保持乐观稳定的心态，均衡饮食，多喝汤饮水，注意保暖，避免疲劳，足够的睡眠以及在空旷场所作适量运动等，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提高人体对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抵抗能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SARS事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袁国勇是我国工程院院士，在抗击SARS病毒时，袁国勇带领他的研究团队追查到了SARS的病原，万恶的冠状病毒。还研究发现超过50种新病毒，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查出了很多病毒的溯源。为抗击病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亚洲英雄。
这次新冠来势汹汹，许多科学研究也表明和2003年的SARS病毒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说到当年抗击病毒的功臣，除了钟院士，袁国勇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出生在香港，成绩优秀，毕业于香港大学，还获得了内外全科医学学位。
在1997年，当时H5N1禽流感在香港迅速爆发，而袁国勇最先研究报道了H5N1患者的临床表现，已经发现高死亡率，而且值得一说的是，他通过自行研制的分子诊断方法，可以快速检测H5N1患者的样本，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2003年SARS病毒来袭时，袁国勇和他的团队立刻找寻到了SARS的病原，冠状病毒，解决了当然的难题，他也因此誉为亚洲英雄。而且这次他在鉴定研究新型病原微生物的工作中，他又在人类和各种动物中，发现了多达50种新的病毒，10种新的细菌等。比如蝙蝠冠状病毒HKU4、HKU5等，这也是病毒的祖先。他迄今为止发表了近1000篇学术论文，被同行引用上万次。在新型微生物或新传染病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先锋中的先锋。
而且袁国勇在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根据自己所学，在香港设立了结合临床和实验室针对传染病的服务，可以进行结核病菌的快速分子诊断。
在这次的抗疫中，袁国勇为作为高级专家成员进行研究指导，做出了许多贡献。希望全世界的疫情都能够早点过去。
遭遇“非典”给我们的启示和反思
作者:马光祖 吉星亮
“非典”作为一种新型烈性呼吸道传染病，全称是“非典型性肺炎”， 国际上称之为“SARS"。半年多来，“非典” 疫情在我国及全球各地区的流行和蔓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遭遇突如其来的灾难，分析这场疫情的由来和演变情况，总结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到几多启示和反思。
一、识别“非典”危害，勇敢面对“世纪灾害”
1、借鉴历史，识别“非典”危害
传染病是危害极大的一种全人类灾害。1348年欧洲爆发的鼠疫，3年时间夺去了62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1918年美国爆发的流感，10个月内造成全世界4000万人的死亡。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这些传染病，无一例外的具有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控制等特点，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创痛。今年出现的“非典”，在流行初期呈发散传播趋势，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甲类传染病，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疾病防治是人类安全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广义的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程序，控制任何一个系统风险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进行系统风险的识别。搞不清楚风险的起因、作用机理和危害程度，就相当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风险的防止和控制就无从谈起。 “非典”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科学家初步查明是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但该病毒的发源地、病毒载体、传播途径以及病毒的变异性等问题不明，病理学界尚处于摸索、研讨之中。“非典”问世初期，医疗界对该症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有效的医疗防护方案和对症药品，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凶险而隐蔽的顽敌，在无从戒备和束手无策之际，包括医护人员在内，数千人遭到病魔侵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无助地消逝。人类和“非典”的斗争刚刚拉开序幕，完全摸透“非典”病毒的真面目，彻底战胜这一凶恶的敌人还尚需时日。
2、勇敢面对“世纪灾害”，管理者应首先负起责任
“非典”是当今的“世纪灾害”。“抗击非典”事关全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需要严密周到的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配合，任何一个国家合格的、负责任的政府和公众事务的管理者，都理应全力担负起组织、动员抗灾斗争的责任，并迅速付之行动。
应当指出，当今年2月份“非典”在我国广东初露端倪的时候，民众表现出恐慌，曾发生了抢购食盐、白醋等日用品的风波，而某些政府官员和媒体则表现为认识的模糊和滞后。3月份前卫生部部长答国外记者问时声称：“我国的疫情已得到控制”，钟南山院士修正这句话为“得到遏制”，意指在广东的疫情“得到了遏制”，“遏”、“控”一字之差，反映了对疫情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认识。应该说，卫生部官员对疫情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滞后的认识和不力的行动使北京丧失了阻止“非典”蔓延的宝贵时机。进入4月份，北京的疫情进入高潮期，并迅速向全国一些地区扩散，如果不是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撤免部分官员，启动媒体每日公布疫情，进行专题报道，动员全国上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严格的消毒、隔离等预防措施，全力以赴抗非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体系保证、科学防治、依法防治”，战胜“非典”
如何有效、有序地开展这场斗争?抗击“非典”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和启动“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动员全社会实行科学防治、依法防治，才是保证这场斗争胜利的正确途径。
1、建立体系，依法防治
安全卫生系统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必须依靠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来保证。这个“体系”应包括环境和安全卫生评价、制订方针目标、建立组织机构，确定职责和工作计划、制订紧急事故应急预案、落实资金和设施以及技术支持等。显然，应对“非典”这一类传染性很强、具有突发性的疾病灾害，必须建立并运行“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启动“疾病预防应急机制”，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组织全体公民展开科学防治、依法防治，才能真正奏效。在这次全球抵御“非典”的斗争中，美国在今年3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非典”疫情后，决定提前启用新建的“国家疾病预防应急工作中心”，该中心耗资710万美元，可以24小时运转，它的启用明显增强了美国各府部门、各级地方卫生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流能力，保证了早发现、早治疗、隔离检疫和预警应急措施的落实，这无疑对美国人民在抗击“非典”战役中创零死亡记录起到重要作用。
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了中国在“抗击非典”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呼吁世界各国积极帮助中国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5月12日，国务院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其中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报告与信息发布、应急处理、法律责任等重要内容。该条例的发布与实施，是我国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实行“依法防治”的重要步骤。
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是“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该体系和运作模式的要求，卫生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应在设计之前进行环境保护和职业卫生评价，以减少布局、功能配置不合理等弊端。据近期自治区卫生厅“非典”督导组在我市的反馈意见，我市各医院发热门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布局不合理，人流、物流交叉等问题，回想“非典”流行期间，在北京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到医院去看病，就是由于医院内交叉感染，使一些医院成了“疫院”，这种教训必须引以为戒。以此推理，我市正在改建中的传染病定点医院也理应认真作好这部分前期工作为宜。
SARS事件中为诸多人非议的疫情报告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依法防治”的问题。在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有明确的责任规定：对突发事件不得瞒报、缓报、漏报，不得授意他人谎报、瞒报，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法律责任。医护人员是疫情的法定报告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责任心不强、专业素质较差、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常常缓报或不报疫情，造成防疫部门收集疫情信息困难和不准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规定：不仅医疗卫生机构或监测机构在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要迅速报告，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也必须在1小时内作出反应，向上一级政府通报，并有责任通告毗邻的省市地。对于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石油城，信息较为闭塞，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更应严格遵守上述“应急条例”中的规定，作到遵法守法，为人民的健康和生命负责。
2、全民动员，科学防治“非典”
“科学防治”是指在对疾病的风险识别基础上所采取的科学的措施、方法和手段。人类“抗非典”的斗争尚在初级阶段，认识上的不确定和不完全性会造成行动的盲目、低效或无效，反科学的错误认识还可能扩大危害，造成大众的盲从、恐慌甚至荒唐的迷信行为，引起严重的后果。而只有真正掌握了“非典”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正确的防治方法，社会全员实施“科学防治”，才可能真正战胜“非典”。
对抗SARS的斗争使全球的科研组织团结起来。全世界的病理学、医学科技人员，在“非典”问世以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以“与病魔搏斗，和时间赛跑”的忘我精神，共同寻求征服新型冠状病毒的途径，在“非典”研究和医护设施方面上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包括完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图谱，研制成功SARS病毒快速富集装置、酶联快速诊断盒以及SARS病毒基因芯片检测技术等，为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非典”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和防治手段。
在救治“非典”患者的重役区前线，我国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以自己生命和健康的代价，挽救了众多“非典”病人的生命。钟南山院士在广东初发疫情时果敢采用“激素疗法”，大大降低了叫“非典”病死率。军事医学院姜素椿老教授在救治前线不幸染病，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对自己实施了“血清疗法”，获得了一种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的“救命疗法”。叶欣、邓练贤、李晓红等“白衣天使”在与病魔的搏斗中义无返顾地献出了生命，换来了宝贵的预防、救治经验，成为世界人民以科学方法抗击“非典”的实践依据。
我市的“科学防治”工作作的较好。各单位、各社区在“防非典”知识宣传、环境消毒、对外来人员严格检查和管理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为今后我市防疫及环境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非典”灾害给予我们的反思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非典”的确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但“非典”灾难的影响是暂时的，人们从灾难中学到的东西和汲取的教训却久远深长。“非典”时期，全社会思绪活跃，人们反思的问题林林总总，其中关于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价值、关于人与自然环境和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和习惯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1、生命和健康的价值
“非典”灾害如一面镜子，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方面存在的弊端，凸显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民健康及人的自身发展”之间的不和谐状态。200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报告》披露：中国人均卫生支出金额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位188名， 目前中国大约76％的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我国工业生产领域中煤矿、金属冶炼等行业的职业安全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而公共卫生方面财政则只占其中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没有资金进行研究和业务开拓。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本来就旨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保障人民过上安全、健康的“小康”生活。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国民经济GDP的高速增长与公众的健康医疗、环境卫生条件状况形成落差，“非典”灾害的降临威胁到每一个人。现实警示我们，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GDP，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最可宝贵的，对人的尊重和生存状况的关注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
国家一直强调“预防为主”，但在实际工作中，“重治轻防”的问题没得到有效解决。公共卫生事业不应简单的纳入市场经济的渠道来管理，政府有责任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只有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了，才谈得上有能力去应付突发事件。
我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隶属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从硬件上讲，我市的疾病控制机构在全疆是较好的，但与内地城市相比，与本市各临床医疗机构相比，经费投入相形见绌，“重治轻防”的问题依然存在。况且我市是一个地域偏远的石油工业城市，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应该不仅仅体现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食品卫生、职业卫生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处理工作也尤为重要。
抗“非典”斗争以一种强大外来冲击力量，促进了政府各级部门思维的转变和政策取向的矫正：“非典”时期，政府和各级管理部门在媒体宣传、财务拨款、物资调运、交通运输、税收政策等方面全方位为抗“非典”让路。抗灾斗争净化了人们的灵魂，无形中提升了全社会关心生命和健康的意识，人们在呼唤“尊重生命、健康和权利”的“人文主义”精神，温暖的热流在涌动，仁爱、护助、无私、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闪现在数不清的感人故事中。一种超功利的信仰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足以让任何灾害退却。
2、“天人合一”是人类的正确选择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重要哲学思想。它简洁而本质地揭示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密切而和谐的关系。这一思想是对现代环境保护观念从深层次的意义上的一种诠释。人类只能应顺自然规律，有计划地开发自然资源，合理地改造自然环境，努力保持生态平衡，而决不能依靠高科技疯狂地向大自然索取，全然不顾这个星球的承受能力和其它生物的生存环境。
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人类崭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同时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核污染等新问题。工业和交通产生的废水、废气污染大气、海洋和河流，影响了人类健康，造成多种海、陆生物的灭绝危险。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和发达并未能阻止住致命传染病频发的势头，多种流感、爱滋病、登格热、西尼罗河病、埃博拉病等恶疾先后登陆世界各地，“非典”正是这众多病毒种族中的新成员。无论如何，环境的失衡和破坏，无疑是新生传染病的诱发因素，所谓“天病了，人还能健康吗?”，此话的确值得人类深深的反省。
近几年来，随着我市引水工程、大农业、污水处理等重大工程的开发，使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工作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持之以恒，为把我市建设成环境优美的生态城市而努力。
3、动物的报复
关于“非典”的病源，科学界有说法认为来于动物。这种理论在广东初现疫情时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其判断依据主要是初期患者中有多名餐馆厨师，而广东人嗜好吃山禽、野兽和蛇等野生动物。世界卫生组织有专家认为SARS病毒与野生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前一段时间，日本科学家通过对SARS病毒作基因分析，声称SARS是一种鸟类体内病毒的变异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变异病毒通过鸟类传播到人类，成为有致命危险的作用因子。近期，我国广东疾病控制中心、香港大学及农业部疫源调查组发布了最新调查结果：初步查明SARS病毒很可能来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
无论上述说法最终的确认结论如何，人类滥食野生动物的恶习显然是有悖自然规律的。猪、牛、羊、鸡等饲养动物经过人类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适用和安全，但一些人吃腻了家畜家禽，求鲜的心态造成食野味之风盛起，大量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成为人们餐桌上所谓的美味佳肴。人们贪婪食欲的代价是惨重的，可能来自野生动物的不明病毒流行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不良饮食嗜好的惩罚。著名网络人张朝阳在“非典”期间谈到：“SARS是动物界一次强大的哀鸣与报复。人类进化并没有准备让我们对付所有病毒，而病毒在其它生物身上广泛存在。”面对“非典”，“动物的报复”之说的确值得反思。
4、传统和习惯面临挑战
“非典”的传播使一些地方的中餐馆生意受到影响，因为共聚一桌、共食一盘的共餐制存在着交叉传染的可能，传统的“中华美食”聚餐方式受到了挑战；“非典”时期，人们的环境卫生观念大为增强，生活垃圾的清除和处理引起广泛关注，随地吐痰的不良习惯遭到全社会的围剿和重罚；居室通风和环境消毒成为全民一致的自觉行动；人们讲究食用绿色无污染食物，注重户外活动以促进身体健康，增强自身免疫力；对疑似病人及与“非典”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得到多数公民的理解与支持，连农民打工者在返乡后都能作到自觉隔离，人们在约束和制度面前变得空前理智和自律。
“非典”病痛和死亡的威胁使更多的人深层次地思索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为了利益和权利的争斗减少了，而代之以更多的关爱、谅解和互助；企业领导者和社会公务员放弃过多的宴请、应酬和迎送，选择与家人共进晚餐，以享受家庭的温馨，尽到孝敬老人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追求文明、宁静、深邃的精神生活渐成风气。
现实在向我们展现：“非典”的冲击正在促使民众自觉地改变和修正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改掉不良陋习，并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但是，事物总是波浪式的发展，不良陋习的回潮也随时可能出现的。例如近期在我市的各小区，一些不自觉的人乱扔垃圾的恶习有所抬头，加强教育和管理依然任重道远。
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伟大的，当仁爱、善良、文明、科学渗透入每一个社会细胞中之时，人类才可能真正获得战胜愚昧和疾病的力量。
2003年5月27日，全国新增临床诊断病例仅为9例，至6月4日，首次出现零病例，“非典”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抗非典”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然而，科学和历史告诉我们：控制流行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反弹可能随时发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非典”如此迅猛出现，有极大可能会在国内外继续流行，并很可能像绝大多数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形成季节流行高峰，即使目前疫情已下降的地区，疫情仍然有再度回升的可能，在没有疫情或者病例报告不多的地区，也绝不可掉以轻心。
换个角度看，“非典”流行以来，迄今为止全球感染人数不到万人，死亡人数不到千人。与上个世纪任何一次瘟疫流行时期的情况相比，其损失都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人类社会的团结、组织力量、科技水平以及尊重生命、健康和环境的意识已经今非昔比，我国现政府在本次抵御疾病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强于中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非典”必将被战胜，人民在“抗非典”斗争过程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将转化为伟大的精神力量，促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大道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